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科学家(何事)-第1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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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会员必须要出身于美国东部的豪门世家，最好是从英国移民、带有贵族血统，否则不知多少人会以为是骷髅会入侵中国呢！”

骷髅会，又称骷髅骨、优罗嘉俱乐部、死亡骑士团，是耶鲁大学的一个秘密精英社团，与哈佛大学的“坡斯廉俱乐部”、达特茅斯学院的“斯芬克斯协会”齐名。它创立于1832年，每年吸收15名耶鲁大学四年级优秀学生入会，成员包括许多美国政界、商界、教育界的重要人物，其中包括3位美国总统（威廉？塔夫脱、老布什和小布什），2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及无数两会议员、内阁高官；多位耶鲁大学校长也都是骷髅会成员，而在1886年至1985年的长达99年中，居然有高达80％的耶鲁教授来自于骷髅会！

当然，骷髅会入会条件非常苛刻，包括要出身于美国东部的豪门世家，最好是从英国移民、带有贵族血统；要受过良好的教育，中学阶段最好在贵族寄宿学校上过学；要爱好体育，具有竞争精神，最好有军队服役经历等等。这些也为成员将来的成功奠定了基石。

孙元起也笑道：“有我们几个现身说法做宣传，耶鲁大学的中国学子都要比往年多几倍，可谓劳苦功高。纵使我们不能加入骷髅会，至少学校也应该给我们每人发一张奖状才是！”

不过孙元起却知道，论及耶鲁大学校友在未来中国的名气，唐绍仪、梁敦彦、陈锦涛、王宠惠这几个在政坛呼风唤雨的总理、总长，根本比不过一个造铁路的詹天佑。

唐绍仪道：“说起来贤弟还是耶劳的教授，应该由你召集全国各地耶劳学子组成校友会，如此既可以团聚华夏历届毕业生，加强校友之间的联络，也可以互相帮助，推动校友在社会上健康发展，不愧母校教诲，不负中华学子之名！”

孙元起道：“唐兄提议自然极佳，不过校友范围仅限于耶鲁，未免有些拘挛。不如取名为‘欧美同学会’，联络全国留学欧美人士，以修学、游艺、敦谊、励行为宗旨，用国外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进步的思想理念，为国家强盛和民族振兴贡献力量。”

真实历史中，欧美同学会是在1913年10月由顾维钧、梁敦彦、詹天佑、蔡元培、颜惠庆、王正廷、周诒春等人共同发起，联合京津两地的留学归国学人在北京创建，最初旨在对抗当时人员众多、势力庞大的留日学生体系。

随着后来留学欧美之风盛行，归国人员影响日渐扩大，欧美同学会也随之水涨船高，几乎中国近现代绝大多数著名科学家都是这个社团的成员，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胡适、严济慈、陈岱孙、竺可桢、茅以升、卢嘉锡、吴阶平、丁石孙、马寅初、李四光、王淦昌、朱光亚等等。

唐绍仪连连点头：“好、好，就依贤弟之见！”停顿了片刻，他突然说道：“近些日子，愚兄在上海的报纸和广播里听到贤弟不少高论，有些政见令人拍案叫绝，有些政见却让人大惑不解。如今旅途漫漫，不能愚兄能否请教一二？”

孙元起急忙道：“唐兄请讲！”

第三零三章点笔操纸为君题

唐绍仪缓缓说道：“贤弟希望南北双方通过和谈解决纠纷，消除地方割据，加强中央集权，推行议会共和，改善民生福祉……这些政见自然极好，可是如何实现呢？比如贤弟极力反对的地方自治问题，就颇难措手。如今各省都督手握军政大权，把持地方财税、人事，实际上已经算是地方自治。难道士绅民众在各级议会中投投票，就能让各省都督拱手让出手中的地盘、军队？

“如今确实有像李铁仙、彭凌霄（彭程万）这样推位让国的贤者，但更多人还是恋栈权力，不肯轻易去职。面对这种形势，中央政府究竟该如何处置？武力讨伐？全国各省都督都手握重兵，他们要是联合起来，中央政府也不敢直撄其锋！议会选举？他们有权有钱，完全有能力收买议员，把持议会，否决所有对他们不利的议案！

“而且地方自治也有其自身的历史根源。在民国以前，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管辖只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乡镇、村里，都是依靠宗族礼法的力量维持自治，几千年来已经约定俗成。如果不分青红皂白，把地方自治全盘否决，必然会导致社会基层组织的长期混乱。而且添设乡镇、村里各级政府，会突然增加大量官员，对人民造成严重负担，也使中央政府与人民之间多了道隔阂！

