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乾隆三部曲第一部-出书版)-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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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Ｖ畛家嘟运媸彼媸伦嗥�，质语直陈，是以上下无隐情。纯皇帝固圣不可及，而亦众正盈朝，前后左右皆严惮之人故也。＇18＇
　　蔡东藩《清史通俗演义》云：乾隆帝即位后，朝政颇尚宽大，凡宗室人等，旧被圈禁，至是一律释放。封允e、允禵公爵，复阿其那、塞思黑子孙红带，收入玉牒。自己的兄弟骨肉亦均封为亲王。尊母钮祜禄氏为皇太后。册立元妃富察氏为皇后。母族后族，都另眼相看。又把岳钟琪等释出狱中。赦汪景祺、查嗣庭家属罪，命他回藉。因此宗室觉罗，勋戚故旧，官吏人民，没一个不颂扬仁德。自西北休兵，只云贵叛苗，未曾平靖，特逮回张照、哈元生、董芳治罪，别授张广泗为七省经略，节制各路人马。迨苗疆已定，海内承平，乾隆帝乃偃武修文，命大学士等订定礼乐，鄂尔泰、张廷玉两大臣，悉心斟酌，规矩三礼，考正八音。又复连年五谷丰登，八方朝贡，真个是全盛气象，备极荣华。
　　以致对清人一向抱有成见的朝鲜使臣也说：“清人虽是胡种，凡事极为文明。典章文翰，皆如皇明时。”＇19＇“乾隆行宽大之政，……可谓贤君矣。”＇20＇
　　盖“宽政”素为今上所推崇，并非仅是客观形势的产物。他自少接受纯正的儒家教育，信之极笃。就连师傅朱轼、鄂尔泰、张廷玉等亦称其学问纯正，才超学遽，往往“有不知其然而然者”。＇21＇其年轻时所纂《宽则得众论》，尤表达了对“宽仁之治”的憧憬：
　　自古帝王受命保邦，……非仁无以得其心，而非宽无以安其身，二者名虽为二而理则一也。……诚能宽以待物，包荒纳垢，宥人细故，成己大德，则人亦感其恩而心悦诚服矣。
　　苟为不然，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则虽勤于为治，如始皇之程石观书，隋文之躬亲吏职，亦何益哉！＇22＇
　　《尚书》是他即位后再二再三、引用最多的典籍之一。其《大禹谟》曰：“御众以宽”，“克宽克仁”，又曰：“代虐以宽”，“宽而有制，从容以和”，“宽仁”乃是儒家政治的至高理想，也是皇上欲“回复三代”的一个基本条件。乾隆元年正月丁酉，上谕：
　　为治之道，在于休养生民，而民之所以休养，在乎去其累民者。使其心宽然自得，以各谋其生，各安其业，而后富足可期。……
　　嗣后各直省督抚务以休养吾民为本。而一切扰累之事。速宜屏除。庶民生可遂，而民气以舒。
　　其目的，就是为了“俯顺舆情”，造成一个宽舒的政治气象，“使其心宽然自得”，“庶民生可遂，而民气以舒”。其后又明确表示：“圣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宽居首”，舍宽而无其它。＇23＇
　　是为乾隆初年宽仁之政。切勿忽视了这些思想行为，其目的正是儒家一向主张的，用“以感发人之善心”。＇24＇不过，也不能以为这些就代表了乾隆初政的所有内涵，或以为今上只是个会拉选票得民心的二流政客。除此以外，他还有大手笔在后边。＇25＇其《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论》曰：
　　后世人君施一二善政于民，曰：此仁育也。然其实惠于民何有焉？
　　显示其意远迈于此。而正是有了这一番铺垫，或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有了一个很高的“支持率”，再经过一年的调试，自觉能够成功地掌控这个国家机器，——那些胸中的宏大计划，也就可以顺势出台，而很少阻力了。
　　*　*　*
　　＇1＇　遗诏为大行皇帝死后，大臣依照他曾表示过的意见所拟，其原文曰：“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从前朕见人情浇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今人心共知儆惕矣。凡各衙门条例，……若从前之例本宽，而朕改易从严者，此乃整饬人心风俗之计，原欲暂行于一时，俟诸弊革除之后。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此处文字略有出入，见乾隆元年七月辛酉谕。
　　＇2＇　乾隆元年四月丙寅，《高宗实录》卷16。
　　＇3＇　黄卬：《锡金识小录》卷一，《备参上·关栅》。
　　＇4＇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2。
