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老舍-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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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那番话时，我认为她所说的“那一年”，指的是一九六六年。

　　我平生与老舍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五十年代初。跟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共事的诗人方殷与师大女附中的一位资深女教师结婚，婚礼在该校的大礼堂举行。我到得早，瞧见老舍从驶入操场的一辆小卧车中走下来。他大概前不久才从美国回来，西服革履，举止潇洒。作为主婚人，他就着一对新人是“大男大女”这个问题讲了一通，幽默风趣，台下的女生从头笑到尾，气氛极为热烈。

　　第二次是一九六五年五月，我国作家访日代表团回国后，在文联礼堂做报告。刘白羽先发言，讲得面面俱到。轮到老舍时，他不紧不慢地说：“该讲的，白羽同志全讲了。我来点儿大会花絮吧。”

　　会场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了。一九五O年九月参加工作以来，我还没听过如此生动的报告。我记了详细的笔记，可惜在文革“打砸抢”中，随着家中的一切，荡然无存了的。我想，像老舍这样一位才华横溢、富于特色的作家，是不甘心跟在旁人后面照本宣科的，所以有此即兴发挥。而我们当时的做法是扼杀个性，扼杀特色。

　　中国不是没有像老舍这样的世界级的作家，可惜被“四人帮”及其爪牙逼得走上了绝路。这个悲剧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老舍死得悲壮，他是现代的屈原。

　　此文为纪念老舍逝世三十四周年而写二OOO年八月二十四日初稿

　　十一月八日补充修改

　　注：倪尔思。奥洛夫。埃里克松：《一位真诚、正直、勇敢、热情的长者》，见《长江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95页。

　　舒乙首披：1968年诺贝尔奖本属老舍

　　最近，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提名问题被炒得沸沸扬扬，而“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几乎被老舍得到”这一事实，长期以来却鲜为人知。昨天，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文学讲座上，老舍先生的儿子、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舒乙向外界披露了这一事实内幕。

　　舒乙说，中国始终没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的太少。而老舍当时在中国作家中恰恰是作品被翻译最多的，连瑞典文的也有。诺贝尔奖评选程序，先是由国际著名学者进行提名，经层层筛选，最后剩下5位候选人，再由评选委员秘密投票，得票最多者胜。老舍在1968年被提名，到最后秘密投票，第一名就是老舍。

　　但老舍1966年就已经去世，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4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日本的川端康成。

　　老舍与现当代文学中的幽默

　　孙洁

　　今年2月3日是老舍诞生100周年的纪念日，老舍作为中国20世纪文学中的大家，他幽默的创作风格是他在文学史中不可磨灭的个性中鲜明的特点，同时，这种幽默，也成了本世纪中国文学的甜酸苦辣中较为独特的一味。

　　可以说，老舍的幽默形成于他独有的忧郁型精神气质，而这种气质，又同步于中国现代作家共有的对时代对人生的焦灼与绝望感。当然，有些作家，如鲁迅，面对绝望，选择了战斗加以反抗，不过，老舍却是以幽默来化解与遮蔽它，也正因为如此，这份幽默对于20世纪大多数时期的中国文学实在是不合时宜，老舍山东时期苦心经营的幽默宫殿先经受了时代的冲击，又终于在民族危机尖锐上升的“七七”之后轰然塌陷。

　　综观20世纪中国文学史，应当说，直到最后20年才为幽默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合适的政治与文化气候，这之前幽默文学的不发达是中国文学走进新文学阶段后背负的沉重历史宿命的一方面表现而已。老舍在山东的7年，即老舍以幽默特色横空出世之后渐入佳境的时期，中国文坛上也出现了一阵子轰轰烈烈的“幽默热”。但是，以《论语》为代表的一批幽默杂志的涌现也好，“幽默年”、“小品年”的短暂繁荣也好，都只不过是两三文人一厢情愿织造的假象而已，注定了好景不长。这一来是因为这些幽默文学的逃遁倾向的确不利于它们向纵深处的发展，二则因为尚处于发轫期的中国幽默文学还不具备向主流文坛挑战的实力。中国幽默文学先天的不足和后天的失调致使它的发展在30年代、抗战时期以至整个40年代都远远落在讽刺文学之后。老舍进入抗战时期后搁置了幽默创作却磨砺了讽刺之笔也属大势所趋。

