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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准备着-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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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钧剑的“金玉良言”（2）
天上的大雁从北方飞来呀，是为了寻找太阳的温暖：要说造反的嘎达梅林，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唱完之后，我站在一边等着郁老师点评。 郁钧剑说：“小伙子感觉不错，但是声音差点，建议你从事间接的文艺工作。” 一晃21年，我果然如郁老师所说，从事了“间接的文艺工作”。2003年5月，当我在《艺术人生》演播室第一次和郁钧剑提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自己激动得差点哭出来。郁钧剑张大了嘴，几乎是惊叫着说：“哎呀，我记得呀，很久以前，永登有个小伙子给我唱《嘎达梅林》。怎么竟然是你呀？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四目相对，半天都没回过神儿来…… 人生多么有趣呀，这完全像虚构出来的故事，但却是真真切切的现实。 战士文艺演出队的节目渐渐多了起来，我们用几个破军鼓绑在一起弄了一个架子鼓，自己设计舞台，编排节目。记得，我和战友郭四平模仿当时红极一时的王洁实、谢莉斯演唱《笑比哭好》、《外婆的澎湖湾》，还拿了个永登县文艺汇演一等奖。 《艺术人生》第一期节目的嘉宾就是王洁实、谢莉斯。当时我在录制现场特别希望和谢莉斯老师演唱一回《外婆的澎湖湾》，记得节目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朱军：其实我觉得20年前，当你们演唱的歌曲悄悄走进我们生活的时候，应该说对我们的生活都产生了一些影响，至少我是这样的。当时的生活非常枯燥，文化生活很贫乏，在这种情况下您们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快乐，我在部队当兵的时候唱两位老师的歌曲，拿的第一个奖就是唱《外婆的澎湖湾》王洁实：那一会儿你跟谢老师来一段《澎湖湾》吧。 谢莉斯：那好，我有了一新搭档。 “晚风吹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随夕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边边幻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 王洁实：唱得不赖。你看谢老师多给面子，你第一段唱错了一句，谢老师在后面故意也唱错一句。（全场大笑） 当年不懂得歌词中的意境，纯粹是自我陶醉，而今懂得的已不仅仅是音乐本身，自己的故事给旋律加入了新的注脚。也许就是因为唱得人多，歌声不再仅仅是音乐，而是人生故事的主题歌了。
我的人生“段子”（1）
到了歌舞团，我一直没有固定事情可做，经常是在大幕没有拉开的时候，钻出来给大家说个相声小段，然后回到后台去打杂。 我成了职业的文艺工作者，每天的固定科目不再是训练，而是随着军区的演出队排练节目，到各地驻军部队进行慰问演出。那时我演出的最主要节目是相声，“一张嘴”就是全部“行头”，简便易行。不久，我便成了部队的“笑星”，还经常和专业相声演员同台演出。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命运又让我结识了一位“贵人”。如果说前面的恩人是不经意间改变了我的命运，那么这个人却当之无愧成为我人生的设计师。 他就是当时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曲艺队队长，现在天津市曲艺团的党委书记许秀林。 