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北京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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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１年３月初的一个早上，北平协和医学院内一片冬来万物凋残的景象，树草凄凄，寒风瑟瑟，就连一地熙熙攘攘的落叶，也被风刮得缩成一团。不远处，日本人的警车在呜呜地叫着，而美国的星条旗却依然高高挂在医学院的门前，在寒风中缓缓无力地飘动着。虽然这时的北平已是风声鹤唳，四面楚歌，但相对而言，协和医学院就算是一块最安全的地方了。　
　　　　一夜未眠的魏敦瑞顶着寒风，匆匆迈进了协和医学院的大门。这位德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和解剖学家，自１９３５年应聘来华，替任步达生担任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并致力于“北京人”化石研究以来，几乎每天早上总是第一个走进自己办公室。　
　　　　然而今天，魏敦瑞却破例没有首先走进自己的办公室，而是直接来到了裴文中的办公室。　
自日美关系开始紧张以来，魏敦瑞对“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就一直忧虑不安。两个星期前，他和裴文中等人曾经就“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作过反复地商讨。当时，有人提出一种方案：把“北京人”化石连同魏敦瑞的行李一起，悄悄运往美国。这个方案提出后，魏敦瑞觉得有失稳妥。他说：“我认为，如果把这批化石作为我的行李运往国外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华北均为日本人控制之中，万一‘北京人’被海关查出，就会遭到扣留。再说，这样有价值的东西在如此危险的时候运往前途更加不可知的美国，是否妥当也应慎重考虑。我想，最保险、最合适的方法，是不是还是让化石留在原处，也就是说将它牢牢地锁在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的保险柜中。至少，在目前来说这种做法是较明智的。”大家觉得魏敦瑞说得很有道理，也就否定了上述提案。　
　　　　但两天之后，魏敦瑞又找到裴文中，认为由他将“北京人”标本带到美国去，存放在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里，这个方案是可以考虑的。理由是局势看来会越来越乱，“北京人”化石只要在中国，不管放在什么样的保险柜里，其安全都是很难保证的。虽说现在日本人还未占领协和医学院，但这恐怕只是迟早的事情，一旦有一天占领了，“北京人”化石肯定凶多吉少。而裴文中的内心，也左右为难，矛盾重重，他的真实想法是：“北京人”化石宁可让美国人拿走，也不能落到日本人的手上！但问题是，如果真同意让魏敦瑞带到美国去，又违背了１９２７年２月中国地质调查所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双方签订的《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关于合作研究华北第三纪及第四纪堆积物的协议书》。因为此“协议书”中有明确规定：周口店发掘所得的一切东西，完全是中国的财产，不得运出中国；而人类化石的研究权，则属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所委托的代表。换句话说，就是魏敦瑞作为美方的一名代表，只有权研究“北京人”化石，却无权将这些化石带走。所以，裴文中犹豫再三，还是没有同意魏敦瑞的这一提议。　
　　　　其实，早在年初，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和协和医学院的院长胡顿曾就“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拟出了三个方案：　
　　　　１．在北平找个秘密之地，把“北京人”化石藏起来，这样可以避免用船外运时可能遇到的危险；　
　　　　２．把“北京人”化石转移到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　
　　　　３．把“北京人”化石全部运往美国，委托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保存，战后再送还中国。　
　　　　这三个初步方案尽管商定出来了，但“北京人”化石还是迟迟没有转移，也不敢轻易转移。因为这三个看似可行而又相互矛盾的方案均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真要执行起来，会有很大的困难和风险。　
