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80当大佬-第1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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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教授不够牛逼，江湖地位不够资格写影响因子很高的综述，那就只能拿其他教授的综述了。但顶级大学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基辛格这种段位，拿的肯定都是他自己的综述。
　　讲完综述，教授会开一个长长的书单出来，告诉大伙儿需要通过哪些期刊、哪些文章来具体了解前沿细节，并且布置一个展示（presentation，直译应该叫‘报告/汇报’）题目。
　　博士生和硕士生们就回去查论文，花一到两周的时间准备，中间有疑问的话会安排答疑课程，否则就等两周后开展示课。
　　展示课上，所有的博士都要做汇报展示，陈述自己的阶段研究结果，其他听众可以质疑提问。
　　而硕士生一般就可以不用做展示了，只是听和提问。以及被教授点名时，陈述一下自己对刚才学长展示内容的理解心得，有点儿像学术辩论。
　　理工科的研究生，只是上课环节少一点，改成实验室内容，但最后的展示汇报环节都是要的。甚至很多课题组里都不乏只专长于汇报、一点实干都不行的“技术吹”。
　　这种“技术吹”就是平时在实验室阶段聊天打屁什么活儿不干，最后presentation的时候负责靠口才把稻草吹嘘成金条。
　　但不管怎么说，还是文科更吃展示技术。因为理科的汇报毕竟要以事实为基础，你实验做错了再能吹也吹不对，最多只能在成果的意义解读层面洗洗白。
　　……
　　顾骜也是博士生，所以，他是躲不过presentation的。
　　阿卜杜拉王子等人是硕士生，所以他下一次可以只听别人汇报、最后问几个问题、或者回答教授几个提问就行。
　　基辛格在台上讲了大约一个小时，然后布置课题。
　　“……这次就到这里，威廉，帕特里克，你们4个每人回去根据今天的综述和上次的研究方法，准备一份presentation，这周五汇报。”
　　顾骜连忙低头看了看电子表上的日历，那就是1月16号要汇报了。
　　“好像有点仓促吧？这个时间算紧急么？”他并没有经历过，只好问身边的同学。
　　莎拉·桑德伯格学姐无奈地撇撇嘴：“很紧急，平时都是两周居多，即使偶尔有一周的汇报，也都是到下周一，中间可以多个周末缓冲。从来没有周一布置、当周五就要的。看来，教授对你很有信心呐。”
　　莎拉说这话的时候，略有一两分嘲讽意味。
　　四个有汇报义务的博士生里，只有顾骜是这学期刚来的。
　　（注：帕特里克·罗素和莎拉·桑德伯格理论上都算“博二”年级。但是如前所述，美国顶级大学的研究生，是允许在一年里三个学期中的任何一个报到入学的。
　　所以这两人并不是严格的同时入学，帕特里克已经读了1年零两个学期，莎拉才刚好读了1整年，将来毕业也是滚动毕业。）
　　看起来，顾骜的压力最大。
　　他对此的第一反应，自然是稍微有点懵逼的：“教授到底在想什么？他不是有脏活儿要我干么？这么紧急，居然还抽出一个星期让我先进入研究状态？搞什么鬼？”
　　基辛格这老狐狸不按套路出牌啊。
　　顾骜拿着课件离开教室，一路若有所思地走了几百米，心中才隐约升起一种解释：“莫非，基辛格是想服众和掩人耳目，先堵住大家的嘴？让我证明自己的实力，告诉其他同学和助教，我确实有资格被他邀请来读博？”
