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科学家(何事)-第10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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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务大臣梁敦彦（汉）

民政大臣溥颋（皇族）

度支大臣载泽（皇族）

学务大臣孙元起（汉）

陆军大臣荫昌（满）

海军大臣载洵（皇族）

司法大臣绍昌（宗室）

农工商大臣溥伦（皇族）

邮传大臣盛宣怀（汉）

理藩大臣寿耆（宗室）

在这代表国家权力最高峰的13人里，满洲贵族9人，汉族官僚仅4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5人，宗室还有2人。很明显，这是个以皇族为中心组成的内阁，史称“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

满清政府搞出这个“皇族内阁”自然混蛋透顶，完全是取死之道。但你要真的以为是“皇族内阁”惹火了地方势力，那就大错特错了。

如今虽然马教主很不受待见，可他有一句话却金光熠熠、牛逼闪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清政府推出责任内阁之前，军机处五大臣中，皇族占三人，汉人只有徐世昌一人，他们怎么没闹？一院十二部共计十五位部院大臣（外务部有总理大臣、会办大臣、会办大臣兼尚书三位大臣）中，皇族占五人，宗师占两人，汉族只有邹嘉来、李殿林、唐景崇、盛宣怀、张英麟五人，他们怎么没闹？

内阁人员名单公布之后，并不是像历史书上写的那样“暴露了预备立宪的骗局”，立即“引起了地方军阀、官员和立宪派的普遍不满”。真实的史实是，地方对内阁组成的反弹直到一个多月后才出现，那时候正好保路运动开始兴起。地方主义的立宪派马上跳出来，以咨议局联合会名义请督察院代奏，认为“以皇族组织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国公例，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

摄政王载沣好不容易才把朝廷上层的汉人官僚清洗干净，怎么可能因为立宪派的几句话，便前功尽弃呢？所以，清廷断然拒绝了地方立宪派的要求。

在皇族内阁名单公布的40天后，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发表了《宣告全国书》，认为“新内阁如此，吾人民之希望绝矣”。此刻，谘议局人士和各地保路士绅相互沟通交流，并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看，一切都是体制的错！

从此，江南各地士绅正式走向了朝廷的对立面，或明或暗地支持保路运动，对于革命党也保持宽纵的态度。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北京的中央政府灰头土脸。

然后，他们的梦想实现了。

第二五零章山色江声共寂寥

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在《宣告全国书》中评价“皇族内阁”是“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可谓一语中的。孙元起在这扩大版的“军机处”里，尽管不是最年轻的，但绝对是资历最浅的。

1901年底，孙元起协助学部大臣张百熙处理重建京师大学堂事务，从而被授予正七品衔的国子监博士厅博士、京师大学堂副主办，自此踏入仕途，到1911年5月以学务大臣入阁，前后共用了十年时间。这傲人战绩，被杨度赞为“十年间由入仕而入阁，升迁之速，举世无比”。

不过，这也得分和谁比。要跟载洵比起来，那就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出生于1885年的载洵是如今内阁中最年青的大臣，比孙元起小了足足九岁。别看人年纪轻轻，可人家投胎投的好啊，作为光绪皇帝的弟弟，两周岁时（1887）年便被封为不入八分辅国公，从此以后便一路青云直上：四周岁（1889），晋辅国公；五周岁（1890），晋镇国公；十七周岁（1902），袭贝勒爵；

二十三周岁（1908），加郡王衔；二十四周岁（1909），任筹办海军大臣；二十五周岁（1910），任海军部大臣；二十六周岁（1911），入阁。

人家载洵还在吃奶的时候，就进入体制内。参加革命工作，享受副处级待遇。那时候孙元起还生长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没想到以后会穿越呢！等孙元起加入穿越大军来到清末的时候，人家十三岁娃娃便是副厅级的镇国公。等孙元起开始在官场打拼的时候。刚成年的载洵已经子承父业，荣升副部级。这怎么比？所以孙元起每次看见英姿勃发的载洵，都会心生感喟：投胎是门技术活儿啊！

