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私生子(何昊)-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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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夹棍越拉越紧，文及甫痛得汗下如珠，哭喊声响彻了整个同文馆。

“你到底招还是不招？”

“下官……该招的都招了，大人，你就是打死我，下官也不能胡说啊！”

真没想到，堂下这的个贵公子哥还真有股韧劲儿，似乎豁出去了。

何世宽倒也不可能真把十八般大刑全用到他身上，那便真是屈打成招了，将来文及甫一但翻供，对新党反而极为不利。

“来呀！先把他押下去，立即派人到文家向文彦博求证，看他以前是否常说刘挚是司马昭！”

虽然刘挚、梁焘、王岩叟曾经也是旧党重臣，但与吕大防和韩忠彦比起来，分量还是轻了些。

吕大防在元祐年间做了多年首相，这个不用多说；

而韩忠彦实际上是韩琦系官员的首领，韩琦身历三朝，在英宗朝权倾朝野，他的手下已经发展出一个庞大的官僚派系，这些官员紧紧团结在韩家这个核心周围，结党伐异，韩忠彦作为韩琦系官员的领袖，分量不比吕大防轻。

现在这两大旧党领袖都被文及甫摘除出来，上奏旧党阴谋废立时，分量就嫌不足了，对此新党自然非常不满意。

不满意归不满意，但凡事讲求个证据，屈打成招或凭空捏造都不是办法，新党虽然一直被旧被视为奸佞，但事实上他们行事还是比较讲原则的；

举个两个实例：在苏轼被贬时，章惇一再向他伸出过援手；而到章惇被贬时，苏轼却成了贬谪章惇的参与者。

元祐年初，高滔滔要废除神宗皇帝的新法，新党以‘父亲死了，儿子三年内不应更改父亲遗志’为理由加以阻止，这是儒家正统理念！司马光等人无从反驳，于是便拉出了一块‘以母改子’的遮羞布，以此废除新法。

高滔滔只是代替赵煦暂时管理国家，她并不是皇帝，若是‘以母改子’这个理由成立，那岂不是说高滔滔是皇帝？那赵煦这个真正的皇帝该往哪儿站？

到底谁才是奸佞？

至少新党不会认为自己是奸佞！因此，新党虽然急欲着旧党打得永世不能翻身，但也不会毫无原则的乱来。

何世宽、张商英很快将审理情况上报章惇，对文及甫如此牵强附会的解释，章惇只是冷冷一笑，下令殿中侍御使来之邵亲往文家询问文彦博，一但这对父子两的话对不上，那就说明文及甫在说谎，到时可就别怪咱们大刑侍候了！

与此同时，章惇接到了杨逸从雁门关发来的急报，章惇有些愣神，杨逸竟然出现在雁门关，这太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了！等他看清急报内容后，不禁更为惊讶；

杨逸成功让辽国减免了十万贯岁币，余下的也改纳为赠，这对初执政的新党而言，是一个了不得的成就。

这将从另个方面给新党正了名：我新党就是比你们旧党强，你们旧党九年来割地纳币，我们新党才执政一年，立即取得了如此骄人的成就，属优属劣，不言自明。

而令章惇惊讶的不是这些，而是杨逸提到的辽国叛乱，还有与阻卜等草原部落的交易。

若不是杨逸言之凿凿，大宋哪里知道辽国内部如此糜烂、叛乱如此频繁？

看完杨逸这封急报，章惇一刻也不耽搁，立即大步流星的往宝文阁而去。

第一卷第122章洛阳之会（上）


杨逸到洛阳时，范纯仁竟亲自迎出城外十里长亭。

他今年已经六十多岁，两鬓萧疏，由儿子范佑质扶着，立于瑟瑟寒风中等候。

现在官府还没启印，而且杨逸这一路行来十分低调，很少有地方官员出城迎接的，这乍一听说范纯仁亲自迎出城来，心中不禁十分感慨，连忙跳下车，趋步进亭拜见。

“范相公何须如此，下官实在当不得。”

