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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兴华夏-第2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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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两名海兵上前，又拖过一名水勇，捆于桅杆之上，如同对魏铜锤一般的鞭打起来。
这名水勇的体格明显不如魏铜锤，二十鞭打过，晕死过几回，惨叫声也格外凄厉，但二十鞭子一过，丁汝昌果然对他也是给了500两赏银和两瓶洋酒。这名水勇也是大喜过望，而且此人明显是个酒鬼，治伤时便迫不及待的将一瓶朗姆酒打开，灌了半瓶下肚。
剩下的几名水勇见状，都是眼馋不已，甚至恨不得刚才先打的是自己，好早些领到赏银。
看到这戏剧性的一幕，张宗川在心里终于长吐了一口气。
几名水兵鞭打赏赐完毕，张宗川看着丁汝昌，语气诚挚地说道：“此次多亏了丁军门，若不是丁军门带舰前来，后事如何，几不可想。在下酿此事变，罪该万死，还请丁军门责罚。”
“张大人不必如此。都是为朝廷效力。张大人是朝廷命官，与兄弟我同级，兄弟未便处置。当报请朝廷示下。”丁汝昌摆了摆手，温和地说道。“此次哗变，事出有因，张大人能约束部众，未酿大乱，已是不易，然焚毁师船终是不该，我看。只怕是免不了要丢官了。”
丁汝昌的话语中透着深深的关切，令张宗川大为感动，他叹了口气，目光转向岸边。说道：“总是让弟兄们不再白送性命，我这个统领，丢了也没什么。”
此时的岸上，前来镇压的山东绿营兵已经在提督李成林的带领下，收起了被打死的营兵的尸体。狼狈不堪的离开了。
看着绿营兵的撤离，邓世昌的脸上现出了一丝嘲讽的冷笑。
很快，丁汝昌和邓世昌及张宗川下了“和硕公主”号，进入登州水师大营，安抚水师营官兵。看到受了鞭刑的魏铜锤等人，水勇们尚有些惊疑，但当他们知道了魏铜锤等人得了多少赏银时，无不羡慕得要死，恨自己当时怯懦，没有敢上船去挨这一顿“九尾猫”鞭子。
在丁汝昌安抚水师营官兵之际，邓世昌装作巡视般的来到了水师大营的营房，当看到他进入一间营房时，几名当地的水勇悄悄的跟了进去。
邓世昌看着这几名面带惊疑之色的当地水勇，不动声色的从怀中取出了几张写着细密文字带有油印图案和数字以及印章的纸头，交给了他们。
“这些是银票，每张三百两。”邓世昌看着几名水勇，冷冷的说道，“都是山西乔家‘蔚长厚’票号的，可随时兑换现银。”
几名水勇闻言个个喜形于色，忙不迭的将银票塞进了怀里。
“你们这次的事儿，办得不错，这些个银子，是你们的辛苦钱。”邓世昌用不大的声音说道，“不过，谁要是走漏了风声……”他没有再说下去，而是严厉的目光扫过他们。
伴随着邓世昌的目光，一直老实的立于邓世昌身边的“太阳”犬也直起身来，双目灼灼放光，发出了呜呜的低吼，露出了白森森的牙齿。
几名水勇急忙跪下，连连叩首，“大人放心！小的们万万不敢！万万不敢！”
邓世昌点了点头，起身带着“太阳”出了营房的门。几名水勇目送着邓世昌的身影消失之后，方才起身，不约而同的从怀中拿出银票，仔细看了一会儿，各自相视而笑。
当丁宝桢得知发生在荣登水师营的事时，已是在六天之后了。
“什么？北洋水师去把哗变给平息了？”丁宝桢看着一副灰头土脸模样的李成林，不由得大怒，“他们这是越权！越权！”
“抚台大人，标下这里让水师那帮凶徒打死了足足四十多号人，可他们北洋竟然视而不见，连个招呼都不打……”听到丁宝桢的第一反应不是责怪自己办事不力，李成林赶紧说道，“他们明显是向着哗变那伙人的！再说了，他们来得也未免太巧了吧？”
听了李成林的“提醒”，丁宝桢眉头一皱，脸色又有些变了。
“大人，北洋水师早不来晚不来，恰恰在要出事这几天，集中于威海湾操练，以前他们的操练地方，可不是威海湾啊……”李成林又说道，“这一次荣登水师营一哗变，丁汝昌立马就来了，这消息传的，也未免太快了吧？”
“确是如此……”丁宝桢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他李少荃只怕脱不了干系！定是他背后主使，丁汝昌才敢如此的大胆！……”
