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重新发现社会-第19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具体解答步骚如下：
第一步：假设A＋B=C；
第二步：推出（4A…3A）＋（4B…3B）=4C…3C；
第三步：整理方程式4A＋4B…4C=3A＋3B…3C；
第四步：提取公因式4（A＋B…C）=3（A＋B…C）；
第五步：去掉同类项（A＋B…C）。
看到这里，有些读者一定会兴奋起来。他当然知道4是不等于3的，这是常识。否则，这世界也太荒谬了吧。然而为什么出现这荒谬的等式呢？聪明的读者大概注意到了，问题出在第一步的假设上：
既然A＋B=C，那么第四步“A＋B…C”便会等于0。也就是说，4（A＋B…C）=3（A＋B…C）实为0×4=0×3，而这个等式之所以成立，正是因为这个0已经“毁灭”了与其相乘的任何数字的价值。
在此，我不是为了研究数学，而是想借此机会表明我对历史的态度。回想世人否定一切历史、打倒一切旧文明的态度与行为，何尝不是将这个“否定一切的0”加入了这个乘法运算，从而颠覆了世界的秩序，使世界失去本真的意义？这个“0”就像一场否定一切的荒诞革命，使历史创造都灰飞烟灭，余下就是“一穷二白”了。
而我所谓做“历史的加法”“历史的增量”，追求的是文明正向的累积，而以“否定一切的0”做“历史的乘法”，实则是使历史归零，归于虚无。在我看来，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凡急功近利地以为只要否定过去的一切，便可以从头再来，便可以开创一个“勇敢新世界”，都是不切实际的。忽略0在乘法运算中具有否定一切的能量，其最后所能收获的“文明的等式”，只能是“0×4=0×3”式的毁灭与“4=3”式的荒诞。
【历史的加法】
在此，我们不必赘述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所走过的曲折。只霈通过几个生活的片断，谈谈过去的“革命思维”对今日中国仍然有着怎样的影响。
2006年河南项城市政府打算投6500万元巨资，大规模维修袁世凯的旧居，并为此动员市民捐款。倡议一出，立即引来部分公众的讨伐。除了抗议政府动员纳税人捐款外，也有不少人将矛头指向了袁世凯的历史地位——由于袁某人“窃取了革命果实”，是中国宪政运动史上的历史罪人、一个复辟主义者，所以，为其重修故居是个错误。更有甚者认为此举是为那些顶过王冠的死鬼招魂。
中国人常讲“爱屋及乌”，意思是说“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号召捐款一事诚然值得商榷，至于后者，由于人们习惯于把袁当成中国历史上的“不吉祥的乌鸦”，在其故居问题上，大家无疑有点“恨乌及屋”了。
此前不久，浙江横店集团宣称筹资200亿元，准备耗时五年在横店再造圆明园时，面对波涛汹涌的反对之声，笔者提出“增量历史”这一概念。意思是，面对历史与未来，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多做“历史的加法”，既为还原历史，也为盘活历史的存量、谋求历史的增量。
其一，就历史本身而言，为更好地了解过往的一切，社会理应尽可能多地发掘史料，务求接近历史真相。不可否认，今日史学研究多有“英雄主义”倾向，就像树典型一样做“历史的减法”、削枝去叶，仅将余下“有用的事迹”入史。以至于我们的历史粗犷得只剩下两极分化的“好话”和“坏话”，只有著名的“好人”和“坏人”。
其二，着眼未来，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创造、不断谋求历史增量的过程，一个循序渐进、点滴积累的过程。为此，要尽可能鼓励创造并保护已有的创造物，因为人类一切增量历史都源于创造的累加。历史存量加上增量将转变为一个更大的存量，见证人类文明的累积与成长。
关于前者，袁世凯的一生并非只有83天，今人否定袁世凯，只是反对袁氏当国，夭折了革命，显然这与其故居没有任倚关系。事实上，袁世凯的故居，也是父辈遗留下来的，作为历史文物，有理由得到修葺与保护。这也是二十年前河南省将袁宅列为省级保护文物的一个重要原因。
