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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80当大佬-第1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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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插上试玩整机测试，统改第二版，然后重复前面的过程。我们是第一次做插卡式游戏机，系统兼容性不这样严密测试的话，质量稳定性根本无法保证。
而且我建议，从雅达利高薪挖一些技术人员过来，或许会比较好——雅达利如今处在疯狂压榨利润期，对研发不是很重视，2600游戏机都已经上市第5年了，没什么新研发任务，公司根本不肯给工程师高薪和重奖。”
顾骜听了，频频点头：“这个提议不错，过两个月，等你们这儿基础架构好了，我就会找猎头公司放出风去：在天鲲娱乐，最好的工程师和技术骨干，一年能赚50万美元。你们有别的人才引荐，公司也会给‘团队建设奖’。但有一点我希望你们坚持：产品的底层架构，你们要自己完成，雅达利高薪挖来的人，只是提供丰富的测试经验的，不能让他们主导我们的设计理念。”
所有人都沙沙沙地在小本本上记下了老板的重点关照。
顾骜很满意，然后开始说大家实际上最关心的利益分配问题。
“我知道，你们会为‘有容易赚的钱不赚，为什么要赚长远的钱’有疑问，所以，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从项目奖金和提成激励，转向股权激励的事宜。”
股权这玩意儿，不是一开始就该贸然拿出来的。只有在公司的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本身都不一致的时候，才不得不拿出来。
否则，在此之前，有的是其他更好更贴切的办法，来完成团队凝聚和激励。
第411章 妄谈股权激励，都是傻得可爱
一天的项目讨论会议，很快结束了。
顾骜对新一代家用卡带游戏机的设计要求，在此没什么可赘述的，说多了也是水。
一言以蔽之，项目论证会议结束后，顾骜最终确认要的是一款CPU改用摩托罗拉68000系简化版的家用机，就取名叫PLAY PUTER。比历史上任天堂用MOS6502的FC肯定性能要牛逼一些，未来的画面和音效表现力也强一点。
代价则是售价可能会比任天堂的贵——另一个时空，任天堂的山内溥可是狠狠压榨了横井军平和上村雅之一软一硬两大研发干将的潜力，以便宜为核心竞争力，把FC的美国市场初始出货价压到了100美元。
相比之下，顾骜用了摩托罗拉的68000简化版、还强化了内存和独立音频芯片，那么即使机器本身不赚钱，在美国市场出货的最低经销价也要130美元以上。
不过，顾骜还是觉得自己有竞争力的——因为如果历史没有改变的话，任天堂的FC红白机83年做出来后，第一年并没有很快杀入美国市场，而是要现在日本国内扩张验证一下，确保市场压力测试没问题、调整优化出一个“外贸版本”，然后才卖给“美国爸爸”用。
千万别觉得意外：80年代的日本人，也是跟21世纪的中国人一样，外贸版货物的质量会特别好一点。美版就是比早期日版扎实流畅，相当于是拿日本国内脑残粉当了一波小白鼠。
这就导致FC杀入美国市场已经是84年了，再慢慢等雅达利大崩溃后的市场信心逐步恢复，任天堂正式开始大规模占领市场，已经赶上了“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升值狂潮。
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在三四年内翻了一倍，第一年就上涨30％——这就相当于，任天堂一开始设计定位时，作价100美元一台的游戏机，到85年之后在美国市场上实际售价一下子提升到了120美元。（因为任天堂是在日本国内生产的，绝大部分成本都用日元计价，广场协议后日元汇率一涨，除了从美国进口的CPU成本相当于没变，其他成本都涨了30％，日货的出口竞争力一下子就下降了。）