　　＇5＇　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2，页353。
　　＇6＇　昭槤：《啸亭杂录》卷1《纯皇初政》；又见徐珂《清稗类钞》《高宗初政》（第1册，中华书局，1984，页245）。
　　＇7＇　《啸亭杂录》卷1《重朱文正》；袁枚：《文华殿大学士太傅朱文端公神道碑》：公奉世宗诏，侍皇上清宫最久。今上既即位，凡所陈奏，无不张施。首陈《除开垦》、《省刑罚》两疏，其他语秘，外不尽知。天子恐用公晚，一切大事，虚己咨询。公亦忘身殉国，竭毣毣之思（时已七十二岁），卒以成疾，辅新君九阅月而薨。然则，公启沃之功可以想见。
　　＇8＇　《啸亭杂录》卷六《张文和之才》。
　　＇9＇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第11册，页4489。
　　＇10＇　《小仓山房文集》卷8；又见《朗潜纪闻·二笔》卷2。
　　＇11＇　公（史贻直）入谒梓宫，上召见温论良久，赐世宗所遗鹅黄蟒衣四团龙补服，曰：“此先帝意也。”公感激呜咽，上亦泣下不止，见《文渊阁大学士史文靖公神道碑》，《小仓山房文集》卷3。
　　＇12＇　其疏首曰：“敬读谕旨，曰：‘百姓安则朕躬安’，大哉王言，闻者皆感涕”，《清史稿·曹一士传》。
　　＇13＇　杨名时（1661…1736，谥文定），科甲领袖，为世宗语，因被劾革职，待罪云南。皇四子曾问其师蔡世远，杨名时何许人也，蔡答：“今世而有尧舜君民之念者，江阴一人而已”。雍正十三年冬，召用向所废置故老大臣，公首被召，天下想望风采。既入觐，天子召对良久，益陈利害。诸仁政将次施行，而公遽病，薨，寿七十七，参见《小仓山房文集》卷2等。
　　＇14＇　谢济世曾“私注经书”《大学》，其中“拒谏饰非，必致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为世宗所痛斥。
　　＇15＇　其大旨以为：人君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自是之根不拔，则机伏于微，而势成于不可返。愿皇上时时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啸亭杂录》卷7《孙文定公》。
　　＇16＇　《小仓山房（续）文集》卷33。
　　＇17＇　乾隆六十年十月上谕：从前皇祖升遐时，皇考即欲行三年之礼，经王大臣等再四敦劝，勉从国制。皇考龙驭上宾之日，朕亦欲仿行古礼。尔时王大臣等亦曾奏劝，朕皆不允。因奏知圣母皇太后，蒙严谕：皇帝此举差矣。我朝旧制，服孝不应薙发。设三年之久不薙，与前代汉人蓄发何异。且祭神最为吉礼，若因不薙发，遂三年不祭神，更非吉事，且于国典有关。此断断不可之事！朕初未念及此也。彼时即祇遵圣母训谕，不敢泥古。将来嗣皇帝如亦欲仿行古礼，当思天子之孝，与士庶异。我皇清之制，与汉姓殊。
　　＇18＇　《清史稿》卷356《洪亮吉传》。《啸亭杂录》卷1《纯皇初政》：一时辅佐之臣如鄂尔泰、杨名时、朱轼、赵国麟、史贻直、孙嘉淦，皆理学醇儒，见识正大，故为一代极盛之时也。
　　＇19＇　《李朝实录》，英祖朝，第44册，卷47，英宗十四年二月（乾隆三年），领议政李光佐（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总页124。
　　＇20＇　《李朝实录》，英祖朝，第44册，卷49，英宗十五年七月（乾隆四年），使臣徐宝玉（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总页173。
　　＇21＇　参见《乐善堂集》，鄂尔泰、张廷玉、朱轼等序；其少年读书之书屋“颜之曰‘乐善堂’，盖取大舜乐取于人以为善之意也”，集因以是名。
　　＇22＇　见《乐善堂集》卷1；雍正十三年十月，上谕：“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萧姡В骸队老苈夹�编》：（雍正）十三年，上传位今上，降谕太子仁贤，曾密奏无杀年羹尧及抄家诸事（按：时年十五岁）。时举朝无一人言及也。今上登极后，逮年希尧治罪，以其迎合希旨，摧残骨肉焉。按：说前句“非仁无以得其心”是对老百姓，后一句“非宽无以安其身”是对臣下，亦为一解，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页23。
　　＇23＇　乾隆三年八月癸未，仲秋经筵。讲毕，上曰：“夫子历论尧舜禹汤武王授受之旨，而统之曰：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宽信敏公，乃圣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宽居首者。盖宽者仁之用，故惟宽然后能兼容并育，而羣生之众有所托命焉。左传记夫子之言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盖因一时为郑而发。此补偏救弊之说。若夫圣王出治。舍宽其何以为敷政宁人之本哉。”
