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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之枭雄卢俊义-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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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主义社会看起来光鲜亮丽多了，看起来富裕多了，包括那些工人，他们都基本衣食无忧了。是不是他们受到的剥削减轻多了，并非如此，严格地说，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远甚于地主对佃户的剥削，在很多地方佃户能留存五成的粮食，将收获的一半留在家里，最不济的也有二成，但是很多工厂里一个工人一个月能创造出数万产值，结果只能拿到十分之一，尤其是后世某个国度作为世界血汗工厂里的工人所受到的剥削最重，拿到的更少，要知道同一个时代同一个生产力下，别国的劳动力所获报酬是那个国家的工人是五倍到十倍不止。如果假设洋人老板只剥削洋人一半，那么国人只拿到了二十分之一。
归根结底，造成所有人错觉的原因，是生产力高度发展了，通过工业革命和电气革命，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将严重的剥削关系给掩盖住了。
但毕竟资本主义社会还是比封建主义社会的社会生产力高上数十倍不止，社会生产关系虽然本质一样，但外表上还是优化不少。虽然是一些大资本家的联合体控制国家，但毕竟比一个人的独裁统治更稳定些，至少不会出现此即彼伏没二三百年就爆发一次的改朝换代。
在封建社会中，因为还存在着压迫和剥削，对“顺民”们来说，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忍耐”，而对“暴民”们来说，则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因此阶级斗争虽然只是“部分地”存在，但依旧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农民起义历朝历代不断发生，但是因为生产力的无法解放，农民起义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成功。所谓的“造反成功”，无非是改朝换代，也就是“把你打下去，我来做皇帝”。有的时候，改朝换代以后的新皇帝，比原来的旧皇帝更坏。因为在皇宫中长大的皇帝，他所能够倒出来的“坏水儿”，无非是吃喝玩乐、宠爱美妃、偏听偏信、任用小人、不理朝政等等，而一个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杀出来的像刘邦、朱元璋、洪秀全那样的痞子、流氓，一旦做了皇帝，他所能释放出来的坏能量，可就不是一个“宫廷娃娃”所能够比拟的了。看每次中国改朝换代几乎要付出三成甚至一半以上人口的消耗，像三国时期，十人遗一。在封建社会中，如果生产力不发展到一定程度，哪怕发生一千次农民起义，其结果只能是改朝换代，倒楣受苦的，还是老百姓。
从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农民起义的结果，也不是打倒皇帝的结果，因为农民头脑中没有资本主义思想，不懂得资本主义工商业。只有开明的地主阶级本身认识到从佃农手中一升一斗地收取地租不如经营工商业更发财，只有地主阶级因为从事工商业、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把自身变为资产阶级之后，才有可能通过武力或非武力把政权夺到手里，从而把社会制度改变为资本主义社会。
