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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抗日上海滩-第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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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的过程中。当一个证人被带到证人席上并履行了宣誓或类似宣誓的手续之后，直讯便开始了。刚才威伯对余生的问答，便是直讯。而日本律师对威伯审讯程序的质疑，连带对余生的质疑，其实已经算是反诘这个阶段。
在直讯阶段，直讯执行人。一般是庭长或者某个大法官。对证人的直讯通常都是由讯问他的姓名、年龄、籍贯和履历开始，然后再逐渐问到案情本身。证人对执行人所提出的各个问题的答复，都会载入法庭记录，这种记录便构成该证人的证言中最主要的部分，也就是证言的中心。
随后的三个阶段。反诘，再直讯，再反诘，便是由这个证言中心衍生而来。并且，由于时间原因，很多时候，证人并不是将这四个阶段全都经历。而是只经历一两个阶段。或者，只经历直讯这一个阶段。
在直讯阶段结束后，由日本律师团对余生的反诘开始。
反诘这个阶段并非是每个证人必须要经历的阶段，如果一个不出名的证人说了一些不重要的事实，那么日本律师们很可能会失去兴趣，放弃对这个证人的反问。这个证人的作证任务，便算是完成了。
但是，余生显然不属于这种低调的证人。在余生出庭作证之前，日本律师团便连夜开会，摩拳擦掌，准备给余生一个好看。并以此证明自己对得起雇主支付的高额佣金。
与此同时，余生出庭作证，并接受日本律师团反问这件事，也迅速成为世界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毕竟，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战争已经过去，最重要的还是过好眼下的生活。他们关注的绝不是法理性质非常强的辩论，或者枯燥无味的史实文件。
而是一些著名人物出庭时，接受诘问，并相互对骂的情景。毕竟，这些大人物平日难得一见，也凑不了这么齐。更不可能被人看见被人指着鼻子骂，并且骂回去这种热闹场面。
所以，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期间，新闻报道最多的，就是这些著名人物出庭作证，并接受诘问的内容。这些著名人物，包括伪满皇帝溥仪、“卢沟桥事变”时北平市长秦德纯、宛平县长王冷斋、密勒氏评论主笔鲍威尔、美国海军上将理查逊、英军上校魏尔德、绰号“军人怪物”的田中隆吉，以及那些曾经身居日本高层位置的被告东条英机、小矶国昭、荒木贞夫、木户幸一、南次郎、岛田繁太郎、板垣征四郎、桥本欣五郎、松井石根等人。
而余生，算是这群人里面娱乐性质最强，但背景最弱的一个。也是最年轻、知名度最大、影响力最大的一个。所以关注也是最多的。
在余生出庭作证之时。旁听席上不但座无虚席，而且拥挤异常。有的人愣是发明了两个人坐一张椅子，这种独特的就坐技巧。站着的人就更多了。人挤人，人挨人，一丝缝隙也没有。
平日里，这些大人物出庭时的旁听入场券。在东京黑市上，不过能炒到数百或者上千日元。当余生出场时，黑市上的入场券，直接涨到了三千日元！就是这样，还供不应求。求购者甚至标出五千日元的高价悬赏，但却无人出售。
而反诘这个阶段，也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用时最多的一个环节。消耗在反诘这个环节上的时间，可以占到全部审讯内容的二分之一！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日本人的延宕战略。无论是哪一个证人出庭为检察方作证。都会受到日本律师团的反复诘问和攻击。力求证明证人所说证词不可信。
例如，前南京政府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出庭作证时，他在直讯阶段的书面证言宣读不过一二小时，而在反诘阶段中辩护律师们同他斗了四天多。而伪满皇帝溥仪出庭作证总共是八天，而耗于被告律师们轮流反诘的时间便占了七天有余。
这种反诘不但对出庭作证的人是一种折磨，对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来说，更是一种折磨。日本律师团反诘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让这些法官非常头疼。
