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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社会-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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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民主是“通过选择救济选择”，那么专制则是“通过真理救济真理”，两者虽然都是行动上的重复，但其意义却有着天壤之别。民主“以选择救济选择”是在试错与纠错的基础上实现的，所以在骨子里它是具有忏悔精神的。与此相反，“以真理救济真理”的可能结果却是，为了维护最初的真理的正确与威严，必须不断地制造新的真理，真理才因此具有某种原教旨主义气息。其一逻辑更像是，说了一个谎，必须用一千个谎来圆它。
不难发现，正是因为源源不断地生产真理，导致真理因为通货膨胀而贬值或失去信用，真理因此只具有审查而无动员的效力。换言之，它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民众什么是符合真理的，但是却不能号召大家继续为真理效忠，为某种神秘力量献祭。
显而易见的是，西方国家终于从神权走向人权，实现民主政治的好处就在于，公民知道自己需要怎样的公权力，有着怎样的私权利，知道自己每时每刻的想法，一切都由自己做主，而不必揣测那缥缈的“上帝”或“真理”究竟为何水性杨花、朝三暮四，更不必担心被那些垄断了上帝与真理的解释权的唯一“政治中介”揩油。
【一只特立致行的猩猩】
权力垄断者不遗余力地告诉人们，唯有自己才是国民走向幸福生活的唯一可能。就像媒婆“会说媒的两头瞒，不会说媒的两头传”，为了获取垄断权力的高额利润，垄断信息无疑是政治中介“揩油”的最有效途径。关于这一点，前南斯拉夫著名导演库斯图里察的史诗电影无疑有着很好的诠释。
《地下》是一部充斥着酒精、枪声和吉普赛音乐的影片，是一部浓缩了前南斯拉夫从1941年到1992年巨变的心灵史。主人公马高（诗人）和黑仔是贝尔格莱德的黑道双雄，在干着走私勾当的同时又和革命党有着紧密的联系。德军入侵贝尔格莱德时，黑仔迷上了话剧演员娜塔莉，并且因为和纳粹军官争风吃醋被纳粹逮捕。庆幸的是，黑仔被马高救了出来；不幸的是，受了重伤的他和许多群众一样被马高送到了自家的地窖里避难。马高因此成了他们和贝尔格莱德的唯一联系人。
解救只是绑架的开端。四年之后，侵略者被赶走了，南斯拉夫解放，身居高位的革命诗人马高已经和娜塔莉结婚，到处揭幕、演讲、朗诵诗歌，被群众崇拜。卑鄙的是，他没有把德国人被赶走的消息告诉生活在地窖里的人，而是以各种手段让他们相信战争还在继续，告诉他们报国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地窖里为“革命”继续制造枪炮。为此，马高调慢了地窖里的钟表，伪造空袭警报，每次到地窖里代表铁托看望同志时总是打扮成一副刚被纳粹折磨的样子，以此激发黑仔们的斗志。而这些被同志绑架了的同志，做梦也想不到，马高早已变成了军火贩子。
二十年后，在一场醉醺醺的宴会上，生活在地窖里的猩猩索尼无意中扣动了坦克的扳机，将地洞打开。当这些前南斯拉夫的幽灵从地底冒出来的时候，他们回到的已经不是纳粹占领的家园，而是米诺舍维奇执政的时代。黑仔荷枪实弹，带着儿子祖凡一起为消灭纳粹继续战斗，身穿纳粹军装的演员被他们打死……
影片中，儿子祖凡更像是一个隐喻。黑仔的妻子被带到地下室的当天，便生下了祖凡，然后死去。祖凡的一生，是地下室生活的见证。像电影《楚门秀》一样，自一生下来，祖凡便生活在谎言世界里。地下室里的生活，是他生活的全部。所谓的外部世界，对他来说，不过是虚假的宣传、过时的照片、戏剧和影音资料拼凑而成。所以，当这位穴居者第一次来到地上时，将月亮当做了太阳，并且“指鹿为马”。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有一个著名的洞穴寓言：
有一群囚犯在一个洞穴中，他们手脚都被捆绑，身体也无法转身，只能背对着洞口。他们面前有一堵白墙，他们身后燃烧着一堆火。在那面白墙上他们看到了自己以及身后到火堆之间的事物的影子，由于看不到其他任何东西，这群囚犯会以为影子就是真实的东西。而且，除了墙上的影子之外，世界上没有其他东西了。
不难发现，一个与真实世界隔绝，又被无数虚假的负信息包围的群体，会对现实做出怎样错误的判断！祖凡的命运，就是这些戴着镣铐的文化囚徒的命运。
