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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大科学家(何事)-第1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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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代表全党一力翊戴大总统连任。在国会召开前，您是大总统；国会召开后，您还是大总统！”
袁世凯眼神一顿，然后才继续在书房内逡巡：“百熙好意，老夫心领了。只是有人对老夫担任大总统颇有微词，讥讽老夫是封建余孽、专制遗毒，处心积虑想要以暴力手段推倒中央政府，取而代之。老夫不忍见生灵涂炭，只有主动隐退，免得成为某人称兵作乱的借口。”
“我中华经历甲午之战、庚子国变、辛亥之役，早已积贫积弱到了极点，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譬如久病新愈之人，正当徐徐静养恢复元气。国家如今和平局面来之不易，居然还有人敢称兵作乱，以暴力手段推倒中央政府？孙某敢说，现在谁要是主动挑起战火，谁就是国家和民族的罪人！孙某第一个不答应，愿亲率西部数万精兵，替大总统荡灭此獠，还我中华朗朗乾坤！”孙元起声音慷慨激昂，虽然有做秀的成分，但他对在一战爆发前这个关节眼上还准备称兵作乱的革命党确实颇为痛恨，话语中难免带了些火气。
“好！”袁世凯情不自禁鼓掌起来。
第四一四章玉堂金马隔青云
袁世凯、孙元起口中所说的“称兵作乱”，就是历史上着名的“二次革命”。
现行的历史课本上往往把二次革命的根源归结为袁世凯违背《约法》，专制独断，戕害革命同志，国民党和孙中山成了被迫反抗的受害者。二次革命最直接的导火索为宋教仁遇刺案和善后大借款案，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历史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早在民国元年一月袁世凯与黎元洪接洽和谈之时，《民铎报》上就已经有人借鉴法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提出了“第二革命”的可能性。
当时南北双方刚刚在汉口血战一场，表面上看各自都是战意十足，袁世凯麾下的北洋军携着战胜之威，大有“灭此而朝食”的气魄；革命党除了天不怕地不怕的胆气外，还有南方各省渐次来援的友军，也声称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尽管两下都叫嚣得厉害，今天你发一个最后通牒，明天我发一个战前动员令，仿佛大战一触即发，事实上双方都没有再打的心思。
对于袁世凯来说，他刚刚起复不久，北洋六镇在过去的两三年里不知被满清皇族安插了多少暗桩，而且在后勤、外交上要受制于清政府，为了避免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即便他有能力剿灭革命党，也不敢轻举妄动。所以他采取了养寇自重的策略，在长江边停下了脚步，一边清理整顿北洋旧部，一边与朝野各势力、各国公使联络。积极夺取北方的政权。而对南方的革命党，自然要以安抚为主。
对于革命党来说。别看他们嘴上时刻挂着“北伐”二字，其实汉口一战早把打得他们魂飞魄丧，连沙场宿将黎元洪都闻风遁逃，何况其他人？败兵还要收容，伤兵还要医治，新兵还要训练，援军还要磨合，短期之内根本无法再战。他们态度激烈。未必是真心反对议和。这或许正好印证了“咬狗不叫，叫狗不咬”的俗语。
而且在当时，很多革命党人都衷心服膺民主制度，并对自己的革命主张得到全国民众支持抱有极大的信心，所以在武力对抗不占优的情况下，采取和谈，用民主选举的方式夺取政权未尝不是一条终南捷径。宋教仁就是这类人的重要代表。
就像孙元起之前和孙中山说过的：“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休想得到。”在袁世凯掌握优势兵力的前提下，任何企图夺权的谋划都是徒劳。从南北和谈达成到二次革命爆发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革命党曾尝试过各种手段想要执掌中央大权，但最终都归于失败。在一次次失败中，革命党也一点点重新燃起武装夺权的念头。