　　＇24＇　《乐善堂集》，庄亲王允禄序。
　　＇25＇　《乐善堂集》卷3。
　　二、经济对策
　　3。面对人口问题
　　法国学者布罗代尔认为，在十八世纪，世界历史上出现了罕见的“共时现象”，其中之一，就是人口的持续增长。在这一百年里，中国人口从大约一亿，增加到三亿（十九世纪，四亿），并与二十世纪的人口增加连接起来。中国开始面临了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
　　事情还不止如此，可贵的是，在清代康熙四十年代，即公元十八世纪初叶，圣祖皇帝已指出人口问题的存在，并积极面对它：
　　本朝自统一区宇以来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不可不为筹之也。＇1＇
　　故“平素间谆谆以此事面谕众大臣”，并提出“户口殷繁固是美事，然当预筹安养之策”的想法。＇2＇显示出清廷高度的责任心，与不肯“无作为”之意。
　　康熙皇帝的人口思想一直传给了他的继承者，如世宗雍正皇帝谕：
　　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歉，民食为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业？＇3＇
　　及至乾隆即位，自首次提出人口问题已有三十年（一世）之久。上谕：
　　惟是国家承产日久，生齿日繁，在京八旗及各省人民，滋生繁衍，而地不加广。此民用所以难充，民产所以难制也。
　　续曰：从来帝王治理天下之道，只有“教”、“养”两条。因为恒产、恒心，相为维系。“仓廪实而知礼义”，“则夫教民之道，必先之以养民”。将施政目标定为“先养后教”。
　　俾黎民饱食暖衣，太平有象。民气和乐，民心自顺，民生优裕，民质自驯。返朴还淳之俗可致，庠序孝弟之教可兴，礼义廉耻之行可敦也。＇4＇
　　乾隆初政的十几年时间，可以说都是在作“养民”的功夫，其后才转到“教民”的一方面去。
　　乾隆六年，第一次统计全国大小男妇人口，发现人口已达到一亿四千多万。乾隆五十八年，中国人口达到三亿之众。其数量之高，为中国历代所未曾有。
　　对于人口问题，如果说开始时还只有皇帝一人或少数几人有识于此，此时则已成为朝野的共识；并且不是停留在一般的议论之上，而是在认真地考虑其对策了。人口问题几乎成为所有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讨论的出发点，终于，它导致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发展政策的提出。
　　清代前期，在长达九十多年时间里，只有人丁编审（丁数长期徘徊在二千数百万上下），而无人口统计。如何估算当时的人口数字，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若采用所谓“回测”（即向前“倒推”）的方法，可大致算出，康熙四十年代（1700年）中国大约有一亿人口，雍正年间可能已有一亿五千万人（乾隆六年实为一亿七千余万）。＇5＇而据官方统计，到乾隆末中国人口已达三亿以上；十九世纪中叶，达到四亿三千余万。＇6＇
　　清代人口增长，是所谓“前现代”中国最大的一次人口增长。其后略有起伏，到二十世纪中叶，又开始了一轮新的更大的人口增长，这一次“现代”人口增长，使中国人口达到了十亿以上。其实，它们并不是两次（所谓“前现代”和“现代”的），而只是一次，或曰一个人口增长。
　　与此同时，世界历史上出现了几点罕见的“共时现象”。据研究，在西方，人口一直处在剧烈的波动和增减之中，但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不再倒退（实际上中国要比西方早半个世纪时间），直至现代。同期中国人口增减的节奏，与之大致相同。＇7＇
　　人口增长及由此引起的相关努力，如加强政府等，在西方国家都属于“现代现象”，在中国则仍被视为“古代行为”，讥为“封建落伍”。传统“现代化理论”的这些观点，未必能承受清史研究新发现的检验。可惜的是，中国学术界十分自卑，不敢承认自己之“理论”，甚至置自己所有之“事实”于不顾。