意味深长的是，在地窖生活的所有生物里，唯一没有被马高洗脑的是那只开炮的猩猩。显然，它不是动物战士，也不是人类利益的守护者，它不过是随心所欲触动了大炮，这不经意的破坏在客观上起到了解放地下室的作用。从这方面说，猩猩与人言语不通未必是件坏事——至少，在这个地窖里，猩猩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不为马高虚假的战争宣传所蒙骟。所谓“众人皆睡，猩猩独醒”。
在此，我们不妨将场景转换到发生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当时的英国人，何尝不是这样一只猩猩？自哥伦布以来，欧洲人开始在茫茫大海上胡乱摸索，以至于将美洲误认作印度。而到了中国，历史的风云际会使他们将鸦片装到了枪膛里，并且扣动了扳机。正是那几声隆隆炮响，打开了中国的千年暗室。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说在一个思想高度统一的国家，若想寻求解放，就不得不借助外力——哪怕有时候它只是一只猩猩，但至少它是一只特立独行的猩猩。
如上所述，革命诗人马高同样是通过制造一个虚假的意义来实现少数对多数的统治。当他将世界分为地上与地下，并且垄断地下与地上的一切传播途径，由自己负责解释地面上的一切时，他便成了救世主一样的英雄。他首先剥夺了穴居者的一切、然后一点点地给予。而这些心怀恐惧的人同样毫无戒心地把自己了解地面上一切事情的权利交给了马高。
《地下》里有一段假传圣旨的情节。为了鼓励黑仔在地下室里安心干活，马高以铁托同志的名义转送给他一块印有铁托头像的手表，并向他转告了铁托的“原话”：“现在离战争结束还早呢，告诉黑仔，在地下别让他出来。他是决战必需的人才。”黑仔为此欣喜若狂。谎言，就像萨满咒语一样，只有你相信它时才会起作用。对马高深信不疑的黑仔们因此变成了一群为虚幻的“自由”概念生产枪炮的奴隶。就像中世纪的人们把自己追寻真理与幸福的钥匙全盘托付给教会，使这个“中介巨无霸”有机会揩尽人与上帝的油水。
【“信上帝，但不信教会”】
人人生而平等，多么动听的口号！然而，谁也不能否认，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生而平等。无论身高、体重还是智力，无论是时代的境遇还是父母的条件，每个人都不可能绝对平等。但是，我们推进政治文明的意义，就在于可以通过一代代的努力，以期建设一种制度，让每个人生而自由，让每一位共和国的公民都有条件含着一把自由的钥匙诞生。
弗里德曼曾引用某位法官的话说，“我移动拳头的自由必须受到你下巴所处的位置的限制。”为了合群生活，不彼此伤害，人们被迫将自己的钥匙部分上交给政府代为保管。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掌管仓库的钥匙的人，是否会将仓库据为己有？高薪聘请的保姆是否会将主人锁在门外让他回不了家？
俄国思想家舍斯托夫在《钥匙的统治》里写道，天主教徒引用圣经里的话认为，“上帝把自己的权力转授给了自己的继承人，直至现在仍然健在的教皇。”天主教徒坚决地对多神教徒说，“钥匙是有的，它保存在地上，只是不在你们的破庙里，而在我们的神庙里”。当信仰上升为权力并且开始取代国民的思想，教会与教徒们同样相信自己已经抵达真理，拥有了通往最后的秘密和永恒极乐之路的钥匙。如舍斯托夫说，天主教所信仰的，不是上帝，而是它自己。假如基督重现人间，伟大的宗教大法官定会把他烧死，就像它烧死了所有的异教徒。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宗教大法官》里写下了他深切的优虑。当耶稣重新回到人间，作为上帝权力代理人的宗教大法官，不但不像仆人一样侍奉耶稣，反而逮捕了它。《宗教大法宫》为我们讲述了人类不再渴望“天上的粮食”，而是沉醉于“地上的粮食”的故事，也间接印证了中国人讲的“县官不如现管”。魔鬼徘徊于人间，上帝习惯于对恶的纵容与惩罚，当人类需要正义时，它总是姗姗来迟。
同样的原因，在几百年前，路德视教皇为反基督徒。在经历了十年僧侣生活后，他不得不相信自己落入了反基督徒的阵营，确信他所服务的，不是基督，而是基督的那个永恒的、不共戴天的仇敌。所以，对他来说，当他走进修道院时，他期待的是自己的拯救，逃避的是毁灭，同样，当他离开修道院时，他期待的同样是拯救，逃避的同样是毁灭。
在没有上帝之时，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上帝；当上帝的印象由教会充公并制成标准像推广，这也意味着人们将钥匙的全部权力转交给一个人或一个机构，这个联系人与上帝的唯一中介因此也变成了人与上帝沟通的最大障碍。廉价的许诺从此取代了活生生的上帝，取代了人类真正的自由。教会脚踩两条船——在上帝那里代表人民，在人民那里代表上帝。对于教会来说，这是一笔两头有赚的宗教生意。正是因为这种不信任，在波兰感觉自己一直处于“赔本赚吆喝”状态的米奇尼克们产生了“信上帝，但不信教会”的念头。
