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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报仇看电影-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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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自恋”了，他终于释然。我想象那个ID的主人，有一双漆黑喑哑的眼睛，觉得自己有拥有灵魂的必要，却又不知道怎样才算有灵魂，于是在周围空气作用下，做点通行一致的事。
但也未必所有人都能做得入眼。以前在西部生活，只在报纸上见过职业哭灵人和葬礼上的脱衣舞，自打到了这个海边小城，总算一一见识了。有天在一个小区，看到一家人排成两列守在灵堂前，面无表情，一个高大的男人，大概就是这类职业人士，沉痛地走一步，嚎哭一声，没有泪，哭声仿似戏曲表演，说不出的怪异，我走过去了，却觉得背上毛扎扎的。情感趋于干涸的时候，连通行实用的方程式都只好请人代劳，以便让周围人看得过去，就会造就这样怪异恐怖的结果。
人海孤鸿
科内尔·怀尔德 （Cornel Wilde）在1966年拍过一出电影，讲述一个落单的美国人在非洲的遭遇，电影名叫《裸杀万里追》。
故事主人公和来自大都市的同伴一起在非洲狩猎，众人聚在一起，尽情吹嘘着自己的勇猛，但就在此时，他们遭遇了土著居民。因为沟通不畅，土著居民将他们抓了起来，挨个处死，有的砍头，有的糊上泥巴放在火上烧烤，主人公则在猎杀游戏中侥幸逃生，在茫茫非洲草原上展开逃亡，身后是一群始终不肯放弃追杀的土著们。
尽管它的主旨，仍是展示主人公的勇敢和多谋，比如他的野外求生技能，他的无畏精神，基调仍是对美国精神的颂扬，但当主人公赤身裸体在荒原上奔逃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无比恐慌。那一刻的无援无助是真实的，那一刻的恐惧也是真实的。在那样一个时间地点，只要落了单，只要沟通失效，只要他原本的社会身份被剥离，每个看似无懈可击的人，都会被谪返荒原，成了人海孤鸿，甚至成为被猎杀的对象。
这世界庞大复杂，人的分量却始终如一地轻如鸿毛，所以每个人都需要被打上种种烙印，才能够被辨识、归类、放置，才能有重量。我们并不是我们，而是一堆号码、证件、档案的附庸，被它们锚在某个位置上。我们的属性不是天然就拥有的，而是被外界赋予的，一旦离开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些身份烙印的环境，一旦落了单，我们立刻成了荒原上的裸人。
如果华尔街的金融决策人漂流到食人部落出没的荒岛上，他不过是人家的一顿晚餐，掌握再多的金融战术也于事无补。如果我那颐指气使的上司在去欧洲旅游的时候脱离了团队丢失了护照，他不过是一名语言不通的黑人，在乡下的餐馆剥蒜、在餐馆后堂洗上很久的碗碟。如果我在某个火车站遭遇小偷，丢失了所有的证件和钱物，在亲戚朋友赶来救助之前，我不过是“火车站广场上那个捡汽水瓶子的小伙子”。
这种打击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到来，“身份”所能提供的保护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缝隙：被送进医院，成为医疗事故的受害者；在街上被车撞倒，无人施以救援的刹那，那荒原立刻出现在了身边。而当某位明星在风光无限的舞台上突然遭遇暴力的时候，一篇最切中要害的评论中说：“她也是一个人海孤鸿。”