正如卞之琳《断章》中所言“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孙元起有些嫉妒载洵，一群五六十岁的老官僚也对他嫉妒得发疯：不就是认了一个做大学士的叔祖么？

既然资历浅，又招人嫉恨，所以孙元起知道自己进入内阁之后。便愈发低调，简直比初进贾府的林妹妹还文静几分，准备老老实实地做好“挑帘军机”、“举手常委”。

第一次内阁开会，孙元起按照杨度的指点。特意赶了个大早，老老实实站在外面恭候诸位同仁大驾光临。片刻之后，便看见三位五六十岁的老头联袂而来。孙元起还没来得及打招呼，其中稍微年轻一点的官员便高声问道：“是学部孙大人吧？”

“正是孙某。”孙元起连忙鞠躬抱拳：“初次见面，请诸位大人多多赐教！”

那人哈哈一笑：“孙大人太客气了！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内阁协理徐大人，这位是邮传部盛大人，敝人梁敦彦。字崧生，忝为外务大臣。”

相互见礼后。徐世昌若有所指地说道：“如今国事孔亟，内外多难。我等臣工正当同心协力，戮力为国，不可自生罅隙，免得让别人看轻了去！”

孙元起暗自寻思：徐世昌的意思，是要内阁中的四位汉人大臣紧密团结，不被满清皇族各个击破？还是他把自己看成是袁世凯一系，暗中点化自己？

没等孙元起闹明白，徐世昌便昂然进入会议室，盛宣怀紧随其后，倒是梁敦彦落后一步，低声问道：“孙大人，有没有听唐介臣（唐国安）、詹眷诚（詹天佑）提起过梁某呀？”

孙元起马上醒悟过来：“梁大人也曾在耶鲁大学求学过？”

梁敦彦点点头：“不错，梁某是首批留美幼童，曾在耶鲁大学学习法律，只是尚未毕业便被朝廷急召回国，比不得孙大人名正言顺。如果孙大人不嫌梁某唐突，梁某便称你为‘百熙学弟’，印�颜自称一声‘学长’，如何？”

孙元起马上识趣地拱手行礼：“元起见过学长！”

两人客气一番，梁敦彦接着说道：“既然有同学之谊，自当同气连理。如今在官场中的耶鲁同学，除了你我二人，还有外务部右丞唐介臣、邮传部左参议詹眷诚、沪宁铁路管理局总办钟紫垣（钟文耀）、北洋大学督办蔡述堂（蔡绍基）、海军部驻沪一等参谋官徐季程（徐振鹏）等人，什么时候大家聚聚？”

“元起随时恭候诸位学长！”孙元起摆低了姿态。

就这样，清末民初政坛小有名气的“耶鲁中国校友会”在两位内阁大臣闲谈中有了最初的雏形。

孙元起很快发现，自从当上学务大臣、入了内阁之后，说话明显管用许多，以前经常出现的阳奉阴违现象呈数量级下降。受此鼓舞，他全副身心扑在学部，按照后世的学校制度，结合清末实际情况，对当前的教育机构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一方面是在学部自身机构，按照管理范围重新分为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社会科学、科学技术等部门；一方面是对于全国学校布局，提出“以提高学生素质为手段，以满足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完善学科体系为目标，重点发展职业教育和科学教育”的口号。

对孙元起的这些举动，杨度和张元济都有些不满。

在杨度看来，是因为孙元起刚入内阁，应该保持低调，至少现阶段不能锋芒毕露。君不见，隔壁日本国搞君主立宪，内阁总理和大臣变动速度比iphone换代都快！你要是太嚣张，没准哪天就会被人踢出内阁！万一是惹恼了摄政王载沣，以后别说当选总理大臣。就连再入阁都难了！