　　在“幽默”一词方经林语堂译出，还未得推广，大多数知识者并不习惯于用它的时候，周作人说：“我只觉得我们不很能说‘为滑稽的滑稽’，所说的大抵是‘为严正的滑稽’，这是我所略觉不满足的。

　　（《滑稽似不多——通信二》）“周作人以自由主义观幽默，似乎更能看清幽默之在中国的难以成器的病因所在。现代讽刺文学与幽默文学的不同发展情状正是现代社会更多地提供了”为严正的滑稽“的气候的结果。

　　尽管在重重约束之下，老舍的幽默创作仍然顽强地发展与完善着自己，从而成为20世纪中国幽默文学的代表。检点现代幽默文学史，真正具备底蕴——深刻的哲学心境，浓烈的同情倾向，以及合宜的与入木三分的表现——的幽默作品为数不多，老舍山东时期的《离婚》、《骆驼祥子》因之就格外突出。现代文学史上最可一论的幽默作家还有以文学创作为余事的钱钟书。他的《围城》对人生之荒谬圈套的把捉更是以深不可测的绝望为内核的；他的幽默论（《写在人生边上。说笑》）对“无数弄笔墨的小花脸”致使“幽默品格降低”的指责，是对“风行一时的幽默文学”的不以为意也是对真幽默之稀见难觅的一声黯然轻叹。

　　新时期北京作家群自觉追步老舍，语言的刻意模仿与文化态度的趋同明显多过幽默的习染，这主要是因为幽默更多地依赖于创作主体的个性秉赋。尽管如此，老舍的幽默仍然因为这些作家在新时代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再现。这也是30年代老舍在幽默文学领域所取得的成绩的又一表征。所谓“京味作家群”前后，还有王蒙逞才的幽默与王朔带“痞气”的幽默堪称独树一帜。而无论是王朔、陈建功还是王蒙，这些作家的幽默都有过于辞气浮露的缺陷。新生代的代表作家多作出一副冷漠于价值关怀、拒绝读者的姿态，在远离固有创作观念的同时他们也自然而然地远离了幽默。倒是作为新文学传统赓续的“严正的幽默”在少数作家的笔下还在焕发出亮色，但一般都是作为副笔。应当说，新时期以来真正以幽默为追求并有作品作支撑的成熟作家尚未出现。特殊的国情与现代文学发展的艰辛历程印证了周氏兄弟的先见，幽默文学的始终得不到自如舒展已是不争的事实，老舍的幽默秉赋在时代的厚障壁前一再受挫也早成过眼烟云，但愿下个世纪的中国文学能卸去那沉重得不堪舁举的历史宿命和人为约束，催生出真正的健康明朗的幽默文学来。

　　《文汇报》

　　老舍住过的地方

　　顶小顶小的小羊圈

　　进入80年代以后，小羊圈胡同突然变得赫赫有名了。恐怕总有数以亿计的人知道了它的名字。可是小羊圈的老居民们说什么也想象不出，就凭这么个不起眼的地方，竟会有这么多的故事。

　　如今，小羊圈改叫小杨家胡同了。它的西口在北京西城新街口南大街上。单看外表，小杨家胡同的确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它是那么狭小、简陋，以至从它前面路过时，稍不注意，就会忽略它。小杨家胡同真是小，入口处只有一米多宽，除了自行车，别的车辆大概永远不用打算进去。胡同小还不算，它还不直，进了胡同走二十几步就碰墙，连着拐几个九十度的硬弯之后，才能看到一个豁然开朗的小空场。小空场周围分布着七、八户人家。过了小空场又是一个马蜂腰，细而直地往北伸去。到了最北头有一个更大的葫芦肚儿，它的东面便是有名的护国寺的西廊之下了。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这里是下等人居住的地方。那时，隔不久，小空场的两棵大槐树下，就有一次集市，集市一过相当安静。夏天，槐树上垂丝而下的绿槐虫在微风中打着秋千，偶尔招来一两个孩子，观看它们的吐丝表演。冬天，寒冷的北风卷着枯叶败草呼啸而过，往每家窗台上送几堆灰褐色细土面儿摞起来的小包包。空场之中，难得看见几个人影。

