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北京人-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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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他们三人的脸上都刻满了惊恐与悲壮，对今后各自的命运谁也没有把握，每个人的心里仿佛都压着一块石头，沉重得让人难以喘息。可就在谈话快要结束时，远滕突然对他二人说：“我拿一件稀罕的东西给你们看看。”　
　　　　远滕说完，起身走进他的书房。不一会儿，他便搬出来一个半米见方的木箱子。未等二人问话，远滕已麻利地打开了箱子，并从里头取出一个３０公分见方的用白布包裹着的盒子。借着幽暗的灯光，那包裹着的盒子在远滕的手中被层层揭开，当最后一层白布揭掉时，蓦然出现在二人面前的，竟是一个茶色的骷髅！　
　　　　中田光男和山口本秀由于事先没有心理准备，被眼前的骷髅惊得目瞪口呆，许久说不出话来。远滕望着二人惊恐的样子，微微笑了笑道：“别怕，这可不是你们关东军司令官的头，他的头没有这么宝贵。告诉你们，这就是世界上著名的５０万年前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真的？！”中田光男顿时惊愕不已。此前，对中国的“北京人”他虽早已久仰大名，但“北京人”头盖骨到底是什么模样、什么颜色，却一概不知。后来由于他所学的专业和特殊工作性质的关系，“北京人”的事儿也就几乎从脑海中消失了。没想到自己在这生死未卜之际，竟有机会一睹“北京人”头盖骨的尊容，真是三生有幸！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把它带回日本。”远滕继续说道，“在这之前，这件东西我是从来不让外人看的，今天晚上你们看到了它，这是你们的福气。不过你俩要发誓，今后不管日本政局和你们本人的命运发生了什么不测，都不许告诉其他任何人。”说完，远滕脸上的笑容很快被另一种复杂的神情所替代。　
　　　　面对远滕那既信任又警觉的目光，中田光男不知道该如何好，愣怔了好一阵子，才缓缓说道：“远滕先生，请您放心，我们会按您说的去做的。”接着，站在身旁的山口本秀也跟着咕噜了一句。　
　　　　这时，只见远滕捧起头骨，轻轻贴在自己的脸颊旁，对着下额部亲吻了数下，然后取来白布，重新小心翼翼将头盖骨层层包裹起来。当一切都恢复原状后，远滕这才将头盖骨重新放入木箱之中。这时，站在一旁的中田光男清楚地看到，大概是为了保护好头盖骨，箱子的四周塞满了脱脂棉等物……　
　　　　随后，远滕博士又邀请中田光男出门散步。当时，长春市内的治安很坏，日本人一般都不敢在夜间行走，但由于中田光男懂俄语，可以与苏军沟通，所以二人并不感到可怕。当二人走了大约３０分钟后，来到一个地方，只见一位年轻女子伫立路旁，远滕向中田光男介绍说：“这是我的秘书。”随后，又补充了一句，“请不要告诉我的妻子。”凭直觉，中田光男当时就意识到，此女子与“北京人”似乎有一种很神秘的关系。　
　　　　长春之夜在远滕家的这一幕虽说突兀而又短暂，却给中田光男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半个多世纪来他始终记忆犹新。第二天一大早，中田光男和山口本秀便离开长春，向大连方向逃去。之后，二人又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逃亡历程，终于在１９４６年初回到了日本。　
　　　　１９９８年，已是８０高龄、满头白发的中田，除继续从事幼儿智力开发的研究工作外，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就在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不知什么原因，５０年前的长春之夜在远滕家看到的那一幕，反而随着年岁的增大、时间的久远，越来越清晰地在他脑海活跃起来，致使他常常因此而从梦中突然惊醒……　
　　　　所以，当《朝日新闻》登载的这则中国科学家寻找“北京人”的消息突然出现在中田先生的视野时，他禁不住站起身来，情绪激动地在书房里踱开了步子。片刻，当他走向阳台，望着阳光照耀下的东京楼群时，脑子突发奇想，蓦地闪出一个从未有过的念头：自己何不立即行动起来，响应中国科学家的号召，去帮着找回那失踪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类至宝“北京人”？“北京人”是１９４１年失踪的，自己是１９４６年看见的，应该是“北京人”失踪后的第一见证人！也许，那个在自己心中隐藏了５３年的秘密到了应该公布于世的时候了，“北京人”这一全世界关注的谜案说不定就在自己的手中得以解开。　
　　　　想法一旦有了，８０高龄的中田先生便秘密地开始了行动……　