　　顾骜越想越觉得有这个可能性。
　　毕竟，基辛格可以确保安排的事情隐秘，但他无法强制其他学生和助教的思维。
　　他门下其他学生，不是小国的王太子，就是大使的儿子，要不就是产业巨头和财团家的公子小姐。
　　顾骜充其量只是一个投机得手的“暴发户”，在开放的加州或许有人高看他一眼。
　　但在信奉旧钱、把所有富一代统统视为“暴发户”的美国东北，是绝对没人拿他当回事儿的。
　　在美国东北，你要受人尊敬，不仅要有钱，更要至少从你爹你爷爷开始就有钱。富超过三代别人才觉得你是上等人。
　　所以，基辛格非常稳，他宁可慢慢等，让顾骜自己表现出折服其他同学的学术素养，然后再不着行迹地安排顾骜一个出差的“学术任务”。
　　如果顾骜证明不了自己，说不定基辛格宁可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到时候就由着买可否冷跟李根瞎折腾好了。
　　他本来就已经离任四年了，又没有辅佐李根的义务。
　　只不过，看在李根是时隔四年后，代表供核档重新入主白宫。基辛格作为一个供核档的元老，基于“供核档人，同气连枝”之心，想帮衬一下，免得闹出出格的举动，丢了美国政府的威望。
　　（历史上李根确实也办砸了，如今的交易，到86年彻底被曝光，形成“伊朗门”事件，差点儿跟水门事件一样严重到弹劾总统。）
　　但基辛格做这一切的首要前提，都是保护自己不要暴露，也就是把尺度控制在“利人不损己”。
　　会连累他人的猪队友，基辛格是绝对不碰的。
　　基于这种推演，顾骜忍不住想：“那如果我演砸了，会怎么样？要是我的学术水平，看上去完全跟不上其他同学，是不是就能甩锅了呢？”
　　但他仅仅想了几分钟，就发现不能这么干，很危险。
　　他至少要表现出，跟他在国内时相仿的实力——也就是跟他在《外交评论》上发表过的那些成果，一样的功力和深度。
　　因为无论是突然变强，还是突然变弱，都是容易招致别人怀疑和深挖的。就算一时之间人家没多想，将来调查“伊朗门”前因后果的FBI探员挖地三尺，总有人会联想的。
　　而自己一旦甩锅不任事，不一定就真的安全了——他能到美国，本来就处在风眼之中，临阵装傻要是穿帮，只会被当成“你已经猜到咱想干啥，但因为多疑怕被灭口而装弱”。
　　这相当于到别人入伙的地方偷窥了几眼，然后拒绝纳投名状，只会更加危险。
　　所以，最稳妥的，就是表现出自己的学术水平“一贯平稳”。
　　发表《外交评论》是展现出多强的学术实力，如今还要保持那么高水平，甚至略微进步一点点。
　　“可是，怎么进步呢？对美国的法律、政策，肯定不如对国内的了解啊。而且时间还那么紧迫，当初课题组的其他成员又不在身边，没人负责‘我提出假设、别人帮我解释’的文案梳理论证……”


第282章　终极烧脑
　　周一中午，顾骜从学校图书馆借了一大堆相关期刊和专著，几乎堆满了半个后备箱，然后开车回到他刚买的波托马克河畔别墅。
　　然后，开始闭门读书，研究前沿学术动态，悬梁刺股为周五的汇报做准备、先写一个课件的提纲草稿出来。
　　乔治敦大学的图书馆非常良心，居然能借到80％的课题所需专著，只要你拿得出学生证。
　　剩下20％太冷僻的内容，顾骜则选择了直接买——美国人的教材是真滴贵，1981年的物价，随便一本轻轻松松就100多美刀。顾骜为了准备一次学术报告，一次性花了1000刀。（主要是因为他刚来，对基辛格的研究零基础，什么都得买。）
　　一个研究生如果不想费事排队预约，大手大脚一点，每学期光买书花掉数千美金，都是稀松平常的。
