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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社会-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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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儿子，儿子来了。”胡适曾说，“思杜是我创造的”。大意是说中国该选择杜威，更要一代代“思杜”下去，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儿子竟会朝他飞来投枪，称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1951年，胡思杜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他对反对派的赤胆忠心，终于挽救不了人民公敌的颓运，全国胜利来临时，他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今天，受了党的教育，我再不怕那座历史上的大山，敢于认识它，也敢于推倒它，也敢于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天秤衡量他对人民的作用。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这一系列反人民的罪恶和他的有限的（动机在于在中国开辟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微不足道的……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经过长期的斗争，我以为在阶级上大致划分了敌我，但是在感情上仍有许多不能明朗割开的地方。除了自己随时警惕这种感情的危害性以外，我并要求自己树立起工农大众的感情来。”
对胡适的批判，我在《胡适日记》第八卷（1950～1960年）里能找到不少记录。
〖1950年9月23日
附录一则英文剪报：Chinese ex…envoy denounced by son（《中国前公使受到儿子的谴责》），引语是“胡适之子接受共产党教育，胡适成为攻击目标——指控其受美国影响”。
1950年9月24日
附录一则英文剪报：The case of DR。 Hu shih（《胡适案》）剪报提到，胡适博士获悉其子“因受中国共产党人的赤化反戈一击”，谴责他是“反动派的忠实官吏及人民的公敌”消息后，做出下述简明但是意味深长的评论。他说，过去我们注意到，在共产主义国家中是没有言论自由的；但现在还可以看到，在这些国家中也没有“沉默的自由”。他说，在共产主义的统治下，人们必须做效忠与信仰的声明。就目前的情形而言，没有“沉默的自由”导致目前令人作呕的滑稽事件的发生。我们所有的人对此一定会感到非常难过，不是为胡适博士，而是为被迫做出这种虚假荒唐声明的年轻人。……胡适博士时常睿智尖刻地批评国民党政府的种种错误，然而，面临国民党政府与共产主义（从知识上和道德上奴役人）两种选择时，他显然选择了前者……
另附一则英文剪报：Father not disturbed（《父亲巍然不动》）。
1950年9月26日
附录《华侨日报》9月25日的文章，文章提到“胡适被自己之儿子声讨为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
1950年9月28日
胡适收到两位朋友转给他的胡思杜批判他的全文——《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分别刊于《大公报》和《工商报》）。
1950年10月4日
附录一则剪报：Danger zones，No freedom of silence（《危险地带——没有沉默的自由》）。
1950年11月11日
“……（侄儿）思猷某日在芜湖共党干部开会时，说了许多话。散会后，人就不见了。芜湖公安局宣布他是自杀的，并且留有遗书给他的妻子庆萱，但庆萱没有看见这遗书，也没有找到尸首。”
1951年2月24日
江冬秀收到亲戚的一封信，署名“弟友生”。“但此信明明是受他人逼迫，抄了别人所拟好的信稿，寄出来向我作宣传的！”（胡适）
1951年11月26日
附录《什么立场？为谁服务？京津高校六千人改造思想》：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十二日电＇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一个月来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领导下，已经有了初步的成绩。参加学习的教师已从三千多人增加到六千一百八十八人。部分学校的职员也参加了学习……北京、天津高等学校的学生对教师的思想改造学习表示极大的关怀和兴奋。许多学校的学生都向教师提出了他们的意见和希望，帮助教师反省和批判……
