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北京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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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和记者来到中国要亲自登门造访，也同样被他婉言谢绝。　
　　　　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７日下午２时，我们经过多年的争取努力，这位“模型大师”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所打动，在家中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并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新情况。由于“北京人”化石的装箱问题以及装箱后如何从中国人手上把箱子交到美国人手上等等问题，在整个“北京人”丢失的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环节，而胡承志作为惟一的一位最后见到“北京人”的中国人，同样举足轻重，至关重要。因此，为了让这段历史尽可能真实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此后我们又与胡承志先生进行了多次恳切、深入、细致而又十分激烈的长谈。特别是为了试图再现历史的原貌，我们还不得不针对其中一些极为关键的细节，进行了无情的追问与探究。现将我们几次采访录音的主要内容公布于后，以供大家分析时参考。　
　　　　笔者：胡老先生，“北京人”化石的最后装箱，是否确是您亲手所为？　
　　　　胡承志：没错，确实是我亲自装的箱。　
　　　　笔者：据我们的了解，当时您在新生代研究室仅仅是一名技术人员，并无实权，装箱的事情您不可能擅自作主，那么是谁指示您装的箱呢？　
　　　　胡承志：早在１９４１年４月，魏敦瑞离开中国去美国前，他就让我将“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一并装箱，然后交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或者交给总务长博文，以便到时交美国公使馆运往美国。我问魏敦瑞何时装箱？魏敦瑞对我说，等候通知。大概到了１９４１年的七八月左右，有一次，裴文中先生也告诉我说，“‘北京人’化石要全部装箱运走。”我当时没有问他具体细节，只问他什么时候装箱？他说：“听信儿”。　
　　　　笔者：那么到了真正装箱的时候，到底又是谁叫你装的箱呢？　
　　　　胡承志：是一个叫博文的美国人，他是协和医学院的总务长。　
　　　　笔者：博文让您装箱的时间，到底是哪年哪月哪日？是上午、下午还是晚上？具体怎么给您说的？您现在还能想起来吗？　
　　　　胡承志：大概是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１８天到２１天之间，也就是说前三个星期左右。　
笔者：“珍珠港事件”爆发的时间是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如果是三个星期前的话，那就应该是在１９４１年１１月的十六七号左右。但裴文中在《“北京人”的丢失》一文中却说，一直到１９４１年的１１月，才由北平的美国公使馆转来翁文灏的信，允许将“北京人”的标本全部运往美国；到了１１月底，驻重庆的美国大使詹森才回电：答应“北京人”转移美国；大约在１２月初，胡顿和博文才下令装箱。而您在１９７７年３月４日给贾兰坡的信中却说，您和裴文中先生曾经一起回忆过，装箱的时间大约是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之前的１８日到２１日之间，也就是如同您现在所说，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三个星期左右。我们觉得这些说法有点互相矛盾，因为如果按照裴文中的说法，从逻辑上来推理，装箱的时间应该在接到驻重庆的美国大使詹森的电文后，即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初，这样才与事实比较接近。可你们的回忆又是在１１月中旬左右？您能想一想准确的日期到底是哪一天吗？　