听到丁宝桢已然将怒火转移到了李鸿章和丁汝昌身上，李成林心里正自松了一口气，却冷不防丁宝桢的一句话又让他的心悬了起来。
“也是你无能！带了这许多人去，非但没平息得了哗变，反让他们给打死了这么多人！”丁宝桢看着李成林，大声怒叱道，“你难道就没想过他们会如此？为何不带几门炮过去？”
听到丁宝桢的责问，李成林吓了一跳，但他在来时已经料到丁宝桢会有此一问，事先就这一块早已想好了说词，赶紧哭丧着脸回答道：“大人，这绿营现下缺衣少饷的，您也不是不知道，营里可用的劈山炮只有不到十门，也没有多少骡马可用，带炮走的话，定会耽误行程，再说了，还欠着三个月的饷银没发啊……”
听到李成林说起欠饷来，丁宝桢的脸上现出了一丝尴尬之色。
“这一次又死了四十多号人，这饷银要是再不发下去，只怕这绿营也要和水师营一样了……”李成林哀声道。
“这样，呆会儿先把这抚恤银子发下去，这欠饷么，再等一等……”丁宝桢有些烦乱的起身，踱起步来，“每个人一两……不，二两抚恤银子吧！你呆会儿便拿我的手令，去藩库支取现银吧！”
听到丁宝桢说出了抚恤银子的数目，李成林在心里叹了口气，但表面上还得装出一副感恩戴德的样子来：“谢抚台大人体恤！……”
二两银子一条命，这山东绿营兵的命，还真是贱到家了啊！
而区区八十几两的银子，竟然还要他堂堂绿营提督去藩库领，说出去也真是叫人笑掉大牙了！
李成林强忍着满腹牢骚，行礼告退。他已经决定了，现在就去藩库领银子，否则一不留神，只怕这八十几两，也拿不到手！
李成林退下之后，丁宝桢想到这一次不但没能平息水师营的哗变，又白白的支出去了一笔银子，虽然数目不多，但仍是让他肉痛不已。
而山东地方的财政，之所以会如此的窘迫，虽全非他丁宝桢一人之过，但也和他本人的作派不无关系。
在任山东巡抚任时，丁宝桢兴修水利，株杀患逆，整顿吏治，兴办洋务，体恤民困。时人对丁宝桢的清风亮节推崇备至，赞其操守“清绝一世”。在一些人的笔下，丁宝桢是一个“严刚有威”、“凛然可畏”之人，是一个清官廉吏型的概念化的人物。
作为一个旧制度的卫道者，丁宝桢一直崇尚“清浊分明”、“正邪不两立”的处世原则。他对于官场的认识是：“今吏治纷然糜杂：便捷者为才华，依阿者为练达，纵恣者为阔大，粉饰者为精明。”因此，造成了“瓦釜雷鸣，黄钟毁弃”的令人丧气的社会现实。虽然如此，丁宝桢认为，为官一方者不可灰心丧气，要洁身自好，有所作为，他曾对属下说：“且丰草蔽谷，幽兰自芳；举世混沌，清士乃见”，“藉此官势，作德于民”。对于做官的目的，丁宝桢崇尚孔子的“学而优则仕”和孟子的“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希望自己能够“出其所学，以救敝而起衰”，因为“贤人进，则民生遂”，他认为，只要有了好官清官，黎民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做官当以爱民养民为第一要事，即所谓报国者亦不外此。盖民为国本，培养民气即培养国脉。得民心乐，民气和则不乱，而国家于以平康，此即报国也。……务须时时体察此言，立心照办。不使一事不可对民，一念不可对民。凡有害民者，必尽力除之；有利于民者，必实心谋之。我自尽其心，而百姓爱戴不忘……”他时常告诫自己要“刻苦做好官，行好事”。
第四百八十八章 清官亦猛于虎
丁宝桢告诫自己要“刻苦做好官”，他自己也的确这么做了，可是，他的“刻苦”，对老百姓来说，并非福音。
丁宝桢生处江河日下、国势颓微的清朝末年，而对“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无异虎狼”的黑暗现实，作为一个封疆大臣，能出污泥而不染，“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清正廉洁，其为官之道凝聚着儒家的“保民”、“养民”、“教民”的光辉思想，可以说是其思想可贵之处，但落到具体的实处上，却是面目全非了。
因他心目中的那套理论，在现在已经根本不具备任何的可操作性！
在丁宝桢的理论中，官员是为朝廷和百姓服务的。他们心里头应该首先装着百姓，然后才装着自己。儒家经书上是这么教导的，但是作为整体，官员们追求的是自己的利益。他们心里头首先装着自己，如果还有富余地方，那就顺便再装点百姓。如果太挤那就算了。这不是哪一个人两个人的道德问题，这是普遍的人性。
