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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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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喝着酒一边啃着烤鸡,有的地方汉堡包在烤炉上发出咝咝的声响,5分钱就能喝一杯咖啡。哦,还有煎锅烹炸时发出的香味从唐人街飘入我的房间,其中还夹杂着诺思比奇的意大利空心面和霍夫的软壳蟹的气味,炙叉上还挂着费耳莫尔的肋条肉!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圣弗兰西斯科。
潮湿寒冷的大雾越来越浓,霓虹灯在温柔的夜色中闪烁,高跟鞋咯噔咯噔走过街道,在华人食品店的窗户上,有一群白色的鸽子……。
11
这时,狄恩找到了我,他最后觉得我还有救。他把我带到凯米尔住的地方,“玛丽露在哪儿,伙计?”
“这个婊子跑了。”凯米尔是一个教养极好,性格温和的少妇,她接替了玛丽露。她知道狄恩给她的18块钱是我的。但是,你去哪儿啦,亲爱的玛丽露?我在凯米尔的房间里休息了几天,她住在雷伯特街,在细雨绵绵的夜晚,从卧室的窗口望去,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圣弗兰西斯科,在我住的那几天里,狄恩干了他一生中最荒唐的事情。他找到了一份工作:闯入别人家的厨房里表演使用一种新的加压速蒸器。推销员给了他一些样品和说明书。
第一天,狄恩浑身是劲,我开车带着他跑遍了全城,去到他约好的几户人家。先接受邀请去吃饭,然后表演加压速蒸器。“伙计,”狄恩兴奋地嚷着,“这比我为辛尼工作的时候还要带劲。辛尼在奥克兰推销百科全书,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他先发表一通长长的演说,跳上跳下,又是笑又是叫。有一次我们闯进一个工棚,那里面的所有人正要去参加一个葬礼,辛尼跪了下来,为死去的灵魂祈祷,所有工人都哭了起来,最后他卖出了整整一打百科全书。他可是世界上最棒的家伙。我真想知道他现在在哪儿?我们过去常常把年轻的女人们带到厨房亲热亲热。今天下午我碰到一个没说的家庭主妇,在她的厨房里,用胳膊搂着她,开始表演,啊哈!”
“继续干下去吧,狄恩,”我说,“可望将来有一天你会成为圣弗兰西斯科的市长。”
他已经背熟了全部说明,一到晚上他就在凯米尔和我面前练习。
一天早上,太阳冉冉升起,他赤身裸体地站在窗前,凝望着整个圣弗兰西斯科,看上去仿佛终有一天他会成为圣弗兰西斯科的异教领袖;但是他的热情很快就消失了。一天下午,外面下着大雨,推销员跑来看看狄恩都干了些什么。狄恩正蜷坐在沙发里,“你已经准备推销这些东西了吗?”
“没有,”狄恩说,“我刚刚另找了一份工作。”
“那么,你准备把这些样品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在死一般的寂静中,推销员收起了他那些可怜的东西,走了。我觉得有些不舒服,对一切都感到厌烦,狄恩也是如此。
但是,一天晚上,我们突然又一次一起走火入魔,我们来到一家夜总会看望史利姆。盖尔亚德。他是个又高又瘦的黑人,大大的眼睛流露着忧郁的神色。他总是说“好吧”和“来点威士忌怎么样?”在圣弗兰西斯科,许多热情的年轻知识分子常常坐在他的脚下听他演奏钢琴、吉他和鼓。他演奏得热了,就脱去衣服和裤子,一丝不挂。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会唱着唱着突然慢下来,用手指轻轻敲打着鼓的表面。每个人只有身体前倾,屏住呼吸才能听见。你以为他只会这样敲一会儿,但是他却这样敲了一个小时。用手指敲出的声音越来越小,直到你什么也听不见,只能听见门外来往车辆的声音,然后他缓缓地站起身,拿着话筒,断断续续地唱起来。大约15分钟以后,他的声音越来越轻,慢慢听不见了。这时,他那忧郁的眼睛扫视着听众。
