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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疯狂(等候)-第2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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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围成圈，士兵圈外用矛戟刺杀。看其呼号乱走以助兴致。此命名为“贯戏”。
最令人发指的是对付稍有反抗或语言不满的人。捉来将其背部皮肤从脊沟分剥，揭至两肩，反披于肩头上，赶到郊外，严禁民间藏留给予饭食，多有栖身古墓，月余而气绝。如行刑者使人犯当时气绝，未能遭此活罪。行刑者亦被剥皮。此命名为“小剥皮”。
此外，张献忠出身草莽；粗鄙无文。出于一种猜忌、仇视文化人的本能，他必然大杀读书人。他的大西政权在四川各州邑安置官员，用军令催逼周围士子乡绅到城镇，由东门入，西门出，尽杀灭。
攻陷成都仅二月，杀进士、举人、贡生一万七千人于东门外。又召集生员，拿出一面一百平方尺的大旗，令其在上写一满幅“帅”字，且须一笔书成，能者免死。有夹江生员王志道缚草为笔，浸大缸墨汁三日，直书而成。张献忠仔细看后曰：“尔有才如此，他日图我必尔也！”即刻杀死祭旗。反正是不讲理的屠杀，根本让那些士子没有活路。
之后张献忠开科取士。严逼各州县士子前来考试，不来者杀头，并连坐左右邻居十家。他在成都贡院前设长绳离地四尺（约1。3米），让考试的人依次过绳，凡身高于绳者，全部赶到西门外青羊宫杀之。前后万余人，死者留下笔砚堆如山积，张献忠前往观看，拊掌大笑开怀。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别人是虎毒不食子，张献忠却来了一个自毁自杀。某日晚，他的一个幼子经过堂前，张呼唤，子未应，即下令杀之。第二天晨起后悔，召集妻妾责问她们昨晚为何不救，又下令将诸妻妾以及杀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
奇怪的事还不仅仅这一些，随着张献忠的心情焦虑，他竟然开始大杀自家兵士。当周围已无百姓可杀时，乃自杀其卒。初杀蜀兵，蜀兵尽，次杀楚兵，楚兵尽，后杀同起事之秦兵。而这行为连大西军的将士都看不下去，而张献忠反而责其下属杀人不力，骂曰：老子只需劲旅三千，便可横行天下，要这么多人做甚！
尤其是妇女，更是像沦入地狱。每逢大西军在攻城的时候，如遇到激烈的抵抗，张献忠就让所掳掠的妇女赤身**向城上辱骂。
而掳来的妇女，凡是有姿色的都被**得奄奄一息，然后割下首级，将尸首倒埋进土中。女人的下体朝上，据他们认为可以压制炮火。
除了在一种情况下妇女可以免死，那就是张献忠的士兵一进入百姓家，家里的妇女装出十分情愿的样子主动与士兵相淫。因此张献忠的士兵经过的地方，妇女不得不首先迎出来，自己脱衣供他们侮弄，这样才有机会救一家人的性命。所以那些民女在惊骇之下，只好纷纷主动献身，比娼女还像娼女。
而当张献忠每攻陷一城，所掳掠的妇女必须由他先挑选出几个姿色美艳的轮流伴宿。这些美女们上半身穿着艳装，下半身**什么也不穿。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只要张献忠淫兴勃发，立刻命这些美女横倒在地，进行奸污。等到他玩腻了的时候，便将她们洗剥干净杀死，蒸着或煮着吃。有时他等不及这些美女煮熟了，就带着血大嚼起来。
入川以后，张献忠患了疟疾，他就对天许愿说如果病好了就以“朝天蜡烛两盘”贡奉给上天，直到他病好以后周围的人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
