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准备着-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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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爱全给了我，把世界给了我
我不敢轻易回忆童年，因为我的今天与我的童年生活天壤之别。童年时最清晰的记忆都是关于父亲母亲的回忆，关于贫寒的家和自卑的自己。也许当年还曾经有过委屈，今天为人父母才知道，虽然经历了一个清苦的童年，但是我得到的一切都是父母能给我的最好的生活。　　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因为生活困难，每顿饭也仅仅是能吃饱，而且没过一会儿就饿得饥肠辘辘。　　虽然贫穷，我的家教却非常严格。无论多饿，一定要等长辈坐好了才可以动筷子，而且只允许夹靠自己一边的菜，绝对不许有什么失礼行为。饭桌上很少有肉，即使有一点也要家里人一起分享。记得一次妈妈端上来一盘切得薄薄的香肠，那香味让我直咽唾沫，数数香肠的数量，也就够一人吃一片。哥哥姐姐很懂事，都像没看见似地只管吃自己碗里的饭，爸爸伸出筷子，夹了两片轻轻放在我的碗里。　　我看了看爸爸，又看看哥哥，夹起一片咬了一小口，咂摸着滋味。忽然皱了皱眉头，把另外的一片香肠又放回了盘子，小声地说：太难吃了！因为我知道一人只有一片，我吃两片就意味着没有爸爸或妈妈的份。我以为自己这么做就是懂事，没有想到的是，父亲却因此大发雷霆，一下扔了筷子，怒吼着冲我说：“这么好的东西，你说难吃，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说完，跑到一边，躺在床上一言不发地喘着粗气。我委屈地看着妈妈，一边抹眼泪一边吞咽着没有滋味的饭菜，眼泪啪啦啪啦地掉进碗里——当时我无法理解父亲生气的原因，反倒觉得自己好心好意却挨批评。爸爸怎么连我的心意都不懂呢？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就是因为我的“懂事”伤害了父亲的自尊心：一个大男人，连让自己小儿子吃片香肠的能力都没有，还要年幼的孩子自己去谦让。　　父亲是个活得极有尊严的人，家境再穷也不希望孩子们在忧郁中度过。当他看到9岁的儿子因为贫寒的家境开始变得“懂事”时，内心的伤感可想而知。　　母亲是一位慈祥的普通妇女。她没有文化，没有工作，像天下的很多母亲一样，一辈子围着锅台转。

我理解了母亲（1）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期末考试，我考了全年级第一名，一阵大张旗鼓的表扬之后，老师派班长、学习委员到我家给家长报喜。我欢天喜地地领着同学，一路上说说笑笑。本来在学校我属于不善言谈的，家境不好让我始终有自卑感。这一次拿了年级第一，立刻有了自信心，性格一下变得活泼开朗。　　高高兴兴到了家，因为比平时回来的早，大人都还没有下班，院子里面冷冷清清，我七拐八绕到了家门口，忙不迭地冲屋子里喊：“妈妈，我们同学来了，我考试第一名！”我连珠炮似地说了好几遍：“妈妈，我考试第一。这是我们同学，来告诉您的！”　　没有妈妈的应答。　　她正在我家低矮的小厨房里干活。1月份了，妈妈还只是穿着一件单薄的青布褂子，弯着腰，正费力地将烧火用的煤块码放在炉子边上，两手煤黑，裤子上也蹭上一块块黑印，一绺头发耷拉着遮住半拉脸，妈妈看了我们一下，眼睛里没有什么惊喜，只是平静地直直腰，举着两只满是煤末的手，却没有去拿同学手里的喜报。答应了一声之后，又弯下腰，继续干活。　　同学的眼睛中也透出了一种失望和不理解。其中一个同学没有忘记学校交给的任务：“阿姨，朱军考试得第一，老师叫我们给您报喜。”　　