狄恩站在后面,叫道:“天啊!太棒了!”然后使劲地拍着掌:“索尔,史利姆才知道及时行乐,他太知道及时行乐了。”史利姆坐在钢琴边弹了起来。魁梧的贝丝演奏员从陶醉中猛然惊醒过来,意识到史利姆正在演奏着“吉姆布鲁斯。”史利姆用他粗大的手指用力弹奏着琴键,奏出鲜明的节奏,每个人都跟着节奏晃动起来。史利姆又变得疯狂起来。一个半小时之后,他猛烈地敲起鼓来,敲出激烈的卡波那节奏,同时他嘴里还不断地用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波里维亚语、埃及语以及各种他懂的语言叫着。他懂得的语言真是太多了。最后,乐曲结束了,史利姆。盖尔亚德走到一棵树前站住。当人们走过来同他交谈时,他的目光从人们的头顶上方扫过。一杯威士忌递到他的手里。“噢,威士忌,谢谢。”没有人知道史利姆。盖尔亚德从哪里来。狄恩曾经突发奇想,认为他正怀着一个孩子。当他躺在加利福尼亚一家医院的草坪上时,他的肚子挺得老高。史利姆。盖尔亚德坐在一棵树下,周围是一群黑人。狄恩瞪着绝望的眼睛看着他。史利姆说:“你过来吧。”狄恩走近了他,他走近了他的上帝,他认为史利姆就是上帝。他站在史利姆面前不安地点着头,请他跟我们在一起。
“好吧,”史利姆说。他可以跟任何人在一起,但却不能保证在精神上跟你在一起。狄恩找到一个桌子,买了几杯酒,紧张地坐在史利姆面前,史利姆则茫然地看着他的头顶。我跟这两个疯子坐在一起。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那一晚上,我在费耳莫尔认识了兰姆萨得和杰里。兰姆萨得是一个个子高大的家伙,皮肤黝黑。他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系着围巾走进音乐酒吧,然后跳上舞台,唱起歌来。他前额宽大,嗓音浑厚深沉。他一边唱一边对人们叫道:“要去天堂不用死,先吃医生的虎狼药,然后再喝威士忌。”他的声音压倒了一切,他作着鬼脸,浑身扭动,花样不断。他跑到我们桌旁,冲我们叫道:“太棒了!”然后他跌跌撞撞地冲到街上,闯进另一家酒吧。一个名叫康尼。乔唐的疯子接着唱了起来,他不停地挥手擦着汗,对着话筒象个女人一样尖叫着。半夜的时候你总能在杰姆逊酒吧看到他在听疯狂的爵乐士,面前放着一杯酒,无精打采地坐着,一双大眼睛茫然地盯着前方。我从来没见过如此癫狂的音乐家。在圣弗兰西斯科,几乎人人都吸毒。这里是大陆的尽头,没有人会来管你。我和狄恩就这样在圣弗兰西斯科闲逛着,直到我该回家,准备下一次的GT测验。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到圣弗兰西斯科。凯米尔想让我离开,狄恩对一切都无所谓。我买来了面包和肉,做了10个三明治,准备再一次跨越全国。在我准备到达科他时,他们已经有点厌烦我了。我走的前一天晚上,狄恩疯疯癫癫地不知从商业中心的什么地方找到了玛丽露。我们开车穿过海湾,转遍了整个里奇蒙,找到了一家黑人爵士音乐厅。玛丽露进去坐了下来,一个黑人把椅子从她那里拿开,然后猥亵地笑着靠近她。我也走了进去,狄恩满头是汗地站在一旁。这就是结局。我想走了。
清晨,告别了狄恩和玛丽露,我便踏上了开往纽约的巴士。他们想吃几个我的三明治,我告诉他们不行。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时刻。我们大家都在想或许再也不能互相见面了,但是,我们也都满不在乎。
