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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太平王-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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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蕊神情微变：“带句什么话？”
杨柯沉吟片刻，字斟酌句的缓缓说道：“爹是大儒，学问自是没得说，但大儒只能在书斋和学堂里，朝廷需要的是治世的能臣，这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大儒论道，能臣变通，为所谓的正统死节，还不如为这天下的百姓办点实实在在的好事。读完了这十卷六十篇的盐铁论，让爹再作定论吧，如果爹还是想做大儒，就去国子监，如果爹愿意做能臣，朝廷还有好多大事等着他来办呢。”
张蕊世家出身，饱览典籍，自然知道这篇盐铁论的出处和分量。汉武帝时为了掌握全国经济命脉，从经济上加强封建中央集权，抗御匈奴的军事侵扰，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推行了以桑弘羊为主所制定的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及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一系列重大财经政策。这些经济措施，虽然适应了当时巩固西汉王朝政权的需要，为西汉王朝奠立了坚实的财政经济基础，但是，却也给农业生产、中小工商业和群众生活带来了某些不便与困难，特别是剥夺了地方诸侯和富商大贾的既得利益，因而必然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于是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问题，就成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矛盾焦点和敏感问题。
汉昭帝始元六年，朝廷从全国各地召集贤良文学60多人到京城长安，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共同讨论民生疾苦问题，后人把这次会议称为盐铁会议。会上，双方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财经政策，以至屯田戍边、对匈奴和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辩论会。
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全面抨击了汉武帝时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在经济方面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他们以儒家思想为武器，讲道德，说仁义，反对“言利”，认为实行盐铁等官营政策是“与民争利”，违背了古代圣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信条，败坏了古代淳朴的社会风尚，引诱人民走“背义而趋利”的道路。他们提出了战国以来法家的重本抑末说，认为官营工商业“非治国之本务”，主张“进本退末，广利农业”，指责官府经营工商业是“与商贾争市利”。贤良文学还提出“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的放任主张。
会议结果，废除了全国的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事过30年，既是朝廷官员，又是儒家门徒的桓宽根据这次会议的官方记录，加以“推衍”整理，增广条目，把双方互相责难的问题详尽地记述出来，写成了传世的名篇《盐铁论》。
盐铁论是本好书，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作者桓宽偏向儒家思想，并不能保持客观立场。桓宽於此次会议记录中对诸“贤良文学”有明显偏颇的立场，书中多次描述官府官员们的窘态，或默然不对、或勃然作色、或怃然内惭……。多有贬抑之辞。
张蕊拿出其中的一本，翻开之后，只见书页之间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都是杨柯做的一些批注，不禁动容，语气略带哽咽：“多谢你了，爹是读书人的脾气，性子倔，你别跟他计较。”