　　按照过去学术界的流行看法，清代最早发现人口问题的，是乾隆末年的洪亮吉，因与西方人马尔萨斯同时，故被视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但洪亮吉与圣祖相比，已晚了九十余年。特别重要的是，二者的人口思想，在字面上并无多大出入。对人口问题，洪亮吉也主张从发展经济予以解决，与圣祖并无二致。这正代表了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即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力求用经济的发展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与之不同的、以限制人口增长为主导的思想，可能只是到下一世纪中叶，才在汪士铎的私人日记（《乙丙日记》）中有所表现；但它多少已偏离了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而较接近于欧洲国家的人口思想。在西方，直到十九世纪才出现以（发展）经济为主导的解决政治问题的主张。＇8＇与中国相比，差了一个世纪。
　　一直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康熙皇帝依然是陈腐老套，并没能提出限制人口。好像皇帝乐见人口增加，没有“砍杀尔”，就有什么“不是”似的。今天我们也许可以就此作出进一步的回答。
　　在《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里，我曾把中国传统经济分为四种类型，或称为四个阶段，其中第一个为“不发展经济”，有如清代十八世纪以前的广西；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人口“长期停滞”，土地大量抛荒，耕作极为粗放。此后逐步起飞，进入“发展中经济”，则全凭人口的增加即需求带来的刺激，显示出人口增加对于传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也正是在其早期看得最为明显，且最少会引起争论。
　　所谓“发展中经济”，其最显著的特征，即人口迅速增加，使它成为各发展时期中速度最快的一个。人力的投入，甚至可能带来收益的递增。同时，土地基本垦辟，进入精耕农业，有如清初以来的中南、西南以及稍后的东北和台湾，以及汉代以来广大的中原地区。过去人们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经济的最高成果，因此有了“长期停滞”的说法，其实是一个误解。
　　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如清代的广东、江苏，其人口密度已然很高，但仍有显著的增长。清代中叶，广东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发明以“桑（果）基鱼塘”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生态农业”；江苏更成为一个（传统）“工业区”，拥有全国最高密度的人口。这些地区人口是否已经太多了呢？据史料记载，常熟在雍正以前棉作较少，“盖黄霉削草，必资人多，曩时人较少也”，以后“生齿日繁，故种棉渐多”。＇9＇仍有赖于人口的进一步增加（特别是在那些棉花、棉布产区）。
　　与一般认识相反，人口增长对清代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贡献，其实莫过于高水平的发展阶段。因为没有人口的如是快速大量的增加，则没有需求的如此扩大；而没有需求的扩大，就不会出现“集中种植”的“规模经济”，也就没有省区间的比较优势及其交换可言。推而言之，中国传统文明的高度繁荣和种种成就，都与中国人口的众多和密集状态密切相关；而这种成就，又不是每一个人口高密度文明都一定能够“自然而然”取得的。＇10＇
　　什么叫“比较优势”及其交换？举例来说，在中国南方许多地土上，一亩地可以产出数石的粮食，而往往只能生产很少的棉花（如四川仁寿“利与种田等，亩可二十觔”；＇11＇民国初年广东棉花亩产只有几斤＇12＇）；在华北等棉产区，棉产量相当高（如“齐鲁人种棉者”，“亩收二三百斤以为常”；＇13＇山东兖州“五谷之利不及其半”＇14＇），而粮食亩产难以过石。不难看出，这里有着比较优势的重大差别。面对这种局面，只需做一调整，如以南方地亩种植粮食，而以北方适宜地区改种棉花，社会总产量就会有很大的、甚至是成倍的增加。而且，这都是在不再增加耕地、也不需提高技术水平和增大投入的情况下便可取得的。它扩大了生产可能性的边界，增加了社会的整体产出。它的成就（如经济的商品性发展），仅用“精耕细作”一辞是不能概括的。而这正是近几世纪在中国发生的历史事实，无论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15＇
　　如果再看到最近几十年时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农产品供给充足，从粮食到其他农副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低廉；同时，还有大约一亿多劳动力进入工业领域，创造了世界史上的奇迹，以致有“世界工厂”之称，就可以更容易的把这大段的历史贯穿起来。