谁也不会一口咬定袁氏当上皇帝是因为故居为他打开了魔法之门。果真如此，恐怕需要拆除的就不只是这灵异的故居，还应该包括住了二十几位皇帝的故宫。
至于后者，如果修葺旧宅可以较好地保留旧时建筑的风貌，对于历史存量的保持与增加无疑是有益的。一方面，该旧宅见证了旧中国的一段历史；另一方面，我们至少不能否认那些为了讨生活而建起该宅子的民众的汗水与智慧。若是因袁废宅，是否意味着我们对那些名不见经传者的人生及其平凡无奇的创造进行了某种意义上的株连？显然，那些人在做“历史的加法”，与此相反，主张拆去旧宅者，所做的却是“历史的减法”，历史并不会因为他们雷厉风行“拆屋子”而有所增益。楚霸王一把大火，并没有烧掉帝制，他烧掉的只是无数劳工用血汗换来的一座建筑。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德国，有一个小镇准备砍掉希特勒当年种下的一棵树。其实，树木何辜？
【将汉字绑去杀头】
汉字，让中国人诗意地栖居。今日中国人无不庆幸汉字逃过了上一个世纪的劫难。它祸起中华衰微的国运，也源自城市脆弱的人心。好在这毕竟是个伟大的民族，穿越历史无穷的险境，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终以忍辱负重之心，使中华文明薪火相传，未蒙灭顶之辱。
1918年钱玄同首先在《新青年》上发难，在这篇《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中，钱玄同称，“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钱玄同希望中国能废除汉字，因为“处处都足以证明（汉字）这个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那个时代大多数有头有脸的文人，对用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汉字几乎到了仇恨的地步。鲁迅被称作“民族的脊梁”，却差点上房揭了“汉瓦”，将汉字绑去“杀头”。鲁迅说，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若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与此同时，文人政治家瞿秋白也不甘承弱，其对汉字的辱骂几乎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蹉最恶劣最浑蛋的中世纪的茅坑。”在瞿秋白眼里，拉丁文字是印有ISO9001标签的抽水马桶，代表先进文明。
清末以降，国事既已衰微，西学乃当务之急，“西体中用”“中体西用”之争便是明证。糟糕的是，中国大多数激进知识分子为使“东方不败”，纷纷将西文视做葵花宝典，“欲练神功，必先自宫”，索性阉了这“象形文字的残余”。透过一个世纪的烟云，回想起历史上的这些声音，笔者时常惊诧于中国知识分子勾肩搭背、群起赶时髦时有多么疯癫。无论是国统区的国语罗马化运动，还是“汉字一定要走拉丁化”的“反右斗争”，都让我在事后想起它们时冒一身冷汗。语言是一个民族的血液，是承载文明的江河，失去它，就失去了根本。这与古人所说的“亡其国，先亡其史”的道理是一样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若是将汉字消灭了，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山河”就不在了。
陈独秀与胡适也是主张废除汉字的。只是胡适态度稍显温和一些，认为一切都得慢慢来，先把汉字变成白话文，再谈消灭汉字，因为文言文里有太多的单音节词，“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胡适持此主张，虽是权宜之计，但他的白话文运动让汉字这个“象形文字的残根余孽”能爬出“中世纪的茅坑”，多少算是救了汉字。所以才有今日汉字与拼音同生共气的机会，这大概是迄今为止最经典的“中西合璧”了。
