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在黄土高坡-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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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办法，王大力只得把自己无钱原来的厨房往大里扩了扩，刷遍白，摆俩床，和徐风霞及两个孩子蜗居在这里。

八米的房，住四个人，一人两米，两张大床便能把屋摆满，省什么地方也得有摆一张孩子的学习桌子啊。、

王大力便没摆床，而是在屋里边摆了几条长凳。上面搭上木板，做了个大通铺，晚上睡觉，四个人并排躺上就行，白天孩子放学，学习时在这窝棚里学，其余时间可以到奶奶和叔叔住的屋里去吃饭，去玩耍。

可是这窝棚太低，是六七年地震时搭的防震棚改建的，墙薄，顶薄的，一下雨便漏，不下雨便闷热，忻钢说：“这是个什么狗屁屋子，还不如咱忻县的家好！”

徐风霞便说：“这是北京啊，是全国人民的首都，住在北京，你该感到骄傲。”

梦琼说：“北京咱就住这儿，我真不喜欢！”

“不喜欢，你到你亲姥姥家住楼房去！”徐风霞讥讽她。

“你不去，我还是住这儿吧。”

“这又热，又闷，又漏雨有什么好啊？”徐风霞问。

整理布。

正文　第二章　打呼噜

“住这儿，我能想到山顶洞人。”梦琼说完偷偷地笑。

要到雨季了，王大力要把这窝棚上的塑料布重新盖一下。他到离家不远的朝外市场买了十米塑料布，盖在房顶上，又拿一块块砖，把塑料布压实，心里才踏实。

放暑假前两天，王大力接到了忻县电大寄来的山西电视大学的毕业证，他拿给蔡校长看，蔡校长看了看说：“大力啊，不错啊，拿到大学毕业证了，虽然算是大专，但终究算大学啊，你拿到办公室韩老师那，让她给你放到档案里吧。”

王大力把毕业证交给韩老师，韩老师拿着毕业证登记后说：“祝贺你啊，你是山口中学工人中第一个拿到大学毕业证的，年青人就要上进，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努力，才能有所成就。”

“韩老师，您瞧我拿了大专毕业证，工作上能让我教书么？”

“教书我估计够呛。”五十来岁已有白发的韩老师说：“要是前几年，你有个大专文凭，教个中学，有可能，可是现在咱们学校也算二类重点学校，这两年把在教学岗位的以前中专毕业老师都刷下来了，有看学生宿舍的，有到教务处印卷子的，有去服务公司的，和你在一块的赖有福，原来就是学校的体育老师，前两年学校又分来两个体育学院毕业的大学本科生，你说他一个中专的不下来，谁下来啊。所以，他就学了开车到你们服务公司了。”

“我在这学校，没有可能当老师？”王大力又问。

“难呐，除非你到档次低些的学校或是到小学教书，也许有点希望，在学校里，干什么都一样，不让教书，可以干点其他的，都是为学生服务嘛。”韩老师说。

暑假到了，学生放假，老师放假了，但学校里的服务公司可忙开了。中午学校放暑假，下午一点，王大力和赖有福以及后勤烧锅炉的，食堂做饭的，打扫卫生的工人便开始布置教室，把教室的桌椅搬到另一个教室，然后以后勤仓库搬来前几年准备下的单人床和被褥，刚布置完几个教室，铺好一百多个床，山东省的一个中学，老师带着一百来个学生赶到了，王大力，赖有福和老会计甄繁便忙着引领客人到各个教室去住，并指引他们打水和吃饭的地方。

晚上，吃过晚饭，刚歇半个小时，又要去另外教室搬空桌椅，再往里搬床和被褥，收拾完这些，晚上王大力和赖有福还要值班，把一层楼道门一锁，在门旁的一个屋里住下。

“够忙的？”王大力说。

“服务公司一年都清闲，只有寒暑假忙。忙是忙，咱们也有加班费，每天一元，夜班费，每天也一元，咱们白天值白班，夜里值夜班，一天能挣两块钱，一个暑假下来，也挣个百十来块，顶两个多月工资，学校里多少人想干，都干不上呢。嗨，老王，你有什么后门，能调到这个学校，又能进服务公司？”赖有福问。