　　或许有人会以为这是美帝的知识产权保护做得好导致的。
　　但其实这里面的钱大多数也不是著书立说的人赚走了，而是几家专门的学术出版社赚走了。
　　作者或许只拿到20％，远比后世最黑的网媒分成比例都低得多，简直不把学者当人。
　　比如最著名黑心的Elsevier出版社，哪怕是在1981年，都垄断了全球顶级学术论文刊量的15％，到2018年更是暴涨到了全球三分之一。其余还有ACS、新泽西的Wiley，加起来也占10％。（Elsevier总部设在阿姆斯特丹，但其实就是美国人控制的出版社）
　　相比之下，美国以外的世界，哪怕是最顶级的学术出版社，如德国的Springer、英国的泰勒弗朗西斯，就没那么牛逼了。
　　说到底，是美国三大社的人占据了“我有资格定义谁是全球最牛逼、谁是全球最聪明、最前沿”的定义权。顶级学者如果不到他们出版社控制的期刊上发文，就说明你的学术成果不够高级。
　　历史上苏联解体后，美国三大社的话语权暴涨了一波，就是因为他的“牛逼定义权”进一步提高了。
　　所以，美国看似是市场经济，什么行业都能准入，但某些学阀可以设置门槛的行业，小圈子垄断就非常明显了。
　　无论医生律师还是学术出版，但凡美国哪个行业收费特别贵，多半是因为先进圈的人可以卡毒边。
　　确保后续谁是‘红衣军’、谁不是自己人；谁是真心拜码头分赃、谁是想混进来掀桌子降低行业成本，然后一个个分门别类安排得明明白白。
　　反正层层选拔后、能爬到倒数几个毒圈的高级知识分子，人数一共就那么多，总能分化拉拢完的。
　　又不是廉价劳动力那种丧尸潮。
　　……
　　顾骜切身体验了一把美国的学术垄断黑暗，内心疯狂吐槽了一把。
　　不过也就仅限于吐槽，反正他是有钱人，没想改变这个现状。
　　事实上学术期刊贵得这么残暴，还能帮他筛选掉一批穷苦但好学的竞争对手呢。
　　他现在可是站到美国的既得利益阶层位置上，看到社会弊端捂盖子都来不及，美国越不公他越好上下其手。
　　“教授安排这个课题，看来是因为他自己就是秘密外交的高手，所以想从学生中，找出如何在现有制度制约下、把秘密外交的优势发挥到最大的后继之人。”
　　看完最初几篇综述后，顾骜掩上期刊，内心先得出了一个初步结论。
　　首先，基辛格是真心做学问的，也是真心在考验顾骜，这两者不矛盾。
　　真正的牛人，都是在做日常真事的过程中考察人的，不会特地弄个扭曲的无厘头。
　　所以，这个成果做好了，是确实有实用价值的。
　　谁知，也不光是对美国有利，对那些跟美国谈判的国家，同样有利。
　　比如，这一次基辛格让大伙儿重点看的“威尔逊总统/兰辛国务卿参与《凡尔赛条约》”案例，以及许多50年后解密出来的文档（1970年解出来的），就显示了这样的情况：
　　巴黎和会和《凡尔赛条约》的大致情况，中国读者应该也都是挺了解的，就不多水了，反正是个欺凌德国的分赃会议。
　　基辛格给的案例材料里，就强调了两个点：
　　首先，美国自己虽然参加了半年的全程谈判，但最后却没签成《凡尔赛条约》——威尔逊总统去谈了，谈得很艰苦。可他最后回国，却被国会卡了，投票拒签。
　　其次，当时兰辛国务卿反复劝阻威尔逊总统亲自参加谈判，觉得总统出面会导致回旋余地减小、谈崩概率变大。
　　而尽管外行总统一意孤行、酿成了与国会的对立后，兰辛依然试图补救，并且通过秘密外交让英国人和法国人暗中作出了一定让步。（当时国会反对签约、针对的就是让步前的条件，如果英法确实让步了，国会就没借口作梗，美国就可以签了）
　　但因为行事不秘，兰辛斡旋让英法让步的事情被威尔逊知道了，威尔逊觉得丢了自己的面子和国际威望，坚持不答应以让步后的条件签约，必须以他从巴黎带回来的原文签约，最后导致彻底谈崩。