　　　　作为积极倡导寻找“北京人”的贾兰坡先生，对中田光男先生提供的这一线索和中田光男的中国之行，当然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对我们说，中田光男提到的那位远滕先生，确有其人，而且他还见过。日本侵华期间，远滕作为伪满自然博物馆的科研人员，曾在中国的土地上主持和参与发掘过一大批古生物与古人类化石，其中最具影响的当数在中苏边界的内蒙古发掘的那几个扎赉诺尔头盖骨化石。后经鉴定，“扎赉诺尔人”跟周口店“山顶洞人”的年代基本相同。这些发掘出来的扎赉诺尔头骨化石，除裴文中从远滕手中要回一个放在新生代研究室供研究以外（笔者注：胡承志说，１９４７年他在新生代研究室看到的是两个扎赉诺尔头骨？），其他的一直由远滕保管在长春伪满自然博物馆。二战结束后，这批扎赉诺尔头骨下落不明。贾兰坡还说，在１９４１年前，远滕曾多次从长春来北平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研究周口店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北京人”化石失踪前后也曾来过，此后便销声匿迹了。　
　　　　根据贾兰坡的说法，既然裴文中能从远滕手中要回一个（或者两个）扎赉诺尔头骨，可见远滕与裴文中或其他中国科学家是相识的，甚至关系非同一般，否则就无法解释裴文中能要回扎赉诺尔头骨和远滕经常到协和医学院来作课题研究这一事实。当然，远滕先生和挪野中将，彼此也可能相识。　

　　　　如果这个事实成立，那么日本考古学家松崎在《北京人》一书中关于挪野中将前来协和医学院取走了所谓“北京人”头盖骨的记载，并非子虚乌有，只不过挪野中将拿走的很可能是扎赉诺尔头骨，而不是“北京人”头盖骨。而远滕发现的扎赉诺尔头骨除送给了裴文中一个以外，剩余部分仍保留在长春伪满自然博物馆里，因此，中田先生当年从远滕手中看到的，很可能是经过远滕修复之后的扎赉诺尔人头骨，而不是“北京人”头盖骨。　
　　　　然而问题是，远滕作为一位颇有名望的古人类学家，自己明明只有扎赉诺尔人头骨，为什么非要在中田先生面前炫耀自己手中握有“北京人”头盖骨呢？其目的和意义是什么？他有这个必要吗？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据贾兰坡说，远滕本人在“北京人”丢失前夕曾来过协和医学院搞研究，那么他在这段时间里到底都“研究”了些什么？是否也染指过“北京人”呢？　
　　　　因此，在事实尚未完全搞清之前，也很难否认远滕手中确实握有“北京人”头盖骨的可能。何况，贾兰坡和胡承志至少也承认，中田先生当年在远滕家中看到的装有头骨的箱子内塞满了脱脂棉这一细节，与事实吻合；“北京人”化石被业内人士收藏，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作为一名日本的“老特工”，中田先生对中方的种种反应，似乎早在预料之中。所以从周口店返回北京后，他并未就此放弃自己的计划，而是又在北京走访了几家相关的单位和个人，一方面就掌握的线索再作探讨，另一方面则是寻求支持他寻找计划的合作伙伴。同时，他还委托周季华教授与贾兰坡和胡承志二位先生联系，希望能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就一些具体的细节和问题进行交谈。遗憾的是，由于贾兰坡院士当时身体欠佳，面谈没有成功。　
　　　　尽管如此，８１岁的中田光男先生的到来，还是在北京各界引起了震动。中田先生离开中国前表示，回国后他还要为此而不断努力，尽量说服日本有关部门和远滕的家族打开墓穴；一旦时机成熟，他将再来中国，与贾兰坡和胡承志等专家会面，直到揭开远滕儿子的墓穴之谜为止。　
　　　　墓穴之谜，真能解开吗？　
　　　　历史的脚步转眼走到了２０世纪的尽头。　
　　　　然而，岁月的流逝不能泯没周口店“北京人”这一伟大发现的重要意义，“北京人”丢失这件令全人类尤其是古人类学家为之忧伤和悲哀的事情，更是无法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于是，就在２０世纪的晚钟即将敲响的时候，一股探究、寻找“北京人”的世纪末旋风，又从古老的中国悄然刮起，并随之向着世界席卷而去。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２日，“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７０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除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著名科学家贾兰坡、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等中国方面的数百名专家、学者外，还有来自法国、日本、美国、德国、英国、印度、巴西、韩国、瑞士、波兰、比利时、西班牙、奥地利、加拿大、以色列、印度尼西亚、斯洛文尼亚等２０多个国家的近７０位著名专家和知名学者。会议期间，与会者们围绕周口店和“北京人”有关的各种学术问题展开了开诚布公的研讨，也满怀崇敬的心情对“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先生以及为周口店的发掘和“北京人”的研究作出不朽贡献的中外先驱们：安特生、步达生、师丹斯基、魏敦瑞、德日进、丁文江、翁文灏、杨钟健等作了纪念性的发言，同时还亲临周口店，对周口店博物馆和“北京人”文化遗址一一作了参观。　