杨柯淡淡一笑：“你不用谢我，于私我们是翁婿，我当然要帮他，但于公，我执掌朝政，除非是爹自己能想通，否则我也无能为力，你不用做说客，让爹自己去做决定吧。”
第二一四章 人尽其才
唐仲回归中枢院之后，胡贺便被调离了洛阳令的岗位，令所有官员大跌眼镜的是，他既没有入阁，也没有升迁到各个中央部委任职。
晋朝官制源自三国官制和东汉官制，在汉代，尚书省实际上是权利的核心机构，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西汉初年的尚书省分为四曹，通掌图书、秘记章奏之事，其一为常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其二为二千石曹，主刺史郡国事，其三为民曹，主吏民上书事，其四为主客曹，主外国夷狄事。汉成帝时，又置三公曹，主断狱，成为五曹。
曹魏时期则有五曹，即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加上尚书令和两仆射也称“八座”。
晋武帝开始设立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曹。
东汉时期，尚书省的权力非常大，其主官尚书令实际上直接取代了宰相的职权。
到魏王曹操专权的时候，尚书省毕竟是天子的擅专之地，而且形成的历史由来已久，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废除掉的。为了架空尚书省，将权柄控制在自己手中，曹操创造性的增设了一些新的岗位叫秘书令，通俗讲就是给自己配备了一些秘书，刚开始只管一个很核心的事情，就是奏折审核和下达旨意，直接接管了最核心的权利。
文帝时期，秘书令改名叫中书令，又置监，以秘书左丞刘放为中书监，右丞孙资为中书令，并掌机密，中书监令始于此，到这个时候，秘书从几个岗位发展成了一个专门的机构，不再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草头兵，而是逐渐演变为正规军。当时中书监这个部门甚至被世人称为凤凰池，借此比喻其重要性。
于是，原来的尚书省逐渐被疏远，从一个决策机构变成了执行机构，由指手画脚的老大沦为了只负责提刀砍人的小弟。
杨柯当政之初，就不能再沿用中书令这个机构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中书令这个部门里的官职都不高，既然是秘书，总不能给个副国级以上待遇吧，而且无数历史经验证明，身边的人一旦身居高位，很容易就会变成乱政的源头，比如明代的宦官集团就是最好的例证。
杨柯当时需要从天子的手中顺利接掌权杖，需要给一些自己班底里的实权人物准备好位置，又不能让他们演变成秘书一类的近臣，埋下隐患，所以他将清代的中枢内阁制度复制了过来，提前将尚书省和中书省制度扫进了历史的故纸堆。在胡贺的任命上，唐仲苦思了好几个日夜，实在是没法替这位老兄安排一个合适的工作岗位。一是因为人口的清查和录籍实在是牵扯面太广，触动的权贵利益太大，没有对等的权利，根本不可能完成这项得罪人的工作。二是这位老兄毕竟不是杨柯的创业团队，只是刚刚投诚的新人，而且资历也不太够，品行还颇有点问题，给的权利太大，搞不好以后尾大不掉。辗转反侧许久之后，唐仲只能将这个难题交给杨柯，想听听他的高见。没想到，杨柯只是轻飘飘的说了一句话：“成立一个人口和贪腐整肃的临时小组，我任组长，老夫子你任副组长，胡贺就做执行委员，全权负责实务，抽调户部、刑部的人参加，人由他去挑，有清查和独立办案的权利。什么时候这件事办成了，什么时候就解散，参加的人到时论功行赏，再优先任官。”
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到杨柯手上就这么迎刃而解，唐仲起先还有点犯嘀咕，但细细想来，不禁对杨柯肃然起敬。将人口清查和贪腐整肃两权并列，其实是给了胡贺一把刀，如果这些权贵敢不配合人口清查，就用贪腐这把刀砍死你，自武帝晚年开始，天下权贵和官员奢靡贪腐成风，不是查不查得到的问题，而是查不查你的问题，动起真格的来，估计这全天下能经得起纪检的官员没几个。将户部和刑部的官员派给胡贺做帮手，其实也是为了避免这位老兄完全搞恐怖清洗那一套，毕竟还是要依法办事，否则，为什么不将张昌的特务机关派上用场？另外，由杨柯亲自担任组长，其实是在向全天下官员权贵释放一个信号，代表着中央的重视程度和决心，震慑那些蠢蠢欲动的人。再加上唐仲控制全局，的确是一种最佳的人事和权利组合，等到这项工作完成，解散这个机构，恢复到正常的权责划分与办事流程上来，又对这些有功人员优先奖励和任官，其实是解决了组织结构和人员激励的问题。这一组组合拳打下来，唐仲当然有理由对杨柯更加佩服。