1951年12月7日
附录11月30日香港《大公报》上的一则报道——《北大南大教授分别座谈控诉胡适，检讨张伯苓》。
1951年12月10日
附录《京津高等学校教师的学习运动》一文。值得注意的是，这则剪报出自储安平主编的《新观察》杂志。
1951年12月17日
附录《控诉胡适批评自己——北大教师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1952年1月3日
附录1951年12月22日刊于《大公报》的《从我自己看胡适》（顾颉刚）。在该文中，经过改造“认识了改良主义无益有害”的顾颉刚指出，“这二十年来，我陆续发现了胡适的种种毛病……现在觉悟到应该严格分清敌我，所以我确认胡适是政治上的敌人，也是思想的敌人，唯有彻底清除他散布的毒素，才尽我们的职责。我们是如何的光荣，能受毛主席的领导，走上正确的思想道路”。
1952年1月9日
附录一则英文剪报：Hu Shih——Red's new Target（《共产党的新目标——胡适》）其中写道，“胡博士的书在全国被禁。与此同时，各地方所有出售共产主义的书籍杂志的书店都停止销售胡适的着作……用一位敏锐的观察家的话来说，反胡运动是‘性格暗杀’。他指出，敌人痛恨胡是因为他是正统的中国生活观和世界观的代表，而这两者与共产主义理论恰好是对立面”。
1952年1月20日
附录一则剪报。《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发表文章，污蔑“胡适这个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爬上买办资产阶级的一个典型。他爱出风头，热衷名利，矛盾善变，走上风，往上爬，爬进买办资产阶级的营垒，成了勾结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反革命派。据胡适的一位老同学告诉我：胡适留学美国，原是学农的，到辛亥革命成功，他说他‘有做大总统的希望’了，就弃农改学文哲了”。〗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写过《为国家求饶》的王芸生和储安平一样，都是旧中国了不起的媒体人士。然而，相较而言，储安平保持了自己的风骨。储安平的《观察》变成了《新观察》，但是储安平却是旧人一个，保持了自己的人格，所以他能批评“党天下”。王芸生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抗战一胜利王芸生就表示：“我们建议政府要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闻检查，开放言论自由。”（《政府可以先做一件事》，1946年9月18日）当《大公报》记者因采访学潮而被逮捕时，他义正词严地抨击了国民党当局的暴行，并尖锐地指出：新闻检查不仅有“掩饰罪恶，包庇顽邪”的作用，而且还会“使政府与人民都受了蒙蔽……使报纸丧失了信用”；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撒谎欺罔的责任”就只能“由执行新闻检查的政府一肩承担”了（《逮捕记者与新闻检查》，1947年6月）。然而解放后，虽然《大公报》没有改为《进步日报》，但是1949年到1952年，《大公报》的发行量从16万份急剧下降到6万多份，广告收入减少了60％。王芸生以阶级斗争的理论为武器，不断地反省、检讨、自责、自污，并积极参加政协组织的学习以及各种社会活动。而在1931年，胡适在《后生可畏》一文中曾经赞扬《大公报》“不但从一个天津的地方报纸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而且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原因是《大公报》坚持了两个底线：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此外，1952年1月8日胡适的日记里有一则剪报，作者是美国专栏作家George E。 Sokolsky，对胡适最近被批判进行了回顾。他写道，“胡适对现代中国之贡献可与但丁、薄彻丘、彼特拉克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之贡献媲美。他沟通了古代与当代。他用人民的口头语言（而非古汉语）创作诗歌。他的《中国哲学史》（卷上）风靡中国。他编辑出版的大量小说，在中国广为流传，家喻户晓，被人们称为‘文学革命’之父。他早年就学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受到威廉·詹姆士和约翰·杜威的影响，并将美国的实用主义带回中国。无论人们对实用主义的看法如何，胡博士没有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学术中，而是成为一个勇于身体力行的人，对他的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谈到胡思杜对胡适的批判时，这位专栏作家写道：“读到这篇令人伤感的文章（指胡思杜的公开信），不禁想起约翰斯维夫特上尉结束在匈牙利的监狱生涯后对记者说的话。他说‘这不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这里不可能发生这种事’这两句话应该从英语语言中删除。”