张献忠命令兵士，专砍女子的纤足，每个兵士必须至少进献十双小脚。那些如狼似虎的士兵专门搜寻女子的纤足，只要遇见女子就地先将脚砍下来。不到半天军营中的小脚已经堆积如山。张献忠命人将收集来的三寸小脚堆成一座山的形状，称为莲峰。
没想到这位人间魔王还不满足。当他回头一看自己的小妾的脚也很小，就顺便砍下来堆在莲峰顶上，随后再将这些小脚架火烧毁，名为点朝天烛。至于男子则被砍脑袋或割下**，也堆在一起在太阳下暴晒。
在张献忠的一番屠杀之下，川地是赤地千里。当平民杀完以后，张献忠就派心腹去士兵中间窃听，士兵偶有怨言，就会全家被杀。
在这样的杀戮之下，川中城内都杂树成拱，野狗吃起人肉像虎豹那样的凶猛，在路上咬死人，不吃干净就走了。而遗留的百姓逃到深山中，穿着草编的衣服，遍体都生了毛（缺盐）。
这样一条条的血泪控诉，让吴世恭是揪心不已。他立刻批注道：“张贼不可恕！大西贼不可饶！”之后，就扔下了朱笔平复自己的心情。
不过看了李自成和张献忠的情报以后，吴世恭倒是对薛勇的西北攻略平添了许多信心。只要薛勇的声东击西战术一奏效，李自成的大顺军必将不复存在。而已经自我毁灭的张献忠更是不足为惧了。
就是战果不利，大平军也可以撤回山西和河南。毕竟他们的身后还有着周巡和张彪的熊捶镇、留守汝宁和归德的，薛强指挥的汝宁军部队，还有山西的地方部队作为支援呢。而且李自成的大顺军也没有足够的兵力进行反攻了。
休息了一会儿，吴世恭就开始看起了南明的战报。
北京被李自成攻陷和崇祯皇帝自杀身亡的准确消息，是在八月下旬才传到南京的，明朝身在南京的大臣们，在大悲大恸之中，连忙筹备拥立新君。于是各派政治势力紧张地争斗厮杀了一个来月，最后定立福王朱由崧为帝，改元弘光。
弘光帝于九月十五日登基，登基后立即就降旨为崇祯皇帝议上庙谥。九月十五日，谥号议定，全称为“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庙号“思宗”庙号、谥号用“思”、用“烈”，特别突出对崇祯帝“杀身成仁”的痛悼。
后来就有人提出，“思”字曾经是蜀汉后主刘禅死后的谥号，用“思”来称崇祯皇帝极为不妥，建议改定，朝臣们又反复磋商了很久，最后改定庙号为“毅”。
接着，在崇祯朝作过一个月大学士的文震孟的儿子文秉，更上先帝谥号曰‘烈宗正皇帝’。”虽然文秉的看法在当时很有代表性，遗民们出于亡国的惨痛和对故国深刻的怀念，对于作为故国标志的最后一个皇帝难免要表现出特别的热情。
何况“自古艰难唯一死”，崇祯皇帝毕竟是杀身殉国了，那死就被看作壮烈非凡，是合互乎大道的“仁”，甚至连在死前逼杀后妃也成了“义”，不争天命也成了“智”，临死前的一句激愤之言也成了“礼”，仁义礼智俱全，简直是独立于天地之间，垂则于千秋万代。
可笑的是，这些大臣们就忙着玩这些文字游戏，却不把心思放在如何来保住南明小朝廷上。
补充说明
关于张献忠屠川事件，有些书友有争议，而关于这段历史，笔者也翻阅了大量的资料，之后得出了以下结论：
首先、四川当时确实发生了灭绝性的大屠杀，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屠杀的刽子手无非是张献忠和清军这两方面之一；
其次、清军在统一中国的时候，确实也进行过大屠杀。例如：扬州、嘉定等。但清军一般是在抵抗激烈的时候才采取大屠杀的，这是当时作战时的一种野蛮作风，当然不好，但也不是清军所独有的。例如：李自成在宁武的屠城；
而当时的清军已经是想要统治中原，他根本不可能把天府之国的人全杀光，再耗费气力从其他地方迁移。这不是蠢事一件吗？所以清军不可能采取这样的行动；
第三、张献忠的屠杀是有前科的。他在凤阳和安庆等地也进行过屠杀，只是没有在四川这样的丧心病狂罢了；
第四、当清军入川以后，根本未遇上张献忠的大西军有力抵抗，而当清军斩杀张献忠时，他身边竟然只有二十几人，这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张献忠，已经因为大屠杀而众叛亲离了；
第五、在当时文人的笔记中，有着张献忠屠川详细描述。而有些文人是死在清朝文字狱中的，这些文人总不会粉饰清军吧；
