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风云[全八册]-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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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摊丁入亩是一项悾�国利民的政策，富人交的税多，穷人交的税少，跟现在的税收政策类似，我们再次看到了雍正的前瞻意识。
　　当然，这项政策的最终受益者还是清政府，有田的交税，就避免了无田者交不起税这个问题，税收有保证，国库也充实。有些人认为这是取消了人口税，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只是将丁银并入到田地之中，换了一种更加合理的收税方式而已。
　　摊丁入亩是中国赋税史上一项重大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清理民间欠粮
　　如果说雍正之前的改革让官僚们的日子难过，那么眼下这个改革就让老百姓叫苦了。
　　清理积欠是指向民间的一个政策，而且重点是放在江南地区。江南最富庶的省份是江苏，江苏每年缴纳的税银超过三百五十万两，在全国各省中排名第一。在江苏省中，缴税最多的是苏州、松江、常州三府。赋税越重，欠的也就越多。
　　康熙五十一年到雍正元年，十二年中，江苏积欠税银八百八十一万两。雍正上台之后，可没有康熙那么仁慈，这笔钱他是一定要拿回来的。江苏巡抚张楷请求给江苏十年的时间还清这些钱，雍正答应了他。后来，雍正发现张楷的话是空话，对江苏的印象更差，要求严厉整治江苏官场。
　　六年，雍正派遣户部侍郎王玑和刑部侍郎彭维新带领四十多名候补官员来到江苏，到各州县清查积欠。他们的任务是在一年之内追回全部积欠，这个难度是相当大的，仅苏州府就关押了一千多人，结果，整个江苏省人心惶惶，有混乱的苗头。雍正一看，认为不能把事情闹大了，便要求停止追查，先查官场上的人，民间拖欠的，以后再处理。
　　到雍正九年时，清查工作才结束，从康熙五十年到雍正四年，江苏总计欠银一千零十万两，其中被官吏和豪族侵蚀的有四百七十二万两，接近一半。雍正决定，官吏和豪族欠的在十年之内还清，民间欠的在二十年内还清。
　　福建省的积欠要少很多，只有四十四万两，其中民欠的有三十三万两。雍正也派遣钦差大臣专门处理此事，在福建，积欠和亏空同时处理。后来，福建省出现了灾荒，民间欠收，雍正格外开恩，不再追究积欠。
　　山东省的积欠相对较多，有三百万两，这笔钱直到雍正死还是三百多万两，乾隆即位之后，免除积欠，山东人民欢呼。
　　各省都有积欠，数量却有很大的差别。积欠者几乎囊括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有官僚，有大地主，也有中小地主，还有自耕农。在清查积欠的过程中，雍正也区别对待，官吏的属于侵欺、地主的属于包揽、平民的属于民欠。雍正打着惩治贪官污吏的幌子执行这项政策，其实是掩人耳目，在积欠这事上，民欠的数额最大，所以这项政策的主要对象还是平民。
　　当时很多人逃税，逃税的方式是隐瞒田产。对此，雍正是无法容忍的，他接受田文镜的建议，在河南率先推出自首隐田政策。所谓自首隐田政策就是鼓励民间自首，报出自己隐藏的田产，只要你自首的，以前隐藏的税粮不用交，对于失于考察的官员也不查办，从今以后，你按规定缴税就行了。如果不自首，结果却被发现了，那就要进行严厉惩治。
　　这个政策的效果立竿见影，跟田文镜的大力执行有关系。雍正所作的这一切，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增加清廷的财政收入。