京师大学堂前任总监督刘廷琛在孙元起出任学部尚书的时候就主动辞职，接任的便是张元济。张元济不满的主要是孙元起的教育方针。在他看来，中国最要紧的应该是普及初等教育，让更多的少年儿童脱离愚昧。即便退而求其次。也该是发展师范教育，提高全国的教育水平。最次最次，那也应该发展高等教育，提升国人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重点发展”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有什么用？

孙元起却知道，根据学部奏报的第三次教育统计表，在1909年各省在校学生达163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学生。尽管这距离学龄儿童全部入学的目标还差得非常远。但足以表明各地士绅对于兴建中小学的强烈兴趣，毋庸国家重点关照。而且随着华兴银行开业，经世大学能支配的资金更加丰裕，给蔡元培拨付了更多的经费。让他在全国范围内兴办经世大学附属学校。

至于师范教育，是庚子国变以来的发展方向，经过十年的努力，已经成绩斐然。而高等教育，现阶段需求并不强烈。出国留学是个不错的选择。

只有职业教育是现阶段教育的短板。

职业教育多好啊，一来培养的学生毕业之后直接可以进入工矿企业，避免出现“毕业即失业”的状况；二来可以破解目前中国工矿企业工人技术含量不高，限制工矿企业发展的瓶颈；三是有志向的学生可以在工作中继续钻研。实际解决工矿企业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难题，推动技术进步。

为了表示学部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孙元起身先垂范，依靠北平铁厂。在经世大学附近成立了水木工业学校，聘请沈凤铭、刘庆恩等人分别出任校长、老师，专门负责研究采矿、冶铁和兵工技术。

孙元起实在太忙，每次内阁开会，能请假就请假，不能请假就只带耳朵不带嘴巴，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戊戌变法、庚子国变时期，孙元起想改变历史走向，可惜有心无力；如今保路运动蓬勃发展，作为内阁大臣，完全有能力改变历史走向，却又变成了有力无心，眼睁睁看着清政府一步步走向死亡的，其间也见识了许多历史的阴暗面。

现在我们谈到保路运动，总会说清政府卖国无能、残忍血腥，屠戮无辜群众，殊不知暗地里“革命同志”也做了不少龌龊事，有些手段甚至非常下作。

比如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为了避免矛盾激化，便以开会的名义，在衙门里软禁了保路运动的激进派罗纶、邓孝可、江三乘、王铭新、张澜等人。这些闹事的头头以为赵尔丰要对他们下毒手，便诈称“赵尔丰已经将保路运动之士绅全部杀害”，鼓动成都市民扶老携幼，手捧光绪帝牌位和清香奔赴衙门抗议请愿。

就像后世所有的“爱国运动”一样，期间难免会出现烧杀劫掠——在赵尔丰的奏章里，是这样写的：“凶扑督署，肆行烧杀，并砍伤哨弁等数人。”——这些行径是爱国人士所为，还是坏人混水摸鱼？是爱国行动的一部分，还是犯罪行为？政府派兵制止是媾和卖国，还是正义之举？谁也说不清。总之，政府兵勇和抗议请愿的民众发生了剧烈冲突，导致三十二人死亡，史称“成都血案”。

血案的结果很奇特：次日黎明，衙门证实被捕诸人未死，民众散去。也就是说，保路运动激进派的首领发现赵尔丰只是软禁自己，并没有加害的意思，便让大家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去了。至于之前放出的谣言、谣言造成的混乱、混乱造成的死亡，都与革命义士们无关了。而被枪杀的32名民众，是闹事的歹徒，还是杀人的凶手，抑或无辜的百姓，谁也懒得去考究。历史课本只会这样写道：清廷刽子手赵尔丰屠杀了32名成都爱国民众。