而在南方，当初为推翻满清政府出生入死的革命党人。现在生活依然困窘；曾经参加辛亥之役的革命士兵，很多被政府勒令解散卸甲归田。这些人心里早就愤懑不平，在经过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的刻意煽动，革命再起的风潮越来愈紧，这需要一粒火星就可以变成燎原大火。
由此可见。二次革命的起因，说好听点的。是因为之前的革命不够彻底。如果说得直白一点，就是革命党人还没有捞够好处。
袁世凯对于二次革命的态度也颇堪玩味，一方面他想招抚革命党人，让国家保持和平稳定；一方面又想长痛不如短痛，不如现在用武力一举荡平南方，以免后患无穷。随着革命党人步步紧逼，“二次革命”的言论甚嚣尘上，他开始渐渐趋向于用武力解决。
武力解决似乎是个很不错的主意，尤其是对于拥有中国最强大兵力的袁世凯来说。然而个中滋味，只有袁世凯自己才能体会到。
首先，他的军事优势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明显。尽管他麾下的北洋精兵具有非凡的凝聚力和机动性，是中国最有战斗力的军队，但总数只有八万人左右。他这八万人除了要拱卫京师，还得驻扎直隶、山东、河南、湖北等地，能抽出南下的部队并不多。南方军队虽然在地理上是分散的，政治上也难以步调一致，而且训练不足，根本就是土鸡瓦狗，不堪一击，但在数量上却比北洋军多出几倍，“蚁多咬死象”的道理袁世凯还是懂的。如果南下的军队太多，不排除孙元起在鏖战正酣之际派兵直扑自己腹地的可能。
有人或许会说，既然兵力短绌，那就扩编军队嘛！袁世凯也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他面临着第二个难题：财政困难。
扩编军队哪有想象中那么容易？人吃马喂、每月饷银、枪械弹药、军装被服，这些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养这些兵已经费用巨万，打起仗来更是个无底洞，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你就大把大把往里面填真金白银吧！清朝末年以全国的财力供养政府军队、支付各国巨额赔款尚且会出现亏空，现在国家形势更加衰弊，支付外国赔款一分没少，军队数量又远超前清，再加上各省不断截留税款，中央政府的财政怎么会不困难？所以自民国元年以来中央政府一直以举债度日。
还有一点就是，打仗并非袁世凯、革命党、孙元起三方的事情，也关乎各国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战前必须得到他们的支持，至少也得是默许。在袁世凯看来，自己能够得到英国公使的鼎力支持，孙中山旁边站着的是日本人，孙元起背后则有美国的身影。最浅显的道理，日本人在孙中山身上压了那儿多赌注，结果你袁世凯把他打得灰飞烟灭，日本人找谁要账去？
现在孙元起主动表示要和袁世凯站到同一战线上，如此不仅可以解决他担心的问题，甚至还要亲率大军南下平乱，这让袁世凯如何不心花怒放？
但孙元起话锋旋即一转：“当然，孙某觉得真正妄图称王称霸、祸乱国家的野心家毕竟少数，绝大多数民众还是渴望和平向往安定的，所以我们在策略上应该是拉拢一批、打击几个，积极对谋乱者进行分化，争取以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至少，我们不能主动挑起战争。”
“你的意思是？”袁世凯有点不明白孙元起的意中所指。
孙元起说道：“孙某突然间想起前年年底的一则趣闻。据说当时南京临时政府推举您为临时大总统，但要求必须到南京宣誓就职，并派蔡鹤琴、宋遁初等人为专使北上迎接。众所周知，那时禁卫军围攻经世大学，经世大学迫不得已出动飞机以轰炸紫禁城加以反制，京城中人心惶惶一夕三变，正需要大总统坐镇京师弹压局面，须臾不可离开。
“宋遁初曲谅大总统的难处，迅速返回南京报告了情况，并提议取消南下的要求，准许大总统在北京宣示就职。时任实业部次长的马君武呵斥道：‘尔为袁项城作说客耶？’话音刚落便挥拳相向，一拳打在宋遁初脸上，顿时鲜血横流。他在医院躺了大半个月，伤口才勉强愈合。但正因为有了宋遁初的提议，大总统才得以留在北京。不知大总统现在还记得这件事么？”
袁世凯心中微动：“如此厚恩，袁某自然没齿难忘！昨天听广播中说，宋遁初已于日前返回北京，并公开宣布放弃组阁，转而支持新中国党执政。百熙作为新中国党党首，想来此次必定由您来组阁，袁某感念旧恩，想推荐宋遁初在内阁中出任某部总长之职，不知可否？”
孙元起答道：“遁初大才盘盘，便是内阁总理也做得，何况一部总长？如果他能在内阁中就职，孙某也与有荣焉，心中自然是千愿万愿的。无奈孙某之前询问过遁初的意见，他却牢固坚持自己纯粹政党内阁的主张，不愿食言自肥加入混合政党内阁。孙某也只有徒唤奈何！”
袁世凯皱紧眉头：“如此卓荦大才不能进入政府为国效力，真是可惜之至。百熙你很快就将是内阁总理，可不能让国家野有遗贤啊！”
