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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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三台”是汉代的划分，指尚书台、御史台、谒者台，这里概指朝臣，“纳言”指言官。“三台”以尚书台为首，王戎时任尚书令，所以这是葛在反咬王戎玩忽失职，没有将功臣名单及时奏报，“论功报尝，不及有劳”的责任不在齐王大司马府，而在于尚书台。
　　　　葛所言无异强词夺理，齐王招集群臣的用意在于群策群力共渡难关，葛如此杀气腾腾，甚至说“议者可斩！”那就根本不是问策求计的态度，于是“百官震悚，无不失色”。
　　　　王戎尤其感到惊恐，他圆滑世故几十年，难得忠直了一回竟然又惹来杀身之祸。
　　　　好在王戎机敏过人，“王戎夙慧”的名声早在童稚时期就已传遍洛阳，“道旁李苦”这个成语是他七岁的时候贡献给后世的，一甲子过去了，此时王戎已近古稀之龄，可谓老而弥坚，人人皆知“王濬冲（注：王戎字濬冲）谲诈多端”。
　　　　王戎立即痛苦地捂住腹部，皱着眉头对齐王说抱歉，内急要上茅厕。
　　　　人有三急在所难免，尚书令安丰侯爵王戎大人要求上茅厕，大司马齐王大人明知是个借口也无可奈何。如果在御前提出这种要求是“失仪，大不敬”的罪行，可齐王毕竟不是皇帝，没有权力呵斥王戎为老不尊，齐王当然只能放行。
　　　　王戎快步奔赴茅厕。晋代当然不可能有洁厕设备，达官贵人家的茅厕也不过就是装潢华美的粪坑，王戎进去之后四顾无人，捏起鼻子往粪坑里一跳，然后高声呼救。等齐王等人闻声赶来，派人将这个老头打捞出来，王戎已经污秽满身臭不可闻。
　　　　齐王惊问发生了何事？王戎做出神情恍惚的样子，用残存的一点神智告诉齐王，在来齐王府之前，他刚服用了五石散，现在药性发作了。
　　　　所谓“五石散”是当时的一种毒品，据说是由东汉末年的医圣张仲景发明的。与后世的鸦片一样，起先它只是一种治疗伤寒病的药品，到了曹魏正始年间，大名士何晏改良了五石散的配方，取其麻痹神经、滋阴壮阳的功效，大力推崇，说什么“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何晏是魏武帝的养子且女婿，又是当时的清谈领袖，他开了风气之先，当时的贵族子弟、风流名士争相效仿。五石散的出现迎合了当时社会奢靡颓废的气息，很快风靡，几乎所有标榜风流的名士都曾服用，“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就是有着几十年吸毒史的资深吸毒者，这事人所共知。
　　　　与所有毒品一样，五石散在致使人体精神恍惚性欲旺盛，获得虚幻快感的同时，也严重的戕害人体。吃五石散被称为“服散”，服散之后全身发热必须不停行走将热量挥发干净，这称为“行散”，服散之人必须小心行散，如果行散不得法，就会性命不保。服散之人平时也必须调理药性，要做到“寒衣、寒饮、寒食、寒卧，极寒益善”，即一定得穿单薄的衣服，吃冷的食物，洗凉水澡，总之越凉越好，因此五石散也被称为“寒食散”。在饮食上唯一的例外是饮酒，必须饮热酒，如果不小心误食了冷酒，也会性命不保。
　　　　如王戎所言，他服散不久就被招来齐王府议事，还没来得及行散，眼下药性又发作，致使恍惚失神，坠落粪坑。既然是药性发作，那么刚才在大堂所言只是臆语，当不得真了。
　　　　齐王气结无语，他当然知道王戎只是在演戏以求脱身，他想不到这个名满天下的大名士竟然会使出如此下作无赖的招数。不过此计虽然污秽，却十分有效，齐王无法揭穿王戎未曾服散，而王戎满身沾着粪便显然已经无法留在这里议政。
　　　　于是齐王带着厌恶的神色，让王戎回府去换衣服，顺便行散调理药性，保命要紧。
