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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荣耀-第1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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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道君分析道，这是由于经济发展不同产生的差异，乌庄经济最发达，物产最丰富，获取货币的能力也最强，对货币的价值也认识最清，所以非常欢迎和习惯使用货币。而使用货币之后，这些村民也更加融入到“商品社会”之中，越来越习惯于从城镇使用货币采购物品。
久山村经济和物产一般，所以在接受了“商品社会”的同时依然保留着“农耕社会”的习惯，他们知道货币的价值，但是又怕货币的贬值，所以获得的货币一部分用来购买物品，也算是安心，只留下一部分货币以备不时之需。他们渴望获取更多的货币，但是又没有太多的途径和能力去获得。
而灌子滩村则依然完全是“农耕社会”，在这里村民的眼里，金银铜钱比不上粮食靠得住，一切以粮为纲。
李道君继续分析经济与社会如风俗等方面的关系。在灌子滩村，由于经济不发达，百姓们还要靠天和地吃饭，而在当地那种落后的经济和生产水平下，一家一户是无法“独善其身”，必须组成一个大家族进行互帮互助，进而共同承担养老扶弱和助学等公益事务。在这个环境下，家族宗法大于国法，因为国法离他们还很遥远，宗法却是切身攸关，甚至关系到生存问题。
在乌庄，由于经济发展，百姓们养家糊口甚至发家致富都不成问题，所以以大家族形式生活的经济基础已经被打破，再加上政策等原因，所以这里延续上百年的家族制在短时间内土崩瓦解。
而在久山村，养家糊口同样不成问题，但是要想过得更好就有些问题，所以以家族形式还能够帮助村民们解决很多问题，因此也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凝聚力就远不如灌子滩村了。
李道君在这篇报告中也指出了商品化和固守农耕的益处和弊端。
商品化一是让百姓们的生活富足，二是让他们能够从家族宗法转入到“国法”这个规则，因为以前只是内部交往，很少与外界来往，宗法这个规则足矣，但是现在不同，他们需要与外界密切往来，自然需要遵守国法这个大规则。
最重要的一点，商品化使得村民们有了“创造力”。李道君曾经听刘浩然多次提及这个词，所以在这次调研中着重关注这一点。商品化最大的特征就是物产丰富，村民为了追求财富，为了自己的富足，自然会想方设法去“创造财富”，不管是聪慧之人自拓门路还是中平之人学样改良或是愚钝之人跟风而进，他们都在原来的农业生产基础上开始创造新的财富，正是这种创造，成为大明迅速发展的一个支撑。
而在农耕化代表的灌子滩村，由于受条件限制，村民只能在宗族这个环境下生产，而宗族实际上又承担着财富分配的职能，它将不多的物质“按需分配”给有需要的村民手里。因为宗族最大的本意就是“敬宗收族”，在敬奉同一个祖宗的旗号下，调节宗族内部矛盾，“均匀公正”地分配财富，以达到宗族和睦的目的。因此在这种体制下，你就是再卖力也只能混个温饱，因为你多余的产出要补贴族中的弱小残老，所以村民也没有创造新财富的动力了。
但是在乌庄，由于商品化，村民们开始逐利而营，因为他们开始认识到金钱的“威力”，一切当以挣钱为主，当乡约礼教制约他们时，他们开始摒弃以前遵守的乡约礼教。乌庄的村民开始像苏州、上海等繁华都市学习，追求“新时尚”，有了追求奢华的迹象。而原本最讲礼法的文人学子在历经大明多次变革，他们开始意识到懂经济之道，明律法之制才能发达，于是开始摒弃以前的持礼端重。
李道君指出，乌庄村童学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学童”，已经不再将圣人之言放在嘴边，而是动辄言挣钱营利，家境几何，甚至开始见到尊长也不执年幼之礼，言谈之间，与鄙妇野夫无异，毫无斯文。缙绅文人无不为之叹息，也成了他们攻击新政一大证据。