2004年，当我们节目组策划《艺术人生·春节特别节目——父老乡亲》的时候，提到了天津相声，我全力推荐许秀林老师。在《艺术人生》策划的众多节目中，这是我唯一一次“徇私情”。许老师应该不算大笑星，但是我知道他内心对相声艺术的执着、追求，常人难以企及，他的“艺术人生”不事张扬却不同凡响。那天我们在舞台上合作了一个节目叫《歌的海洋》，本来16年前我和许老师第一次合说的就是这个相声，特逗的一个段子，但是那天望着身边早生华发的许老师，我平生第一次说相声时突然想哭。 16年前，我在一次演出时认识了许老师。当时许老师正值中年，演出结束后，许老师忽然走过来对我说：“朱军同志，相声说的不错嘛！” 许老师是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艺术顾问，我赶紧站起来谢谢“首长”的夸奖。 许老师对我说：“朱军你知道吗？相声中有一个说法，相声演员‘要不占一怪，要不占一帅’，你占一样。相声演员要想被大家认可，从形象上要不长得古怪，像马三立先生，要不长得英俊，像姜昆，长得不偏不正的很难被大家认可。” 许老师说我长得不怪，那就是另外一条啦！我又惊又喜！“想不想到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来呀”？许老师冒出这样一句话。我吓了一大跳。 想不想？做梦都想！但哪里敢想？ 父亲是“兰战”###级的单簧管演奏家，在团里很受大家尊敬。但是“兰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子女一般不能在本团工作，父亲又是那么一本正经的人，永远不会想到为我走什么关系，我就更加不敢和父亲提起这类事情。 许老师的话倒是让我茅塞顿开，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懂得人生中有一种选择的方式叫“自我设计”，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努力，我可以争取到一些我原以为不属于自己的机会。以前在部队中只知道服从领导，从来不会也不敢为自己选择点什么。 许老师告诉了我“兰战”进团考试的时间，他的话简单极了，但却像一个信号，点燃了我心中“蓄谋已久”的情结，让我觉得眼前出现了一个未知而美好的明天。我开始梦想着成为郁钧剑那样的人。 1988年的春节，过了年就是“兰战”的招新工作，我打了一个电话询问许老师考试的事情，许老师淡淡地说了一句：“那你来吧。” 于是，从春节初二到初七，我吃住在许老师家里，连门都没有出，许老师把我关在屋里，进行考前辅导，并且分文不取。那次，许老师给我辅导的节目，就是牛群的段子《歌的海洋》，而且亲自为我捧哏。 直到今天那个段子我都倒背如流。16年过去了，我从来没有问过许老师当时为什么对一个萍水相逢的小战士给予这样的帮助，我不敢问，不愿问，我想我知道，幸运的人一生中总会有贵人相助，我庆幸自己的运气。许老师的知遇之恩我今生无法报答。我几乎忘记了当时是怎么接受老师的帮助，也几乎忘记了当时有没有向老师说感谢。每当想到这些，我就会给天津的许老师打个电话，像打给自己的亲人，没有什么事情，就是简单嘘寒问暖。 发榜下来，我如愿以偿，终于在1988年9月，正式调入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兰战”当时是西北地区最大的文艺团体，而自己在“兰战”工作，算是“艺术人生”正式开始。
我的人生“段子”（2）