“我有什么后门啊，我爱人在北京当老师，按政策我从山西调回来，教育局给我分配这学校的。”王大力说。

“现在找个工作不容易，我表姐也是插队的，内蒙插队的，嫁了个内蒙人，跟她爱人离婚了，带着孩子也回北京了，我和咱学校说了，想让我表姐来咱学校，学校不要，我表姐现在在马路边卖煎饼呢。”

“卖煎饼收入高吗？”

“还行吧，我把个三轮车改了个煎饼车，里边安个油漆桶做的炉子，上边架块大铁板，买点豆面白面玉米面，合成面糊，往铁板上一摊，抹着辣酱，撒点葱花，上边再摊个鸡蛋，熟了，往起一铲，放半根油条，一卷就行了。八毛一个，倒也痛快，每天早上干两钟头，中午干两钟头，晚上再干两钟头，一月也挣个百十块钱。”

“那么多？”王大力大感意外。

“当然比咱上班挣的多了，倒不是累，是要舍得这张脸，你说你正在卖煎饼，遇到老同学老街坊怎么办，你不能放下车躲起来吧，只能和人打招呼，别人表面上笑呵呵地说：卖煎饼呢，心里肯定说，这闺女真没出息，回北京就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抛头露面卖煎饼，也不觉得寒碜。”

“那有什么丢人的，我要是没工作，我也会卖煎饼。”王大力说。

“你们插队回来的，比没插过队的豁得出去。哎，对了，你是北京人吗？”赖有福问。

“怎么不是北京人啊！”王大力说。

“王主任和甄会计都说你可能不是北京人，说话不是纯北京话，带着山西人味。”

“是么？”

“你父母是北京的吗？”

“是啊。”

“在哪？”

“就住在朝阳门那块儿。”

“噢。”赖有福好似解开了心中的疑虑。

晚上八点半了，赖有福还没来，王大力独自坐在值班室看着那个时时闪着雪花的九寸电视。“吱——”的一声门开了，王大力回头一看，是老会计甄繁。

“甄老师，您怎么来了？”王大力问。

“我和你一起值班啊。”

“赖有福怎么没来？”王大力问。

“今天李副校长的闺女搬家，他开着学校车帮搬家去了，可能搬了一天，人家招待他喝酒，喝多了醉了，李副校长就打来电话，说他晚上值不了班，就叫我来替他。”

“你那么大岁数，这老晚，还从家赶来？”王大力问。

“哪啊，我就住在咱校的学生宿舍。”

“那你的家呢？”

“嗨，我还有什么家啊，没家了。”

“人怎么能没有家呢？”王大力问。

“你文化革命时候在北京上中学吧？”

“是啊，上初中。”王大力答。

“那时候，我是这个学校的教导主任，文化革命一开始咱们学校原来那个老校长被学校里的红卫兵押上台批斗，又给戴纸糊的高帽子，又往他身上倒黑墨汁，说他是学校里的黑色走资派，把他整得不像人样，我在台下只说了句：你们上了几年学，一点都不讲文明，把文化都学到狗肚子里了。

只这么一句，被台下的红卫兵听到，便把我也揪上台，按着我的头，把我脑袋上剃的一半有头发，一半没头发，弄了个阴阳头，往我头上吐唾沫，倒浆糊，倒墨汁，又踢又打又骂，说我也是走资派，是校长的黑帮凶。斗完后关进小屋，后又说我在解放前搞地下工了叛徒，把我押送回河北农村老家。”甄繁一边说，一边陷入痛苦的回忆。

王大力看到她眼里盈盈的泪水，不禁问道：“后平反了，你怎么会没家呢？”