　　　　胡承志：准确的日期我现在确实记不起来了，别的人也记不清了，因为当时很乱，不可能有意去记住这个日子。但我确实记得在日本占领协和医学院的两三天后，裴文中找到我，我们共同回忆的，是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三个星期左右。反正我记得是一个上午，那天，我正在办公室做模型，息式白急急忙忙地跑来找我……　
　　　　笔者：息式白？息式白是什么人？男的女的？　
　　　　胡承志：息式白是魏敦瑞的女秘书，２０岁出头，英文名的音叫赫斯博格。她是德国人，后来加入了美国籍。当时，她刚来新生代研究室才几个月的时间。　
　　　　笔者：那就是说，具体通知您装箱的人其实不是博文，而是息式白？　
　　　　胡承志：对。息式白找到我后，对我说：“博文让我告诉你，马上将‘北京人’化石装箱！送到他的办公室去！”　
　　　　笔者：既然形势紧迫，为什么博文不直接通知您，而让息式白来转告您？　
　　　　胡承志：可能是因为息式白的办公室有电话，我的房间没电话，博文就先通知息式白了吧。息式白的办公室就在我的斜对面，离得很近。　
　　　　笔者：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杨钟健走后，裴文中是新生代研究室的名誉负责人，从一般道理上来讲，博文应该先通知裴文中才对，而不应该直接通知您。那么为什么胡顿和博文他们要避开裴文中，而让秘书息式白直接通知您呢？　
　　　　胡承志：这个我不知道。不过，当时裴文中的办公室不在协和医学院，而在另一个地方，也许是因为时间太紧迫，来不及了，就直接让息式白通知我了。　
　　　　笔者：既然博文可以用电话通知息式白，同样也可以用电话通知裴文中，至少可以先用电话告诉一下裴文中。因此，时间的问题似乎算不上一个理由？　
　　　　胡承志：这我就说不清了。　
　　　　笔者：在这个环节上，博文会不会是在有意避开中国人，有搞鬼的意思？　
　　　　胡承志：博文搞鬼不可能，因为这样的事他必须要向胡顿院长报告，他是受胡顿领导的。　
　　　　笔者：但问题是，胡顿也是美国人。而协和医学院的美国人是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领导的。再说，周口店的整个发掘工作，是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经费资助下开展的。那么，在“北京人”的问题上，从这个时候开始，美国人会不会就有打算占为己有的想法呢？　
　　　　胡承志：这我不知道，无可奉告。　
　　　　笔者：那么您得到装箱的通知后，有没有告诉裴文中呢？　
　　　　胡承志：当然我要告诉裴文中□！息式白走后，我感到此事事关重大，于当天下午就跑到了裴文中的办公室，把息式白通知马上装箱的事告诉了他，问怎么办？　
　　　　笔者：裴文中是什么态度？原话是怎么说的？　
　　　　胡承志：裴文中说：“你赶紧装吧！”当天，我和另一个人便开始装箱了。　
　　　　笔者：装箱不是只有您一个人吗？怎么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　
　　　　胡承志：这个人叫吉延卿，是解剖科的一个技术员。是我请他帮的忙。因为我一人无法将大木箱从三楼抬到一楼去。　
　　　　笔者：吉延卿这人现在还在吗？　
　　　　胡承志：早不在了，大概在１９４５年前就生病死了。　
　　　　笔者：请您详细谈谈装箱的具体情况好吗？　
　　　　胡承志：我让吉延卿帮我把早已准备好的两只大木箱抬到办公室后，我们先将房门锁住，然后开始装箱。　