我发现人生真的很有意思，每时每刻都在和自己较劲，一个困难的结束就意味着另一个困难的开始，而困难的不断升级，却意味着不断进步——这是今天的想法，然而在当年，似乎总是在希望与失望的悬崖上飘忽不定，不知道明天究竟怎样。 到了歌舞团，我一直没有固定事情可做，因为歌舞团的核心演出是以歌舞为主，曲艺演员在台上仅仅是“垫场”的角色。我经常是在大幕没有拉开的时候，钻出来给大家说个相声小段，然后回到后台去打杂。人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时候是最难以忍受的，尤其是自己踌躇满志地投入进来，却突然不知所为，那种失落感是巨大的，让人经常莫名其妙地烦躁不安。那时我已经24岁，却一事无成，甚至还没有找到前进的目标——我开始隐隐地为自己的未来担心了。 这以后不久，我们到新疆下部队演出，我的任务是坐在舞台上方的灯光槽子中打追光。当时我们演出的剧目叫《红霞里有个我》，在乌鲁木齐演出三场，然后组织小分队下到边防哨所继续慰问。在乌鲁木齐的演出，因为是大剧院而相当正规，我工作的灯光槽子在舞台上方，背冲着观众，周围就是众多高倍数的灯光，每个灯都是上千瓦，我手里拿着巨大的手电筒一样的追光灯，追随演员的身影，烘托他们的造型效果。炎热的灯光槽儿把我烤得汗流浃背，一场演出两个多小时，我光着膀子，出的汗都可以拧出水来，一场演出下来我在上面几乎可以喝掉一桶水。最难受的不在于此，而是每个节目结束后掌声雷动的时候，那时我像一个馋嘴的孩子一样，眼巴巴地看着台上演员充满成就感的笑容，心里一阵阵不是滋味。我意识到，假如说在永登县驻军的战士业余宣传队也算是演员的话，那么几乎就是“矬子里面拔将军”，到了正规文艺团体才知道人家的歌舞演员人人都是从小训练，科班出身，我这种自己训练的能耐，很难登大雅之堂。然而，我还是始终如一地自我宽慰，“不以善小而不为”，小事也能成大气候！即便在灯光槽里打灯，也要“术业有专攻”，以此成为自己的一技之长。 那时我手里的追光打出了五花八门的样式，为台上的演员锦上添花。也就在我手中把玩着那巨大的追光灯的时候，有一个身影始终是我手里的“光”追逐的对象。 她是舞蹈演员，在许多节目中都有她的身影。 她瘦小，却楚楚动人。 我的追光总是不自觉地跟着她的身影走，追光不偏不倚地打在她的身上，而在灯光中她的身影有一种别样的光彩。当时又怎么可能想到，后来追光灯里面的身影成了我终身的伴侣。
我的第一次主持经历（1）
许志师重重地摔开我，须势推了一把，我一个趔趄，正好被推到拉开了一道大缝的舞台中央演出结束之后，我狼狈地从灯光槽中下来，别人沉浸在演出的兴奋中，我却依然无所事事地闲着。许老师在处理完演出的善后事宜后，大家纷纷回房间睡觉，他又将我悄悄地叫到他的宿舍，对我说：“明天大部队回兰州，我带着小分队下部队。” 看得出来，许老师似乎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沉默了很久，许老师忽然说：“朱军，在‘兰战’歌舞是主体，曲艺永远是‘第三世界’，只能填补空白，当初是我建议你来的，希望你会有大的发展，现在看来还得想更好的办法。我今天发现了一点，我忽然觉得你的形象个头说话的感觉，挺适合当主持人的，你敢不敢？你有没有什么兴趣？ “主持人？不就是演出开始之前的报幕员，敢当然敢，但是当报幕员有什么意思吗？但是想想又觉得至少比打追光要好，我实在不甘心只当个打灯的。再说，如果我除了相声、打追光，还能当主持人，好歹也算一专多能。于是二话没说，满口答应。 主持人当时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业余职务，只要口齿清晰，长得大方，谁都能当。只是主持人的头衔，比报幕员上档次，多少能满足些虚荣心。假如不是许老师那天特意提起，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想到我与主持人会有什么瓜葛，也许我会成为一个唱歌的演员，或者干脆离开“兰战”重新谋生。然而，这个当时看起来很简单的一项工作无意中成就了我终身的事业。 第二天，演出的大部队回兰州了，我们团那时的主持人叫王广訇，也是个相声演员，每次节目都由他来主持，这次由于工作的安排，他跟着大部队回去了，于是小分队演出的主持人就成了我。 下部队的头一站是位于南疆托克迅的汽车二团，虽说是小分队演出也有一定的规模，有舞台、有大幕，我将写好的串联词反复背诵，把节目单卷成一个卷拿在手里，背着手来回溜达。离开演的时间越来越近，我偷偷地从大幕里边向下望去，战士们坐了一大片，正兴高采烈地一边拉歌一边等待着演出开始。忽然间，我出了一身冷汗，心跳加速，一下傻在那里，像是产生了幻觉一样，什么都听不见了。奇怪！也上过台，也无数次面对过观众，这次为什么紧张成这个样？也许是事前低估了主持节目的难度？没有认真准备？