“我那个死屁男人，是部队的，他要求进步啊，一见我被打成叛徒，反革命，便立刻和我离了婚，一儿一女也跟着他，我一个人便被轰回农村，在大队给的一间房里一住就是十几年，这两年我自己才回来，找学校让给落实政策，老校长也死了，以前的书记也调走了，好在王主任还是学校老人，给我作了当时是这学校的员工证明，教育局让我先回农村等着，等落实了政策我再回学校，我不回去，我人回农村了谁给我跑落实政策的事啊，我要留在北京，天天找他们，找的市教委和市委政策办公室的人一见我进屋就想溜。现在，我的政策还没完全落实，学校只拿我当个临时工用，每月只从服务公司账上给我开四十元工资。”

“您以前挣多少？”

“九十七块钱。”甄繁说。

王大力感到，甄繁这老太太一点也不像中学里的老师，更不像曾在这个中学当过教导主任。她一进屋，一边和王大力说话，一边坐到屋里的一张单人床上盘腿坐起，扒下脚下的袜子开始用手**，抠脚丫上的泥。

这个甄老太太怎么这样啊，当着一个男人的面，竟然自顾自地搓脚丫上的泥呢，文化大革命时她说学生不文明，她自己也不太文明吧，王大力心里想。

“你先值会班，哪时你累了，叫醒我，你再歇息。现在，我先躺一会儿。”甄繁说完，把单人床上的枕头摆了摆，侧身便躺倒。

这么个白胖老太太，怎么能当着一个男人面躺倒就睡呢？王大力感到有些不自在，可是一想到甄老太太受了那么多苦，又在农村独自呆了十几年，也就有些理解了。

王大力坐在桌前，正想趴在桌上也迷糊一会儿，眼刚合上，睡意刚来忽然听到“呼呼——”的呼噜声。

这屋里怎么有呼噜声呢？王大力被惊醒，循声望去，鼾声竟然是从甄老太太嘴里发出来的，而且声音还挺大。

女人也打呼噜，王大力好奇起来。在家里，他从没听过徐风霞打过呼噜，也没听过梦琼打过鼾，她以为打鼾只有男人才会，女人不会。但是他在这里真真切切地听到女人打鼾，且鼾声越打越大，而这鼾声又开始的单音符变为多音符了。变成呼——诗——扑——吐——呼，依次反复。

人常说，咬牙放屁打呼噜，吮手指头，这是睡觉时人梦中干的事，甄老太太虽然没干这四件事，但把呼噜也打了个极致，挺响，有节奏，又是多音符，弄得王大力睡意全无。

她怎么老打呼噜，自己夜里一点不睡，明天白天怎么干活啊？王大力心想，便走过去想制止甄老太太打呼噜。

走到跟前，王大力突然停住了，是推她一把呢，还是摇一下她的头？一般打呼噜的人被动一下后，便不会接着打了。王大力正想伸出手，忙又缩回，想：这老太太虽然五十多了，逼自己大个十几二十岁，可她究竟是个女人啊，不光是女人，她还是个单身女人，如果白天这屋里有其他人，自己为了制止她打呼噜推她一下，那还是可以的。但这是晚上，夜里，又是一屋俩人独处的时候，自己推她，那她会不会产生联想，怀疑自己，以为自己想趁机占她便宜？

男女授受不亲，赶快躲开。王大力忙退后几步，又坐到桌前。可是刚趴在桌上想打个盹，那甄老太太的呼噜声更加响了，震的王大力根本睡不着。

这个老太太，怎么有这么个长处啊。不行，我得把她摇醒，不然这一夜我也别想睡一会儿。王大力想到这里，便又向甄老太太床铺走去。怎么能不触及她的身体又能把她弄醒呢？

王大力突然看到墙角有个彩旗，用那旗杆捅她一下，她会醒吗？

王大力想到此，便把那彩旗倒拿，拿旗杆去捅睡觉的甄老太太。旗杆捅在甄老太太腰上，甄老太太用手一推，把旗杆推到一边，旗杆又捅她腿上，她的手又把旗杆打到一边，旗杆又捅到肋下，她把旗杆抓住了说：“别骚扰我！”