范纯仁上前将他扶起，和声说道：“任之为国事驱驰万里，不畏严寒艰险，成功说服辽主减免十万岁币，有大功于国，老朽迎出十里算得了什么！”

范纯仁这次是以私人身份相迎，因此他并不以官职相称，俩人稍稍寒暄过后，他让随从送上温酒，就在亭中与杨逸对饮了三杯；

范佑质接着上前向杨逸行了个大礼，恭敬地说道：“家父年老体弱，被贬南荒，幸得杨学士施以援手，杨学士大恩，佑质无以为报，请受我一拜！”

“范兄快快请起，我曾闻令尊所言：公事公言，我知有公，不知有私。令尊德高望重，为事皆以公心为准，本不应及罪，我为令尊进言，也只是公事公言，又岂能挟恩求报？”

范纯仁确实是个光明磊落的人，等杨逸与范佑质答对完了，他抚须感叹道：“年前陛下将辽事尽托于任之，老夫曾上表竭力反对过，当时是担心事关重大，而任之过于年轻，缺少经验；如今看来，倒是老夫杞人忧天了！此事还望任之莫怪！”

杨逸连道不敢，对范纯仁这份磊落胸怀，杨逸也很是佩服，另外范纯仁是苏州人，说话带有很浓的江南口音，让杨逸感觉很亲切。这长亭之中寒气甚重，倒不好让范纯仁在此多留，于是大家很快登车一同回城。

洛阳是大宋的西京，街市非常繁华，行人摩肩接踵，叫卖声不绝于耳，更因刚过新年，沿街店面都搭着崭新的彩楼欢门，人们新衣新帽，脸上还洋溢着节日的喜气，各个瓦子勾栏之中，人潮涌动，戏班杂耍处处，让人流连忘返。

同时洛阳也是旧党的大本营，当年王安石当政时，司马光、文彦博、富弼等十三人退居洛阳，仿白居易九老会故事，置酒赋诗，评击朝政，筑堂绘像，号为洛阳耆英会，迄今在旧党中留为佳话，对于许多旧党人物人而言，洛阳就仿佛是他们心中的圣地。

杨逸作为新党的重要成员之一，走进这座旧党大本营时，心中不免有许多感慨，旧党的派系众多，但洛阳无疑是打上旧党烙印最深的一个城市；

看来要抹掉旧党的精神印迹，光挖司马光的墓还不够，洛阳这边也必须做些文章才行啊！

什么耆英会的，必须以官方的名义把它打成非法组织，否则就会成为后来者的榜样。

杨逸在驿馆换了常服，这才前往范纯仁府上，进门一看，杨逸对范纯仁的操守更为佩服了，他府上极为简朴，室内摆设尚不及市井间的中人之家华丽。桌上的菜色也只是几样普通的家常小菜，连肉都很少。

大宋官员的薪俸极为丰厚，即便不贪污，光是薪俸也能过上非常奢华的日子，杨逸虽然建议重新启用苏轼和范纯仁两人，但相对而言，他对范纯仁更钦佩一些。苏轼贪不贪杨逸不知道，但苏轼和范纯仁相比，私德和生活作风上绝对呈鲜明的反比。

苏轼在声色犬马方面，样样是个中顶尖人物，在杭州为官时，一次出游，上千艳妓同行，场面之浩大，蔚为大观。

当初苏轼反对王安石的差役法时，曾有这样一份奏章：自古役人之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若厨傅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圣观。”

这话的大体意思是这样：普通的乡户，天生下来就应该是要服劳役的，就象人必须要吃五谷杂粮一样，咱们士大夫四处去当官，连祖坟都没时间回去看看，很是辛苦，这办公之余，自应该玩乐一翻。若是咱们士大夫也要交役钱，这怕就没米下锅了，这还让士大夫活吗？士大夫不生活不奢华点，怎么能体现出太平盛世的圣景来呢？