不对呀，我自己写的串联词，背得滚瓜烂熟，再回忆一遍，糟糕！怎么几乎全忘了？ 忽然而至的紧张让我慌乱起来，一切经验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后悔事先没有和老主持人好好交流一下，后悔自己草率地决定如此重大的事情。正在我紧张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剧场里的电铃一声巨响，许老师带着人站在大幕遮掩下的舞台正中间，轻声地问我：“怎么样？准备好了就开始了。” 我看着许老师，紧张得脸上直抽搐，忽然抓着许老师的胳膊，央求着说：“许老师，我觉得我不行！” 许老师一把甩开我，瞪着眼睛，冲着我就嚷：“到这个时候了，你敢说你不行，不行也得上！” 口气不容质疑，毫无商量余地。我没有任何退路，只有孤注一掷。 说完，许老师和另外一个拉幕的战士一左一右往台边上走，我下意识地抓着许老师的衣服，皱着眉，一脸痛苦，喉咙里嘟囔着：“别，等会儿——” 等？！等什么！铃声就是命令！下面那么多战士等着开演呢！许老师上来了一股子倔劲，重重地摔开我，抬起手顺势推了一把，我一个趔趄，正好被推到拉开了一道大缝的舞台正中央。 一时间掌声轰鸣，充溢着我的耳鼓，我的脑袋“嗡”地一下大了，不知如何是好，冲着台下深深地弯下腰，像是真诚地给战士们鞠躬，又久久地慢慢地深情地站起来。战士们见主持人如此谦诚，又是一阵热烈掌声，于是我借机又是深深的一躬，原来是想借这“一上一下”的时间，缓冲一下紧张情绪，再抓紧想想台词，没想到等我再次慢慢抬起头的时候，原来背好的台词全飞到了九霄云外，只记得说了一句：“亲爱的战友们，大家好，我们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带着军区首长的关怀和深切的慰问，来到这里为大家献上精彩的节目，下面演出正式开始——”
我的第一次主持经历（2）
这就是我主持人生涯的首次出场，被观众的掌声吓得忘了词儿，甚至还想临阵脱逃，尴尬地被许老师一把推上了舞台。但没想到这一把却将我推上了事业的“正道”，“这一把”推来我后半生的好运，让我在迷茫的人生中忽然柳暗花明。 战士们的热情又救了我一命，我在又一阵掌声中踉踉跄跄地下台，晕晕乎乎地赶紧背词，那张节目单子在我手中早已揉皱，我紧张地看到下一个节目是我和许老师的相声，于是我连忙定了定神，心里微微松弛片刻，又在那“骇人”的掌声中走了出去。舞台在那个时候，就像是枪林弹雨中的战场，敌人是谁？其实敌人就是自己，瞬间需要打败的就是那个胆怯的、不知所措的自己。 巡演了几个月回到兰州，正赶上“兰战”在排演一场大型“五四”青年节歌咏比赛，很像今天的青年歌手大奖赛，我依旧没有什么具体事情，跟着大部队瞎忙活。那天演出没有相声，节目的主持人依然是两个固定的人：王广訇和田美荣，他们俩是老搭档，团里的重要演出几乎全是他们合作主持。排练的时候，我悄悄地跟在他们身边，不打扰他，偷偷看他们怎么准备，怎么分配话语，怎么练习，怎么处理一些场上的精彩环节和突发事件，我把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演出是在1989年5月4日晚上，一切准备就绪，下午最后一次彩排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男主持人王广訇忽然不见了。找了一圈才知道他突发肠胃炎，上吐下泻几乎脱水。上上下下的人急得团团转。没有办法，只能换人。但是团里没有备份的主持人，即便有，也只有半天时间，怎么来得及排练？ 这个时候，许秀林老师忽然语出惊人：“让朱军试试吧！” “朱军是谁？”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个新来的朱军哩！朱军有这个能力吗？朱军有这方面的经验吗？一连串的疑问，让许多人担心。现在想想难怪大家疑虑，这么重大的活动，让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甚至从未排练过的新手出场，有多大的风险！一旦出现问题，后果不堪设想！许老师坚定地认为：“我觉得他行，至少用他是目前唯一的办法。” 