事实证明，这位胡贺老兄果然没有辜负领导的期望和重托，工作成效显著。首先是雷厉风行，不到十天，他就将整个班子搭建成功，抽调的全是一些精兵强将，而且挨个统一思想，提前做好工作，引导得整个团队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看着他给部下大灌心灵鸡汤的慷慨激昂的神情，连唐仲都快被忽悠得热血沸腾，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青史留名，传之万代之类的口号喊破了天。
做完战前动员，将部队情绪调动起来之后，胡贺并没有盲目的搞打击一大片的大运动，而是十分聪明的拿着杨柯以及他身边的近臣开了一个软刀子，理由当然很充分，正人者首先得己身正，于是杨柯亲自带头，还出面做了许多说服工作，从皇帝开始，自杨柯以下，包括唐仲、文鸯等人，一个都没逃脱，率先实现了奴隶解放运动的零的突破，这些人名下所有的奴隶被去籍，改为合同聘用制，恢复了自由民身份。继而，胡贺将这一成绩大肆渲染，列入朝廷的邸报通传天下，还亲自动笔写评论，不外乎是皇帝和豫王带头，朝中高官显贵纷纷响应，而且废奴的标准已经远远超过了朝廷规定的标准，进行得干净彻底，咱们全天下的官员和权贵还有什么理由不学习和加以贯彻？
随着这块坚冰被打破，在洛阳的这些京官也开始纷纷行动了起来，先后加入到了废奴的运动中来，胡贺预备解决完京官集团之后，就要开始向地方官吏开始渗透了。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了死硬分子，阴奉阳违者有之，顶风作案者有之，甚至装聋作哑、死扛到底的人也有之，不过这些情况比起胡贺事先的估计要好了很多了，对付这些个老油条，这位狐狸老兄多的是办法和手段，惩办了几个大案要案之后，剩下的人便老实了许多，纷纷举了白旗。
胡贺倒是十分聪明，也不搞打击扩大化，更不搞彻底清洗。杨柯虽然没有亲自参与，但一直在冷眼旁观，他一直比较担心的是胡贺兴起大狱，如同搞运动一般去做这件事，毕竟这种与权贵阶层的博弈是有着很高风险的，只能慢慢的试探和踩准双方的平衡点，才不会激起政治风暴，如果真的在权贵阶级当中引起了水火不容的矛盾，杨柯就是骑虎难下了。要么半途而废，推出胡贺背黑锅平复众怒，但这也意味着以后再不可能将废奴运动搞成功了。要么就是用武力血腥镇压，强行贯彻下去，不过这背后的风险和危害，杨柯根本就无法评估，也不敢走到这华山一条路上来。
杨柯笃定的认为胡贺是条老狐狸，不是像张华那样的君子风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个性，他来做这件事最大的优势就是不需要自己去时刻纠偏或者最后托底，胡贺自己会在公事和私利上找到一个均衡点，虽然自己表面上不能赞成和支持他这一点，甚至还要敲打他必须公而忘私，但实际上，正是胡贺既需要业绩，也需要明哲保身、留出余地这个个性，才能自动自发的缩小打击范围、讲究方式方法、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保证最后能有惊无险的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
看着陆续上报过来的新增人口数量，和还算平稳的朝议，杨柯那颗一直悬在半空的心才开始慢慢着陆。
第二一五章 针尖麦芒
（本章开始有点小枯燥，因为要论述盐引的历史，为后面的故事情节做铺垫。但很快会进入高潮环节，不过话说回来，能将盐引的历史在几千字之内说清楚，然后让兄弟们能看清楚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专卖盐制度的前世今生的历史的故事，何妨耐心看看，反正没坏处不是）
正当废奴运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又一个消息震惊了朝野，还在狱中劳动改造的名臣，前中枢院首席执行官、当今第一权臣豫王杨柯的岳父，从狱中上了一道奏折，提请朝廷恢复官盐制度，并设计了一套完整详实的具体操作办法，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中枢院未在奏折中进行任何批注，直接送达到了杨柯的手中，而杨柯只在上面加了两个字“廷议”。于是乎，这枚大炮仗便被扔到了火堆里，在没有实现沟通和吹风的情况下，一个敏感的议题直接上了扩大会议，唐仲想不明白杨柯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如果他是持支持立场，就应该事先找一些人统一一下思想，起码也要和中枢院通个气吧，否则贸然进行廷议，万一全员反对，岂不是让自己非常被动？如果他是反对立场，那又何必将这么敏感的问题放到扩大会议上去，要知道大朝会往往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真正的大决策从来都是小范围群体在拿主意。思来想去，唐仲觉得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杨柯也没有想好该怎么办，所以先让朝臣们吵个天翻地覆再说，他也好在一旁看看形势再说。于是，唐仲将这个议题放到了大朝会的第一个议程的位置上。果然不出唐仲所料的是，大臣们的争论在瞬间就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而且立场鲜明，态度分界对立十分尖锐。有人大赞张华这篇奏折是可以载入史册的改革名篇，反对者则将张华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说他是伪圣人门徒，这篇奏折必将流毒无穷，贻害万年，可以说是万世的大毒草。