血案发生之后，同盟会会员龙鸣剑迅速出城，和几个同志把木头锯成小木片，上面写着：“赵尔丰先捕蒲、罗诸公，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然后把木片涂上桐油，投入河中。——这像不像如今在网络上发匿名帖、在微博里爆料？——血案发生之后，只要赵尔丰不傻，他最该做的就是稳定局面，而不是去剿灭四川各地。可谁会相信政府呢？大家明显更喜欢这些带着某种危险性的谣言。于是木片随水漂至各地，义军闻声而起。

太祖在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过这样一段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也就是说，革命并不是课本上描绘的那么光辉灿烂，里面有谎言、有欺骗、有阴谋、有着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只是革命成功了，这些阴暗面会被涂上一层光鲜的色彩，巧妙地加以掩饰。

天下已治蜀未治，天下未乱蜀先乱。四川一乱，清廷赶紧调兵入川平叛。

在清末，有两处新兵是最有名的，一处是袁世凯调教的北洋军，另一处则是张之洞麾下的湖广新军。朝廷自然也不会忘记，此次调兵的重点便是武汉的新军。

张之洞在湖北担任总督十多年，杰出贡献除了发展工业，就算编练新军、推广教育，后两者正是革命的温床。本来新军在保守的官僚带领下，对革命还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等新任湖广总督、顽固派瑞澂带着部分新军前往四川平乱的时候，空虚的武汉三镇立即就成了暴乱的源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紫禁城的黄昏终于到来。

第二五一章一声震得人心恐（上）

说来也巧，武昌起义第二天恰好是袁世凯五十二岁寿辰。

自4月以来，先是革命党在广州大闹一场，乒乒乓乓打了二十多天才算平息下去；接着四川又因为保路运动乱成一锅粥，各省咨议局也乘势而起，对皇族内阁口诛笔伐。政局如此动荡，不少人猜到袁世凯可能再次出山，所以前来祝寿的心腹亲信明显比往年多了不少，像原品休致民政部右侍郎赵秉钧、已开缺奉天度支使张锡銮、已革黑龙江民政使倪嗣冲、直隶候补知府袁乃宽及大商人王锡彤等人，都出现在祝寿的人群中。

当然，在此之前，谁也没料到湖北会捅出那么大一个篓子。

正午时分，彰德城北洹上村的养寿园里锣鼓喧腾，袁家人正大摆筵席，演戏祝寿。袁世凯刚入席，“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之类的马屁便夹着酒气迎面扑来。

等各位官场人物表演完毕，同桌的王锡彤也举起酒杯：“请祝圣人：使圣人富，使圣人寿，使圣人多男子！”

袁克定也赶紧起身：“克定祝父亲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如月之恒，如日之生，如南山之寿，如松柏之茂！”

这两人说的合起来，俗称“三多九如”，是明清以来通用的祝寿之辞。但此刻说出来却别有一番味道。多富、多寿、多男的“三多”，出自《庄子？天地篇》中，是华封人祝福帝尧的话；“九如”源自《诗经？小雅？天保》，也是祝颂人君之语。两人用它们来给袁世凯祝寿。其中意味不言可知。

边上人都齐声大笑：“二位可谓善祷善颂！”

袁世凯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满饮了此杯：“诸位千里迢迢来给我这个老头子过寿。真是有心了！老夫愧不敢当。不过，既然诸位到了这里，就一定要吃好、喝好、玩好，乘兴而来，尽兴而去！”

众人哄然笑道：“有了大帅这句话，我等敢不从命！”

戏台上《麻姑献寿》依依呀呀刚唱了个开头，台下诸人的酒意已经有了六七分。就在此时。一个仆人急匆匆走进来，递给袁世凯一张电报纸，附耳低言几句，这才退出客厅。

周围都是心腹亲信，袁世凯也没什么顾忌，直接打开电报纸读了起来。刚看了开头。他面色便凝重起来。作为头号心腹。赵秉钧急忙问道：“大帅，发生了什么事？”

袁世凯随手把电报纸递给了赵秉钧：“让唱戏的都停下吧！昨晚湖北新军起事，已经攻下武昌，湖广总督瑞心如（瑞瀓）、第八镇统制张虎臣（张彪）败走汉口，国家有事了。”