　　货币政策
　　古代很多皇帝不懂经济，雍正可能是一个例外，雍正当然也没有学过什么经济学，只不过他是一个细心的人，平时喜欢思考，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些独到的经验。
　　清朝跟其他朝代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并没有非常明显地排斥商人，这跟商人对清朝的江山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因此，清政府始终把商业看成是财政的一块大蛋糕。
　　清朝商业相对比较发达，所需要的货币就更多，当时很少有纸币，主要是铜钱、银子、黄金。最主要的流通工具是铜钱和白银，不过当时铜矿严重不足，导致钱币很少，流通出现了困难。根据供求关系，这势必导致铜贵银贱的现象。本来，根据清政府的规定，一两银子值一千文铜钱，但实际上换不了这么多。
　　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将会导致货币的混乱，雍正也作出了一些努力，但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
　　雍正九年，京城钱价昂贵，户部尚书建议国家出钱，用九百五十文换一两银子，等以后经济发展了，就用一千文兑换。这其实是调整比例，努力做到一两银子值九百五十文。可惜，这个数字跟市场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当时一两银子大概只值八百多文。
　　任何时代都会有假币，尤其是在钱不够用的时候。古代铜钱并非全是由铜制成，通常会混合一定比例的铅。加入铅之后，钱就更坚固，拿在手里也更沉一点，学过化学的人都知道这点。康熙制造的铜钱铜与铅的比例是六比四，质量相对较高，雍正制作的钱比例是五比五，质量相对较差，而且上面的字明显更模煳一些，看上去有些像假钱。这无疑给制造假钱的人机会。
　　当时的假钱也是用铜做的，不过很轻，质量也很次，铸字更加模煳。当时有一种沙板钱，里面铅多铜少，比官方的制钱要小，更薄，上面有许多小砂眼，所以叫做沙板钱。这些劣质的假钱，在一千文中掺入三四十枚，居然可以合法地通行。
　　当时由于铜钱短缺，造假钱有暴利，如果不遏制这股不正之风，货币市场就会陷入混乱。雍正二年，沧州步军统领衙门查获了刘七等人的铸钱案。
　　私铸钱扰乱货币市场在当时显得尤为严重，因为清政府垄断了造钱业，所有铜矿都不允许私人开发。这些造假钱的人得不到原材料，唯一的办法就是熔化制钱来打造成本更加低廉的假钱，这么一搞，制钱会越来越少，私铸钱的市场就会越来越大。
　　为了整顿货币市场，雍正必须采取一些措施。
　　首先，他禁止使用铜器，收集铸钱原材料。四年，雍正下令，除了乐部必需的铜器之外，一概不允许用铜器，有铜器的必需交给官府，然后官府给你一定的补偿。如果有违令的，将治罪。九月，雍正又下令，只有准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使用铜器，其他人一概不准使用，拥有铜器的人，三年之内必需上缴（有偿）。十二月，雍正亲自带头交出铜器，表示以后宫中不使用铜器。
　　雍正带头，京城里的臣民们自然不敢不给他面子，但是地方上对此没有多大的反应。五年，雍正又派出官员到各地收购铜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后来，雍正想，一些边缘地方的百姓离交铜器的衙门太远，而且他们手中铜器也不会很多，让他们交铜器确实不太方便。雍正提出可以用交纳铜器代替税粮。