　　　　王戎的脱身计策大获成功，凭着一身秽物他离开了杀机四伏的齐王府。
　　　　王戎平时喜欢骑着小马，从便门溜出府邸独自出游，路人都不知道这个老头竟然就是当朝宰相。朝中不少人知道他有这个癖好，按朝廷制度路遇三公必须行礼，所以官员们在街头远远望见司徒大人微服出游，纷纷绕道回避。
　　　　不知道这一天，王戎是否与往常一样独来独往。设想这个须发皆白的七旬老人孤身踯躅于洛阳街头，全身污秽淋漓，所过之处人皆掩鼻退避，倘若不幸路遇熟人，这等场景情何以堪？
　　　　或者出席这种重要的会议，王戎还是严格遵照三公的规格，头戴高七寸长八寸的进贤冠，身穿华美的皂色朝服，坐着乘舆，卤簿在前护卫在后，所到之处事先清道，庶人回避，威风至极。夹道百姓既惊恐又企羡，偷偷观望，却发现德高望重的司徒大人全身屎尿横流，此景想来也是人间喜剧。
　　　　此情此景极赋象征意义，因为王戎有着多重身份，他是晋末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领袖人物，他是西晋社会最有钱的富人，却又是西晋社会最有名的吝啬鬼，他是惠帝朝的品衔最高的官僚，却又是惠帝朝人所共知的老滑头。西晋这个短命王朝的种种特征，比如门阀政治、比如统治阶层的极度吝啬虚伪、比如政府官员的苟且失职，都可以在王戎身上找到印证。
　　　　而王戎最能体现时代特征的则是他的名士身份，西晋名士纵横，举朝公卿都是清谈误国的好手，王戎则是这群名士中资格最老、声名最高的领袖。
　　　　后世将魏晋名士分为四批。最早的一批是“正始名士”，这批名士以夏侯玄、何晏、王弼为代表，他们活跃于魏曹正始年间，因此得名。这批名士是魏晋玄学的开山鼻祖，也是清谈清言的始作俑者；第二批名士是“竹林名士”，代表人物即是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贤”。“竹林七贤”并不像此前的夏侯玄、王弼等人那样，在玄学理论上进行抽象凝远的思考，而是直接以他们俊逸的神采、潇洒的身姿，实践“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一信仰，他们将魏晋风流带入一种清逸脱俗的美学境界，“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宗白华语），其风采千年之后仍令人怀想；“竹林名士”之后，魏晋风流开始泥沙俱下了，第三批名士是“中朝名士”，中朝即是指西晋。西晋是一个堕落的王朝，西晋时代是一个堕落的时代，“中朝名士”也是一群堕落的名士；第四批是名士是“过江名士”，即是指西晋灭亡之后，渡江避难江南的东晋名士。
　　　　“八王之乱”时期的名士即是“中朝名士”，王戎与其族弟王衍、王澄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而王戎又不仅仅是中朝名士，他还是“竹林七贤”之一，是竹林名士那批中唯一活到惠帝朝的人，然而他在惠帝朝的表现成为了“竹林七贤”形象上的一个污点。
　　　　因此可以说，王戎综合了西晋王朝的气息，他是西晋这个堕落王朝的产物，他带有一切西晋王朝的特征。
　　　　所以，王戎往粪坑里这么一跳，沾上污秽的不仅仅是他这一个人，还有整个西晋王朝。
　　　　《晋书》称王戎晚年“在危难之间，亲接锋刃，谈笑自若，未尝有惧容。时召亲宾，欢娱永日”，仿佛此人明豁通达从容面对生死。让人不禁生出疑问，既然“未尝有惧容”，又何必自投污秽，与虫蛆为伍呢？
　　　　听其言观其行，王戎浑身上下都透着虚伪：身为名士，自称超然世外，却始终栈恋权势，步步高升；做官本来也没什么不对，可是王戎身为王公贵臣，却尸位素餐，“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眼看着社稷危亡却袖手旁观。
