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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老舍-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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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年的时间里，老舍创作了：一、长篇小说三部半：《火葬》、《四世同堂》三部曲的第一部《惶惑》、第二部《偷生》、半部《蜕》；二、中短篇小说集两部半：《火车集》、《贫血集》和《东海巴山集》的巴山部分；三、长诗集《创北篇》；四、话剧九部，其中独立完成六部，合作三部；五、通俗文艺作品集《三四一》；六、散文、杂文、短诗、歌词、报告、论文、评论、回忆录、鼓词、相声、太平歌词、河南坠子、公开的书信等。这一类作品，据不完全统计，有310余篇。
上述作品，除回忆录外，大大小小每篇都和抗战有关，这个事实说明老舍的确实现了他要为抗战极尽全力的诺言。
1946年3月老舍和剧作家曹禺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到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讲学和文化交流。当时正值美国翻译出版了《骆驼祥子》。它被评为“每月佳书俱乐部”的佳书，发行一百万册，成为畅销书。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老舍和曹禺决定利用这次访问广泛地对外宣传中国现代文学的光辉成就，特别是抗战文学的成就。他们在美国用了大半年时间作了周游美国的旅行，走到哪里讲到哪里。他们由接触的美国各界人士口中得知：一般的美国人对中国几乎是一无所知，就是知识分子对中国的了解也是非常可怜的。老舍下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弥补这个空白。他在纽约西83街118号租了两间房，把自己锁了起来，谢绝正式的社交，按自己的安排，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此时此刻，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中国大地上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展开。在祖国战火纷飞的日子里，老舍一个人滞留在大洋彼岸，作为一个文学家，老舍在另一个战场上孤军奋战，加紧工作，他要用繁忙的工作来抵偿自己的孤独和思乡，给自己国内的同伴一些实际的支援。
他要为宣传中国而写。他一边写作，一边翻译。他说，一部小说与一部剧本的介绍，其效果实在不亚于一篇政治论文，多介绍一些现代的文化，如抗战的话剧，一定会比宋词、康熙瓶更有价值、更受欢迎。
在小屋子里，老舍写完了《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创作了另一部长篇小说《鼓书艺人》，而且一边写，一边交给美国人立即翻译成英文，其中《四世同堂》的翻译是在老舍的亲自参与下完成的。老舍还组织了《离婚》的再翻译以及《牛天赐传》的翻译，加上《骆驼祥子》一共有五部长篇小说和一部话剧被翻成英文。它们成为第一批被系统地介绍给美欧的长篇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成为美欧广大读者了解现代中国社会的第一批窗口。素有盛名的《星期六文学评论》称赞老舍的《四世同堂》不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出版的最好小说之一，也是在美国同一时期所出版的最优秀的小说之一。评论家康斐尔德说：“在许多西方读者心目中，老舍比起任何其他的西方和欧洲小说家，似乎更能承接托尔斯泰、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的‘辉煌的传统’。”
丹柿百花小院