话音一出，吓了王大力一跳，什么意思啊，说别骚扰她，她是醒了，还是没醒，王大力不敢再拿旗杆捅她了。

可是，她的鼾声照旧，丝毫也没减弱和停下的意思，怎么办啊？王大力一看表，都夜里两点钟了，不行，必须要弄醒她，不弄醒她，也不能让她继续打呼噜。

一力胜三巧，王大力走到床头，用力抬起往下一墩，又用力抬起往下一墩，床被墩的哐哐响，在这寂静的夜声音显得格外大。

王大力以为这么往下墩了几下，甄老太太肯定醒了，可是一看，甄老太太不但没醒，停息的喊声只歇息了半分钟，又响了起来。

吃了瞌睡虫了，这太太怎么睡的这么沉？王大力心里憋气，又使劲抬起床头猛地往下一放。

“骨碌碌”床往下一放，甄老太太随着床的掀动，竟从床上滚落地上。

这回完了，她老胳膊老腿的，别再给摔坏了。王大力害怕起来，愣神看了几分钟，甄老太太竟然在地上又打起呼噜。

我把这老太太弄床下了，怎么办啊，我刚来这学校工作，她醒来后直到我把她弄到床下，怨我怎么办，得把她弄到床上去！王大力想到此，便把睡地上的甄老太太又搬到床上。

“天亮了吧？”甄老太太醒了，问王大力。

“都六点了。”王大力说。

“你夜里怎么不叫我一声，我值会班，你也好躺会儿。”甄老太太说。

“没事，我不困。”王大力支吾道。

甄老太太又一盘腿做到炕上，说：“我这觉睡的还真累，浑身酸疼，还做了个梦。”

“您做梦了，梦见什么了？”王大力赶紧问。

“又梦见文化大革命的事了，我被红卫兵捆起来，丢到牛棚里，他们用红缨枪扎我，我都躲过了，他们又给我扔到山沟里，想摔死我，有一个好心人把我从沟里又给扶了出来。”

“您真做这梦了？”

“做了，摔得我还挺疼的，额头上还起了个包。”甄老太太边说边用手摸了下自己的额头，惊呼：“还真有个包！”

赖有福这两天值班也来的听完，而每天晚上值班时，都穿的整整干干净净，黑黑的头发还打着发蜡，显得油亮光滑，苍蝇落上边恐怕都站不住，要被滑下来。

“这两天有什么好事，穿的和相亲是的？”王大力问。

“嗨，老哥，你还就说对了，我还就是相亲去了！”

“对象是哪单位的？”

“也是一个中学老师，不是咱们学校的，比我小，刚二十六岁。”赖有福黑瘦的脸上充满喜悦。

“姑娘长的漂亮不？”

“漂亮，绝对漂亮，没的说。当然比电影上的大美人比不了，就是咱们一般人，可算是个漂亮的，个子挺高，挺白净，单眼皮，挺瘦溜，挺棒的一个姑娘，她还是师范学院毕业的大学生。”

“这么漂亮姑娘怎么看上你了？”王大力问。

“咱这小伙差吗，论个头，一米七五标准个，胖瘦也没差，浑身肌肉，眼鼻耳舌口，哪样长的差啊？不是没男人，也算半个，你说是不？”

“是什么啊，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卖不了拉回家。你成美男子，那中国男人一多半都算美男人了。别夸了怎么和她搞上的？”

“搞上，说句实话，还没真正搞上呢，是意向，怎么说呢，两人都有这意思，正在向这方面发展。”

“你命挺好的。”王大力称赞道。

“其实哥们儿今年二十八岁，以前搞过一个对象，她还嫌我家里是北京农村的，说我土，说我家穷，我一生气和她吹了。哥们就不信，离了她，我就搞不上对象了，瞧，咱不光搞上了，还搞了一个副校长的闺女。”

“她爸是副校长？”

“嗯。”

“哪个学校副校长，别是山口中学的副校长吧？”王大力问。

“你还说对了，就是咱们山口中学李副校长的二闺女。”

“是李副校长的二闺女，你怎么套上雌的？”王大力大感兴趣。

“上次不是帮李副校长大闺女结婚拉家具吗，到他家就认识了李副校长小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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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三章　跳河