被宋明理学阉割过的儒学理论为这个时代的人们提供了极富诱惑力的远景理想。对社会来说，只要人人都遵守圣人的教化，这个社会就会井井有条，臻于大同。对个人来说，如果你刻苦自砺，就会达到“圣人”的境界。但丁宝桢们不会知道的是，圣人的“存天理，灭人欲”，其实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它只承认道德教化，而不承认支配社会运转的根本动力是利益。它要求人们时时克制自己，走在“天理”的钢丝上，却把“人欲”当成敌人。因此，它从基础上便缺乏可操作性。
“存天理，灭人欲”本身就是一份可怕的精神条约。或者说是一个善意的骗局。签订了这份条约，就意味着一个人必须在他的生活中。时时与“自我”交战，把一个活生生的自然人压榨成一块道德标本。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发誓“必为圣贤”，然而，绝大部分人都半途而废，他们阳奉阴违，在冠冕堂皇的借口下进行**走私，成了说一套做一套的“乡愿”。只有极少数有特殊秉赋的人，才能以超常的心力来做这条约的牺牲品。
而丁宝桢，便是这样一个奇葩。
丁宝桢认为做官“尤重表率”，“持心须公正。操守须廉洁，作事要勤速，问案要细心”，“亟宜刻刻恤民，事事恤民，以种德行”。他认为“一惑于利，则日久浸淫，将有流于贪婪而不知者矣。”因此还特别嘱咐儿子丁体常：“尔欲做官，须先从此立脚。万不可效今时丧心昧良者流，只顾目前之热闹，不思子孙之败坏，是所至嘱！”
对于当时官场流行的不正之风。如过节祝寿的礼金及每季下级向上司孝敬的钱财等陋规，丁宝桢均认为是**现象，必须予以抵制。“凡一切节寿季规，万不可受。……若收受陋规。则无以自问，又何以对人？且州县送陋规，无非取之于民。尔取州县之一。州县则取民之十。试思大灾之后，尚忍如此伤天害理虐民之事乎？午夜扪心，当必瞿然惧天。”“当于利之一字，斩断根株，立意做一清白官，而后人则受无穷之福。……去节寿而收季规，是犹不作劫盗而作穿窬（穿壁墙的小偷），其为盗一也。人须有耐苦之心，方能成一好人。……即穷于一时，而清名难求，所值不啻千百万，何惮而不为？……贫原非病，穷乃见君子，圣人尝言之，当以此为身体力行……”
谈到做官的修养，丁宝桢认为：一个称职的好官，必须“明习当时之务，又好读书，稽古以充之，见闻日益广，持守日益定，才识日益闳，其所谓明体达用者也。”他认为要防腐拒腐，首先得远离**，洁身自好，“须少交接少游宴。除上衙门外，仍以终日闭户读书写字作文赋诗为好。”他训诫儿子丁体常，要“夙寤晨兴，忧劳百姓”；要“受辱不惊，受宠若惊”；要“居安思危”，勿“在乐忘忧”；要把宦海的浮沉和个人的得失看得淡漠，但对自己的人格和清操却要看重。他有如是说：“我之做官，志在君民，他无所问。官可被参而罢黜，断不可依阿以从俗，而自坏身心，贻羞后世也！”
丁宝桢到山东巡抚任上之后，身体力行，一番雷厉风行之下，山东官场的风气的确“清正”了许多，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行政效率的极度低下，以及财政收入的困窘。
丁宝桢一直认为，读书人都是孔孟之徒，他们入仕，出发点应该是行孔孟之道，并不应为一己私利。所以，他的取消收受陋规，保持祖制的“低薪”正好有利于官员们“砥砺节操”，“保持正气”，正所谓“存天理、灭人欲”。低薪制其实是中国基于儒家学说的一种政治传统，但问题是一方面是官俸低得有时甚至不足以维持正常开支，另一方面是官本位，官万能，各级官员权力不受约束，制定各种土政策，进行各种乱收费几乎没有任何障碍。通过加收摊派收取行政费用，支撑政府运转，是历代政治中的一个正常现象，也是低薪制得以维持的基础。问题是加收多少，摊派多宽，并没有明文规定，完全是暗箱操作。并且，对政府机构的财政收支，从来没有建立过有效的会计审计制度。官员们往自己口袋里放钱，就像吃饭夹菜一样容易。这种制度的荒谬，正如同“渴马守水，恶犬护肉”，导致官员们的整体腐化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在这种制度下，要是做清官，一丝不取，结果就是甘于正常人无法忍受的贫穷。
问题是，你要甘于贫穷可以，但你不可能要求别人和你一起受穷！
这个不可能实现的神话，支撑着中华民族渡过了几千年的艰难岁月。这个神话是个圈套，它告诉人们，一个社会或者一个人达到幸福彼岸的道路已经为圣人指出。因此幸福就在眼前，唾手可得。问题是圣人之言恍兮惚兮，如何百分之百贯彻并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幸福，那原因必然是你没有贯彻正确。