至于一个社会是封建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和有没有皇帝关系并不大，像日本和英国，虽然至今仍有帝王，但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它们都属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封建主义国家。特别是像瑞典那样的国家，到现代还有国王，但是他们的瑞典工党按照恩格斯的“议会斗争”路线，没有发动武装革命就成了执政党，如今却已经建成了富强的“福利国家”，国民收入超过了美国，排行世界第一，并且敢于对外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了。非常遗憾的是，历史证明，人类社会从封建主义进化到资本主义，并不是农民起义的结果，而是开明地主进行改良的结果。因此，造反绝不等于革命。革命的目标，绝不是把富人变成穷人，而是要把穷人变成富人；绝不是推翻一个**独裁的政府，建立一个更**独裁的政府。革命成功的前提，第一是生产力的发展和成熟；第二是领导集团要有先进的思想作指导和理想的社会制度作目标；第三是领导人必须放弃本人及子女的特权。不然，封建主义就要复辟。
在卢俊义浅薄的认知中，封建主义要想发展到**，资本主义是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资本主义里面有一种特殊情况，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者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常被误认为不是资本主义）。如果能够一举在北宋末年就将中国带入资本主义，善莫大焉。
站在历史的高度，卢
静地剖析，很显然，他需要地主阶层的帮助，完全依户和自耕农是成就不了大事，完全依靠原来梁山那些好汉结果比宋江好不了多少。
在原著里有宋江这般恐有小聪明没有战略眼光的领导人带领，那一百单八个水浒好汉们所能带给社会和人民的，主要是破坏，是倒退。
特别是在“辽兵犯边”、“金兵南下”那个历史时期。他们所起地作用。是扰乱社会治安。分散抗敌兵力。他们既没有造福人民。也没有推进社会发展。所谓地“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只不过是一个幌子。即使是施耐庵胡编乱造。使得宋江不投降。而是“革命成功”。取得了政权。当上了皇帝。他一定也是个善于权术地坏皇帝。而不会是一个忧国忧民地好皇帝。特别是被吹捧为“彻底革命派”地李逵之类。一旦取高而代之。流氓无产者当权。结果无非是胡作非为。不会比高俅好到哪里去。梁山好汉中相当一部分人属于流氓无产阶级。由于他们地思想意识局限。决定了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像武松被施恩收买对付蒋门神。被张团练等人小恩小惠收拢。宋江最擅长收买。
鉴于以上种种考虑。卢俊义决定调整原来地战略。不再以防止和削弱地主阶层为主。他要开始拉拢地主阶层。甚至要扶持他们转化为商人阶层。为此他做出了一番努力。
首先。地方行政向地主阶层开放。里、保、村、社这些基层地地方行政。都是靠乡民或市民自治。由乡民或市民自行选举出各里、保、村、社地负责人。原来规定地主阶层不得参与选举。现在开始放开。规定地主阶层可以参加选举。而且可以做并且只可以做主要负责人。因为副手一般是负责民兵编制和训练地。地主阶层出来地还是适合做行政而非军事。
