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成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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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而改进。

　　（三）对于剧中艺人的利害冲突，太明显；事实上，大家闹意见往往是暗中斗智，而避免正面冲突。

　　我照建议，把方太太在末幕中改好。对于艺人们的明争应改为暗斗则原封未动，怕损失了舞台上的效果。戏剧界的友人们给了下列的意见：

　　（一）描写解放前的情形的三幕比最后两幕（描写解放后的）好得多，应设法加强后边，以免虎头蛇尾。

　　（二）向三元（特务）应在台上受到惩罚，以快人心。我照改。

　　（三）剧中的思想领导不明确，应补充。

　　我没法办。建议者的意思大概是剧中应添一个党员，或与曲艺界有关的行政人员。我不愿那么办。怎么描写一个党员？我没把握。添一位行政人员呢，或者反倒显出事由官办，不大民主。据我想，艺人们之能有今天的地位与表现，还不是共产党领导之功？何必再把这人所共知的事通过一个舞台上的人物来说明呢？有了这么一个人，我就得设法给他找戏，像：领导得不尽善尽美，或……。那么一来，全剧剧情，就要变个样子了——也许变好，可也许变坏。我没敢动。我只在对话中增加了点关于思想领导的，与艺人们感激领导的字句。

　　（四）虽然力避喊口号，却还有口号。

　　照删。

　　（五）剧中李将军只出来一场，应删去。

　　我没有把他删去。排演此剧时，导演愿意要他与否，请随便。

　　以上是说《方珍珠》剧本初稿写成，怎么修改的。

　　青年艺术剧院把稿子要去，开始排戏。（这剧本的写成，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和其他负责人给了我很多鼓励与帮助，应在此致谢！）在排演中，导演与演员又发现了剧中有许多小的漏洞，我随时补葺。到今天，全剧大致可以算作定稿了；《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即此稿。

　　在排演中，演员们的最大困难是：（一）对艺人们的举止动作把握不好。他们可是已开始和艺人们交朋友，艺人们也热心的帮忙，有问必答。我想，这个办法是最妥当的。（二）台词，因为全是北京话，很难念好。这是因为大家念惯了用蓝青官话所写的剧本，南腔北调搀在一处，并无一定的念法；及至遇到活的北京话，音调节奏都须自然生动，大家倒念不上来了。不过，我想，大家既在北京，这点困难是一定可以由勤于学习而克服了的。

　　写完《方珍珠》就准备写《龙须沟》。

　　龙须沟是北京有名的一条臭沟。沟的两岸住满了勤苦安分的人民。多少年来，反动的官府视人民如草芥，不管沟水多么臭，多么脏，多么有害，向来没人过问。不单如此，贪官们还把人民修挖臭沟的捐款吞吃了。今春，人民政府决定替人民修沟。在建设新北京的许多事项里，这是件特别值得称颂的。友人劝我把修沟的经过写为剧本，并且给我借来参考文件。

　　题材是好的。可是怎么写呢？阅读了文件，我亲自到龙须沟去领略滋味。那儿是真臭！

　　我没法把臭沟搬到舞台上去。即使可能，那也不是叫座儿的好办法。想了一个星期，毫无办法。

　　在什么还没想起来，我就决定了：这必须是个短剧，至多三幕，因为越长越难写。

　　我也想起来：这个戏不必是个戏，因为戏中必须有个好故事，而好故事未必能与臭沟相结合。以龙须沟为名，而以故事为实，是不能尽到反映首都建设的责任的。我必须写那条沟。那么，写一些印象也许是好的办法。由这个设想，我进一步的去思索：假若我能写出几个人来，他们都与沟有关系，像沟的一些小支流，不就由人物的口中与行动中把沟烘托出来了么？他们的言语与动作不必是一个完整故事的联系者，而是臭沟的说明者。

　　我开始想人物。戏既小，人物也得少。少，可是要包括到男女老少——我心中看到一个小杂院，紧挨着臭沟的一个小杂院。人住在这小院里，事情发生在这小院里，好，这个小院就是臭沟上的一块碑，说明臭沟的一切。

　　这样想好，写起来就很快了。龙须沟的居民必定在生活上有许多许多问题，我不去管。我的眼睛老看着那条沟。下雨，沟水涨到屋中来；下雨，车没法拉，小摊子没法摆，大家挨饿；有沟，就有苍蝇蚊子，传播疾病，增多死亡；沟臭，甚至可以使人发疯；……。这些就是剧中的穿插；它们不能构成一个完好的故事，可是每一情节都使人想到了臭沟。有了沟，我就有了我所要的戏。沟是危害及人民的健康与生计的，所以必须修浚。人民政府真去修沟了，我的末一幕便必然的是光明与歌颂；歌颂人民的好政府是我的责任。