要装的两个木箱均为白木箱，一大一小，小的为１２０厘米长，７０厘米高，３０厘米宽；大的为１３０厘米长，３０厘米高，７０厘米宽。由于这次装的不是模型，而全是真家伙，所以我们的每一个步骤都比模型更加小心谨慎。我们将“北京人”化石从原来的保险柜中一件件取出后，给每一件化石都包了六层，第一层包的是擦显微镜头用的细棉纸，第二层包的是稍厚的白棉纸，第三层包的是洁白的医用吸水棉花，第四层包的是医用细纱布，第五层包的是白色粉莲纸，第六层再用厚厚的白纸紧紧裹住，就像穿了六层衣服似的。这些化石包好后，我们才小心翼翼地将它们装入一些四方形的小木盒，并用吸水棉花将小木盒剩下的空间填满，然后再将这些小木盒一一装进大木箱里，最后再用木丝填实，使化石和小盒、小盒和大木箱形成一个牢固不动的整体。至于那些牙齿化石，由于最零碎，最容易遗失，所以我们就用小纸盒来装。这些小纸盒内填有棉花，上面压有玻璃，玻璃上贴有镶着红边的标志，标明牙齿部位的符号。小纸盒装好后，先放入小木箱，再装进大木箱。“北京人”化石主要装在较大的一个木箱里，另一个较小的木箱内，则主要装的是“山顶洞人”化石。化石全部装完后，在两个木箱的外面分别标有“ＣＡＳＥ１”和“ＣＡＳＥ２”的字样。　
　　　　笔者：对不起，我们英语不行，ＣＡＳＥ这几句英文是什么意思？是一种标记还是一种暗示？　
　　　　胡承志：ＣＡＳＥ就是箱子的意思。　
　　　　笔者：您们装完这两个箱子一共用了多长时间？　
　　　　胡承志：大约２个多小时。　
　　　　笔者：２个多小时？怎么会这么快？　
　　　　胡承志：因为在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之前，即１９３７年的６月间，魏敦瑞怕日本人进城后，“北京人”化石放在协和医学院有危险，就让我先把“北京人”化石用箱子装起来，我就装过一次箱了。当时装箱使用的那两个箱子，就是这次使用的这两个箱子。这两个箱子是当初新生代研究室的木工张寿山做的。装完箱后，又将这两个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送到了美国花旗银行的保险库里。但不久又从美国花旗银行的保险库里取了回来，重新放在了协和医院Ｂ楼魏敦瑞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笔者：原来“北京人”化石装过两次箱，并且几年前就曾经转移过一次了？　
　　　　胡承志：是的，正因为我装过一次箱，所以第二次装箱对我来说，就是一件轻车熟路的事情了。　
　　　　笔者：“北京人”装完箱后，您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胡承志：两个箱子装好后，我和吉延卿就找来一辆平板小轮车，然后将两个箱子运到了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　
　　　　笔者：您可以肯定，确实是您亲自将这个箱子送到博文办公室的吗？　
　　　　胡承志：当然可以肯定。　
　　　　笔者：送到博文办公室后，您和博文又是怎么交接的？　
　　　　胡承志：两个箱子我并没有亲自交到博文手上。　
　　　　笔者：（大惊）没交给博文，那您交给谁了？　
　　　　胡承志：博文的秘书。　
　　　　笔者：秘书？男的女的？　
　　　　胡承志：女的。她说博文交待过，她知道这事。　
　　　　笔者：叫什么名字？　
　　　　胡承志：记不清了。　
　　　　笔者：您交给这个秘书时，办公室当时还有其他人在场吗？　
　　　　胡承志：还有两个秘书。　
　　　　笔者：这两个秘书叫什么名字知道吗？　
　　　　胡承志：也不知道。　
　　　　笔者：那么您将箱子交给秘书时，有没有签个字什么的呢？　
　　　　胡承志：没有。　
　　　　笔者：这么重要的事情，您为什么不亲自交到博文手上呢？　
　　　　胡承志：我送箱子去博文办公室时，博文不在。再说，当时谁也不知道“北京人”化石后来会丢失，所以也就没想那么多，也没把问题想得那么复杂，那么严重，反正让我装箱，我就装箱；让我送去，我送去就行了。不过，装完箱后，我把两个箱子里装的所有化石都记了一份清单，并在清单上写上Ａ和Ｂ两个字，然后将这份清单交到了裴文中手上。　
　　　　笔者：后来呢？　