妈妈再次直起腰，回身看看我，用手背轻轻抹了一下脸颊，淡淡地说了一句：“知道了。”　　说完又出门继续搬煤。　　我傻愣愣地站在门口，同学们一脸愕然地看着我。　　我又小声嘟囔了一句：“妈，我考试得了第一。”　　妈妈继续干活，搬起了一簸箕煤，对愣在一边的我们说：“孩子们，我知道了。你们快回家吧，谢谢你们。”语气平静地像完全没有报喜这回事。　　同学将那张粉红色的喜报放在桌上，我尴尬地站在院子里，勉强送走了同学，心中的委屈从头涌到脚，觉得自己的成绩被母亲否定了，自己的面子被母亲打碎了，刚刚建立不到半天的自信心被母亲摧垮了，自尊心被母亲伤害了！　　我站在院子里一声不吭，看着母亲来回搬运煤块也不像往常那样去帮忙。母亲忽然间在我的心中变得那么渺小，那么不近人情。好几天，我都闷闷不乐，甚至故意不理睬母亲。　　在一个四年级小学生的心里，也许渴望有这样一个美好情景：漂亮的母亲站在亮堂堂的院子里，见到同学们送来的喜报，不停地夸奖自己，拿出好多糖果招待同学，甚至还请同学在家吃饭——这事关一个孩子的自尊心。可惜我什么都没有得到。那天我觉得脸被丢尽了，从此更不爱和同学说话了，开始感到家境的贫寒带给我的压力，甚至变得心事重重。　　直到有一天，我回到家里，照例和母亲没有什么话说，走到房间门口，我愣住了。　　母亲一个人坐在床边，依旧穿着那件洗得褪了色的青布褂子，她身后的墙壁上，花花绿绿地贴满了大哥得到的各种奖状，足足占了半面墙。大哥从小学开始，年年是三好生，有一年还被评选为兰州市“三好学生”。那时候，大哥是父母的骄傲。每次拿来奖状，他并不张扬，悄悄放在家里桌子上，母亲看到后，就端端正正贴在墙上。直到大哥参加工作，他上学时的奖状还贴在墙上！　　夕阳的余辉透过窗户，落在母亲瘦弱的身上。她手中拿着我那张粉红色的喜报，轻轻摩挲着，偷偷地掉眼泪——　　那一刻母亲的形象，像一副经典油画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一瞬间，我什么都明白了，对母亲的记恨顿时烟消云散。母亲对我的爱，对我的每一点进步，发自内心地高兴。只是为了让我明白，家里穷，上学是一种奢侈的付出，学好功课理所应当，不应该那样张扬。　　直到母亲去世，我都没有和她提起这件事，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当我长大之后，无论是回兰州家里，还是把母亲接到北京住，只要有我的同事朋友在场，母亲无论身体多么难受，都要特意换一件利利索索的衣服，把头发梳理整齐，端端正正，面带微笑地坐在椅子上，拿出最好的烟酒茶水招待我的同事朋友，和大家聊天。见过母亲的朋友都说：“朱军的妈妈气质真好，难怪养出了这么一个儿子。”

我理解了母亲（2）
听了这话她总是特别高兴，直到她身患绝症，依然是衣着整齐地出来见我的朋友，给足了儿时我那份缺失的“面子”。每当这时，我的心里都酸酸的。

父亲，我人生的导师（1）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个晚上，竟然成为我和父亲今生今世的诀别——　　父亲往往是男孩成长中最重要的导师。　　直到我做主持人，退伍，转业，进入中央电视台，父亲几乎从不干涉我对事业的选择，父亲信任我。尽管我没有自始自终继承父亲的军旅生涯，但是我却继承了父亲做事做人的原则。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看到电视屏幕上的我，只有淡淡的两个字：“还行。”　　在我记忆中，1999年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监督我主持了一台节目，而让我最刻骨铭心的是，那次竟成了我和父亲的诀别……　　1999年，是兰州大学100年校庆，那时我到中央电视台被邀请为兰大百年校庆做主持人。