所以每个人都要伸出自己比章鱼还多的触须，努力和这个世界产生尽可能多的联系，让“所有能发生的关系都要发生”。每个人都要牢牢抓住可以抓住的一切，作为自己的坐标、支点、标记，谨防丢失。
《裸杀万里追》的最后，主人公又回到了美国人筑起的小城堡，追在他身后的土著们，看着他被救走，露出了悻悻的表情。但即便他回到他的世界，他仍有可能，在某个时间，成为人海孤鸿。
《裸杀万里追》一九六六年
人似海底针
连续看到两部电影，为里面的寻人手段感到迷惑。
一部是巩俐主演的《汉尼拔的崛起》，青年汉尼拔在战后重建的混乱局面中为亲人复仇，他所获得的旧日仇人的讯息，不过是“某某现在在枫丹白露”、“某某在加拿大中部”这样的只言片言，而他凭借如此不够精确的线索，居然也准准地找上门去，美美地完成了复仇大业。另一部是凯文·科斯特纳主演的新片《布鲁克斯先生》［ＷＷＷ。ＷrsＨＵ。ＣＯＭ］，主人公一面是被选为“年度风云人物”的成功人士，另一面却是杀人成瘾的“瘾君子”。他搜集被害人的一切讯息的工作，基本全在网上完成。和汉尼拔时代相比，考虑到美国的网络普及程度和在美国人生活中的重要程度，布鲁克斯先生的寻人手法，还稍具现实意义。
而现实中的寻人，完全没有这么顺利。百度的寻人吧里，众多的“中国寻人网”里，有数十万个寻人的帖子，涵盖了寻人的各个方面：寻找失踪的家人、朋友，寻找离家出走的孩子，寻找失散多年的战友同学，寻找当年的初恋情人，寻找在危难中帮助了自己的恩人，绝大多数无人回应。从而印证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是六个人”的理论，在确知对方方位的情况下是成立的，而在那些需要寻找的人面前，是完全无效的。
现实中经历过两次寻人，一次是帮助亲人寻找欠债不还举家外逃的白眼狼，至今未果；另一次，是中学同学的失踪，他在某天早晨突然在学校宿舍消失，刷牙杯上还架着挤好了牙膏的牙刷。在他的家人倾家荡产寻找了半个月后，终于知道了他的下落，原来他只是临时起意，去朋友家住了几天。后一次寻人，证明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那就是，任何一个事件，任何一个决定，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精密和有迹可循，恐怕都是多方力量作用下的偶然产物，甚至和当天的空气、天气、环境、一个突发的念头等等皆有关系。就像那些UFO事件，绝大多数在事后都被证明，是光线、环境、角度、目击者心理状态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所以，美剧《寻人密探组》（《Without A Trace》，又名《离去无痕》）中，FBI纽约失踪人口小组的用以寻找失踪人士的唯一工具，就是高级心理分析技术，或者说，是一项环境和心理状态的再现技术。
而在现实中，我们每个人，都似海底针，在某个时刻、某个刹那，在某些力量的合作下，轻易地就失去了自己的坐标。
《汉尼拔的崛起》二零零七年
脱节不是一种罪过
倪萍说，她之所以从主持人的岗位上退下来，是因为自觉与时代脱节了。
她曾是最紧跟时代的典范。电影的黄金时代，她演电影。她浓眉大眼，有种粗粝但异常清新结实的美，几乎是应着那时候的审美标准而生。《山菊花》、《祁连山的回声》里，她能文能武，妩媚也有，刚毅也有；电视综艺节目刚刚兴盛起来，她成为最具亲和力与知名度的主持人，进入几代人的影像记忆；刚流行明星出书，她就写了《日子》，连当年我们那毫无文艺风气的单位都人手一册。图书室里进了一本，半个月就被翻看得稀烂，不得不再去补一本。熬过了女演员最尴尬的年龄，可以去演母亲或者嫂子了，她又及时地回到电影和电视世界里。但现在她说，她觉得她和时代脱节了。