第四部
1
1949年春天,我从退伍军人助学金中支了一笔钱,然后去了丹佛,想在那里定居下来。我象一个孤独的老人一样,住在美国的中部。那里什么人也没有——没有芭比。罗林斯,雷。罗林斯,蒂姆。格雷,贝蒂。格雷,罗兰。梅奇,狄恩。莫里亚蒂,卡罗。马克斯,埃迪。邓克尔,罗伊。约翰逊,汤米。斯纳克,这些人一个也没有。我终日徘徊在卡尔提斯街和拉瑞默街,有时到水果商场找点活干。1947年我曾经在那里干过活,那是我一生中最艰苦的一段工作。我和几个日本小伙子必须用一个撬扛把一只装满西瓜的大箱子搬到100码以外的铁路上,而每拉一下只能移动四分之一英尺。我们不断把箱子从结冰的冷藏室里搬到强烈的阳光下,一冷一热,禁不住直打喷嚏。上帝啊,真不知道这样干是为了什么。
我在黄昏的血色中踽踽而行,感到自己不过是这个忧郁的黄昏大地上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我慢慢地走过温得萨旅馆,狄恩和他父亲在大萧条的30年代就住在这里。我四处搜寻着想象中的往昔那个可怜的带着传奇色彩的白铁工的影子。
夜晚,丁香花的气息扑鼻而来,我漫步在第27街和丹佛的黑人聚居区,全身的肌肉隐隐作痛。我真希望自己是个病人。对我来说,白人中最好的工作也太不够味,没有乐趣,缺少刺激。在一个小饭馆里,有人在卖用纸包着的又热又红的辣椒干。我停下来买了一点儿尝尝,然后继续在神秘的夜色中行走,我希望我是个丹佛的墨西哥人,或者是一个穷困、勤劳的日本人,或者是其他什么人,但我现在却令人沮丧的只是一个“白人”。我的全部生活都是为了实现白人的抱负,这就是我要抛弃象特里这样的好姑娘的原因,从路旁的墨西哥人和黑人住宅的游廊里,传来轻声的低语,偶尔有几个肉感的姑娘迈着黑黑的大腿从玫瑰树后面走过,不时闪过几张黑色的面孔。孩子们则坐在躺椅里,象老人一样。一群黑人妇女从我身边走过。其中一个年轻的女人离开一位象是她母亲的老妇,冲着我跑了过来。“您好,乔!
她猛然发现我不是乔,便羞涩地跑了回去。我真希望我就是乔,但我只是我,索尔。佩拉提斯。在这个温柔的难以忍受的夜晚,无精打采地徘徊在平静的夜色中,希望自己能够变成一个快乐、真诚、热情奔放的黑人。这些不饰边幅的邻居让我想起了狄恩和玛丽露,他们从孩提时代就熟悉这些街道,我多么希望能够找到他们呀。
沿着第23街往下走,一群孩子正在进行一场垒球比赛。巨大的照明灯照亮了整个球场,每个人都很卖力。参加这个奇怪的球赛的人五花八门,有白人、黑人、墨西哥人和纯种的印第安人,这些小运动员都穿着运动服,神情认真地玩着球。在我的生活里,从来没有象这样的夜里,在灯光照明下,在家人、女朋友和邻里的孩子面前进行体育活动,这类活动总是在学校里,集中地、表情严肃地进行,根本没有这些儿童特有的乐趣。现在,这一切对我已经太迟了。我坐了下来,旁边是一个老黑人,显然他每晚都来观看比赛;紧挨着他的是个白人,一个个不太高的运动员;然后是一家墨西哥人,然后是一群女孩子和一群男孩——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噢,那天晚上的灯光是那么令人伤感!年轻的投手看上去就象狄恩,坐在那里的一个漂亮的金发女郎看上去则象玛丽露。这就是丹佛的夜晚,我过去的一切都统统消失了。
大街对面,几家黑人全家懒洋洋地坐在台阶上。聊着天。透过树丛,可以看到繁星满天的夜空。有时,他们去看看比赛。大街上,汽车穿梭如流,街角的交通灯红了,它们便停了下来。空气中,弥漫着骚动不安的气氛,这是真正快乐生活的颤音,这种生活不知道什么是失望,不知道什么是“白人的悲哀”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一个老黑人的口袋里装满了一罐啤酒,他不时地打开喝一口,旁边一个白人老头妒忌地瞟着啤酒罐。我真想死掉算了!我急忙从那里走开。