而作为起诉方。对日本被告方面提供的辩护证人，进行反诘的检察官。则完全做不到这一点。对一个辩护证人，执行反诘的只能是一名检察官，根本没办法向日本律师团那样，对检察证人群起而攻之。
为了避免审讯无限期拖延，十一位大法官开始对反诘的范围加以严格限制。在经过十一位法官的讨论之后，法官会议上通过一个决议。并于一九四六年契约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公开宣布。
决议宣布：“法庭决定，从今以后，将使一切反诘都限制在直讯时所提到过的主要问题上。”
这就是说，在反诘时向证人提出的问题，必须是证人在直讯阶段所作证言中曾经提到过的问题、陈述过的事实或表示过的意见。
并且。反诘的问题还必须是主要问题，即与案情有直接或重要关系，而不是无关的细节问题。更不能攀扯延伸到其他乱七八糟的细枝末节上去。
不过，即便如此，日本律师团问的问题仍然让人恼火。由于余生没有在证词中牵扯到具体的日本战犯，所以，反诘是由日本律师团的副团长清濑一郎亲自上阵。
清濑一郎问余生道：“请问余先生，你是一直生活在南京么？”
“是的！这点我说的很清楚！”
“那么，你知道从上海到南京的距离是多远么？”
“没有具体量过，大概三百公里。”余生听到清濑一郎问到这里，基本上已经明白清濑一郎想要说什么了。
清濑一郎道：“从南京到上海大概有三百公里，如果长江下游冬季的江水流速，在一米每秒的话，那么一公里的时间，则需要一千秒，三百公里则需要三十万秒。即八十三个小时，即便是起风时江水流速较快，可以达到四五米每秒，从南京漂流到长江的时间，也需要二十多个小时！”
“如果余先生是从下午开始漂流的，到达上海的时候是第二天晚上，或许能够说得通。总共用时三十多个小时，与计算相差不大。可是，冬天长江的水温极低，余先生你是怎么生存下来的呢？”
“根据日本科学家的实验数据，当环境温度降到十度以下，人又没有保护的时候，只需要几个小时，人就会冻死！余先生不可能在冰冷的江水中生存三十几个小时，你自一开始，就在说谎！”
“因此，你的证词完全不可信任！”
清濑一郎这一反问，其实问到了点子上。余生完全不可能在冰冷的江水中生存这么长时间。他的前身早就冻死了，所以，他才能从后世穿越而来。这几乎牵连到余生最大的秘密。
不过，余生早有应对方式。在穿越之初，他就开始构思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回答。
所以，清濑一郎虽然问到了点子上，但是，余生自有应对的方法。
余生笑道：“据我所知，日本是一个岛国。地方不大，但周围全是海。冬泳是一项很知名的运动。如果清濑一郎先生不是故意忽视这一点的话，应该知道，冬泳运动，人感觉最冷的时候是下水之前和出水之后，而不是在水中。”
“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冬泳运动的产生。余某自小跟随父亲练武，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因为家在长江边上，冬天到长江游泳，简直就是家常便饭的事情。平日冬天，都穿单衣。在这种情况下，在江水中坚持的时间长一些，也不算什么。”
“据我所知，有人曾经在没有穿衣服的情况下，进入倒满冰块的玻璃箱子中，坚持的时间达两个小时之久。在日本人入侵南京的时候，虽然已经是冬天，但是江水温度仍旧维持在十度左右。正因如此，许多人才敢横渡长江。”
“一个自幼冬泳，视寒冷如无物的人，怎么就不能坚持的时间更长一些呢？”
“更何况，余某在上岸的时候，便遇到了遭受日本人袭击的法国巡捕。这一点，目前已经回到法国的法国巡捕们和已经移居瑞士的巡捕官卡特雷斯可以给我证明！”
以清濑一郎为首的日本律师团，早已调查过余生的资料，知道余生武力值出众，身体素质极好。他们对余生的指责和疑问，也大多是推论的。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所以，色厉内荏，并不是他们表面那么自信。
PS：麦克马纳斯的扯淡，是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上扒下来的。
第二百五十二章 铁证
英美法系，最讲究的就是证据，没有证据，证人也可以。←百度搜索→余生有大量的证人可以作证，这一点就可以秒杀日本律师团提出的诸多疑问和推断。更何况，如今的美国人和法国人好的穿一条裤子，都是盟军阵营。
这些大法官自然而然便会偏向余生一方。这个日本人并无证据的推断，就此揭过。