孙元起逊谢之后说道：“孙某倒有一策，只是需要大总统成全。”
“哦？”
“孙某想代表新中国党全体议员，推举宋遁初担任参议院议长。”
袁世凯一惊：“如果老夫没有记错的话，担任参议院议长必须首先是参议院议员吧？宋遁初是参议院议员么？”
“这正是需要大总统成全之处。据我所知，外蒙、华侨等界别的选举仍在进行中，只要大总统同意，选举宋遁初为参议员应该不是难事。”
袁世凯脸上有些为难之色：“如此只怕有些不妥吧？”
当初他委任曹汝霖为外蒙议员的时候，怎么没有觉得有丝毫不妥？现在却这般作态，纯粹是拿捏！难道没了张屠夫，就要吃连毛猪？孙元起有些不忿，直接说道：“既然大总统觉得不妥，那宋遁初的参议员身份就交由我中央学会来解决吧！根据《中央学会法》，在下这个会长可以直接提名他为学会会员，正好中央学会也在选举中，那就让他参加选举再当选便是。”
袁世凯连忙说道：“宋遁初如果由中央学会选出，手续未免有些繁琐，这事儿还是交给老夫来办吧！”
孙元起这才脸色稍霁。
两人又聊了片刻，孙元起正准备起身告辞，袁世凯突然说道：“百熙，现在只有你我二人，老夫想和你说几句心底话。出我之口，入你之耳，无论你愿不愿听，离开这间屋子就当老夫没说过。”顿了一顿，又接着说道：“其实，老夫对于由百熙你组阁的态度是五分赞成、五分反对，你能大致猜到是为什么吧？”
第四一五章经济实藉英雄姿
孙元起一愣：“还请大总统赐教！”
袁世凯道：“百熙你学识渊博、胸藏锦绣，从政谦冲退让、廉洁奉公，这些都是世所共知的。而且你不计名利，出资兴办大量学堂，造福万千学子；以一隅之地，先后出兵平定西藏、外蒙，使得国家金瓯无缺。在这些方面，老夫也是敬佩万分。但是这些年来，国家形势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呢？”
不待孙元起回答，袁世凯便自问自答道：“你我都曾在前朝任职，如今又在民国政府里共事，见识应该略胜南方那些革命党。在老夫看来，国家形势是变坏了，而不是变好了，尤其在世道人心上！如今学生不读经典，不识孔孟，不知仁义礼智；女子不遵三从四德，背弃纲常，鼓吹男女平权；官员不知廉耻，但知中饱私囊，操守荡然无存；各省不听中央号令，截留上缴税款，滥征苛捐杂税，大肆扩充军队，致使民生凋敝。长此以往，只怕民国会像嬴秦、新莽一样旋起旋灭，那时孙逸仙和老夫固然是罪无可绾，百熙你也难辞其咎吧？”
孙元起暗自撇了撇嘴：民国如此局面，多半是你和革命党造的孽，和我有半毛钱关系？若是真的怪我，另一时空中倒是没人搅局，民国政府照样只统治全国三十余年，如同嬴秦、新莽一般旋起旋灭，那又怪谁？难道太祖也是穿越众搅局不成？
“孙某自承好为人师，在施教过程中未能完全尽到督导之责。使得学生中或有作奸犯科者，确实罪孽深重。但目前形势如此却并非孙某一人的罪愆。孙某也承当不起那么大的罪名。”孙元起辩解道，“而且在孙某看来，形势并没有所说的那么悲观，只怕大总统有些言过其实。诚然现在局势有些混乱，但在改朝换代之际，稍有混乱也属正常现象。因为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必然会有些人觉得迷惘、觉得苦痛、觉得失落，这些都是在所难免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何况推翻皇权实现共和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还请大总统稍安勿躁静观其变。”
袁世凯叹息一声：“老夫知道，现在很多人都把袁某视为封建守旧冥顽不化的典型，加以极力批判。其实老夫何曾反对过改革？早在前清之时，袁某便积极参与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实业等方面的改造和革新，而且颇有成就，也曾被守旧士绅称为‘激进派’。如何现在就成了保守派了呢？是袁某态度发生转变，还是世风变化太快？这很值得深究。
“国家现在积贫积弱。远远落后于泰西诸国，甚至不如东瀛的弹丸小国，改革确实非常必要。但在老夫看来，眼下弊端不是国家改革程度不够，而是搞得过多过快，很多地方全盘剿袭东西洋的制度、理论。丝毫不顾本国的实际情况，以至于方凿圆枘格格不入，这才造成今天这般混乱。就比如国会选举，当前民众识字率不过百分之一，智识低下。不识大体，绝大多数人都在为生计奔波。谁有闲心去关注议员选举之事？纵使他们去投票，也只能听从片面之词，选出一批乡愿民贼来！
“所以，我们目前的要务是保持冷静，暂停学习效仿东西洋的各种事务，不要高谈阔论东西洋的各种制度，维持国家稳定局面。然后我们低下头来根据国家实际，适当借鉴东西洋的制度理论，一步步解决民生疾苦。如此岂不是更好？”
咦！这不就是民初版的“白猫黑猫论”么？