我去看望我以前认识的一位有钱的姑娘。到了早上,她从丝绸钱袋里取出一张100元的支票,说:“既然你那么向往到圣弗兰西斯科的旅行,拿着这个去寻找你的快乐吧。”这下,我的问题全部解决了。我花了11元钱坐上了一辆到圣弗兰西斯科的旅行汽车,又开始了横跨大陆的旅行。
两个家伙开着车,他们说他们是拉皮条的。另外两个人和我是乘客,我们紧挨着坐在一起,一门心思想着最终的目的地。我们的车一路上经过了许多城市。在穿过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交界的大沙漠时,在沙漠之上,在被太阳照射成金色的云层中,我看见了上帝,他似乎在伸出手指对我说:“穿过这里,一直向前。你们正走在通向天堂的大路上。”噢,好吧,我们一直向前。直到一个午夜,我又一次看见了伸向海湾的圣弗兰西斯科这个神奇的城市。
我立即跑去找狄恩,如今他有了一幢小寓所。我急于想知道现在他在想什么,发生了什么。
以前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我什么也不抱怨,只是向前走。凌晨两点,我敲响了他家的门。
2
他一丝不挂地急忙出来开门。他还睡眼惺松,一定以为是总统在敲他的门。“索尔!”
他欣喜若狂地叫了起来,“我没有想到你真的会这么干。你终于到我这里来了。”
“当然。”我也十分兴奋。“我碰到的事情大多了、你怎么样?”
“不太好,不太好。我们有一百万件事情要谈。索尔,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聊聊了。”我们想马上就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的到来就象是个单调的家庭来了一个不幸的魔鬼。当我和狄恩坐在楼下的厨房里开始兴奋地交谈时,楼上传来阵阵啜泣声,我说的每一件事,狄恩都报以一声压低了的、疯狂的“好!”凯米尔知道出了什么事,显然狄恩已经平静了几个月了。现在,魔鬼来了,他又开始变得躁动不安。“她怎么了?”我低声问道。
狄恩回答:“她现在变得越来越糟糕了,伙计,动不动就又哭又闹,不许我出去看望史利姆。盖尔亚德,我回来晚了就发脾气。但是我要是待在家里,她又不跟我说话,总是骂我是个十足的畜生。”他跑上楼去安慰她。我听见凯米尔哭叫着说,“你是个骗子,你是个骗子,你是个骗子!”趁这个机会,我观察起他们这幢漂亮的住宅来。这是一幢两层楼的木屋,座落在一片住宅区之前。这片住宅区正好建在山顶,可以俯视海湾的风光。这套住宅一共有四间房间,三间在楼上,楼下是一间厨房;厨房的门正对铺着草地的院子,那里有个水龙头、厨房后面是贮藏室,狄恩的那双皮鞋摆在那里,上面仍然沾着一英寸厚的得克萨斯的泥土,那还是在哈得逊驶过布里佐斯河的那天晚上沾上的,当然,那辆哈得逊已经没有了,狄恩没有能力再支付它的费用,现在他什么车都没有了。他们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听着凯米尔这么啜泣真是无法容忍。我们实在受不了了,便出去买了啤酒回到厨房。凯米尔终于睡着了,要么就是瞪着眼睛在黑暗中过了一夜。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可能是狄恩终于制服了她的吵闹。
我上次离开圣弗兰西斯科之后,狄恩又同玛丽露混在一起。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德维沙特罗寻找她的住处,在那里她每晚换一个海员。他从门缝里偷偷往里窥视,可以看到她的床,看到玛丽露每天早上跟一个男人抱在一起。他跟踪着她跑遍了全城,想证明她是个婊子。他爱她,想追问她,最后他得到了许多绿货,这是它在生意中的名称——绿货,一种未经加工的大麻——就拼命地吸食起来。