几千年来，中国人就是在试图通过贯彻圣人之言、达到幸福彼岸的努力中度过的，几千年了，圣人们许诺的“大同世界”从来没有降落过人间，“太平盛世”从来只是战乱和灾荒中的短暂喘息。在圣人之言人人讽颂之时，人们举目所见，只有混乱、僵滞和穷困。从来没有人怀疑圣人之言是否正确，没有人跳出这个神话的陷阱。人们只是前赴后继，一代又一代坚持不懈。
整个中国文化都陷入了巨大的偏执之中，毅力被当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然而，人们越努力，世界就变得越糟糕。
而丁宝桢却不管这些，他上任之时，山东的税收本来并不少，但他“一心为民”，到任后便大兴“利民工程”，兴修水利。1871年，黄河于山东郓城侯家林决口，交通阻塞，多数州县被淹。负责治河的大臣建议第二年动工堵筑。丁宝桢力请即时于水涸时动工，并请命亲自督修。不到两个月竣工，时称“费半而功倍”。后黄河又在石庄户决口，河水夺流南下，山东、江苏、安徽数百里受灾，运河交通废弃，朝廷上下治水之议莫衷一是。丁宝桢又奏请督工堵筑，河水专注于大清河入海。
除了兴修水是，丁宝桢在济南建尚志书院，招收各府州县儒生来院讲习，兼收愿学天文、地理、算术者。而在左宗棠的西征协饷摊派过来之后，丁宝桢积极支持，每一次都是足额将协饷交付。他办的这些事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官声，但山东的财税收入却渐渐的变得入不抵出。而丁宝桢并没有去研究这当中的原因，而是在全省范围内厉行节俭，并亲自带头做表率，
（未完待续。。）
第四百八十九章 林义哲vs张佩纶
“清官”现象其实是中国传统的“贪黩文化”里面必不可少一个的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一方面贪官们的奢侈腐化肆无忌惮让人气愤填膺，另一方面，清官也总是清得让人心疼。他们清到家徒四壁，清到生计无着，清得触目惊心。推崇中庸的中国文化其实总是爱走极端。儒家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个相互对立的群体，宣称一个人“不为圣贤，即为禽兽”，为中国文化打下了偏激的底色。凡事都被划为两极，中庸其实无处藏身。
山东在丁宝桢这个大清官的治理下所表现出来的行政效率低下和财税收入锐减，和后世计划经济时期大多数人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混日子的时候，媒体总能挖掘出一些工作起来不顾身体不顾家庭最后累倒在工作岗位上的先进模范人物，其实如出一辙。
清官们的一丝不取与贪官们的毫无禁忌，其实也是相同文化基因上生长而成的两极。清官和贪官这两种极端其实是相辅相成，正如太极之一阴一阳，相互依存。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清官与贪官正是相互依存，正是清官的“至清”，才造成了贪官们的“至贪”。换句话说，做清官标准太高了，对人的要求太苛刻了，绝大多数人都达不到这个标准。达不到清官标准，那或多或少就是个贪官，既然贪了，何不贪个痛痛快快？
“清官”在官场中恰恰成了官员们的反面教材。做清官不仅物质上吃苦，精神上也要承担巨大的压力。每办一件事，清官们都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因而窒碍重重，举步维艰。同僚的讥笑、排挤、不合作，乡绅们的抵制、咒骂、上访甚至死亡威胁，这些都不算。就是在家里。母亲、妻子、亲戚也整日抱怨不已，虽然不敢明着指责，然而起码不会给好脸色看。因此。做“清官”，其实是在日日承受一种常人不能忍受的煎熬。但中国的清官们却把这种煎熬当成了一种考验。一种磨炼，一种“超凡入圣”的必经之途，乐此不疲。
“清官”不可避免地成为官场中的“异类”，成为人人讨厌的粪坑里的石头，如果不能被“同化”，那么，只能被“挤走”。