　　尽管今日中国经济中还存在很多“结构性”、“制度性”的问题，但与此并不矛盾，那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基本上依赖的是密集而众多的人口。对于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有些人专门“倒霉看反面”；还有人竟然嫌中国人口太多了，以为少几个亿才好（可见“虚妄史观”由来有渐），——所谓“人口众多，何罪之有”？如此形成为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正面看法。＇16＇
　　*　*　*
　　＇1＇　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庚辰，《圣祖实录》卷240。
　　＇2＇　康熙五十五年五月壬戌、五十六年四月丁酉，《圣祖实录》卷268、卷272。
　　＇3＇　雍正元年四月乙亥，《世宗实录》卷6。
　　＇4＇　雍正十三年九月壬戌，《高宗实录》卷3。
　　＇5＇　参见高王凌：“关于‘清代人口研究’的几点质疑”（《中国社会科学》）1982：4、“清代人口研究述评”（《清史研究通讯》）1983：2、“十八世纪中国人口的增长和清政府的农业经济对策”（1981年第一次全国清史讨论会论文，《未定稿》1982：32）、“清代初期中国人口的估算问题”，《人口理论与实践》1984：2。
　　＇6＇　美国学者施坚雅认为，当时中国人口并没有若是之多，而只有三亿八千万左右；与之不同的看法，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3。
　　＇7＇　参见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三联书店，1992，页29—31。
　　＇8＇　南怀瑾《原本大学微言》。
　　＇9＇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卷二。
　　＇10＇　参见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海洋出版社，北京，1999。
　　＇11＇　道光《仁寿县志》卷2。
　　＇12＇　许道夫编《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页206。
　　＇13＇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5。
　　＇14＇　万历《兖州府志》卷4。
　　＇15＇　参见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
　　＇16＇　高王凌：人口众多之我观，《读书》2010年第5期。
　　4。垦政的变化
　　在新对策形成的过程中，一些传统的做法逐渐被“边缘化”了。其中之一，就是土地的开垦政策。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对农业生产来说，第一步即开垦土地，舍此而无其他。至于灌溉、施肥，以至复种、种植经济作物，……那还是以后的事。
　　明代中国耕地面积——从官方统计数字来看，——已有7亿多亩，到民国初年，达到14亿亩。仍按官方统计口径来看，其间约7亿亩是为清代开辟，占据一半。易言之，清朝三百年土地开垦，与以前三千年所垦约略相当，这当然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从其他各方面史料也可印证，清代出现了“全域性开垦”，＇1＇其浪头及于历史上从未开辟的深山老林、生荒地土，其中最著名的新开发地区有西南、中南及东北等地，相对于明代经济重心偏重于东南运河一线，已形成极大的反差。
　　经过清初“恢复时期”的持续开垦，到雍正年间，中国造报耕地数字达到9亿亩。它并不可能突然中止，而势须向前滚动，尽管速率要降低许多。因此，估计民国初年14亿亩耕地中，可能有12亿亩，是为乾隆年间已经开垦。
　　但是，清朝垦政却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并非像历朝历代那样，一味重视开垦。一方面，土地开辟支持了清代经济发展的很大部分，＇2＇另一方面，开垦政策却发生了“适时的”转变。它的完成，正是在乾隆初年。
　　清初最重开垦，有利即有弊。不管出于个人还是其他方面的什么原因，圣祖皇帝自康熙二十年代即不欲“搜剔”，继之提出了“内地实无闲处”，“此外更有何应垦之田”的说法。
　　但是土地开垦毕竟是传统方法中最有成效的一个，并为历朝“恢复时期”屡试不爽；行政作风上，雍正皇帝又改“宽舒”为“严核”，因此重新强调土地开垦，史称：“雍正间督各省开垦，颇用以厉民”。引致朝野不满。