因此，顾骜知道，这些价格是美国消费者普遍能接受的。
即使本时空任天堂依然跟风，顾骜也不屑于跟对方打价格战，而是期望用一个本来就扎扎实实130美元成本的机器，在性能上明显超越FC。（经销商对外的零售价可能达到150美元，最后的20块是经销商和门店的利润。电子消费品行业一般都是留这么点利润。）
他的生产环节放在更精益和低成本的中国，那些方面有更多的钱可以省下来留给物料成本。
技术指标和技术路线，就算是这么确认了。
项目会议最终环节、最吸引大家关注和提振人心的，是股权激励计划。
为了劝说大家“放弃眼前好赚的钱、容易到手的利益”，改为公司长远考虑，顾骜累计分配下去了5％的技术股和3％的营销股，允许各主要贡献骨干，按照比例出资认购。
股权价格是很低廉的，基本上属于良心价的内部原始股，大伙儿只要肯把之前收到的项目奖金交出来，就能认购足所允许认购的份额。当然也有个别抱着现钱舍不得撒手的，选择了没有足额认购——这些人将来肯定都是要后悔的。
当然，顾骜给的股票都是期权形式的认购，上市之前不能随便退出变现。想变现只能按原收购价加上点股息、由现有其他股东回购，不能卖给外人。
换言之，这些股票买了之后就是拿来分红拿红利的，不是给你等股价涨了之后卖掉变现的。
顾骜也没有给公司上市的计划。
……
下午的会议开得很长，一直拖到晚上。
大伙儿在会议室里吃了盒饭或者三明治后，又鏖战到8点多才彻底开完。
作为合作友商和上游供应链的韩婷，也参加了会议旁听，收获颇多，赫然发现了股权激励和奖金激励体制的妙用分野。
回到下榻酒店的套房，略微冲了个澡后，韩婷开了一瓶红酒，倒了两杯，摆在玻璃阳台的躺椅边的矮几上，跟顾骜彻夜谈心，说起自己的收获。
“我这几年，看了不少外国人的管理书，有时候也在盲目羡慕他们的‘股权激励’，好像分润出去一点利益，不要老板一个人吃独食，员工和高管才会跟你一条心，同舟共济发挥潜力把公司弄好。今天看了你的操作，我才知道我是纸上得来终觉浅了。靠分股权能做到的激励，你原先靠发奖金一样能做到，甚至做得更好。股权是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分的。”
顾骜也凑趣地拿起酒杯，站在窗前看着夜景：
“不要被那些地摊管理学骗了，股权激励，其实是一种责权相对不明朗、KPI也考核模糊的激励方式。你给了一个人股权后，他就算自己绩效不好，躺在功劳簿上，只要公司其他部分运营得好，公司整体有利润，他依然可以分钱的——所以，股权激励其实带有一定的大锅饭属性。KPI和绩效奖、项目奖才是精准的手术刀。”
后世某国网文界那些屁生意都没做过的门外汉，想写两本商战小说装装逼，几乎十个里面十一个会提股权激励的牛逼，好像一分股权所有人都打了鸡血一样给你卖命。
但其实这些人连公司怎么注册怎么注销都没见过。（我虽然也不精，至少都干过，我还亲自帮人拟过股东解散决议、联系报社登报声明“请拟注销公司的债权人期限内申报债权”）
可是真动脑子细想这个事儿，正如顾骜刚才所说，股权还是有“大锅饭”性质的，你有了股，不干活，公司便好了你也照样有钱分。
你干得好，可能公司更好稍微一点点，但是多赚的钱也不是你一个人拿，而是所有有股权的人都按比例拿——这根在公社里多干活、导致公社的工分更值钱，本质上没什么区别，无非是程度上不一样。
相比之下“你多卖出去就有多提成、你的研发产品项目市场表现牛逼你就多拿项目奖”，这比股权激励要精确打击得多，一丁点大锅饭属性都没有。
因为这种激励方式，公司整体好不好跟你拿的钱没关系。只有你负责的项目、你做的客户好不好，跟你有100％直接关系，你需要担心的猪队友拖后腿因素会被限缩到最小。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在地摊文学上看到的、以及后世有名的中资大公司，起步的时候，都要靠股权激励来笼络人心呢？
比如，后世马风阿狸巴巴的“十八罗汉计划”，以及负责这个股权设计架构的蔡重信，不是被吹捧得江湖地位一时无两么？
其实很简单：因为阿狸巴巴成立的时候，是不赚钱的。