　　田文镜给雍正提了个建议，允许私藏铜器的绅衿之家的奴仆告发主人，只要证据确凿，告发者立刻可以恢复人身自由，主人还要被治罪，用这种方法迫使大户人家交出铜器，不可谓不狠，确实是一个好方法。
　　但雍正这个政策执行得并不是很好，为什么？表面的原因是铜器大多是成品，老百姓爱惜，不舍得当成废铜交出。其实，根本的原因还是他收购铜器的价钱出得太低，起码你要根据铜钱的价值来收购别人的铜器啊！想用收破烂的价钱让别人交出有利可图的东西，不符合客观规律，即使有严刑峻法支持也很难成功。
　　在这个问题上，雍正始终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唯一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开发铜矿，让制钱能够满足市场的流通需要。
　　当然，我们也不能对一个改革者苛求太多，作为一个改革家，雍正背负的骂名已经相当多了，其中就有“爱银癖”，他成了世人眼中的葛朗台，这显然是对他的误解。
　　
　　第六章　整顿八旗，调解满汉
　　
　　雍正大为失望，痛骂这些八旗子弟，最后强迫他们去耕种。强扭的瓜不甜，这些八旗子弟过去后，不安分守己好好生产，反而偷偷卖掉牛、农具，出租井田。井田制实行十年后，雍正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失败。
　　解除旗主权力
　　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首创的，在创立之初，旗主分别由努尔哈赤的子侄担任。
　　旗主与旗下的关系过于密切，皇帝如果要发号施令的话，必须通过旗主。这就留下了一个隐患，如果皇帝跟旗主的关系不好，有可能会出现尾大不掉的情况。对于那些威信很足、皇位坐了很长时间的皇帝还好说，但如果是新君即位，威信不足，如果旗主中有人抱成一团，拥护其他人，那就危险了。
　　由于旗主的位子是世袭的，旗主与旗下的关系就更密切了，这对皇权来说是一种潜在的威胁。雍正是一个非常专制的皇帝，对他来说，任何威胁到皇权的东西都是不应该存在的，只要他发现了，一定会全力铲除。
　　从清太宗皇太极开始，清朝的皇帝们就在谋求削弱旗主的权力，毫无疑问，这是对创始者努尔哈赤思想和制度的一种背叛，但也是形势所趋，不得不为的一种手段。皇太极和顺治将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升为上三旗，由皇帝直接领导。剩下的五旗称为下五旗，依旧由各旗主掌管。
　　康熙时期，进一步剥夺旗主的权力，他让自己的儿子胤祐管理满、蒙、汉正蓝旗三旗事务，等于是取代原来的旗主。事实上，雍正继位之后，八旗旗主的势力已经非常衰微了。但对雍正来说，只要八旗旗主还有影响力，他就不能不动手改革。
　　刚开始的时候，雍正继承康熙的思想，任用自己相信的皇子和王公管理八旗事务，比如，他让康亲王崇安管理正蓝旗三旗事务，十七弟允礼管理镶红旗。尽管这些人都是他钦点的，但他仍然发现很多不完美的地方，无论是崇安还是允礼，身份都相当高，管理各旗后，地位攀升，有时候自己的命令也未必能很好地下达。雍正感觉到代理人与自己的矛盾，大权有被分割的感觉。而且，他任命的这些人往往与各旗都统发生摩擦，由于权限不明，这是难免的。
　　六年，雍正取消了崇安、锡保、德昭等人管理旗务的权力。七年，雍正任命庄亲王允禄管理镶白旗满洲都统；九年，改允禄管理正红旗满洲都统事务；十年，任命平郡王福彭管理镶蓝旗满洲都统事务。这是一项改革，管理都统事务跟管理旗务有所不同，管理都统事务相当于一个兼职都统，管旗务的相当于旗主，都统必须听命于旗主。都统是一种官职，不能世袭，也不是终身制，由皇上任命，属于流动的官职。
　　雍正的这个政策实际上就是取消八旗的旗主，换句话说，以后不需要旗主了，每个旗设置一个最高长官，这个长官跟其他官员一样，随时可能被调走。