这就对了。每个时代捧在手上的都是青年人，兢兢业业奉行的，是青年人的价值观。一个人，如果一直跟得上，一直在潮头，一直兴致勃勃，像打了鸡血，几十年如一日，倒有点不寻常，有点妖异。
几十年，绝不如一日，这中间，有无数变化、反复、波动，即便在同一天里，内心也云蒸霞蔚瞬息万变。“几十年如一日”即便作为修辞，也还是不够恳切。这是个圈套。就算当事人愿意静止不动，还有时代在一边催逼。所以人最渴念的幻境，也是漫画和美剧必备的，就是一个时间静止、拥有无数平行空间的幻境。豆豆一直六岁，丁丁永远年轻，白雪永远不会成为一只流哈喇子的老狗，《欲望都市》中的几个女人，永远光鲜美丽，《六人行》里的六个朋友，永远欢聚一堂，分享青春的甜糖。那些显示了时间流逝，人生进展的情节，例如结婚、生孩子，除非收视率下降，或者负责扮演他们的演员在现实中的真身再也无法承载这个幻象，否则绝不会出现在剧情里。
但在美剧以外的世界里，在不是作为漫画人物存在的我们这里，盛年过去，与时代脱节是迟早的事。适当地脱离时代，适当地老去，适当地显露真身，都是迟早的事。只看当事人是不是愿意接受。
所以，看到一个人这样自然地承认自己与时代脱节，坦然地接受自己的盛年已去，而且这个人还是倪萍，让许多人附加在脱节感上的犯罪感减轻了一点。
我也要勇敢地承认，iPod上很久没有加新歌了（音乐追求的停止是最能显示脱节度的金指标）；《风云决》上映，在电影院里，周围的年轻人放声大笑，而我茫然四望，不知道笑点在哪里。
那也就不必强笑，就不如带着还剩3。5G空间的iPod，静静沉入时代的最深处。
倪萍 一九七九年
所谓「皮格马利翁效应」
又到了年底，我原来的单位大概又在忙着组织冬季培训班了。管理学的培训班肯定少不了，从商学院请来的教授，大概又要讲一遍皮格马利翁的故事。
那个擅长雕刻的塞浦路斯国王皮格马利翁，爱上了自己倾注全部精力、热情来爱恋雕塑出的美丽少女加拉泰亚。他每天凝望、痴守，倾注思念及爱慕，终于感动爱神阿芙洛狄忒，她于是赋予雕像生命，让加拉泰亚成为皮格马利翁的妻子。皮格马利翁的故事和由此萃取出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年年冬天讲一遍，领导者要传递积极的期望给下属，老师要寄予积极的期望给学生：凡事都要往好处想，对人生要赋予美好期望，肯定能获得回馈。
老教授如果看过萧伯纳戏剧改编的电影《窈窕淑女》，大概也会欣喜若狂，直接拿来播放，完全可以省却宣讲的辛苦。故事中的语言学家希金斯教授，在街头遇到了卖花女伊利莎，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为了说明仅仅是语言和仪态的改造，就能造就一个贵妇，于是和别人打赌，将伊利莎作为试验品进行改造。在这个过程里，他爱上了她，尽管他本来是憎恶婚姻和女性的，但对于自己塑造出来的完美女性，似乎大可以网开一面。
“皮格马利翁效应”似乎总有好结果——但仅限于电影和商学院教授的课程里。现实中的例子恰恰相反，流行音乐界的制作人和女歌手的关系，就仿似皮格马利翁和加拉泰亚，他们对她们倾注期望，帮助她们塑造形象，渐渐爱上她们。例如李宗盛和林忆莲，区丁玉和陈慧娴，李正帆和赵咏华，还有陈佳明和许美静，但所有的恋情都以失败告终，尤其是许美静，她最后疯掉了。陈佳明对许美静有期望，但许美静对陈佳明何尝没有期望？她何尝不期望他专一、守信，何尝不希望他回馈她的不顾一切、泥足深陷、飞蛾扑火？她也相信她的期望会落实，但显然“皮格马利翁效应”没有逆向发生，她的期望全部落空。