那天上午11点我到了兰州，直奔兰大，和老师同学商量节目安排，因为事前已有准备，我觉得十拿九稳。下午对完了词，我急不可耐地打车回家去看父母，舟车劳顿加上归心似箭，一不小心，将晚会的串联稿落在出租车上。　　回到家，见了父亲自然有说不完的话，因为工作原因，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能和父亲坐下来说话的时间也非常少。但是父亲那天却反常地不爱理我，不断地说：你是来工作的，怎么可以借机探亲呢？兰大百年校庆是多么重大的事情，你怎么不在那好好背词跑回家休息！　　尤其听说我把稿子落在出租车上了，父亲非常生气，命令我立刻返回兰大，认真准备晚上的节目！我无可奈何，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太清楚父亲做事的原则，在他看来，无论我怎样胸有成竹都要认真准备，晚会上一个磕巴都不许打，否则在父亲看来就是犯下弥天大罪！　　我无法说服父亲，于是准备好晚上的衣服，比原计划提前出了门。走的时候父亲仍旧一脸严肃，特别派我二哥“押送”我回现场，“监督”我演出，并且要求回来认真“汇报”情况，绝不只听我一面之辞。　　我无奈地摇头晃脑出了门，二哥也笑着跟我去，一边劝着我“顺者为孝”嘛！我和二哥提前到了现场，晚上的活动一如既往地顺利，父亲担心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演出结束了，我直接回家，第二天一大早就得赶回北京。　　到了家，已经是晚上11点多，依照往日的习惯父亲早就睡觉了，但是那天他精神抖擞地坐在客厅等着我们。一看见我，急切地问二哥：“这小子今天表现怎么样？”　　二哥赶紧汇报情况。父亲听了之后，满意地点点头，淡淡地说：“这就好！下次千万不能这样了。”　　听完汇报，父亲踏实地睡了，我和几个哥哥又在一起吃饭聊天直到凌晨4点多。早上5点，父亲母亲都还没有起床，我就拎着行李回北京了。　　这种飞来飞去的生活对我而言早已习以为常，熬夜也不在话下，但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个晚上，竟然成为我和父亲今生今世的诀别——　　从兰州回来一个多月，有一天下午3点多，我接到电话，知道了父亲病危的消息，立即买了机票往回赶。晚上9点多钟到兰州，我直奔医院。　　我心急火燎地冲进病房，看到母亲坐在父亲的病床边，像一尊雕塑，默默地一言不发。医生见到我轻声地说：“对不起，准备后事吧。”　　听到医生的话，我的脑子“嗡”地炸开了。这样的话，我只在电视剧中听过，这样的情景我也只在电视剧中看过，虽然生老病死这样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然而等你自己经历的时候，依旧无法承受。　　我趴在父亲的耳边说：“爸爸，我回来了……”　　爸爸没有应声，但我知道他听见了，一定听见了！……我就那么一直趴在他的耳边，一遍一遍地呼喊……　　第二天凌晨4点，父亲的呼吸渐渐微弱，心电图变成了直线，父亲走了，在我一遍遍地呼喊中。我双膝跪倒在地，双眼迷失了方向，这不是真的，这一切都是梦，醒来的时候我依旧会像小时候那样睡在爸爸的身旁。　　父亲走得很安祥，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我知道父亲放心了，他的七个儿女都走上了人生的正道，父亲没有遗憾

父亲，我人生的导师（2）