“贤弟既反对地方自治，又不愿诉诸武力；既希望加强中央集权，又想要议会选举。还憧憬建设国家、改善民生，只怕有些想当然了吧？”

孙元起顿时有些哑然。

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如今孙元起身居高位，他说出的话无论对错，总会有人鼓掌叫好。时间一长，难免有些飘飘然，甚至胆敢对国家大政方针指手画脚，连孙中山、袁世凯也得侧耳倾听。其实呢？他就是一个教书先生、半吊子的物理学家，顶多比大家多一点现代科技知识和半点历史发展脉络好在这时候正在从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即使是精英分子用西方理论看中国社会。也对这个时代缺乏明确认识。而且辛亥革命这一代人，年轻有激情，思想单纯。既没有涌现传统社会诸葛亮、刘伯温式的深思熟虑的谋士，也没有出现对路线、政策、策略进行严密分析的现代英雄。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所以孙元起大放厥词，还能忽悠到一批青年人。但在成熟的政治家眼里，无疑显得非常稚嫩！

什么是成熟的政治家？就是知道怎么说，还知道怎么做。像北京的哥，说出国内形势、政坛风云来头头是道。仿佛是国策顾问在指点江山，连研究所的专家学者也要甘拜下风。但真要让他们做实事呢？别说县长、乡长。就是当个居委会主任，他们都玩不转！

孙元起半晌才点点头：“唐兄见教的是，小弟确实有些想当然了！”

唐绍仪道：“再比如贤弟希望实行分税制，确定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入范围，以确保地方在经济上有一定的自由支配权，可以因地制宜发展实业、改善民生。但贤弟有没有考虑过，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实行分税制，各地方政府会不会在议会中极力要求减少上缴中央的部分？在征收中央税收的过程中，会不会虚与敷衍、多征少缴？万一地方少缴、不缴中央税款。又该如何处置？

“可以想见，一旦推行分税制，各省必然以地方税收的名义巧立名目，设置关卡，横征暴敛，鱼肉百姓。到最后，农民辛苦劳作一年。粮食十之七八都被政府征缴；商铺工厂只要开门，就会面临数十种苛捐杂税，只能歇业大吉；省内外关卡林立，处处征税。造成商品流通不便，物价腾贵……如此一来，何谈发展实业、改善民生？”

孙元起有些汗颜：“是小弟考虑欠周！”

唐绍仪接着说道：“愚兄听孙逸仙说，贤弟曾建议中央政府军队国家化，即军队既不属于某一特定人士，也不属于某一政党派系，而是属于全体国民或国民议会。如果袁项城不同意，便退后一步，要求允许各省议会拥有一定数量的军队。贤弟能以一省都督身份，提出如此大公无私的建议，不愧被大江南北青年学子尊之为‘当代圣人’！

“如今各省只有咨议局，并没有议会，而都督手中已经握有军政大权。将来成立议会，必然在都督一力掌控之下。这样一来，军队名义上归各省议会所有，实际上还是都督自己的，只不过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以军队国有之名，而行军阀割据之实，只怕与贤弟的初衷大相违背吧？”

孙元起觉得自己脸上已经开始流汗了。

唐绍仪这才话锋一转：“愚兄并没有责难的意思！贤弟以前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去年年底才开始接触民政，纵使诸葛重生、萧何再世，也难免会有思路不周举措失当之处。何况贤弟在川陕一带谨言谨行颇有惠政？愚兄此番言论，其实大有吹毛求疵之嫌。但愚兄之所以责全求备，是因为贤弟年未不惑已经名满天下，而且身居高位，难免有些骄傲自得，如果不稍加抑损，只怕会遇到什么蹉跌。

“贤弟既是前朝庆亲王内阁的学务尚书，又是袁项城内阁的学务大臣，还是南方民国政府的教育总长，可谓举足轻重！如果没有什么蹉跌，你至少还可以在内阁里呆上三十年，在不远的将来，什么内阁总理、国家大总统，无不唾手可得！如果你能精通政务，擘画得当，不仅是四川、新中国党之福，也是全国民众之福！”

孙元起苦笑道：“谢谢唐兄抬爱，小弟实在愧不敢当！说到底，小弟只是个想从事教育的理工男，机缘凑巧才有今天的成就，其实对于国家大事一窍不通。您说的‘精通政务，擘画得当’，如今天下只有袁项城、孙逸仙等三数人当得，小弟现在、将来都不会在其列！”