　　　　当然，无论在会议期间，还是饭后茶余，或者旅游途中，大家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北京人”的下落问题。由于这次来的都是研究古人类学方面的中外专家，难得有这样一次聚集交流的机会，所以各种有关“北京人”下落的线索和种种传闻纷至沓来，举不胜举，谈论、交流、分析、推测“北京人”失踪之谜，成了人们的一大快事，继而在不知不觉中便拉开了新世纪寻找“北京人”的序幕。　
　　　　受中国“保护周口店委员会”的邀请，日本中田光男先生也出席了此次大会的开幕式。上次中田先生来华时，就受到了中国科学界和新闻媒体的关注，同时还引起了企业家的重视，但遗憾的是，他与贾兰坡和胡承志二位先生未能会面。所以中田先生此次来华，除了要在中国继续做有关寻找“北京人”的工作外，就是很希望能与贾兰坡和胡承志二位先生会面，就他所提供的“北京人”线索问题，作一次认真地探讨。　
　　　　在“保护周口店委员会”的精心策划和安排下，中田的这一愿望终于得以实现，只是双方的这次会面很是奇特———既不是在温馨的家里，也不是在严肃的会场，而是在宽松自由的网站。
　那是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４日上午，９１岁的贾老在儿子的搀扶下，首先来到了新浪网网站聊天室，随后，８１岁的中田先生和８６岁的胡承志先生也很快赶到了现场。三位老翁———当年的“冤家对头”，今日的“中日好友”见面后，相互握手，彼此问好。而后，在主持人的主持下，围绕着中田先生所提出的“北京人”的新线索问题，面对网友，开始交谈。　
　　　　贾兰坡先生首先发言。他说，“北京人”头盖骨丢失了几十年，大家一直在寻找。中田先生本来是与此无关的，但他一直为此在奔波。他这次已经是第二次来中国了，这种精神是可贵的。希望今天在此，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　
　　　　接着，是中田先生发言。他说，我是从日本来的中田。我当年是做苏联情报工作的，在参谋部工作。我是在１９４６年１月４日在现在的长春看到“北京人”头盖骨的……　
　　　　再接着，胡承志就“北京人”有关装箱等问题，作了介绍和说明，对中田先生提供的线索，也谈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然后，中日双方就中田先生看到的到底是真“北京人”还是假“北京人”的问题展开了讨论甚至争论。中田坚持认为，他当年在远滕手中看到的应该是“北京人”，甚至他还推测，挪野中将当年到协和医学院拿到“北京人”后，就带到长春，委托当时伪满洲自然博物馆保管，所以就到了远滕手中。而贾兰坡和胡承志则对中田的线索基本给予了否认，认为中田先生提供的《北京人》这本书上的图片可能是个模型，绝不是真正的“北京人”，中国发现的“北京人”只有头骨的一部分，没有面骨，也没有那么整齐的牙齿……　
　　　　不过贾兰坡最后也表示，虽然对中田先生所提供的线索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对寻找还抱怀疑，但我们还是很感谢他，毕竟每一条线索都是一个希望。当年与“北京人”一同丢失的尚有一大批古人类化石，而每一件丢失的化石，作为研究不同年代古人类文明发展的佐证，都是无价之宝。因此，无论远滕手中掌握的是扎赉诺尔人头骨，还是“北京人”头盖骨，寻找都是很有意义的，应当努力去找。　
　　　　贾兰坡、胡承志和中田光男三位老翁的网上会面，给本来就热热闹闹的会议又增添了一段有趣的插曲。大家针对真假“北京人”和“北京人”到底下落何处的问题，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使寻找“北京人”之风在深秋的北京越刮越热……　