　　就在一个最冷的冬日的黄昏，在小羊圈最靠东南角的一个小院里（现在是小杨家胡同8号），诞生了一个小男孩。这个刚到人世的小生命是那么弱小，又是那么的丑，他一声也没有吭，大人们全忙着抢救他的母亲。年过四十的母亲因为失血过多昏了过去。要不是出了阁的大姐及时赶到，把他抱在怀里温暖着，这个小生命也许就会在寒冷和忙乱中结束掉。大姐一边喊着妈妈，一边把眼泪洒在了小弟弟的小脸上。这苦涩的泪便是他的人生洗礼。

　　这位诞生在小羊圈的小男孩就是日后的写北京生活而著称的作家——老舍。当时家人为他起了一个相当喜庆的名字——庆春，表示庆祝早春到来的意思。

　　14岁以前，舒庆春一直住在小羊圈。他早年丧父，母亲没有奶水，靠往浆子里加一点糕干把他喂大。母亲百般无奈中，常把没有血色的脸贴在他的小脸上，连连吻着他说：“你不会投生到个好地方去吗？”母亲和小姐姐一天到晚忙着替人家做活洗衣服。孤独、寂寞和清苦伴随着他的整个童年，小羊圈和小羊圈东南角上的那个小院子便是他唯一的活动场所。院外的大槐树，院内的石榴树和歪歪扭扭的枣树是他不会说话的好伙伴。他没有玩具，南屋里翻出来的染了红颜色的羊拐子和几个磕泥饽饽的模子成了他仅有的宝贝。小羊圈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深深地溶进他的血液里，以至多少年后，无论在哪里，只要一闭眼，小羊圈和那个小院子就真真地回到眼前。他脑子里从来没出现过紫禁城高大的红墙和整齐的宫殿，代替它们的永远是小羊圈里的破门楼、石榴树和垂丝而下的槐树虫！他永远也忘不了贫苦的童年和可敬可爱而又可怜的亲人。

　　老舍成了作家以后，曾三次大规模地把小羊圈和诞生了他的小院子写进自己的小说。最早的一次是1937年，小说叫《小人物自述》；第二次是1944年，小说叫《四世同堂》；第三次是1962年，小说叫《正红旗下》。老舍让它们把小羊圈当作地理背景和活动舞台，演出一幕又一幕20世纪上半叶苦难中国的悲壮史剧。

　　这三部小说都是被公认的老舍先生杰出的作品。这也许出于巧合，也许完全是必然。因为，若换一种幼年生活，很难想象小羊圈是否还会在作家老舍笔下出现。

　　追忆往事常常能写成好小说。正如老舍先生自己所说：“我们所最熟悉的社会和地方，不管是多么平凡，总是最亲切的。亲切，所以产生好的作品。”

　　小羊圈和那所小院子里的一个，包括每一间房屋的陈设，在老舍作品里都有详尽的描述。一个掸瓶或一口水缸，放在什么位置是什么样子都有确切交待。也许有一天，作为高层次一种文化活动，人们会有兴趣复原老舍笔下的小羊圈胡同。人们来到这里，脑子里一定会蹦出种种老舍的文字。看见那小水缸，便身临其境地想起这段精彩的记述：“在夏天，什么地方都是烫手的热，只有这口缸老那么冰凉的，而且在缸肚儿以下出着一层凉汗。一摸好像摸到一条鱼似的，又凉又湿。”啊，那将是何等有趣而又特殊的享受啊！

　　生命的摇篮——创作的源泉

　　不论是从作品数目，还是从字数上看，可以说，老舍作品的大部分是写北京的。这构成了老舍著作的一大特点。它们的“北京味儿”很浓。

　　所谓“北京味儿”，大概是指用经过提炼的普通北京话，写北京城，写北京人，写北京人的遭遇、命运和希望。

　　老舍的代表作，一般公认的有以下几种：长篇小说《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中、短篇小说：《微神》、《月牙儿》、《我这一辈子》。话剧：《龙须沟》、《茶馆》。这九部代表作，巧得很，全部是写北京的。可以说，老舍作品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写北京的。

　　老舍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一生67年中在北京度过42年，最后在北京去世。不过，在他从事写作的41年里，大部分时间却不在北京，只有解放后17年是真正在北京度过的。不论是在伦敦，在济南，在青岛，在纽约，他都在写北京。他想北京，他的心始终在北京。

　　老舍的一个重要文学主张是作品中要有特定的背景，有具体的地点、社会、家庭、阶级、职业、时间。他反对“有那么一回”、“某地某人”式的写法，认为那像古代流传下来的故事，近代小说不应如此。老舍自己的实践是严格遵循了这一主张的。作为这一主张最明显的例证是下面这个事实：老舍作品中的地名绝大多数都是真实的。