唐绍仪摇摇头：“贤弟不要过谦！不错，现在环顾全国，确实只有袁项城一人最有把握掌控大局，孙逸仙等人还稍稍逊色。但是袁项城已经六十有三，孙逸仙也年近五旬，都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他们又能执政多少年？未来的政坛，终究是属于贤弟你的！”

孙元起道：“不过年青一辈，小弟还是更看好黄克强、宋遁初（宋教仁）、蔡松坡（蔡锷）等人。——本来陶焕卿、陈英士也是第一等人物，可惜他们英年早逝，实在是国家和民族的重大损失！”

孙元起说的这几个人都是1874年以后出生的，像宋教仁、蔡锷都是1882年生人，今年正好三十岁，已经分别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和云南都督了，端的是锐气逼人！

唐绍仪微微颌首：“贤弟数的这几个人都是人中龙凤，尤其是宋遁初，愚兄在上海会谈过程中曾有幸一晤，领导能力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不过贤弟与他们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首先，贤弟有自己的大中小学，可以源源不断地培养学生；其次，贤弟有四川、陕西、甘肃等之地；第三，贤弟有五个协以上的精兵；第四，贤弟有自己的政党；第五，贤弟名满天下，三入内阁；第六、贤弟有自己的产业，任何时候不用担心经费掣肘。

“这六点，黄克强、宋遁初、蔡松坡等人或占其一，或占其二，却没有人能兼而有之。尤其是最后一项，他们更是难以企及。这年头，革命组党、练兵自卫、合纵连横，没有孔方兄开道，只怕是一事无成！而中央政府的席位就那么几个，你凭借实力、资历、名气等先行一步，占了内阁总理或大总统之位，纵使黄克强、宋遁初、蔡松坡等人再有能耐，也只能望洋兴叹！”

孙元起道：“奈何小弟实在不是当官的料儿！就像数学要从加减乘除起步、中文要从点横撇折捺开始一样，一套自成体系的政治思想或治国方案，必须要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小弟自十多岁就开始学习物理，一直到现在，根本没有接触什么为官之道。这些年踉踉跄跄过来，全靠叔祖父孙文正公、中堂张文襄公及诸位幕僚帮衬，实在不敢觊觎内阁总理或大总统之位！”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从小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从生产力、生产资料、生产关系、价值、剩余价值等基本定义学起，然后搭建起一个庞大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的理论体系。如果没有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等定义的支撑，马克思主义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中国从古至今，绝大多数的官员都是从基层做起，接触民风民情，为的就是逐步掌握处理政务的手段技法，形成自己的行止风格。经过逐轮淘汰，最终选出各级领导。偏偏孙元起缺少了这个环节！

唐绍仪笑道：“前朝李文忠公（李鸿章）说过，天下最简单的事莫过于做官，如果一个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是十分的无用了。贤弟聪颖特达，怎么可能不会做官？至于你说的治国方案，那倒是简单得很，愚兄便可以帮忙！”

第三零四章治大国如烹小鲜

“哦？愿闻高论！”孙元起非常好奇。

唐绍仪也不卖关子：“所谓治国，关键在一‘国’字。好比砍柴伐木，总要先知道砍什么样的木材，才好准备工具。如果是千寻铁松，你准备的是把柴刀，难免会无计可施；如果是连翘、黄杨之类的低矮灌木，你准备了宣花大斧，也未免大材小用。所以要想治国，先要明白自己想建成什么样的国家？理想中的国家与现实中的国家主要差距在哪里？当前国家最紧要的问题是什么？

“眼下清帝刚刚逊位，南北和谈初成，国家政体尚未确定，好比一张白纸有待英雄豪杰涂抹。此时正是百年难遇的良机，一旦错过，则噬脐莫及！贤弟或许不信，愚兄就举李文忠公所言为例。李文忠公不避劳苦，不畏谤言，眼光卓越，手腕敏捷，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独任，国家倚为重轻，是大清享国三百年少有的社稷之臣！但他晚年曾自言，终生所为不过是一裱糊匠的营生。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同治以来虽然陆续平定发匪、回乱，天下初定，民心思安，当时号称‘同光中兴’。但明眼人都知道这些不过是表象，大清经过康乾盛世之后一百多年的折腾，早已病入膏肓。好比是间破屋，由曾文正公、李文忠公等人东补西贴，居然成为窗明几净的干净屋子。如果遇到小风小雨，打破几个窟窿。随时加以补葺，还可勉强敷衍一段时日。如果遇到狂风暴雨，只能房倾屋颓，沦为丘墟。