虽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规定，一切反诘都限制在直讯时所提到过的主要问题上。但是，也有例外之处。日本人常常绕开问题本身，对阐述事实的证人本身的人品问题，进行攻击。务必让人感觉证人的人品，不是那么坚挺。证词不是那么可靠。
而日本人对证人信用和人格的攻击，并不违反英美法系的习惯规则，并不违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宪章、程序规则或各种法官会议决议。所以，这种攻击虽然超出了法庭规定的反诘范围，但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却并未加以制止。
例如，日本律师团的美国律师，曾经反问作为检察证人，证明皇姑屯事件是日本人一手策划的日本陆军少将田中隆吉，“你有精神病么？”
或者“检察方面是否答应过你，如果你作出有利于他们的证言，他们便会给你以不可侵犯的权利和不把你当做战犯来追诉？”
对于其他的一些证人，为日本甲级战犯辩护的美国律师更是直接反问道：“你在参加这一诉讼时期，得到了什么报酬呢？”
这种反诘的方式，和反诘的问题，经常让关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证人们愤怒不已。不过，真金不怕火炼，有些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反诘的，许多事实铁证如山，任由日本律师团如何巧舌如簧，也无法动摇分毫。
日本律师团对于余生的反诘，也是从质疑余生的人品开始。在第一个问题折戟沉沙后。清濑一郎又拿出一个经过日本律师团讨论，认为足以对余生的信用产生影响的问题。
清濑一郎道：“根据我和我的同仁，调查得知，一九三八年年初。余先生在上海滩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对记者叙述过所谓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而当时有许多报社曾经根据余先生的叙述，向上海滩的民众做出报道。”
“我想知道，余先生早已经离开了南京城，是如何得知南京城中。所谓的‘真相’的呢？而且知道的如此详尽？这究竟是南京城的‘真相’？还是余先生的哗众取宠呢？”
余生一笑，清濑一郎这个问题也问的有点技术。他在刚穿越过来的时候，对外界所说的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确实是根据后世他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资料，回忆出来的。
但是，在穿越过来后，余生便开始着手搜集相关的资料和证物。并暗中保存。为的就是留给后世一个真实而不容抵赖的历史。而中国人又极多，日本人围城，虽然杀了三十万中国人，但是在日本人屠刀忍耐求生。陆续逃离南京的，也不在少数。
并且，很多逃离南京的人，第一站就是日本人尚且管不到的上海滩孤岛。这些人带来了大量的消息，甚至还有照片等证物。而当年唐生智的胡乱指挥，也在老蒋那里留下了底子。这些东西，被余生暗中从军统那里买来。
至于日本人关于自己军队在南京的大屠杀统计，别人手里没有，南造云子手里却是有的。余生早就让陈天拿了出来。反正日本人手头的资料数以万计，也没有时间每天逐一清点一遍。所以。这些资料拿的神不知鬼不觉。甚至连日本人自己都不知道资料已经丢了。
余生不搭理清濑一郎，对大法官威伯道：“庭长先生，我在漂流到上海滩后，便开始搜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如果有可能。我希望当庭展示。”
威伯精神大振，道：“允许证人当庭展示自己搜集到的证物！”
这种证物的展示与搜集，虽然并不通过约瑟夫季南带领的检察官团队，但是，证人对于自己认为重要的证物，确实有保存拥有的权力。所以，也不算是违规。真实历史上，约翰马吉摄录的有关日本人南京大屠杀的影像资料，便是由他自己保存的。
在获得允许后，余生让法庭的守卫从证人休息室中抬出一个大箱子。这箱子中，是他在开庭前，便准备好的，有关日本人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证据。有照片和照片的底片，有十几份不同人写的日记，也有日本情报部门和老蒋手下弄出来的官方公文或者绝密情报。
当这些证据被法官一一从箱子里面拿出来的时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一片哗然。