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我成了主持人。当时只抱定一个想法，领导这么信任千万不能丢脸，至少不能演砸了给许老师丢人。至于这次机会对我将意味着什么，我无从细想，只是觉得，这个比上次还大的舞台带给了我一种莫名的兴奋，我想站在那里—— 那天我穿着白色的军礼服，精神昂扬地站在体育馆中央，一气呵成地将主持任务圆满完成。 大型晚会的主持人最重要的就是心理素质，除了自己，没人可以打倒你。在那个硕大的体育馆里，我找到了事业上的自信，不是军人的荣誉感，不是掌声鲜花，甚至不是对艺术的热爱，而是一个24岁男人的事业定位和自信。
路在脚下（1）
扭头偷偷看着亚宁，那浑身的青春气息，一脸的阳光灿烂，怎么都觉得自己有点装“嫩”。 1996年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我正式带着办理好的一切手续到中央电视台报到，最后一次用证件换得了进门条，跑了一圈办理手续，终于看着自己的一寸照片和一张出入证被过塑压膜，上面铅印着：文艺中心，朱军，还发了一条链子，我忙不迭地将出入证挂在脖子上，比带上钻石还美。办好了证，我故意找个理由，出去办事，神气活现地挂着证件从东门出从东门进，每次看见武警战士爽快的放行手势，我都有一种“得逞”的快感。就这样，来来回回，当天进出东门12次。那个时候脖子上老挂着证，就像大学一年级的新生老爱戴校徽似的。 报到的当天下午，我带着一大堆证件，来到北京市西城区月坛派出所，正式办理户籍手续。 从那天起，我竟然成了北京市的正式市民。 来不及感慨，来不及享受成功和胜利的甜美，新的压力接踵而至。 1996年底，中央电视台第三套节目正式开播。文艺中心成立了戏曲音乐部，我同时担任《东西南北中》和《中国音乐电视》的主持人。时间一久，做节目的状态就有了一种惯性，我有时会忽然想起老李说的那句刺耳的话：“您差远了！”心里竟一阵阵地发慌！ 还没有调进中央台的时候，有一天，老孟要我看北京电视台一档青年节目《我们》，主持人叫亚宁，英俊年轻，他后来与《同一首歌》一起红遍大江南北。亚宁青春鲜活，有天赋的“明星”气质，符合年轻人审美选择，很快就被老孟请来实习。让我惊讶的是，这个小伙子竟然是学医的，毕业之后“不务正业”选择了做主持人，而且迅速被众多青年观众追崇，让我心生一种羡慕。亚宁很快就成了我的同事，我们同一批进台，一直都在戏曲音乐部工作。现在他离开了主持人岗位寻找自己另外的发展方向。 亚宁的出现给了我一种无形的压力，我清楚地感到亚宁先天优势凸现了我的先天不足。 有一回，我们要把《东西南北中》已经家喻户晓的主题歌拍成MTV。MTV当时是一个很时尚的概念。经过策划导演的周密计划，由当时《东西南北中》的全部主持人，我、许戈辉、亚宁、袁鸣一起参加拍摄。MTV的创意是，几个年轻人坐着敞篷车，行驶在一条宽阔的高速公路上，大家在车上，向周围热情招手，跳起来够树上的叶子，欢声笑语，活蹦乱跳，到了风景优美的地方更是青春四溢。 在拍摄的过程中，我慢慢感觉到越来越别扭，越来越心虚，30多岁的人了，主持节目时总是西服革履，给人一种持重的感觉。现在穿上便装，欢蹦乱跳，跳得没人家高，笑得没人家自然，尽管还依旧是一张年轻的脸，但是扭头偷偷看看亚宁，那浑身的青春气息，一脸的阳光灿烂，怎么看都觉得自己有点“装嫩”。其实在我内心深处，早已潜藏着危机：毕竟我不是20出头的小年轻了，以前经历的沧桑清晰地挂在了眉宇之间，再浓重的粉底、再高明的化妆都掩盖不住了。拍出来的效果也如我所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显得“青春已去”，尽管在导演精心拍摄处理下，我还差强人意地过了关，但是自己的问题自己心知肚明。MTV播出后，观众尽管非常喜欢，但是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亚宁的青春自然，很少有人提及朱军。 这次的刺激非同小可，让我着实实有了危机感。我想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一个主持人，究竟应该怎么定位，尤其是一个已经不能算年轻的主持人—— 这个MTV几乎每期节目都会插播一遍，而每插播一遍我就受一遍刺激，毕竟我的目标不是一张中央电视台的进门条。进来干什么？这里是人才济济的地方，谁又能知道等候在东门的年轻人不是虎视眈眈的青年才俊？不是台前幕后闪烁的新星？ 人生的又一道关卡悄悄横在了我的面前，我开始了新一轮的忧虑。我已经不年轻了，在自然规律面前，我可能彻底地无能为力。就像烧开一壶水，从0度到80度可以很快，但是要想再升高20度，沸腾起来，却需要更多的能量，我不知道怎样、从哪里汲取这样的能量？