　　　　胡承志：听说博文就将这两个箱子转移到了协和医学院Ｆ楼４号地下室的保险库里。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协和医学院的保险库是一个最保险的地方，即使是失火了，也不会受到损伤。协和医学院所有的重要档案历来都存放在里面。　
笔者：箱子从博文办公室转移到保险库时，是您和博文一起干的吗？　
　　　　胡承志：不是。博文转移化石时，我根本就不在现场。　
　　　　笔者：既然您不在现场，凭什么说两个箱子就一定是转移到了保险库呢？　
　　　　胡承志：我是听人说的。　
　　　　笔者：听谁说的？　
　　　　胡承志：听裴文中说的。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天，我见到了裴文中，他告诉我说，他碰到了王锡炽（笔者注：王锡炽为协和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院长），王锡炽对他说，博文到办公室看见两个箱子后，当天就将那两个箱子亲自押送到了Ｆ楼４号地下室的保险库里。两个箱子在那儿只呆了一夜，就又送走了。到底送到哪儿去了不知道，估计是送到美国公使馆去了。　
　　　　笔者：既然您是听裴文中说的，而裴文中又是听王锡炽说的，那么用什么来证明，博文确实是把两个箱子从他的办公室押送到了保险库呢？博文有没有可能将箱子弄到别的地方去了呢？　
　　　　胡承志：这个不太可能。因为还有一个人用小车帮博文将两个箱子推到保险库的。　
　　　　笔者：怎么还有一个人？这个帮着推箱子的人是谁？　
　　　　胡承志：这个人叫常文学。　
　　　　笔者：常文学是干什么的？　
　　　　胡承志：博文办公室的勤杂工。　
　　　　笔者：说常文学帮着推了箱子，其根据是什么呢？　
　　　　胡承志：一个根据是博文说的。第二个根据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因为“北京人”的事，常文学被日本宪兵给抓去了。在日本宪兵审问常文学的过程中，常文学自己也承认确实帮着博文推过箱子。　
　　　　笔者：后来的人们都说，箱子在地下室放了一夜后，第二天博文就把箱子送到美国公使馆了。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什么呢？　
　　　　胡承志：我当时也是听裴文中说的。后来日本占领协和医学院后，我又听说博文被日本宪兵抓去审问时，也是这么讲的。　
　　　　笔者：问题是，有谁来证明博文是这么讲的？又有谁来证明博文的这个说法就一定是事实？　
　　　　胡承志：因为当时与博文同时受审的还有美国公使馆的人，他们知道博文是怎么说的。　
　　　　笔者：您的意思是说美国公使馆的人也被日本人抓起来了？　
　　　　胡承志：是这样。　
　　　　笔者：但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所有资料来看，中外有关人士没有任何人谈到美国公使馆人员被日本宪兵队抓起来的事。而且，根据我们的理解，一般来说日本人也不太可能抓美国公使馆的人。不知您的这一说法的根据是什么？　
　　　　胡承志：我也是听说的。　
　　　　笔者：那么后来博文从日本宪兵队放出来后，你们问过博文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胡承志：我是在１９４７年才出差到北平的，并未见到博文。　
　　　　笔者：那就是说，你并没有从博文那里问过“北京人”的下落情况。那么别的人又问没问过博文呢？比如裴文中，杨钟健等人。如果问了，是什么情况？若是没问，为什么又不问呢？因为“北京人”到底交没交给美国公使馆，只有博文和胡顿院长知道。　
　　　　胡承志：我不知道他们问没问过博文。　
　　　　笔者：那么究竟有没有谁证明过那两个箱子确实是送到了美国公使馆，并和美国公使馆相关人员办了一些相关的手续？　
　　　　胡承志：不知道。　
　　　　笔者：后来呢？　
　　　　胡承志：后来？后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我就逃走了。　
　　　　笔者：您逃走仅仅是出于个人的安全考虑呢，还是怕“北京人”的事受到牵连？　