庚子国变以来天下颓势已显，大有群雄逐鹿之势，但真正有准备、有预谋的。不是革命党，也不是立宪派，而是袁世凯，他不仅对军队、官场进行了渗透，还通过梁士诒等人插手金融，通过王锡彤、周学熙等人染指实业。当然，也包括建立自己的情报系统。

从很早以前，袁世凯就有目的的在全国范围内布置暗探。构建自己的情报机关。被迫退隐之后，更是在洹上村私设电报房。一边钓鱼养病一边掌控全国动向。保路运动爆发，袁世凯日益密切关注国内的政治形势。在武昌起义短短几小时之后就收到情报。也在情理之中。

听闻湖北新军起事，座上众人相顾失色，顿时失去了饮酒的兴趣，开始与边上人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倪嗣冲弹了弹手中的电报纸：“一甲子前，洪秀全、杨秀清等贼子金田起事，祸乱江南半壁，正好成就曾文正公万世功勋，只恨他癞龙不愿登天。如今湖北新兵闹事，收拾乱局非大帅而谁？大帅，您东山再起的时候到了！”

袁世凯摇摇头：“诸位，此乱非洪、杨可比，不可等闲视之！”说罢起身，转入后院。

赵秉钧、张锡銮等人相互对望一眼，纷纷起身跟了进去。

进了内院，左右都是嫡系，倪嗣冲说话更加肆无忌惮：“大帅，眼下天下大乱，民无所归，捷足者先得。如今北洋各镇新军正在滦州秋操，只要大帅登高一呼，诸军挥戈南指，京津直隶唾手可得。或挟天子以令诸侯，或黄袍加身自开新朝，大事须臾可成。这个时候，大帅你可不能犹豫！”

袁世凯背影一僵，半晌才转过身：“我袁某世受国家恩遇，安能行此悖逆之事？丹忱，这里都是深交故旧，信口开河倒也无妨。倘若在大庭广众之下大放厥词，岂非陷袁某于不忠不义之地？此种大逆不道的话语，以后休要再说！”

众人被训斥得一时语塞。

倒是实业家王锡彤毫无顾忌，朝袁世凯拱拱手：“当今朝廷亲贵用事，贿赂公行，亡国指日可待。即便湖北新军不闹事，大帅出山匡扶社稷，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吗？”

袁世凯沉吟良久，才摇摇头：“不能。如今朝廷积重难返，亲贵遍布中枢，稍有改革便触怒当权，动辄得咎，任谁也是无计可施。天之所废，谁能兴之？”

王锡彤不客气地反问道：“那大帅为何还要匡扶清室？”

袁世凯冲京师方向拱拱手，一脸忠义之色：“既然时势如此，袁某唯有托孤受命、鞠躬尽瘁，做个大清的死臣，以报皇天后土之恩！”

王锡彤道：“秦汉以来专制王朝，从不允许有功高震主的大臣，即便周公、霍光之类的纯臣也难逃谤毁，何况大帅与皇室颇多过节？古代君臣同是汉族，尚生仇隙，何况大帅与皇室汉满异族？只怕最后不仅做不得忠臣，连自己身家性命也难保！”

袁世凯勃然变色，大声说道：“我已经五十有三，不能再做革命党，我也不愿克定、克文等子孙辈做革命党！”

倒是边上一直没说话地赵秉钧琢磨出了袁世凯的心思：“丹忱兄所言之举风险极大，大帅弃之不用，乃是洞见一切！”

倪嗣冲有些不满：“北洋各镇都是大帅一手带大的，对于大帅奉命唯谨，简直是如臂使指。内阁里除了皇室载颋、载泽、载洵、溥伦那几个废物点心，学务大臣孙元起只会教书唬弄洋人，陆军大臣荫昌只能指挥动身边几个仆人，司法大臣绍昌、理藩大臣寿耆就会耍嘴皮子功夫，邮传大臣盛宣怀已经垂垂老矣；而至关重要的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和徐世昌、外务大臣梁敦彦等四人都是大帅的至交好友。如此内外齐心，能有什么风险？”