“大总统所言极是！”孙元起觉得如果袁世凯不开历史倒车，老老实实解决国计民生的问题，倒不失为一个理想的合作对象。
袁世凯又道：“就目前来看有两个问题最为紧要，希望百熙在继任总理之后优先加以考虑，一是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各省的关系。当前东西洋各国列强对我中华虎视眈眈垂涎欲滴，可谓群雄环伺，危险丛生。百熙曾先后派兵平定西藏、外蒙的叛乱，想来对此更有感触。民国要想在此充满掠夺和鲸吞的世界中保护领土完整，就必须从根本上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避免各省间的内耗，全力对外。可现实情况呢？
“早在前清光绪末年，随着中央政府的威权日衰，以两江、两广为代表的南方各省渐渐与中央离心离德。尽管西太后等人曾先后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各省的控制，但收效甚微。尤其在西太后驾崩、立宪运动兴起后，反对中央集权的呼声越来越大。其实辛亥年的南方各省先后宣布起义独立，未尝不可理解为是针对中央集权制的反叛。
“辛亥之役后，南方各省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独立，还取得了政治、财政、立法方面的自治权，完全就是国中之国。《临时约法》明确赋予了大总统任命和罢免官员的权力，可是袁某想要任命各省官员的话，必须首先看各省都督的脸色。只要他们不同意，总统府的公文就是废纸一张。如果言辞稍稍严厉，马上就被当作成对省内部事务的干涉，换来该省议员在参议院中的大肆指责。说来可笑，当初南京临时政府信誓旦旦要求袁某遵守《临时约法》，现在竟然换成袁某千方百计要求各省遵守《临时约法》！
“遥想戊戌年变法失败后，德宗皇帝被囚禁在南海瀛台，但各种朝报奏章还是能看到的，任命各府道州县都必须引见陛辞，经他过目。而现在袁某想要各省当局在任命县知事时先呈报北京批准，居然被他们断然否决，还被他们斥责为专横。也就是说，袁某现在连各县知事姓名都不知道。老夫这个堂堂正正的大总统，论权力甚至不如一个被囚禁的皇帝。难道这就是实行民主共和后的国家法制？”
说到此处袁世凯不禁哈哈大笑，笑声带着难以掩饰的愤懑。眼中则透露出丝丝狠戾之色。
在民国元年，中国面临着诡异的局面，即一个极力主张中央集权的总统却统辖着一个实际上是联邦制的国家。而在这个国家里，以北方士绅为主体的民众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强烈支持建立统一集权的国家；而以南方革命党为主体的民众受欧风美雨的熏陶，则主张各省自治。当然，他们不仅是主张，而且已经迈开了实际性的一步。这一切的一切。都意味着南北矛盾的不可调和。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尖锐对立的矛盾将逐步激化，促使南北双方各自走向自己的极端：北方政府将更加集权专制，南方则以暴力手段要求从北方统治下独立。最终军事实力占优的北方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并建立了洪宪王朝。——如果不是袁世凯复辟称帝的话，这个胜利很有可能是长期性的。后来的史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想透这些，孙元起终于明白为何袁世凯最终走上了称帝之路。在孙元起就任总理之后。这个问题也将摆到他的案前：究竟该如何应对南方各省要求的自治？或者说，多大程度上的各省自治与中央集权相结合，才能同时满足南北双方的要求？这是个博弈。
孙元起道：“在现今局势下，中国实行各省自治根本是死路一条，只会给外国列强各个击破的机会。所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问题不是实不实行各省自治，而是在实行中央集权的前提下留给地方多少自治权。”
袁世凯点点头。接着说道：“二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政党的关系。如果没有政党，虽然政府决策也会夹杂着个人私利，但大多时候还是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然而有了政党，事情却变得完全不同，因为他们只代表着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若是他们上台执政，则政府无法公平公正处理国家事务。在立法行政时肯定会偏向他们自己的政党，损害国家的利益；若是他们下台在野，则会利用各种阴私，千方百计攻讦政府，非得迫使政府倒台而后休，简直堪称祸乱之源“作为政党的渊薮，国会罪恶更是擢发难数！如果国家富强、民生安定，内无匪乱、外无强敌，国会倒不失为士绅参政议政、献言献策的机构。现在国家形势危殆，遇到某些急如星火之事需要尽快处理，他们却为各党私利在议会中相互扯皮，蝇营狗苟，丝毫不顾国计民生。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想束缚陷害政府。对于这些，袁某已经经历多次；等百熙就任总理，也能亲身感受到这种苦痛！”