刘浩然看到这里，只能默默地点点头，此时的以乡绅名士为代表的“农村知识分子”和晚明时代的文人大不同，他们还严守着气节，遵从着礼节，没有那么虚伪。刘浩然也知道，经济发展，自然会产生一些社会问题，但是他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李道君在报告中指出，相比之下，灌子滩村则是民风淳朴。就拿两位乡老而言，虽然地处僻远，衣着简陋，但是不乏丰厚俊伟，不失忠厚朴实，与李道君相交之时，礼貌、言行严守乡约古礼。而那户地主家，虽然家境富厚，但是谨守礼法，居室俭朴，饮食简要，一身青布衫裤，站立如松。农忙时节也下地耕种，与一般农夫无异。
第二卷 称雄江南 第二百六十七章 出巡之论治
第二百六十七章 出巡之论治
花了近一个小时。刘浩然这才将整篇报告全部看完，待他放下报告，发现众人已经陆续看完了。刘浩然顿了一会便开口道：“怎么样，大家看了后有什么想法，都说说。”
众人互视一眼，都没有说话，这里面牵涉到新政问题，而新政是刘浩然一手制定出来的，他们还需要将自己的意见酝酿成合适的字词。
看到大家都默不作声，刘浩然笑了笑开口道：“那我先来说几句，首先这篇报告写得非常好，除了详尽、分析有道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公正。无论坏或好，只要发现了问题都列出来了。我以前就说过，任何事物有利也有弊。例如这份报告中的乌庄，经济发展了，百姓们生活提高了，但是社会风俗却低劣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说到这里，刘浩然看了一眼众人继续道：“大家应该都知道风俗的重要性。大明法律虽然繁多，但是不可能时时刻刻处处管着每一个百姓的一举一动，这个时候社会道德就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社会道德是什么？就是风俗！”
“风俗，人心之所向，人心一趋，便成了风俗。孟圣曾言，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而今我大行新政，读书人秉承的学术为之一变，而学术变了则心术随变，当人们的心术为之一变时，世道风俗也随之而变。”
“新政行之有十数年，已见大效，但是也露其弊端，可见其说还不圆满，大家说说各自的想法，也好为之完善。”
听到刘浩然将调子定下来了，大家便开始发言了。
“陛下，风俗为礼制之表体，而礼制乃道之器。然大明风俗秉承前宋之习，已经尽数俗化。如冠礼，而今民间，早已少行此礼；如嫁娶，民间以论财为重，此为夷蛮之道，然后百姓乐津于此，贤者也不能幸免，故而只能曰之‘故俗而已”；如葬礼。按古礼当不应佛事，不设乐部，而今就是读书之家，也不能免幸，曰之‘吾未能违俗而”；以祭礼，理应支子不祭，祭则从宗子。陛下下诏大行冠礼，当是复兴古礼，以正礼制，善大焉，故臣认为，官府当以重行礼制，以约风俗。”
“不过礼制当循两方面，第一礼制俗化，二是礼制简化，繁不如简之易境也，泛不如切之契要也，骤革不如相因之默喻也。陛下，臣窃以为欲安天下，在息盗贼不法，欲盗之息。在保良善，而欲民之善，在明礼制。礼制明，则人之节俭，节俭则无求，无求则廉耻立，而礼为之心生，奸盗为之原塞哉。”
安然还是儒家读书人的思想，将明礼看做是解决问题的万能之药。
徐茂诚却出言反驳了：“陛下，臣认为安大人前言谓之有礼，后言有失全善。臣曾在湖南衡阳府任职，曾遇到一件事，地方曾出现一不孝不悌之人，其乡遵循乡约，以行孝悌，出此事情，故而乡老遵乡约而行，不仅罪其子弟，还要归罪其父兄有失教，故而父兄受牵连。此后，乡间出逆子，父兄不敢相告于乡间，唯恐逆子未惩而父先得罪，是谓讲乡约而不孝不悌之人益多。”
李道君在一旁接言道：“陛下，诸位大人，臣补充几句。臣在苏州乌庄调研时曾遇到一件事，时值苏州大旱，地方减产，苏州协赞会决议。禁止游船、入酒楼等活动，以彰简省。然富家人避入僧舍，以敬佛为由，治食而宴，反倒是游船数百口人、酒楼上千口人为之失业，更显困顿。”
听到这里，刘浩然也是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像这种事情，大明治下还发生很多。不少官员还秉承旧的思维，认为其职在与教化百姓，引导向善，所以一遇到什么事情就采用行政手段进行大力干涉，其本意是好的，结果到后来却恰得其反，还带来一些新的问题。
叶宗茂默然一会接言道：“陛下，臣窃认为风俗能溺人，大抵之风俗能溺人，犹如醉者之酣于酒，睡者之酣于梦。君子当独醒独觉，而官府不仅要醒觉，还要醒人觉人。如民间奢侈渐行，有人独行，仍持俭朴。则乡民百姓可能会诮让轻鄙，而这时官府当彰其行，以易风移俗。”