“到她姐那卸完家具后，我又用车把她送回李副校长家，这样就认识了，一聊，她上大学前，也在师范学校上过学，一扯同学，还和我在示范学校读书时时一个年级的，我打听了她现在教书的学校。下班时，在校门口接她两次，都把她送回她们家，于是这两天我又约她到公园玩了几次，你说，我这对象是不是有门了。”

“有门，有门，可是李副校长知道吗？”王大力又问。

“他能不同意，他闺女在中学工作，我也在中学工作，她闺女是中学老师，我也是中学老师，这不是门当户对吗？”赖有福说。

“门当户对是对父母门庭，是指父母和对放父母官职，财富都差不多。”王大力解释。

“那麻烦了，她爸是副校长，我爸是老农民，不太匹配啊，只不过咱是新时代人，不拘于老套子，只要我们俩看对眼谁也管不着。”赖有福说。

刘炳坤自打调回北京，一直没找到接收单位，整天在家里买菜做饭，十足是个妇男，奶爸。正感到寂寞无聊时，苟石柱找他来了。“石柱，怎么不在山西刨你的煤回北京干甚么来了？”刘炳坤把苟石柱让进屋，给了他胸上一拳说道。

“来看看你，听说你一直没工作，怕你烦呗！”苟石柱一进屋，便坐到沙发上。

“你家里有事？”刘炳坤问。

“我父亲病了，住院了，我回来”

“什么病，重不重？”

“是什么直肠癌。”

“直肠癌？”

“就是里长癌了，做手术，把剜了安个人工。”

“唉哟，够受罪的。”

“我爸以前蹬三轮，一蹬三轮，腿上使劲，**上也使劲，又爱喝个酒，一使劲，那火和毒还不都积在那地方了。老了，积了多年的病便发出来，得了个癌。”

“几天了？”

“一个月了，该做手术了，我哥把我喊回来，是让我爸上手术台前看看我，怕下了手术台见不到我了，另外，让我拿点钱来，有好多药费不能报，我哥他们挣钱少，我挣的多，话没说出来，我知道。”

“养你个孝顺儿子算没白养！”刘炳坤赞道。

“当然，咱哥们是谁啊！”苟石柱一拍胸脯说。

“我到医院看看你爸”刘炳坤说。

“哎，炳坤，我有一个哥在水务局，我把你没工作的事说了，他们那有个临时活，你干不？”

“什么活？”

“就是北京河道内捞水草和杂物。”

刘炳坤想了想说：“行。”

除了颐和园往南，划着小船，行驶在水面上，荡起静静的涟漪，刘炳坤不禁想起小时候常唱的歌：小船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凉爽的风。

刘炳坤心里有一种舒适爽快的感觉，水绿天兰，天上飘着几朵白云，水中映着白云几朵，轻轻划着小船前行，真是如诗如画，如醉如梦，好个怡情心旷，好似神仙一般，常年与火和铁打交道，实实在在灰尘笼罩之中，如今在一条小船之上吸着清凉的风，行在如镜的水面，真是水火两重天。

划了好一段路，也未见什么飘在水面的水草，刘炳坤感到，这工作太好了，简直旅游一般。“这活不赖啊，在船上睡觉都行！”刘炳坤仰在船头，对划船的黑子说。

黑子是去内蒙插队回来的知青，也没有找到接收单位，经人介绍，来这河里捞水草，只是比刘炳坤早来了几个月。

黑子姓赵，叫赵有志，他长的本身就黑，再加上在小船上一天一天的晒，更显得黑了，戴个就草帽，穿着个橡胶黑色连鞋的大雨裤，别人不说，真以为她是打工进城的老农民。

黑子正在划船，听见刘炳坤的话，一笑说：“我刚捞水草时，也是这感觉，后来时间长了，这感觉也就淡了，只知道捞一天水草挣一天钱，天兰水绿鱼儿跃，芦苇底下藏老鳖什么的，也不记得了。”

“这河里，芦苇底下还藏有老鳖？”刘炳坤忙问。

“这是我在内蒙插队时，水荡子旁边老农民说的话，这河道里的芦苇十几年前就给铲了。”