最后、清军入川肯定也有屠杀，不过如此大屠杀的“首功”，毫无疑问是归于张献忠的。但是张献忠的大屠杀，也不能掩盖清军曾经的屠杀。
总之，现在网上有些不良的历史观，好像全部要推到清军这个异族的身上。确实，那是一段汉民族的血泪史，但笔者总以为，治史要客观，尽量客观吧！
当然，笔者欢迎对于这个观点的讨论。
第八百九十九章天下战事（四）
更为可怕的是，由于在新帝上的一系列不良的举动，现在的南明小朝廷也处在分崩瓦解之中。
当北京城被攻陷，崇祯皇帝身死的消息传到南京以后，作为南京兵部尚书的史可法，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文官之首。而此时的当务之急当然是立新君。
可接下来，清军和关宁铁骑奉鲁王“清君侧”；李自成的大顺军玉田惨败；汝宁军北上勤王，收复京城并救出太子；吴世恭黄袍加身。这一连窜眼花缭乱的消息使得南京的大臣们是晕头转向，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时间也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了。
然而在这一个多月的时光中，围绕着立新君，那些大臣也恢复了大明朝文臣们的“优良传统”，开始赤膊上阵，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党争。
按照与崇祯皇帝的血缘疏近，福王朱由崧是新君的当然人选。可是以钱谦益等热衷于东林门户之见的官绅却群起拥潞王。当然，这些东林党人的真正用意，就是排除福王，以确保崇祯时期东林—复社党人在政治上的操纵权，特别是如果潞王以较远的宗支而被迎立，钱谦益等人有“定策”之功肯定可以飞黄腾达。
而作为实权人物的史可法则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得意门生，自然对拥戴福藩继统心存疑虑，但又担心舍亲立疏将引起更大的**。
最后，史可法亲自写信给南京高级官员说明定策意见：“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遗议也。乃舍而立桂也。其潞藩则仿古兵马元帅之制暂借统兵马。”而南京的官绅对于这个折中方案比较满意，由南京礼部准备乘舆法物前往广西迎接桂王。
可就在此时，形势却急转直下。南京镇守太监卢九德暗中勾结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决定拥立福王朱由崧。
因为卢九德在万历末年曾在宫中为老福王朱常洵服役。所以在朱由崧的幕后策划之后，卢九德就当仁不让地展开了合纵连横的游说。
而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人的积极参与拥立显然是为了攘取“定策之功”，以此来增强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
至于那些原先不赞同立福王的东林党大臣，他们大多都立刻见风使舵，为了自己的权利，加紧时间向福王朱由崧表示效忠。而史可法却还蒙在鼓里，继续写信说朱由崧“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不可立之理由。
可是当南京各大臣被卢九德邀请到家中。传阅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人的效忠书信时，虽然不少人感到震惊，但是他们既无兵权。立桂、立潞的方案又已胎死腹中，失去了凭借，只好违心地表示同意。
在此次立新君中，史可法完全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作为一名亲东林党的文官。他这样的做法是有些门户之见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史可法性格上有着致命弱点。他是缺乏雄才大略，总想处处应付，八方妥贴，没想到最后却落得个事与愿违。