　　　　由于“北京人”化石事关重大，而一时又难以定夺，所以转移问题也就暂时搁置下来。没想到这一搁，麻烦就更大了。　
　　　　现在，日本人进攻南太平洋已箭在弦上，日美关系一天比一天紧张，美国驻华使馆已经开始劝告、催促美国华侨尽快回国。魏敦瑞因为代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管理“北京人”的发掘和研究工作，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鉴于战争即将爆发，劝他马上改入美国国籍，去纽约自然博物馆继续从事“北京人”化石的研究工作。但前提是：必须定居美国。　
　　　　所以，魏敦瑞今天再次来找裴文中只有一个目的，希望裴文中同意他将“北京人”化石标本带到美国去———他经过再三考虑后，认为这是目前最好的也是惟一可行的办法了。　
　　　　裴文中也正为此事心急如焚。近一时期来尽管他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却还是拿不出一个成熟的、两全其美的、肯定可行的具体办法来。他听了魏敦瑞的意见后，觉得确有道理，原则上同意魏敦瑞将“北京人”标本带回美国，条件是：战争结束后再运回中国。　
　　　　但这毕竟是中国的一件大事情，裴文中个人是断然不敢作主的。所以，１９４１年３月初的一个下午，裴文中和魏敦瑞便一起来到美国驻华公使馆，请求美国公使馆的负责人向远在重庆的翁文灏发去一封他俩共同签署的请示电报。因为翁文灏是地质调查所的老所长，现在又是国民党政府的经济部部长，而当年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签订的合同又是他亲手所为，所以，如果没有他和国民党政府的同意，“北京人”化石要想运出国门，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这封电报的内容是：　
　　　　北平情势日趋恶化，“北京人”化石转移之事宜势在必行，不可再有延迟。余等再三思虑，转移方向有二，分别为重庆、纽约。最终去往何处，请指令。　
电报发出后，魏敦瑞和裴文中稍稍松了一口气。余下的事情，就是在焦虑中等待，在等待中焦虑。　
　　　　然而，或许是由于战乱的缘故，或者出自别的什么原因，一个多月过去了，却迟迟等不到重庆方面的任何一点回音。　
　　　　等不到复电的魏敦瑞每日心急如焚，又无计可施，而时间却在一天天过去，战争的脚步在一天天逼近，北平的形势越来越坏，战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几乎每时每刻，人们都能听到那令人心惊肉跳的枪炮声。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以及北平现状，使这位几乎对“北京人”倾注了一生心血的科学家一想起“北京人”的安全问题，便忐忑不安，心神不定。他越来越强烈地预感到，“北京人”化石很可能在劫难逃，这笔几次轰动世界的人类财富，在不远的某一天完全可能会毁灭在人类自己的手中！可他纵有回天之力，也爱莫能助，这时的他若是再不尽快离开北平，很可能就再也走不了了。无奈之下，他只好做出先离开北平前往美国的决定。　
　　　　历史需要铭记的是，这位极其精明的犹太人，这位极负责任的科学家，在临走前却为中国和世界做了一件大好事：　
　　　　１９４１年４月初的一天，魏敦瑞把他的中国助手胡承志叫到办公室，极其严肃而又颇是伤感地说：“我马上要走了，非走不可了！我有一种预感，也许在不久的一天，我们将失去曾经倾注过我们心血和热情的这些宝贵的化石，并难以完整地寻回。可面对这个不测的预感，我们又无能力去改变它。惟一可以弥补的是，你现在立即把裴文中和贾兰坡发现的那几个‘北京人’头盖骨的模型赶做出来。”　
　　　　胡承志说：“这几个模型可以做，但就是太费事了！”　
　　　　魏敦瑞说：“是的，我也知道做这样的模型很费精力和时间，但为了‘北京人’及人类今后的研究事业，你必须这样做，直到非停止不可那一天为止。”　
　　　　“做好后怎么办？”胡承志问。　
　　　　魏敦瑞说：“你用邮寄的办法，给我寄到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去。感谢你所给予的最后一次合作与帮助。我在那边等着你的成果。”　
　　　　胡承志说：“您放心走吧，我做好后一定尽快给您寄去！”　
　　　　１９４１年４月２１日，在中国寻找、研究了六年祖先遗迹的魏敦瑞，如同前任几位外籍科学家，怀着深深的眷恋和遗憾，离开了中国。　
　　　　之后，胡承志按照魏敦瑞临别时的嘱托，开始昼夜加紧制作“北京人”头盖骨模型。第一套模型他在８月便已完成，并及时寄给了远在美国的魏敦瑞教授，供他继续研究时使用。不久，魏敦瑞给胡承志回信说，他收到了“北京人”头盖骨模型，且完好无损，深表感谢云云。　