　　这个事情外行人可能有点难理解，大致可以这样用人话翻译一下：威尔逊作为管家去菜场买菜，跟菜贩子谈好了10块钱一斤，回来跟国会说：掏钱。
　　国会说：太贵，9块才买，10块免谈！
　　然后兰辛作为管家的助手，偷偷跑去跟菜贩子说：我家老爷跟管家说了，9块才买10块免谈，要不你们再出点血9块算了。
　　结果英法菜贩子被兰辛说得都认栽，同意9块了。管家威尔逊听说后，拍案大怒：老子不是谈成了10块么，你又去砍价砍成9块，这不是伤老子面子。显得你一个管家助手、以及家里的老爷，都比我这个正牌管家牛逼！老子不签！老子必须对菜贩子言而有信，不允许其他人二次砍价！
　　说到底，这是一个菜贩子都愿意降价、但经手人为了自己面子非不接受降价才崩的过程。
　　可是，在这事儿当中，管家助手兰辛的二次斡旋，严格来说不能算伤害英法利益——他要是不斡旋，美国直接就不签了，秘密斡旋一下，虽然英法降了价，但至少把生意做成了。
　　只是兰辛没想到不但要对外保密、还要对主子保密、照顾主子的面子。
　　“可是，基辛格这样强调这个案例，明显不是想让我们论述‘如何下次秘密外交的时候把保密工作做得最好’这种执行层的问题。那太琐碎了，不属于制度层面的建设。他说的这个悲剧，有点儿像是柏拉图在《苏格拉底之死》里对制度的惋惜论述……也就是，如何确保秘密外交部分曝光后的后续处理弹性，而不是非生即死的站队，如何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二次调整修补，而非直接表决。”
　　顾骜博览群书、冥思苦想后，得出这样一个心得。
　　威尔逊造的孽，有点像苏格拉底，都属于不切实际理想主义者的一头撞死。
　　基辛格想考虑的，是如何防止这种人一头撞死，给他一个打晕后和稀泥的机会。
　　历史上，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主判决死刑之前，其实是有无数次机会不死的，最后是他硬生生作死的——这不是黑他，而是最敬仰他的得意门生柏拉图亲笔写的。
　　柏拉图在《苏格拉底之死》中这样描述：一开始，苏格拉底被指控的罪名是“败坏雅典青年和异端邪说”。
　　是否真的败坏不谈，单说审判过程。古代雅典的民主审判制只两轮辩论投票式的，即第一轮控辩双方先对有没有罪辩论、然后501人团投票，得票251以上的一方胜。
　　如果第一轮结论是“无罪”，那就没有第二轮了。如果第一轮“有罪”，才有第二轮的“量刑辩论”。
　　也就是控辩双方再各自说出一个刑罚尺度，一般肯定是控方的尺度重、辩方的尺度轻，然后双方再辩、投票，得票251票以上的那个量刑成立。
　　但这个制度也有一个很僵硬的地方，那就是不许501人团提出一个折衷的量刑，必须只能在控辩双方给出的两个选项里二选一。而任何介于两者之间的和稀泥是雅典法律不允许的。
　　有点思维能力的人就不难发现：哪怕辩方第一轮输了，但只要第二轮量刑时，提出的受刑尺度比较诚恳，那么赢回一场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嘛。哪怕第一轮输了300票的犯人，好多在第二轮服软后，博取了501人团的同情，得到了量刑意见拥护，都是很常见的。
　　而苏格拉底死的时候是怎样的呢？第一轮他是221票对280票输的，判定他确实“败坏青年”，这个差距并不算悬殊。
　　说明有220个人本来就觉得他不该受罚，要是他第二轮再拉30个人过来就赢了。甚至柏拉图记载，那280人里，当场就有超过30人表示：苏格拉底你服个软，交100德拉克马罚款，这事儿就算过了，如果你没钱，这里有个大土豪愿意帮你出100德拉克马。