可见，“皮格马利翁效应”只是强势那一方对弱势方的效应，是强者对弱者期望的印证。在情感关系中，它通常是男人对女人的效应——那个神话中的人物性别设定已经说明了这种效应的基本模式。它之所以产生效力，与其理解为是弱势方的积极回应，倒不如说，弱势方不回应都不行。强者对弱者的期望，支配者对被支配者的期望，无论如何都会落实，而反过来，一定不行。是的，我们也曾对这个世界赋予期望，我们至今也在凝望、痴守、爱慕、信任，我们期望房市不要如此凶残，相信食物不会有毒，但这些期望均没有落实。所以，制作人和歌手的感情都不长久，因为“皮格马利翁效应”是不平等的效应，是单方面契约。我们跟这世界那种情人般的关系，也都不会长久，因为我们的期望从来都石沉大海。管理班上的老教授们，大概从来都不会深入探讨，所谓“皮格马利翁效应”，到底是什么效应。
倾国倾城的只是机遇
我常想，多年前的某一天，如果李康生常去的那家电玩店停电，现在的他，会是什么样？
他可能结婚、生孩子，在某个公司谋得一个职位，安安静静地上班。或者自己开起一家店铺，唯一没有变化的，是他现在照旧四十一岁。但现实的情况是，1991年，导演蔡明亮在西门町的那个电玩店里发现了他。他祖籍湖南，生于台北，高中毕业后，参加大学联考落榜，从此开始打工。他做过保险，当过服务生，平时经常去电玩店，就在那里，在人声鼎沸的电玩店里，蔡明亮看见了他。以他内向的性格，被陌生人反复打量，可能会感到十分不自在，他可能别过头去，也可能横了蔡明亮一眼——这照旧是我的猜想。
遇到蔡明亮之后，他成为蔡明亮的安托万——不，比安托万更完整地将人生交付给了电影，他主演了蔡明亮的全部电影，《青少年哪吒》、《爱情万岁》、《河流》、《洞》、《你那边几点》、《天桥不见了》、《不散》、《天边一朵云》，以及最新的《脸》，并在1994年凭《爱情万岁》获法国南特影展最佳男演员大奖。他也出现在其他导演的电影里，王童的《无言的山丘》、林正盛的《春花梦露》、许鞍华的《千言万语》。他甚至有了自己的导演作品，2003年导演的《不见》和2004年导演的《帮帮我》，都曾在电影节上获奖。
而与他同时被发现的，还有陈昭荣，他那时正在餐厅勤工俭学，遇到蔡明亮后，与李康生一起主演了《青少年哪吒》。他现在是台湾电视界的“本土一哥”。
如果电玩店那天停电，如果那个餐厅那天没有营业，这一切恐怕都不会发生。但我感兴趣的不是命运的偶然性，而是，当机遇送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也顺利地接了过来，并且胜任了它。当时如果不是他们，也有可能是别人，接过机遇，改写人生。我不否认他们的资质，但有这个资质的大有人在，就是说，其实谁都可以，只要相貌、智力在水准之上，只要得到某个机遇，即便那个机遇与自己一向的理想、经验离题万里。
我们的想象还可以继续蔓延下去，如果十五岁的流浪儿特吕弗没能结识安德烈·巴赞，他能否成为后来的特吕弗呢？当然我们知道，在那之前，特吕弗就对电影满怀热爱，并试图创办电影俱乐部，但如果他没得到这个机遇呢？如果林青霞在她十八岁的某天没去西门町大街上逛街呢？——我们都知道，她就是在那里被星探发现的；如果张家口市赤城县宁堡乡东栅子村的女孩魏敏芝在张艺谋为《一个都不能少》挑选演员的那天，没去上课，或者没有因为大声说话而引起注意呢？我们也知道，她后来出国去夏威夷杨百翰大学读书，曾以流利的英语主持这个学校的合唱团音乐会。
我们不知道如果电玩店那天停电、西门町那天下雨，他们现在会怎样。但却知道，换个人，一样胜任他们所得到的机遇。从没有倾国倾城的人，倾国倾城的只是机遇。
琼瑶未必当真