　　　　接着，胡承志又给魏敦瑞寄去了第二套“北京人”头盖骨模型。在制作模型的过程中，尽管胡承志既费神又费力，但他凭着多年给魏氏当助手的经验和自己不断练就的精湛技艺，还是出色地完成了制作模型任务。他所做的这些模型颜色得当，外形逼真，如果不是行家慧眼，仔细辨认，简直就和刚从周口店出土的“北京人”头盖骨一模一样。　
　　　　魏敦瑞离开中国后，便定居美国，并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继续从事“北京人”的研究工作，还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其主要代表作有：《中国猿人头盖骨》、《爪哇早期巨人与中国南方古猿》。尤其是在１９４６年出版的《猿，巨人及人》这本专著，综合了他一生的研究精华，创造性地论述了人及猿类之祖先的复杂关系，引起世界古生物学界、人类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称赞，被誉为研究人类学和古人类学的经典性文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聪明的犹太人，这位极富远见的科学家，在当时那样一种混乱的战局下，离开北平的前夕居然对“北京人”化石命运的预感是那样的准确，并能很有预见性地安排胡承志做好所有“北京人”头盖骨的模型，为日后中外科学家们的研究提供了形象的依据，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北京人”后来丢失的缺憾。———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为此，全世界都应该向他致敬
　时间的脚步跨进１９４１年下半年后，世界的局势又发生了突然的变化。　
　　　　同年６月２２日，正当日美谈判争论不休之时，法西斯德国先于日本向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仅短短的十几天，德军便以“闪电式战术”，突破苏联边界六百多公里，并有长驱直入之势。消息传出，举世震惊。　
　　　　面对瞬间骤变的世界局势，日本军阀摩拳擦掌，蠢蠢欲动。７月２４日，日军在印度支那南部登陆，开始了掠夺资源的罪恶行动。日美谈判，由此宣告暂停。　
　　　　１０月下旬，日本以东条英机陆军大将上台组阁后的新军阀，聚集在一起进行了连续九天九夜的激烈争吵和疯狂策划之后，终于确定了对美作战的具体方案。　
　　　　日美大战，一触即发。　
　　　　然而到了这个时候，度日如年的裴文中，还是没有得到重庆翁文灏的任何回音。他除了焦灼的等待，便是等待的焦灼。鉴于国内外形势一天天的恶化，鉴于日本人一直在暗中活动，“北京人”化石是迁是留？何去何从？也就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紧要关头。　
　　　　一份电报，从裴文中手中再次飞往重庆。　
　　　　此后，裴文中每天上班，总要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朝着国民党政府、也是老所长翁文灏所在的方向———重庆，呆呆地望上一会儿，而心中暗暗涌动的，是一种无奈的惆怅和烦躁的焦虑。然而一周过去了，两周也过去了，重庆方面却依然杳无音信。　
　　　　重庆的日子和北平一样，也越来越不好过了。　
　　　　原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先生自九年前弃学从政之后，心情似乎就一直没有过好的时候。长年累月，东奔西跑，白天夜晚，加班加点，频繁的会议，杂乱的事务，扯不完的难题，理还乱的关系，搞得他心力交瘁，苦不堪言。尤其是近一个时期以来，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日趋恶化，重庆方面的各种矛盾，日渐增多，而他自己，更是完全陷入了一种极其苦涩而又难以自拔的煎熬之中……他感到自己精神的大厦，似乎马上就要支撑不住了。　
　　　　而在１９４１年，身为国民党经济部长的翁文灏，面对错位的历史和历史的错位，就更是身不由己、力不从心了。　
　　　　从北平发来的有关“北京人”化石到底作何处置的请示电报，他早就收悉了。刚收到电报时，他便与国民党驻美大使胡适进行了联系，就“北京人”化石存放在美国的可行性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商谈。接着他又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进行了多次的联系。由于局势很乱，数月之后，几经转折，才好不容易得到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意“北京人”运往美国的回音。但由于“北京人”化石早已享誉全球，事关国家荣誉，他个人也难以完全作主。所以，为慎重起见，他又给在外视察战事的蒋介石本人拍发了一封措辞激烈的电报：　
　　　　“北京人”化石在平安全无望，极有被窃取之可能。倘有险失，乃为世界人类之一大损失，其价值和影响无可估量。为救国之珍宝于危难，请速作迁移之去向。　