其实，真正“茅坑援手”、挽汉字茅坑于既倒的还是不愿“被进步”的中国老百姓。因为在精英们努力推广罗马汉语和拉丁汉语时，草根阶层大多“甘心愚昧”，没有一点“与时俱进”的精气神。所谓思想的“龙种”收获现实的“茅坑”，字母化在中国一直只停留在自负革命的知识分子的书斋里，汉字因此存活下来。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可以“愚昧图存”的例子。它让我相信柏克所说的保守主义有其宝贵的一面。
【“Exiled to English”】
以上是我2003年写在《汉字与国运》一文中的主要内容。关于此文，网上曾经有很多讨论。在我看来，上世纪初许多中国人主张废除汉字，实乃逻辑上出了问题。清末中国出现严重危机，包括民族心理。废汉字，即是这种心理危机的失控、泛滥。此景，如农民种庄家，遭受虫害，颗粒无收。第二年，不去努力灭虫害，却要消灭种子。如此舍本逐末，再文盲的农民也不会去做。事实上，这秀美的汉字不但不是中华文明的施害者，反而是文字狱的受害者。
至于我们该如何改革汉字，我想最紧要的还是还汉字以自由。胡适等人在新文化运动做了些努力，如文言变白话，汉字有了大进步，形式上得到了一定解放，然而精神上汉字仍不自由。几年前，我译陈彦先生的《中国之觉醒》一书，如同用法语开“三中全会”。为什么呢？因为他原籍中国，我来自中国，书也是中国研究，用的却是法文。最初我对海外华人忙着用外语写书很不理解。后来在巴黎大学做了几篇论文，渐渐有了共鸣，有次竟一口气写了十几天，忽觉快意平生。为什么？这并非我长于写法文，而是因为没有不自由，意创笔随，无拘无束。我瞻前顾后，无非查查字典，校校语法。几年以后，当我在《纽约时报》上读到旅美华裔作家哈金写的《Exiled to English》（逃亡到英文）一文，更是感同身受。
西文较汉字并非优越却有优势，这和文字本身无关。我从不怀疑汉字的表达能力，况且，表达方式可以变化多端，比如从诗到词，从戏曲到小说，从文言到白话。我长在江南，漂泊异乡，每念及少年情境，常回吟丘迟之“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可谓梦萦魂牵。今天白话再好，也是抵达不了这几句骈文的意境的。当说，各种文体，各有各的千秋，各有各的繁荣，也各有各的局限，若只限于其中一种，汉字仍不自由。唐宋诗词的繁荣，不失为中华文明的瑰宝，但这种格律词牌让文人才子醉心写了几百年的情绪，玩填字游戏，也是一种局限，还是因为汉字不自由。
汉字逃过上世纪的劫难，终是件令人欣慰的事情。如果我们失去了母语，我们的心灵将会面临怎样的漂泊，当我们的孩子读不懂我们的童年，又将是怎样的惆怅悲伤？写《汉字与国运》一文，并非笔者泥足保守，而是心向更真实的自由。寄语中国，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对过去的一切，现在的一切，多点理性和宽容，更不要视自己文明为无物。所谓“苏格拉底有苏格拉底的庙宇，孔子有孔子的庙宇”，将自己的文明连根拔去，终究是不理智的。今日对汉字最好的改造，不在于向外求，而在于给汉字更多的自由，更理性、更宽容地对待汉字和使用汉字的人，这点政府和民众都有责任。使用汉字的人，珍惜已经获得的自由，也宽容他人使用汉字的自由，努力争取完全的自由。若说汉字与国运之有关联，仍在于汉字是否自由。
【“民国不如大清”】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一书中提到“民国不如大清”的现象。“一个曾经数千年不断改革修正的政治社会体制，不可能一无是处，在抵挡不了西方文明的挑战而逐渐崩溃之时，断壁残垣之下往往也有黄金和名人字画，不可玉石皆焚。不幸的是，我们老一代的探索者多是一次革命论者，以为一座合乎他们理想的西式摩天大楼立刻就可耸入云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群众露宿街头，饿殍载道，疠疫横行，如此则受害群众就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国不如大清了。”