一家还在赔钱赚吆喝、圈市场、拉用户阶段的公司，你没红可分。不赚钱的生意，是无法用绩效奖金来精密考核、并保证不留漏洞给人钻空子的。
如果你非要用“拉几个用户就能得到多少奖金”这种KPI来为赔钱的初创公司市场团队考核，那么你的“僵尸粉/刷单”这些造假就会泛滥——因为本来你就是不赚钱的，这些用户也是不花钱的，把一个“不花钱的非用户”伪造成“不花钱的用户”还不简单么？
所以说，阿狸藤讯当时这么干是对的。但明明抱着现金奶牛的传统企业，却以为自己是阿狸藤讯、盲目模仿，那就傻得可爱了。
顾骜在后世，也算是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江湖了，在阿狸系内部虽然不算什么管理层，但行规也算是看透了。
于是，就有了他此刻开导韩婷的金玉良言：
“所以，股权激励，是给那些暂时还不赚钱的业务和从业者设计的，他们是在为公司的长远利益考虑。又或者，是为了公司的高管、那些负责公司长期价值的人准备的。
对于能赚钱、现金奶牛的业务，给提成和项目奖，剥削效率和激励效率都要精准得多，对滥竽充数者的打击也厉害得多。
公司的任何业务，都是避免不了有一根S型的增长曲线，从一开始的投入资源开拓、研发，到后续躺在惯性上赚钱，再到最后衰退。
一家公司如果只能找到一条增长曲线，那么这条曲线衰退的时候，就是公司完蛋的时候。而好的公司、百年老店，他们是怎么做的？首先，要么是它所处的行业变化很慢，所以一根曲线特别长。
要不就是这家公司的决策层善于发现新趋势、新市场隐痛点和新增长点。然后可以在第一根增长曲线还在红利期的时候，立刻开第二赛道，用第一业务的盈利撑过第二业务的投入期。等第二业务也进入红利期后，公司的命就多续了一个周期，并且越做越大。
所以，理论上最完美的打法，就是对于已经成熟红利期项目的从业者，直接发奖金。而对于还在开发阶段赔钱项目的从业者，给他们独立成立一个项目子公司，而且把这个项目公司的一部分股权、激励性地低价给这些人认购。将来这个项目从不赚钱的阶段撑到了赚钱的阶段，就是他们大赚获取回报的时候。”
奖金，是给已经在赚钱的。
股权，是给现在还在赔钱、将来有机会赚钱的。
第412章 没人竞争就内部竞争
“所以，你一直憋着没有用过股权激励，直到这一次，就是因为你要说服你目前能躺着挣钱的团队，迁移到一个还在纯投入而前途未卜的项目？你是因为原先他们的短期利益和公司的短期利益一致、而现在他们的长期利益有可能跟公司的长期利益不一致，所以把股权这个因素加进来，让他们变得‘个人的长期利益也跟公司的长期利益一致’？”
韩婷听完顾骜的剖析后，如是总结道。
顾骜一口饮尽红酒，肯定道：“没错，我一直信奉一句话，如果你跟对方只有一天的共同利益，那你应该跟对待建筑工地上的民工一样，给对方日结劳务报酬。
如果你跟对方有一周的共同利益，那就跟美国的流水线工人一样，结周薪。
如果你跟对方有一个月的共同利益，那就跟白领职员一样结月薪。
如果你跟对方有一个季度或者一年的共同利益，那你就跟给研发/销售骨干、部门经理那样，靠提成和年终奖拉人。
只有你必须跟对方保持两年以上的共同利益时，你才要动用到股权。一旦用了股权，就意味着他要一直跟你走下去。
公司的牌子、商誉、名声变得值钱，对他也是有好处的，尽管这些无形资产他个人永远无法直接变现。公司暂时要亏一两年提成、投入新项目的损失，他也才会愿意暂时忍受。股权的使用，只跟一个因素有关，那就是你需要他为你多久之后的利益考虑。
如果不满两年的短期利益，一律不用考虑股权，那东西不灵活，尾大不掉。年终奖你好歹还能今年努力了多给点、明年放羊就不给。股权给了之后，你反悔都反悔不了，震慑懒惰者和私心者的手段就少了很多。”
互联网公司都谈股权，是因为互联网公司都在赔钱。
从一开始就是现金奶牛的生意，谈什么股权！年终奖就够了！
顾骜开始给埃里克森、卢卡斯教授，乃至杨自豪、鲁运达分股权，正是因为从今天起，他需要他们也跟他一起珍惜“天鲲”这个品牌，让他们不要考虑任何可以捞到快钱、但是会有损天鲲口碑的事情。
比如被顾骜否决掉的那个“再造一款用户买回去玩两百个小时就会扔掉吃灰、并后悔买亏了的掌机”。