　　　　为了搞清“北京人”的一些线索，了解外国科学家及学者们对寻找“北京人”的态度和看法，同时对一些相关的问题作深入的探讨，我们利用会议的间歇，对几位重要的外国科学家及学者进行了采访：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６日晚，我们与中田先生相约在北京王府井一家餐厅会面。中田先生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他发现“北京人”线索的具体过程，并对我们的疑问一一作了解释。随后，他说，如果我的记忆准确，最终寻找的结果不管是“北京人”还是“扎赉诺尔人”，都算是我为中国政府提倡的精神文明建设作了点贡献。据我到中国来的了解，中国方面非常关心“北京人”失踪的每一个线索。既然中国能够实现四个现代化那么伟大的发展目标，为什么就不能实现找回“北京人”这一愿望呢？中日两国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是有差异的，但在共同寻找“北京人”这件事情上，应尽量统一，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北京人是一定能够找到的，至少我对此满怀希望。所以我很希望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和日本政府谈判，进行一次寻找“北京人”的大行动。上次我回到日本后，把在中国的活动情况又和众议院议员平沼纠夫先生作了汇报，他仍认为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和日本方面交涉是最理想的方式，如中国方面有什么要求，尽量提出来，比如向外交部、文部省都是可以的。就我本人的心愿而言，是希望中日组成一个寻找“北京人”的联合调查组，在日本展开工作。如果认为我的推测还有合理性，就尽量促成对远滕儿子墓穴的发掘，以搞个水落石出。如果中国方面愿意派人到日本去，我可以协助发邀请函，并作经济担保和提供相应资金。我期待中方尽快行动，将“北京人”这一人类至宝重新找回。我回去后也还要努力，决不轻易放弃。　
　　　　当然，对中田先生提供的“北京人”下落线索一事，日本国内本身也有不同意见。前来参加这次会议的日本横滨大学人类学教授长谷川善和先生便是其中一位。长谷川善和先生当年在东京大学读书时，是高井冬二教授的博士生。他说，就我的分析推断，“北京人”在日本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理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或学者不会马上就到协和医学院去抢“北京人”化石。从中国官方公开的材料看，当日本人到协和医学院去拿“北京人”化石时，已经没有了。
再从日本的国民性来看，它的特点是把经济放在第一位，其余则放在后头，对古代的人类化石并不感兴趣，即使拿走了，也会还回去，这一点跟西欧一些国家不同。西欧国家占领别的国家后，喜欢把抢夺而来的东西作为艺术品收藏，但日本就不一定。他还补充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有许多“北京人”头盖骨模型流传于世界各地，远腾手中那件东西很可能就是“北京人”模型，而要为一个模型去掘开远腾儿子的墓穴，是没有多大价值和意义的。当然，“北京人”如果真的还存在的话，应该努力去找。因为古人类化石毕竟很少，用模型研究和真品研究，效果完全不同。　
　　　　美国人对此又有什么看法呢？美国自然博物馆古人类学部主任伊安先生接受采访时说：“十几年前我曾与原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医弗利就‘北京人’失踪之事专门作过交谈。弗利很肯定地对我说，‘北京人’化石在向美国转运的过程中是由他保管和负责的，后来那装载化石的箱子转移到了天津。至于后来是不是被日军查获，再转移到了长春的伪满自然博物馆远腾手中，我认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同为美国人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夏皮罗的学生维思教授则显得热情而又温和。他对我们说：“弗利手中的‘北京人’化石被日本查获的可能性没有证据。我的老师夏皮罗先生直到１９８９年去世时还坚持认为‘北京人’化石在中国，特别是在天津。不过，我认为‘北京人’肯定是在战争中被摧毁了，早已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中田光男在长春看到的只是一个‘北京人’的模型。但模型毕竟跟真的有很大差别，为了一个模型而去发掘远腾教授儿子的墓穴，是荒唐而可笑的。”而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约赛夫则是一位性格开朗、为人真诚的女士。１９９７年夏天，她曾率领美国六所大学的十几名人类学系的应届毕业生来到周口店，专门进行实地考察，她对周口店和“北京人”的感情和兴趣，似乎大大超过了许多中国人。我们在周口店与她相会的那个夜晚，正赶上周口店停电，古人类研究中心负责人徐钦琦教授亲自为我们点燃一支蜡烛，于是在极富诗意的烛光下，约赛夫女士侃侃而谈。她说：“周口店是古人类研究最神圣的地方，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不具备的……”　