1949年12月9日，老舍应周恩来总理和众多知名文学家老朋友的邀请，由美国返回解放了的祖国，抵达天津。两天后，回到北京，开始了新的生活。他立即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并在1950年被任命为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被选举为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由于亲属尚未返京，他暂时住在北京饭店。
回到北京后，老舍创作的闸门一下子冲开了，真像高坝上开了闸的江水，奔腾而来，一泻万里。
他的又一个创作黄金时代开始了。
他所器重的、疼爱的、亲如手足的、走入绝境的受苦人，如今，全都翻了身，一个个全都成了堂堂正正的人，这使老舍乐得并不上嘴，打心眼里感到舒畅和兴奋。这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老舍身上产生了一种天生的直观的感受，而且是如此强烈，如此自然，以至用不着一般知识分子对原出身的背叛，就一下子全部体验得明了透澈。
道理很简单：因为他曾是穷人，他写了一辈子穷人。
老舍“成为写作最勤、产品最多、造诣最高的老作家之一”（周扬语）。
为了有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老舍向周总理询问：可不可以自己买一所小房子。总理的回答是肯定的。老舍请他在美国的出版代理人寄回五百美元版税，换成一百匹布，在东城丰盛胡同10号买下一所小三合院（现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经过修缮之后，老舍和刚由四川北碚返回北京的亲属于1950年4月一起搬了进来。
老舍在这所小房的院子里，养了不少花草，栽了两棵柿子树。腿病使老舍行走不便，也不能久坐。他总是写了几十个字，就到院中去看看，浇浇这棵花，搬搬那盆苗，然后回到屋中再写一点，如此循环，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适合于他的工作的生活方式。
赶上狂风暴雨，就得全家总动员。几百盆菊花，要很快地抢进屋里去。第二天，天气好转，又得把它们运出来，非常劳累、十分紧张。
夏天，是昙花放蕊的时候，秋天，是菊花争艳和柿树结果的时候，老舍常约朋友们来赏花。朋友们在满树的丹柿之下，一边观赏着上百种姿色的菊花，一边品尝着北京传统食品，或许是烤肉，或许是不知道由什么地方变出来的什锦小吃。临走的时候，老舍一定要朋友们带上一些刚摘下来的柿子，或者分去一些花芽子。看见友人拿走自己的劳动果实，老舍心里特别喜欢。
不过，也有伤心的时候。下了一场大暴雨，邻家的墙倒了下来，菊秧被砸死一百多棵。老舍一连几天都心里难过。
所以，老舍说：“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实，有香有色，既须劳动，又长见识，这就是养花的乐趣。”
老舍的写作间兼卧室是北屋的西耳房。在这里，老舍一共创作了二十四部戏剧、两部小说和大量的曲艺作品以及散文、杂文、诗歌。他被誉为文艺界的劳动模范。在书桌的上方悬挂着一幅奖状，是由北京市市长彭真和副市长张友渔、吴晗共同签署颁发的，为奖励老舍创作了优秀话剧《龙须沟》而授予他“人民艺术家”光荣称号。老舍的另一个光荣称号是“语言大师”。他创作的三幕话剧《茶馆》，由于语言艺术的炉火纯青而被当作社会主义话剧艺术的代表作。《茶馆》后来成为第一出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话剧，它的演出轰动了西欧、日本、香港、新加坡和加拿大，国内外观众对老舍语言一致给了极高的评价。
在老舍的客厅里，既可以遇见国家领导人、著名作家、演员、画家，甚至外国的大主教，也可以遇见送煤的工人、送牛奶的青年、街道上的大嫂、警察、瓦匠、花匠、少先队员、中学生、大学生、教师、编辑、记者、卖画的、护士、拳师、战士……当这些朋友来访的时候，老舍给他们泡香片，请他们看花、看猫、赏画、看他收藏的名伶画扇，有时朗诵一段刚写的作品请他们提意见。欢乐的笑声常常充满了整个小院子。这是一个让人人都感到亲切和愉快的家。
老舍一直在这里住到1966年8月24日突然离开人世为止。18年之后，丹柿百花小院被政府确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一块白大理石放在院中，上刻着几个大字：“老舍故居”。各色各样的人，像老舍先生活着的时候一样，川流不息地来到这里，他们渴望了解老舍先生的一切。这里，又成了一个“有笑有泪”的地方。
参考资料：一、老舍夫人、舒乙：记老舍的诞生地，原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二、舒乙：《谈老舍著作和北京城》，原载《文史哲》1982年第4期。