韩婷听到这儿，只觉得一阵醍醐灌顶，很多事情彻底融会贯通了。
业绩是自己的，牌子是公司的，只有牌子和商誉，永远不可能被员工拿去变现。所以给他们一丁点股权，就能买通员工珍惜公司公有的品牌。
所以，股权分配的最大范围，就是那些“有机会为公司增添美誉，或者损害公司形象”的所有员工。
至于那些想损害公司名声都没机会的人，他们就没资格被分配股权了，因为他们连理论上的威胁都没有。
比如流水线上的工人，就算他们想怠工生产出次品，质检也会发现和阻止他们，所以他们没机会破坏公司的声誉，这种人走到全世界任何高效的公司，都是没有股权的。
而销售人员，他们有可能在客户那儿诋毁公司的商誉、泄露内幕假装跟客户一条心套近乎，来换取“公司名声受损、但个人业绩增加”，所以他们理论上是有被授予一丁点股权的利用价值的。
至于研发、设计人员，他们也有机会消极怠工，弄个产品体验不怎么好的东西、不精益求精，让公司的声誉形象增量减少。
一言以蔽之，有机会损害公司声誉的人，才能被纳入股权利用价值后续考虑的基本盘。这个盘外面的人，在考虑股权架构问题时，连像个完整人一样被利用的资格都没有。
不过，上述这些话，都是韩婷被外部世界的新颖管理理念、刺激得略有黑化趋势前，矫枉过正的极端想法而已。
她困惑之下，艰难而悲伤地反问：“我有些理解老福特那句‘我只是想雇佣一双手，为什么偏偏这双手还要带一个脑袋来让我一起养活’了，至少，按照这个标准，我回到汉乐电子，那儿能被像‘完整的人’一样尊重的员工，没有多少。这真的没法改变吗？我不想当那样的黑心资本家，工人介级才是主人啊！”
顾骜安慰道：“当然也不是，刚才那些假设，都是‘假定他们没有资格影响到公司的声誉，所以没有股权层面的被利用价值’。可是，如果你能参考一下丰田的‘精益生产/精益管理模式’，而不是只看到福特那种老掉牙半个世纪的陈腐，你就不难发现：
在丰田，一个产线工人也是可以提出QC建议的，也是能提出优化工艺流程的，也是有权在发现系统性次品风险后，在每个工位上摁紧急停止按钮、暂时中止流水线流动的。
这种情况下，工人就是一个有资格影响到公司品牌形象和价值的变量了。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日本人的很多工艺流程和质检标准、挪到其他国家去，产品质量就是不如日本本土的质量好，因为在日企里，每一个人的积极性与否，是影响到最终的精益求精程度的。
所以，‘工人有没有在股权层面被利用的价值’，要看你的制度有没有设计给工人发挥的空间、他们愿不愿意发挥、发挥得好的奖励对他们是否有诱惑力，乃至企业文化，等等很多因素。这不能一概而论的，你给了机会，他们愿意抓住，他们就是有额外价值的人。管理的事情太复杂了，你不可能听我几夜讲解就懂。”
顾骜最后的答案，让韩婷内心稍微好受了点，从小教育中接受的三观崩塌程度，也稍微弥合回来一些。
“我们中国的工人，肯定比小日本的工人积极勤奋！他们肯定有利用价值的！”韩婷自我安慰地低声呼喊了一句。
顾骜柔声劝说：“这两天你也累了，别想了，早点休息吧。明天还有其他讨论等着我们呢。新一代家用机的竞争，是不容许失败的，我们的质量把控也要再提升一个等级，光靠你和郭台名现在的配合度还不够。后面两天，我还有几个计划，大家几方坐下来好好谈谈。”
韩婷很听劝，休息去了。
半夜无话。
……
第二天，顾骜养足精神，继续纵横捭阖地布局。
他要控制的最后一块不确定因素，就是生产、质量和工艺层面的漏洞，以及供应商竞争的制度设计。
韩婷也第一次坐在了顾骜的对立面，参与会议。与会者也换了一班。
会议一开始，顾骜大气地定了个基调：
“至今为止，我们天鲲娱乐和汉乐电子的合作，都是非常愉快的，双方并肩作战，亲密无间，汉乐电子在天鲲的订单与外汇供给下，茁壮发展成内地有数的大型电子生产巨头。而汉乐电子以及郭总掌握的更上游供应商鸿海精密，也为天鲲的产品提供了业内优秀的质量和稳定性。在此，我先感谢诸位友商一直以来的鼎力相助。”
郭台名这次也特地从特区赶来会谈，他不如韩婷那样知道内幕，微微有些忐忑。
“听顾老板这意思，是要引入供应商竞争还是怎么的？总觉得他这番好话后面，肯定要跟一个‘但是’……”
郭台名猜得不错，因为顾骜立刻就但是了。