这得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刘浩然点了点头，然后转向李道君道：“这篇报告是你做出来的，你有什么想法？”
“回禀陛下，诸位大人，以臣之见，官府持守当在律法，故而官府当多倡法治，少涉民俗。换以其它手段加以引导。如地方灾情，确当以节俭为重，然富家有钱奢华，可任由其奢华，许多小民还能靠此获取衣食，维持生计。如那些富家吃得是海鲜野味，美酒佳肴，在某些人看来，这些东西换取的粮食能养活数百口人。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考虑，就算禁止富家吃这些东西，小民们就能填饱肚子了吗？不如就此不管，富家继续吃，酒楼游船得了厚利，伙计们有了薪水，国家得了税利，甚至涉及到卖海鲜野味的渔夫猎户也得了好处。故而只要富家吃得是自己的钱，他想怎么吃都是他的事情。
“臣曾观苏州吴县与襄阳南漳两地县衙，吴县富足无比，其县令协理却是极为轻松，南漳顿困，其县令协理却是繁烦操劳。何故？臣曾细察之，吴县县衙少有涉民之政，任百姓自谋其利，每年不过筹划水利工程几何，直道桥梁若干，学堂几所等等，届时再发包给营造商户，监工而造。而南漳县衙，春季忧百姓耕种，夏季忧洪涝，秋季忧收获，冬季忧寒冻，日日不得轻闲。”
“臣以为，百姓知道逐利而行，他们手里有地，怎么会不知道该如何种地？无粮则无食，多粮则家富。这点他们最是清楚。除谷麦之外，当种何物可盈利，只要官府告诉他们去年这些农作物的价钱，他们自当会根据自家的能力，土地的质地去考虑，何用官府操劳。”
刘浩然不由抚掌赞道：“之明所言极是。官府之职，在于教化，在于引导。何为教化，即以身作则，其身遵法，则百姓遵法，其身有信，则百姓承信，其身廉正，则百姓俭朴，何须多言口舌？何为引导？以利引之，以利辅之。如工厂急需棉麻，官府当告知百姓，百姓自会种植，而官府不必以政令迫之，只需多修水利，以保农耕，多修道桥，以保输运，必要时可以地方之名，交涉商户，以法保民益。”
刘浩然的意思大家都听明白了，官府没有必要去处处指手画脚，只要把基本工作做好，水利修好了，百姓们耕种就会有保障，道路桥梁修好了，百姓们就能方便地把东西运出去，甚至有时候官府出名，以地方政府的名义去约束那些唯利是图的商户，以律法等各种形式保障百姓们的利益，这才是官府所要做的。
“陛下，臣明白了。官府当少涉民事，多行职责，以法约民。”徐茂诚略有所思道。
刘浩然点点头道：“是的，刚才之明在调查报告里说得很清楚，风俗有几个特点，一是上行下效，二是受当前的主流思想影响。上行下效，我们重法，百姓们也就知道律法的重要性；而如果主流思想是以合法的方法去追求财富，百姓自然也就会明白，什么才能获取最大的个人利益。”
说到这里刘浩然感叹道：“我看前朝历代，立法的目的是在于破坏。”此言一出，众人不由诧异？这话是什么意思？法律的最根本的意义就在于让天下人遵行，怎么说前朝历代立法的目的在于破坏呢？
“前朝历代制定了一系列的律法，但是却给了很多人律法上的特权，皇室权贵可以肆意违法而不受惩戒，刑可以不上士大夫，诸如此类。于是造成的结果是律法成了老百姓们脖子上的枷锁，成了权贵士大夫们的工具。最后人人追求权势，因为有了权势，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而当他们有了权势之后，又喜欢去违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他的特权，从而显示他们与百姓大众不同的身份。”
“于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法律就成了可以随意变更的玩物。上行下效，皇室士大夫如此，百姓们也知道律法是可以通人情的，于是他们不再遵循律法，转而追求人情，因为只要人情在，法律规则便可有可无。到最后，主流思想和风俗便变得低劣，以律法规则去要求别人，自己却渴望凌驾或者是能够脱离律法规则，于是，什么手段都是正常的，规则也便不成规则了。没有了规则，便没有了基本公正，在一个没有基本公正的社会里，你让百姓们怎么去遵循礼义廉耻？他们总要吃饭，希望获得富足，但是在一个没有规则，基本公正得不到保障的社会里，你让他们如何公正地去谋取自己的财富？于是大家只能用各种低劣的手段去谋取了，因此，守法遵礼之人成了笑柄，钻营之人成了楷模，风俗便变得俗不可耐了。”
听到这里，大家都不由陷入了沉思。