我终于懂得了什么叫生离死别，我也终于在父亲去世的瞬间真正长大了。哥哥姐姐婶子姐夫们张罗着后事，我唯一的任务就是陪着母亲，因为我知道，我失去的是一个父亲，而母亲失去的是她的整个世界——　　然而，母亲表现出来的平静、镇定，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她不声不响地坐在一边，顺从地听着大家的各种安排，没有一点特殊的要求。母亲不让我们哭，不让我们给父亲下跪，因为父亲不准儿子跪下，男子汉膝下有黄金。我整日陪伴着母亲，我不敢轻易提起父亲，怕引起母亲的悲伤。晚上，我和母亲睡在一张床上，我躺在爸爸原来的地方，谭梅睡在母亲的另一边。我搂着母亲睡，就像小时候母亲搂着我一样。小时候，我经常有特权睡在爸爸妈妈的中间，现在我让母亲睡在我和妻子中间，我们用体温给母亲焐被窝，给母亲讲故事，我保证在母亲睡着后再睡着，我不让母亲有一分钟没人陪伴的空闲时间。那回是我从17岁当兵后，陪伴母亲最久的一次。搂着母亲，我总是非常害怕，怕醒来的时候母亲也走了——　　父亲的去世让我产生了极大的恐惧，我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对家的依恋和害怕失去亲人的深深忧虑。我知道，母亲也害怕，母亲从16岁开始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父亲，在他们看似平淡的婚姻生活中，早已相依相随，无法分离。而今父亲走了，儿女再孝顺，既便儿孙满堂，也替代不了父亲的位置，化解不了母亲心中的悲伤。他们这一代人是羞于表达爱情的，是将爱情化成亲情释放出来的，他们从没有给我们讲过他们之间的故事。但是我知道父亲走了，母亲的心一定跟去了——　　在父亲入土后的100天，按照传统习惯，儿女要给老人立碑。我们见母亲的身体和精神尚好，就带着母亲一块来到墓地。远远地大哥指指一片葱绿掩映的地方对母亲说：“就在那儿！　　”　　听了大哥的话，母亲抬眼看了一眼，忽然间号啕大哭，那声音撕心裂肺，安静的陵园因母亲的哭声而充满了悲伤。　　我们7个孩子站在那里呆住了，父亲走的那天母亲都没有这样哭过，今天面对父亲新的休憩之所，母亲完全无法克制这些天来压抑在心中的悲恸，把全部的思念倾吐出来。家里所有的人都哭了，连来给亲人扫墓的陌生人也哭了。没有人知道，父亲母亲之间充溢着怎样的情感？也许母亲意识到了，自己也会在百年之后来到这里“生活”，也许母亲知道，父亲就在这里等待着她的到来。一个普通的女人，失去了与她一生相伴的爱人，又见到了他们来世可能相遇的地方，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样的情感。只觉得一瞬间所有的感情都不值一提，人间的悲伤不过如此了……

带眼的贝壳（1）
林教授缓慢地说：“朱军呀，老太太玩几天就回去吧，也该准备了，淋巴癌，晚期了……”　　我带母亲出来玩，母亲很开心，但我也知道一生勤劳的母亲其实并不向往名山大川，也不向往珍馐美味，在她的心里，没了父亲，什么风景都没有了。　　与其说是让母亲开心，不如说是在了却自己的心愿。　　父亲离去以后，母亲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顿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我不敢去想，但我似乎预感到了母亲也将不久于人世，我不想点破心里的这张窗户纸，但面对现实又十分恐慌，就特别想带母亲出去走走，坐坐飞机，逛逛故宫，登登长城，看看大海……　　到了父亲去世第二年的夏天，母亲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大哥终于说服了母亲，和两个姐姐一起陪着她来到了北京。大哥因为工作忙，在北京开完会就匆匆赶回兰州了。　　那时，我在北京贷款买了一套房子，算是有了一个稳定的家。母亲到了这里看看这儿，摸摸那儿，脸上总带着满意的笑容。那些天，我安排好了台里的事情，专门陪着母亲到处转悠，那些日子应该是母亲一生中最奢侈的几天。　　母亲从小在河南长大，出嫁后跟着父亲转战西北，来到兰州，从此便以兰州为家生活了一辈子，中间只去过一次徐州，50多年就在一个地方生活，即便是兰州也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过。　　