“第一天,”他说,“我象块木板似地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既不能动,也不能说话,只是两眼大睁着直视前方。我可以听见脑子里嗡嗡作响的声音,眼前闪动着各种图象,奇妙无比。第二天,我渐渐有了意识,我所做过的、知道的、读过的、听过的和幻想过的一切又重新涌入我的脑海,它被按照一种新的逻辑方式排列起来,因为我什么也不能想,只感到惊奇和激动、我不住说着‘好,好’,只有这样才能稍稍平静下来。这些大麻引起的幻觉一直持续到第三天,我才渐渐理解了所发生的一切,我的全部生活也被决定了。我知道我爱玛丽露;我知道我必须找到我的父亲,无论他在哪里都要挽救他;我知道你是我亲密的伙伴;我知道卡罗是多么伟大;我知道每一个人、每一个地方的所有事情。从第三天开始,我即便醒着的时候跟前也会出现噩梦的情景,它们全部恐怖骇人。因此我躺在床上时常常双手抱住膝盖,不停地呻吟着‘哦,哦,啊,哦……’,邻居听到后找来了医生。凯米尔已经带着孩子走了,去投靠她的亲戚。所有邻居都来了,他们走进房间,发现我正躺在床上。索尔,后来我带了一点毒品跑到玛丽露的住处,你知道吗,同样的事情在这个蠢货身上发现了——同样的幻觉,同样的混乱,同样的关于生活的最后决定,同样必须忍受的噩梦和痛苦啊!我知道我太爱她了,真想杀了她。我跑回家,把头往墙上撞。我去找埃迪。邓克尔——他已经同盖拉蒂回到圣弗兰西斯科——向他询问我们都认识的一个有枪的家伙住在什么地方,然后去那个家伙那里拿到了枪,找到玛丽露的住处。我们从门缝向里望,看见她正同一个小子在睡觉,不得不退出去转了一圈。一小时后,我重新回来闯了进去,她独自一人在家,于是我把枪递给她,让她杀了我。她手里拿着枪过了好长时间。我请她给我买副棺材,她不肯,我说我们两人之中必须死一个。她说:”不。‘我就将头往墙上撞。伙计,当时我有些疯了,她会告诉你的,后来她把这些告诉了我。“
“后来怎样呢?”
“那是几个月以前,你走了以后,她同一个卖旧车的商人结了婚,这个蠢货的丈夫发誓如果找到我就杀了我。如果需要,我会保护自己杀了他的,但我去了圣昆丁。因为,索尔,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为了生活我去了圣昆丁,这就是我的结局。他让我看他的手,由于兴奋我一直没有注意到,他的手在一次可怕的事故中受了伤。”我打了玛丽露。那是2月26日晚上6时的时候——准确地说是6时10分。因为我记得1小时20分钟之后,我就要乘上装货的快船——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也是我们最后一次了结了一切。现在,听我说,我一巴掌打在她的头上,她倒没什么事,事实上她在大笑,我的手指却断了。医生恶狠狠地给我把骨头接上,这可真不容易,一共用了三块石膏,我坐在一只硬板凳上,足足用了23个小时。最后一块石膏是用钉子穿过我的拇指尖才固定住的。所以,到4月份他们把石膏取下来时,钉子感染了骨头。我得了骨髓炎,后来又变成慢性,开了一次刀,失败了。上了一个月石膏的结果,只是把手指尖切下一截来。“
他解开绷带给我看,大概有半英寸长的指甲尖都没了。