交几十文役钱你就没米下锅了，恐怕你送给别人的小妾，送给王诜的高俅就不止值几十文吧？

而这竟是苏大才子反对差役法的理由，堂而皇之上奏朝廷！

若是将苏大才子这份奏章，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章刻在一起，相信大家一定会对华彩词章冠绝天下的苏大才子更加佩服吧！

杨逸不知道以节简闻名的范纯仁，看了这份奏章有何感想，反正杨逸感觉非常有意思！

杨逸不反对凭自己的能力过奢华的日子，他也不认为交点差役钱，就能影响到士大夫的优渥生活。象苏轼那样，带上千小姐出游，只要不花公款，他也乐意看到这样的美景。

象范纯仁这种严于律已的人，注定只能做为一种道德模范，因此他感叹地说道：“以前常听人说范相公节简清廉，俸禄多用于接济乡邻亲友、助学济贫，今日一见，始信为真矣！”

范纯仁一边请他入席，一边笑道：“任之此翻赞喻，老夫实在惭不敢当，杨家在东京的药铺定期给贫苦百姓施药，田租比别家少收一成，和任之的义举比起来，老夫便算不得什么了！”

“诚如范相公所言，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在恕与俭上，晚辈不及范相公万一，对百姓施点小恩小惠，又何足挂齿？”

“任之此言差矣，莫以恶小而为之，莫以善小而不为，只要是善举，何分大小？”

“多谢范相公！”

中国人讲究食不言，寝不语，但奇怪的是，中国人之间的交流，却又大部分是在酒桌上完成的，象这种朋友或同僚之间的宴请，大家通常都是吃得少，说得多。

即便是范纯仁也不例外，俩人稍稍动了动筷子，便都停了下来，话题也很快转到朝政上。

范纯仁抚须说道：“宋辽已百年无战事，涿州之变是个意外，任之虽然取得了易水大捷，但这无损于辽国实力，对辽政策，老夫依旧以为应以和为贵，擅起刀兵，于两国百姓皆无益处，任之这次能顺利把和议谈下来，着实出乎老夫意料，提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来，我敬任之一杯。”

杨逸笑笑，范纯仁在个人品德上很值得人尊敬，在内政能力上也很突出，但在军事外交上绝对是弱项，他曾在西北为官，与西夏交手是一输再输，损兵折将，因此，想让他对外持强硬态度很难。

但这次会面，杨逸并不单纯地看作是自己与范纯仁的一次平常私会，或许，这是新旧两党建立沟通的开始。

“范相公，涿州之变确实是个意外，是弥勒教精心策划的一次阴谋，然而范相公可曾想过，国与国之间，存在着无数的意外，谁也不知道何时、何地、何事，稍稍一碰，就会引发两国的大战；

河北之地皆是平原，始终是我大宋软肋所在，辽军一但攻破第一道防线，骑兵可直抵东京城下，范相公，晚辈始终认为，忘战必危，此言乃我大宋最真实的写照。”

范纯仁听了杨逸这翻话，不禁微微皱了皱眉，他确实是想通过影响杨逸，达到影响新党对外政策的目的，因为除去杨逸与章惇忘年之交的关系，他这次立此大功，在新党中的话语权已不容轻视。

“任之也别忘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任之一再强调河北无险可守，乃我大宋的软肋所在，有大兴兵戈之意，对此老夫也不敢苟同；

孟子云：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只要我大宋内修德政，消除党争，众志成城，则河北还何来大宋软肋之说？

如今大宋内弊众多，民生困苦，急需休养生息，因此无论是对辽，还是对西夏，我大宋都应适可而止；

如今朝廷的各项新政本就不甚得民心，若再一味的对辽夏示以强硬，使战事频生，恐非朝廷之福、百姓之福啊！”

范纯仁一味的强调人和，而忽视了地利的因素，对此杨逸有些不以为然，虽然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光有人和，没有地利，要想保证国家安定，往往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若大宋真强大到‘固国不以山溪之险’了，那忽视河北的地利问题到也无妨，但现在的大宋显然还没有这么强大，这时说什么‘固国不以山溪之险’，未免有些脱离实际了，因此，杨逸认为强兵修甲是刻不容缓。