　　　　蒋介石接到电文后，由于一个拳头要抗击小日本，另一个拳头还要对付共产党，再加之各种事务缠身，外交活动不断，即使很想顾及此事，也根本无暇顾及，一眨眼，两个月过去了。据说，直到翁文灏第二次催促此事，蒋介石才召集政府有关人员开会。会上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和比较，最后终于作出决定：同意将“北京人”化石运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避避风险，待战争结束后再如数归还中国。　
　　　　翁文灏获悉这一消息后，这才立即给裴文中写信，对“北京人”化石转移之事做了如下安排：　
　　　　先找美国公使馆对“北京人”转移之事，作个周密的计划安排，请他们委托有关部门将“北京人”化石标本运到美国，然后再交给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胡适先生；“北京人”化石运到美国后，可供魏敦瑞博士研究时使用，但保管和保存权必须在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手上，即必须要掌握在胡适先生的手上。待战争结束后，务必再将“北京人”化石重新运回中国。　
　　　　应该说，翁文灏的这些想法和打算，是比较周密的，也是很有远见的。因为１９４１年的中国，毕竟是日本人横行霸道的天下，而日本人的本性，他是心中有数的。所以为防止“北京人”的命运万有不测，他只好同意将“北京人”运出国去，当然，这样做，就他个人感情而言，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不过，翁文灏写给裴文中的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似乎来得太迟了一点。据裴文中说，“他收到由美国驻北平公使馆转给他的这封信的时候，已是１９４１年的１１月了。”也就是说，离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大约只差一个月左右。　
　　　　裴文中接到翁文灏来信的当天，便匆匆赶往美国驻华公使馆，打算交涉一下关于“北京人”化石转运的种种具体事宜。　
此时的美国驻华公使馆，已是一片慌乱，各种各样的材料文件，撒落一地；乱七八糟的箱子柜子，堆了满满一走廊；公使馆内所有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的脸上好像都清楚地写着一个意思：战争就要爆发，赶快离开中国吧！　
　　　　在慌乱的人群中，裴文中好不容易找到了美国驻华公使馆的负责人。可当他把“北京人”化石转运美国之事说了之后，对方给他的答复却是两个字：“不行！”　
　　　　“为什么？！”裴文中一听就急了。　
　　　　“我们在未得到驻重庆大使馆詹森大使的训令前，无权‘航渡’‘北京人’化石标本。”美国公使馆的那位负责人语气十分坚定。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裴文中急忙问道。　
　　　　“必须先请示重庆方面的詹森大使。如果他下令，我们照办就是了。”美国公使馆负责人说。　
　　　　斐文中当即便请美国公使馆负责人，给重庆的詹森大使发去一封急电。　
　　　　大约两三个星期之后，詹森大使才向北平复电，同意将“北京人”化石标本装箱运往美国。据说，中国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还同美国大使詹森签署了一份相关的协议书。　
　　　　奇怪的是，据裴文中本人说，此后有关“北京人”的一系列事情，他没有再插手，而改由协和医学院的院长胡顿和总务长博文与美国公使馆交涉、安排。事情为何如此？至今不得而知。从现在留下来的资料中，我们找不到任何线索、根据和理由，也没人留下任何清晰的说明。我们只在裴文中本人后来撰写的《“北京人”的失踪》一文中，查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一直到１９４１年１１月，才由北平的美国公使馆转来翁文灏的信，允许将“北京人”的标本全部运往美国，交纽约自然博物馆保管，待战争结束后再行运回中国。但是当我与北平的美国公使馆交涉时，他们的负责人却说没有得到重庆美国大使詹森的训令，不便负责。我又请他们急电重庆请示詹森，等詹森回电答应，时间已经到了１１月底。以后，就由协和医学院的院长胡顿和总务长博文二人与美国公使馆交涉。　
　　　　裴文中为什么没有和美国公使馆继续交涉，而改由胡顿和博文进行交涉？除了裴文中自己这一说法外，我们找不出其他任何根据。而胡顿和博文与美国公使馆到底是怎么交涉的，也扑朔迷离，无证可查。　
　　　　“北京人”的历史，从这时开始，似乎变得隐秘、复杂起来；而日美间的矛盾，更是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　