但是真正一度拥有决策大权的是史可法，他却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态度游移，没有断然决定拥立福王，致使朱由崧求助于镇将。从此南明小朝廷的大权旁落，史可法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
福王朱由崧先是就任监国。他立刻主持了廷臣会推，要先选出众位内阁大学士。会推结果，任命原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入阁办事。不久又以原詹事府詹事姜曰广为礼部左侍郎，与原礼部尚书王铎，二人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以张慎言为吏部尚书，召刘宗周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其他衙门官员也先后作了安排。
并且福王朱由崧按照史可法、高弘图、张慎言等人的意向是尽量让“正人”占据要津，使朝廷建立之始有一番新气象。开初在安排朝廷重臣上，他们得以如愿以偿。然而，这种局面很快就改变了。
争夺朝廷权力的较量先从首辅开始。按明代制度，南京兵部尚书位居留都百官之首，弘光朝廷初立，史可法就成为当然的首席大学士。可是在定策问题上，史可法那首鼠两端的表现，却得不到朱由崧的信任，因此，包括勋贵在内的一些人立即就随风转舵。如：魏国公徐弘基等原先顶奉史可法不啻天人，“权寄稍移，下石随起”；现在竟然倡言可法“勤王无功”“可杀”
于是，最后承受不了压力的史可法，就以江北不能没有重臣督师的理由，自请督师淮扬。而朱由崧也批准了史可法出任督师。
诚然，史可法为官是比较清廉正直，但如果认为他留在朝廷秉政，就可以保障江左，进而恢复中原，那就未免对史可法的政治眼光和魄力估计太高了，也不了解南明酝酿立国之时，史可法受东林党骨干分子的牵制业已铸下大错。
史可法本人不可能得到新天子的信任倒还在其次，真正的关键在于按伦序应继承帝位的朱由崧，他眼看将被东林诸公排斥，为了登上大宝不得不求助于武将，这样才造成了本来无功可录的武将一个个以定策元勋自居。
而一度掌握着拥立大权的史可法，他却未能抓住这个稍纵即逝决定社稷安危大计的机会，定策之功落入军阀之手，弘光既立，无论他在朝辅政，还是在外督师，都改变不了武将胁制朝廷、无意进取的局面。
史可法自食苦果，被迫让出首辅之位过江督师，只是证明他决策错误，事机已失，无可挽回。一批倾向东林党的士大夫大喊大嚷“秦桧在内，李纲在外”，国将不国，其实为时已晚矣。
所以对于当权者来说，在关键时刻的关键问题上绝不能犯错，否则是一步错则步步错。而史可法和弘光朝也进入到了风雨飘渺之中。
第九百章天下战事（五）
史可法的失势，使得一帮善于钻营投机的官员执掌了南明小朝廷的朝政，这样的人，其品格道德也是可想而知的，更不用说他们肯定不会把全部心思用在治国之上了。尤其是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人坐收“定策”之功，而朝廷中的大臣又纷纷拉拢这些武将形成奥援，这就造成了南明小朝廷文武交讧、将领纷争、内耗既烈、无暇他顾。
尤其是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南明如果想要有番作为，就一定要保持内部稳定。纵观整个大明朝的历史，无论是文官、武将，还是太监，随便哪一方得势，可朝廷的威信却总是至高无上的。尤其是明朝皇帝，他们总是把皇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而从武将这一方来看，直到崇祯末年，除了吴世恭、左良玉、吴三桂等寥寥几人，文贵武贱的传统却一直积重难返。可是当南明的武将们发现他们已经翻身，于是他们的“翻身农奴的高歌声”就唱得异常响亮了。