　　　　自古都有“刑不上大夫”之说，那用意原是说既为贵族就必须要有贵族的尊严，不可用刑法来辱没，士可杀，不可辱。这一说法到了汉代被推行到极致，汉代的大臣如果犯法受责，要面临审讯受刑的命运，他们将采取自杀的极端方式以维护尊严。可见对于士大夫而言，尊严的重要性远高于生命，很难想象一个有尊严的人会主动去跳粪坑。普通士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清高豁达的风流名士乎？
　　　　同为魏晋名士，夏侯玄将死，“临斩东市，颜色不变，举动自若”；嵇康临刑，“顾日影而弹琴”；阮籍平时明哲保身圆滑处世，当他被迫必须表明态度的时候，他还是坚持了立场，在《为郑冲劝晋王笺》中阮籍说：“今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勋超于桓文。然后临沧州而谢支伯，登箕山而揖许由，岂不盛乎！”这句话即是劝司马氏恪守臣节，立功曹魏。可见虽为名士放浪形骸，但是方寸之间坚若磐石，有所为有所必不为，如有必要，视死如归，这才是真名士风采。哪有号称风流名士，却荣华享尽、权势占尽，最后奋不顾身勇跳粪坑的？
　　　　由此可知王戎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雍容是假，豁达是假，风流也是假，以上种种都只是装饰，他骨子与常人一样，不过是贪生怕死、贪财好利的风尘俗物而已。他的聪明才智一成不落的花费在沽名钓誉之上，花费在经营家产之上，花费在苟延性命之上。
　　　　《晋书》还说王戎晚年，曾坐车途经当年“竹林七贤”时常聚饮的“黄公酒垆”，王戎对同车人说：“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酣暢于此，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为时之所羁绁。今日视之虽近，邈若山河！”
　　　　老而不死是为贼，王戎就是典型。阮、嵇生前早已识破并鄙薄他的为人，后期的“竹林之游”王戎已很少参与。曾经有一次王戎不请自来，却受到阮籍嘲讽：“俗物已复来败人意！”——这个俗人又来败坏我们的兴致了！
　　　　阮、嵇已死几十年，还被王戎拿来嚼舌根，两人地下有知必定耻与其为伍。
　　　　王戎可以休矣！阮、嵇与你并非一路人。
　　　　八、激战洛阳
　　　　葛这么一呵斥，王戎再这么毅然决然地一跳，齐王想借助朝臣斡旋困境的企图就彻底破灭了，百官纷纷告辞离开，各自准备逃生保命去了。齐王只剩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兴兵御敌，成王败寇孤注一掷。
　　　　但是齐王无兵可使，洛阳的禁军除了从豫州带来的旧部，其余都暗怀异心；洛阳之外那些昔日的盟友，豫州的范阳王与荆州的新野王反应冷淡，都摆出作壁上观的姿态。齐王其实已是坐守孤城，日暮途穷。张方军队抵达洛阳之日，就是齐王授首之时。
　　　　齐王要面对的不止外患，洛阳城里还有长沙王这个内忧。齐王心想攘外必先安内，他急忙派遣心腹董艾领兵去抓捕长沙王。
　　　　董艾点起麾下人马，直奔骠骑将军府，结果扑了个空。原来长沙王得知关中兵起，料到齐王必定会对自己发难，到时候洛阳虽大却无藏身之处，索性先发制人。长沙王立即率领左右亲随一百余人飞奔出府，驾车径赴宫城，当时董艾已经上路，危机迫在眉睫，长沙王嫌马车太慢，挥剑斩断车上的帷幔以减轻负担。等董艾杀到骠骑将军府，长沙王已经冲入宫城，紧闭大小宫门，据城而守。
　　　　长沙王原本无兵无权，处于绝对弱势，可是正确的战略、果断的行动使他由弱变强逆转颓势。齐王没能阻止他入宫，就已经判了自己死刑。
　　　　入宫之后的长沙王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所谓天时，是此刻齐王内忧外患，朝不保夕，其内部人心惶恐，士气不高；