然而，在舍斯托夫看来，钥匙的统治一直保持着自己旺盛的生命力。侍奉上帝的人拥有教徒，哲学家们拥有群众。绝大多数人都被教会如何去过一种劳动的、有节制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教皇找到了与哲学家妥协的途径，而哲学家也不再与教皇为敌，甚至把它视做自己的同盟。思想与权力的合流，必将以貌似浑然天成的暴力，拒绝政治回归于国民内心的抉择。
十九世纪，天上的神死了；二十世纪，地上的神死了。有人担心，在娱乐至死的二十一世纪里，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恐怕人也快保不住了。然而，我们内心仍有一种信念，人可以坚定地活下去——因为时间没有崩溃，选择仍在继续。有选择才有希望，我们的全部希望就在于可以选择。
如上所述，在一个推行市场政治的国家里，“选民就是上帝”。既然“教会”不能完全表达“上帝”的心声，“上帝”为什么不亲自传教，借此直接言明自己的愿望？同样，如席勒在诗歌《愿望》里所慨叹，既然谁也不会给地上的生灵以天上的保证，为什么不让他们从此栖身大地，倾听内心的声音？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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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
今日世界，多数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而尚未实现民主化的国家也正在试图从“后极权”的坑坑洼洼中走出。许多人可能会认为，当历史翻过黑暗的一页，过去那个血腥而愚昧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然而，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吗？
世界离独裁有多远？35岁的德国导演丹尼斯，甘赛尔透过他杰出的电影《浪潮》（Die Welle）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
【纳粹速成班】
汽车摇摇摆摆，车外人来人往，影片《浪潮》在一片轻松而热烈的摇滚音乐中开场。这是一所普通的德国中学，主人公赖纳·文格尔是该校一位老师。不巧的是，今天他被告知自己喜欢的“无政府主义”课被另一老师抢先一步，而且事情已毫无回旋余地，文格尔只能硬着头皮在接下来的“国家体制”主题活动周上主讲他并不喜欢的“独裁统治”。
故事就这样围绕着接下来的一周展开：
星期一。文格尔来到教室时，教室里一片自由散漫的气氛。显然，文格尔并不适应这个课堂以及他将要讲的课。“如果我是你们会去上无政府主义的课，而不是听这倒霉的独裁统治。”这是他的开场白。当他将“Autokratie（独裁统治）”写在黑板上时，学生们仍在看闲书、发短信，东倒西歪，以至于文格尔不得不停下来希望大家“给点反应”“好歹这一周要打发过去”。然而，就在大家七嘴八舌、漫不经心地讨论独裁统治时，文格尔陷入了深思。显然，他并不相信学生们所说的“纳粹已经远离我们了，我们德国人不必总带着负罪感”。或“独裁统治不可能发生在今天，因为没有民众基础”。课间休息后，文格尔让学生重排桌椅和座次，他准备做一个试验，让学生们体会独裁的魅力。文格尔说，独裁的主要特征就是“纪律性”。通过口头投票，最后文格尔成为课堂上的“元首”。接下来他要纠正大家的坐姿，而且发言时必须站立，必须尊称他“文格尔先生”，不服从者可以退出。
星期二。文格尔再次走进教室时正襟而坐的学生们向他齐呼“早安，文格尔先生”。“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这节课，文格尔要求大家站起来像军人一样踏步，“感觉所有人都融为一体，这就是集体的力量”。而且，踏步的另一个目的是，一起将楼下的“无政府主义课”踩在脚下，“让我们的敌人吃天花板上的灰”。显然，通过这种集体行动，文格尔试图给“独裁班”的学生们一种优越感——“无论表现怎样，我们这个班也比楼下的‘无政府主义班’要好”。接下来，文格尔与学生们一起讨论是否需要穿着统一的服装，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将一种廉价的白上衣与牛仔裤定为他们的“制服”。
星期三。课堂上，只有女生卡罗继续穿着她的红上衣，其他学生都如约穿上了白衬衫。制服使卡罗陷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立：她仿佛不属于这个集体。上学路上，她的男友在说她“自私”，而现在文格尔几乎无视她的存在，同学们也不和她讨论，并视之为异类与不合作者。有人建议给班集体取个名字，最后“浪潮”从“恐怖小组”“梦想家俱乐部”“海啸”“基石”“白色巨人”“核心”等名字中脱颖而出，成功当选。红衣女生被冷落，她提出的“变革者”无人响应。这节课还定下了“浪潮”的标志。当晚“浪潮”成员开始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张贴他们的浪潮标志。