“咱们捞水草是为什么啊？”刘炳坤问。

“清河道啊。”

“为什么清河道？”

“河道里水草长多了，水流的便慢了，水慢了，水质便脏了，泥也容易淤下来了，这条京密引水渠，是从密云水库引下来的水，听说，经过这河，也叫京密引水渠是引到水厂去的，最后都要喝咱们肚里的，你让水草乱生，细菌乱滋长那不是人喝了这水要生病吗？”

“真的咱们喝这河里的水？”

“听说是。”

“那咱得好好捞捞这草，可是我看水里没什么草啊？”

“别着急，前边就有。”

小船又往前划了百十米，果然水面上绿点点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点点金光。“瞧，那就是水草长出水面，叶片在水面躺着映出的光。”黑子把小船划到那里。二人便用大抄子抄，一抄子下来半抄子水草，还挺沉，足有二十来斤。

有的地方水草长的太结实了，抄不动，便用叉子伸进水里，叉住水草，拧个两三下，让水草缠在叉子头，再端上船，二人轮换着干，一个来小时，便捞了满满一船，水草堆的高高凸起，像个绿色的小山包。

又一叉子端上来，只见水草种银光一闪，一个物体在水草中乱蹦，刘炳坤忙按住，扒开水草一看，是一条五六寸长的鲫鱼，正粗粗地喘着气。

“不赖，捞水草还能捞到鱼。”刘炳坤说。

“捞鱼，我捞水草还捞到过一个一斤多重的鱼呢，还捞到过一条蛇呢？”黑子坐在船尾，点起一支烟。

“咱捞了水草卸哪？”刘炳坤问。

“就卸岸边，不一会儿，专有附近养猪场的农民开着拖拉机拉走。”

“他们拉这水草干甚么？”

“喂猪，猪吃这水草又顶粮食又下火。”黑子猛吸一口烟说。

捞了一上午，捞了两三船，他们顺流而下，快近中午时分，来到一座桥下。

“咱们再桥下背背荫吧。”黑子边说边把船划到桥下。

在太阳底下干了一上午，虽然浑身淌水不显热，但后背赤罗罗地让太阳晒的，仍然感到火辣辣的，船到桥底，一股清凉的风徐徐吹来，浑身的暑热便散去不少。

黑子从人造革的提包里拿出盒饭，两人便在船上吃了起来，吃完饭，一个倚在船头，一个躺在船尾，准备休息一下。

刘炳坤躺在船尾，似看不看地向远处的水面望着，半睁半闭着眼，睡意朦胧，远处一个涵洞口，有一丛绿色的水草长出水面，好似小芦苇般一丛丛挺立着，灼热的阳光下，几个黄尾巴，绿尾巴蜻蜓，正在一高一低地飞舞，转了几圈，便落到一丛水草的尖上。

小荷才露尖尖角，已有蜻蜓立上头。刘炳坤想起了这句诗，心中道：这诗在这用也算恰当，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荷字改为草字，小字要改为水字，在这里应作：水草才露尖尖角，已有蜻蜓立上头。方为符合，正为自己能改名诗句而欣欣自得，猛然间发现，水草间好似有一个黑色的皮包。