母亲一生没有见过大海，我和两个姐姐就陪伴母亲到秦皇岛看海。到了海边，母亲特别开心，她喜欢贝壳，让我们带她到海边捡贝壳。那时的秦皇岛海边治理得非常干净，早已没有什么贝壳，倒是有很多卖贝壳的小商贩。　　于是，我就悄悄地买了几串贝壳，将绳子解开，请朋友悄悄扔在沙滩上。到了傍晚，前脚我的朋友去扔，后脚我和两个姐姐就搀扶着母亲去捡，母亲开心得像个孩子，一边一颗颗地拣拾着贝壳，一边像宝贝似的装进口袋。　　那是我记忆中母亲最开心的一个晚上。那几天，母亲的精神经常会出现恍惚的情况，有时候早上一醒来，着急地跟我说，爸爸缺东西了，叫她给送去。吓得我请了北京最著名的精神病医生给母亲看病。我们撒的贝壳被母亲一口气拣完了，我又偷偷地去买，拆了线绳就往沙滩上扔，卖贝壳的阿姨看见了，好奇地问这是在干什么？　　我的一个朋友悄悄地将实情告诉了阿姨，善良的阿姨感动得热泪盈眶，主动将一大堆还没有穿绳的贝壳推到我面前说：“孩子，就冲你这份孝心，要多少你随便拿，全送你。”　　说着阿姨将剩下的半盆贝壳都送给了我，拾掇拾掇东西就收摊了。阿姨说：“让老太太捡吧，难得老太太喜欢，我赶紧走了，别让她看见我，你们该露馅儿了！”　　无论我们怎么坚持，阿姨就是分文不要。看着阿姨，我心中一阵感动，古语说得好：“孝子不匮，永赐尔类。”孝顺父母是美德，孝敬父母的人会赢得尊重。　　那个海风吹拂的傍晚，我感到心里特别舒服……　　母亲真的捡了很久，我们撒的贝壳几乎都被她拣回来了。母亲高兴地说：“这个海真好，有这么多的贝壳。我多拣点给你父亲带去……”　　听了这话，我又是一阵颤动，刚好了几天的母亲又开始了呓语，母亲拿着贝壳仔细地研究，突然问我一个朋友：“这些贝壳为什么都有一个眼儿呀？”　　我的朋友就嘻嘻哈哈地哄着母亲：“大妈，这大海里的贝壳生来就是有眼儿的。”　　母亲疑惑着，把贝壳用水洗干净，装好，当宝贝似地拿着，嘴里老是喃喃地说：“我给你父亲带过去。”　　我不知道母亲和父亲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关于贝壳的约定，也许是一个浪漫的承诺？也许代表只有他们才懂的意义？但我知道，假如有的话，一定是一个遗憾，我知道父亲和母亲没有一起看过海，也没有一起捡拾过贝壳。我真的想告诉天堂里的爸爸，见了妈妈一定告诉她贝壳就是有眼儿的，一定不要让我的“谎言”穿帮。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要给父亲带点贝壳去，但我知道这里一定有一份属于父亲母亲的爱情故事

带眼的贝壳（2）
在北京的时候，我也借机带着母亲遍访名医，而母亲却总是萎靡不振，茶饭不香，还经常神情恍惚。母亲来的第三天，我一个朋友邀请我们在一个四合院餐厅吃饭，母亲吃了几口就坐在院子里面乘凉，我就跟着出来和妈妈聊天。一起吃饭的朋友中有一位是301医院的林峰大夫，他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医生，他看着母亲和我，神情有些黯然。吃完了饭，大家散去，林教授缓慢地说：“朱军呀，老太太玩几天就回去吧，也该准备了，淋巴癌，晚期了……”　　对于林峰大夫的话我似乎早有思想准备，然而一旦挑明，仍然像天崩地裂一样地难受，我强打着精神谢过林峰大夫，又整整陪了母亲一个礼拜。将母亲送回兰州的那天，我特别害怕，真怕这是和母亲的诀别……　　看着飞机起飞，我的心刀绞一样地痛，儿女长大成人了，有了自己的一方天地，父亲母亲也到了风烛残年，这时的儿女能孝敬一下父母是天大的福气。记得2002年我们制作了一档春节特别节目《我的父亲母亲》，其中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翟俊杰导演说了一句话，让我深深地感动，翟导的母亲还健在，他说：“我一个60岁的人，回家之后还能喊一声‘娘’，娘还在，还能答应，这是多么大的幸福呀！”　　我太怕没有这样的福气了。母亲回兰州以后，我就三天两头回家，有事没事看看妈妈。每次离开的时候都忧心忡忡，总怕是最后一回。家里哥哥姐姐、嫂子姐夫们一如既往，家里有什么事情我总是最后一个知道，他们将一切安排妥帖之后才会告诉我，不想影响我的工作。我有点名气之后，他们丝毫没有沾光，反而更加操心。哥哥姐姐们在外愈发注意自己的形象，生怕给我带来不好的影响。