　　就这样，雍正又不动声色地剥夺了八旗旗主的权力，这权力回到了谁的手中？皇帝，大权独揽一人之手。
　　剥夺了王公们的统治权不说，雍正还进一步给他们限定，禁止他们在八旗中挑选人员到自己的府中做差役，最多只能挑选一些人当护卫。如果想弄一些人做包衣，必须上奏申请。下属如果犯罪，王公要及时上奏，交给刑部处理。也就是说，王公们不断失去了八旗的统治权，连袒护下人和处罚下人的私权都没了。类似的规定还有很多，最终的目的是告诉王公们，在国法面前没有家法，这个国家，我雍正一个人说了算。
　　此外，雍正严禁王公们勒索属下。雍正元年，一些王公的门人到外省做官，王公们便伸手向他们勒索。雍正清楚，这样一来，势必导致这些人在地方上贪污受贿，所以严令禁止。
　　第二年，有人揭发公爵星尼向门人王承勋勒索了几千两银子。雍正非常重视，对王公大臣们说：“星尼不过是一个公爵，王承勋也不过是州县级别的小官，就勒索了几千两银子。如果勒索者是王公，门人是地方大员，那这银子不知道多少能打得住？以后，这种事情必须禁止，如果发现了，将裁掉下五旗王府佐领下人，永不叙用。”
　　雍正是一个真正有治国头脑的人，他对王公下手，一方面是为了乾纲独断大权独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收回王公的权力是反腐败的一项重要措施，如果腐败只是从官僚阶层入手，显然只是触到腐败的表面。
　　解决八旗生计
　　八旗在清朝属于上层阶级，在人们常识里应该不存在生计问题的。
　　确实，在清军入关之初，八旗人口很少，大家都是官僚，有俸银有耕地，生活根本不是问题。但是，雍正继位之后，入关已经八十多年，八旗人口大量增长，官职和兵额都有限，加上汉族、蒙古官员的加入，留给八旗子弟的官位更少了。而且，清政府有个非常荒唐的规定，八旗子弟除了当官和当兵，不能从事其他职业，这表面上是让他们当贵族，无形之中却让他们的生存能力退化。
　　八旗子弟由于长期和生产绝缘，加上生活上又喜欢比排场，导致他们入不敷出，生活艰难。这些问题当然也逃不过雍正的法眼，他屡次批评八旗子弟丢掉尚武的传统，追求享乐主义生活。而且，雍正知道八旗子弟最喜欢逛戏园子，经常喝酒赌博，成天斗鸡斗蟋蟀，其中很多人靠着变卖祖产过日子。
　　清朝毕竟是靠八旗起家的，如果八旗堕落下去，雍正担心国本受损。为了防止旗人堕落，雍正严禁八旗子弟斗鸡酗酒，号召旗人崇尚节俭。这些口号当然起不到什么大的作用。雍正五年，顺承郡王锡保报告说，贾富成偷了军粮，还向人放高利贷，雍正命他追查，将追查得来的粮饷奖励给破获这案子的官兵。
　　六年，雍正在京城附近设立二十四个八旗米局，专门调查禄米的买卖，雍正想通过这种方式限制八旗子弟的靡费。真可谓用心良苦，简直像八旗子弟的严父，可惜子女不争气，父亲再严也不管用。
　　为了保证八旗子弟的温饱，元年，雍正从内帑中拨出八十万两银子，分给八旗。这种资助对于奢侈的八旗子弟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八旗的兵额是固定的，但人口却一直在增长，于是多余的人丁越来越多，这些八旗子弟又不会干其他的营生，所以生活越来越差。雍正想通过扩大兵源解决这些人的生活问题，可惜政府财力有限，只能增加一点，这对八旗子弟来说，也只能解决很少一部分人的生计问题。
　　当然，八旗有田地，八旗庄田属于公田，旗人有使用权，但没有所有权，论理是不能随便买卖的。当使用的时间一长，他们也就变成了实际拥有者，所以很多人将田产典卖。雍正追查这件事时，考量到买卖旗地沿袭已久，不便依法惩治，但又不能不管。最后，雍正决定动用内库的钱，将卖出的地按原价赎回，雍正限定原业主在一年内赎回，过期不赎，可以让八旗内的其他的人赎回。雍正这么做目的是保住旗人的产业，不让这些田地流失。订/阅/v/信/whair004