　　　　所谓地利，宫城是洛阳乃至全国的政治中心，并且结构坚固易守难攻；
　　　　所谓人和，一是指控制皇帝，挟天子以令诸侯，此后长沙王攻击齐王那就是“讨逆”，而齐王攻击长沙王就变成了“谋反”，齐王的士兵也跟着成为“附逆分子”，政治上的主动大大提高了长沙王一方的士气，同时又瓦解了齐王一方的斗志；二是指宫城内有两万殿中禁军，这部分军队堪称天下最精锐，长沙王有机会说服他们为其所用；三是洛阳城内那些观望的公卿，一看齐王覆灭指日可待，纷纷转向支持长沙王。
　　　　晋代洛阳城大致呈南北放置的长方形，地势是西高东低、北高南低，宫城在城内中部偏西北，呈南北放置的长方形，宫城西北处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墉城。
　　　　西晋洛阳平面示意图
　　　　有一道宽达五十一米的御道东西贯穿宫城。洛阳东西两面城墙各有三道城门，此御道连接其中最北一对，西曰阊阖门，东曰建春门，建春门也称上东门，阮籍《咏怀》诗中说的“步出上东门”，就是指这道门。此御道旁种满了榆槐树，两侧是朝廷的官署，太仆寺、武库署、太仓署、河南尹官署等都在此处，此外在众多王公贵戚的宅邸也在御道旁（此御道并非著名的铜驼街，铜驼街是南北走向，连接宣阳门到宫城南大门）。
　　　　齐王的大司马府也在此御道旁，在宫城以西阊阖门以东，二王交战的战场就顺着此御道东西走向展开。
　　　　交战的第一阶段冲突并不剧烈，董艾抓捕长沙王未果，回到大司马府前，屯兵宫城之西准备强攻；与此同时，长沙王正在宫中竭尽全力收罗禁军，准备带着惠帝出宫进攻大司马府。此刻长沙王军心未稳处于守势，为了延缓对方的进攻，长沙王派遣部将宋洪射火箭焚烧大司马府，而董艾则派人焚烧宫城西部一些楼观和宫城的西大门，千秋门（也称神武门）。
　　　　尽管失了先机，齐王仍想夺回政治上的主动权，为了监视惠帝，齐王在宫中安插了不少眼线，如今派上了用场。齐王派人潜入宫城联系黄门令王湖，让他将宫中全部驺虞幡都偷出来。齐王打算用驺虞幡对付长沙王，齐王部下举着驺虞幡绕宫城高喊：“长沙王矫诏！”
　　　　当年楚王就死在这驺虞幡之下，长沙王自然不会重蹈覆辙。驺虞幡只是惠帝的信物，如今惠帝本人都在长沙王控制之下，驺虞幡就成为一个没用的道具。长沙王让惠帝下旨，对外宣告：“大司马谋反，助者诛五族。”
　　　　黄昏时分，交战进入第二阶段，齐王发起进攻，血战开始了。《晋书》上说“是夕，城内大战，飞矢雨集，火光属天”，主战场就是皇宫内院。此时千秋门已经烧毁，大门两旁的楼阁火焰正炽，千秋门之后是皇家园林西游园，著名的凌云台就在这个园内，此时园中的亭台楼榭都有伏兵，宫城内诸殿、诸楼阁上也都布满强弓劲弩。
　　　　齐王的军队从缺口处潮水般涌进宫城，顿时箭矢如雨，从四面八方射来，齐王的军队予以还击，持弩仰射，并且杀入西游园与伏兵短兵相接。双方死伤都很惨重，尸体相枕一片狼藉，论人数目前还是齐王一方占优势，但是长沙王将皇帝司马衷的乘舆摆在内城南部的南止车门，令齐王投鼠忌器。
　　　　在黑暗与混乱之中，战况陷入僵局，对于齐王来讲这是一个不幸的消息。他原把长沙王当做皮肤之痒，没想到竟演变成心腹大患，真正的敌手河间王、成都王尚未交锋，自己已然损兵折将。齐王下令加强攻势，箭雨比之前更加猛烈了，连惠帝也不再被顾惜，不时有冷箭飞到御前，射死射伤众多朝臣，惠帝奇迹般地毫发无伤。
　　　　面对齐王迅猛如潮的攻势，长沙王被迫后退，从宫城西部撤到东部，惠帝也撤至东边的宫城上东门（是宫城上东门，并非洛阳城上东门）。此时已是半夜，战场火光冲天，照亮半个洛阳城，越来越多的朝臣赶来护驾。既然是护驾，那肯定是要簇拥到惠帝周围，因此他们纷纷投向长沙王这一方，长沙王声势复振，由守转攻，从东往西逐渐又将齐王逼出宫城。与此同时，齐王一方的士气越来越低落，濒临瓦解。