星期四。在“浪潮”组织中获得归属感的成员们的创造力也被激发出来。课上有人动议，既然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手势，浪潮也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手势。这是一个右手在胸前划波浪的手势。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浪潮”，并以是否做这个手势与他人划分界线。甚至连卡罗年轻而玩世不恭的小弟弟也加入进来，甘愿为“浪潮”把门，凡不能做浪潮手势的人，都不许进学校。卡罗越来越觉得情况不妙，她奉劝文格尔立即中止这个游戏，因为他“已经控制不住局势了”。
星期五。课程接近尾声，文格尔希望大家将参与“浪潮”的体会写下来。文格尔激进的教学方式同时受到来自校方与家庭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情绪失控而掌掴女友卡罗的马尔科后悔不已，乞求文格尔能终止这一切，并指责这所谓的“纪律性”不过是法西斯的一套。文格尔知道，一切该结束了。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个如期漂亮的结尾。当晚，所有浪潮成员都收到文格尔发来的一条短信：事关“浪潮”的将来，周六12点务必在学校礼堂开会。
星期六。学校礼堂。文格尔让学生关闭了礼堂。在选读了几篇学生们关于“浪濑”的体会后，文格尔发表了一番振奋人心的演讲，并煽动学生们将其间提出异议的马尔科揪上台来。在一片“叛徒！叛徒！”的高呼声中，马尔科被争先恐后的学生们举到了台上，以接受惩罚。事情本来到此为止，接下来文格尔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法西斯当年做的”，并宣布独裁实验结束，“浪潮”从此解散！然而，不幸的是，事情并没有按着文格尔的意愿发展下去。狂热分子蒂姆拔出了从网上购得的手枪，乞求文格尔不要解散“浪潮”。“浪潮”是他的第二生命，他绝不允许背叛，即使文格尔也不成。电影由此进入高潮，蒂姆枪杀了一位同学并在绝望中吞枪自尽，重重地倒了下去。
这就是“浪潮”的故事，或者说是一个“纳粹速成班”的故事。它速成亦速朽，然而一切顺理成章。
【蒂姆是一个隐喻】
《浪潮》是根据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市克柏莱高中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那是在1967年4月的一节历史课上，一位学生向老师罗恩·琼斯提了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人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不知情？为什么无论农民、银行雇员、教师还是医生都声称，他们并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惨剧”？对此，琼斯不知道如何回答。之后他决定，大胆地进行一项实验。他要重建纳粹德国，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就在他的教室里。他想让他的学生们亲身体会法西斯主义，不仅体会其恐怖，也体会其魅力。而且，不出琼斯所料，正如《浪潮》所表现的，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一实验中，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狂热，而且告密成风。五天以后，当几百名学生在礼堂里伸出手臂向琼斯致以崇高的“浪潮”问候礼时，你首先能想到的，或许正是瑞芬·斯塔尔在《意志的胜利》（1934）中记录的德国人向希特勒欢呼的场面。不过一切还好，琼斯最后控制了局势，戛然而止——“我们差一点就成为了优秀的纳粹。”在最后的聚会上，琼斯接下来给学生们播放了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影片：帝国党代会、集体、纪律、服从，以及这个集体的所作所为：恐怖、暴力、毒气室。琼斯看着一张张不知所措的脸。最初的那个问题得到了回答。