赵秉钧道：“丹忱兄可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首先，正如大帅先前所言，项城袁氏世受国家恩遇，如果学曹孟德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天下，肯定要被后世诟病的。

“其次，虽然大帅在北洋新军中恩泽颇深，可军中元老姜翰卿（姜桂题）、冯华甫（冯国璋）等人的心思我们还没有吃透。万一举事，他们要跟我们对着干，怎么办？

“第三，尽管大帅在内阁中颇有亲旧，可是各省清廷旧臣还有许多，比如两江总督张千里（张人骏）、东三省总督赵次珊（赵尔巽）、云贵总督李仲仙（李经羲）、陕西巡抚升素庵（升允）等均具有相当的实力。我们一旦操之过急，很有可能成为天下督抚的众矢之的。

“第四，北洋军力目前还没有进入长江以南，即便我等辅助大帅问鼎成功，那也不过是江北半壁，南方仍需要用兵讨伐。

“第五，南方如今立宪之风浓重，未来究竟如何，尚未可知。我等不如辅佐大帅先表面维持清室，坐山观虎斗，看看朝廷和南方立宪派、革命党究竟谁更厉害，他日可以坐收渔翁之利。”

袁世凯深深地看了赵秉钧一眼，笑骂道：“奶奶个熊的，看来你们都是黄汤灌多了。老子能不能咸鱼翻身还八字没一撇呢，你们倒替老子操心起来了。咸吃萝卜淡操心！赶紧滚回去睡觉去。”

众人其实笑道：“大帅，属下真的喝多了，这就回去躺尸！”说罢一哄而散。

就在彰德府洹上村众人喝酒听戏的时候，在湖北武昌谘议局，革命党人也在筹划着未来的打算。不过相对于袁府诸人的老谋深算，这些革命党人简直幼稚的可笑。

当然，这也不能怪革命党人。孙中山等人最初在建立兴中会、同盟会时，就只想着摧毁旧制度，没有想过如何建设新国家。后来经过汪兆铭等人的提醒润色，终于提出了施政纲领，但同盟会从上到下没几个人有从政经验，写出来的“三民主义”倒有大半属于纸上谈兵。

武昌起义，最初不过是革命党花名册被清廷查获，几十个心虚的青年兵丁害怕逮捕被杀而冒死一搏，谁想最后居然闹出了那么大的场面！

参与革命的青年军人都是些小兵，正军校（类似于今天的连长）、副军校（排长）之类的下级军官都没几个，更不用说正参领（团长）、副参领（营长）之类的中级军官。等第二天攻下湖广总督衙门之后，他们在兴奋之余也有些惶惑：捅了那么大篓子，这该如何收场？

第二五一章一声震得人心恐（中）

湖广总督衙门是本次起义的重点攻击目标，枪林弹雨之中早已面目全非。等武昌全城底定，需要成立湖北军政府时，才发现衙门已经根本不能用做办公场所。商议之后，大家决定征用未受池鱼之殃的谘议局大楼。

带着硝烟味的新军头领来到谘议局，发现局中人早就作鸟兽散，只有议员沈维周被留下来看场子。见一群丘八杀气腾腾走进大楼，沈维周心惊胆战地迎出来，又是敬烟又是作揖：“不知诸位到此有何贵干？”

蔡济民不仅是革命团体文学社社员、共进会会员，而且还是第二十九标的副军校（排长），算是起义军人中少有的“头面人物”。此时排开人群，上前说道：“不知先生如何称呼？”