　　　　等到东方既白，胜负已分。齐王退守大司马府，这已是洛阳最西端，背后就是阊阖门了，可以说齐王已经失去了洛阳，败局无可挽回。
　　　　此役长沙王以寡敌众，凭谋略取胜，说明他确实是良将之才，如果早生十年，肯定是安远绥边的一员大将。长沙王没能有机会在沙场上扬名立功，却在京都同室操戈，可谓天不佑人，天不佑晋室。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齐王一方内部崩溃了，齐王长史赵渊临阵倒戈，他斩杀了中领军何勖，生擒齐王向长沙王献诚，巷战结束。是役禁军死伤过万，此外还有不少朝臣死于乱兵之中，或者葬身于火海之内，侍中嵇绍就差点被冷箭射死。
　　　　齐王被押至殿前，惠帝虽然智力有缺陷，却还记得齐王是当初解救他出金墉城的功臣，他想赦免齐王死罪，但长沙王不依。长沙王侥幸得胜，心中没有自信，他此刻在洛阳根基薄弱，留着齐王就好比打蛇不死，是个严重的隐患，所以他不顾皇帝意见，呵叱左右快将齐王拉出去斩首。齐王再三回首望着惠帝，惠帝却始终没有再说话，齐王于是被斩首于阊阖门外。
　　　　长沙王将齐王首级传阅六军，所有齐王党羽都被夷三族，被处死的人超过两千；齐王的弟弟北海王司马寔，儿子淮陵王司马超、乐安王司马冰、济阳王司马英都被押入金墉城，齐国王位由东莱王司马蕤的儿子司马炤继承。齐王的尸体被遗弃在宫城以西的西明亭，三天都没有人收敛，最后齐王故吏荀辏А⒗钍觥�嵇含冒险替他殡葬。
　　　　齐王的败亡迅如山崩，从执政大臣到阶下囚，再到一具死尸，其中只间隔三天。此时永宁二年（公元302年）只剩下十几天了，但是长沙王与天下更始的心情无比急切。于是就在齐王被斩的当天，惠帝下诏大赦天下，改永宁二年为太安元年。
　　　　这个年号一改，齐王执政的痕迹就彻底清除了。西晋历史又翻过了血腥的一页。
　　　　齐王被诛，朝廷改元大赦的消息，通过像血管一样遍布全国的驿道，飞快的传遍大江南北。局势的发展如此兔起鹘落，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其中最惊讶的应该就是李含。
　　　　长安离洛阳并不远，急行军一天一夜就可以到达，但是为了给齐王留出足够的时间来杀死长沙王；也为了等成都王出兵，双管齐下夹击洛阳，李含指挥关中军缓慢行军，一天才走二三十里，前锋张方出关之后也止步于司州弘农郡。
　　　　齐王死讯传来时，李含甚至还没有出雍州地界，他只到达了长安以东几十里处的阴盘；而张方则屯兵洛阳以东一百二十里处的新安，熟悉秦汉史的朋友对这个地名应该不会感到陌生，五百年前楚霸王项羽在此处坑杀过二十万秦国降卒。
　　　　齐王的死使李含措手不及，关中军以讨伐齐王为出兵的借口，齐王一死就变得师出无名。李含只好下令班师，撤回长安，一番辛苦最后竟然是替长沙王做了嫁衣，李含与河间王心中懊恼不已。
　　　　齐王死讯传到邺城，成都王也后悔当断不断，坐失了良机。如今除狼得虎，洛阳落入长沙王手中，自己依然一无所得。
　　　　两大强藩全都心怀不满，那么新得志的长沙王处境就很危险了。
　　　　第八章　长沙王
　　　　一、天下未乱蜀先乱
　　　　明眼人一望便知，齐王虽死但祸乱未已，河间王劳而无功，肯定不会就此罢休。长沙王没有足够的实力抵御河间王，即使他歪打正着取得执政地位，终究还是会落入他人之手。
　　　　长沙王对于自己的力量与处境也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当初齐王有几十万军队作为后盾，他没有；齐王有豫州、荆州两大军事重镇引为奥援，他也没有；他骤得的权势目前就像无源之水，很容易干涸掉。这个客观事实决定了长沙王不可以像齐王那样独断专行，长沙王是“八王”之中行事最谨慎低调，态度最谦和恭谨的一位。
　　　　长沙王的谨慎低调主要表现在他对权力欲望的克制，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他的官职。