杨逸也明白范纯仁的本意，他反对大宋对外用兵，他强调人和，强调内修德政，就是希望说服新党放弃对外咄咄逼人之势，安心发展内政。

范纯仁的担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现在西北正在积极备战，准备慢慢蚕食西夏，这必将引来西夏强烈反弹，而河北又开启了大战的先例，这次虽然赢了，也成功减去了十万贯岁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触怒了辽国，大宋面临两面开战的可能性大增。

有鉴于于此，杨逸也不打算反驳他，话锋一转说道：“范相公可知态度一向强硬的辽国，这次为何轻易服软，并同意减免岁币？”

这正是范纯仁一直疑惑不解之处，若按辽国以往的做派，吃了这么大的亏，绝对咽不下这口气，因此杨逸的话把他的好奇心彻底勾了出来。

“还请任之细细道来！”

“范相公，事实上辽国这些年灾荒频发，国政糜烂，国内乱象已生，各少数部族叛乱不休，这次下官使辽，打听到阻卜等部的联军，已经打到上京城外的倒塌岭一带，草原上更是烽烟四起，室韦、北路、西路群牧司纷纷陷落，连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挞不也都不幸战死，可以说辽国亡国之象已现。”

范纯仁大讶，杨逸的这翻论断太过惊人了，他难以置信地说道：“任之所言，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了吧？”

杨逸对此不予辩解，接着说道：“而我大宋呢，传国百三十年至今，土地兼并之严重历朝历代前所未有，冗员、冗费、冗兵拖得朝廷喘不过气来，国库入不敷出，国内各种矛盾极为尖锐，老态渐露，若再不改革图强，一但辽国被新兴的草原部族取代，其挟大胜之威，强劲之战力而来，我大宋将如何抵挡？范相公啊！下官绝非妄言……”

“任之！”

范纯仁听到最后，实在忍不住打断杨逸的话，在大宋上下看来，无论如何宋辽仍是天下最强大的两个国家，若说有人能一下子灭亡这两个国家，谁会相信？

杨逸苦笑道：“若是宋辽联手，这天下确实没有敌人！”

第一卷第123章洛阳之会（下）


宋辽联手？

这样的话题扯得有些远了，杨、范二人很快打住。

范纯仁对杨逸提到辽国已有亡国之象却很在意，一再的追问其中细节。

对此杨逸并没有隐瞒，将自己在辽国的所见所闻一一道来。

“范相公，自耶律洪基继位以来，辽国内政不修，奸臣当道，先是皇叔耶律重元起兵谋逆，再到耶律乙辛诬告懿德皇后萧观音和伶人赵惟一私通，引发十香词案，逼杀辽后萧观音，两年后连辽太子耶律俊都不能幸免于难，最后虽然耶律乙辛伏诛，但这每一件事情，诛连都十分广，使得辽国元气大伤，贤者尽去；

如今随着耶律洪基逐渐老迈，更加昏庸，任用的文武重臣多是碌碌之辈，内部争权夺利，倾轧不断，虽有皇弟耶律和鲁斡较为贤能，但经历耶律重元谋逆案后，辽主对耶律和鲁斡并不十分信任，只给了一个上京留守的职位，并不足以支撑辽国整体的败落。

晚辈这次使辽，对辽国方方面面都作了一次了解，辽国各道连年灾荒，致使物价腾贵，民不聊生，作为主要产粮区的南京幽州，斗米竟比我大宋东京贵三十文，市井之间流民涌动，卖儿卖女；

从晚辈与萧达林一战便可看出，如今的辽国军备不修，战力低下，早已不复当年之悍勇，西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挞不也率领数万大军前去平叛，竟被阻卜部两三千人马击溃，耶律挞不也战殁于乱军之中，西部、北部群牧司、与各个驻守漠北的军司纷纷陷落；