在这里，我们不妨将“建新居”理解为做“历史的加法”，而拆旧居理解为做“历史的减法”。不可否认，人类在革故鼎新中进步，有时也不可避免地会用到“历史的减法”。然而，要想做好“历史的减法”，首先要做好“历史的加法”。否则，就难免会出现唐德刚所说的“群众露宿街头，饿殍载道，疠疫横行”那种状态。虽然我们从价值上认同民国较清朝、民主伊拉克较专制伊拉克是个进步，但是，如何在转型进程中先做好加法再做减法，无疑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笔者曾将中国的传统总结为“拆迁”二字。转型期的中国，“China”也时常被人们念成“拆哪”，以此自嘲中国式“拆迁文明”。虽然中国有几千年文明，然而，所谓气象万千的农民起义，都不过是一个朝代对另一个朝代的拆迁运动，而且都是先拆迁，后搬家。与此相反，由于时刻保有我之所谓“增量历史观”，文明晚于中国许多城市的巴黎却成了世界上最诗性浪漫、最有文明气息的城市。相信所有到过巴黎的人，都会感受到“增量历史”所带来的震撼。
事实上，我之所以主张废除死刑同样是出于对增量历史的考量。国家以多数人的名义将束手就擒者绑去杀头，并不会使历史有所增加。在我看来，“杀人偿命”同样是在做一种“历史的减法”。如两百年前贝卡利亚所说文人小说下载，国家对杀人犯进行报复，实际上是安排公共杀人犯杀人。断头台竖起之时，即是在杀人犯对人类做了一次减法后，再由国家做一次减法。
一个旧制度可以被消灭，继而代之以新制度，借此达到历史增量的完成。然而，杀死一个人，并不会使人类历史有所增加。死刑判决只会给人类带来长期亏损，一个人不会因为被消灭而变成一个新人，所以这种“历史的减法”将是永久的。
【从猢狲怎样到公民？】
2006年，萨达姆终于被吊死了，这一点已经确凿无疑。有疑问的是，被吊死的究竟是个独裁者，还是个老头？
打掉王冠，割掉脑袋。有人欢呼，独裁者得到了“应有下场”。然而，在我看来，独裁者的“应有下场”是从权力体系中消失，而非在肉体上消失。事实上，萨达姆被剥夺一切权力、被剔去所有尖牙和利爪的时候，“独裁者萨达姆”便已经死了。
伊拉克没有因为独裁者被吊死而恢复安宁。在萨达姆被处死之后，伊境内发生数起暴力事件。美联社2009年4月公布的一份统计数字显示，伊拉克战争至少造成了11万伊拉克平民的死亡。截至2009年11月9日，驻伊美军士兵死亡人数已达4362人。各式冲突更给人一种“诸神渴了”的乱象。没有谁会怀疑美国政府深陷伊战泥潭，而伊拉克也已坠入内战的深渊。
12月24日，美国《时代》周刊将伊拉克人选为年度重要人物。入选理由是“挣扎在死亡线的边缘”。自“解放”以来，伊拉克百姓每天都在经受无尽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即使是在萨达姆当政时期，这个国家历经十二年多的经济制裁，伊拉克民众也从未遭遇过如此地狱般的生活。
在此笔者并不怀疑民主之于伊拉克的价值，但是伊拉克今天的乱局，难免给人一种“民主伊拉克”不如“专制伊拉克”的错误印象。这不是“民主伊拉克”不好，而是“民主伊拉克”的大厦根本没有建立起来，而“专制伊拉克”的流弊却在大街上明火执仗、耀武扬威。
几年来，随着萨达姆这棵大树的倒掉，原先的猢狲早已散尽。然而，对于这些猢狲来说，如果在树上曾经有过“美好生活”，或者觉着下树后的生活不如树上或想象中如意，多半要找机会重新上树。
如上所述，美国大兵将伊拉克大树锯倒，将猢狲赶跑。然而，旧树已去，新楼未建，今日伊拉克犹似花果山。臣民时代的猢狲若不能直接住迸民主时代的房屋，且逢乱世，就难免要忍受此一过渡时期的天寒地冻了。
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从猢狲到公民，此一转变决定于各种社会力量的成长，而社会成长的关键就在于个体权利与意识的崛起。在此转型过程中，外力与内力的共同作用无疑是重要的。然而，战争的害处即在于打破或中断了原有的历史积累，并且增添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总结美国和伊拉克以及伊拉克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屠戮，不难发现，这两个国家仿佛被报复诅咒。如甘地所说：“以眼还眼，只会使全世界都变成瞎子。”显然，今日伊拉克最需要的是和解、宽恕与拯救，而不是将那些“罪恶者”推上绞刑架，继续做人类的减法。从这方面说，美、伊政府坚持处决萨达姆，既是放弃了萨达姆身上可资促进伊拉克和解的资源，也可能为当前的“复仇之局”雪上加霜。