事实上，从1949年开始，京津地区高校和文艺界陆续掀起整风和批胡运动。北大副校长汤用彤、北大法学院院长钱端升、清华哲学系主任金岳霖以及梁思成、朱光潜、费孝通、顾颉刚等名教授都纷纷着文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1954年12月9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三点建议》说：“中国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郭是五十年代大陆抵胡的主帅，他在1954年11月8日接见《光明日报》记者时说：“我们在政治上已宣布胡适为战犯。”其后一直到文革，作为“买办资产阶级代表和唯心主义代表”的胡适终于被轮番批得千疮百孔。
1949年11月，胡适在台湾以发行人的身份出版了《自由中国》。《自由中国》标榜自由、民主，讨论的问题从理论到实际，其根本主张是言论自由和建立反对党。应该说，胡适的这些主张对于台湾当权派同样是致命的。蒋介石将胡适的思想视为其潜在的敌人，欲除之而后快。他们先是散发一些批胡反胡的小册子，比如《胡适与国运》《向毒素思想总攻击》。后者第一条即是：“有一种叫《自由中国》的刊物，最近企图不良，别有用心，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发出反对主义，反对政府，反对本党的滥调，以达到颠倒是非，淆乱听闻，遂行其某种政治野心的不正当目的。”
1930年4月，胡适曾写信给杨杏佛，称“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五十年代，他又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旦欢迎之至”。说这话时，他大概不会料到，1957年，儿子胡思杜被划为右派，后自杀身亡。胡适痛失骨肉，“思杜”的希望化作一缕轻烟。历史以其特有的残忍将胡适的自由主义大旗扔进了虽前仆而无后继的悲观处境。江冬秀常抱怨，“胡适房间里给死人的地方多（胡适爱藏书），给活人的地方少”。事实上，胡适彼时，凄凉晚境，已经无人思为他挺血肉之躯，更不会如他改写的《西游记》第八十一难“观音点簿添一难 唐僧割肉度群鹰”般割肉喂了小鬼，一切苦难只得由他自己去担当了。
读书人一声长叹！2001年，我花了半年时间通读《胡适文集》，时长痛短痛，嘘声震壁。盖是因为以下胡适诸多理论，几十年后当年曾经敌视他的政府，无论台湾当局还是中国大陆都在悄悄地实践着：文人小说下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适的真理观：见七十年代末中国结束“两个凡是”所引发的真理标准讨论）；
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胡适版“摸着石头过河”：几十年后见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的实用主义：见于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
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胡适的多元论：见于2001年中共“七一”讲话，意识形态之争开始放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
充分西方化（中国改革开放，充分世界化）；
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仍是教育（“再穷也不能穷教育”）；
把国民党分成两半或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实行民主政治（胡适的两党制设想几十年后在中国台湾实现）；
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国民党放弃党政与训政走向宪政，新中国成立近四十年后中国农村出现海选及其他民主试验）；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台湾解开报禁）。〗
胡适说，“生命的意义就是从生命的这一阶段看生命的次一阶段的发展”，可惜胡适大半辈子看到的只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荒诞与扰乱。在《晚清七十年》中，唐德刚曾说中国穿越历史的三峡，大约要花两百年的时间（1840～2040年）完成第二次社会文化转型。但只要你看看中国过去一个世纪的理论折腾，你就知道胡老夫子为什么在棺材里仅坐起来一次是不够的。笔者仍是相信：错过胡适，就错过了一百年的好时光。胡适不仅是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更是奥里维。他是思想之军，而不是暴力之军。他被忽略了，却从未有人能把他击垮。