　　但苏格拉底选择陈述的量刑是“我不但不该被罚，因为我说的不是邪说，相反还开化了你们雅典人的智慧，所以你们应该赏赐我100德拉克马”。
　　而控方的量刑要求，是“死刑”。
　　也就是说，让501人团在“罚款100”和“死刑”之间只能二选一，大多数人肯定会选“罚款”，他们并不想杀苏格拉底，只要他服软，承认自己是邪说，消弭他的哲学影响，这些人目的就达到了。
　　但是在“赏赐100”和“死刑”之间二选一，结果就立刻崩盘了，有400人都选了“死刑”，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苏格拉底太嚣张了，也就是“量刑辩论”的结果比“有罪辩论”还要悬殊，堪称雅典历史仅见。
　　然后苏格拉底就喝了杯毒芹汁自尽了。
　　这里面，就可以看出“只许投票，不许修改”的强迫二选一僵硬做法，有多大的危害。
　　如果雅典501人团有权自己做出一个折衷裁定，不是非要在“赏赐100”和“死刑”里选，相信他们是可以得出“罚款”、“流放”等中间刑的。
　　如果美国的众议院和总统，还有在表决时临时修改拉人的机会，而不是全是全非怼到底，那么远到《凡尔赛条约》、近到《中导条约》，也都有可能妥善弥合。
　　基辛格课题的关键，凝聚到了“如何为非此即彼的硬怼式投票环节中、继续进行微调的秘密努力，增加一层保障，提升其效率，或者保护其万一曝光之后不被报复性和维护颜面性追究”这个点上。


第283章　伪证的最高境界
　　确认了痛点，最多只能算是做好一个课题汇报的前10％工作而已。
　　就像一个病人去看病，医生搞清楚他究竟是啥病。
　　下一步是弄清楚最前沿的努力已经做到哪了。
　　相当于医生问明病人来医院之前、还自己吃过哪些药。
　　在这方面，顾骜比其他研究生略有优势。
　　因为基辛格带的其他研究生，是接触不到最近几年美国国务院的决策机密内幕的。所以他们不会精确知道“这一次来医院之前吃过多少药”。
　　而顾骜至少可以看到一些后世解密出来的热点分析，也就能少走一点弯路，少做一点重复性工作。
　　当然了，顾骜前世并不是研究这个的，所以他只是外行看热闹。对那些闹大了的70年代秘密外交事件的手腕有所了解。
　　其他95％小事情，他是不知道的。
　　算不算大事的标准，要看后世有没有资格被脱口秀“晓说”提及、或者进入“得到”分析课程。没收录的，顾骜上下班地铁上没听过，就不知道。
　　他前世是码农嘛，忙着呢，哪有时间专门学没用的文科琐碎知识。
　　比如，71~72年，基辛格为中美建交所作的努力，以及两面“欺上瞒下”的秘密和稀泥，这就算是“大事”，顾骜是知道一点细节的。
　　只不过这一领域没什么干货可挖。
　　另外，从国际上而言，基辛格那一年干的更大的事情，是跟苏联人签订《反导条约》（72年），限制两国开发弹道导弹防御系统（30年后小不死总统退出了，美国就搞了NMD/TMD）。
　　而从这里面，顾骜可以看出，“如何对付国会只能二选一”的问题上，前人已经做了尽可能多的努力了。主要表现为“把修改伪装得不像修改，而是澄清解释，并且在澄清和解释中欺骗蒙混参议员”。
　　《反导条约》的细节无需赘述，但看一下总体逻辑，就知道为什么这是一个极度需要秘密外交、一边骗自己人一边签的条约了。
　　因为这实际上是在“拿自己国家当MT肉盾、帮队友扛仇恨”的条约，跟15年后的《中导条约》一样，如果被本国人民和议员们知道真相，是绝对不肯签的条约。
　　无独有偶的是，《中导条约》在李根任期内签订好之后、同样是持续生效了刚好30年，到唐纳德时被撕毁。