　　我可是并没忽略了刻画人物。有几个人物创造得相当的好。这出戏一定很难排演。它有沟，有人，而没有故事。弄得好，它可能由不同的印象使人看见一点什么，或且得到感动。弄不好，它便一嘟噜一块的，什么也不是。

　　人民艺术剧院已将剧稿要去，准备排演；我很怕白耽误了大家的功夫，因为我知道这是一出不像戏的戏。在排演中，导演与演员必遭遇到许多困难，我希望能随排随修改，同心协力的使它成为个看得下去的戏。怎么修改，现在还说不上来，因为大家才刚刚念词。

　　写此二剧，我得到向来没有过的创作上的愉快与兴奋。在解放前，文艺创作几乎是件犯罪的行为；现在，我在动笔之前即得到各方面的鼓励，使我觉得我是生活在一个有文化的社会里，大家重视文艺，尊敬文艺工作者。我要参考资料，政府机关便赶快给我拿来；我去看龙须沟，地方上的派出所所长便亲自出马，领导着我到处去看，并给我说明一切；工程处的工作人员也是如此。等到我开始动笔，青年艺术剧院与人民艺术剧院都派来人照顾我，因为他们知道我的腿有毛病，不良于行。这种种鼓励与照顾都给我减少了许多麻烦与困难，于是我就能写得很快，很顺利。特别使我高兴的是各方面知道我在每日上午写作，便原谅了我上午不去开会，甚至不给我打电话，以免分散了我的精神。这种体谅增加了我的自尊心，大家对我好，我便也要对得起人，绝不偷懒。

　　暑天已过，我愿再来个秋季创作的突击。写不好有什么关系呢，大家不是都肯帮忙吗？一个人写，大家帮忙提意见，作品就会由多加修改而像样子了。

　　载一九五○年八月一日《人民戏剧》

　　谈读书

　　我有个很大的毛病：读书不求甚解。

　　从前看过的书，十之八九都不记得；我每每归过于记忆力不强，其实是因为阅读时马马虎虎，自然随看随忘。这叫我吃了亏——光翻动了书页，而没吸收到应得的营养，好似把好食品用凉水冲下去，没有细细咀嚼。因此，有人问我读过某部好书没有，我虽读过，也不敢点头，怕人家追问下去，无辞以答。这是个毛病，应当矫正！丢脸倒是小事，白费了时光实在可惜！

　　矫正之法有二：一曰随读随作笔记。这不仅大有助于记忆，而且是自己考试自己，看看到底有何心得。我曾这么办过，确有好处。不管自己的了解正确与否，意见成熟与否，反正写过笔记必得到较深的印象。及至日子长了，读书多了，再翻翻旧笔记看一看，就能发现昔非而今是，看法不同，有了进步。可惜，我没有坚持下去，所以有许多读过的著作都忘得一干二净。既然忘掉，当然说不上什么心得与收获，浪费了时间！

　　第二个办法是：读了一本文艺作品，或同一作家的几本作品，最好找些有关于这些作品的研究、评论等著述来读。也应读一读这个作家的传记。这实在有好处。这会使我们把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结合起来，把作品与作家结合起来，引起研究兴趣，尽管我们并不想作专家。有了这点兴趣，用不着说，会使我们对那些作品与那个作家得到更深刻的了解，吸取更多的营养。孤立地读一本作品，我们多半是凭个人的喜恶去评断，自己所喜则捧入云霄，自己所恶则弃如粪土。事实上，这未必正确。及至读了有关这本作品的一些著述，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的错误。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采取人云亦云的态度，不便自作主张。不是的。这是说，我们看了别人的意见，会重新去想一想。这么再想一想便大有好处。至少它会使我们不完全凭感情去判断，减少了偏见。去掉偏见，我们才能够吸取营养，扔掉糟粕——个人感情上所喜爱的那些未必不正是糟粕。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极喜读英国大小说家狄更斯的作品，爱不释手。我初习写作，也有些效仿他。他的伟大究竟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只学来些耍字眼儿，故意逗笑等等“窍门”，扬扬得意。后来，读了些狄更斯研究之类的著作，我才晓得原来我所摹拟的正是那个大作家的短处。他之所以不朽并不在乎他会故意逗笑——假若他能够控制自己，减少些绕着弯子逗笑儿，他会更伟大！特别使我高兴的是近几年来看到些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写成的评论。这些评论是以科学的分析方法把狄更斯和别的名家安放在文学史中最合适的地位，既说明他们的所以伟大，也指出他们的局限与缺点。他们仍然是些了不起的巨人，但不再是完美无缺的神像。这使我不再迷信，多么好啊！是的，有关于大作家的著作有很多，我们读不过来，其中某些旧作读了也不见得有好处。读那些新的吧。