　　　　约赛夫女士还说，“１０年前，美国自然博物馆搞了一个古人类化石展览，全世界所有的人类头盖骨化石差不多都在那里展出了，可非常遗憾的是，惟独没有裴文中先生发现的‘北京人’化石。虽说我们现在仍然保存了这件化石的仿造件，却不可能当真的来研究，所以说‘北京人’的丢失是整个人类文化的重大损失和不幸，也是２０世纪人类科学史上最大的谜团。不过，我总有一种预感，‘北京人’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它或许在美国，或许在日本，或许在中国，或许被什么国家的人秘密藏了起来，这个谜团肯定有人知道。这个人也许还活着，但这个人现在在哪里，他或她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件珍宝送还给我们，还要等待时机，我们完全有理由以乐观的态度和足够的耐心去等待这个时机。　
　　　　据我所知，‘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很厚的，转移时又作了很好的包装，不管它落入何处，要全被毁掉是不可能的。想想看，我们的老祖宗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５０万年都没有毁灭，‘北京人’才失踪了５０多年怎么就毁灭了呢？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找不到，我的学生和学生的下一代也应继续寻找，直到有个最终结果。”　
　　　　与日本人和美国人相比，以浪漫而著称的法国人的确要浪漫得多。就在学者们围绕“北京人”问题议论纷纷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地质学家棒思先生语出惊人，对“北京人”失踪之谜又有了新的注解。当我们的话题转到“北京人”身上时，棒思先生一边小心地收起手中的照片，一边说：“我是个很严肃的人，但也喜欢开玩笑。前些时候我跟几位国际同行谈论到‘北京人’失踪之事说过，如果‘北京人’当时已经运到了船上，而这艘船后来又被击沉了，那么若干年后，当我们的后人找到这艘沉船并把它打捞上来时，便会惊讶地发现，这艘船上既有男性的‘北京人’，又有女性的美国海员，那该是一个多么有趣的情爱故事哟！”　
　　　　棒思先生幽默与浪漫把在场的人都逗笑了。片刻，棒思端起酒杯喝了一口，而后手扶着酒杯认真而又严肃地说：“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北京人’的丢失都是人类宝贵财产的损失和遗憾，我们有责任和义务要把它弄个水落石出，不能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了结了。否则，我们将很难面对后人，所以我们必须要为这件事作最大的努力。”
　　棒思先生说到这里，有些激动，他呷了口啤酒，接着说道，“关于‘北京人’丢失这件事，我思考几十年了，并为寻找它做过实实在在的努力。我认为，‘北京人’的命运无非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北京人’已被彻底摧毁了，或在火车上，或在轮船上，或在世界的某个地方。理由是，‘北京人’化石在转移时，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都笼罩在战争的烟雾之中，其混乱的状态可想而知。在这种混乱局势中，有许多珍贵的东西都被毁掉了，‘北京人’也就有可能成为牺牲品。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毁掉是置于‘混乱’这个大背景和前提下的。　
　　　　“第二种可能是，‘北京人’已被发现，或被利用，或存放于某处，但‘北京人’的拥有者却毫无意识。也就是说，拥有者并不知道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是珍贵的‘北京人’……　
　　　　“第三种可能是，‘北京人’已经被发现，并被人有意识、有目的地收藏了起来。也就是说，拥有者知道他手中的那件东西就是全世界都在找的‘北京人’化石，只是处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或目的，并不急于公布于众。　
　　　　“当然，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在以上三种设想中，我更倾向于后者。我有一种预感，‘北京人’仍在这个世上，只是不知道被谁囚禁了起来。只要我们有信心，就有希望找回它，只是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也许一年、十年，也许一百年或者更远。所以，今天和今后的人类要有信心，也更要有耐心。”　