“但是，随着业务量越来越庞大，很多询价和磨合方面的问题，也日渐凸显。我跟韩总私交很好，要是我算一个物料成本，然后加个几块钱毛利、报给韩总让她代工，她多半是会给我这个人情的。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因为公司大了，每个公司都有几十人乃至上百人，他们的收入和利益，是跟自己公司的总利润、项目利润挂钩的。我跟韩总愿意认账、或者某次吃点亏，下面的兄弟们难免会有不愿意的，这就不利于服众了。”
这番道理非常正确，郭台名听了也心有戚戚然，就越俎代庖先问了：“顾总，这事儿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不知您有什么解决设想呢？”
顾骜满意地点点头，示意这个问题很好：“所以我的设想是，双方都要扩大自己的业务范围，不再主要被一个大客户绑定，免得对市场价格信号失去敏感。
我们天鲲娱乐，将来除了找汉乐电子代工之外，还要维持一到两家小供应商，为我们代工一部分、也提供一个产能保险。
同理，汉乐电子在电子消费品领域，除了目前针对大陆市场的彩电业务之外，还可以帮忙代工一些随身听、别的便携式电子消费品。
双方都有了备胎之后，也能确保市场竞争的活水被彻底激活，将来互相谈代工价时，也能不再觉得是你吃亏了还是我吃亏了的问题。双方手下的弟兄们都能服众，不至于觉得自己的利益被老板输送给了友商。”
郭台名听了，眼前一亮：“这一点，我们是没问题，可是，天鲲娱乐不怕增加供应商导致质量风险么？据我所知，除非您花大价钱找日本厂代工，否则你在全亚洲，都很难找到质量跟我老郭与韩总合作的质量了。”
郭台名这句话倒不是吹牛，因为历史上富士康系的质量管理确实是很牛逼的，而当时棒子也不咋滴，所以排除日本人之后，真是在亚洲没什么对手。
面对这个好问题，顾骜赞许地回答：“这当然是一个问题，所以我想到了另外两点补充办法——首先，我希望韩总可以答应，以后会允许郭总的鸿海精密不但给汉乐电子做上游供应商，也能给其他电子组装企业做上游配套。
我相信郭总在自由竞争下发挥出来的质量意识。这样，我们就做到了三个环节都自由竞争、能上庸下，风险大大降低。
其次，我们可以三方出资，成立一家‘工艺流程设计公司’，这家公司以后专门负责生产化设计工作，把目前天鲲娱乐那些由硬件工程师跟线的活儿接过去，还专门负责优化产线流程和工艺、形成专门的工艺文件编制。
我希望这家工艺设计公司制作出来的工艺流程文件，可以做到标准化，将来无论拿到合作体系内的哪家代工厂去代工，代工厂的车间主任拿了工艺文件都能没有歧义地彻底看懂、并且尽快施工。这样，引入新供应商带来的质量管控风险，就降到最低了。
何况，这只是加入一点竞争元素，激活这一潭活水，我们绝大多数的产能，将来还是会由汉乐电子代工的，毕竟如今月产30万台掌机的大厂，在东亚除了日本地区以外，可是屈指可数。”
“妙啊！现在的产线工艺设计，都是天鲲来了硬件工程师、跟咱的产线负责人沟通一下，然后就定个流程。如果以后把产品设计和工艺设计分开。工艺设计独立由第三方完成，兼容性、通用性和质量稳定性，不就上来了么！”郭台名眼前一亮，发自内心地叫好。
他完全意识得到，顾骜的建议，对于他做大鸿海精密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只能说顾老板的意识太超前了。
到底是在美国都混得风生水起的大亨，见解高度就是不一样。
韩婷也是在电子厂管理上摸爬滚打了两三年的，她同样意识到了这里的玄机，所以毫不犹豫地附和：“我也同意。不知小顾你觉得，这个工艺设计公司，如何组建为妙呢？”
顾骜：“我准备明年等我们这儿的某一个重要项目即将结束时，把硬件部目前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鲁运达派去新的工艺设计公司。以后他就不再管电路研发了，而是专管工艺实现。他已经跟着我做了两个大项目、若干街机小项目，至今为止投产跟线都是他去的，全流程经验绝对丰富。我相信他足以胜任未来的‘汉鲲电子工艺设计公司’总裁，你们没有意见吧？”