三、李犁耘：《老舍在北京的足迹》，燕山出版社，1986年。
四、舒乙：《老舍》，人民出版社，列入《祖国丛书》，1986年。
五、老舍：《我的几个房东》，原载《西风》，1937年第4期。
六、老舍：《八方风雨》，连载于《新民报》1946年4月4日至5月16日。
七、舒乙：《老舍早年年谱》，载《老舍的关坎和爱好》一书，中国建设出版社，1988年。
（原载《梦和泪》舒乙著）
舒乙：是老舍让英国遗产刻上中文
李冰／文
舒乙（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舒乙眼中的父亲老舍：他是北京人；他是满族人；他是穷人；他有10年在国外生活；他生于1899年，去世于1966年。
11月25日，中国著名作家老舍上个世纪20年代在伦敦的一处住所被镶上“名人故居”蓝牌，这是英国首次将“文化遗产”授与中国人名下。12月3日，前往伦敦出席揭牌仪式的舒乙先生回京，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三十多年后，他又为我们争了光
和舒乙并不陌生，甚至算是熟悉的，每次接触却都是以他不同的身份：中国现代文学馆纪念巴金百岁诞辰，打电话采访他，他是馆长舒乙；孙犁先生图片展，为展览写序的是作家舒乙；老舍先生诞辰纪念日，上门请他聊两句，他是老舍的儿子舒乙。
而许多时候这些身份又都是不可分割的，比如11月25日他应邀到伦敦出席为老舍先生举行的“英国遗产”挂牌仪式，我们很难说清他是以儿子的私人身份还是文学馆馆长的官方身份前往。（。wrbook。）
每次采访或闲聊，总会被打断，不是来电就是来人，每次舒乙都会用他干脆利索的声音客气地说：对不起，稍等一下。他总是坐在馆长室那张可以用巨大来形容的书桌旁忙着处理各项事情。包括这次的采访，一会儿是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来“取经”，一会儿是他的博士生弟子傅光明来请教论文。谈到他是否遗憾没能像父亲一样写出更多好作品时，他说，“我的时间太有限了，尽管周六周日都挤出来写作，写长篇小说还是不太现实，可即使这样，我一年下来也写几十篇散文。”舒乙的文笔非常像父亲，清水芙蓉般不事雕琢。
对父亲，他是满含着爱的，尽管当年父亲往往沉浸在创作构思中很少与他们交谈。他说，“我崇拜他！我与姐姐常被他的勤劳所感动。”当我问，“回忆起父亲，你最常想起的是与他相处的哪一幕？”坐在沙发上讲得兴致正浓的他一下沉默了，良久，他摇摇头，仍是沉默。然后他说，“太多了，太多的场景都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1966年8月24日，那个受尽了侮辱的人在太平湖边独坐一整天，然后未向亲人道一句告别就走向了湖水深处。
“太可惜了！他走得太可惜了！”作为老舍惟一的儿子，舒乙每次都怅然叹息。除了自抚伤痛，更多时候他是历史的见证者，“他走了快38年了，又为我们争光，让英国七百多块文化遗产牌中第一次出现了中文！”他又是欣慰的，为父亲，更是为中国。
■挂牌缘起——“六年前我到伦敦提议的”
记者：首先向您表示祝贺，老舍先生去世近四十年后，早年在英国的居住所被挂上“英国遗产”的牌子。
舒乙：谢谢。这不是谁个人的骄傲与荣誉，而是全体中国人的光荣，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骄傲。
记者：这次挂牌的来龙去脉是怎么样的？
舒乙：说来话长，早在六年前，由陈道明、梁冠华等人主演的电视剧《二马》在伦敦拍外景，我和谢添被邀请当顾问同行，时间只有一个星期。正是那几天我开始走访老舍当年在伦敦居住过的地方，一共有四处，我找到了三处，另一处当年被炸毁了。
同时我看到伦敦城中有许多房子都挂着圆形的蓝牌，标着“英国遗产”字样，上面写的除了人名和身份外，另一行写的是这个人的所属国家及在此居住的年份，从中看出有少数人并非英国人。当我看到“甘地”的名字时很受震惊，感到英国人真的很包容。
于是我就向中国驻英大使馆和一些英国学者提议，能否为老舍先生当年的居住所挂牌。
记者：很复杂吗？怎么用了长达六年时间呢，11月25日刚好是巴金的诞辰之日，是巧合还是有意？
舒乙：我的提议得到了中国驻英大使馆文化处的积极支持，另外在英国的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吴芳思及陈小滢等五位学者为老舍的挂牌做了大量配合工作。