现在的漠北草原，用烽烟四起来形容再恰当不过，阻卜、排雅、仆里、同葛、虎骨、扑果等部纷纷起兵反辽，这些部族虽然还都很弱小，但鉴于辽军低下的战力，一但不能及时扑灭，很快将呈星火燎原之势；

而这种情况下，契丹上层还过着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没有一人想要变法自强，目光还一味盯着我大宋，只望从我大宋多讹些好处；

这次辽国战败，加上内部局势不稳，被迫向我大宋低头，充分显露了辽国的虚弱，造成的后果将是难以预知的，辽国部族众多，这次南京道战败看似无关大局，但必定使得辽国各个部族更加离心离德，叛乱的势头必定会加剧；

归于以上种种原因，所以晚辈认为辽国已现亡国之象；

范相公，事实上留给大宋的时间并不多了，一但辽国倒下，我大宋面对的必将是一个更加兴盛的强邻，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若大宋再一味的守旧自满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啊！”

杨逸对契丹军政的这翻长篇大论，确实让范纯仁异常震惊。

大宋君臣对辽国其实非常缺乏了解，无论是军政民生，都局限在迷迷糊糊的认知之中，对漠北各个部族的叛乱，更是闻所未闻。

辽国这次为何轻易向大宋低头？范仁纯心中的这个疑惑终于解开了。

但对杨逸最后的论断，他依旧有些不以为然，即便辽国真的亡国了，但何至于大宋也会跟着遭殃？

杨逸也知道，想通过这样一翻话，就说服范纯仁是不可能的，因此也没多费口舌，范纯仁消化完有关辽国的消息后，反而语重心长地说道：“任之啊！我大宋确实有许多弊政需要解决，但治大国如烹小鲜，急于求成往往反会坏事，如同久病之人，忽然施以猛病只会便得病情加剧；

老夫以为，现在对外应以和为贵，内政更应徐徐图之，任之的西北蚕食之策，内政的新税法，都不免操之过急啊！

你可知道，现在因丈量土地，各地士绅怨声载道，各级官员离心离德，流血冲突不断！一但被心怀不轨之人加以利用，我大宋恐怕也将内乱丛生，烽烟遍地啊！”

杨逸既然把这次会面看作新旧两党沟通的开始，于是耐心地说道：“范相公，对辽国，咱们目前确实应以和为贵，但对西夏则不然，西夏纯粹是一个无赖国家，你对它妥协，它就会更加嚣张，不断进犯；

元祐九年间，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西夏的无赖本性，因此，对西夏绝对不能采取绥靖政策，必须打，打到他疲弱不堪为止，最好是能灭其国，否则我大宋就别想安宁。

至于内政方面，‘治大国如烹小鲜，应徐徐图之’这句话确实很有道理，然则晚辈认为，用在革新上，却有些不妥，纵观千年历史，要想中兴图强，用徐徐图之的办法从未有哪朝成功过；

商鞅变法，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无不是顶着强大的压力，一举力推，持之以恒方能成功，若是一遇到阻力，便想以折中之法应付，所谓的徐徐图之，不过是等着慢慢消亡而已！”

就杨逸所知，除了他提到的这两个变法之外，更典型的还有后世的清雍正施行的官绅一体纳粮，这些成功的变革，哪一次不是论定之后，强力推行才能达到目的，在反对势力极其强大的情形下，徐徐图之只会等着被对方扼杀；

重症不能下猛药，这个道理用在革新上，未必正确。

听了杨逸的话，范纯仁抚须深思了一下，才接着说道：“然我大宋当前首要之务，还是应以肃清吏治，消除党争为主，吏治不清，再好的法令也难以施行，任之所提出的新税法，不但使得举国动荡，且于吏治及方面并无补益，老夫担心强硬施行下去，此法终会走样；

任之复又提出以增加职田安抚官员，我大宋官员薪俸本就不低，各种冗费繁多，全国官员何止千万，一下子增加这么多职田，此举虽然无须直接自国库开支，却是将负担转嫁到百姓头上，因此，老夫认为同样不足取；