　　真的，假若（还暂以狄更斯为例）我们选读了他的两三本代表作，又去读一本或两本他的传记，又去读几篇近年来发表的对他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一定会得到些正确的了解，从而取精去粕地吸收营养。这样，我们的学习便较比深入、细致，逐渐丰富我们的文学修养。这当然需要时间，可是细嚼烂咽总比囫囵吞枣强得多。

　　此外，我想因地制宜，各处都成立几个人的读书小组，约定时间举行座谈，交换意见，必有好处。我们必须多读书，可是工作又很忙，不易博览群书。假若有读书小组呢，就可以各将所得，告诉别人；或同读一书，各抒己见；或一人读《红楼梦》，另一人读《曹雪芹传》，另一人读《红楼梦研究》，而后座谈，献宝取经。我想这该是个不错的方法，何妨试试呢。

　　谈简练

　　——答友书

　　多谢来信！

　　您问文字如何写得简洁有力，这是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远古至今，中国文学一向以精约见胜。“韩潮苏海”是指文章气势而言，二家文字并不泛滥成灾。从汉语本质上看，它也是言短而意长的，每每凌空遣字，求弦外之音。这个特质在汉语诗歌中更为明显。五言与七言诗中的一联，虽只用了十个字或十四个字，却能绘成一段最美丽的图景或道出极其深刻而复杂的感情，既简洁又有力。

　　从心理上说，一个知识丰富，经验丰富的人，口讲问题或发为文章，总愿意一语道破，说到事物的根儿上，解决问题。反之，一个对事物仅略知一二的人，就很容易屡屡“然而”，时时“所以”，敷衍成篇，以多为胜。是的，心中没有底者往往喜欢多说。胸有成竹者必对竹有全面的认识，故能落墨不多，而雨态风姿，各得其妙。

　　知道的多才会有所取舍，找到重点。只知道那么一点，便难割爱，只好全盘托出，而且也许故意虚张声势，添上些不必要的闲言废语，以便在字数上显出下笔万言。

　　这么看来，文字简练与否不完全是文字技巧的问题。言之有物极为重要。毛主席告诉我们：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看，“多快好省”有多么现成，多么简单，又多么有力！的确有力：照这四字而行，六亿多人民便能及早地脱离贫困，幸福日增。背这四字而行，那就拖拖拉拉，难以跃进。这四个字是每个人都能懂的，也就成为六亿多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语言。可是，这四个字不会是毛主席随便想起来的。随便想起来的字恐怕不会有顶天立地的力量。这四个字是毛主席洞察全局，剖析万象的结果。它们不仅是四个字，而是六亿多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的四条架海金梁。

　　对了，文字本身没有什么头等二等的分别，全看我们如何调遣它们。我们心里要先有值得说的东西，而后下功夫找到适当的文字，文字便有了力量。反之，只在文字上探宝寻金，而心中空空洞洞，那就容易写出“夫天地者宇宙之乾坤”一类的妙句来，虽然字皆涉及星际，声音也颇响亮，可是什么也没说出，地道废话。

　　您可以完全放心，我并没有轻看学习文字的意思。我的职业与文字运用是分不得家的呀。我还愿意告诉您点实话，您的诗文似乎只是词汇的堆砌，既乏生活经验，又无深刻的思想。请您不要难堪，我也是那样。在解放前，我总以为文学作品不过是耍耍字眼的玩艺儿，不必管内容如何，或有无内容。假若必须找出原谅自己的理由，我当然也会说：国民党统治时期，一不兴工，二不奖农，建设全无，国家空虚，所以我的文章也只好空空如也，反映空虚时代。后来，我读到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时也看到了革命现实与新的文学作品。我看出来，文风变了。作品差不多都是言之有物，力避空洞的。这是极好的转变。这些结实的作品是与革命现实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确写出了时代的精神面貌。我的以耍字眼为创作能事的看法，没法子再站得住了。