　　顾骜之所以对这些这么清楚，是因为后世唐纳德撕毁《中导条约》时，网上媒体炒得很热，他在那些学习APP上看了太多铺天盖地的分析文章。
　　这两个条约一致的技术逻辑是这样的：当时美苏两国的反导弹系统，即使研发了，也是需要极高的反应时间的，所以即使开发成功，也只能防止苏联美国互相毁灭，但防不到苏联就近拿核弹核平西欧，所以一旦开始研发，西欧会更危险，成为敌方射程被限制后、顶在前排的肉盾。
　　中程导弹的部署增加，也是这个道理：苏联的中程导弹只能用于灭掉英法德意，是打不到美国的。限制中程导弹数量，其实是让苏联把同样的资源往洲际导弹上倾斜。
　　也就是说，美国人签约时，相当于跟苏联喊话：你要干直接跟老子干，别想着拿小弟撒气。
　　这很像2010年代，美国人对北棒喊话：有种你弄出更远程的洲际导弹来，别老是不管谁揍你，你都拿揍南棒这个手无寸铁的人质来威胁。
　　而这些条约，对美国当时的国际环境，确实是有帮助的，它看似加大了美国扛仇恨值的比例，但把西欧国家彻底拉成了小弟——
　　基辛格之所以是在72年去签《反导条约》，就是因为70年11月的时候，法国铁腕开国总统戴高乐死了、蓬皮杜可以彻底走出阴影。而戴高乐活着的时候，法国一度是保持中立，跟苏联关系还不错的，还拉拢了一大票站中间立场的欧亚小国，并不唯美国马首是瞻。
　　因此基辛格是在戴高乐刚死、立刻就推动了反导条约、示好整个西欧，蓬皮杜就一改此前的“戴高乐主义”外交，倒向了美国。
　　美国人这个“扛仇恨”，其实是在国际上拉到了一大票马仔的，而苏联人又没真的发射过核弹，所以美国其实是用虚无的风险，换来了实际的利益。后来87年的《中导条约》更是如此，极大拉拢了欧洲和其他环苏联国家，为他们常年坚持国际油价低迷、拖垮苏联经济、一边阿富汗战争放血，最后苏联崩盘。
　　但正是这样的内容，导致这两个条约，美方签署人员是必须秘密进行的，绝对不能让国内人民知道真相。
　　否则人民和议员们就会发现“原来你国务卿是在苏联人那儿拉仇恨，让苏联人把本来平坦到英法德意这些盟国头上的仇恨值，统统由美国扛、换取法德心悦诚服给你当小弟”，然后人民就会乱来，议员就会疯狂投票抵制。
　　可白纸黑字的条约，最后总是要表决的，这怎么秘密得了呢？
　　有办法。
　　就是利用参议员们都是文科生啊，不懂科技啊！
　　他们拿到反导条约和中导条约上那一大串技术参数，压根儿不知道限制的东西究竟是干什么的、被鼓励的东西又是干什么的。
　　在文科生眼里，所有参数的弹道导弹和反导弹系统，好像都长一个样子的嘛！应该也是一种用途的吧？限制其中一种、鼓励另外一种，到底意味着什么呀？好像没差啊！
　　这时候，基辛格等外交人员，以及从五角大楼请来听证的弹道导弹部队技术将领，就负责接受参议员们的质询、帮他们答疑了。
　　他们可以在答疑的时候，把这些技术细节糊弄过去。
　　关键就在于这个“解读”。
　　然后管理好媒体，别让懂行的人在签约期限内曝光出解读文章，就没事了。
　　（这时候最怕的就是外国某个期刊上，比如《外交评论》，杀出个顾骜之类的人，写一篇深度解读论文、送到反对档智库那里，乐子就捅大了。
　　如果有人能逮到这样的机会，那么别客气。写完文章后，要么美国人的某个基金会，会拿着上千万美金来堵你嘴；要么某个CIA的特工，会想尽办法干掉你灭口，风险与机遇并存。）
　　基辛格72年的时候，就是这么把反导条约的事儿瞒天过海办成的。
　　捋完这一串脉络，顾骜豁然得到了一点启发：
　　现实政治中，想靠强行突破宪法规定的表决阶段只能投票、不能修改这个铁律、折衷和稀泥，是不可能做到的。