“裱糊匠自然知道纸片下面是何等材料，也知道破屋随时有倾覆危险，却不敢越俎代庖替房屋主人拿主意，把屋子推倒重建。而且房屋主人对旧屋恋恋不舍，总觉得还能支撑，心里也不愿随便拆建。裱糊匠只好听从房主的意见，尽力做些涂饰修补的活计。直到心力交瘁、油尽灯枯。这也是李文忠公晚年抑郁寡欢的原因。假如他要是生在立国之初，必然可以垂范立极、百世沐恩，又何至于此？

“如今你我生逢其时，即便不能一言而决国家政体，至少可以否决许多不合时宜的建议，为国家后世造福。尤其是贤弟你，名声广布倾动朝野，一举一动天下瞩目，只要提议建言。袁项城、孙逸仙也得虚心接纳，更应当认真思考自己想建成什么样的国家！”

自己想建成什么样的国家？孙元起下意识就想起了后世的中国体制。

尽管有无数公知、精英抨击这种体制专制腐败。造成资源枯竭、环境破坏、贫富差距拉大、人民权益受损等等等等，但谁也不能否认它所具有强大的威力！在这种体制下，改革开放三十年间GDP以每年接近于10％的速度增长，让中国成为世界同期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迅速超越法、英、德、日等国，跃居全球第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民生得到显著改善，人民生活迅速摆脱了贫穷落后，总体上进入了小康水平。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神舟飞天，嫦娥奔月，青藏铁路通车，高铁网络营运。一个又一个壮举无不彰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指日可待！

清末民初，中国外有强敌，内有割据。人民生活困苦，科技落后世界，难道和1948年、1978年不是站在一个起跑线上？既然后世的事实证明体制可行，为什么不能把它移植到1912年？

唐绍仪见孙元起沉吟不语。便劝说道：“百熙，这几个问题虽然看上去简单，但要把它们想通、想透，形成圆融自洽的体系架构，却非一朝一夕之事。你也不用急于一时，反正时间还很充裕，不妨慢慢思量，争取形成既具有自己特色又符合当下国情的治国理念。”

见孙元头，他又接着说道：“至于治国的‘治’字，就是把当前国家最紧要的几个问题排好顺序，让内阁诸人拿出可行性方案，集中全国力量加以贯彻实施。比如现在你认为完成行政统一、推行议会共和制、普及义务教育、整理财政、完善军备、铺设铁路等几项比较重要，但究竟哪一项先执行、哪一项后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该如何调整执行情况？这些才是国家元首、地方长官需要认真考虑的。至于如何执行，那是下属们的职责所在，不必元首、长官事必躬亲。”

唐绍仪所言听上去平实无奇，仔细琢磨起来却大有深意。比如现在孙元起执政四川，就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要把四川建成什么样子，也没有认真考虑过理想中的四川与现实中的四川差距在哪里。至于四川当前最紧要的问题，他想到了蠲免农民的赋税，想到了筹建工农业体系应对即将到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却好像诗人写诗似的，遇到什么灵感就写什么，没有一个长期的通盘考虑。

杨度是传统中国文化中的智谋之士，他或许想过如何纵横捭阖让川陕的利益最大化、如何远交近攻来吞并周边弱小势力，甚至可能想过把孙元起推上大总统宝座。但他却对未来国家如何发展，如何改善民生、振兴实业，如何铸造民族精神、实现民族复兴等重大问题没有多加考虑。在他看来，只有政治、军事上的问题才算真正的大事，经济、文化、思想上的问题根本不算问题，遇到了再解决也不迟。大概，这就是古代智谋之士与现代政治精英之间最根本区别吧？

半晌之后，孙元起才问道：“还有呢？”

“没有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看孙元起有些愕然，唐绍仪接着解释道：“百熙，你觉得国家元首应该如何？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还是一步十计，翻云覆雨？不是，都不是！作为国家元首，首先应该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能让文臣武将倾心服膺，乐意效死。就像《水浒传》中的宋公明，论出身，他不过是个押司，远不及后周皇室苗裔的小旋风柴进；论长相，他面黑身矮，远不及仪表天然磊落的浪子燕青。论计谋，他不及吴用、朱武；论功夫，他在梁山好汉中排名倒数。为什么天下豪杰见到就纳头便拜，推他为梁山首领？别无他，人格魅力而已！