任之啊！增之容易裁减难啊！此举一但成为常例，今后想再减下来怕是不可能了。”

杨逸不得不佩服范纯仁，看问题十分精准，他说增加官员职田，是朝廷将负担转嫁到百姓身上，这一点杨逸也不得不承认。

朝廷并没有多余的田地划给官员作为职田，那这次增加的职田从哪里来？

只能通过官方兼并的形式得来，这样一来，必定迫使更多的人失去土地，范纯仁说得并非没有道理。

这个问题杨逸也想过，对此他答道：“范相公，首先，用职田增加官员的收入，这不会直接增加朝廷的负担，再则职田的数目皆有明确定限，官员从中非法鱼利的可能相对少一些；

为了应对朝廷这次增加职田给百姓带来的影响，晚辈同时建议朝廷，把新垦土地免税三年的期限增加到五年，而差役法的施行，也将极大提高百姓垦荒的热情；另外新税法的施行，也必定能抑制民间富户兼并土地的规模；

这几种举措同时实施，相信增加官员职田，并不会对普通百姓造成太大的影响，总而言之是利大于弊。

至于范相公提到新税法至使士绅强烈抵触、地方不稳，下官认为，每一样新法的施行，必定不可避免地伤及一部分人的利益；

但若是不改革，朝廷又将无以为继，同时失地百姓不但生活无着，还要背负沉重的苛捐杂税，同样会迫使他们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正所谓两害取其轻，士绅即便交纳赋税，也不会伤及根本，这种情形下，真愿铤而走险的人不会很多；但贫苦百姓则不然，他们无田无地、无衣无食，朝廷的赋税还全部压在他们身上，为了活下去，他们除了造反，别无他途。

因此下官认为，新税法确实让士绅不满，让地方有所动荡，但和原来比起来，朝廷承受地方叛乱的风险反而小了很多。

新税法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统一税赋，废除原来众多的杂税，这一点对一直困扰朝廷的冗员、冗费问题的解决，也将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税赋一但统一，不但极大地减轻百姓的负担，同时也减轻了官府的负担；原来杂税众多，一县需要上百、甚至数百吏役帮闲才能完成缴税工作，而这些吏役帮闲的佣金，也是从各种杂税、例钱中支付，这使得百姓承受了更多的盘剥；

而统一税赋，所须人手将大大减少，甚至只需原来的一成人力，就能完成任务，那么官府就能解雇众多的役吏帮闲。

因此，范相公说新税法于吏治并无补益，晚辈实在不敢苟同，范相公，自古治官容易治吏难，若能成功罢去大部分吏役帮闲，那朝廷要厘清吏治就容易十倍，晚辈所说，不知范相公以为然否？”

“任之所言，虽不无道理，但却有本末倒置之嫌！”

杨逸说了那么多，范纯仁突然来这么一句，让他不禁愣了一下，确实，范纯仁称得上是正人君子，行事自然倾向于按部就班，这完全是一种性格取向、行事观念的问题。

大宋面临的主要问题，确实是整治问题，而无论是王安石的新法，还是杨逸提出的新税法，在肃清吏治方面，都没有提出明确的纲领，都有剑走偏锋之嫌，也难怪被范纯仁这类君子视为歪门邪道，得不到他们积极的支持。

杨逸苦笑道：“范相公，有句俗话说得好，无论是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或许在范相公看来，目前的新法确实有些本末倒置，但只要对大宋有益，又何必纠缠于先后顺序呢？”

范纯仁立即反击道：“任之此言差矣！正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凡事不以正途行之，即便暂时取得一些成果，也必处处受人垢病，终难持久。”