由于史可法在定策问题上犹豫不决，导致朱由崧乞援于武将。使得弘光既立时，那些武将坐收“定策”之功。而那些武将们既视皇帝为傀儡，朝廷也徒拥虚名，军阀操纵朝廷的局面业已形成。
于是在南明小朝廷的内部，逐渐形成了四股军阀势力。他们都割据一方，根本罔顾朝廷谕令，飞扬跋扈，只想着自保实力，鱼肉地方。对此。已知铸成大错的史可法等人，还想着竭力挽回这种局面。可是那些军阀已经是尾大不掉了。
而当弘光朝一成立，朱由崧就召见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等人。让他们迅速议定用人、守江、设兵、理饷的事宜。于是史可法上奏本，除了重申设立四镇外还谈到了督师问题，他说：“有四镇，不可无督师，应驻扬州，适中调遣。”这时候的史可法他们还想要用文臣节制住那些武将。
而弘光朝廷决定封高杰为兴平伯，镇守徐州、泗州地区；刘良佐封广昌伯。镇守凤阳、寿州地区；靖南伯黄得功加封侯爵，镇守滁州、和州一带。左良玉封宁南侯，镇守安庆这一带。并且分兵一部镇守淮安、扬州地区。
从这个兵力部署来看，史可法提出的四镇驻地和所谓进取之基，都是在南直隶境内，而督师驻地更近在江北咫尺之地的扬州。所以当时的一些人士。都已经看出了史可法的毫无远图。只是意在保住江南。
而在当时，汝宁军主力已经全部北上京城，而山东的鲁军也被刚入境俘掠的清军打得是元气大伤，而且对归顺南明还是大平朝是态度不明，因此，弘光朝廷足可以联络刘泽清部归顺甚至攻略，夺取山东。而汝宁军所占领的湖广地区更是兵力空虚。可是南明的军队根本不敢去攻打山东、河南和武昌、襄阳等湖广之地，只是龟缩在长江防线。一心只想维持目前南北朝的局面。
当然，史可法这些人未必不能看到这一点。可是他们做出如此决策，无非是有着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因为吴世恭身为前明勋贵子弟，又曾经是前明旧臣，再加上他还是被划为了东林党一派的武将，所以与南明的许多勋贵和官员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因此，弘光君臣认为吴世恭是可以“争取”的。他们甚至还脑洞大开，认为吴世恭现在的称帝可能只是“权宜之计”。可能会如同北宋灭亡时的张邦昌一样，最后会归顺弘光朝的。
就是退一步来说，两国如果能划江而治，弘光君臣也可以接受。因此，他们甚至派出了使者至北京，探寻“罢兵议和”的可能性，希望自己能够苟安一方。
其次，由于前明是亡于农民军和清军之手，所以弘光君臣对于农民军和清军即是恨之入骨，又是惧如虎狼。所以他们幻想着吴世恭的大平朝可以抵挡住农民军和清军的联合进攻，为南明建立起一道屏障。最好这三方最后是三败俱伤，让南明能捡个桃子。
第三，由于有阮大铖等一些亲汝宁军的官员进入弘光朝廷，再加上扬州商团和江南商团资助的官员作为喉舌，所以弘光朝廷中的许多官员都不主张主动进攻吴世恭的大平朝。
如果说，以前那些官员对汝宁军的政策还不怎么了解，现在可是对大平朝的国策了解得通透了。说到底，就算是大平朝攻了过来，只要那些官员及时“反正”，他们依然是高官得做，家财得保。就如同当年周瑜对孙权所说的一样：众臣子皆可降。
至于朱家王朝，谁又能管得了这么多呢？反而是现在如果一心主战，出头太狠的话，万一惹恼了汝宁的那位吴鄙夫，那可就万事皆休了。做官也得和做人一样，还是留一条后路吧！
第四、汝宁军还是在与南明的前线，驻防着一定的军队的，弘光君臣并没把握一举击败之，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现在在湖广、河南以及山东地方，有着周巡、张彪所率领的熊捶镇和地方部队近三万；有着在汝宁、归德留守的，薛强率领的汝宁军留守部队一个协、新兵二万、内务司士兵二千、工坊司民兵七千多，共计三万六千余人；在山东，有着熊正恩、迟明率领的，大平军新编的两个镇，再加上刘泽清遗留下来的鲁军部队一万六千余人，共计四万五千人马。这样的实力，其实已经不弱于南明所掌握的部队了。