　　　　棒思先生一口气说到这里，双手紧紧攥住玻璃杯，两眼直直地望着头顶的灯泡，被酒精熏得微红的脸上显得有些疲惫，同时也透出了几分痛苦与不安。　
　　　　这时，我们插话道：“棒思先生，有人怀疑‘北京人’是被美国人弄去了，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棒思先生摇摇头：“我也听到过这种说法，但是我认为，至少美国的人类学界没有干这件事情。前几年，印度尼西亚发现了一个古人类头骨化石，被文物贩子倒卖到美国一个收藏家手中，美国政府知道后，主动收购并将这件头骨还给了印度尼西亚。所以我认为美国人不可能。相反，我倒怀疑过我们法国人。”　
　　　　“法国人？！”我们听后大吃一惊。此前，我们曾怀疑法国大科学家德日进与“北京人”有关，但那只是一种假设，一个闪念而已。没想到棒思先生作为法国的一位大科学家，也怀疑起了自己的同胞！这在中国，恐怕无论如何也是不可想象不可思议的事情！于是我们试探性地问道：“棒思先生，您指的这位法国人，是不是被称为‘法国达尔文’的德日进？”　
　　　　“是的，正是德日进！”棒思先生爽朗一笑，一脸轻松。　
　　　　“真的？！”　
　　　　棒思先生见我们极度惊讶的样子，连忙微微点头道：“是的，德日进你们是知道的，他是法国科学界的老前辈，是全世界敬仰的大科学家，他在中国工作了近２０年，对周口店的发掘和‘北京人’的研究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１９５５年，德日进病逝。就在他病逝的第二年，我进了法国自然博物馆。德日进生前的办公室一直空置在法国自然博物馆，很久没有新人来利用。有一天，我路过德日进生前办公室的门口，对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的崇敬和怀念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但也就在这一刻，我脑海里竟忽然闪出一个念头：德日进会不会插手了‘北京人’事件？会不会就是他自己将‘北京人’收藏了起来？我进而还作了这样的推测：‘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德日进将‘北京人’包装好后准备运往法国保存起来，但战争突然爆发了，他无法将‘北京人’运出中国，于是只好以神甫的身份将‘北京人’匆匆隐藏在了北平或天津的某个教堂里。不过，我又很快又从另一个角度否定了这个念头，那就是如果德日进真的隐藏了‘北京人’，为什么在战后十几年中他一直保持沉默？这对于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当然，德日进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生活准则，沉默十几年也不是没有可能。现在国际上有一种说法，说臭名昭著的英国皮尔唐人就是德日进搞的鬼，真正的始作俑者就是德日进。目前这种说法还在争论之中，没有最后结论。我想如果德日进真的是皮尔唐人事件的幕后策划者的话，那么他在这件事情上的沉默就能长达数十年之久。德日进对‘北京人’是有着深厚感情的，他的性格和信仰中有两面性，作为科学家，他相信人类是按一定组织和逻辑不断进化的；而作为神甫，他又是信奉上帝的。在这种双重性格的驱使下，他将‘北京人’隐藏起来等待死后一同去见上帝，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因此，我很难说我的推测是对还是错。但我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即使德日进真的是‘北京人’的隐藏者，那他也完全是出于一个科学家对‘北京人’的真心袒护才这么干的，而决不是为了想日后贩卖个高价以满足自己的私欲。”　
“棒思先生”，我们插话道，“您的推测固然大胆、浪漫而又精彩，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您比我们更知道证据两个字的重要。”　
　　　　“是的，”棒思先生严肃地说道，“正是为了取得证据，我曾和我的同事在德日进的办公室以及他经常活动的地方作过多次搜查，特别是对他的遗物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检查，希望从他的笔记、书信或未发表的文章中找到破译‘北京人’下落的密码。可惜没有结果。我最近的一次努力是去年秋天的这个时候，德日进的几封通信在法国一个神甫的家中被发现，这位神甫早已死去，是他的后人在清理遗物时得到的。我查看了这几封信件，还是没有找到破译‘北京人’下落的密码。不过，为了解开‘北京人’下落之谜，我今后是不会放弃对德日进所留遗物哪怕是半点蛛丝马迹的追索和探寻的。”　
　　　　最后，我们问棒思先生：“您认为寻找‘北京人’有意义吗？”　
　　　　棒思先生以一种很遗憾的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