有朋友打算做服装生意，熟人在背后嘲笑她：“她从来不是穿衣服，她是被衣服穿了，怎么还做服装生意？”
当真有本事的人，都是不会被自己所做的事情拿住的人——上山打老虎而不会被老虎吃掉，演疯子而没有当真成了疯子，把别人拉去传销而自己只是做做讲师。例如琼瑶。前两年《又见一帘幽梦》热播，并且创下1。99％的收视率，“位列同时段全国市场第一。”关于她的那些评论又来了，简直听得人耳朵起茧子，人们说她矫情、肉麻、自恋、不现实、热爱幻想，她让紫菱仅仅凭着漂亮得到一切，几乎算是不人道。
可是女人，女人都有一点不现实，一点热爱幻想、一点自恋、一点肉麻、一点矫情吧。恋爱中的女人，尤其如此，恋爱中的一切人，也都是如此。琼瑶完全掌握了女人的心理，做的就是女人生意，你希望女主人公漂亮？好，我就把她写漂亮。希望她瘦？她就纤腰盈握。希望她是来历不明、气息纯洁的神仙姐姐？那我就让她是孤儿，绝对没有家庭关系拖泥带水。希望成为男人生活的重心？那我就安排两个男人同时喜欢她。还不满意？三个也没问题。总之，她像一间服装店，可以胖显瘦，矮显修长，进门的时候给你打绿光，出门的时候打橘红的光，让你容光焕发。她自己就是女人，她知道女人要什么。
至于她自己？她从不是她笔下楚楚可怜做着绿窗幽梦的女主人公。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从作家到电影监制到电视剧制片人，她始终是先锋。她清醒地知道人们要什么，自己能给什么。她的婚姻就不说了，堪称史上最经典个案之一，至于事业——她把手下的明星认做干儿干女，她是台湾电视界少数几个新剧出笼可以不用上通告的制片人，她是她世界里的慈禧太后。对于她大力宣扬的那些事物，爱与梦，她是很相信但又不大相信，既沉浸其中，又成功地抽身而去。她是把爱情当衣服穿，而没有被爱情穿了。
有本事的人，都是很相信又不大相信的人，绝不会人戏不分。就像琼瑶电视剧里最受欢迎的女明星刘雪华，在戏里，眼睛动辄就雾蒙蒙了，私下里却是麻将好手；就像曾经为琼瑶电视剧唱过主题歌的孟庭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背景音乐几乎都是她那些忧郁的歌，私下里，她活泼得很。
只有没本事的人，才动不动当真，从戏里哭到戏外；自己卖花，头上就戴朵大红花；看上几本音乐家传记，就当真以为吸毒可以带来灵感；以为挥刀自宫，就能练就葵花神功。
熊不是泰迪熊
熊不是泰迪熊
《灰熊人》二零零五年
赫尔佐格的纪录片《灰熊人》，讲述了野生动物保护者蒂莫西·崔德威尔（Timothy Treadwell）最后五年的故事。
自1989年在阿拉斯加见到灰熊后，蒂莫西·崔德威尔就致力于灰熊保护的行动。他不设防地生活在动物保护区里，写书、拍照、拍摄纪录片，成立“熊人协会”。2003年10月，他和女友的遗体在保护区附近的宿营地被人发现——现场迹象表明，他们遭到了灰熊的攻击，这也是发生在该地的第一桩灰熊吃人事件。
《灰熊人》里，甚至有他被熊吃掉时的声音片段。而在片尾，赫尔佐格说了一段话，大意是：“在崔德威尔拍过的每头熊的脸上，我没看到任何对亲密关系的认同，没看到任何理解，没看到任何怜悯。我只看到了自然界中压倒一切的冷酷。那里没有一个所谓的灰熊的神秘世界。这些空洞的凝视仅仅代表了它对猎物的兴趣。但是对于崔德威尔来说，这些熊就是朋友，是救星。”他了解熊么？不了解。他至多了解泰迪熊。这个长期被酗酒和抑郁症困扰的人，只是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美好想象赋予那个灰熊世界。对他来说，那是一个善意的、温和的、生气勃勃的世界。人和动物在长期的相处中，建立了某种跨越物种的亲密关系。他在城市里、在人和人的关系中得不到的一切，似乎在那里都能得到补偿与救赎。但事实并非如此：自然界压倒一切的照旧是冷酷，熊，并不是泰迪熊。