之所以这么多年才定下来，主要是负责授牌的英国遗产委员会要经过严格的取证，取证对象包括中国作协、文化部、外交部等多家官方单位。其实早在三年前，英国就从二十个候选人中批准了老舍的授牌资格，他是二十人中惟一获批的人。
本来英国有商家想对此事进行商业运作，比如将挂牌仪式与话剧《茶馆》在伦敦上演同时进行等，我不同意这种炒作。至于挂牌日期与巴金诞辰为一天纯属巧合。
■挂牌原因——“在伦敦老舍开始文学创作”
记者：这个蓝牌意味着什么？具有什么资格的人才能挂蓝牌？
舒乙：在英国共有750块这样的蓝牌，是由英国文物遗产委员会下设的蓝牌委员会具体审核认定的，绝大部分都在伦敦。
在英国，故居能够镶挂蓝牌的文化名人需要具备以下条件：是一个领域内多数成员所公认的杰出人物；为人类福祉作出过重要和积极的贡献；具有一定知名度；诞辰超过100年而且已经过世。
记者：曾生活在英国的中国名人不少，为什么老舍先生成了首位获得此资格的人呢？
舒乙：我想除了他对人类文学所作的贡献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的文学创作生涯是从英国开始的。他1924年应邀赴伦敦讲学至1929年，期间先后在伦敦租住过4个地方。其中，他在伦敦靠近诺丁山的荷兰公园圣詹姆斯花园31号这处寓所居住的时间最长，达3年之久。正是在那儿他开始了他的文学之路，他主要从事四件事，一是教书，二是读书，三是写作，四是帮助同住的克莱门特。艾支顿先生翻译《金瓶梅》。
记者：老舍哪些作品是在伦敦完成的？
舒乙：他完成了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以及小说《二马》的一部分。这些作品被视为老舍文学生涯的开端。他帮语言学家完成《金瓶梅》的译本也花了不少心血，那本三卷本的英文版本译名为《金莲记》，现在还是英国研究《金瓶梅》的权威版本，在精美的书的扉页上译者有句话是“此书献给我的朋友C。C。SHU（舒庆春）先生。
记者：当年租金是多少？
舒乙：这好像不易考证了，只知道当时老舍与克莱门特夫妇合租这套房，老舍出饭钱，对方出房钱。在伦敦上演同时进行等■挂牌纪念——“妈妈手书老舍二字，蓝牌上首次有中文”
记者：他住过四个地方，如今尚存三所，这些房子保存怎样？
舒乙：房子都保存很好，有人作为生活居所在使用着。挂牌的这所是一座连地下室共四层的楼房，老舍与人合租的是二层。
记者：如今居住者同意在自己的房子上挂不认识的人尤其还是外国人的牌子吗？
舒乙：英国是个非常保护私有财产的国家。比如这种挂牌行为，如果房主不同意，那么政府是无权干涉的。现在住在这所房中的主人是一对叫瑞成的英国中年夫妇，他们虽然对老舍并不了解，但很热情地支持这件事，还慷慨地把房子借出来办庆祝酒会。据说这次为老舍挂牌已使这套房有了15％的升值。
记者：为老舍先生挂的这块牌子与以往的英国文化遗产牌有什么不同吗？
舒乙：有很大不同。这次为老舍挂的牌子上姓名处除了LAOSHE的拼音外，还有两个中文大字“老舍”，这两个字是我妈妈胡絜青生前亲笔写下的。
■伦敦之于老舍——“没有伦敦就没有作家老舍”
记者：我看到您写的《在伦敦“老舍故居”挂牌仪式上的讲话稿》中，说“老舍先生是怀念伦敦和东方学院的”，比较于他生活过的济南、北京，当年他对伦敦是什么样的情感？
舒乙：老舍曾写过不少随笔散文记述他当年的英国生活，我觉得在过去的时代他不是特别喜欢英国人，认为他们傲慢且保守，他曾在文中说过，“我简直没写出几个像样的英国人”。但事实上他又非常怀念在当年的东方学院任教的日子，尤其是那个宁静美丽的公园、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都是他的最爱。我到英国曾特意依照《二马》中的情节走访过不少地方，包括宁恩丞写的《老舍在英国》一文中他们看夕阳的里士满，果然都是实名实景，都那么真实地存在着，确实非常美。老舍在怀念伦敦生涯时曾深情地说过一句话，“唉，希望多咱有机会再到伦敦去，再在图书馆里写上两本小说！”
记者：在伦敦的日子老舍写出了文学生涯中非常重要的开端之作，您怎么看待这个时期？
舒乙：我认为如果没有这段时期很有可能就没有后来的人民艺术家老舍。当时与国内相比可以说是安宁的生活环境让他能够去思考，他能清醒地看到自己正遭受战火不幸的国家和那儿的人民；而伦敦图书馆中浩瀚的知识殿堂、无处不在的大小公园又为他提供了创作灵感，因而他的文学创作得以实现。
■挂牌之于老舍——“在天之灵会宽慰得微笑了”