其次。镇、县、州、道地大部分职务（军事职务和有些战略物资管理暂时不放开）都面向所有阶层招募官员和吏员。其实原来地主阶层在这一块也是受限制地。但现在大部分地行政职务都向他们放开招募。卢俊义汇集了政务院里所有能臣。秉着他地意旨。只考实务和策论。不考诗词歌赋和五经四书。对每个类型地职务设定一份考卷。先考道州级地职务。再考县镇级地职务。通晓或略懂地都有机会考取。俸禄等同于同级别武官（自然低于赵宋。对此卢俊义另有异义）。而且都赐予等同于赵宋朝廷一样地什么进士、举人、秀才一般地学位。镇、县、州、道里面一个衙门内只设立十个部门。统一由镇长、知县、知州、道抚（道巡抚）领导。有农业、工业、商业、文化、保障、财政、教育、人事、司法、警卫。每个部门在道地称厅、在州称之为局、在县称之为科。镇级只设置三位官员。然后每一级部门地分支小部门称下一级部门地称号。如鲁西道农业厅林业局。如果懂得耕种、屯田、水利、林木、畜牧等技术地人员可以进入各级农业部门地分部门。如果有懂得器械制造、纺织、开矿、检疫地可以到工业部门。诸如此类。当然是优先安排了梁山军校地学员后。才会开始面对所有阶层考试招募。卢俊义并不担心冗官问题产生（对待宋朝地冗官问题。卢俊义自有看法）。
然后。开放诸多矿产、诸多商品经营权和海运权。开放除了金、银、铜、铁、硫磺、硝、盐之外地矿产。如石灰石、大理石、煤、玉石、铅、铝等诸多矿产都被拍卖给领地内地各位地主。另外再拍卖梁山制造地各种奇异商品地独家销售权。再拍卖领地内各种奢侈品地外销权。然后再拍卖海运权。如果有那位地主野心勃勃想要远洋。海军可以给他租借武装人员护航。然后由政府出面筹建每个地区地商会和每个行业地商会。对首度下海经商地地主和自耕农免收一季度或一年地所有商税。对新开张地店铺免收第一个月地营业税。
最后。设立议政机制。从保、社、镇开始选举参议员。可以品论每个行政衙门地施政能力。审议每一级衙门地各项决策和司法审判。有权向上一级衙门反映。从保一级开始设立参议院。由每个里选出两名。一名地主。一名平民（自耕农或佃户）。然后社一级从每保选出两个。同样一名地主一名平民。以此类推。增强地主参政议政地积极性和对卢齐政权地认可。
还设立荣誉制度，即设立太平绅士，每一年从一个镇内由民意评出一名对地方有贡献的地主为太平绅士，授予太平绅士勋章，遇到的人都需要向他行礼。
当然最重要的是调整他们的田赋（对这个，卢俊义另有赘述）。
第五十一章 所谓冗官
进行行政编制，创立他的卢齐（如同赵宋）政权时，T7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冗官。他仿照后世，初步拟定了行政编制计划，想在政务院下面设立了二三十个部门，然后在各地方衙门分别设立了一二十个行政机构。他的行政编制命令到达政务院时，就被首相张叔夜驳回，而且措辞严厉地指出“主公欲亡义军不成，设此纵容冗官之法。”
卢俊义吓了一跳，忙请张叔夜询问冗官之事。等细细问过之后，卢俊义才明白，原来他认为合理的事情在这北宋年间一点都不合理，而且频频被人讲起，视之为苛政。
什么叫冗官，就是当官的人特别多，尤其是当官又不做事的人特别多。
“冗官”一直是困扰宋朝吏治最严重的问题。北宋大臣王禹偁向宋真宗上疏：“臣本鲁人，占籍济上，未及第时，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户一人，当时未尝阙事。自后有团练推官一人，太平兴国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监酒、榷税算又增四员。曹官之外，更益司理。问其租税，减于日也；问其人民，逃于昔时也。一州既尔，天下可知”。意思是，济州以前只有一个刺史一个司户管理，未曾有政事荒废，但后来增加了众多官职，按说办事应该更有效率，但是税收反而比以前减少了，逃难的老百姓反而比以前更多了。庞大的官员队伍增加负担却降低效率，冗官已经影响宋朝政府机构的正常工作。