与大规模批判相反的是，关于胡适的思想，殷海光、李敖等人有着高度的评价。在殷海光看来，胡适的这种思想，就是开放的社会（open Society）里开放的自我所具有的思想。整个的西方社会，就是浸润在这种思想之中。所以，实质说来，整个的西方社会大致生活在胡适思想中。或者说胡适思想大致是从整个西方社会的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而这种思想，正是西方人过着自由、平等、康乐和幸福的日子的源泉。现在的问题，并非胡适思想将来在中国是否会普及的问题，而是必须让胡适思想在中国普及，中国人才有办法，中国人才能坦坦易易地活下去，中国才有一回生的可能。其他的思想路子，不是情感的发泄，就是历史的浪费。
同样，李敖在《播种者胡适》一文中写道：
“显然的，以胡适今天所处的地位来看，他还不是一个过时的人。过时的人社会早把他遗弃，至少不再重视他……我们知道他还是一个毁赞交加的新闻人物，可笑的是乱骂胡适之的人和乱捧他的人一样，统统抓不到痒处！一个稍有现代化头脑的人，一看就知道胡适思想只不过是一个‘开放社会’（open Society）所应具有的最基本的必要条件。说他叛道离经则可，说他洪水猛兽则未必。基本在某几点上，我们还嫌他太保守、太旧式，想不到这些平淡无奇的起码言论居然还不为人所容，这真是中国社会的大悲哀！”
李敖还说：“我真希望胡适之是过了时的人了。胡适之不过时证明了我们四十年来没进步。学术与时代的进步对个人来得快才好；学术与时代赶过胡适之总比还让胡适之卖老命来得好。胡适之是一个豪适的人，他若能看到学术与时代跑到他前面，他又何吝于自己是个落伍者？”
关于胡适与他的思想，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有一段精彩的点评，摘录如下：
〖一次在背后看他打麻将，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杂牌，连呼：“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可是“好张子”却不断地来，他东拼西凑，手忙脚乱，结果还是和不了牌。原来胡适之这位启蒙大师就是这样东拼西凑，手忙脚乱。再看他下家，那位女士傻条斯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张子，坏张子”，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其实“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又岂止胡家这位女客。在胡氏有生之年里，各党派、各学派、各宗师……哪一个不是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们没有胡适之那样博学多才，他们也就没有胡适之那样手忙脚乱了！〗
时光倒流一百年，读后大笑，我笑出了眼泪。
“上帝”为什么不亲自传教
2006年11月16日，弗里德曼先生走了，许多人开始怀念他。张五常说，“他是还会站在那里的。”不过，在我看来，继续站在那里的不只是拿了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学家。显然，弗里德曼对政治与国家的理解超越了与他同时代的人，更超越了那位被美国人选为政治“总主持”的肯尼迪先生。
众所周知，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说中留下了一句疑似不朽的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应该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就在人们以饱满的热情四处传播、赞扬肯尼迪的爱国主义时，弗里德曼却以如炬慧眼洞见了这位明星总统话语里的黑暗——正是这种个体与国家职能的倒置，在肆无忌惮地腐蚀一个国家自由的根基。
【要市场经济，也要市场政治】
回顾二十世纪国家主义的狂热，生活于今天的人们不会忘记“爱国”如何一度沦为肮脏的字眼。在弗里德曼看来，肯尼迪的这句名言前后两部分都没有正确地表达出合乎自由社会的理想以及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家长主义式的“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保护者而公民是被保护者。这个观点和自由人对自己命运负责的信念显然是背道而驰的。同样，“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主人或神，而公民则为仆人或信徒。对每个自由人而言，国家只是自由人的集合，而不是超越于自由人之上的东西。自由人对共同继承下来的事物感到自豪并且对共同的传统表示忠顺，但是从本质上说，政府仍不过是一个手段，一个工具。政府既不是一个给我们带来恩惠与礼物的人，也不是使我们盲目崇拜和为之服役的主人或神灵。所以，弗里德曼说：“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服务的意见一致的目标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目标；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奋斗的意见一致的理想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理想。”