　　　　胡承志：主要是怕“北京人”的事受到牵连。其实，日本人还没打进北平时，也就是说，我还在装箱的时候，就想着要逃走了。　
　　　　笔者：为什么您在那个时候就会想到要逃走呢？　
　　　　胡承志：因为“北京人”只要一装箱，准出漏子。你们想想看，这“北京人”一装箱，就意味着要运走。如果真正运到了美国，日本人打进北平后，找不着“北京人”，又知道是我装的箱，肯定要找我的麻烦。　
　　要是“北京人”没有运到美国，途中被人弄走了，或者搞丢了，不光日本人要找我，美国人也同样会找我，我怎么说得清楚。所以我只有一走了之，先逃过日本人这一关。　
　　　　笔者：（听到这儿，笔者深为胡承志先生的精明而感到惊讶。因为在所有与“北京人”有关的人员中，还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对“北京人”装箱后的命运和结局具有如此高明、准确的洞察和预测）您逃走后，又跑到哪儿去了呢？　
　　　　胡承志：跑到南京去了。在那儿每天提心吊胆地躲了整整三年。　
　　　　笔者：在这三年中，为什么日本人要找的人全都找到了，单单就没找着您呢？　
　　　　胡承志：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自从我将两个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亲自送到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办公室那天起，就再也没有见过“北京人”化石。而有关“北京人”化石下落的情况，我就更不知道了。而且，恐怕也再没有一个中国人知道了。的确，自装有“北京人”化石的两个箱子被胡承志送到博文的办公室后，就再也没有一个中国人知道“北京人”的踪迹了。“北京人”的命运，从此紧紧攥在了美国人的手上。　
　　　　据说，装有“北京人”化石的两个箱子仅在保险库里存放了一个晚上，美国人第二天便与其他重要物件一起，急急忙忙转运到了位于北平东交民巷的美国公使馆。为了确保中国的“北京人”化石能安全地转移到美国，美国方面从公使馆官员到协和医学院领导以及有关工作人员，都纷纷积极地行动了起来。甚至，美国公使馆还为“北京人”化石的转移问题，专门制定了一个严密的转运计划。该计划明确规定，由美国海军陆战队从北平撤退时，先负责将“北京人”化石护送至秦皇岛，然后再随同正从上海驶来的“哈里逊总统号”轮船，将“北京人”化石负责安全护送到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还是据说，１２月５日凌晨５时，携带“北京人”化石的海军陆战队的专用列车，在冬日寒冷的雾霜中离开北平，沿着当时的“京山铁路”，悄然驶向了位于渤海边的秦皇岛。因为按计划，“哈里逊总统号”轮船将于１２月８日驶达秦皇岛，接走在华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装有“北京人”化石的两个箱子。　
　　　　然而，当载有“北京人”化石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专用列车抵达秦皇岛后，１２月７日突然爆发了“珍珠港事件”。紧接着，１２月８日日军便迅速占领了美国在北平、天津以及秦皇岛等地的所有机构，载有“北京人”化石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专用列车也在秦皇岛被日军截获。而美国的“哈里逊总统号”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航以后，一直被一艘日本舰追逐，最后在上海附近扬子江口触礁（也有说是被日本炮火击中），搁浅在了上海以东长江口附近，最终未能驶往秦皇岛港，“北京人”化石自然也就没有装上“哈里逊总统号”。　
　　　　从此，世界人类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北京人”下落不明。　
　　　　在“北京人”化石秘密转移的同时，日美之间也在加紧进行着战争的最后准备。　