“以后的事情越来越糟。我必须养活凯米尔和艾米,不得不尽快找到工作。在费尔斯通我干起了修理工,把旧轮胎翻新,然后再把50磅重的轮胎装到车上,这些能用我那只好手来干。但是因为经常碰上那只受伤的手,接好的地方又断了,重新接好以后,又受感染,肿了起来。所以现在只能是我照顾孩子,凯米尔工作,你明白吗?我成了3A级的神经过敏,无拘无束的莫里亚蒂现在成了个没用的窝囊废。他的妻子每天给他打一针青霉素,因为手指化了脓。他开始自暴自弃。他一个月必须喝60千克佛兰芒酒,然后每四个小时吃一片药来平静酒后的烦躁;他必须不停地吃可待因阿斯匹林才能减轻手指的疼痛;必须到外科医生那里去治疗腿上因发炎而引起的肿块;必须早上6点起床,把牙刷干净;必须一周两次去看脚医接受治疗;必须每天晚上喝止咳糖浆;必须不断地擤鼻子保持清洁,几年以前他曾经开过一次刀,所以鼻子的功能都衰退了,在他来回晃悠的胳膊上还缺了一只拇指。唉,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不期待还会有幸福和快乐,只想看着可爱的孩子们在太阳底下玩耍。我亲爱的,了不起的索尔,见到你我真太高兴了,我知道,我知道一切都会好的。明天你就能看见她,我那不寻常的妻子。我那个漂亮的女儿现在自己可以一次站立30秒钟。她22磅重,29英寸高,我算出来了,她是百分之三十一又四分之一的英国人,百分之二十六又二分之一的爱尔兰人。百分之二十五的德国人,百分之八又四分之三的荷兰人,百分之七又二分之一的苏格兰人;百分之一百的奇妙的人儿!”他兴高采烈地祝贺我写完了那部书,它已经被出版商接受了。“我们都理解生活,索尔,我们每个人都在渐渐衰老,渐渐理解了一切。你所告诉我的关于你的生活我非常理解,事实上你现在该去找一个真正出类拔萃的姑娘了,你找到以后就去调教,她让她理解你的心,正象我试过的那样,这太难了,我那些该死的女人。操:操!操!”他嚷着。
上午,凯米尔将我们两人连同行李一块儿赶了出来。这事发生在我们去叫老罗伊。约翰逊,让他来喝酒的时候。当时狄恩一边照看孩子,一边兴奋地做饭:又跑到后院去洗澡。约翰逊答应开车送我们到米尔城去找雷米。邦克尔。凯米尔从医院办公室下班回来了,沮丧的表情流露出一个女人在生活中所受到的所有折磨。我试图让这个疲惫的女人知道我并不想打扰她的家庭生活,同她打了个招呼,而且尽量热情地与她聊天,但是她知道这是装出来的,也许是向狄恩学的,所以只是微微咧了咧嘴。到了上午,出现了一个可怕的情景:她躺在床上大哭起来。我听到一半,忽然想上盥洗室,但这只能从她的房间里穿过。狄恩,狄恩,“
我叫道,“附近哪儿有酒吧?”
“酒吧?”他惊讶地问。他正在楼下厨房的洗涤槽里洗手,以为我要喝酒。我告诉了他我的窘境,他说:“你就一直走过去,她总是这样。”不,我不能这么做,于是就跑出去找酒吧,但是我跑了四个酒吧,里面只有洗涤室、酒窖和漂亮的营业间,只好又回到狄恩那幢危机四伏的寓所里。当我尴尬地笑了笑,溜进盥洗室,关上门后,他们两人开始争吵起来。
几分钟以后,凯米尔把狄恩的东西都扔到了卧室的地板上,让他卷铺盖滚蛋。我惊讶地在沙发上看到一幅盖拉蒂。邓克尔的油画,我突然意识到这些女人几个月来一直孤独地厮守在一起,谈论着男人们的疯狂。我听到狄恩在房间另一头咯咯地傻笑着,孩子们则在放声大哭。
接着,他象格鲁克。马克斯一样在房子里转来转去。他那断了的大拇指上还缠着白色的绷带,然后他直挺挺地站着,面无表情,没有一丝的暴怒。我又一次看到他拖出那个装着脏衣服的巨大的破箱子,把所有能拿的东西都装了进去,然后拎起这个美国最破的箱子,这个箱子是纸板做的,上面用透明胶贴了几张商标,使它看上去同皮革的一样,但是箱子上布满了裂缝。狄恩把它用绳子捆紧,然后抓起帆布挎包,把东西往里塞。我也把东西往我的包里装。凯米尔躺在床上不停地说:“骗子!骗子!骗子!”我们走出寓所,来到街上,向最近的车站走去。
那只拇指变成了狄恩的象征。他不再关心任何事情(象从前一样),然而也可以说他大体还是关心的。也就是说,世界上的一切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区别,他属于这个世界,对此他无能为力,到了街道中间,他拦住了我。
“现在,伙计。我知道你也许真的很生气,你刚到城市的第一天我们就被赶出来了;所以你一定想我干什么了会落到这样的地步——还带着这些讨厌的东西——嗨!嗨!嗨!看着我,索尔,请看着我。”