　　据笔者统计，在老舍作品中共有二百四十多个北京的真实地名。这种细节上的真实是老舍作品的现实主义风格的显著特点之一。

　　从分布上看，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地名大多集中于北京的西北角。

　　“西北角”对老城来说是指阜成门——西四——西安门大街——景山——后门——鼓楼——北城根——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这么个范围，约占老北京城的六分之一。城外则包括阜成门以北，德胜门以西的西北郊外。老舍写的故事大部分发生在这里。

　　《老张的哲学》以德胜门外、护国寺两地为主要地点。

　　《离婚》以西四的砖塔胡同为主要地点。

　　《骆驼祥子》以西安门大街、南北长街、毛家湾、西山为主要地点。

　　《四世同堂》以护国寺小羊圈胡同、土城、西直门外护城河为主要地点。

　　《正红旗下》以护国寺小羊圈胡同、新街口、积水潭为主要地点。

　　有趣的是，和老舍作品的故事大都发生在北京的西北角这一现象相对应的现象是：老舍本人的早期经历和活动也集中在这一地区。

　　细细统计一下，在老舍1924年去英国之前，他在北京住过、工作过、学习过的主要地点一共是20处，其中有14处是集中在北京的西北角的。

　　在清朝的时候，北京的最西北角属于正红旗，北部偏西属于镶红旗。

　　老舍的父亲是正红旗的护军。老舍熟悉北京的西北角是和他的族籍有直接关系的。

　　老舍的母亲是德胜门外土城一带的旗人。土城是老舍的姥姥家所在地。老舍家的祖坟也在离姥姥家不远的一个叫明光寺的地方。到姥姥家要出德胜门。上祖坟要出西直门。

　　他的第一个小学是个改良私塾，在离小羊圈半里多路的正觉胡同的一座道士庙里。

　　他的第二个小学在西直门大街上，高井胡同对面，以前叫京师公立第二两等小学堂（现拆除）。

　　他的第三个小学在南草厂街，以前叫京师第十三高等及国民小学（现拆除）。

　　他的第一个中学在祖家街，是公立第三中学。

　　他的第二个中学即北京师范学校。由上北师开始，老舍开始离家住校。北师是一个管吃管住管学费甚至发鞋发帽子的一切都公费的学校。当时报名者极多，只择优录取50名。老舍报了名，被录取之后，他才告诉母亲。他太爱读书了，母亲的财力完全养不起一个中学生，老舍考上了北师，他的高兴和母亲的喜悦是可想而知的。入北师之后的前两年多，学校在西城丰盛胡同（现拆除），后两年多在西城端王府夹道（现拆除），老舍始终住校。1918年老舍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师，被教育局直接派到京师第十七小学去当校长。

　　以上提出的几处，多数都在护国寺和西直门之间。

　　京师第十七高等和国民小学地点在东城方家胡同（现为方家胡同小学），他既在学校办公，也住在学校。

　　以后，1920年他升任北郊劝学员，他的办公地点在德胜门外关厢北边的华严寺（现德胜门大街122号）。此时他住在北京师范学校附近的翊教寺公寓。

　　老舍1921年大病过一场，曾到卧佛寺去养病，病好之后搬到西直门大街上的儿童图书馆居住（现西直门大街57号），以后搬到西四缸瓦市伦敦会基督教堂去住。在那里一边上英文夜校，一边帮教会做些社会服务工作。

　　1922年秋，老舍正式辞去北郊劝学员的职务，到天津南开中学去教书。1923年春，老舍回到北京，先后在北京教育会一中和灯市口北京地方服务团工作。北京教育会在北长街（现北长街小学），所在地以前是雷神庙，它的东北角有一间小北房，是老舍的宿舍。老舍在地方服务团（现拆除）工作时曾到燕京大学（现拆除）旁听英文。

　　由于有这些经历，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一、在童年和少年时代老舍熟悉了护国寺、西直门、新街口、土城；二、在任北郊劝学员时期他熟悉了德胜门内外、积水潭；三、在养病时期他熟悉了西山一带；四、在缸瓦市基督教堂时期他熟悉了砖塔胡同、西安门大街、西四；五、在教育会时期他熟悉了南北长街；六、在一中、地方服务团时期他熟悉了旧鼓楼大街。