　　　　８日正午１２时，美军代表罗滨逊中校正式向日本军方作出答复：“驻华北美海军陆战队全体官兵就地无条件解除武装，听从日本军队的安排。”　
　　　　８日下午２时４５分，驻平美兵营内１２０余名官兵全体集合，庄严、整齐地排列在美国星条旗下，在美国国歌的乐曲声中，由哈斯特上校亲手降下了悬挂了１４年之久的美国星条国旗。　
　　　　当美国国旗缓缓降落之后，哈斯特上校举手敬礼，以示告别。官兵们清楚地看见，哈斯特上校脸在抽搐，手在颤抖，两行混浊的泪水漫漫溢出了眼眶……　
　　　　第二天，也就是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９日，罗斯福总统身披深蓝色海军斗篷，登上国会大厦讲坛，进行了一次震撼人心的演说。就在罗斯福总统发表讲话的同一天，也就是１２月９日，美国、中国政府相继宣布对德、意、日宣战。　
　　　　随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法国、波兰等２０多个国家，相继对日宣战。　
　　　　惊心动魄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开始了。　
　　　　日军在偷袭珍珠港、包围美国驻华海军陆战队的同时，对美国驻华公使馆以及燕京大学、育英、慕贞等大中小学校，也全部进行了封锁。北平协和医学院，自然也在劫难逃。　
接管协和医学院的日方负责人，是日军大尉军官松桥。　
　　　　松桥曾留学德国洪德堡大学，获医学博士，他的老师，便是魏敦瑞的学生。此前，松桥曾多次作为日本学者，来过北京协和医学院参观过“北京人”。由于他是学医出身，又对考古和人类学有所研究，所以日本方面特地派遣他来接管协和医学院，同时负责搞到“北京人”化石。　
　　　　松桥带领的日本占领军在协和医学院的行动，比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干脆、利索得多，还不到半个小时，他们便占领了协和医学院的每个要点，并将住在协和医学院内的美国人全部捕获，院长胡顿、总务长博文以及一名美国大夫和正在协和医学院养病的美国著名人士司徒雷登，也统统被拘押在了胡顿的住宅里。　
　　　　然而，松桥这个穿着马靴、挂着战刀的“日本侵略者”，与别的日本侵略者似乎有所不同，他首先张贴布告一份：凡是协和医学院的教职员工，一律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接着又下了一道命令：一定要把图书馆和资料标本保存好！他说，协和医学院图书馆是亚洲第一流的医学图书馆，里面有很多极其珍贵的、绝版的图书，这些书不像设备、仪器什么的，丢了还可以再买，而是一旦丢失，就无法弥补。所以他明确规定：所有图书只能还，不许借。同时，他还下令将所有资料和标本全部封存起来，不许乱动，不许丢失。每天还到各个办公室进行检查，一旦有违规现象，立马处置。据说，有一天，协和医学院的一个中国人在办公室闲着无聊，正拿着一枚印章在一本英文词典上瞎盖，恰好被进来的松桥看见了，松桥当场便将这本英文词典没收了，说这是图书馆的书，不许随便损坏……正因为此，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后，不仅协和医学院的图书馆未遭毁坏，其他不少珍贵的资料和标本，也有幸得以保存。　
　　　　当然，也正因为此，松桥后来被日本宪兵队抓了起来，和美国人关在了一起。其罪状有两条：一是接管协和医学院后对“北京人”追查不得力；二是对协和医学院的中国人太仁慈。据被关的美国人说，松桥被日本宪兵队整得够呛，受的苦比他们多得多。他被关了两年，才从宪兵队放了出来，但日方却不再管他了。他没地方住，没地方吃，最后还是美国人博文将他收留在协和医学院靠北边的一间房子里暂居下来。战后，松桥回到了日本，据说日子过得十分凄凉，但他心里却特别的踏实。他常常对友人说，在中国的那段日子里，我无愧于自己，无愧于历史，也无愧于伟大的中国人民！　