　　可是，那些作品在文字上不一定都纯美无疵。这的确是个缺点。不过，无论怎么说，我们也不该只从文字上挑毛病，而否定了新作品的价值。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是的。可是言之无物，尽管笔墨漂亮，也不过是虚有其表，绣花枕头。两相比较，我倒宁愿写出文笔稍差，而内容结结实实的作品。可惜，我写不出这样的作品！生活经验不是一天就能积累够了的，对革命的认识也不能一觉醒来，豁然贯通。于是，我就力求速成，想找个偏方儿来救急。

　　这个偏方儿跟您得到的一个样。我们都热爱新社会，时刻想用我们的笔墨去歌颂。可是我们又没有足够的实际体验帮助我们，于是就搜集了一堆流行的词汇，用以表达我们的热情。结果呢，您放了许多热气，我也放了许多热气，可都没能成为气候。这个偏方不灵，因为它的主药还是文字，以我来说，不过是把诗云子曰改上些新字眼而已。

　　您比我年轻的多。我该多从生活中去学习，您更须如是。假若咱们俩只死死地抓住文字，而不顾其他，咱们就永远戴不上革命文学的桂冠。您看，十年来我不算不辛苦，天天要动动笔。我的文字可能在某些地方比您的稍好，可是我没写出一部杰出的作品来。这难道不值得咱们去深思么？

　　您也许问：是不是我们的文学作品应该永远是内容丰富而缺乏文字技巧之美的呢？一定不是！我们的文学是日益发展的，不会停滞不前。我们不要华而不实的作品，也不满足于缺乏词藻的作品。文情并茂，内明外润的作品才足以与我们的时代相映生辉。我们需要杰作，而杰作既不专靠文字支持，也不允许文字拙劣。

　　谈到这里，我们就可以讲讲文字问题而不至于出毛病了，因为前面已交代清楚：片面地强调文字的重要是有把文学作品变成八股文的危险的。

　　欲求文字简洁有力必须言之有物，前边已经说过，不再重复。可是，有的人知道的事情很多，而不会说得干净利落，甚至于说不出什么道理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想，这恐怕是因为他只纪录事实，而没去考虑问题。一个作家应当同时也是思想家。他博闻广见，而且能够提出问题来。即使他不能解决问题，他也会养成思想集中，深思默虑的习惯，从而提出具体的意见来。这可以叫作思想上的言之有物。思想不精辟，无从写出简洁有力的文字。

　　在这里，您很容易难倒我，假若您问我是个思想家不是。我不是！正因为我不是思想家，所以我说不出格言式的名言至论来。不错，有时候我能够写出相当简洁的文字，可是其中并没有哲理的宝气珠光。请您相信我吧，就是我那缺乏哲理而相当简洁的字句也还是费过一番思索才写出来的。

　　在思想之外，文学的语言还需要感情。没有感情，语言无从有力。您也许会说：这好办！谁没有感情呢？

　　事情恰好不那么简单，您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种感情：“与世浮沉，吊儿郎当”也是一种感情。前者崇高，照耀千古；后者无聊，轻视一切。我们应有哪种感情呢？我没有研究过心理学，说不清思想和感情从何处分界。照我的粗浅的想法来说，恐忙这二者并不对立，而是紧密相依的。我们对社会主义有了一些认识，所以才会爱它，认识的越多，也就越发爱它。这样看来，我们的感情也似乎应当培养，使它越来越崇高。您应当从精神上，工作上，时时刻刻表现出您是个社会主义建设者。这样，您想的是社会主义，作的是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身心一致，不尚空谈，您的革命感情就会愈加深厚，您的文字也就有了真的感情，不再仗着一些好听的字眼儿支持您的创作。生活、思想、感情是文字的养料。没有这些养料，不管在文字上用多少工夫，文字也还要害贫血病。

　　当然，在文字上我们也要下一番苦工夫。我没有什么窍门与秘方赠献给您，叫您马上作到文字简洁有力，一字千金。我只能提些意见，供您参考。

　　您的文字，恕我直言，看起来很费力。某些含有深刻思想的文字，的确须用心阅读，甚至读几遍才能明白。您的文字并不属于这一种。您贪用形容字，以至形容得太多了，使人很难得到个完整鲜明的形象。这使人着急。我建议：能够直接说出来的地方，不必去形容；到了非形容不可的地方，要努力找到生动有力的形容字。这样，就有彩有素，简洁有力了。形容得多而不恰当，易令人生厌。形容字一多，句子就会冗长，读起来费力。您试试看，设法把句子中的“的”字多去掉几个，也许有些好处。