杨柯默然的在一旁冷眼旁观，一言不发。对于官盐制度为什么会引起如此轩然大波，他心中其实是雪亮的，如果要谈到官盐制度的前世今生，以及这项制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此消彼长的利与弊，可以说没有人能比得上他的了解和认识了。
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次盐政改革，出现在先秦时的齐国。齐国相国、中国古代著名经济学家管仲向国君齐桓公提出了一揽子“改革计划”，其中就含有盐政改革。
对于这次盐改，《管子·海王》中有详细记载。管子首先向齐桓公提出了“官山海”思想，所谓“官山海”，就是政府专营山海资源。齐国是近海诸侯国，海洋资源丰富，管子认为，可以利用海洋资源成为雄霸一方的大国。
管子的核心观点只有八个字：“海王之国，谨正盐筴。”大概意思是，如果靠海洋资源成为强国，就要善于利用盐业政策。齐桓公不明所以，管仲便详细阐述了自己的食盐专营主张，称人总要食盐，将税加到盐价里，财政收入稳定，比明的征收人头税获利更多。更重要的是，如果国君发号施令向全民征税肯定要遭到反对，加在盐价里，每人都逃不了，这才是管理国家财政的方法。管仲原话是这样说的：“使君施令曰：吾将籍于诸君吾子，则必嚣号。今夫给之盐策，则百倍归于上，人无以避此者，数也。”
就管仲提出的盐改意见，齐桓公又反问道：“然则国无山海不王乎？”管仲说，可以利用别国的山海资源，“名有海之国雠盐于吾国，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意思是，让有海的国家，把盐卖给本国，以每釜15钱的价格买进，而官方专营可按100钱往外卖。管仲的“海王”说和这种食盐“低价收、高价出”的贸易方式，乃中国最早的盐改理论，实质就是食盐统购、统运、统销，民可生产不可买卖。管仲的盐政思想，此后一直影响着中国盐业政策的走向，他因此被后世奉为“盐宗”。
管仲的“官山海”盐改方案确是一条富国之道，但于民无益。明邱濬在其《盐法考略》中曾批管仲的盐改：“自管仲兴盐筴，以夺民利，始开盐禁。”
所以，刘邦（汉高祖）在建立汉朝后，取消食盐官营政策，鼓励贸易流通。据《史记·货殖列传》：“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但朝廷让利于民的“盐改”政策却被地方诸侯钻了空子，中央放开盐业，一些封国却“擅障山泽”。如在海盐主产区之一的吴国，吴王刘濞则下令控制食盐等资源。《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
由于盐业被地方利益集团控制，中央财政收入大为减少，到刘彻（汉武帝）主政时，军费开支浩繁，国库空虚，朝廷遂进行“盐改”，“笼天下盐铁”——改回到管仲食盐官营的老路。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孔仅、东郭咸阳等官员巡行地方郡国，在各地设盐铁官署，选拔“故盐铁家富者”为盐官，负责具体盐务。据《汉书·食货志下》，汉武帝的“盐改”政策极为严厉：“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
同时，出台盐业生产扶持政策。《史记·平准书》记载：“原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由官府提供煮盐器具、雇工煮盐给予费用补贴。
但汉武帝的盐改起初是失败的，由于配套制度不全，检查不力，导致盐价大涨，官盐滞销，财政收入反而减少了，相反私贩乘机牟利，发了“盐改财”。后来，财政大臣桑弘羊派官员空降地方，情况才得到改变，盐价回落。
汉武帝的“盐改”加重了民间负担，晚年他曾下诏自责，并对盐政进行调整。刘弗陵继位后，盐改呼声大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朝廷在京城长安举行了由全国各地代表参加的“盐铁会议”，就食盐、铁器专营制度进行大辩论，文学代表要求废除盐铁官营制度，“与民休息”，但桑弘羊强烈反对。