正是在此基础上，弗里德曼坚定地认为：自由人既不会问他的国家能为他做些什么，也不会问他能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而是会问：“我和我的同胞们能通过政府做些什么”，以便尽到我们个人的责任，达到我们各自的目标和理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护我们的自由。进一步说，政府可以为我们所用，才是政府得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紧接下来的问题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我们才能让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政府不至于成为一个会毁灭我们自由的、无法控制的怪物？
显然，这种担忧并不是多余的。回顾人类文明进程，不难发现，对自由最大的威胁是权力的过度集中。其结果是，公权力武装到牙齿强大无比，私权利却如窗户纸一捅即破。所以，为了使国民持久地保有自由，一方面，我们承认政府是必要的，通过政府这一工具我们可以行使我们的自由，可以共同致力于某一个目标。与此同时，还应该看到的是，由于权力集中在当权者的手中，它势必对自由形成威胁。道德王是靠不住的，用弗里德曼的话说，“已经集中起来的权力不会由于创造它的那些人的良好愿望而变为无害”。
所以，政府一旦建立起来，公民立即兵分两路：一方面要借助政府防范外在的敌人；另一方面，又要防范来自内部的敌人，即政府本身。前者是防范霸权，后者是抵御极权。必须指出的是，只有权倾一国的极权与祸乱世界、横行无忌的霸权，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全民公敌。
那么，如何剿除政府的尖牙利爪，使其不再伤害民众？任何稍有点政治头脸的人，都不会反对政府的存在，人们的分歧只是在于如何制造政府。如果我们承认人类永远生存于一种竞争状态之中，就应该承认，任何政府的成立都得益于本国国民的挑选与豢养。所谓“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整体而言，无论是以民主的或是非民主的方式建立政府，都是一国国民选择或放弃选择的开花结果。问题的关键在于：任何有责任心的公民，都不应该在制造了政府后又与政府断绝一切联系，任凭它像孤儿一般长大，沾染野蛮的习气，缺乏教养。
关于这一点，大凡有真知灼见者都会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最有效的办法是将政府关进或劝进笼子里，即通过宪政使公权力得到约束。显然，弗里德曼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点，限制权力的最好办法是分散权力，而美国的联邦制的好处是，它不仅允许民众参加选举，还允许他们在不同的州里选择自己的生活。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弗里德曼所主张的，是一个国家不仅要有自己的市场经济，同样有自己的“市场政治”。活跃于政治市场的竞争不仅体现在不同国家之间的移民，同样体现在一国之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迁移。就像他说的，“假如我不喜欢我居住的州所做的事情，我能迁移到另一个州”。
不可否认，时间与地理上的这种开放，正是一个开放社会最动人心魄的图景。这种开放同样表现在，人们不仅有可供选择的市场经济，同样有着可供选择的“市场政治”，那些不为人们接受的，或者经过实践证明不能真正有益于国家与民众的政治，终将被人抛弃。政治市场的形成对于一个开放社会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没有谁可以做出永远正确的选择，如果说政治意义上的选举意味着在时间上公民可以“通过选择救济选择”，那么日常生活中的自由迁徙同样意味着人们可以在地理层面“通过选择救济选择”。这也是为什么当法国前总理若斯潘疾呼“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时，笔者则主张“要市场经济，更要市场政治”的原因所在。没有市场政治，就不会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也只有当政治进入市场，充分竞争，才有可能创造出廉价而有力的公共产品。