　　　　齐王执政期间，长沙王由抚军大将军兼领左军将军，后来升迁至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官秩越来越高的同时手中的实权却越来越少，这种明升暗降的伎俩是历代当政者都熟稔精通并且屡试不爽的把戏。
　　　　齐王既死，朝中大臣的官职任免权就落入长沙王的手里，此前赵王、齐王都趁机替自己加官进爵，但是长沙王没有。
　　　　《晋书．惠帝纪》中说齐王死后，惠帝“以长沙王乂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这个说法有误。“太尉”是三公级别的一品大官，如此重要的任命不可能不载入传记，但是《晋书．长沙王传》里并没有记载这一次升迁；考察《晋书．河间王传》与《晋书．成都王传》，可知当时的“太尉”是河间王，“都督中外诸军事”的是成都王；再细读《晋书．长沙王传》中长沙王与成都王在太安二年十月（即长沙王执政十个月后）的往来书信，二王都用“太尉”这一官职来指称河间王，由此可知整个长沙王执政时期，“太尉”一职始终由河间王充任。而成都王是长沙王极力依靠拉拢，试图结为盟友的对象，长沙王必定不会也不敢与成都王争夺那华而不实的“都督中外诸军事”头衔。
　　　　因此，所谓“以长沙王乂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完全是子虚乌有，长沙王执政之后并没有给自己升官。此中原因并非无官可升，比如齐王生前担任大司马一职就已经空缺，凭长沙王的身份完全可以胜任，可长沙王没有这么做。
　　　　惠帝朝历届执政者全都位极人臣，唯独长沙王只是骠骑将军。骠骑将军是二品官，比起成都王的大将军、河间王的太尉要低上一品。很明显，长沙王刻意保持这点差距，以表示自己的谦逊，不敢与二王并列。
　　　　长沙王的官职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不涉及朝政。
　　　　晋朝的权力部门是尚书台与中书省，只要染指这两个部门就可以洞悉政局的任何风吹草动。以往历届执政者为了便于操纵政事，都给自己“录尚书事”。“录”是总领的意思，“录”了“尚书事”，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插手政事处理与人事任免。比如杨骏先是“录尚书事”，后来觉得不满足就又“录朝政，百官总己”；汝南王也是“录尚书事”；赵王未得志前求“录尚书事”，被拒绝之后才怀恨发动兵变。
　　　　从赵王开始，执政者野心膨胀，区区“录尚书事”已经无法令人满足，他们渴望更大权限。于是赵王篡位之前担任“相国”、“依宣文辅魏故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就像当年司马懿、司马昭父子操纵曹魏小皇帝一样控制晋惠帝；齐王在专权方面也不遑多让，“拜大司马，加九锡之命”“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
　　　　长沙王则刻意保持低姿态，避免步齐王后尘，为此他仅仅保留军职，没有“录尚书事”，也没有兼任文职来干预政务。
　　　　即使没有兼任文职，也可以通过安插亲信的方式来控制尚书、中书、门下三台，不过长沙王也没有这么做。当时的尚书令先是王戎后是乐广，尚书仆射是东安王司马繇；中书令是卞粹，中书监是东海王司马越。王戎、乐广都是前朝老臣，一向圆滑处世，在历次党争之中始终屹立不倒，乐广还是成都王的岳父，这两人对任何执政者都是阳奉阴违，只求明哲保身的；卞粹则是河间王的党羽，死心塌地想助河间王成为执政者；而司马繇与司马越两位王爷是长沙王的族叔，辈高年长，自然不也会对长沙王唯命是从。