第六章 网络社会
鱼群从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集体斗争，它们只是想怎样从网眼里钻出去。
——索尔仁尼琴
平日里最让人着迷的是穿越藤桥……没什么比这个蜘蛛网更优雅，也没什么比它看起来更脆弱。
——安德烈·纪德
自从有了互联网
毫无疑问，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我即媒体”（I the media）的自媒体时代。博客、DV以及其他便捷、大众的传播方式正在改变新闻业的面貌。当人人都可以拍DV，都可以写网志（博客），他们也都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记者或者“议员”。
网络不仅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而旦创造历史。在这个“人各有志”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自主地记录自己的生活与遭遇，并且借助网络等新兴媒介在公共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做一个寂寞而真实的桅顶了望者。若得幸运之神的眷顾，还会凭着自己无意的一瞥，撞开历史多情的一页。正是看到这一改天换地的变革，2006年美国《时代》周刊将网民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
【锄头、流水线与电脑】
在过去，在网上冲浪被当做一种时尚，而现在更是一种必须的生活方式。阿尔文·托夫勒曾经在《再造新文明》一书中断言：世界迎来了第三次浪潮。第一浪潮是以锄头为标志，第二浪潮以流水线为标志，而第三浪潮则是以电脑为标志。第二浪潮的大众化社会已经为分众化社会所取代，同质性社会为多样性社会所取代。如今，伴随着各种社会性软件（Social software）和社会性网络（Social working）的兴起，互联网文明早已经开花结果。
对于流行于网络上的意见，有人可能会说，网络意见是一种不全面的意见，不代表民意。这种批判多少带有一种乌托邦的意味，因为直至今天，历史上大概也没有什么民意是全民一致达成的，要不怎会有更像是权宜之计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事实上，在分众化社会到来之际，如何维护少数派权利更是现代政治的首要任务。如果将网络意见视为民意中的一部分，就应该相信任何网络意见，哪怕只是从网上发出的一个孤独的声音同样值得政府与社会重视。
2007年的“周老虎”事件可谓轰轰烈烈，当有些人将“全民打虎”的起因归咎于政府的“诚信危机”时，我却更愿意看到社会变迁的另一面，并将此归功于中国公民探寻真相和表达意见的能力的崛起。而“厦门PX”事件之解决，同样得益于网络（包括短信）。拜其所赐，一场“无组织、有纪律的散步”在一夜之间得以酝酿。
尽管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谣言”与“错误言论”的传播，让一些多愁善感的正人君子心怀忧惧，甚至竭尽所能掩饰这个时代亟须医治的溃疡。然而，即使如此，在关键时候互联网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温暖、惊喜与光亮。自从有了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格局产生了巨大变化，每一个人都可以轻松地成为一个“新闻社”、一个“编辑部”、一部“电台”，一个“伸张权利的终端”，从“史上最牛的钉子户”到“厦门PX”事件中“手持短信”的散步者，这一切无不表明：如果有可以持续的自由权利，每位公民都能顶天立地。