“其次应该知人善用。汉高祖刘邦不过是个青皮流氓，为何能得天下？就是因为他知人善用。韩信不过是项羽逃将、当斩连敖，结果在萧何力荐之下，刘邦就敢具礼拜他为大将。所以韩信自诩善于将兵，而夸他善于将将。再如汉昭烈帝刘备，也是知人善用成就帝业，他先在涿郡便与贩枣关羽、卖肉张飞义结金兰，后在新野三顾茅庐拜请乡野村夫诸葛孔明出任军师，所以他能从贩履织席之辈，最终三分天下有其一！

“第三应该勇于取舍决断。像愚兄刚才所举的宋公明、刘邦、刘备三人，在关键时刻都是舍得向妻儿老小动手的狠辣之辈。当然，现在政治逐渐开明，议会即将召开，想来以后不会出现祸及家人的惨剧。不过在处理各项政务的时候，勇于取舍决断依然是政治家必备的素质之一。”

孙元起心中碎碎念道：以后不会出现祸及家人的惨剧？哼哼，想来你是不知道太祖爷的人生际遇吧！太祖爷为了革命，先后牺牲一位妻子、两个兄弟、三名子侄。——不过这也证明他说得没错，政治家果然要勇于取舍决断，关键时刻舍得妻儿老小！

唐绍仪当然不知道孙元起心中所想，仍继续说道：“要想成为国家元首，自然不止以上三点要求，不过这三条是最根本的，其他条件与之相比都等而下之。百熙贤弟从教有年，化育天下学子，被青年尊为‘当代圣人’，这人格魅力自然是有的。新中国党刚成立就有三名总长、四名都督、六名协统，也足以证明。

“至于知人善用，贤弟也不输于袁项城、孙逸仙。别的不说，就说你选派出国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数十名学生中，有一名都督、五名协统、标统无数这一点，别人就要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勇于取舍决断，贤弟在陕西、山西同时举事，派飞机轰炸紫禁城，早已播诸众口，毋庸愚兄赘言。

“从这三点上看，贤弟很有成为国家元首的潜质！”

孙元起顿时羞赧无地：“唐兄实在是谬赞了，小弟实在是——”

唐绍仪伸手止住孙元起的言语：“贤弟不必过谦，愚兄心中有数！”

孙元起心道：你心中有个屁数啊？有个鸡嗉、鸭嗉还差不多！

唐绍仪突然问道：“贤弟高论中，愚兄还有一点颇为不解，那就是极力主张开明专制。按说贤弟在美利坚留学多年，浸染日久，应该比较倾向民主共和制才是，为何反而主张开明专制呢？还请贤弟为我解惑。”

第三零五章眼见仙丹求不得

孙元起心道：我能说我没在美国留学过么？

当然，这话是说不出口的。孙元起斟酌了片刻，答道：“诚如仁兄所言，美国政治体制堪称典范，值得世界各国取法，中国也不例外。但取法不等于移植，我们首先必须要考虑到中美两国的巨大差异。比如地理形势，美国地广人稀，民众不用担心水旱饥馑。东濒大西洋，西临太平洋，形成两道天然屏障；北方是温驯的加拿大，南方是怯懦的墨西哥，国内的敌对势力主要是战斗力不足为5的印第安人。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不用担心外敌侵扰，可以安心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讨论民主。

“而我们中国呢？北方沙俄已经攫取我大片领土，现在又对新疆、内外蒙、东三省垂涎三尺。日本狼子野心，十多年前割我台澎诸岛，又讹诈两亿两白银，让他们胃口大开，只怕以后会更加贪婪。西、南则有英法窥伺西藏、云南。国境四周，强敌环伺！在国内，中央微弱，各省独立，战乱频仍，水旱相继，饥馑不断，民不聊生，哪有闲心去考虑什么民主自由？

“借用仁兄刚才的教诲，我们国家当下最紧要的问题是什么？是尽快实现国富民强，内除割据，外御强敌，实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至于国家体制是民主共和，还是开明专制，不过是仁兄所说的‘治’字而已。只要有效，何必分辨它根源何处？如果我们不顾中美之间的巨大差异。盲目移植美国政治体制，无异于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结果只能是自寻死路！”