卢俊义纳闷地问张叔夜道：“为何宋朝一代会有冗官？”
张叔夜道：“首先是因为宋朝制度变更导致机构众多，太祖皇帝为削弱宰相权力，增设枢密院、参知政事、三司使等机构。宋以前的地方政府是州府和县二级，宋在州府之上新增一个‘路’的机构，另外还有独立于路府之外的叫‘军’的行政机构。宋经济发达，专门派人管理茶、盐、酒税收，还有派人管理负责海上贸易的市舶司，这些多出来的机构都要有人去补缺，官员就多出来了。宋祁曾向皇帝上疏中说：‘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州县面积没有比以前扩大，但州县的官员数量是以前的五倍。其次是赵宋朝的科举取士数量非常多，唐代取士最多不足百人，宋朝礼部规定四百人，实际常常有超额，扩招的进士都得安排官职。然后赵宋朝廷还有个‘荫补’的官职制度，官员的亲属享有不经科举直接做官的特权，荫补的允许范围非常宽泛，子孙基本都能享受荫补，高级官员的异姓亲属也可以荫补，甚至门客医人这些非亲属也可以。一个官员有很多个荫补名额，宋朝荫补做官的人远比科举做官的人多。奸相王有很多侍妾，其中得到封官的达十八人。王的儿子十四岁便任待制，被称为‘猢狲待制’。赵宋朝廷对官员优待，俸禄相对其它朝代都要优厚，法律约束宽松，太祖皇帝曾密令子孙不得杀士大夫，所以很多人挤破脑袋都去做官。”
卢俊义点点头：“机构是不能增设太多，科举取士亦不能太过繁多，更不能搞什么荫补制度。只是我疑惑的是，如果每个人都勤于政事，官多了也没啥太大害处。”
张叔夜摇摇头：“主公此言差矣，这么多的官职除了少部分必需，多数都不管实际事务，多数都是占着位子混饭吃的，老病、昏聩、平庸、不理政事的官到处都有。欧阳修在庆历三年给皇帝上的《再论置兵御贼》札子中说，郢州知州王昌运年老病重，腰腿不能行动，每天要两个人抬到衙门办公，三年之内，州政大坏；后来有一个叫刘依的人来替换老病的王昌运，刘依也是个七十多岁脑子糊涂的老头，欧阳修任滑州通判时刘依正寄居在那，三四次来找欧阳修，每次都问：‘中书省有一个王参政，叫什么名字？’作为一州的最高长官，竟然不知道中央高级领导的名字，告诉他几次都记不住。欧阳修就对皇帝说：‘陛下试思如此等人，能为国家置兵御贼乎？’”
卢俊义疑惑道：“那朝廷难道没有什么举措去裁汰冗员？”
张叔夜苦笑道：“朝廷当然也想精兵减政，裁汰冗员，但是裁到谁谁都不愿意。
世上庸人往往是哪里有利就往哪里走，世上官场这块地盘最有利，于是赵宋朝堂上的官员越来越多。冗官虽然属于多余，只消耗俸禄无益政事，但是这些已经坐稳位子的冗官，多数都难以动摇他们的地位。谁在什么位置，谁能动谁不能动，这不是由当事人的意志或才能决定，而是由相关的利益决定，世上大大小小的山头衙门都是这样。范仲淹曾尝试推行‘庆历新政’，新政内容之一就是裁剪冗员。
仲淹在考核名单上把不合格地官员名字勾掉。富弼劝T‘你一笔下去轻松。被勾地一家人可要哭了。’范仲淹说：‘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好。’但是那些冗官地利益不是这么容易被触犯地。范仲淹虽然豪情万丈。被他勾掉名字或将要被勾掉名字地人不甘心已有地利益受损。便从中闹事。庆历新政实施了一年多。冗官没裁掉几个。范仲淹却被裁掉了参知政事地乌纱。以后朝廷虽然继续尝试裁剪冗官。但对盘根错节地官场群体无从下手。冗官现象终归因袭既久。难于骤革。一直烂至此时。”
卢俊义遂问道：“赵宋朝廷究竟养了多少官员。便称冗官？”
张叔夜答道：“真宗时。文武百官有九千七百多。仁宗皇祐年间。增至一万七千多。而现如今因朝廷奸臣贪官当道。荫补之官甚为泛滥。官员多达五万人。”
卢俊义听了这个数字。不禁笑问道：“赵宋治下户多少？人口几多？”
张叔夜不明白卢俊义为何这么问。便答道：“政和元年。全国总户数达到了2100万户。口总数可以达到亿以上。如果再加上部分隐藏人口。当在一亿一千万左右。