　　　　据有关资料表明，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２日这天，是个没有太阳的日子，美国驻华舰队总司令赫德上将一早起床，心情就极其烦躁。按惯例，他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还是打太极拳。在过去的岁月里，每当赫德上将在打太极拳的时候，是任何人不许去惊扰的，也是任何人不敢去惊扰的。可这个早上的他尚未屏息静气、最后收关，一个军务参谋便急匆匆地将一份来自美国海军总部的命令送到了他的面前：　
　　　　驻屯北平、天津海军陆战队、驻沪海军陆战队第四联队、驻华长江舰队，务必迅速作好撤离准备，共赴菲律宾群岛作军事集结。　
　　　　赫德总司令当即停止手脚，匆匆奔向办公室。　
　　　　自１９２７年起，美国海军便派遣陆战队屯驻中国的北京、天津、上海等租界。近几年来，尽管世界局势越来越动荡不安，直至彼此水火不容、刀兵相见，但由于美国采取了中立和避而不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因而驻华美军虽然身处战争漩涡，却始终能够毫无顾虑和不受任何威胁与伤害地平安度日。　
　　　　可现在，太平洋上空满天风险，战事眼看就要一触即发，凶多吉少的日美局势不得不使远在异国他乡的美国官兵们越发地惊恐起来。他们在为美国命运担忧的同时，更为自己的命运而深感不安，并随时都在作着各种时凶时吉的推测，密切关注着美国政府作出的关于自己命运前程的点滴消息。虽然，驻华美军开赴菲律宾群岛所进行的军事集结，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将与７月２４日在印度支那南部登陆的日军及其后续部队直接交锋。但血战在即，容不得有半点犹豫，何况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所以，驻华的美国海军在接到命令后，立即行动起来，开始做着迅速撤离中国的准备。　
　　　　而与此同时，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轮船公司，早在海军总部发布命令的前三天，就按照政府的指令，派出了“范盘轮总统号”、“麦迪轮总统号”和“哈里逊总统号”三艘远洋巨轮，从旧金山海岸拔锚起程，分别开往中国的秦皇岛和上海，前来承载美军撤离危机四起的中国。　
当然，忙乱中的美军们不会想到，此刻的日本已经决定孤注一掷，不惜一切代价对美、英、荷三国开战———新组阁的日本首脑人物在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５日召开的御前会上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和秘密策划后，终于通过了关于太平洋局势的《帝国国策实施要领》。日本军令部便发布了由天皇批准的准备作战的命令。与此同时，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也站在佐伯湾长门号旗舰上，向联合舰队下达了经天皇批准的准备作战的命令。　
　　　　而这时在中国北平的美国官兵们，对日美上层之间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故事，统统浑然不知。他们除了胡思乱想、坐以待命外，整天无所事事。在此期间，驻上海美国海军联队司令霍华德上校，曾先后赴驻华日本海军专员公署和舰队司令部，分别拜访了大冈少将、古贺中将、牧田少将———明为对日本驻华舰队过去的合作表示感谢，实为暗中窥探日本方面的动静与反应。结果依然一无所获。直到１１月２０日早晨，霍华德上校才接到一纸命令：所属部队的行李、器械、枪支弹药等，马上全部装车，运往浦东码头等待装船。　
　　　　１１月２１日，美驻华使馆又发出公告，督促美侨做好撤返准备，随第四联队一同乘船去菲律宾群岛，然后再取道回国。　
　　　　同一天，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向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南云忠一海军中将，发出了绝密的作战命令。　
　　　　１１月２６日晨６时３０分，南云忠一海军舰队的“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飞龙号”、“翔鹤号”、“瑞鹤号”共计六艘航空母舰，盛载４００余架飞机，携同“比睿号”、“雾鸟号”两艘战列舰、“利根号”、“筑摩号”两艘重巡洋舰以及一艘轻巡洋舰、十一艘驱逐舰、三艘潜艇和八艘油船，共三十三艘舰只组成的庞大舰队，从日本领海拔锚起程，以颇为壮观的环行航海队形，在波涛滚滚、浓雾密布的太平洋海面上，向远在三千海里以外的美国珍珠港急速挺进。　
　　　　１１月２７日，美国驻上海海军第四联队首批撤退的第二队３００名官兵，由寇蒂斯中校率领，分批乘专车直驶新关码头，尔后列队登上了“曼马勒号”轮船。按原定计划，当官兵登上轮船后，要举行隆重的告别仪式，但不幸的是，当这３００名美国海军官兵刚刚登上轮船，天空顿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告别仪式根本无法进行。寇蒂斯中校只好率队乘船，驶往停泊在黄浦江岸的“麦迪轮总统号”巨轮。下午２时，“麦迪轮总统号”解缆拔锚，离开上海黄浦江，直驶菲律宾。　