“所以，整肃风俗关键不是明礼，明礼只是告诉大家应该如何去做，只有正法纪。不是礼大于法，而是法大于礼。律法是人在世一切行为的最高准则，而礼则是对律法的有效补充。德主刑辅这一套是绝对不行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我们不搞株连亲族，但是也不能容忍包庇和纵容犯法。”
刘浩然的这席话让众人不由为之震惊，自古以来，遵从孔圣人的儒学，中国历朝历代的思想是以德为主，在他们看来，既然能够遵德明礼，那么遵从律法就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今天刘浩然却将法列在礼之上，这有点违背了孔圣之言吧。但是大家都知道刘浩然的脾气，而且对于他这种论调，孔圣人是不会出来反对的，至于他的秉承者是不是敢反对？那还得看看，儒学不是还有一个传统吗，那就是“发微穷理”。
在座的人结合刘浩然此前所言，已经明白了这位陛下的意思。前朝历代秉承德主刑辅，认为士大夫这些有德之人是不要遵守法律的，所以给予了他们特权，谁知道这些士大夫不是圣人，有了特权后便忘记了德，于是律法制度被尽数破坏，律法被破坏，规则也就随之荡然无存。没有规则，强者可以肆意争夺弱者的财富，将其变为奴役，于是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到这时，天下大乱也不远了。
“在我心目中，律法的无情却是它最大的情！律法如水火，它不认人，只是履行规则。这个世界没有完全的公正，但是我们必须保证最基本的公正，如果没有基本的公正，那么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存在的基础和意义就没有了。律法最大的作用是告诉百姓们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了就必须付出相应代价。当百姓们知道哪些事情是做不的，那么自然会去调整自己日常的行为，做该做的事情，那么风俗便会为之而变。所以说，易风移俗最重要的是刚正律法，律法不是讲弹性，而是讲刚性，刚性才能体现出律法的威严，保证它的公正性。”
刘浩然说了一番长论之后，喝了一口水后继续说道：“在保证律法的刚正之后，官府再去明礼，则风俗会为之一变。沈尚贤说得好，这世上君子少，小人多。”
到这里，大家已经明白刘浩然的意思了，于是大家便就这个问题，又发表了一番各自的意见，虽然安然还强调明礼，但是也知道尊法的意思。不过他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陛下这不是重法轻儒吗？真要是照此执行，恐怕会引来众多非议，说不得一些儒生会以暴秦为例来反驳。不过上次历史大反思和大讨论，大明已经讨论出，暴秦之灭的确在于其法酷苛，而又不行于仁德。但是安然听了刘浩然今天这番话，又得出了一个的想法，那就是暴秦之法不是酷在其严，而是酷在其不公。
总结了一番后，刘浩然转向李道君道：“之明，我看你这篇报告中还有提及了许多其它问题，都说说吧。”
“是的陛下。首先是东南人稠地少，就以乌庄为例，每户基本上都达不到大明每丁应授的田地，据臣统计，明历九年，乌庄每口授地仅为九亩，这还要包括种植棉麻桑等物的杂地。”
刘浩然不由皱眉，这得确是个大问题。大明是以田地亩数来收赋税的，田地少，人口相对多，则会造成“人均赋税不足”，只有人口和所占田地成合适的比例，才能保证最高的赋税。虽然这个时候大明以工商赋税为主，但是田赋的粮食如果年年下降，则会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毕竟很多商品不能当饭吃。
“臣认为，湖广地多人少，而且这里富庶不让东南。以灌子滩村为例，虽然山多，但是依然可以达到每口二十一亩地。臣从襄阳到长沙，发现汉江、洞庭湖、湘江、沅江等地区依然有大片的荒地。”
李道君的意思刘浩然明白了，那就是大力向湖广移民。刘浩然手里也有相应的数据，大江南北人口与田地比例非常不均匀，江北诸省，两河（河南、河北）人口适中，山西人口密度最大，陕西人口密度最稀；在江南，福建、两广、安徽人口密度适中，江苏、浙江人口密度最大，而湖广人口最稀。
所以刘浩然与内阁几经商议，确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人口密度适中的省份就继续保持，人口密度多的就大肆向人口密度稀的地区迁移。江北，东北是一个迁移重点，陕西、甘肃由于水土保持的国策，将不会有太多的举动；而在江南，以江浙之民填湖广将是未来数年的重点。