第五、别看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左良玉等人手中还有不少部队，但他们都是新败之将，手中也是屡败之师。再加上他们的部队中有着大批抓壮丁抓来的士兵，其实战斗力是不值一提。
而且这些武将还都知道，以前的汝宁军那强悍的战斗力，所以他们不愿意主动挑衅，以免成为大平军首先的进攻目标。
所以现在这些武将的军队，虽然在凤阳府、湖广地区和江北地区与大平军是犬牙交错，但两军之间进行着一种有默契的“静坐战争”，谁也不愿意首先开火，保持着一种诡异般的停战状态。
最后，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左良玉等人已因“定策”有功，备受弘光帝的宠信，志骄气盈，一心追求的是在江北争夺繁华之地，那样的话，既可过太平日子，又可就近要挟朝廷。要不然，一旦北伐，远离了朝廷中枢，那他们又怎么能控制朝政呢？谁也不愿意去做那，被十三道金牌追回的，冤死在风波亭的岳武穆。
而且史可法出任督师时已是失势悯墨之人，所以他就根本指挥不了“四镇”，只好奔走调停于四镇之间，如奉骄子，一筹莫展。
这些武官既以定策功封爵，人人都是以“天子门生”自居，日常所为都是桀骜不驯。如：督师大学士史可法在讲话时常引用“圣旨”，高杰听得是大不以为然，当面顶撞道：“旨、旨，何旨也！尔曾见皇极殿中有人走马耶！”
而黄得功有一次跪着听使者宣读诏书，觉得不合自己的意思，不待读完就爬起来，攘袂掀案，大詈曰：“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诏也！”
这些武将对弘光帝的态度都是如此，又如何会听从那些文官的节制呢？而且他们一旦对廷臣有所不满时，就上疏云“乞付军前正法”。
刘良佐在陛见弘光帝时，就曾经大言无忌地说：“祖宗天下，为白面书生坏尽，此曹宜束之高阁。俟臣杀贼后，取而拂拭用之，以听其受享可也！今请罢制科勿设便。”
束手无策的史可法，也在军中写信给大学士高弘图，“盛言‘镇锋恶，盍谨避之！’”。武将们的气焰如此嚣张，皇帝和廷臣也无可奈何，虽然内阁的阁臣们也都交结外藩以为奥援，但他同样受制于那些武将，所以是毫无作为。
高杰原受命安顿家口于扬州城外，然后统兵北征。可是，高杰贪图扬州富庶，要求将家口安置于城内。扬州的百姓见高杰部下士卒在附近村庄到处抢掠焚杀，纷纷罢市登陴，不让高军入城。于是高杰恼羞成怒，下令攻城。
扬州进士郑元勋从中调停，同高杰面议只让官兵家眷安置城内，不在城内驻军。不料扬州百姓群情激愤，当场击杀郑元勋。督师大学士史可法亲自来到扬州城外的高杰军营里，婉转劝说，一味姑息牵就。经过反复磋商，最后决定把扬州附近的瓜州作为高军安顿之地。
而宁南侯左良玉在崇祯年间就已是尾大不掉，自行其是。弘光监国和即位的诏书颁到武昌，他一度拒绝开读，在湖广巡抚何腾蛟、部下监纪副总兵卢鼎等人的劝说下，才勉强开读成礼。
上行下效，南明其他将领如郑芝龙、方国安等人见大将如此，也各自盘算自身利益，不以国事为念。
第九百零一章天下战事（六）
其实从本质上来看，高杰、左良玉等武将的藩地割据形成，本不是在为明室收复“失地”中作出过什么贡献，而是在“策立”上对朱由崧个人有功。就弘光而言，也需要凭借他们的兵力慑服江南士绅；这些武将们也自恃有功，天子乃我辈所立，从此骄悍跋扈，一味麕集于南直隶江北地区争夺“善地”以自肥，进而挟制朝廷。
因此说，这样的军队，不要说进行北伐收复失地了，连自保南明也都是难上加难了。
弘光这个南明朝廷，就是由武将拥立和操纵，皇帝和文官们从来驾驭不了武将。武将既不以是否为国出力受赏罚，而是靠挟制朝廷加官晋爵，一旦形势不利，就会倒戈相向，保全自家富贵。
总而言之，南明立国之初，底子就没有打好，作为关键人物的史可法没有断然决策迎立福王朱由崧，利用皇权稳住大局，收拾残疆，是重大的失策；朱由崧眼看有当不上皇帝的危险，急忙派人召镇将拥立，授以“定策”之名。从此武将专政，国已不国。