丁宝桢的政治倾向。应该是极端保守主义，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称为极端激进主义。现在时间已然过去二百余年，整个中国的人口增长了数倍。社会政治经济的结构和规模都发生了许多变化，立国初期的许多规定其实已经无声无息地废止了，代之以在社会运转中自然生长起来的规则。而丁宝桢和他所在的“清官”一族的原则却是对新规则一律持反对的态度，全部扫荡，片瓦不留。在他们的身体里。在历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体里，总是汹涌着激进主义的热血。他们总是认为，有那么一种终极真理，可以解释整个宇宙，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如果你找到了这种真理。坚定不移，大刀阔斧，就可以粉碎一个旧世界，换来一个光辉灿烂的新世界。所以他们做起事来总是那么唯我正确，总是那么激烈绝对，总是那么一步不退，总是那么缺乏建设性空间。而他们的失败，也总是必然的。象宋代的王安石如此，明代的海瑞如此，他丁宝桢，其实也是如此。
精神可以用来写到书上，记入史册，激励人心，却不可施用于实际，这其实是千古“清官”共同的命运。“清官”只是官场的遮羞布，是茅厕窗台上的一盆小花而已。
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身在官场中的丁宝桢，此时当然不会意识到问题的缘由，而仍是执着于他自己的理念之中。
“李少荃啊李少荃，果然你和那林姓妖孽是一路货色！”丁宝桢想起李鸿章之前曾屡次提起的将荣登水师和北洋水师合并的建议，恨恨地说道。
在丁宝桢看来，这一次的荣登水师哗变，妥妥的是李鸿章为了吞并荣登水师而下的黑手！
“你李少荃不仁，便休怪我不讲情面了！”
丁宝桢起身取过纸笔，即刻便拟起给朝廷的奏折来。
不一会儿，奏折便拟写完毕，丁宝桢看了几眼，感觉甚是满意。
在这份奏折当中，对于荣登水师的哗变事由，丁宝桢巧妙的用了曲笔，巧并没有提到赶缯船，而是直接点明是因为“闹饷”，对于欠饷一事，他给出的解释，是为了保证“河工”（治理黄河决口）和“西征协饷”，预先挪用了部分军饷，等到赋税收上来之后，“再行补还”，此外他还在折中特意的提到，荣登水师的哗变“恐有暗中唆使之人”，向朝廷暗示这场哗变是有隐情的，并且表示要坚决究查到底。
在写完了折子之后，丁宝桢似乎觉得还有些不够，他想了想，干脆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直接在信中质问李鸿章，为何要这么做？并指出李鸿章这么干是不仁不义之举，将李鸿章狠狠的骂了一通。
在写完奏折和给李鸿章的信之后，丁宝桢迫不及待的叫来了人，马上将奏折和信都发了出去。
而此时的丁宝桢还不会想到，他的这个折子一上，会给他本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北京，贤良寺。
“老爷，李制台发来电报了。”
林义哲点了点头，从仆人手中接过电报打开，看了起来。
自从北京和天津通了电报之后，林义哲和李鸿章之间的通讯变得方便起来，二人经常借电报互通消息，并及时交换对于洋务大计和时局的看法。而朝中及地方的一些保守顽固派官僚们现在仍然不屑于使用这种“奇技淫巧”。
李鸿章的电报很短，告诉他“荣登事毕，不日将见邸抄”，接下来便是向林义哲询问建造内河炮艇的相关事宜。
尽管李鸿章说得很是简略，并没有详述，但林义哲从这短短的字里行间，已经知道了荣登水师哗变的结果。
李鸿章在电报中用了“事毕”一词。并且说“不日将见邸抄”，就说明荣登水师哗变的事，丁宝桢并没有能够掩盖住。已经给他捅到了朝廷那里！
而李鸿章接下来和他商议内河炮艇的建造问题，等于已经明白的告诉他。荣登水师将被纳入北洋水师的麾下，这些新的内河炮艇，将是配备给荣登水师官兵的。
想到丁宝桢这一次得吃不了兜着走，林义哲不由得冷笑了一声。
事实上，这场哗变，他林义哲，也是在里面掺了一脚的！
对于这场事变的详情。没有人知道得比他更清楚！
想到邓世昌派人给自己发来的那些电报，林义哲的嘴角现出了一丝怪异的微笑。
原来历史时空中的北洋海军“致远”管带邓世昌任事勤勉，治军严格，而且不带家属、不在岸上购建寓所。终日在舰上居住，与四处购房纳妾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等形成了鲜明对比。从军27年，邓世昌仅仅回过3次家，其中最长一次不过7天，甚至慈父去世时。也因为时值中法战争，考虑到海防大局紧张，而毅然背负“不孝”之名没有归乡，只是在住舱里一遍遍手书“不孝”二字。“不饮博，不观剧。非时未尝登岸。众以其立异，益嫉视之。”这些不随大流，显得特立独行的作风，愈发使得邓世昌遭到闽党军官群体的排挤和憎视。