唐绍仪顿时大摇其头：“贤弟所言差矣！诚然，现在国弱民贫、百废待兴、各省独立、民不聊生，但我们也要看到，这正是规划国家未来政体的最佳良机，这就叫‘因民之困’。所谓‘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我们要乘此良机，为中国拟定最民主、最有发展潜力的政治制度。使数百年后的贤才志士再无李文忠公的遗憾。为了这个目的，即便国家在短期内有所损失，从长远来看也是非常值得的！

“再者，权力如老虎，易放难收，我们应该在它幼小初萌的时候便关进笼子里，教它尊重议会、恪守宪政，确保在国民的监督和制约运行，不敢稍有逾越。而不应该为了一点蝇头小利或者激于一时气愤。把它放出笼柙饱餐血肉，这只会让它凶性大发。一旦吃不饱、或者对主人不满、或者没有发泄对象。它便会不分青红皂白择人而噬的！”

孙元起皱眉问道：“在唐兄看来，我们应该要民主还是要富强？”

唐绍仪一愣：“这两者并不矛盾吧？这不应该是一个单选题吧？”

“假如只能二选一呢？”

“这……”

孙元起不管唐绍仪的答案，兀自说道：“民主与富强或许并不矛盾，但纵观全球各国，所有后进国家进步到发达国家，都会经历一个加强中央集权的时期。民主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参政的热情，使得决策体现多数人的意愿，但它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有它自身的弱点。比如民众易受情绪左右、政权不稳定、决策滞后、反精英崇大众倾向等。

“当然，这些弊端对于一个稳定富强的发达国家来说或许并无多大碍，顶多是让发展速度滞后一点；但对于贫穷落后的国家而言，却不啻于一剂断肠毒药！它会削弱中央权威，架空国家元首，做起事来处处掣肘，从而使得国家陷入民主泥沼再难脱身。所以世界上先富强而后民主的国家比比皆是。先民主而后富强的国家却从来没有！这便是我极力主张开明专制的根本原因。”

在二十一世纪陷入民主泥沼最有名的国家，当属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以及东南亚民主样板菲律宾，故而孙元起对此颇有体会。

唐绍仪道：“既然我们知道民主存在这些弊端，那采取措施加以弥补便是。何必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呢？”

孙元起笑道：“这些弊端是民主的胎里病，真要把这些弊端全部纠正了，那改过的民主还是民主么？而且纠正这些弊端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教育，通过教育让全国民众认清国家当前形势，了解自身应尽的义务，学会行使应享的权利。现在全国四万万人中，识字者不足百分之十，等民众掌握民主，这需要五年、十年？还是三十年、五十年？国家能一直这么等下去么？

“其实，我所主张的开明专制与美国的民主共和体制并无太大差异。最突出的差别在于，在美国是由民主党和共和党共同把持参众两院，而我希望的是由一个各个阶层精英人士构成的政党把持两院，不仅要把斗争局限在议会内部，而且还要局限在政党内部，从而避免政权频繁更迭带来的国家动荡。此外，国家元首也是由政党内部推选，而不是拉票竞选，从而避免智商不足一百的演说家当选。……”

当下，孙元起把后世的国家架构向唐绍仪大致描述了一遍。

等他说完，唐绍仪沉吟道：“如此虽然可以重树中央权威，有利政策施行，但架空议会独操权柄，只怕是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吧？纵使以后国家富强，对于普通民众又有何益处？”

孙元起敷衍道：“所谓‘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国家富强了，民众自然也会从中受益。至于民主这个问题，等国家富强以后再讨论不迟，或许等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之巅时，执政党会分裂成两个政党呢？那岂不是直接就实现仁兄所希望的美国民主共和体制？”

对于孙元起这个天马行空的臆想，唐绍仪自然难以赞同。两人又论说一番，眼看天色渐渐昏黄，已到掌灯时分，唐绍仪起身告辞。临出门前，他回头语重心长地劝道：“贤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孙元起答道：“河鱼腹烂，不求活水，尚思化龙；书生垂死，不问良医，犹念报国。虽然其心可嘉，未免失之迂阔！”

随后的一两天里，唐绍仪有空就过来找孙元起商谈，总希望他能放弃开明专制，改投到民主共和的怀抱中来。就像那句名言说的：“世界上两件事情最难，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二是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前者成功了叫老师，后者成功了叫老板。”唐绍仪或许是个合格的政治家，却绝对算不上个合格的老师。孙元起则恰恰相反，凭借着当了十多年老师的教学技巧，居然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