我这怎么就不是正途了？

杨逸听了郁闷之极，就算不是正途，但至少不是歪门邪道吧？

用兵作战，还讲究个正兵、奇兵呢！对，我这最多只能算是‘奇途’！

范、杨二人又足足辩论了两个时辰，直到天近三更才罢休。

最终谁也没能说服谁，但辩论的气氛很好，双方虽然意见不同，但并没有翻脸成仇，反而都从对方的身上得到了许多新的启发。

对此，杨逸已经很满足了，范纯仁在旧党中声望极高，能与之开启一个沟通渠道，这对大宋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

最后范纯仁说道：“任之今日所言，其中确有许多独到之处，老夫会仔细加以考虑，老夫也希望任之能认真看待老夫所言，大宋经不起折腾了啊！”

“今日有幸与范相公一会，聆听到范相公许多真知灼见，晚辈万分庆幸，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机会聆听范相公教诲，范相公，之前言语上晚辈若有冒犯之处，还望范相公大人不计小人过，请范相公受晚辈一拜！”

第一卷第124章时穷节乃现

御使来之邵到文家求证文及甫所言是否属实，虽然用了诡诈之道，但文彦博沉默片刻后，竟承认自己以前常说刘挚是司马昭；无意中与文及甫的供词对上了号。

文彦博是九十高龄的人了，老而成精；文及甫被押，来之邵突然到来，或许这本身就让这头老狐狸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意味；

当来之邵指责他背后伤人，暗骂刘挚是司马昭时，文彦博突然反其道而行，承认自己确实曾骂刘挚是司马昭；这样一来，反而让新党有些被动了。

文及甫和张士良这两个案情，本来是一个完美的呼应，现在却未免有点美中不足，章惇接到并报后，立即下令对张士良开审，这一次无论如何不容有失。

同文馆里，同样是那间正堂，同样是何世宽和张商英主审，但张士良却没有文及甫那么幸运，一被拖到堂上，何世宽一言未问，就先下令打了二十杀威棒。

等张士良被打得皮开肉绽，何世宽才冷声问道：“张士良，你可知道罪？”

张士良哭喊道：“大人，小人真的不知身犯何罪，求大人开恩！求大人开恩……”

“嗯？你这个祸国乱政的阉佞，都到了此时你还想妄言抵赖，本官问你，你与陈衍同为崇庆宫内侍，丈着宣仁太后信赖，多年来横行不法，内则离间两宫，外则频频联络元祐佞臣，欲行阴谋叛逆之事，罪恶滔天，至此你还想抵赖不成，来啊！鼎镬刀锯皆让这阉佞尝试一遍再说！”

章惇敢悍然杀了陈衍，对他张士良还会有什么顾虑？

文及甫是文官，何世宽施刑时多少还有些顾忌，他张士良是个太监，在文官眼中可不是什么好东西，行起刑来那是一点都不打折扣的。

望着摆满堂边的刑具，张士良胆都快吓破了，这时再也顾不得许多，惨然说道：“大人，小人冤枉啊，元祐年间，小人等确实经常联络吕大防、苏轼、刘挚等重臣，但并非是阴谋叛逆啊！”

“你们两个内侍，与朝中大臣频频来往，不是阴谋叛逆是什么？还不从实招来！说！”

何世宽须发萧萧，声音大得惊人，光那股子气势就能把胆小者吓瘫了。

张士良知道不说只会被酷刑折磨致死，只得艰难地说道：“大人饶命啊！小人等频频联络朝中大臣，实在是太皇太后每天要处理的政事太多，在朝堂上与大臣议政时，常常无所适从，于是让小人等多与朝中重臣接触，提前打听清楚大臣们第二天要汇报何事，使太皇太后心里有个准备，这样处理起政事来才会更加顺畅周全，大人，小人都说了，我等真没有串通朝臣阴谋叛逆啊！”

何世宽和张商英一听，脸上神色顿时怪异万分，被旧党捧为女中尧舜的高滔滔，竟是个政治白痴，要靠这种可笑的手段，才能应对每日的政事！这真是……千古奇闻啊！

太好了！继续！

何世宽大拍惊堂木，接着森然问道：“张士良！宣仁太后病重期间，你与阉宦陈衍疏隔中外，离间皇亲，滥用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