世界上最爱我的人去了（1）
我在屋子中的一块空地上，冲着兰州的方向双膝跪倒，给还没有走远的母亲磕了一个头，终于不能自己，忽然号啕大哭。　　那些天，我在安徽的铜陵演出，忽然觉得心里特别不踏实，像猫抓似地坐卧不宁，我先给在北京的妻子打了电话，一切都好，但是谭梅说话的口气变得支支吾吾。　　我又给已经调回兰州工作的大哥打了一个电话，大哥先是没接，又很快打了过来，听的出来大哥的声音显得有点疲惫。在家里除了父亲，大哥在我心中有足够的威严，大哥只是淡淡地说：“你最近忙吗？不忙的话，就回来一趟吧……”　　我再怎么追问，大哥都是含糊地说：“没事，先忙工作，有空就回来。”　　放下电话，我心中笼罩一层不祥的预感，但是我不敢沿着这个预感继续往下想……　　回到北京，谭梅和我的大侄子朱涛在机场接我，谭梅见了我，假装漫不经心地说：“大哥说没事就回去一趟。”　　我指了指朱涛，问她：“是让我一个人回，还是让咱仨一块？”　　谭梅胆怯地说：“让咱仨一块……”　　在我们这样传统的大家庭中，我是幺子，谭梅是幺儿媳，朱涛是长孙，让我们三人一块回家，一定不是什么好事。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　　当时我们在机场就买好了第二天最早飞兰州的机票，回到台里匆匆安排了一下，第二天一早赶到了兰州。二哥直接将我们接到了医院。　　我来到医院，看到病榻上的母亲，知道任何人都已回天无力了。于是从下飞机开始，整整14天，这14天我寸步不离母亲的病床，没有回家，没有刷牙洗脸，每天在医院吃饭，睡在一张陪护用的躺椅上。我拉着母亲的手，想着记忆中那些支离破碎的片段，有时觉得回到了童年，那时我得阑尾炎天天上医院输液，母亲每天都花七分钱给我买一碗油茶，她却从来舍不得喝一口，母亲说她不爱喝。　　每次母亲稍一清醒叫我的时候，我都在身边，我希望听到妈妈说点什么，但是直到她离开一直都是无人听懂的呓语，我知道她真的要去找父亲了——　　2000年12月10日，我接到了台里的通知，主持中纪委的一台晚会，台里领导当时并不知道我母亲病危的事，再说我“逃跑”了半个月，已经无计可施。就在14日我收拾东西准备走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和母亲真正的诀别。清晨醒来，天还没有亮，医院非常安静，母亲躺在床上，样子十分安详，我看四下无人，扑通一下跪倒在母亲床前，重重地给娘磕了三个响头，心中默念着：“谢谢娘的养育之恩！儿子走了，娘一路平安呀……”　　我不敢哭，怕吵醒了别人，怕不吉利，母亲还在呢！那一刻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生离死别……我被痛苦击倒，拖着一身的疲惫回到北京。下午彩排，晚上直播，见我的人都问：“这些天你跑哪里去了，脸色铁青，瘦了一圈，额头上还一个大红包？”　　回来后，我的情绪根本无法平静。　　一旦离开了兰州，无论家里出了什么事，大哥的电话中只有简单的几个字：“挺好的，没有什么事情，妈妈很平静。”　　给二哥打，也是一样的口气；打给大姐、二姐、三姐、三哥，几乎是众口一词地说没有事情。然而我知道，母亲其实每天都在生与死的门槛上徘徊，母亲舍不得我们兄弟姐妹，每天都用最微弱的呼吸暗示身边的儿女，也让唯一不在她身边的小儿子放心。　　在北京的我，一直心烦意乱，我知道母亲的离开就是一个时间问题。尽管母亲再也不能醒来清晰地和我说话，但是我强烈地希望母亲一直活下去，母亲活着，我就永远是有人疼爱的幺子。我尽力安排台里的事情，希望将手头上的工作赶紧做完，我希望母亲走的时候我在身边，我希望我的心一直陪伴着母亲。　　两天后还有一台大型晚会，晚会一结束我就马上回家，我每天盘算着时间，希望自己能赶上母亲最后的时刻……