”卢俊义哈哈大笑道：“这官民比例只有1：2000。便称之为冗官？”
张叔夜不明白卢俊义为何发笑，便搬出历史上的数据：“西汉年间，官民比例为1：8000，唐朝时为1：4000，比起强汉盛唐，赵宋时期的官民比例自然是高多了。”
卢俊义抑制不住开始大笑起来，只不过他的笑容中带有几分苦涩和绝望：“如果有一个朝代，他的官民比例为1：30你觉得这个朝代怎么样？”
张叔夜张大嘴巴，一副不敢相信的模样：“天底下竟然有这样的朝廷？”
卢俊义沉痛地点点头：“这个朝廷冗官之风愈演愈烈，它屡次搞精兵简政，结果下面的官员是越精简越多，变相的荫补铺天盖地，而且寻常家庭的孩子通过科举常考不中，官宦子弟往往一路顺风，仕途平顺。”张叔夜听了大惊：“竟然有这样的朝廷，真让赵宋朝廷刮目相看。我真佩服那个朝廷治下的百姓，他们真的能忍受。”
卢俊义哭笑不得道：“我也很佩服他们，他们真的是逆来顺受，任人欺凌剥削的顺民。”
张叔夜问道：“主公乃天神下凡，自然知晓世间有这样的国度，下官对这个国度有个疑问。既然有那个国家的顺民们喂养了这么多官吏，百姓们到衙门办事应该很顺利。另外这么庞大的官僚系统应该很讲究分工、分权、制衡，他们的官吏办事效率应该很高，官员应该各尽其职、自守清廉，社会秩序应该有条不紊才是。”
卢俊义欲哭无泪：“实际恰恰相反！那个朝廷的每一级的衙门都有二三十个，老百姓们跑去办事非要求爷爷告奶奶、请客送礼，而且还要跑上十几个部门才能把事情办好。如果是上司交代的事情，他们就能第一时间办好，如果是老百姓过来办事，十天半个月是最少期限。至于他们的贪污**、行贿受贿、渎职、不学无术，您可以看看如今朝廷内的蔡京、王、高俅等人，那帮官吏比蔡京之流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可恶的是他们纵容子女经商，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权贵官僚资产，全国最富的一帮人里面，大部分都是衙内。他们的监察系统是自纠自查，互相包庇，有将金矿和铁矿贩卖给异邦的官僚竟不受处分。不用多说，亦不用再举例，那个朝廷里大部分官员们做出的事情，是一堆勉强可以糊上墙的粪土，那个官僚系统是最可笑、最可怕的豆腐渣。想想普通百姓为了生存而起早贪黑、栉风沐雨，而有些人的工作类似于迟到早退却避免了四季的风吹雨打严寒酷暑！穷人们看不起病、读不起书，而有些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依赖纳税的子民！良民为了打拼出一片天地费尽心血，而自己的钱财却被另一群养尊处优者耗尽！不瞒你说，我整顿吏治的决心就是受了这些蛀虫的影响。”
张叔夜叹息道：“如果让齐国吏治堕落到那个国度的田地，我这个首相愿自刎谢罪。”
卢俊义收起自己又无奈又悲哀又绝望的情绪，强笑道：“我这是一时心血来潮，你无须介怀，我相信在你我携手同力之下，必不会落到那步田地。”随后跟张叔夜反复修改拟定了新的官制，力争不出现一个散官也不出现一个闲官，荫补衙内半个都欠奉。
第五十二章 所谓富宋
揭示富宋的真面目一为了宣扬义军的德政，二是为了T＇税赋制度时不至于遇到太多阻力，窃以为宋朝跟后世某个朝代很像，貌似富了起来，但富的是国家，穷的是百姓）
卢俊义虽然部分肯定了地主阶层并不像道听途说的那么凶恶，也知道宋朝的冗官情况只是小巫，但他并没有因此放缓自己前进的步伐，并没有因此放下对赵宋朝廷的削弱。
记得卢俊义之前在现代看到的那些为弱宋翻案的文章里说，宋朝的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商税大大增加，工商业已经取代农业成为第一税源，并把这归结为宋朝不抑土地兼并的政策，甚至认为宋朝已经开始走向资本主义。当时卢俊义信以为真，穿越到了宋朝之后，还颇为高兴，以为日后起义成功夺取了大宋江山，不需要太过调整经济政策就可以万事无忧。