而这种迁移的手段一是他乡授地，二是军队屯居。他乡授地就不用说了，军队屯居则是大明常备、守备军都是异地服役，退伍之后一般都鼓励在驻地退伍居住，或者是指定优惠政策地区鼓励前往他地居住。其他迁居的形式有文人游历四方，商人他地经营，工人异乡为工。不过这牵涉一个问题，那就是户籍问题。
大明虽然对户籍控制非常严厉，但是有两个好处，一是不固定籍业，也就是说户籍一栏虽然有从事何种职业，但是绝不会强制百姓们就此从事这一固定职业，而且子承父业。籍业随时可以变更，而且变更非常容易。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一旦籍业改变，所受的社会福利待遇就会改变。
第二个好处是不拘你迁移或游历，你只要拿着“身份证”就可以游历大明诸地，至于你是不是有生计，家里的地是不是有人，官府不管，他届时只管照章收赋税就行了。不过这还是有一些约束，例如你住旅馆、乘船坐车需要登记你的“身份证”，而在城镇乡村，巡捕随时可以检查你的“身份证”，如果是假证或是你是个通缉犯，那就……
户籍从理论上也是可以迁移的，而且非常方便，不过这里牵涉到很多问题，例如你是商人，在老家有老婆孩子，届时你一个人迁移到了新地，老家的户主和户籍如何改变，如果你在新地又纳了一房小妾，新户籍如何更变，老户籍如何更变，都有很详细的明文规定，反正实际操作比较麻烦。所以很多商人、文人游历经商到了新地，所以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不方便的话干脆不迁户籍，只要到当地所在地的内政局备个案，告知自己将在这里常居就行了。因为与大明百姓密切相关的医疗保障执行的是一个标准，只要你是大明国民，无论在苏州，还是在贵州镇远，只要是普通诊治，都只需掏药费，区别只是医疗水平的高低。
“陛下，诸位大人，臣发现的第二问题就是地方官府三权分立，开始出现互彼此擎制，互相推诿的事情。臣在湖北、江西、浙江就碰到好几次类似的事件，甚至出现了议而不决，众人有责却无责的情况。”
听到这里，刘浩然不由头有点大。当初他进行三权分立，行政合议制，一是出于消除地方权力过于集中，不利于监管和中央掌控，所以将地方的行政、司法和军事权力一分为三，由三个机构负责，二是防止一人擅权，不敢承担责任，所以出现合议制，即可以防止一人擅权，又能以“集体领导”的形式“集体承担责任”，避免一个人怕承担责任而不敢决断的情况。
但是任何事情有利就有弊，现在地方绝对不会出现割据一方的局面，也不会出现地方权臣，但是自然也会出现“踢皮球”，“责不归众”等问题，地方上就跟中枢一样，官员之间也会有矛盾，日渐时久，他们就会把这种矛盾带到工作上去，只要你提议和坚持的，我就反对，而且是拉党结派地反对，就是不让你的提议在和议会上通过。出了问题怕啥，反正是“集体决议”，要追责大家一起被追责，我就不信你将所有的人都换了。
“明确职责，每个人的日常职责划分清楚，合议只是决定重大的事情，不是鸡毛蒜皮的事情都要拿来合议。你们好好讨论一下，各省也要好好讨论一下，然后再让内阁完善。”刘浩然思量了一会说道，“任何东西都有利也有弊，我们要做的就是发挥它的长处，避免它的短处。”
再细细讨论了其它几个问题，今天的会议就算结束了。接下来一天，刘浩然分别找安然、叶崇敬、徐茂诚个别谈话，然后各自回任。第三日，刘浩然一行便启程向江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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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称雄江南 第二百六十八章 出巡之刺客事件
第二百六十八章 出巡之刺客事件
刘浩然一行人先至江西南昌。在江西布政使的陪同下，先召见江西参政、参议等人，然后又召见了九江等地知府，细细切谈，临行前嘱咐道：“江西地处大江之中，上承九曲之荆江，下连富庶之京扬，洪讯之患大于天，尔等当牢记职责，以民安为重，不可一日懈怠。”
刘浩然走吉安入湖南，接见了湖南军政司官，然后一路南下，经衡阳、郴州入广东韶州。在韶州，刘浩然接到消息说南京又起波澜。