而军阀之间又是矛盾重重，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文臣或依附某一军阀为靠山，或束手无策，放言高论者有之，引避远遁者有之，只能坐看江河日下，国土沦丧。
此外，文臣们的内斗也是愈演愈烈。
在明末，党争已经成为朝政的“主旋律“。它贯串于万历以后整个朝廷的政治生活中，一直延续到南明。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间党争基本上限于在朝、在野的官绅当中；随着弘光朝建立以后。军阀势力介入，朝中文臣往往以武将为靠山，使党争变得更加复杂尖锐。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党争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弘光朝从酝酿建立开始，就发生立福、立潞的争议，实质上是不同利益集团为争夺新政权垄断地位的一场争斗。
弘光即位以后，全国其实已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大平、大顺、以至张献忠的大西政权都面临一个争取人才为己所用的问题，弘光政权也不例外。
在争取人才方面，史可法是比较清醒的。当他起草监国诏书时，原稿起用废臣一款内有“除封疆（指任职期间所管地方失守）、逆案、计典、赃私不准起用”一语，他认为“国事之败坏非常。人才之汇征宜广，未可仍执往时之例”，把这句话删去。可是当一两天后正式发布时，连史可法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仍照原本发出。
要知道。现在全国有经验的官员是屈指可数的，所以在这时候，应该按照三国时期曹操所制定的“唯才是举“来笼络人才，而那些人才的小毛病就应该暂时先放在一边。
可是南明的这个做法，立刻把这些身有瑕疵，却有能力的官员都拒之门外，推向了敌对势力的这一边了。
可是集中于南京附近，江浙人文荟萃之地的一批官员（他们大多是东林——复社人士）有一个如意盘算：一方面趁着北都陷没。朝臣除极少数“死节”以外几乎都投降了大顺和大平政权成为“从贼伪官”；另一方面又以不准起用“逆案”等旧例为理由，阻挡另一批在野官绅入仕。这样可以为自己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部要津铺平道路。
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东林——复社官员担心福王朱由崧即位可能掀翻逆案，使自己在政治上失势。然而朱由崧不得不凭借武将们的支持登上帝位，由此形成武将无功封爵、跋扈自雄的局面。武将们的遥控朝政，使东林——复社党人垄断朝政的图谋遭到重大挫折，这本来是他们自己种下的苦果。
然而，一贯以清流自命的东林——复社骨干从来不肯承认自己私心自用，而是集中火力攻击后来起复的阮大铖等人，似乎事情全坏在这些人乱政，掀翻逆案，正人君子连袂而去，众小翩翩入朝。当然，阮大铖这些人在党争方面其实与东林——复社官员是一丘之貉。也就是比较一下谁更烂罢了。
其实在弘光初立的时候，大臣多是东林—复社人士心目中的正人君子。可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姜曰广、高弘图、张慎言、刘宗周等人相继被排挤出朝。可这并不是阮大铖这些人推翻逆案的结果，完完全全都是为了争权夺利，官员们互相倾轧的结果。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那些致仕回家的大臣根本没有料到大平军会迅速南下。他们原以为可以雍容有度地在家乡或借寓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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