等卢俊义深入了解赵宋朝廷的一切情况后，渐渐发现，所谓的盛世大宋其实只是一个笑话。先不论军事上的孱弱，经济上其实并不是像后世那些宋史研究砖家所说的那么出众。
依稀记得那些论证大宋多么富有的文章用的最关键的一个数据是赵宋朝廷远远高于其他封建朝代的财政收入，说最高时有一亿六千万贯，那些自作聪明的家伙便以此论证说宋朝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老实说，卢俊义穿越前是学机械的，不懂经济，看了那些文章就信以为真。后来来到北宋末年，自己做了当家掌柜，当时反复为大名府卢家和梁山义军的财政问题大费脑力，方才有了一些对经济问题的看法，方才想起在现代看过的一些经济观点。这才觉得，用财政收入来论证经济发展在逻辑上是多么地站不住。
因为唐以后的朝代都实行两税制，两税制的一个要义就是“量出以制入”，财政收入的规模按照前几年平均支出水平拟定。换言之就是官府要用多少钱，就要向农民征收多少。
高额的财政收入并不能说明经济的发展，只能说明政府花钱特别厉害而已。
宋朝从真宗起财政支出规模就不断扩张，此后一两百年里宋朝一直处在财政危机中，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财政危机的结果是聚敛为一切之法，收入的扩张也是自然结果。
诚然，宋朝在经济上的成就不容忽视，商品经济的发展速度确实是超过前代，但要说宋朝的庞大财政收入是经济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则不能令人信服。最明显是事实是商税在全国税收中并非大头，而农业两税则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以熙宁十年而论，两税为五千七百万贯，石，匹，两等（贯是钱，石是粮食，匹是布帛，两是银），按照折算法合钱为二千多万贯，而商税则在宋初只有四五百万贯，北宋中期以后保持在一千万上下，最高时也仅仅接近两千万贯。专卖是两宋最主要的创收工具，尤其是生活必需品食盐的专卖，北宋末年竟达到四千万贯，接近唐末两税制下税收总额的两倍，盐之外茶叶和酒的专卖同样获利甚丰，都在一千万上下。专卖之外另一个创收工具是名目繁多的杂税，约有一二千万贯。
至于关于土地兼并以及认为宋朝正如英国圈地运动后一样正走向资本主义的说法，更加夸张其词，当时被兼并失去土地的农民并没有大量转入城市成为工商业者，而是成为了地主的佃农，即所谓“客户”，他们并非农业的“剩余劳动者”，而依然是农村的重要生产者，兼并只是土地所有权的变化。千分之二三的人占据着全国一半以上的耕地，全国约有百分之三四十的人口在他的土地上耕种和接受高额盘剥，这是宋朝农村的真实景象。
宋朝税赋的繁重众多史家早有议论，“积贫积弱”的说法也非无因，但后世流行的说法是要把宋朝描述成经济高度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刑法宽松，言论自由的理想社会。宋朝经济发展的成就不能忽视，但那般翻案未免离事实太远。
唐朝两税改革把田租。户税。力役都合并到到田租一项里面。分夏秋两季征收。两税之外不得另征。换言之。百姓已经为各种设施建设交了税。政府要兴建各种工程。自应该出钱去雇佣百姓。不得再行征发百姓为政府做无偿劳动。宋朝沿用了两税制。但宋朝地两税制地特别在于。两税之外户税和徭役是照样征收地。赵宋皇帝指示说：两税只是田租。于是百姓虽然早已经交过免役钱了。但还是得为官府服役。这还不算。还得因为“差役法”一家一家地破产。最后王安石再出来搞改革。废除“差役法”。搞免役钱。就是最大地德政了。所以说百姓是个冤大头。想怎么糊弄就可以怎么糊弄。虽然明明已经交