此事记载于《汉书·昭帝纪》：“（始元六年）二月，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这是中国盐业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盐铁经营专题大讨论。最后形成的会议纪要《盐铁论》，成为中国盐业发展史上的重要资料。但因为事关国家财政，朝廷最后并未取消食盐专营，只作了微调。
从历史上看，每朝在开国之初，盐政大都是开放的，产销自由，让利于民。如隋文帝曾提倡“与民共之”的政策，承认老百姓与朝廷“共有”盐利，放松对食盐开采权、经营权的管控。
第二一六章 高深莫测
唐朝继承了隋的盐业开放政策，但在“安史之乱”后，也开始关注盐利在战时对国家和财政的重要性。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在河北平叛时，借鉴魏晋战时“食盐军管”制，曾收购景城郡（今沧州）产盐，然后统一加价出售，解决了军费不足的问题。
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进行的“盐改”，对唐朝盐政影响最大。当时，唐肃宗任命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第五琦为“盐铁使”，主持全国盐政改革，推出“榷盐法”。《新唐书·食货志四》记载：“初变盐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监院，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免杂徭。盗鬻者论以法。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
由此，唐朝建立了以监院为基础的食盐专卖体系，形成了食盐民产、官收、官运、官售食盐专卖方式。第五琦的榷盐法也叫“就场专卖制度”，是中国古代盐业史上的一个创造。
在此基础上，主持东南财政的盐铁使刘晏进一步深化唐朝“盐改”，控制“批发”环节，将统购上来的食盐，以低于市场价批发给商人，鼓励商人运销，确立了民产、官收、商运、商售的食盐专卖新模式。
唐朝发挥商人在食盐流通中的作用，调动了盐商的热情，他们批发到盐后，“自负担斗石，往与百姓博易”，为能多挣钱，常常翻山越岭，深入穷乡僻壤，服务百姓。政治家韩愈曾撰《论变盐法事宜状》，充分肯定市场和盐商的作用，反对户部侍郎张平叔提出的恢复官营、全面禁榷的盐法十八条。
唐代后期，朝廷干脆不行盐禁，统一收榷税。同时，朝廷建立“常平盐制度”，盐荒时如果商人囤积居奇，盐价“暴贵”，官盐则“减价鬻之”，以控制盐价。
宋代产盐分为官制与民制两类，成品盐由官府统购，严禁私卖，但官府经常不能按时付清盐本。据《宋史·食货志》：“异时灶户鬻盐，与官为市，盐场不时偿其直，灶户益困。”另一方面，“盐价苦高，私贩者众，转为盗贼，课额大失。”
为此，宋朝推出了多轮“盐改”。如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朝廷推行“盐钞法”。盐钞是一种支盐贩盐的凭证票据，此法改食盐官运官销为商运商销，不再以粮换盐，而以钞代粮，令商买钞，盐商自己运销，经营成本降低，盐价稳定。
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朝廷又将过去的盐税法全都改为盐钞法，允许私人贩卖食盐。《宋史·食货志》称：“凡未卖税盐钞引及已请算或到仓已投暨未投者，并赴榷货务改给新法钞引，许通贩。”
盐钞，不仅在盐改史上意义重大，在金融史上也有积极贡献，它与同样由盐商率先使用的“交子”一起，促成了纸币的诞生。
但“盐钞法”执行时弊病多多，就此，宋朝不少政治家要求“深化盐改”，其中《梦溪笔谈》作者沈括提出的“盐改”方案最受重视。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沈括向朝廷上交《盐蠹四说》论奏，其中有一点是，建议扩大商人销盐范围，减少官卖。沈括的“盐改”实施后很快见效，“盐人常价，钞有定数”。从宋真宗末年至宋神宗初年，许多产盐区一度全部放开，让盐商进入。后又创立“盐引制”，“引”即一种用来向商人出售食盐专卖权的有价贩售凭证。
此后的元明清三朝，也都有相应的“盐改”方案，但基本上都是在宋朝“钞引制”基础上进行。其中，以清朝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的“盐改”最为成功，改明朝即实施的“纲盐制”为“票盐制”。据《清史稿·食货志》，票盐可以跨区经营，打破专营垄断，盐价立马“暴跌”。