熊不是泰迪熊，狼也不是大灰狼，星座也不过源自我们在星球之间强行拉上的连线。几年前的一系列灾难，也让我们若有所悟：山不是我们的壮丽山川，雪也不是我们加上了美好后缀的雪花，一切含情脉脉的修饰，都属于人类的强加。人对自然，一面冷酷无情，一面又有“钟情妄想症”。患有这种精神病的人常常以为，某个人是为他笑的，是为他回首的，是为他写博客的；而我们也常常以为，鸟是在歌唱，海豚是在舞蹈，狼是一个孤独的王子，加上了拟人的手法，一切都显得柔和和易于理解了。直到撞上南墙。
我们既不了解熊，也不了解自然，更不了解头顶的星球。甚至，也不了解让我们泪水涟涟的那个人、那个偶像、那个体制、那种所谓信仰。我们只是将熊拟人化为泰迪熊，再去理解，给体制赋予善良的光环，硬去设身处地，我们只是一厢情愿地，被自己的感动所感动。我们习惯了向自己并不了解的一切人和事示好，全然不顾那些“压倒一切的冷酷”。
而真实的世界，就此被掩盖在这种感伤主义的帘幕之后。
你竟惋惜一篮樱桃
前几年上映的《007：量子危机》中，有这样一组镜头。
詹姆斯·邦德追着一位特工，进了一幢古老的大楼，在旋转楼梯上，撞到了一位正用吊篮运送樱桃的老太太。老太太因此失手，樱桃砰然坠地，并且摔得稀烂。这戴着大眼镜，看起来有点像老巫婆的老太太，又无奈、又痛惜地说：“又掉下去了！”显然，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影院里于是稀稀拉拉地起了笑声。我几乎可以断定，编导安排这一幕，就是为搞笑的，就是为显示他的张弛有度的。是啊，和身手矫健、健壮性感的詹姆斯·邦德相比，她是多么可笑啊。不论她的相貌，还是她的装束，或者她所面临的窘境和她的这种惋惜，都是多么可笑啊。邦德是去拯救世界的，是去解决阴险的大财阀制造的水源危机的，与之相比，那一篮子樱桃真是不足惜，那老太太的惋惜真是滑稽。
想起许多类似的场景。成龙扮演的大英雄，往往要驾驶汽车冲进蔬菜市场，水果摊子被撞得稀巴烂，鸡蛋扣在了小贩们的头上，全身披满了彩条的小人物，望着远去的汽车，气得跳脚大骂。每有这种场景出现，影院里铁定会泛起笑声。最近的《保持通话》里也有，为了追踪坏人，古天乐两次开走了一个小职员的车，而被开走车的小职员，站在马路中间，真是又滑稽又可笑，不仅因为他古怪的装束、相貌和夸张的表情、声调，更因为我们是站在古天乐这边的。要知道，古天乐可正在去救人和破坏黑帮阴谋的路上啊！和这样的动机相比，什么样的损失都显得微不足道，什么人的计较都显得滑稽好笑，即便那个小职员是由金城武扮演，也不能改变这种滑稽。
摩根·弗里曼说：“没有伟大的人，只有伟大的动机。”伟大的动机，是PS、是刷新、是电、是光、是唯一的神话，有了伟大的动机罩着，最丑陋的人和事也显得伟岸和美丽了，一切都得为这种伟岸和美丽让步。在伟大动机促成的行为对照下，任何人对自己得失的计较、留恋、观照、徘徊、犹豫、惋惜，都显得滑稽可笑，都显得不识时务。即便那是金城武，或者林青霞，当他们气急败坏地望着自己的车被大英雄开走的时候，他们的美丽也会荡然无存。只要不是轮到自己头上，我们很愿意顺理成章地站到拥有伟大动机的那一边，去嘲笑别人的惋惜和计较。
所以，人总得设法赋予自己的行为一个动机，光明的、嘹亮的、伟大的，充当第三者的男人女人，往往悲壮地告诉自己和旁边的观众：“我是为了真感情。”毁灭别人的家园和生活的人，往往会慈祥地绘制一张美丽的蓝图——即便根子上为的还是私利。有神圣真感情和未来蓝图罩着，再猥琐的侵害顿时也有了雅典娜圣战的光芒；再脑满肠肥的地头蛇也能变身为英俊的圣斗士星矢。在它们的映照下，所有的惋惜都不值一提，连嘲笑都显得过于慎重。而我，到底还是惋惜那篮子樱桃、那辆车，比起伟大的人和伟大的动机，樱桃的滋味、风从车窗外吹进来时的感受，似乎还更真实。