记者：老舍先生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您认为他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舒乙：是勤奋。老舍是个谦虚得过分的人，但他老说自己是个勤奋的人，他是在玩儿命地写作。早在1999年，老舍诞辰100周年时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慢慢地写》，说的就是他精益求精的写作风格。
老舍写作很慢，他平均一天也就写1000至3000字，除了字斟句酌外，甚至连每个标点符号都不肯马虎，这么慢的速度下，他仍在有生之年写出了那么多作品，主要是因为他的勤奋。解放后他虽然有许多事务性工作，但上午一般都用来写作，大家知道后也就不在上午打扰他。虽然他常说自己只是“写家”而不是什么“作家”，他的工作同木匠、拉车的人没什么区别，但他对待自己的心血看得很重，有的编辑改了他的稿件，他便会特别生气，他说“他不知道我连每一个标点都想多久。”
记者：巴金曾说老舍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杰出的代表”，除了他的文学成就，最重要的一点是说他的气节，您怎么看？
舒乙：老舍创作于伦敦的长篇小说《二马》，描述的是上世纪因为贫穷落后在世界上到处遭受白眼的中国人，他想用文字来激励自己的同胞要自强，要挺起腰杆做人，他写过一句话：“中国还没有一个惊动世界的科学家、文学家、探险家——甚至连在万国运动会下场的人材都没有，你想想，人家怎么能看得起咱们。”读了这段话，再看着这次挂的这块牌子，真是宛如隔世！我相信老舍的在天之灵会宽慰得微笑了。
他们说老舍
艺术家老舍
老舍和我们来往最密的时期，是在抗战时代的重庆。我们都觉得他是我们朋友中最爽朗、幽默、质朴、热情的一个。我常笑对他说：“您来了，不像‘清风入座’，乃是一阵热浪，席卷了我们一家人的心。”那时他正扛着重庆的“文协”大旗，他却总不提那些使他受苦蒙难的事。他来了，就和孩子们打闹，同文藻喝酒，酒后就在我们土屋的廊上，躺在帆布床里，沉默地望着滔滔东去的嘉陵江，一直躺到月亮上来才走。
——冰心《又想起了老舍先生》
京味儿老舍
鲁迅说过老舍“油滑”，叫我这半吊子北京人看，这是南方人对北京话的偏见，那不是老舍油滑，而是北京人就这么说话。老舍的作品有时给人感觉软，绕半天圈子不切题，正是有些失之厚道，舍不得，对北京小市民太热爱。他也没法儿不这样，那些人没一个外人，都是亲戚里道街里街坊的。
——王朔《我看老舍》
可爱老舍
老舍是一个讽刺小说家，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生的态度都以讽刺出之。然而决不如鲁迅那么刻薄，反而令人觉得他是一个可亲可爱的长者，这或者要感谢他那北方人的忠厚气质。鲁迅小说里没有一个好人，老舍小说里的李子荣、张大哥、丁二爷，都十分可爱。他口角边虽常常挂着讥嘲的笑意，眼里却蕴着两眶热泪。
——苏雪林《幽默作家老舍》
平民老舍
青岛新建了一座公园，以老舍先生命名，叫做“老舍公园”，是我所见到的最好的公园之一，这很出乎我的预料。
“老舍公园”的特点是它的现代气息。按照当代国际园林标准来构筑，是它的开放性；完全没有围墙，不收门票，是它的平民性；为公众，包括儿童和老人提供休闲场所。它朴素而又闹中取静。
真是个难得的好公园。
看了这公园，想起了当年老舍先生给青岛“号”的脉：“不管青岛是怎样西洋化了的都市，它到底是在山东。‘山东’二字蛮可以用作朴俭静肃的象征。这个精神使我们朴素，使我们吃苦，使我们静默。”
老舍公园，它的现代性、它的公开性、它的平民性和它的朴素与闹中取静，就是青岛的化身，而且是新时代青岛的化身。
——舒乙《有个公园名字叫老舍》
独特老舍
有人问舒乙，能不能用几句简短的话把老舍先生的特质说出来，凭这几句话把老舍和鲁迅、郭沫若、巴金、曹禺等大师们区分开来。舒乙想出了五句话，他说，这五句话就是老舍——他是北京人；他是满族人；他是穷人；他有10年在国外生活；他生于1899年，去世于1966年。
——徐虹《1999年2月3日的老舍》
爱屋及乌
受老舍语言影响喜欢王朔
我是一个南方人，到现在北京话也不能听个百分百，要是真正的老北京老胡同说起地道的老北京话来，我就接不上茬，至于说吗，也只能用一用流行的词儿，发音有时还跑调。
但我很喜欢北京话写成的小说，比如王朔吧，我对他最初的认同不是他的价值观念，也不是他的小说形式，王朔小说的价值观念固然有他的突破性，但王朔所体现出的价值观，在他之前的徐星和刘索拉以及陈建功、张辛欣等人的作品中已有表达。王朔的小说形式基本上是写实，有时还借鉴一点国外通俗小说的路子，说不上有什么惊世骇俗。王朔真正的价值在于他的语言。我记得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评论王朔的文章，便是用《王朔的新京味小说》这个题目的，据王朔自己说，这也是他第一次被官方的报纸所评介，大概我没有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进行评价的缘故吧。王朔的语言影响的不仅是文学，还有影视，还有媒体，更有网络，现在打开报纸和网络，一不小心就能看到一个王朔味十足的标题。