“哎，那是什么？”刘炳坤用脚蹬了一下对面躺倒的黑子的脚。

“什么？”黑子睡眼朦胧。

“那，你看，那黑的？”刘炳坤指给他看。

“过”二人将船划将出去，用抄子抄起那黑色包样的物体，放到船上，果然是个皮包，还是一个真皮好高档的皮包。

“谁把皮包扔到水里了？”刘炳坤问。

“谁知道啊，不知是谁不小心掉到河里的吧，让河水给冲到这里了。”黑子揉揉眼睛说。

“打开，瞧瞧里面有什么东西？”刘炳坤说。

于是黑子开始拉开拉锁，翻开包里五六个兜，除了几张空白信纸，一摞有颐和园作背景的相片外，就是五斤全国粮票，剩下就是一个手绢。

“这么好的包，怎么里面什么都没有？”刘炳坤说。

“谁知道？”黑子没了兴趣，把包扔到船上水草堆上。

“别是包主人被人杀了，连人带包扔河里，咱捡了包，可不要被当成嫌疑人。”刘炳坤说。

“最近，没听说这河段里飘私人，不太可能是被杀的人掉的。”黑子说。

“这个包可是牛皮的，瞧，水泡的有地方都长绿毛了。那皮子还挺的挺直，拉锁也没生锈。”刘炳坤说。

“可能是”黑子若有所思。

“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小偷在颐和园附近，在车上或在公园把人家旅客的包偷了，拿走钱后，把包顺手甩到河里了，河水就给冲到这儿了。”黑子说。

“你够会编的！”刘炳坤说。

捞了一个月的水草，刘炳坤对划船捞水草的工作已经适应了，虽然是临时工，一个月才挣三十块钱，星期天又没有休息，但是他觉得，有个工作总比没工作强，挣得少总比一分钱不挣强，划划船，晒晒太阳，呼吸呼吸河面含氧多而又清纯的空气绿水蓝天，听听鸟鸣，观观蝶舞，也是挺惬意的，陈鲁平问他：“你到水务局干甚么工作？”

他说：“划着小船水面巡视，捞点水草。”

“这工作倒不错，清清爽爽的，不用再吸尘土了，对肺有好处。”

刘炳坤也确实感到，自从回北京后，自己的肺呼气也畅快了，也爽利了，尤其捞水草后，呼吸更觉得舒服，一口气吸进，好像能把整个肺叶涨满，一吐，又把肺里的浊气一口吐光，真爽。

可是在他一次出气时，嗓子眼却感到痒痒，一咳，好像嘴里有个小东西，他忙用手把那小东西掏出，一看，是个比火柴略细，火柴头般长短的小疙瘩，灰白色的，外面好想包着像鱼气泡般白白薄薄的一层皮。

这是什么，自己怎么咳出这么个东西，他放到手里，用指一捻，那层薄皮破裂，里面竟是干的灰色的灰，这灰太熟悉了，就像高炉钢壳上和自己工作服上经常落上的高炉生产时落下的灰尘一样。

刘炳坤心里一阵惊喜，莫非自己肺里在钢厂吸进的灰尘由于工作环境变了，它自己能吐出来。“不错，老天可怜咱这劳动人民啊。”刘炳坤暗暗说道。

此后，经常不断地，十天半月，嗓子里边能咳出那么个小疙瘩，而每次，他都要从嘴中掏出，放手上碾碎，看着那灰色的粉末在指尖上弥散。

“你捏什么呢？”在家，有一次陈鲁平看到他在捏那个从嘴里掏出的小疙瘩问。

“我在告别过去！”刘炳坤说。

船划到半路，前边河边围了不少人，河边栏杆里，一个人正要往河里跳。“姑娘想开些，千万别跳河，人一死什么都完了！”“姑娘别跳，为个负心汉值得吗？”“姑娘，你才多大啊，有什么事想不开，非要跳啊！”岸上的人七嘴八口不停地劝说。

“黑子，前边有事，咱们划过去！”刘炳坤说。

小船划了过去，就停在那姑娘要跳下的地方。“怎么回事？“黑子一脸严肃，站在船上大声问。

“这姑娘可能对象和她吹了，非要寻死觅活的要跳河！”河岸上一个中年妇女说。

“是啊，也就是二十刚出头，对象吹了，就跳河，值不值啊！”一个白发老人说。

“姑娘别跳，我不允许你跳河！”黑子在船上，仰头一指那姑娘说。

“我没活路了，我为什么不能跳河！”那姑娘哭泣着说。

“你年纪轻轻，怎么就没活路了？”黑子问。

“我千里迢迢来找他结婚，他跟别人好了，不和我结婚了，你说我还有什么脸回去啊。”姑娘边泣边诉。

“他是什么伟大人物，舍得把你这么漂亮的姑娘甩了。”黑子又问。

“他来北京上了大学，又留北京工作，就变心了。”姑娘继续哭诉。

“真是个陈世美。”“到他们代为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