威伯问余生道：“请问，拍摄这些照片，写下这些日记的证人，如今在哪里？”
“不知道。有些日记，是从难民收容所中得来的。据说，写日记的人早已死于日本人的屠刀下。这些照片的拍摄者，也并不清楚，战争让我再也无法根据照片上的线索去寻找这些照片的拍摄者。”
“至于这些情报，是我无意中从东京的黑市上买来的。具体是否真实，我无法判断。需要盟军的情报部门加以甄别。”
这些证据太过于重磅。包括十一位大法官在内，都有些承受不住。威伯一敲锤子道：“我们法官会对这些证据加以阅读和甄别。现在休庭，呃，两小时！”
法庭中，只有梅汝璈和向哲浚知道一点风声，包含赞许的看了余生一眼。余生便被法庭守卫请到了证人休息室中。至于清濑一郎和日本律师团，在如山铁证面前，哑口无言。直接被无视了。
原本认为是可以为难一下余生的问题，成了余生给出资料的踏脚石。纯属自作自受。
余生提供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资料并不少。两个小时的时间，完全不足以读完。并且，大多日记之类的文字材料，都是以中文为主的，十一位大法官中，除了梅汝璈熟悉中文，其他十个法官并不能直接阅读这些文字材料。
所以。两个小时的时间，只够这些大法官把余生提供的照片大体浏览一遍。而文字材料，则会交由检察官团队处理。可是，即便如此。余生提供的这些照片，也足够让人震撼。
这些照片详细记录了日本士兵对中国平民的戕害。黑白色的照片中，中国平民的尸体铺满街道，而日本士兵仍旧在端着刺刀寻找活人。一旦发现，便会补上一刀。照片拍摄的视角。明显是在某一个门缝之后。
同时，这些照片还记录了这些日本士兵各种突破人性底线的暴行，有一张照片中，有一个开膛破肚的中国女子，脸上表情痛楚僵硬，显然是已经死了。两三个日本士兵正端着刺刀在其身旁大笑。
而另一张照片上，则记录着一个猖狂大笑的日本士兵，将刺刀挑起，而刀尖上有一个婴儿。除此之外，日本士兵对中国平民的枪杀、刀劈、砍头、铡刀断头、活埋、水淹、大卸八块、用中国人作为练习刺刀的靶子等照片。应有尽有。
数百张照片，简直就是人间地狱的真实记录。让人毛骨悚然的是，这数百张照片上，竟然便囊括了近百种不同的死亡方式。而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南京！
除此之外，这些资料中还有一些当年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虽然日本人严格限制对前线日军不道德行为的报道，但是，初入南京时，也有些得意忘形。所以，也有漏网之鱼。
其中的一份报纸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东京****新闻》报道的。两名日本军官的“杀人竞赛”。
新闻记载了，日军第十六师团中岛部队两个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其长官鼓励下，彼此相约“杀人竞赛”。两个日本人商定在占领南京时，谁先杀满一百人为胜者。他们从句容杀到汤山。向井敏明杀了八十九人，野田毅杀了七十八人，因皆未满一百人。所以，“竞赛”继续进行。
到了十二月十日中午，两人在紫金山下相遇，彼此军刀已砍缺了口。野田谓杀了一百零五人。向井谓杀了一百零六人。又因确定不了是谁先达到杀一百人之数，决定这次比赛不分胜负，重新比赛谁杀满一百五十名中国人。
这则新闻在《东京****新闻》上，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连载。举办“杀人竞赛”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当时被《东京****新闻》称为“皇军的英雄”。
这份报纸其实盟军的档案室也有，但是日本《东京****新闻》显然不会将中国人的惨状刊载在报纸上，所以，原本看时，虽然觉得恶心惨烈，但也没有到毛骨悚然的地步。
如今这份配着这份报纸和余生提供的照片一起看，一众法官才觉得浑身寒毛直树。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报纸上的笑容，背后有累累尸骨，宛如恶鬼。
这种事情，挑战人类的道德底线。但凡有些良知的，都不能忍。两个小时休庭后，十一位法官一致决定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展示这些照片。并选择有代表性的照片，允许记者拍照记录。
而这些照片造成的效果，也是轰动性的。当这些照片迫于盟军的压力，刊载到日本各家报刊上的时候，日本民众才明确知道，前方的日本士兵都干了什么。