【选择与真理】
假如我们承认市场的意义在于促成交易各方以平等的讨价还价获利，那么，就不能忽略市场的出现同样关乎精神革命。即，在市场经济与市场政治面前，每位“经济人”与公民都可以选择一种抬头挺胸的生活。进一步说，政府维护的是程序正义，是如何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但是它并不负责或垄断每个人对生活意义的解释。就像体育场上的裁判员无权过问运动员在家里时是否早睡早起，究竟和谁在谈恋爱一样。
回顾人类历史上的权力运行，我们同样发现，几乎所有“前现代政治”都有着一个共性——从表面上看，权力拥有者都会或多或少地承认自己不过是在代行某种神圣的权力。而这种“神圣的权力”要么来自一个虚拟的民众实体，比如“人民”“群众”，要么来自某种神秘的力量，比如“上天”“上帝”“神”等等，而不是那些具体的、掌握选票的人。在此情形下，无论是代行“人权”，还是代行“神权”；无论是君王或政府，作为权力拥有者与使用者，它们都是民众获取权利的唯一中介。而且，在口头上君王或政府至少会承认自己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万民之福”。
在此，不妨将这些政治称为“中介政治”。显然，“天子”“君权神授”等等统治术都是这个逻辑的延续。就“天子”而论，如果我们将民众比做A（此岸），将君王比做B（唯一桥梁），将天比做C（彼岸），表面上看，君王存在的合法性是天赋予的，但是，究竟天有怎样的意图，解释权完全在君王手里。换言之，权力的起点表面上是在C那里，实际上是在B那里，B因为有强力的解释权而在这里拥有了对C和A的绝对主动权。B想要“天”具有怎样的意义，“天”就有怎样的意义。当社会认同这种天的统治，同样意味着臣民在君王的金口玉言中不断地被添加意义。
启蒙运动以来，“人民”这一概念和“天”一样，被强力随意定义与打扮。所谓“人民”不过是从此岸的民众（A）中提炼出的一个具有神性的概念。从表面上看，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人民”，但是，由于它是一个虚拟的主体，一个可塑性概念，其解释权在政府手中，这也意味着权力的起点仍在政府。事实上，这也是纳粹当年口口声声代表人民，最后却只能代表人民作恶的原因所在。
不难发现，在“前现代政治”时期，人们尊重的不是精神平等的契约，而是一些神秘力量。一方面，皇帝、教会、极权组织都会通过对上天、上帝、人民等概念的解释来合法化、强化自己的统治，他们吹嘘自己是上天之子，或是通向天堂与真理的唯一中介，并且漫天要价，收取天价过桥费与中介费；另一方面，当民众在法庭上反抗而不得时，同样会将自己的拯救希望诉诸鬼神，有的甚至还会希望自己变成厉鬼，为往世的冤屈复仇。对鬼神资源的挖掘，为我们生动地展示了长期存在于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悖论——人类的正义只有通过“非人类”的赠予才可以解决。
在人类的心灵深处，“非人类”总是那样迷人。那种先验式的“天赋人权”总是比生长于大地上的“人赋人权”更具有合法性，也更具有煽动性。所以，历史上即使是那些“人赋政权”的起义，通常也会打出“天赋政权”的旗帜以招揽民心。比如说在中国，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时以鱼腹藏书言明“天意”，表明是“天”要灭秦；水浒里的造反派同样搞“替天行道”，借“天”落草，继续上演“天民反抗天子”的历史连续剧；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让杨秀清口吐白沫，搞天父与天兄的“行为政治”，就在口中白沫四溅之时，这位“米斯特杨”立即变成了一部传达上帝旨意的传真机。当然，这与上帝联网的传真机的真正价值就在于世上仅此一部，正是这种绝无仅有垄断了来自天堂的所有消息。从这方面说，历朝历代，以祖宗、上天或真理之名义夺权者，多半都有一个口吐白沫，争当上帝传真机的过程。谁又能说，前苏联的《真理报》不是这样一部收发真理的传真机呢？
伏尔泰说：“如果上帝不存在，就应该把它造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真诚地相信，人类确实制造出了上帝。二十世纪，当启蒙运动将人的理性上升为真理，而权力拥有者因为独占真理而获得某种神性时，他们同样将自己变成真理与民众之间的唯一中介。不同的是，从前所谓的“君权神授”，此时变成了“政（府）权（力）真理授”。权力垄断了有关真理的一切定义与解释，从而使自己变成了真理的唯一生产者与捍卫者。
如果说民主是“通过选择救济选择”，那么专制则是“通过真理救济真理”，两者虽然都是行动上的重复，但其意义却有着天壤之别。民主“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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