　　　　与松桥同时进驻协和医学院的，还有东京帝国大学（即现在的东京大学）的教授长谷部言人以及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助教高井冬二。长谷部言人过去对“北京人”就垂涎三尺，但始终未能如愿，故日本文部省对他在中国的表现极为不满，认为他是日本帝国派往远东最无能的一个人。但，就在他为“北京人”绞尽脑汁而又一筹莫展时，他得到了日军将要封锁协和医学院的消息，这对正处窘境中的他来说，无疑于雪中送炭。因此，一到协和医学院，长谷部言人便带着两名手持大枪的日本宪兵，直奔掌握着存放“北京人”的地下室保险柜密码的息式白小姐的房前。　
　　　　息式白小姐曾是魏敦瑞先生忠实的秘书，魏氏去美国后，她一个人留在了协和医学院，继续从事有关“北京人”化石的保管工作。这个夜晚的她在黑暗中尚未完全弄清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便被日本宪兵从床上“请”了出来，而后挟持着来到了娄公楼地下室藏有保险柜的门前。　
　　　　“打开！”一个日本宪兵以命令的口气说道。　
　　　　“我……”息式白摊摊手，耸耸肩，做出一副无能为力的样子。　
　　　　“息式白小姐”，长谷部言人道，“你不要再演戏了，我们非常清楚，这间地下室归你保管，也只有你知道里边那个保险柜的密码。你就赶快动手吧！”　
　　　　“没有博文的命令，我无权打开这间屋子。”息式白辩解说。　
　　　　日本宪兵冷笑道：“息式白小姐，你别再指望博文了，他和你们的胡顿院长都被我们抓起来了！”　
　　　　“什么？！”息式白大惊，望着眼前的日本人，不知如何是好。　
　　　　长谷部言人态度有些缓和地说：“息式白小姐，你大概还不知道吧？日美战争已经爆发了，中国的北平已经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天下了！”　
　　　　“我的上帝啊，这是真的？”息式白双手捂住自己惊恐的脸。　
　　　　“是真的，我们不会骗你。”长谷部言人伸手拍了拍息式白的肩膀，“息式白小姐，你不用怕，只要你打开房门和里边的保险柜，就没你的事了。”
“我、我没钥匙。”息式白借口道。　
　　　　“钥匙在哪里？”日本宪兵有点急了。　
　　　　息式白一看抵赖已经没用了，只好嗫嚅道：“在我房间里。”　
　　　　“走，马上回去取！”日本宪兵吼道。　
　　　　两个日本宪兵押着息式白，很快便将钥匙取了回来。在两个布满杀气的日本人的逼视下，地下室的铁门在息式白的手上打开了。紧接着，无奈之下的息式白又被迫走到保险柜前，伸手按动了只有她和魏敦瑞才熟知的密码键盘。片刻，随着息式白那细长的手指在密码键盘上不停地旋转，保险柜的密码很快便被破译。而后，她抓住保险柜的把柄轻轻一拉，那足有１５英寸厚的钢质大门在昏暗的灯光下“嘎”地叫了一声，才极不情愿地敞开了那不知有多少人朝思暮想的神秘之门。　
　　　　长谷部言人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但他尽量按捺住心中的激动，弯下腰来，小心翼翼地将脸贴在保险柜上，而后瞪着双眼，在保险柜中仔细查找起来。　
　　　　他们先拿出一块磨光的鹿角，一盒獾的犬齿、一盒狐狸犬齿，接着又拿出４块石器和７本电影胶片……　
　　　　然而，当长谷部言人等兴冲冲地将保险柜中的一切全被查找完毕后，这才发现，他们朝思暮想的“北京人”化石已经不翼而飞，存留在保险柜中的不过是一具假的石膏模型！满怀希望的长谷部言人面对空空如也的保险柜，心猛地一沉，一下便预感到了事情的复杂和玄妙。　
　　　　长谷部言人立起身来，两手交错，一边在保险柜前来回踱步，一边不停地拍着手上的尘土，而眼里不时射出的，却是一道道近似绝望的凶光。他一动不动地望着面前的息式白，带着仇恨似地逼问道：　
　　　　“说，你把真正的‘北京人’化石藏到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息式白这下倒显得冷静起来。　
　　　　“你，快说，到底弄到哪儿去了？！”长谷部言人急了。　
　　　　此时的息式白已完全清醒过来，知道了日本人的真正用意。她看了看眼前这位道貌岸然的日本“教授”，什么也没说，什么也不想说。是的，她记得非常清楚，就在不久前，她曾不止一次地接待过这位一副谦恭模样的日本“人类学教授”，并多次友好地为他讲解过关于中国“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