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同样也触动了大量的日本人。原本认为自己只是被美国人打败，不应该接受中国人作为法官和检察官审判的日本人的嚣张气焰，明显小了不少。
而在中国南京，当大量的照片和证据被中国报纸报道出来后，许多人泣不成声。虽然战争过去，时隔多年。但是，留存下来的人，对于往事的记忆不曾模糊。还真就有人在这些照片中发现了自己的旧识，原本以为只是在战争中失去了联系。却不料，早已被日本人残害而亡！
一时间，遍地哀声。为了祭奠死者而燃起的香火连绵不绝十几日。而余生的苦心孤诣，搜集证据，证明历史，让日本人无法对南京大屠杀抵赖之事，也被众人赞颂不已。隐隐然，便有几家报纸将余生定为民族英雄。
不过，余生的证据虽然全面，但是日本人抓住了余生身为中国人，并且是著名的电影导演这一点。非说这些拍摄者未知的照片，是余生找演员配合表演出来的。听得众人火冒三丈。
而审判也只能继续下去。随后，检察官团队从中国找来的，在真实历史上出现过的证人们纷纷登场。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约翰马吉。
约翰马吉于一八八四年出生于美国，在从耶鲁大学和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院毕业后，于一九一二年，作为牧师，被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传教。随后，便在南京道胜堂作传教士。这种传教士，自一八四零年之后，便在中国出现，从此之后络绎不绝。有的人对于中国有些善意，约翰马吉便算是其中之一。
约翰马吉在南京道胜堂，一直传教到一九四零年。在一九三七年，日本人进驻南京时，约翰马吉成为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以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便是号称中国辛德勒的约翰拉贝。
约翰马吉为中国人做的最大贡献，除了在战争中救助了无数中国人，在两个月时间中给日本大使馆和日本占领军最高指挥机构写了四百多份《抗议书》和《报告书》，强烈要求停止暴行之外，便是用一台十六毫米摄影机，将日本人在南京的所作所为都拍摄了下来。并流传后世。
约翰马吉总共拍摄了四盘摄影胶片。总长度达一百零五分钟。这些镜头是留存到后世的，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并由其子大卫马吉，在后世二零零二年，捐献给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为日本人南京大屠杀的铁证。
第二百五十三章 约翰马吉
与原本历史唯一有所不同的就是，在约翰马吉出庭作证之前，曾与余生有过联系。毕竟，余生在美国的产业并不在少数，如今手下的员工没有一万，也有八千。联系出生于美国的约翰马吉很是容易。
经过余生的劝说后，约翰马吉给日本人准备了两份惊喜。
在证人宣誓，庭长威伯按例询问了约翰马吉的姓名、出生地、职业与在中国的时间之后，约翰马吉开始讲述他在南京的所见所闻。
威伯问约翰马吉道：“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士兵在占领南京后，是如何对待中国平民的呢？”
约翰马吉回答道：“令人难以置信地恐怖！在几天内就迅速开始了屠杀，通常是单个的日本士兵，有时是三十多个日本士兵一起四处游荡，每个人似乎都掌握着生杀大权，之后很快，就开始了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不久南京便陈尸遍地，我曾经碰到过成队的中国平民被押走杀害。”
“这些人主要是被用步枪和机关枪杀害的。另外，我们也知道有数以百计的人被刺刀刺死。一位妇女告诉我，她丈夫的双手在她的面前被绑了起来，然后她的丈夫被扔进一个池塘，而她就在现场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日本人不许她救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就在她的面前淹死了。”
……
“十二月十六日，他们（日本士兵）来到一个难民营，我对这个难民营非常熟悉，因为这是我的基督教教会成员聚集的地方，他们从这里抓走了14个人，其中包括一个中国牧师的十五岁儿子。四天后，这十四人中的一个人——他是个苦力——回来向我们诉说了其他人的命运！”