但现在能够再交一次钱免役已经是求之不得了。
在户税和徭役吃亏农民也只得认了。但官吏地创造能力是无穷地。宋朝附加在农业税上地杂税繁多。连粮食收入官仓后可能被老鼠偷吃地都由官员们未雨绸缪让老百姓交了。即“鼠雀耗”。其中最著名地还是“支移”和“折变”。所谓“支移”。就是农民交了税粮以后。官府说：“这还不行。你给我运输到哪里哪里去。什么。你不想去？那好。交钱。运费按运输距离算”。甚至有指定运送到千里外地。“支移”附加比原税粮还高数倍。后来皇帝听说了。圣心怜悯。规定支移距离不得超过三百里。
皇上大发慈悲。百姓当然感激涕零。史官们怎么能违背群众地意见呢？于是史书上皇上地“圣政”又增加了一条。
所谓折变。就是指交税地时候。本来应该交粮食和布匹。官府要你折成钱交。当然。折换率是官府说了算。甚至有更狠地。先把粮折成钱。再把钱折成绢。这样折上个三五回。一匹布折出几匹。一斗粟折成几斗。那也是活该小民吃亏。宋朝地布帛折钱。开始是一匹两贯。后来改为六贯。最后折成十贯。几折之间。布帛地实际税率就上升了五倍。
有时官府犯穷了。还会提前征收两税。秋粮还没收割。就收秋税。这叫“预催”；今年已经交税了。又叫你提前交明年地。这叫“预借”。这种借到后期发展到了可笑地地步。有地州县都能预借六七年之后地两税。什么时候还这预借地部分。小民们自然是不敢问地。
以上指的是跟其他朝代相比，宋朝在两税收取上为了敛财搞出的花样。到了卢俊义这里，也搞两税制，田租、户税、力役所有杂项都合并到到田租一项里面，分夏秋两季征收，两税之外不得另征。取消所谓的“支移”、“折变”、“预催”、“预借”等苛政，然后再取消所有赵宋朝廷的不合理的苛捐杂税。当然为了义军的发展，会有更清晰的税种颁布出来。
另外，卢俊义准备推行王安石的募役法，即征收役钱，用来雇人到官府服役，原先不服役的官僚、地主等，要交纳役钱，从而限制官僚地主的特权，亦增加了政府收入。如果以后义军政府要兴建各种工程，会出钱去雇佣百姓，不会再行征发百姓为政府做无偿劳动。
如果再像宋朝等一些朝代为了自己的统治，百般向官僚和地主阶层妥协（团结并不等于妥协，王安石的诸多良法被废即是妥协），致使官僚阶层势大到联合抵制任何真正有建设性的反腐举措，致使官僚阶层嚣张到罔顾民生民意的地步，卢俊义就白穿越了。朱元璋和后世某朝太祖，他们开国时搞得轰轰烈烈的反贪腐行动是卢俊义永远的榜样。
另外，如果说某某家庭一年吃盐花的钱比农业税还高，恐怕都会认为是个笑话，但不幸的是这笑话确实在宋朝出现过。宋朝的食盐实行专卖，开始是政府直接生产销售，后来改成政府出卖专卖权给私人，由他们生产销售。宋朝初年食盐专卖收入为一千万贯上下，略高于唐朝末年，到元丰年间，收入翻了一番，成了两千万，到蔡京当政时再翻一番，到四千万贯，这还只是政府出卖专卖权“盐引”的所得，加上制盐业的劳动跟附加利润，超过农业税不少。
食盐是生活必需品，其特点用经济学的说法就是价格弹性很低，而且没有替代品，价格增加时销售量的减小幅度很小。低价你得买，高价你还是得买，因为人是不能不吃盐的。唐末每年在盐政上年收入几百万，已经被批评为价格过高，是刻剥百姓。宋朝人吃盐想来不会比唐朝多多少，收入超过这么多，只会是价格的问题。过高的价格甚至使百姓少吃盐或者不吃盐，“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山中食无盐”，山村中这位老翁告诉苏轼说，不要以为我是和孔子一样因为沉迷音乐而“三月不知肉味”，这是因为很久没吃盐的缘故啊。
强迫百姓购买“盐引”也是一大景观，蔡京把各地食盐专卖收入制定一个定额，作为考课官吏的依据，创收超过定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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