韩婷：“人选我没有意见，汉乐可以出两个应对工艺改良和排查经验最丰富的车间主任，就去当个技术副职好了。关键是股权准备怎么出资？这家公司，被谁彻底控制，都难免让下面的员工无法心服口服。”
顾骜：“那就按我们三方40％、30％、30％出资好了，这样任意两方联合起来，都能超过50％，防止大家觉得工艺设计后的定价有偏颇。我觉得这家公司需要一定的电子工艺测试设备，硬件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加上短期内不可能盈利。有200万美元总股本才能稳步确保够用。就由天鲲娱乐出资80万美元，汉乐和鸿海各出60万美元好了。”
“我同意，这事儿就这么定好了。”韩婷首肯。
第413章 记忆碎片失去同步
1980年代的中国，虽然质量管理和标准化建设还非常落后，但顾骜提出的“把工艺设计环节单独拿出来成立一家公司”，却是对电子产品质量有绝对优化的顶层设计。
即使在电子业如今世界第一的日本，也还没有开始出现这种机制——这倒不是日本人没想到，而是因为全球电子业的产业大转移还没进入高潮，日本设计师用惯了日本本国工人，不需要费这番事儿，也能取得还可以的结果，所以就懒得建设制度了。
人的进化都是环境的需要嘛，公司和商业的进化也是一样。
相信哪一天中国人要是把电子厂搬到印度去，并且把阿三的廉价工人也调教得差不多能勉强使唤，那一定可以总结出更多宝贵的调教管理经验和制度建设。
这里面的辛苦，不是开几个会，拍脑门就能全部决定的。
从产品规划，到后续保障、工艺设计独立，顾骜在旧金山待了足足十天。
会开了好多个，还亲自跟技术部门的每一个人详谈、亲自偷袭视察他们的工作环境、单独在现场交流……
一直忙活到7月底，才算是把天鲲娱乐狂奔发展到如今，积累下来的隐患处理掉了七七八八。
生意已经到了深水区，搬掉雅达利之后，就再也没有软骨头可以啃了。
郭台名大概留了四五天，觉得心得颇丰，就忙着回去深市，拿他的鸿海精密练手了。
韩婷多留了一阵子，陪着顾骜一起留到了在旧金山的最后几天。
这几天，她收获非常多，比任何人都多，无论是见识、三观，还是心理、生理，都有一种被刷新重生的活力感。
……
在美国的日子已经没有几天了。
处理完天鲲娱乐积攒的生意麻烦，顾骜就得回一趟国。
跟有关部门申报一下在华召开“IEC学会电磁兼容分会首届行业标准制定会议”的事儿了。
眼看就要8月份，按照国内的准备速度和“不希望在洋人面前丢脸”的准备郑重程度，估计十一档期是赶不上了。
能在洋人们过完圣诞—元旦长假后，把会开起来，就算不错了。
时不我待。
韩婷也知道顾骜的安排，所以一直陪他开会、讨论，希望跟他一起回国。
又是一个夜晚，顾骜在酒店的客房里，拿着一台王安牌的WPS文字处理电脑，噼里啪啦地熟练打着文稿。
王安电脑如今在美国的名声还是比较牛的，至少在“功能机”里面很抢眼，单论文字处理工作，是美国所有电脑中最好的。
所以顾骜和韩婷如今在美国办公，都会用到王安电脑，方便。
按照原先的历史，王安这个牌子还有三四年的上升期和巅峰稳定期，直到86年左右、电脑的物理性能进一步强大、单一的“功能机”路子不再好走，才转入衰落——这里面固然有很多王安电脑自身管理和研发转型上的失误，但“功能机”这条路本身必然会走死，也是大势所趋。
这些都是后话，以后再提。
韩婷没顾骜那么忙，所以她稍有空闲就帮顾骜弄热饮料和偶尔揉揉太阳穴，顺便撇了几眼他的文章。
“你这是写基辛格交办的专著呢？”韩婷毕竟也是外交学院出来的，对本行还是挺熟，稍微看了一会儿，就看懂顾骜在写什么了。
屏幕上面显示的，还是《论中国》第一章的一部分内容，比较浅，历史内容比较多。
主要是分析中国古代朝贡贸易历史、分析中国历朝历代对外交流的目标侧重点分别是什么、在乎哪些利益。
另一个时空，基辛格这本《论中国》有20章以上的篇幅，但因为如今提前写了，所以苏联解体后的中美关系博弈不可能写太细，只能作为一种推演假设论证一下，因此全书篇幅短了两三成，只剩下15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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