　　雍正的这些措施仍然无法挽回八旗子弟的堕落态势。雍正还通过屯耕的方式，鼓励八旗子弟自食其力。雍正在热河开垦了三处屯田，挑选了八百个没有产业的八旗子弟前去开垦。后来，雍正又在喜峰口设置屯田，让八旗子弟去经营。
　　雍正还实行井田制，在京城以南的霸州、永清、固安、新城等地划出大量的土地作为井田，让没有产业的八旗子弟前去耕种。每户人家给一百亩私田，十二亩半公田，私田在外，公田在内，另外给十二亩半的地方给这些人盖房子。甚至给每户人家发放五十两白银，购买耕牛、农具、种子。私田收入归耕种者，公田收入归公。这么好的政策，居然没有几个八旗子弟愿意去。
　　雍正大为失望，痛骂这些八旗子弟，最后强迫他们去耕种。强扭的瓜不甜，这些八旗子弟过去后，不安分守己好好生产，反而偷偷卖掉牛、农具，出租井田。井田制实行十年后，雍正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失败。
　　可以说，雍正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殚精竭虑，可惜无法挽回旗人的颓势，只是减缓了旗人退化的速度。
　　调解满汉矛盾
　　满汉矛盾在整个清朝一直存在着，在清初和清末最为突出。雍正曾经感叹，其他朝代结束了，改朝换代时前朝宗室都会对新朝表示臣服，唯独清朝取代明朝，许多不法分子打着明朝宗室的名义造反。
　　雍正元年九月，雍正说他发现了一道康熙不曾发出的谕旨，谕旨称赞朱元璋统一华夏，文韬武略，连唐宗宋祖都比不上，所以派人寻访朱元璋的后裔，供养其后代。第二年，雍正找到正定知府朱之琏，说他是明朝后裔，让他负责明朝陵墓的祭祀。
　　朱之琏是朱文元的后代，朱文元是明朝宗室简王的后代，在松山战役中被俘，入了八旗。雍正拿朱之琏做文章，就是为了表达满汉一家的思想，让大家拥护清朝的统治。
　　在雍正朝，仍然有汉人借朱明的名义造反。甘凤池两次被抓住，释放后，坚持不懈地从事反清活动，世人风传甘凤池气功了得武艺高强，越传越神，很快甘凤池就成了反清的领袖。甘凤池身边有一个叫周昆来的人，本姓朱，据说是明朝宗室的后人，曾在苏州见过朱慈焕，互相认了亲。
　　李卫及时发现了甘凤池的活动，安排间谍打入对方内部，甘凤池等人相继被逮捕。
　　雍正一手打击反清运动，一手抬高明朝后裔的地位，意在向世人表明，大清和明朝后代并不是水火不容的，造反者纯粹是无理取闹。
　　直隶一带，满汉的矛盾尤为突出。因为这里是旗人的聚集地，旗人仗势欺人，与汉人经常发生冲突。
　　雍正元年，直隶巡抚李维钧密奏房山县的庄头李信和宛平县的庄头索保狼狈为奸，霸占地盘，抢夺居民的牲口，还发放高利贷，勒逼百姓，抢占民女，殴民致死。雍正让李维钧严查，为受害百姓出气，雍正清楚，像这样的事情往往与上面的王府有关联，所以告诉李维钧不必有任何忌讳。
　　尽管如此，李维钧还是有所顾忌。李维钧是汉人，如果惩治旗人，担心遭到王公贵族们的报复。雍正再次表示，让他放手查办，秉公执法。在雍正的大力支持下，李维钧才放开手脚，处理作案的分子。
　　对于违法作恶的人，雍正向来不姑息，哪怕是皇亲贵族八旗子弟。康熙末年，旗人许二打死汉人刘国玉，雍正刚继位，本来新皇登基一般都会赦免犯人。但雍正却不赦免许二，他认为许二仗着自己是旗人行凶作恶，情节恶劣，如果不处决的话只会纵容更多的旗人犯罪。
　　清军入关后，旗人和汉人在法律上从来没有平等过。汉人如果犯了流放罪必须老老实实地充军，旗人却可以改为枷号、杖责，实际是减轻刑罚。雍正觉得这种政策跟自己的法制思想不太一致，遂召集大臣商议让旗人和汉民同等处置，废除折刑法。
　　一些大学士提出反对意见说，这个法律虽然不太好，容易让旗人犯罪，但是满人和蒙古人缺乏谋生之道，如果把他们发配，他们恐怕很难生存下去。雍正一听，没办法，还是按照既有方针办事吧！