“他们被和其他一千多人集中在一起，押往长江边，在那里，他们被用机关枪像割草一样从队伍两头射杀了。在子弹飞来之前，这个苦力猛地倒在地上。没有中弹。周围其他人的尸体盖住了他，他就一直躺在那里直到天黑，得以逃脱。”
……
“十二月十八日，日本大使馆的田中副领事邀请我和他一起去南京城北的下关。辨认一处外国人的财产，他要在这处财产上贴出告示加以保护。除了坐他的车外，我无法出城。我们走近路，穿过一条小巷子，但是很快就碰到了许多尸体。我们只得把车倒回来，因为我们根本无法从这条小巷子通过，除非从这些尸体上轧过去。”
……
威伯又问道：“在占领南京后，日本士兵是如何对待妇女和儿童的呢？”
约翰马吉道：“事情同样令人难以置信地恐怖。每天都有强奸事件的发生。很多妇女、甚至儿童惨遭杀害。如果一名妇女拒绝或反抗的话，她就会被枪杀或刺死。我照了一些相片，拍了一些录像，记录了这些妇女所受的伤，有些妇女的脖子裂开了，全身都是伤口。……”
“还有很多其他此类事件。我们面临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所有外国人都面临着这个问题。我们无法阻止他们把男人带走，但是我们可以阻止他们强奸女性。……”
“如果有任何真正的措施制止这种行为的话。这种行为是可以被制止的。当时这种事情完全没有被（日本人）当回事。一天，安全区委员会的主席拉贝和一名日本军官一起去他的家，拉贝先生收留了许多中国女性，在他的院子里大约有二三百人，她们在院子里搭起了小帐篷，那天当他和那个日本军官一起到家时，他们看到一名日本士兵正在一个帐篷里强奸妇女，那名军官所做的只是打了那名士兵几个耳光，拉贝对此感到极其恶心，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其他国际委员会的成员。”
“在一月三十日。我们要处理一个新的危机，因为日本人试图——他们找到我们，试图强迫我们把这些女性从安全区遣送回家。”
威伯追问道：“那是哪一年的一月三十日？”
“一九三八年一月三十日！他们（日本人）不希望我们——他们不希望这些女性受我们保护。我们决定作出一些顺从的表示，因为我们担心整个安全区会被解散。”
“因此我们建议年纪较大的女性回家。但我们仍然把年轻的女性置于我们的保护之下。我们很快就听说这些妇女从安全区回家后，强奸事件又开始了，而这些女性中的一些人，我们在安全区内是认识的。”
……
在这个问题回忆完之后，威伯问道：“马吉先生，日本士兵在占领南京后是如何对待私人财产的呢？”
“日本士兵抢走了一切他们想要的东西：手表、自来水笔、钱、衣服、食品。我曾经在最初的几天里把一个弱智的妇女送到医院。她在夺回被一名日本士兵抢走的被褥时被这名日本兵刺伤了脖子。日本士兵根本不理会他们自己的领事馆张贴的关于保护外国财产的告示，也不理会美国大使馆张贴的告示。……”
威伯又追问道：“你描述了日本士兵在占领南京后对待平民和财产的情况，这种情况持续了多长时间呢？”
“在大约六个星期后，这种事情开始减少，但是还是发生了许多此类事件，之后发生了许多单个事件。……”
威伯问得很详细，约翰马吉回答的也很详细。日本律师团的律师见势不妙，于是日本律师打断道：“如果法官大人允许的话，我想利用这个空隙提醒法庭，我相信各位法官已经注意到这位证人在通过阅读某种笔记来帮助他的记忆，那么我想一直到现在他都不能根据他的记忆来作证，他不应该阅读笔记或准备好的记录。我希望法庭能规范这一点。”
威伯对约翰马吉道：“当你站在证人席时，你就没有了阅读笔记的自由——除非你得到了法庭的许可，只有当你需要用来帮助你回忆而且这些笔记是在这些事情发生时记录的，你才能阅读。这一警告对你是有效的。”
约翰马吉却道：“我想告诉阁下，我的本子上写的内容，上面只有日期。我每天都给我的妻子写一封日记信，现在就在我手里。这上面全是“十二月十四日”之类的日期！”
“如果说记录详细，我的日记远远没有拉贝先生和魏特琳女士的日记详细。我也带来了他们的日记！如果说阅读，我还不如阅读这两份更详细的日记！而且。无论我是否在阅读日记，历史的真实是改变不了的。”
“我前面说过，我给一些中国人录过像。我想告诉庭长阁下，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真实影像。我也带到了法庭，希望法庭允许当庭播放！并且希望法庭将拉贝先生和魏特琳女士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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