我对王朔语言的认同是受到老舍的影响。
语文老师以为“那敢情好”是“那感情好”
很多人不知道我曾经是一个有点疯狂的老舍迷，我见老舍的书就买，买了就读，有一阵我读老舍的作品，就像有人读金庸的小说上了瘾一样，看了一本还想看第二本。我可能把老舍的小说全部看完了（至少1985年前出版的小说）。我知道这在同龄人中不多见。我起初看老舍的小说是因为《沙家浜》里沙奶奶有句台词，叫“那敢情好”，我们的语文老师硬认定这是错别字，应该是“感情好”，并写信反映到上级部门。后来上面解释说“敢情”是北京的方言，我当时就有些疑惑，《沙家浜》说的是我们苏南的事，怎么用起北京方言呢？这该是样板戏的败笔吧？我把我的想法告诉语文老师，语文老师胆战心惊地警告我，不要乱说，不许怀疑样板戏。
尽管如此，但我对北京的方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敢情”仿佛外语似的，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粉碎“四人帮”之后，老舍的小说是最先解禁的第一批作家作品，他的《骆驼祥子》和《龙须沟》、《茶馆》很快“重见天日”。虽说是“重见”，对我们这些在“文革”中读完中小学的青年来说，却是“首见”，非常新鲜的。“坦率”地说，我第一次看老舍的《龙须沟》、《茶馆》的剧本并没有感到特别激动，只是感到琐碎，感到一些“无聊”的人在说一些无聊的话，于我心中期待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相差甚远。那时候北京人艺上演的话剧是郭沫若的《蔡文姬》，没有电视，有广播来放演出的录音，我们喜欢听郭沫若带诗味的话剧。但等我读《骆驼祥子》时，我被祥子的命运打动了。在我以前的阅读小说中，从未读过像《骆驼祥子》这样以所谓“中间人物”为主角的作品，也从没读过这样零度感情呈现的生活状态、原生态的小说。我也不明白文学史为何说它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倾向，如果这样的话，批判现实主义是不是比现实主义更有力量？或许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对现实主义的问题进行思考，之后才会有“新写实”之类的话题，其实“新写实”就是一种回归，回归到老舍式的现实主义上面来，当然融进了新的技巧和观念。
老舍的小说让我明白了小说是生活不是“文采”
这是后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当时对我影响最深的是他小说的语言，在这之前，我常常听人说“学生腔”这个词，我并不是太明白，我甚至觉得那些学生腔还是一种文采呢可我读了老舍的小说之后，明白了什么是学生腔，明白什么是小说的语言，小说不是文采，小说是生活。记得《骆驼祥子》的开头这样写道：“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祥子，不是骆驼，因为‘骆驼’只是个外号；那么，我们就先说祥子，随手儿把骆驼与祥子那点关系说过去，也就算了。”地道的口语，地道的北京话，没有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子，也没有做出一副学问家的样子，像是聊天，又像是侃大山，完全生活化的叙述。老舍小说发出的那种特殊语言的魅力，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我后来又买了《离婚》、《二马》、《四世同堂》、《正红旗下》等小说，一本一本地看，着了迷。更重要的是我对北京话的表现力简直推崇备至，我在老舍小说中不仅找到了“敢情”一词，还发现“敢情”除了“那敢情好”的语义之外，还有另外的语法，比如《骆驼祥子》中：“怨不得你躲着我呢，敢情这儿有个小妖精似的小老妈儿。”这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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