孙元起点点头：“确实如大总统所言，议会制度适合守成，而不适合创业；适合日常，而不适合应急。尤其是在中国议会制度还不完善、议员素质有待提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遇到内政外交方面不适宜公开的事项，或者某些紧急事变的时候，议会几乎没有伸展收缩的余地，变成政府决策的一道枷锁。扯皮推诿现象估计也在所难免，甚至可能重现‘朝议未决，兵已渡河’的闹剧。中国推行政党、议会制度，任重道远啊！”
袁世凯：“百熙你是各省自治的标志性人物，又是新中国党党首，偏偏现在国家面临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政党的问题，所以袁某对由你组阁的态度是五分赞成、五分反对。没想到你我居然英雄所见略同！既然如此，不如在你就任总理之后，你我挑选合适时机暂时废除国会，由你们新中国党一直执政。等将来国富民强，再重新开启国会。百熙你觉得如何？”
第四一六章人间随处有乘除
孙元起不禁愕然失色：“暂时关闭议会？这如何使得！”
袁世凯不以为意地摆摆手：“现在不着急回答。等百熙接掌内阁、总揽政务之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不迟！”旋即又换了个话题：“如果袁某侥幸当选大总统，肯定会提名百熙为内阁总理，对于组阁人选百熙是否曾有所考虑？早作打算的话，到时可以省却无数麻烦。”
民国初年的政治架构和现在差不多，即国会选举总统，总统提名内阁人选并交国会通过。按照常理，总统应该由把持国会的第一大政党首领就任，像袁世凯这种丝毫没有政党底蕴的人物，根本就没有半点染指总统宝座的可能。可惜袁世凯虽然没有政党背景，但手中却牢牢掌握着全国最强大的地面军事力量——对于孙元起麾下的空军，恐怕北洋军也素手无策，只能蜷缩在战壕里被动挨打。——于是大总统的席位就被他提前预订了。
当然，只是预订，并非板上钉钉。
袁世凯觉得威胁主要来自两个人：一个是表面上和自己推心置腹、私下里却四处捣乱的孙文，另一个就是面前这位貌似谦卑恭敬、私底下实力却非常骇人的青年后辈。碰巧他们俩都姓孙，而且都和孙猴子一样能折腾，直把自己这个玉皇大帝折腾得食不甘味寝不安席。
要说两人谁的威胁更大，答案毫无疑问是孙元起。
孙中山最大的资本是名气和政党，但孙元起在这两方面同样不弱。比如名气。孙中山在南方各省、各国政界颇具声望，孙元起则在西部各省、各国学界具有非凡影响力。甚至在政界的地位也丝毫不逊于孙中山。而在政党方面，国民党虽说号称党众百万，其实里面一半以上都是水分，根本没有半点忠诚可言，而且正因为它党众芜杂，造成内部矛盾不断，战斗力锐减，甚至不如党员只有十万的新中国党。导致两者虽然党众人数相差十倍。但在国会中的席位却不相上下。
然而在军队、地盘、财力等诸多方面，孙元起都能甩孙中山八条街，何况孙元起还比孙中山年轻十岁！都说“宁欺白须公，莫欺少年穷”，孙元起三十刚出头便已经出将入相，又有谁敢轻视呢？所以袁世凯把孙元起视为生平劲敌。
孙元起也不矫饰，当下把前几日与杨度一起拟定的内阁人员名单说了一遍。然后客气地谦让道：“孙某德能浅薄思虑不周，初步拟定的人选或有不合理之处，还请大总统多多指正！”
袁世凯心中也在暗暗盘算。
孙元起在名单中给了北洋系三个名额，分别是外交、陆军、农林，其中两个掌有实权，情谊不可谓不深厚！说到底毕竟还是新中国党组阁。自然不能让北洋系独霸天下，此外还要利益均沾，如今这般安排已经可以算仁至义尽了。但这和袁世凯心中设想的方案仍是有不小的差距。
在袁世凯的憧憬中，最好是在内阁中占据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四个席位。当然，连袁世凯本人都觉得这太过奢望了。如果退一步的话。他愿意首先放弃海军。尽管袁世凯曾兼任过北洋大臣，但在他看来。中国的海军根本就是扶不起的阿斗！