“在下沈维周，字歧生，巴东人，忝为湖北谘议局议员。”四十岁左右的沈维周恭敬地对一群小伙子自我介绍道。

蔡济民“啪”行了一个军礼：“你好，沈议员！我等是革命军人，已于上午光复武昌，现有三件事向你宣布：第一，借用贵局设立湖北军政府。第二，恭请贵局议长汤先生出来工作。其三，请贵局派人接受武昌财政机关，并负责军政府经费开支。以上。”

沈维周牙痛似的呻吟道：“这位长官，如今谘议局众人已经星散各处，您说的实在是——”

“这么说来，你是不答应喽？”蔡济民手有意无意地放在了腰上佩枪的位置。

沈维周浑身一激灵，连忙改口：“我的意思是，如此大事。岂是沈某一介议员所能决断？我们应该请汤议长出来才好拍板。”

蔡济民神色冷酷：“陈树三，陪着这位沈先生去请汤议长。如今革命军兴。万事火急，可不要让大家等太长时间。否则，哼！”

一声冷哼，让沈维周脊背上直冒白毛汗。

陈树三，名叫陈磊，字树三，目前就读于孙元起创立的湖北高等工业学堂。他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如今武昌城头飘扬的九角十八星旗，就是他和赵学诗、赵师梅兄弟一起制作的。他不太出名，可他的亲兄弟一大代表、革命烈士陈潭秋，大家一定不陌生。

陈磊二话不说，便陪着沈维周去找汤议长。

所谓“汤议长”，本名汤化龙。字济武。湖北蕲水人，日本政法大学毕业，现任湖北谘议局议长，是立宪派的一员健将。1910年在北京举行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一次会议，他被推为会议主席。汤化龙倒也不难找，此刻就猫在家里。听说革命党找他出来做事，自然死活不肯：“这种掉脑袋的事如何能做？我不出去！”

因为干系自己身家性命。沈维周在一旁苦劝不已。同是谘议局议员的胡瑞霖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也劝道：“济武，你老在家中藏着不出去也不是事儿啊！依愚兄之见，倒不如挺身而出，直接告诉那些革命党，说‘文人不知治军理财，还请另选高才大能，以免耽误大事’。或许还可以脱身。”

胡瑞霖的意思很明白：出去帮革命党做事，以后清政府反攻倒算。只是可能掉脑袋。但这群革命党都是愣头青，你在家里藏匿不出。他会以为你抗拒革命，没准现在就把你崩了！两者权衡，倒不如现在出去敷衍一番，将来的事将来再说吧。

思忖良久，汤化龙只好带着七八个议员来到谘议局。等他抵达时，商议内容已经换成了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推举谁来担任湖北军政府的首脑？

其实在武昌起义半年前，文学社、共进会等团体召开会议时，也曾提到革命成功后该推举谁担任临时都督的问题。当时革命团体的领袖，刘公也好，孙武也好，蒋翊武也好，尽管在革命过程中各自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论威望和能力，都还不足以服众，难以领袖群伦。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倒是个不错的选择，只是孙中山远在海外，短期不可能回国；想请黄兴等人来主持大局，可人家又看不上九省通衢的中部省份，一直迟迟不来。商议来商议去，他们推出了一个人选：黎元洪。

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早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甲午海战后，得到张之洞赏识，便跟随来到湖北训练新军，现任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类似后世的旅长）。他为人谨厚，治军严格，对士兵比较宽和，尤其善待从军的青年学生，所以无论底层士兵还是革命党人，对他都颇有好感。

在革命党看来，推举黎元洪有三个好处：第一，黎元洪是清末著名将领，推举他出来可以慑服清廷，号召天下，增加革命军的声威。也可以避免清廷给革命军冠以“叛军”“土匪”的罪名，使得各省不明真相，出现无人响应的局面。第二，黎元洪是湖北人，是鄂军将领，他出来可以号召湖北士绅、鄂军部署附和革命。

第三，黎元洪虽然出身行伍，但颇有文化，能文能武，容易合作，也有能力领导革命。

当然，还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