　　及至今上登极，尚书史贻直首奏停开垦以杜浮冒，＇3＇　御史曹一士等亦上疏请清各省开垦流弊。＇4＇是以皇上俯顺舆情，首先就拿垦政开刀，也成为他“宽仁之政”中有力的一笔。
　　雍正十三年十月乙亥，因见各省督抚题报开垦，纷纷不一，河南一省所报亩数尤多，“经朕访察，其中多有未实，名为开荒，而实则加赋，非徒无益于地方，而并贻害于百姓也”，谕令禁止虚报开垦。＇5＇
　　当时问题最多的省份，一为河南，自田文镜、王士俊主政以来，“苛刻搜求，以严厉相尚”；一为广西，通过废员及报捐人员，“转托地方官，逐户传催，令民报垦”，甚至发动“田邻佃户，逐一指认”，不顾政体。它甚至引发了省级官员互讦，上达朝廷，纠缠不休。＇6＇
　　雍正十三年十月辛巳，总理事务王大臣议准，大学士朱轼奏言，民间田地之丈量首报，宜一并永远停止。督令耕畲，为足民计，非为增赋起见。且区区报垦之粮，于国课无加毫末。不但丈量不可行，即责令首报之条，吓诈摊派，大吏名为急公，小吏兼以牟利，所奏甚为剀切，应如所请。得旨：依议速行。
　　其时耕地既有虚报者，亦有甚多隐匿者。对此，不能说各地尚有可垦荒地，政策转折就“错”了；也不能说没有荒芜土地，皇帝的想法才是“对”的。我们只有通过事后的完整观察，说清朝皇帝（特别是康熙、乾隆）的想法具有前瞻性，而且根据二十世纪的经验，表明它具有跨时代的超越性价值。
　　乾隆元年二月，河南巡抚富德奏参前任督臣王士俊报垦多罔，得旨：
　　今览汝奏，第一折内则称王士俊虚报开荒，种种欺罔。而第二折内又称豫省地亩，隐匿者甚多。……是汝同时两奏，而自相矛盾如是，朕竟不解汝意之所在也。
　　如此则只有依赖清丈。元年五月，福建巡抚卢焯奏清丈地亩。得旨：
　　细观汝所陈奏，总是一篇虚词，若云查丈无累于民而且有益，则民之愿查丈，吾从未之闻也。若云查丈非为加赋，……则民何以反畏查丈如水火哉？
　　是时，贵州学政邹一贵亦请丈田，御史包承祚驳之，事获寝。＇7＇
　　六月丁亥，户部议准河南巡抚尹会一疏言：
　　今欲厘定科则，非履亩丈量，实难凭信。设一丈量，必致妨废农业，纷扰闾阎。
　　是清丈难行，而令业户首保，亦弊多利少。正如朱轼所云：四川近经丈量，逃亡迁徙，事故纷然。究竟田土难于一一清理。＇8＇
　　雍正十三年十月朱轼“民间田地丈量首报，宜一并永远停止”之疏，至乾隆四年被奉旨提交总理事务王大臣再度密议，遂于乾隆五年决定，零星地土，免其升科。＇9＇
　　九月己巳，因豫省地土，可改水田者尚多，但须题请加赋，是以因循观望，又谕：
　　嗣后有情愿将旱田改作水田者，悉从其便。钱粮仍照原定科则征收。
　　俨然不再增加田赋，对新垦土地的申报，也采取不积极的态度。＇10＇自乾隆元年始，《实录》中不再记录全国耕地数字，而其他官书（《皇朝文献通考》等）所载耕地数字，也几乎不再增加。＇11＇
　　嗣为十八直省制订免科细则。凡新垦山头地角零星土地，及其成片但不及一定亩数者（一般为一二亩，高不过五亩十亩，亦有科则上下、水田旱地之分），皆免其升科纳赋。＇12＇清人王庆云说，“初，犹限以亩数”；乾隆十一年，以广东高、雷、廉等府所垦本非沃壤，十八年以琼州海外瘠区，三十一年以滇省山头地角尚有旷土，“皆听民耕种，不限亩数，概免升科。不特无催科之扰，而并免查勘之烦。”＇13＇
　　因为长时间以来从未进行过全面的土地清丈（除个别地方以外，其效果亦不佳），以及奉行以“原额”为准的征税原则，就从根本上注定了清代中国各省耕地数字的不准确性。结果，不但清代以前，即清朝以后，中国耕地数字始终是一笔“糊涂账”。至此，政府已失去了进一步行动的目标，努力也走到了尽头，适时地改变政策，也就成了势所必然。它既非空前，也非绝后。倒不妨说，恰反映了中国政治自古以来的一贯作风。
　　并最终认定：
　　（现今）若求可垦之地，则惟新疆乌鲁木齐等处地土沃衍，尚可招徕屯垦。至于内地开垦一说，则断无其事。各省督抚亦断不得以此为言。＇14＇
　　如果说耕地已经开发殆尽，那将如何谋求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清代耕地的增加远不足以解释其农业总产量的提高，又应从哪些方面去寻求这些方法和原因？这些还是中国历代没有遇到过，而其后也会一再遇到的重大挑战。
　　*　*　*
　　＇1＇　参见王业键的研究。
　　＇2＇　参见珀金斯的研究。
　　＇3＇　袁枚：《文渊阁大学士史文靖公神道碑》。
　　＇4＇　“请核实地亩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4，《清史稿·曹一士传》。
　　＇5＇　雍正十三年十月乙亥谕，《高宗实录》卷4。
　　＇6＇　关于广西“金鉷案”的研究，参见罗威廉：《政府与土地——1723…1737年广西开垦研究》（《清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