早在洋务运动之初，见识到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厉害，又初步明白海疆重要性的官场有识之士就提出了兴办海军、保卫海防的建议。尤其是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台湾事件的发生，引起朝野的极大震动，从而引发了晚清史上著名的海防大筹议。随后，清政府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制定了兴办南北洋水师的计划。经过大力兴资建设，初步形成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相对独立的水师。
十年之后，中法战争爆发。
在马江海战中，被寄予厚望的福建水师一败涂地，11条舰船全军覆没。随着战火蔓延，南洋水师也遭受池鱼之殃，受到沉重打击。战后清政府痛定思痛，深刻反思为何筹建海军十年依然毫不足恃？最终得出两条原因：一是国家不够重视，二是装备相对落后。有惩于此，清政府于光绪十一年（1885）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即民国初年海军部的前身），专门负责海军事务，同时决定从北洋水师着手，训练一支装备先进、足以拱卫京畿的海军。
又是整整十年过去，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前后投入三千万的北洋水师一败于丰岛，再败于黄海，最终在威海卫之战中全军覆没，重蹈了福建水师的覆辙。北洋水师训练十年，投资巨万，结果却如此不堪一击，使得甲午战败之后朝野上下人人痛诋海军误国，甚至认为花费巨资建设海军本身就是个错误，致使全国都失去了重建海军的信心和热情。为此，清政府不仅取消了北洋水师的编制，还裁撤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
随后的几年里，清政府或许也曾有意振兴海军，但背负着《马关条约》巨额赔款的巨大压力，根本难以筹措购买舰船的大笔经费，只好无奈作罢。而且列强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掀起了瓜分中国港湾的狂潮，旅大、威海卫、胶州湾、广州湾、九龙半岛等优良港口先后被各国强租，中国海军甚至连一个停泊军舰的基地都找不到。尽管如此，北洋作为京师的门户，终究还是需要水师作为藩篱的，那么这个藩篱仅仅是心理安慰也好。在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还是挤出家底买了几艘勉强敷用的舰艇，拨付北洋使用。
或许大清水师真是流年不利，北洋水师刚有一丝起色，又发生了庚子国变。
在八国联军入侵过程中。有4艘鱼雷艇被联军掳走、2艘驱逐舰被大卸八块，北洋水师元气大伤。重建海军再次遭受沉重打击。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海军成为了可有可无的摆设。1906年清政府将兵部改为陆军部，次年只在陆军部下设立一个海军处，专门负责海军事务。
直到1909年，年轻气盛、志大才疏的载洵决定祖先遗志管理水师，并与军中宿将萨镇冰一道担任筹办海军大臣，开始了兴复海军的宏伟计划，海军才勉强振作起来。俗话说得好：“朝中有人好办事。”有了洵贝勒主事。海军经费也明显宽裕起来，又陆续从西方购进了12艘军舰。虽然这些军舰吨位小、样式旧，装备性能落后于时代，但对于严重缺乏军舰的中国海军来说已经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
转眼到了辛亥年，革命爆发。
以载洵的观点看来，这么些年来大清对于海军投入那么多，海军在卫国战场上却是逢战必败。不仅没能报效国家，反而拖了国家后腿，着实愧对政府花出去的那一堆堆白花花的银子。此时面对南方战斗力只有5的渣渣，难道不该奋发神威，以摧枯拉朽之势平定叛乱？然而现实却是，大清水师数十艘舰艇分期分批次宣布易帜起义、拥护共和。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革命党的怀抱。直气得载洵跳脚大骂。
虽然海军很重要，但目前来看，投资巨大，收效甚微，而且各艘舰艇装备相对陈旧。海军官兵又没有丝毫的忠诚可言，根本就是喂不熟的白眼狼。在袁世凯心目中。海军完全就是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既然孙元起想要接手，那就给他好了！
不过内务、财政、陆军都是炙手可热的席位，孙元起未必有那么慷慨。如果还要退一步的话，袁世凯会选择让出内务部。因为内务部总揆国内民政，向来是总理的禁脔，担任内务总长的都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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