我看着他。他上身穿了一件T恤衫,一条满是补丁的裤子挂在腰间,脚上是一双破鞋。
他胡子也没刮,头发乱蓬蓬的,眼睛里布满血丝,缠着绷带的拇指放在胸前(一路上他不得不一直这样),脸上挂着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傻乎乎的微笑。他慢吞吞地转了个圈,扫视着四周。
“我的眼睛看到什么了?啊——蔚蓝的天。真大呀!”他的身体晃晃悠悠,站立不稳。
他眨了眨眼睛,又用手擦了一下。还有窗户——你看见那些窗户了吗?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些窗户。我见到了真正的窗户,里面有几张面孔对着我,他们都被遮住了,所以有些看不清楚。“他从帆布挎包里拿出一本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拉了拉T恤衫,象个书呆子似的站在街角读了起来。”真的,索尔,我们在往前走时要了解许多东西……“他忽然忘了看书,茫然地望着四周。他很高兴我来了,他现在需要我。
“凯米尔为什么要把你赶出来?你准备干什么?”
“嗯?”他有些疑惑,“嗯?嗯?”我们反复思考着该到哪里和干什么。我知道这是我的事。可怜的狄恩,这个魔鬼不会再坠落得更深了。他呆呆地站在那里,手上的拇指受了伤,身旁是只破箱子。在他没有母爱的疯子一般的生活中,只是象只无拘无束的小鸟,无数次地跨越整个美国。“我们到纽约去吧。”他说,“我们就带着这些东西上路。”我掏出钱,数了数,然后递给他看。
“我所有的都在这儿啦。”我说:“一共83元多点。如果你跟我走,我们就到纽约——那以后,我们去意大利。”
“意大利?”他的眼睛亮了,“意大利。太棒了——我们怎么去那里呢,索尔?”
我想了想。“我能再搞到些钱,从出版商那里我可以得到1000元。我们可以在罗马、巴黎和其他地方结识所有放荡的女人,坐在街头咖啡馆,住在妓院里。为什么不去意大利呢?”
“噢,太棒了!”他叫道。他知道我是认真的。他第一次直直地注视着我,因为以前我总是他的一个沉重的负担,自己从来不发表意见。现在,他的表情就象一个人下赌注时估计着自己的机会一样,在他的眼里流露出狂喜的目光,脸上带着一种魔鬼般的表情。他从来没有盯着我看这么长的时间,我也回头看着他,有些发窘。
我问了一句:“怎么啦?”问过之后我觉得有点愚蠢。他没有回答,只是继续用那种目光盯着我。
我回忆着我所做过的每一件事,似乎还没有哪件事象现在这样使他如此惊奇。我加重语气重复了一遍我说过的话——“跟我一起到纽约吧,我有钱。”我望着他,眼里充满了泪水。他仍然盯着我,他的眼光有些茫然,似乎不在看我。这或许是我们之间友谊的关键时刻,他知道我的确用了许多时间考虑他和他的困境。在他陷入极其复杂的痛苦的精神危机时,他更是急于想了解这一点。我们两人之间的许多东西得到了默契。对于我来说这很突然,居然关心起一个比我小5岁的男人来了。在这几年的旅行生活中,他的命运由于我而发生了改变,我只有从他后来的所作所为中才理解到这一点。此刻他又变得快活起来,说一切都过去了。“刚才那种表情是什么思想?”我问,听到我问这个,他有些不安,十分窘迫,这可真是难得,狄恩也会发窘。我们都感到有一种难以说清而又无法把握的东西。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站在圣弗兰西斯科,影子投射在路边。在凯米尔家隔壁的房子外,11个希腊人站在洒满阳光的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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