　　在官僚集团中，也存在民族歧视。满洲官员瞧不起汉族官员，这是清朝历来的制度决定的，满官比汉官享有更多的特权。雍正对此却说：“在朕的眼里，满汉官员皆为一体。朕对臣下极为公平，从来不看其他的东西，就看这个人能力怎么样。”
　　清朝的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等高官，满汉都可以担任，但主事的，却一定是满人。譬如，军机大臣可以是汉人，但首席军机大臣一定得是满人。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像张廷玉这样深受雍正器重的汉人，就可以担任主事的，比满人尚书的职位还高。
　　雍正六年，上朝的时候，张廷玉不敢走在满人傅尔丹的前面，虽然论官职张廷玉要高一级。张廷玉向雍正请求让傅尔丹走在自己前面，但雍正不同意，一定要张廷玉走在前面。
　　对于满汉官员的矛盾，雍正并没有过分偏袒满人。譬如，杨文干担任广东巡抚的时候，广州将军石礼哈和官员阿克敦、常贲、官达等人想谋害他，被雍正窥破，痛骂了他们一顿。
　　雍正曾自豪地说：“朕治下的官员什么样的人都有，有满人迈柱，也有汉人李卫、田文镜、杨文干，他们虽然出身不同，但都能竭忠尽力。至于那些挟私倾轧的小人，不管是满人汉人还是蒙人，在朕这里都得不到重用。”
　　雍正的潜台词是：朕是一个非常英明的皇帝。
　　但清朝满人官员占据优势是个不争的事实，即使满官是汉官的下属，往往也瞧不起自己的上司。雍正知道这是满人的积习，对此非常警惕。
　　雍正说：“天之生人，满汉一理，其才质不齐，有善有不善者，乃人之常情，用人惟当辨其可否，不当论其为满洲为汉人也。”
　　这并非雍正的真实想法，让我们看看雍正是如何对宗室大臣说的吧：“我希望你们中能够多一些有出息的人，如果宗室里有一个有出息的人，就等于是满洲里有一个有出息的人。如果满洲里有一个有出息的人，汉人里也有一个有出息的人，我一定先用满洲里有出息的人。”
　　雍正用人的原则是：先把机会留给宗室，然后留给满人，再次留给汉军中人才，最后才留给汉民。前提是得有才能，如果宗室里没有合适的人才，只好在满人里挑选，满人里没有，就在汉军里挑选，汉军如果还没有，就在汉民中挑选。
　　在调解满汉矛盾方面，雍正确实作出了一些措施。但他的根本思想还是满汉有别，维护满人的统治地位。譬如，雍正极力维持满族的语言文字，担心有一天汉化后，满洲文化会消亡。他这种担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历史的直觉。而且，雍正禁止满汉通婚，想维护满洲的独立地位和统治地位，这等于是螳臂当车，逆流而动。雍正本人就有汉人血统。
　　
　　第七章　一个疯狂书生引发的文祸
　　
　　曾静对吕留良崇拜的五体投地，他在《知新录》中说：“皇帝应该由世上的大儒来做，不该由世上的英雄做。在春秋时，有资格做皇帝的是孔子，战国时应该是孟子，秦以后为程朱，明末应该由吕留良来做。”
　　曾静的意思是现在就应该他做皇帝。
　　无辜的岳飞后代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六日，陕西总督岳钟琪喝完酒刚回到衙门，突然有一个人手持一封书信拦在他的轿前，扬言有要事禀报。
　　侍卫们正准备把来人轰走，岳钟琪拉开帘子一看，见这个人不像官差，便让人接过他的书信。岳钟琪拿到书信，顿时一惊，只见信封上写着“天吏元神”的字样。岳钟琪感觉这事不小，立刻让人把送信的人看守起来，匆匆进入衙门，屏退左右，拆开信查看。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封信直看得岳钟琪凉汗淋漓。正如岳钟琪所奏：“臣不忍卒读，不忍详阅……恨不得立刻吃了逆贼的肉。”
　　这究竟是什么样一封信，让岳钟琪如此惊慌。