　　　　因此严格来讲，长沙王不能称为执政者，他只是卫戍京畿的军事长官。长沙王给自己的定位也是如此，他极力推崇的执政者是成都王。
　　　　长沙王向天下人表示，成都王才是真正的执政者，为此他做出表率向成都王臣服。朝中政务事无大小，长沙王都派人赶赴邺城请示成都王，然后才实行。
　　　　尊奉成都王是长沙王的策略。河间、成都二王都虎视眈眈，长沙王没有实力与之抗衡，只有合纵连横，选择与成都王结盟。那时成都王如日中天，只要引为奥援，河间王就不敢轻举妄动，这个天下就可暂时稳固。更妙的是长沙王这种低姿态还可以狐假虎威，当朝廷出台某项会损及某些人利益的政令时，人们就会发现，这道政令是由长沙王与成都王联合签发的，其权威不容置疑。
　　　　但是这个策略是以牺牲行政效率为代价的，政出多门的唯一后果就是朝政更加混乱低效，用《晋书》中的原话就是“百度弛废”，胜过齐王当政时期。
　　　　在如此惨淡背景之下，长沙王仍思振作，他执政期间重点要解决的是平定蜀中叛乱。
　　　　蜀中叛乱是元康年间关中叛乱引发的连锁反应。追本溯源，罪魁祸首仍是赵王，此人祸国之尤，真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要说蜀中，不得不先回顾一下元康以来的关中局势。
　　　　元康初年，以武威太守兼任护东羌校尉的奉高侯马隆病死在任上。马隆是个传奇人物，武帝朝秦、凉两州的鲜卑人匈奴人羌人氐人叛乱迭起，十多年无法平息，马隆自动请缨，提三千士卒孤军深入，迅速平定叛乱。此后马隆镇守关中十余年，关中也因此平静了十余年。
　　　　但马隆一死，这个平静就无法持续了。当时镇守关中的是赵王司马伦，他与他的幕僚孙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处理复杂多变的民族纠纷时只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
　　　　于是关中叛乱又起，元康四年（公元294年）五月匈奴人郝散在并州造反，攻打并州上党郡，失败之后逃往关中。八月，郝散在雍州北部的冯翊郡被包围，投降被诛。
　　　　两年之后，元康六年（公元296年）五月，郝散的弟弟郝度元在雍州冯翊郡及其毗邻的北地郡再次举起反旗，与他同时起兵的还有北地郡的马兰羌、卢水胡两个种群。他们攻陷北地郡，杀死北地太守张损，屡次打败冯翊太守欧阳建。随后，率兵从长安赶来镇压的雍州刺史解系也吃了大败仗。
　　　　王师的接连败北，助长了反叛者的气焰，也催生了新的反叛野心。于是雍、秦两州的羌人、氐人一时俱反，推举氐人齐万年为首领。齐万年则因利就势，建国号称皇帝。战火蔓延整个关中，成燎原的势态。
　　　　由于兵祸，元康六年秋季，关中发生了大范围的饥馑，同时还爆发了瘟疫。到了第二年，元康七年（公元297年），雍州（从元康三年起到元康七年，雍州的版图包括了雍、秦两个州）再次爆发瘟疫。祸不单行，这一年关中夏、秋两季滴雨未下，到了深秋天气陡变，突如其来的严霜又冻杀了大旱之下劫后余生的一点庄稼。
　　　　于是元康七年的饥馑来势更加凶猛，波及范围更广。当时长安以西赤地千里，到处都是饿殍，谷价涨到每斗万钱的天价，百姓买不起粮食，只好人相食。而朝廷赈济无方，当灾情上报洛阳的时候，惠帝竟好奇地问朝臣：“百姓不食粥，何不食肉糜？”
　　　　因此有大量关中百姓在家乡无法生存，沦为了难民。他们逃难的方向主要是向南逃入梁州汉中郡，那里有富饶的汉中平原，可以乞食；少部分流民向西，逃入凉州。
　　　　汉中郡虽然富饶，但是地狭人稠，而关中流民有数十万之众，小小汉中郡立刻人满为患，如果难民长期滞留，汉中很有可能会成为新的灾区。
　　　　流民们都知道区区汉中养不活他们，于是把目光投向了地广人稀号称“天府之国”的蜀中。朝廷起初打算封锁剑门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