在国家垄断还是自由贸易这个问题上，杨柯清楚的知道从来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标准，在古代，粮、盐、布、铁、畜是五大贸易主体，盐排在第二位，这个第二位不是排名不分先后的那种排名，而是交易规模、国家税收来源比重、影响范围和群体的排名。发展到后来的明清时期，盐税的收入几乎占到了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
官盐专卖这一套到了明朝，越玩越大，开头时只能流通一年的盐引，逐渐有流通三十年的。会流通那么久，是因为市场需要货币。明朝中期后，市场繁荣，可大宗交易，使用铜钱太重，白银倒合适，可中国是个产银很少的国家，年产银不过十万两，南美白银大量流入前，盐引从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货币量的不足，帮助了交易繁荣。但是，有一利就有一弊，盐引发得太多，本身纳税凭证的作用成了问题，几十年发的盐引要是真一起领盐发卖，要齁死人啊？领了盐，卖不掉，盐船排成了长队，还要排两条队，一条队卖今年的新盐引，一条队卖历年的陈盐引。
那怎么办呢？改革嘛，这就发明出了窝的概念：你交出一半盐引，或者三分之二吧，政府规定某个口岸让你食盐专卖………………………………永久！吸引人吧？你还需要辛辛苦苦运粮草去边关吗？不需要了；你还需要辛苦贩盐吗？不需要了；你还需要盐引吗？不需要了！你占住了窝，接下来就收收那些拿了盐引急着贩盐的孝敬就行了，你还有什么可干的？你的子孙还有什么可干的？没有了，坐着收钱就行了。一个中等盐商，凭着窝，年入十万两，相当于十个亲王的年俸，二十个郡王的年俸，五千个大学士的年俸，相当于全国的白银年产量。康乾时，天下窝引百分之六十在扬州盐商手里，整个盐商集团凭着窝引，年入逾千万两，很多盐商家族百年经营，家资几百万两，而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三千多万两，所以那时的扬州，可谓富甲天下。
道光十一年（1831），两江总督陶澍因窝商腐败，欠课累累，遂奏准仿照明制，在淮北废引行票。其原则是，不问新商、旧商，只要交足盐课，即可领票运盐。票商既无限制，亦不固定，就可废除根窝专商之弊。
不久淮南、福建相继仿行。其制由运司印刷三联票据，一留作存根，一存分司，一给民贩行运。各州县民贩，由州县给照赴盐场买盐，纳税后运盐出场，分赴指定口岸销售。盐票有大小之别，淮北一带小票每张可运盐十引，每引为四百斤，合银六钱四分，也有的小票每张可运盐一百二十引；大票每张五百引，行之于湖广、江西。
同治三年（1864），两江总督曾国藩因当时江淮户口萧条，富商绝少，为招徕盐商，规定但有投名领票者，概准认运。其后又令各票商按一票捐银四百两之数，凡捐银者称为旧商，从此每年准其循环转运，新商不准加入。于是旧商有票，成为专利，无票者无从运盐，只好向旧商买票。票价昂贵，至光绪初，淮票一张，价值万余两，暂租亦一千余两。并且成为子孙世业，票法又成纲法，票商已与以前之窝商无异，至清亡而始终未改。
一直到杨柯穿越而来的前生，盐的国家专卖制度始终未曾改变过，在他的心目中，官盐这个制度的形成由来已久，他的岁数已经超过了万里长城了。
群臣争论的群情激昂的时候，杨柯却如同神游天外一般，老僧入定似的稳如泰山，唐仲的眉毛不禁拧成了疙瘩，都说帝王心术，深不可测，他现在越来越感觉到杨柯的想法难以捉摸了，众说纷纭没有问题，但问题是总得有人出来做个定论、哪怕是个意见的汇总也行啊，要不然这个朝会开到明天早上也结束不了啊？他不断的用眼神去探询杨柯的意思，杨柯倒好，至始至终视若不见，当他和满朝文武是透明一般的存在。
第二一七章 一锤定音
当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午时过后，满朝官员从刚开始的激情亢奋渐渐变得有所倦怠，最难受的还是腹中饥饿，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从天还没亮就赶来上朝开始，有的人甚至没有来得及吃早饭，三四个时辰熬下来，可不是谁都能扛得住的。
杨柯却仿佛全然忘记了吃饭这回事，往日的早朝最晚也不过到这个时候就该结束了，杨柯却半点没有终止朝会的意思，依然淡淡的看着满朝文武，也不说话。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争论的声音越来越小，争论的人也越来越少，有些官员已经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端倪，杨柯今天这样做似乎是有意为之，当朝中百官对于盐引制度的不同声音几乎都说了个遍的时候，杨柯却云山雾罩似的一点立场和观点都没有表露出来，而是稳稳的坐在后面看戏，唐仲看着场中的形势，突然有点明白过来了，盐的买卖在民间可不是一般升斗小民能轻易涉足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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