　　因为宪法这么规定，就是为了分权，确保立法的人只管立法、行政的人只管行政、执法的人只管执法。
　　这是三权分立的最基本要求，事关美国国体，万万不可能被动摇。
　　否则允许“折衷”的话，就相当于允许行政官员国务卿、在国会立法的时候提供怂恿性意见乃至误导了。
　　这就好比在任何两审终审制的国家，诉讼法都会规定“二审发现一审价值判断和法律适用错误，可以直接改判。而发现事实认定不清、或者有必须采纳的新证据的，应当发回重审”。
　　这就是防止有人特地瞒着重要证据、到二审再拿来证据偷袭，不给对方准备时间和想明白后“再来一次”的机会，直接蒙混过关一锤定音。
　　你国务卿和总统要临场修改，早干嘛去了？就是不让你现场改，不让你趁着议员们脑子还糊涂的时候蒙过去。一定要打回去，让议员们充分读完，脑子冷静了，再表决一次。
　　而国务卿干的就是那种“你们听我解释，我没改，其实我没想改，我就是怕你们看不懂，现在在给你解释，这是解释，不是改”。
　　就这样偷偷地进村，放枪滴不要，看谁脑子更阴损奸毒，脑子保持长时间清醒的能力更强，最后把对方给忽悠骗过。
　　八年前基辛格是干得不错的，他在最后应对内敌的时候履险如夷忽悠瘸了20几个提问参议员，没让他们看出来反导条约的“帮小弟扛仇恨”属性，蒙过关了，等他们后来发现法国人来投靠，才回过味儿来，大势已去，条约早就生效了。
　　不过这种被阴的不爽经历，多多少少也为民猪档议员们后来狂怼尼克松下台积蓄了不少“怒气槽”，这是后话了。
　　到上述为止，顾骜算是弄清了“这个病人这一次来医院之前，已经自己吃过哪些药”了。
　　……
　　后面，是“开新药”。
　　理论是理论，骗人实践是骗人实践。
　　实际执行落地中，你究竟是在对秘约进行“折衷/实质性修改”，还是仅仅提供“答疑/解释”，远比法理的玄学推演更难判断。
　　理论上，所有涉及“事实判断”的东西，都是不容更该的，涉及“价值判断”的东西，是可以解释的。
　　但什么才算“事实”、什么才算“价值”？真正顶级的国际法老阴哔，绝对可以把参议员都绕晕，更别说普通民众了。
　　举个不太恰当、但有助于理解的例子，在大洋此岸，法律都是大会立的，这没有疑问。但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出“司法解释”啊。“解释”的时候还有多大操作空间，学过法的人自己心里清楚就好。
　　“所以，基氏保护秘密外交成果的核心思想，就是把‘实质性修改’伪装成‘非实质性修改’，甚至把‘修改’伪装成‘澄清/解释’，夹带着通过参议院质询。”
　　总结到这一步，顾骜真的是非常心累了。
　　他已经写满了整整十几页草稿，也揉掉了七八张，内心收获颇丰。
　　道理他是能想明白的，但越是想得透彻，他越是发现自己是真心不想学这种技能。
　　因为对他一辈子都没用。
　　他只是来美国进修一下，不是给美国当官。
　　这一套辣鸡，将来回去完全没有用武之地啊！
　　他把最后一张推演废纸揉成一团，狠狠丢进壁炉里，长叹一声：“唉，还是毛主席说得对：西方民猪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领导人为了迎合民众及其代表，而不得不说谎！
　　这种技能练了有什么用？只要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就应该集中力量办大事嘛，干嘛想着怎么骗议员？
　　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