　　这些地方日后几乎全都成了老舍作品的主要地理背景，被写进《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和《正红旗下》。

　　北京西北角是老舍的摇篮，北京西北角也成了老舍作品主人公的故乡。北京是老舍的创作源泉。

　　老舍在《想北平》一文中有一段话十分感人：“面向着积水潭，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地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

　　他真爱北京。

　　老舍是爱国主义作家，他的爱国是通过爱北京表现出来的，是通过他爱积水潭的小鱼，爱高亮桥的垂柳，爱顶小顶小的小羊圈胡同，爱祥子，爱程疯子，爱王掌柜，爱祁老人，爱母亲表现出来的。

　　老舍是由北京的贫民小胡同中生长起来的作家，浑身上下带着固有的特点，就像他多次描写过的北京城墙砖缝中的小枣树一样，土壤、营养都贫乏到极点，可是它依附在母亲——雄伟古城的胸口上，顽强地钻了出来，骄傲地长成了树，从而独树一帜，别具风格，令人赞叹不已。

　　八方风雨四海为家

　　从1924年到1949年底，老舍一直不在北京，一别就是25年。在这25年里，老舍在英国住了5年，在新加坡住了半年，在济南住了4年，在青岛住了3年，在武汉住了1年，在重庆和北碚住了7年半，在美国住了3年半。在这25年里老舍成了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成了一个受欢迎的教授，成了一个文学队伍的很有影响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这25年，对中国来说，是革命的年代，是战争的年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时代。老舍是这个大时代的经历者、见证者、描绘者和改造的参与者。在他的笔下，这个大时代是痛苦的，悲凉的，充满了矛盾和磨练，它不可能有别的结局，除了革命。对老舍个人来说，同样的，这25年的经历，也是动荡的，多难的，艰辛的，飘泊不定的，不断探索而终于找到了归宿的，恰如一幅缩小了的时代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1924年以前的25年是作家老舍的预备期和酝酿期的话，那么，1924年以后的25年，则是作家老舍的成长期和成熟期。＇网罗电子书：。WRbook。＇

　　老舍到英国之后，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讲师，教英国人说“官话”和念“四书”，任期五年。住了不到半年，由于思乡、模仿、暴露和说理四种冲动的催促，他拿起笔，开始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手稿寄给上海《小说月报》，由1926年第7号开始刊登，一气连载半年。第1期上署名“舒庆春”，由第2期起改署“老舍”。从此，老舍的名字便和流畅的白话文，生动的人物形象，深刻的讽刺，风趣的幽默紧紧地连在一起，而使文坛耳目一新。一年之后，《老张的哲学》合印成单行本，销路很好，轰动一时。

　　在伦敦老舍先后住过四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巴尼特（Bar）的卡纳旺街（Carnarvon　Street）18号，离伦敦有十一哩。房东是两个英国老姑娘。老舍和作家许地山一起合住在这里。故事说得差不多了的时候，许地山便拿出一本油盐店的账本开始写小说，笔可是钢笔，常常力透纸背地把钢笔尖插到账本里去。半年之后，老舍搬到伦敦西部的荷兰公园区詹姆斯广场大街31号，这次是和艾支顿夫妇合租一层楼，条件是老舍出房钱，艾支顿供给老舍饭食。附带的条件是老舍教他中文，他教老舍英文。这种合作后来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即就是老舍帮助艾支顿完成了中国古典名作《金瓶梅》的翻译。合住三年期满后房东要加价，他们只好分手，老舍搬到公寓里去住了半年，公寓位在托林顿广场（Torrington　Sguare）附近。最后一个住处是在伦敦的南部斯特里塞姆高地（Streatham　Hill）的蒙特利尔路（Montrell　Road）31号，也只住了半年多。

　　东方学院的假期加起来每年差不多有五个月，加上拥有一个幽静的好图书馆，老舍在这里继《老张的哲学》之后，又创作了长篇小说《赵子曰》和《二马》。尽管老舍不怎么喜欢英国人和英国社会，但是他得感谢那幽静的图书馆。隔了好多年，老舍还在感慨：“哼，希望多咱有机会再到伦敦去，再在图书馆里写上两本小说！”

　　老舍在英国完成的头三部小说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长篇白话文小说的公认的奠基人之一。正像茅盾先生说的那样：“在老舍先生的嬉笑唾骂的笔墨后边，我感到了他对于生活的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和温暖的心，以及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