　　文字需要修改。简洁的字句往往不是摇笔即来的。我自己有这么一点经验：已经写了几十句长的一段，我放下笔去想想。嗯，原来这几十句是可以用两三句话就说明白的。于是，我抹去这一大段，而代以刚想好的两三句。这两三句必定比较简洁有力，因为原来那一段是我随想随写下来的，我的思想好象没渗入文字里去；及至重新想过了，我就把几十句的意思凝炼成两三句话，不但字句缩减很多，而且意思也更明确了。不多思索，文字不易简洁。详加思索，我们才知道准要说什么，而且能够说得简洁有力。别嫌麻烦，要多修改——不，要重新写过，写好几遍！有了这个习惯，日久天长，您就会一动笔便对准箭靶子的红圈，不再乱射。您也会逐渐认识文字贵精不贵多的道理了。

　　欲求文字简洁，须找到最合适的字与词，这是当然的。不过在这之外，您还须注意字与字的关系，句与句的关系。名棋手每出一子必考虑全局。我们运用文字也要如此。这才能用字虽少，而管事甚多。文字互相呼应极为重要。因为“烽火‘连’三月”，所以才“家书‘抵’万金”。这个“连”字说明了紧张的程度，因而“抵”字也就有了根据。“连”与“抵”相互呼应，就不言而喻，人们是多么切盼家信，而家信又是如何不易来到。这就叫简洁有力，字少而管的事很多。作诗用此法，写散文也可以用此法。散文若能写得字与字、句与句前后呼应，就可以言简意赅，也就有了诗意。

　　信已够长了，请您先在这三项事上留点心吧：不滥用修辞，不随便形容；多想少说，由繁而简；遣字如布棋，互为呼应。改日再谈，今天就不再说别的了。

　　祝您健康！

　　老舍

　　谈相声的改造

　　在民间的杂耍里，相声是最难创作与改编的。在抗战中，有几位北京艺人逃到重庆，凑成一个杂耍班子。为宣传持久抗战，他们需要新词，我曾替他们编制了好几段歌曲，都被采用。我也试写相声。可是，费了不少的力气，我只写成了一段，而且是很坏的一段。以后，我就知难而退了。就我所理解得到的，编与改编相声的困难是：

　　（一）资料：在现有的那些相声段子里，不管形式与寓意如何，它们的资料总是很丰富的，艺人或民间文人创制一段相声，必是费了许多工夫，去搜集在一个题材下所需要的材料。他们接近民众或生活在民众里，所以观察与调查都很方便，从而得到一应俱全的参考。他们开一张菜单子，便把一个地方所有的菜名，上自山珍海味，下至咸菜佐料，都毫无遗漏的调查了来。同样的，他们对于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也都细心的观察，所以写木匠就有木匠的一切工具、行话、姿态、行规；写医生，道士……亦然。因此，相声中的事实与人物多半是精确生动，说出来使人爱听，而且相信。

　　一段相声编好之后，便慢慢的成为艺人们公有的，于是今天由一位艺人充实一下，明天又由另一位充实一下，一来二去便变成极结实的一段活儿。

　　这样，我们若要创造一篇相声，我们就必须到活图书馆——民间——去观察，去搜集资料。否则一定碰壁。我们若能幸运的写成一段，必须交给艺人们去试演，演一回修改一回；艺人和听众都是我们的最好的批评者。这工作是忙不得的。

　　若是改造旧相声呢，我们必须珍惜那些老材料，不可大刀阔斧的乱删。要知道，旧相声段子缺欠的不是资料，而是思想的方向。只要我们能给一段活找出个路子，使那些老材料得到新的气脉，它就会有了新的生命。

　　（二）逗哏：相声以逗哏招笑为主。它是曲艺中的丑角。这可也就是它的致命伤，因为：讽刺是招笑的，而相声中也的确毫不客气的讽刺过各种人物与各种世态；可是，慢慢的，艺人们只图招笑，而忘了讽刺；或是讽刺的对象不是贪官恶霸，而是贫苦的民众；这可就麻烦了。忘了讽刺，相声便失去了威严，而一味贫嘴恶舌。搞错讽刺的对象，便黑白不分，很难成为宣传的工具。