相较琼斯的教学实验来说，《浪潮》的结局显然更富戏剧性，残酷的陡转让你不得不认为导演甘赛尔从《死亡诗社》的结尾中获得灵感。尽管这种剧烈的冲突招致一些批评。但在我看来，狂热者蒂姆的出场，恰洽是《浪潮》区别乃至超越琼斯教学实验之关键所在。我甚至认为，从影片所要达到的思想高度来说，《浪潮》的主人公与其说是文格尔，不如说是蒂姆。
蒂姆性格内向、不善交流，少有成就感，在学校更是经常被人欺负，被人称做“软脚虾”。也许是这个原因，他一直希望周围能有几个“兄弟”。为此，他经常给其他男生送些小恩小惠，并在后者近乎鄙夷的目光中讨好说：“是送你们的，我们是兄弟。”然而，事实上，没有人把他这个窝囊鬼当兄弟。
对于为什么加入“浪潮”，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理由。显然，对于蒂姆来说，“浪潮”更意味着一种梦寐以求的力置，就像他后来捏在手里的手枪一样。文格尔的介入与“浪潮”的成立，显然给一直处于“校园底层”的蒂姆的生活带来转机。而且，他竟是那样全心全意，甘于冒险犯难。为了制服，他焚毁了家里所有名牌上衣。制服的确给蒂姆带来一种神奇的力量感。当他被欺负时，他开始试着反抗，而与他同穿制服的“浪潮”成员也走过来保护了他。因为浪潮的存在，蒂姆感觉自己不再是一条虫，而是一条龙的一部分。在喷涂“浪潮”标记时，他不顾危险爬上市政府大楼。他不仅用假手枪吓退了寻衅斗殴者，甚至自告奋勇要成为“元首”文格尔的保镖，弄得文格尔莫明其妙。蒂姆诚心诚意地想维护“浪潮”的坚固，要光大它的荣耀。在他看来“浪潮”就是他梦想中的帝国，而文格尔先生就是能为他引领未来的领袖。
了解了蒂姆的这种近于迷狂的心理，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最后会拔枪。从中也不难发现，在类似“浪潮”的组织中，加入组织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互相绑架的过程。它提倡以组织的名义消灭异类，却不允许成员主动退出，因为主动退出对于组织而言是一种不可控的行为。文格尔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浪潮的利益代言人。当他像赵匡胤一样被手下皇袍加身，他只能应允，而不能主动退出。
伏尔泰说，“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地走向罪恶”。荷尔德林说，“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一个人信仰乌托邦并非恶，真正的恶是这种乌托邦被赋予魔力，从而具有进攻性。显然，在《浪潮》中，蒂姆更像个隐喻，被革命唤醒的怪兽，被科学家创造的弗兰克斯坦，抑或其他。“浪潮”使蒂姆获得了“新生”，他的成长远远超出了文格尔所能控制的范围。组织之我的成长，同时意味着个体之我的消亡。
【通向奴役之路】
“纳粹速成班”不仅为观众展示了一个微缩的纳粹德国，也清晰地呈现了这些学生如何通向奴役之路。与之同时进行的是个体如何被集体化异化。
在第一节课上，当被问及“独裁统治的基础是什么”？学生们回答包括意识形态、控制、监视、一位元首等等。同样，高失业率与社会不公、通货膨胀、政治信用破产、民族主义等等，这一切都有利于独裁的诞生。不过，这都是一些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当这一切变成一种日常的和风细雨时，“浪潮”成员们似乎都失去了警觉，而是沉醉于他们的同志友爱和共同理想。
在《浪潮》中，观众几乎可以看到所有有关独栽的典型元素：没有原则的集体主义，泯灭个性、消除差异的制服，对异己的隔离与言论自由的取消，一个元首，替罪羊，光天化日之下类似黑话的手势，煽动性的反政府演讲，利他名义下的强迫，对未来利益的许诺，标榜团结的仪式，归属感等等。
而且，“浪潮”不仅是一个平等的集体，也是一个健康的集体，站起来回答问题首先是“为了促进血液循环”。星期六的会场上，当文格尔指责马尔科是受女朋友唆使的“叛徒”时，旁边一位女生称马尔科“已经被传染了”。在他们看来，谁反对浪潮谁就是瘟疫。只有拥护“浪潮”的人才是健康的。为了维持这种健康，文格尔在演讲中指责德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成为输家，政治家根本是经济的傀儡。“当我们把自己的星球一步步推向毁灭的时候，那些富人却在一旁摩拳擦掌，建造空间站，还想从高处来欣赏这一切。此时此地，我们要创造历史。从现在开始，浪潮将席卷全国，谁阻止它，浪潮就将它吞噬。”也正是这个原因，觉醒者马尔科被当做敌人要被“浪潮”清除、吞噬。
关于为什么加入并沉醉于“浪潮”，文格尔选读了学生们的部分感想：“这几天的生活十分有趣，谁最漂亮，谁成绩最好都不重要，‘浪潮’让我们人人平等。出身、信仰、家庭环境都不重要，我们都是这场运动的一分子，‘浪潮’让我们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从前我总是惹是生非，‘浪潮’让我投身于一件有意义的事，这就足够了。”“如果我们能够相互信任，可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愿为此重新做人。”