　　给岳钟琪写信的人是湖州郴州的一个秀才，名叫曾静。曾静听说岳钟琪尽忠爱民，雍正却非常怀疑他，想要削夺他的兵权，岳钟琪不高兴，想要谋反。曾静万万没想到，他听到的只不过是流言，真实情况刚好相反。
　　雍正不但没有怀疑岳钟琪，而且对他非常信赖和器重。岳钟琪接替年羹尧担任川陕总督后，功高遭人忌，在曾静投书之前，诽谤岳钟琪的奏折就有一箩筐。雍正在任命岳钟琪为总督之前，议政大臣和署理直隶总督蔡珽就说岳钟琪这个人不可深信。蔡珽显然非常嫉妒岳钟琪，岳钟琪进京后，蔡珽故意在他面前放烟雾弹，说怡亲王允祥对他非常不满，傅鼐告诉他要小心。允祥是雍正最信任的兄弟，蔡珽说这话无非是告诉岳钟琪，雍正对他很不放心，想借此挑拨岳钟琪和雍正的关系。
　　当时，背后说岳钟琪坏话的人何止蔡珽，很多人借口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将来有一天可能会替汉人报仇，以此劝说雍正不要重用岳钟琪。上层这么说，更不用说市井流言了，陋井小巷到处流传“岳公爷”要带领川陕兵丁造反。社会上的传言是越传越有模有样，有人甚至说岳钟琪已经被雍正谴责，他的儿子已经被捉拿在案了。
　　这些传言仅仅反映了民众的一种心理诉求，这种诉求不光是恢复汉家天下，也是一种唯恐天下不乱的冲动。
　　事实上，雍正对岳钟琪很信任。但曾静并不知道这些，他本着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想借助岳钟琪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为此，曾静给岳钟琪写了一封信，说你是岳飞的后代，岳爷爷曾经抗金，你身为他的子孙，当然应该继承他的遗志，现在你手握重兵，正好可以血洗宋朝和明朝的耻辱。
　　这封信让岳钟琪非常紧张，他给雍正上了一道奏折，请求雍正解除自己川陕总督的职务，以便让自己享尽天年。当时，西北乱局未定，正是用人之际，雍正自然不肯答应岳钟琪的要求。
　　雍正朱批道：“卿的一片至诚之心，朕怎么会不理解呢？朕待卿犹如骨肉，卿是朕的国家栋梁，便是父母之恩也不过如此。卿怎么能提出辞职这种要求呢？朕虽然不是圣明之主，自负洞察世情，绝不会为流言所误，卿在那里放心地干吧……”
　　岳钟琪决定找陕西巡抚西琳共同审理投书之人，西琳是满人，岳钟琪选他意在表明自己绝无谋反之心。在这件事上，岳钟琪必须非常小心，有人要他以岳飞后代的名义造反，这绝对是一件非常敏感的政治事件，处理不好，有可能招致抄家灭门之罪。雍正虽然表示信任他，但圣心无常，年羹尧和隆科多就是前车之鉴。所以，在这件事上岳钟琪再小心也不算过分。
　　审讯
　　岳钟琪字东美，四川成都人，父亲岳升龙曾担任四川提督。岳钟琪是南宋著名将领岳飞的二十一世孙。康熙六十年，岳钟琪平定西藏叛乱，擢升为四川提督。雍正元年，岳钟琪跟随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年羹尧被解除职位后，岳钟琪接替了他，掌管西北十万大军。
　　《清史稿》对岳钟琪评价很高，认为岳钟琪性格沉毅，足智多谋，治理部下很严，又能与将士们同甘共苦。像岳钟琪这样的汉人被拜为大将军，又能让满洲将士对他心服口服，在康雍干三朝也就岳钟琪一人而已。
　　岳钟琪又看了这封信，写信者是一个自称“南海无业游民”的人，那个送信的人自称张倬。岳钟琪本来邀请西琳一起来审讯，但西琳正在校场检阅士兵，未能按时前来。岳钟琪不便私自审讯张倬，一个人在房内来回踱步，忽然想到，这个人既然敢来投书，一定有后台，如果猝然审讯的话，只怕不能得到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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