　　要改编相声，我们必须替那些老段子恢复了讽刺，同时要把讽刺的对象弄清楚，好教相声也担起点宣传的，教育的责任。

　　相声是要招笑的。因为要招笑，所以应用了重复，对比，矛盾，等笑的原理中的定律。在这些定律中，被运用最多的是矛盾律。这个定律是说着说着正面，冷不防来个反面，非常好笑。可是，这就使相声很难尽由正面宣传的责任，也就是相声极难改编的主因。去了哏吧，不成其为相声；保留着吧，又只是泄气。在抗日战争中，某君写了一段投笔从戎的相声，其目的在宣传青年从军。可是，因为它要招笑，结果是未尽到宣传之责，反而泄了从军人的气。我记得，其中的一节是这样：

　　甲：你真有爱国心！

　　乙：当然！喝，我就穿上军衣，戴上钢盔，防毒面具，拿起手提机关枪，大枪，戴上盒子炮，刺刀，拉着过山炮。甲：你干吗哪？

　　乙：我给军队搬家哪！（包袱一）

　　甲：你就上了阵？

　　乙：没有。

　　甲：怎么？

　　乙：我吓得忘了穿裤子！（包袱二）

　　这么几句话里倒有两个包袱（使听众发笑），按着老规矩说，这的确是段好玩艺儿。可是，从它所要尽的责任上说，它不单没有使听众感动，想去从军，而且把大家的气都泄净，而把从军大事一笑置之了。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几乎在每一段老相声里都可遇到。

　　那么，在我们改编相声的时候，应当怎办呢？牺牲了宣传？不对！不要逗笑？也不对！据我看，假若我们能调动，把反动派，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拉来作挖苦的对象，则包袱仍可保留，也还能有宣传的效果。还以前面引用的一段为例，假若我们把“乙”口中的“我”，变为陈诚或白崇禧，岂不大快人心么？反之，假若我们不能这么调动一下，那就只好牺牲了逗笑；我们不能为了逗笑，而作反宣传。

　　老相声中还有个中国人特有的笑料，即从父子的辈数与关系上开玩笑。这可以删去。

　　（三）言语：旧相声中有两种言语，文话和俗话。大概的说，用文言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引用四书句儿，古文句儿，或一首诗，一节韵文，以表示艺人的有学问，使听众佩服。说评书的艺人也常用此法。偶尔也有艺人自己编一段通体文言的玩艺（即使不是纯粹文言，也排列成四六句儿，怪好听），去唬高人雅士。第二个目的是利用之乎者也逗笑，暗含看不起读书人的意思。逗哏的每一用，比如说：“真乃酒囊饭袋也。”或“不亦乐乎？”必把“也”与“乎”重读，拉出长声。捧哏的也必报以“别转文啦，又酸又臭！”

　　相声的言语既有可利用文言的传统，我们现在改编相声就可以放胆放入新名词去代替文言。我们也可以利用相声输灌新知识新道理，但是我们得把语言排列得很好，使听众感到语言之美。我们也可以讲演，但须讲得有腔有调，俏皮好听。让我们随便编几句作个例子吧：“人是铁，饭是钢。大人没饭活不了，小孩没奶活不长。吃不必山珍海味，喝不必玉液琼浆，海参鱼翅，论起营养，还不如菠菜豆腐汤。”这几句人人能懂，而且因为排列的相当齐整，听众们便不会感到我们是在讲演营养常识。

　　相声中的白话部分，用的是纯粹的地方话，并随时加以歇后语，俏皮话，最为生动好听。在改编相声时，我们须学习怎么运用这种活生生的语言。

　　旧相声中也有村野淫秽的词句，应删除或改换，以期幽默而不骂街。

　　根据上面的资料，逗哏，与言语三者的分析，我想出个改编相声的具体办法。

　　首先，我把自己所听过的相声段子分为四类：贯活类，即一口气说完的长段，如《逛隆福寺》，《菜单子》，《戏迷》等。

　　口技类，即表现艺人的口技的段子，像《绕口令》，《大上寿》（通体是歌唱各种民间小调）等。

　　书史类，即利用书史的段子，如批讲《三字经》、《百家姓》、《三国志》等。

　　逗笑类，即纯粹逗笑的段子，听起来很可笑，可是内容很空虚，如《羊上树》，《干枝儿》等。

　　这四类包括不了一切旧有的相声，不过是姑且这样分划一下，好说明如何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