世界上最爱我的人去了（2）
那天下午，我在家里做饭，忽然接到了好朋友张华的电话，说在兰州有一场商业演出，人家出20万元请我主持。接到电话时，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20万元请我出场主持节目，还在自己的家门口，这样的事情如同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且演出就在第二天，手续合同一切都替我谈妥了。　　张华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说的话我当然相信，但是即便是这样，也刚好和台里的一场晚会撞车，而且即将出台的新栏目《艺术人生》还有一个月就要开播，我根本抽不出身，我遗憾地婉言谢绝了。　　放下电话，马上感觉不对劲，张华本来是做生意的，和搞演出的人八竿子打不着，怎么突然张罗起这件事？我疑惑着放下电话，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过了大约半个小时，电话又响了，是大哥的号码，我心里一激灵。说实话，这几天我最怕收到大哥的电话。大哥在这种时候是不会轻易给我打电话的，要打绝不会是什么好事。我颤颤微微地拿起电话，大哥的声音特别小，气力特别微弱，缓慢对我说：“军呀，你这几天是不是挺忙的呀？”　　听到大哥的话，我的心里一下明白了，母亲一定是已经走了。我了解大哥，我知道我亲爱的妈妈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顿时觉得浑身无力：“大哥，你告诉我，是什么时候？”　　大哥又淡淡地说：“没事，忙就别回来了。”　　我提高了嗓门：“你告诉我，是什么时候！”　　大哥还是淡淡地说：“你尽到心了，妈妈走的时候挺平静的。”　　我几乎开始嚷着对大哥说了：“求求你，告诉我，是什么时候？”　　大哥顿了一下，仍然淡淡地说：“就在刚才。”　　说完了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我这才反应过来，张华的演出合同不过是家人对我的一种试探，这样好的差事都不回来参加的话，一定真的是非常忙，张华来电话的时候应该就是母亲离开的时候。我明白了，我一下子瘫软了，呆呆地对着电话说：“大哥，你让我想想”　　说完，我们都收了线。尽管母亲的离开已经在我预料之中，当大哥的电话真的打来的时候，我仅剩的一点侥幸全没了。母亲病危的时候，尽管天天惦记，但我知道母亲还在，而今，在我37岁的时候，生养我的父亲和母亲都去了天堂，他们一定是放心了，认为自己的小儿子都长大了，没有牵挂了。大哥说母亲走的时候很平静，母亲走的时候也许是幸福的，因为天的那边有他深爱的父亲。而天的这一边，七个儿女都已经长大成人，母亲放心了！　　我呆坐在沙发上，屋子里异常宁静，我知道此时在兰州，哥哥姐姐嫂子姐夫们一定在忙碌着。我在屋子中的一块空地上，冲着兰州的方向双膝跪倒，给远方的亲人和也许还没有走远的母亲磕了一个头，我终于不能自已，忽然号啕大哭……　　后来听朋友说，大哥给我打完电话之后，就把手机扔了，自己站在医院的楼道里痛哭不止。　　母亲走了，我忽然觉得一阵孤独，在我37岁的时候，我成了没有爸爸、没有妈妈的“孤儿”，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去了……　　谭梅穿着我做的衣服走到外面，没人会相信，如此精致的衣服会出自丈夫之手。

第一次见到谭梅，觉得我们是两代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