而自从自己出现在这个时代，和这位传奇人物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之后，林义哲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腹黑”属性，已经传染给了邓世昌！
从那一次邓世昌奉自己的命令送柳原前光等人去天津的行动开始，直到这一次的荣登水师哗变，邓世昌的为人机智精细和幽默恢谐的一面，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了，而行事的风格，也沾染上了自己的“腹黑”那一套。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邓世昌的命运，也许就是在这种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得到了改变的吧？
林义哲正在那里浮想联翩，门房来报，说翰林院编修张佩纶来访。
听到是张佩纶前来拜访，林义哲不由得微微一怔，心中立时警惕起来。
对于张佩纶的生平，熟知历史的他，当然再清楚不过。
虽然他知道，张佩纶之父张印塘与李鸿章是早年旧识（张印塘，字雨樵，嘉庆己卯科举人，曾任浙江各地县官。张印塘人生的最后几年，一直在安徽与太平军作战，在征战中与当时刚从北京回乡办团练的李鸿章结下了交情。李鸿章曾为他撰写墓表：“方江淮鼎沸，独君与鸿章率千百羸卒，崎岖于忧攘之际，君每自东关往来庐州，辙过予里舍，或分道转战，卒相遇矢石间，往往并马论兵，意气投合，相互激励劳苦。余谓古所传坚忍负重者，君殆其人。”——作者注），应该了解自己和李鸿章的关系非同寻常，但这并不表明，张佩纶会对自己如同李鸿章一般。
毕竟，现在的张佩纶，还是“北清流”领袖帝师李鸿藻的得意门生！
林义哲回想着脑中关于张佩纶师徒的历史片断，突然间，他的脑中猛地闪过一道火花！
在原来的历史时空当中，曾经对洋务派颇有非议的清流领袖李鸿藻，最终可是成了李鸿章在朝中的眼线！而他们之间的居中联系人，便是在马江之败之后成了李鸿章东床快婿和重要幕僚的张佩纶！
虽然张佩纶、李鸿章分属“清流”、“浊流”两大对立派系。但后来随着时间的变化，“清流”的中坚分子，例如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等人，在治国理念上并不迂腐，他们与封疆大吏李鸿章等人有着广泛接触，相互间建立起深厚的人脉关系，在许多重大事件中互通信息、协同行动，并未受到派系的约束。
自己能不能利用这一点，在清流里面，为自己和洋务派培养代理人呢？
慈禧太后可是都指点过自己，说清流并非铁板一块啊！
而张佩纶这个人，恰恰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如果自己通过张佩纶来影响李鸿藻的话，至少可以保证李鸿藻不会与自己为敌！
而张佩纶今天主动来见自己，似乎也说明了什么……
“快请。”林义哲心中计议已定。立刻吩咐道，“我去换件衣服，你们给张大人上茶。用上好的碧螺春，把‘兔毫盏’拿出来给张大人用。”
“是。老爷。”仆人领命而去。
张佩纶坐在客厅之中。好整以暇的看着周围的陈设，等待着林义哲的到来。
林义哲的客厅虽然不大，但布设得很是简单雅致，完全是文人雅士的风格，看不到丝毫的西洋气息，令张佩纶暗暗称奇。
看来这林鲲宇，并不似外间传言的那样。是“洋妖”……
“张大人，请用茶。”林府仆人恭恭敬敬的说道，这才让张佩纶回过神来。
张佩纶看到仆人将一个不起眼的黑釉大碗放在了桌上，用一个同样是黑釉的大茶壶给自己冲茶。好似在市井茶肆一般，不由得有些恼怒。
张佩纶以为林义哲是有意轻慢自己，正待发作，但当他的目光落到黑釉大茶碗中翻滚的茶汤时，猛地愣在了那里。
林府仆人似乎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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