刘浩然一番法大于礼的言论传到南京，内阁自然照此执行，准备制定详尽规章草案，提交资政院。谁知道理学弟子们却对此提出了异议，他们怎么能够容忍废除德主刑辅这套说法呢？要知道，理学在这方面是儒学的“加强版”，三纲五常几乎上升到了天理的地步。自然可以凌驾于律法之上，现在刘浩然和内阁准备以法为尊，礼德相辅，这就等于挖了理学的根基。
而且江南学派认为自己已经“占据”东宫，有了皇太子这个大靠山，便觉得腰杆硬了许多，说话的声音也洪亮许多。他们首先纠集江南学派相关的资政大夫，对内阁发出的质询案。他们不敢直接将矛头指向刘浩然，只好指桑骂槐，拿内阁来出气，一正“纲常”！
但是内阁也不是吃素的，这套思想理论是刘浩然提出的，而太平派是无条件支持刘浩然，加上引发的因素…那篇调查报告又是李道君，太平学派的俊才所写，当然要力挺到底。而淮西派也接到了李善长等人的密信，知道其中很多“内幕”，自然也会力挺内阁。
于是内阁学士会议上，诸派争论不休。不过淮西派和太平派联手，优势非常明显，而大学士孙炎、刘基、杨宪虽然与江南派关系密切，但是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他们也不敢随意出言支持江南派，于是就和江西学派保持中立。
在内阁学士会议上，江南派占了劣势，于是他们就转变策略。在东宫众属官的怂恿下，皇太子以监国的身体召开学士会议。隐隐指责了一番众位坚持法大于礼的学士们。
可是到了当晚，宋濂面见太子，问道：“法大于礼，乃天子之言，在忠，太子当循陛下之制，在孝，太子当遵陛下之言。”
皇太子一下子醒悟过来，这法大于礼是父皇刘浩然提出来的，无论从忠还是从孝而言，自己都应当支持，否则就是给自己坚持的“三纲五常”打脸。尽管这席话不符孔圣人之言，但是后人不是总是以自己的言论去解释圣人之微言吗？而皇帝无疑拥有了“最高解释权”。
而刘浩然在正式文书中讲得很清楚，孔子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思就是要求君主和上位者的个人道德修养达到完满，只有君主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才能够使被领导者和人民自然而然的信服，就好像北极星一样。处于中心的位置，自然被群星围绕、拱卫；而在另外一方面，“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教化民众的方法就是君主做出道德表率。对于少数“困而不学的愚人”就要施之以“刑”。
刘浩然指出，孔圣之言在于指导君主和君子们该如何做，而对于万民，除了教化，必须以刑约之。所以孔圣之言在于明德，而不是指治国，完全是董仲舒这个“伪儒”将此提高到“以德治国”的程度，以德代法，成为前朝历代亡国灭朝的根源之一。
反正大家都是拿孔圣的话发挥，刘浩然又占据“最高解释权”这个有利位置，刘焕章听宋濂提醒，当即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并且对江南派拿自己当枪使心中隐隐不快，于是便第二日以监国的名义，批准了内阁的草案，提交资政院讨论通过。
太子的态度转变，让江南派大吃一惊，顿时乱了阵脚。
“学士中是什么态度？”刘浩然问南京密使道。
“回禀陛下，孙大人、刘大人、杨大人关系密切，言论基本一致，而胡大人与直学士王大人、叶大人往来甚密。其余学士中，罗大人与陈大人时常闲时相聚云云。”
刘浩然点了点头，学士中出现这种局面是他预料之中的，孙炎、杨宪和刘基原本关系就密切，走到一起来当然很自然。不过杨宪估计这会已经和刘基面和心不合，因为上次刘浩然向刘基“询继相”一事，事后如刘基所猜想的，消息很快便传到杨宪、夏煜等人的耳朵里，不管这两人是否意识到这是刘浩然离间之计，但至少明白了帝意：你们不要过往太密切，我忌讳着呢！
而胡惟庸这个淮西派的代表，在大学士中已经成为少数，自然会在直学士中拉人，为了增强实力，他自然也会拉拢王侍尧和叶淙温这两位太平派的领军人物。从传承上来说，淮西派和太平派都是刘浩然的嫡系，只是有新旧之分而已。而这新旧两派能够联合、进而融合，又何尝不是刘浩然当初所希望的？
刘浩然在韶州停留了几日，继续南下广州。广东布政使开济率广东文武官员到三十里外相迎，而广州大都督朱亮祖原本也要来接驾，只是前些日子，安南突然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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