那双俯瞰的眼睛
奥运会开幕式，通常有一种“神的视角”，一切声光火电，一切队形变换，一切声音的回响，似乎都是为假想中，某个俯瞰的眼睛所设。那是一次盛大的声色的献祭，是一次向着苍穹的呼唤，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也并不例外。
那电光明灭中的击缶而歌，那山水长卷上黑色的身影，那起起伏伏的活字，那飞翔在丝路之上的天外飞仙，那绿意盎然的潮与波，那微型星球上的歌唱，那以足迹的形象出现的焰火，都仿佛是为着某个俯瞰的眼睛而陈列。仿佛有双眼睛，慈悲而喜悦地望下来，仿佛有个意念在一边静默地解说：这是我们遵从你的安排，在人类历史的早晨所发现的；这是我们依照你的暗示，在人类的正午所创造的。一个足迹在这一切璀璨之中奔逐过去，带点调皮，带点庄严，瞬间就消失不见。
“神的视角”大概是一切仪式和庆典的出发点，也是潜藏着的观看要素。“俯瞰”是真正的观看角度，“俯瞰者”才是真正的VIP。我们虽是身在其中的观看者，我们却又并非真正的观众。我们不过是借光，是托福，是同喜，所有极尽铺张的电与火，热情与喜悦，都只为惊起某个冥冥中的力量，引他俯首下望，哪怕只有片刻。
秘鲁纳斯卡谷地的巨画，英国阿姆斯伯里的巨石阵，复活节岛上的石像，玛雅人的金字塔，所有精心规划、整齐对称的城邦，甚至麦田怪圈，或许都是为“俯瞰”而做。尚没有能力从空中看下来的古人，艰苦地使那些直线笔直，圆形对称，让石块尽可能地巨大，大概也只为服从某个神秘的呼唤，显示自己的存在，使那俯瞰的眼睛愉悦。
从天上望下来，所看到的一切，大概都是不一样的吧。法国作家圣·爱克苏贝里在他驾驶飞机开辟航线的同时所写的作品中，无数次描绘过他从夜空俯瞰到的“灯火”：“他们望见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灯光。”“在茫茫夜海上，每颗火光都显示了一个心灵的奇迹。……必须努力重新汇合，必须争取和田野里那些疏落火光下的某些人取得联系。”“现在，他如同一个守夜人，在夜半发现黑夜也能揭示人类的秘密：这些召唤，这些灯火，这种不安。……这些人以为他们的灯光就是照亮了他们自己简陋的桌子，殊不知在离他们八十公里远的地方，有人已被这灯光的召唤所感动，就好像他们是从一座荒岛上对着大海绝望地摇晃着这盏灯一样。”
我们以为是最平常不过的灯火，从天上看下来，竟也像个奇迹。而这都只因为“俯瞰”，“俯瞰”令最平常的也成为奇迹，令最朴素的也蕴藏秘密。而我们的所有仪式、典礼，都像是在对着天空摇晃着自己的灯盏吧，有点期待，有点欣喜，都是为着和某个力量取得联系，是奇迹中的奇迹，秘密中的秘密。而借着神的视角审看自己，不论是通过仪式，还是通过google earth，都令人心胸猛猛地荡了一荡。
一级一级走进有光的所在
那项已经被人遗忘的脑白质切除术，在某段时间里，几乎是老幼皆知的，《E。T》中，七八岁的小朋友害怕在他家避难的外星人被逮去做实验时，就担心地问：“他们会不会给他做脑白质切除术？”
是早期精神外科手术的一种，于1935年由葡萄牙精神病学家Moniz和神经外科医师Lima合作发明，全称是“双侧前额叶脑白质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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