然而，如果说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专制却对其加以限制；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专制却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专制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那么，显而易见的是，浪潮寻求平等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通向奴役之路的过程。
正如文格尔最后打开谜底时所说的：“你们还记得我曾经问过的问题吗，独裁统治是否会实现，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法西斯主义。我们自以为高人一等，比别人优秀，我们将所有反对我们的人排除在这个集体之外，我们伤害了他们，我们不知道还将会发生多么严重的事情。”“浪潮”本是个中性词，当它成为一种暴力，便成了吞噬一切的恶。
【人性没有终结】
纳粹党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撤冷审判时，一个问题困扰着许多人。“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地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著名的极权主义研究专家阿伦特发现了一种基于日常服从的恶。也就是说，艾希曼之所以恶行累累，不是因为他本性恶，而在于他在一种恶的体制中“尽职”，而这种尽职的背后，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甚至还是一种美德。
为此，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在1974年做过一个很著名的实验：请一批实验志愿者在一群实验组织者——心理学家们的监督下，考察一群被实验对象的单词记忆能力。每个实验对象的身体被连接到一根电击棒上，电击棒由志愿者们操控，被实验对象每次背错一个单词，志愿者就要对他进行电击一次，电压强度逐次提高15伏，最高达到300伏。实验过程中，很多被实验对象在高压电流的刺激下，反复挣扎，发出惨叫，请求停止实验·当时情形如同梦魔，按照一般人的逻辑，目睹被实验对象的种种挣扎，很多志愿者一定会停止电击，放弃实验。然而事实是，所有志愿者中只有很少的人停下来，其余全部完成了实验，也就是说，对被实验对象都实施了电击，最高达到450伏。也就是权威在场时，人们会服从权威，即使作恶，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心理不安。
当民主政治在全球攻城夺池、遍地开花时，弗兰西斯·福山认为人类历史“已经终结”。在福山看来，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然而，即便如此，谁也不能打包票说，人类可以坐享民主之成，从此一劳永逸，因为“人性没有终结”，因为任何制度都不如人性古老，亦都比人性更早消亡。无论是独栽，还是民主，抑或是其他形式，皆出自人性。否则，我们今天就不会屡屡读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新闻。
比如2008年4月13日晚，昆明某高校发生一起内衣丢失的小事，激化成一桩恶劣的校园暴力案件。10个女生围住另一位不停殴打，有人向她头上浇淋吃剩的方便面汤，有人在她脸上用眉笔写字。更为恶劣的是，甚至当着男生的面，这些人强迫这位女生脱下裤子暴露下身，并用手机拍下施暴与受辱的照片和视频……
谁能想象，这些恶正是被视为善与美的象征的女人干的。我曾经说，没有底线的合群，人类会走向疯癫。每个人心目中都住着一个暴君，每个人都是独裁的种子，也都有灌溉独裁的潜力。只要条件成熟，这一切难免会与一种恶的集体主义里应外合，长出独裁的恶之花。
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让我们回到1967年4月克柏莱中学的那场试验。就在试验结束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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