　　1929年夏，老舍离开伦敦，在欧洲大陆旅游了三个月，所到的国家是：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士、德国、意大利。这样一来，他的钱仅够到新加坡的，便在新加坡下了船。在当地的华侨中学找着了事，一边教书，一边写小说，第二年春天才回国。在北京他只作了短暂的停留，住在老朋友白涤洲先生家（西城机织卫烟通胡同6号，今9号）。在这里，他第一次和北师大的女学生胡小姐相识。后来，她成为他的夫人。1930年夏，老舍应聘到山东济南鲁大学任文学院教授兼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

　　山东时期是老舍的大丰收期，在老舍的创作生活中占据极重要的位置。在这个时期中老舍平均每年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平均每月创作一篇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是：《大明湖》（1931年）、《猫城记》（1932年）、《离婚》（1933年）、《牛天赐传》（1934年）、《骆驼祥子》（1936年）、《选民》（1936年）。短篇小说集是：《赶集》（1934年）、《樱海集》（1935年）、《蛤藻集》（1936年），还有《东海巴山集》中的东海部分（1937年）。此外，还出版了《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年）、创作经验集《老牛破车》（1937年）和自传体小说《小人物自述》（1937年）的前三章。在7年多的时间里老舍总共创作了二百篇作品。它们不仅数量上较多，在思想深度上和艺术造诣上都有较大的突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现实主义作品中的重要成果。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和中篇小说《月牙儿》出世之后，极为轰动，获得了巨大成功，成为老舍的传世之作。《骆驼祥子》1945年以后陆续被翻译成38种文字，走进了世界优秀文学作品之林。

　　在济南，老舍一家人住在南新街58号，这是他利用暑期写作《猫城记》、《牛天赐传》和《离婚》的地方。在青岛，老舍一家人先在原莱芜二路现登州路住过一个短时期，后来在金口三路2号住了一年多，又在黄县路12号住了一年多。在黄县路居住期间老舍辞去了山东大学的教学职务，正式成为职业作家，并完成了他的名篇《骆驼祥子》。

　　抗日战争爆发后，老舍举家由青岛搬到济南，再次住进齐鲁大学，先在东村平房小住，后来住进大学院内的常柏路2号。1937年11月15日傍晚，在这里，老舍告别了妻子和年幼的儿女，提了一只小皮箱，加入了全民抗战的洪流。老舍的决定，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使人们在羸弱的书生外表之下看到了一副极硬的筋骨，他赢得了普遍的尊敬和爱戴，很快就被推崇为抗战文艺的核心人物之一，成了一个联络全国各路文艺大军的勤务兵，组织成百上千的拿笔当枪的文艺英雄，在中华抗战文艺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老舍的案头，爱摆几朵鲜花，有烟在手，有花在桌上，是创作妙境。在武汉，山花又上了老舍的案头；不过花瓶是酒瓶子，花是豆花、菜花、野花，一朵或两朵。它们，象征着纯洁、生机和乐观。人们知道：老舍又开始写作了；不过，这回，老舍笔下迸出的是火的花！血的花！“我永远不会成为英雄，只求有几分英雄气慨；至少须消极地把受苦视为当然，而后用事实表现一点积极的向上精神。”有了这点信念，老舍把流亡变成了战斗。

　　在抗战中，老舍基本上是四海为家，过着一种颠沛流离的生活，所到之处甚多，住过的地点和房子也很难以统计。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六处：一、武昌云架桥华中大学游国恩教授家；二、武昌千家街福音堂冯玉祥将军处（现拆除）；三、重庆青年会；四、重庆白象街《新蜀报》馆；五、重庆陈家桥冯玉祥将军家（现拆除）；六、重庆北碚蔡锷路12号。

　　老舍在八年抗战中的最大的功绩是两个：一是组织和领导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团结了全国的抗战文人，使这一时期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文艺界团结得最好的时期之一；二是致力于文学的普及和曲艺的改造，成为民间曲艺改革的一位先驱者。

　　在八年的时间里，老舍创作了：一、长篇小说三部半：《火葬》、《四世同堂》三部曲的第一部《惶惑》、第二部《偷生》、半部《蜕》；二、中短篇小说集两部半：《火车集》、《贫血集》和《东海巴山集》的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