路在脚下（2）
敢问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我这样鼓励自己，我也只能这样鼓励自己！ 有时侯，我挺害怕，我怕自己就这么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地荒废这来之不易的主持人生涯。然而，在当时我主持的《东西南北中》和《中国音乐电视》两档节目中，又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劣势，每到周一，写给亚宁的信足有一筐，写给我的却寥寥无几。我不想仅仅成为屏幕上CCTV字母的背景。电视媒体的奇特之处就在于：优劣成败，一览无余。它能让一个主持人一夜之间大红大紫，也能让你一败涂地，关键在于观众的视觉判断。我必须寻找自己的准确定位，扮演适合自己的“角色”，才能最终被观众认可。坦率地讲，那个时候，成名的心、成名的梦变成了一个实在的心愿。 面对各种竞争压力和观众的批评，我不甘心；作为30多岁的人，我不甘心；作为一个男人，我不甘心。 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于是，在1996年，《中国音乐电视》最“火”的一年中，我毅然离开了那里。 坚持难，但是比坚持还难的是放弃。 我不想继续在一个不再适合自己的地方委曲求全，这会让自己和节目都感到勉为其难。我相信我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于是，我在综艺频道的改版中放弃了《东西南北中》和《中国音乐电视》两个节目，开始主持一个名叫《音乐直播厅》的栏目。每周末到一个音乐会的现场，直播音乐会实况，同时单枪匹马地负责一个叫《中国音乐电视精品廊》的周末赏析类节目，自己担任编导主持人。默默、沉静地琢磨着电视——这个本不是我的专业、或许会伴随我终身的事业。同时，我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大大小小的直播节目和大型晚会上，我喜欢大舞台，喜欢直播。我终于明白了，当找不到合适定位的时候，千万不要占着别人的位置，观众会对朱军这张脸久而久之产生“审美疲劳”，结果只能是还没有被人记住的时候，就已经被人忘记了
勿忘父母恩
1999年10月7日，我没了爸爸。 2000年12月16日，我没了妈妈。 那才是我真正长大的日子。 那一刻，除了悲伤，我感到了一段彻骨的孤独，似乎一切的成就都在一种力量面前化为乌有。我是个孝子，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孝子。父母给我的不仅是骨血和容颜，更是一种深深的烙印，我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在他们刚刚去世的时候，我几乎无法按照理性解释“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当我来到父母合葬的墓前，见到自己的名字也被刻上石碑的时候，我知道父母也带走了我的一部分。 慈祥的爹带走了我的胆怯，让我更加地坚强；善良的娘带走了我的迷茫，让我的人生更有方向
把爱全给了我，把世界给了我
我不敢轻易回忆童年，因为我的今天与我的童年生活天壤之别。童年时最清晰的记忆都是关于父亲母亲的回忆，关于贫寒的家和自卑的自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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