　　　　１１月２８日，美驻上海海军联队第一队４５０名官兵，在联队司令霍华德上校率领下，乘“哈里逊总统号”巨轮离开黄浦江，直驶秦皇岛。由于“范盘轮总统号”因故延期来华，所以根据赫德上将的命令，“哈里逊总统号”必须前往秦皇岛，运载驻屯北平、天津的美国海军官兵，然后驶往菲律宾群岛。　
　　　　于是，１２月２日，中华社向世界播发了这样一条消息：　
　　　　驻屯北平之美海军撤退准备已行终了，一俟“哈里逊总统号”轮船到来，即赴秦皇岛。此事目前美大使馆已正式通告日本大使馆土田参事官。全员计一百二十人，与天津美海军同自秦皇岛乘船赴菲。　
　　　　同日，美国驻华公使馆、驻津和驻沪总领署分别发出通告：　
　　　　此时重申历次发表之撤侨劝告。查日美会谈，无何进展，太平洋风云，日见险恶。鉴于此种情报，今再度通告在华驻平、津、沪美侨，速作撤退准备。在可能范围，应全体撤离。近来太平洋上之航运，因它处需用船只甚多，极感困难。即目下太平洋上之船只往来，能否维持，犹难保证。因此，本使馆力促美驻华侨民，尽速自行调度船只，及早撤退是幸。　
　　　　与此同时，英国人也在本国驻华使馆的劝告下，开始了大批的归国撤退行动。　
　　　　一时间里，北平、天津、上海及其他居住侨民的城市，迅速开始了比以往更大规模的喧哗与骚动。大街小巷，街头巷尾，到处流动着美英两国的军人家属、外交人员的家属以及经商和传教者的家属；城里城外，四面八方，尽是携妻带子、扛箱背包的滚滚人流；卡车、轿车、人力车，来回穿梭，奔忙不停，反复运载着撤离的人群和各种行李。世界各地，狼烟四起。　
　　　　中国北平，一片混乱。　
　　　　“北京人”化石，到了非转移不可的时候了。　
　　　　“北京人”要转移，首先得装箱。这个装箱的重任，落到了中国胡承志的身上。　
　　　　胡承志名义上是魏敦瑞的一名助手，实际上是新生代研究室的一名技士，新生代研究室的所有标本的模型，全都是由他亲手做的。　
　１９３１年春，胡承志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科工作时，仅有十四五岁，他深知要想在这里站住脚，除了自己努力工作外，还必须学好英语。于是他发奋用功，不久就学会英文，而且还能读会说。后来，研究室就让他做“北京人”化石的模型。开始，他什么都不会，只好一方面从书本里找制作方法，一方面靠自己在实践中苦心钻研。魏敦瑞见这个青年人很有出息，就在医学院里找了个外国专家，教他制作模型。这个外国专家每教一次，要收取１０美元的学费（这些学费当然由公家支付）。可是没几个月，这个外国专家就再也不肯教他了。魏敦瑞找到这位外国专家，问他为什么不教？这位外国专家回答说：“胡太聪明，他现在做的模型已经比我做的还要好了，我还教他干什么？”的确，仅仅几年的工夫，胡承志便成了做各种化石模型的专家，技术之精妙，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令同行们常常惊叹不已。据裴文中说，当时有一位十分傲慢的美国体质人类学家，以最瞧不起人而著称，他对任何人做的事，从来都不肯说一个好字。但奇怪的是，当新生代研究室把胡承志做的模型寄给他时，他给新生代研究室写来一封亲笔信，对新生代研究室的研究工作一字未提，而对胡承志制作的模型却连连称道，大加赞许。而贾兰坡后来也撰文说：　
　　　　“胡承志是我的好朋友。我曾到Ｂ楼看过他制作模型。他制作每件模型都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在每件模型上都刻上发现人的名字。他制作的模型与原件相比，一般的人很难辨出真假。说他是一名制作模型的高手，一点也不为过。”　
　　　　于是，胡承志在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便有了“模型大师”的美称。　
　　　　然而，这位“模型大师”正因为承担了“北京人”化石的最后的装箱任务———也就是说，在中国人当中，他是惟一的一位最后见到“北京人”化石的人，所以当后来“北京人”化石神秘失踪后，他的内心就比别的人更加痛惜，也更加难受！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位“模型大师”一直有一种很微妙的东西潜藏在心灵的深处，令他有苦难言，备受折磨；无论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作家、记者、科学家，或者别的什么人，只要找他谈有关“北京人”化石丢失的情况时，他都一直缄默不语，不愿提起。甚至有的外国学者和记者来到中国要亲自登门造访，也同样被他婉言谢绝。　
　　　　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７日下午２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