中国之民意崛起，来自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来自现代网络科技的发展。如果承认在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暗合了“重新发现社会”的过程；承认中国在逐渐地告别过去那种一切以政治为中心的“上下高度一致”的时代，就不难发现，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互联网发展，客观上都是在个体平等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横向的联合。如前所述，中央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最重要差异就在于：前者的信息是垂直流动的，而在市场经济中，信息主要是水平及对角流动，买卖双方在各个层次交换着信息。
与此同时，互联网的过度繁荣也映照出现实生活的满是无奈。试想，若不是现实生活不如人意，无处可去，谁会整天泡在网上？若不是没有相濡以沫的爱情，谁又何苦天遥地远地与未来网恋？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网络似乎更像是现实世界的流放之地，寄居其中有时亦不过是在失乐园后自慰与自救。互联网见证了转型期中国人的怕与爱，当人们不能种好自己现实中的田地，无力在大街上获得权利的收成，便只好对着小小的鼠标称颂不已，仿佛那是漂荡在浩瀚波涛之上的装载着国家未来的夜航船。
【自古英雄出博客】
开放时代是个“人各有志”的时代。网志的兴起，无疑是开放时代最好的注脚。
人有表达的欲望，就像《西游圮》里，孙悟空不忘在如来佛祖的指根书写“齐天大圣到此一游”。世界各地，凡是能书写的旅游景点，我们都能看到会有人涂鸦。同样，古代文人墨客到某处都是心血来潮，留下墨宝，比如说古代的题壁诗，这种艺术形式始于两汉，南朝时渐多，至唐宋更是盛极一时。这些可以理解为最早的博客或BBS。
当然，那时题壁诗盛行，主要原因是雕版印刷能力有限，大量诗歌不能刻印出来，而题壁简单易行，只要把作品写在墙壁上，天南海北的人读到它，就可以传播开来，题壁也因此成了诗人“发表”作品的重要途径。
宋代可考的著名的题壁诗及其作者有王禹偁《题僧壁》、苏舜钦《题花山寺壁》、王安石《书何氏宅壁》、杨万里《题龙归寺壁》、陆游《题酒家壁》、苏轼《题西林壁》等等。由此可见，旧时飞檐走壁的并非只有金庸笔底的武侠，还有才高八斗的诗人。
有关题壁的佳话很多，最有名的恐怕就是崔颢的《黄鹤楼》一诗了。崔颢题写了《黄鹤楼》之后，李白惊为绝唱，自愧“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唐代，题壁诗骤然大增，开始形成一种风气。元稹写过一首诗：“邮亭壁上数行字，崔李题名王白诗。尽日无人共言语，不离墙下至行时。”周邦彦曾经填过一首《浣溪沙》，其中一句便是“下马先寻题壁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下车就钻到网吧里顶帖子去了。
《水浒传》有一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写的是宋江醉酒题壁。一首“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惊动了朝野。这算是早期的“政治博客”了。至于武松在杀人后，还在墙上吹牛“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倒像是武松给自己的“打虎牌”搞推广，算是“营销博客”。
当然，除了写反诗，其他类型的“题壁”也可以完成政治传播的目的。比如说宋朝有个叫卢秉的，原是县里文书小吏，一个副科级干部，比在重庆彭水县遭遇“短信狱”的秦中飞的官大一点，他在旅馆墙壁上写了首诗，后来被王安石读到，因此得到了升迁。
类似的佳话还有：清代诗人袁枚有一次路过扬州，读到一首好诗，由于当时的政府没有搞“题壁实名制”，作者具名时只留了个“马甲”，因此害得袁枚到处打听，忙了一年多，所谓“好叠花笺抄稿去，天涯沿路访斯人”。在信息沟通困难的古代，旅店、寺院等供人歇宿的地方，是信息传播的重要场所，但也只是传播而已，双向交流就困难了。
囚禁自由人的墙壁也时常为自由人所用，变成一台维护“政治博客”的服务器。比如说，谭嗣同在狱中便写下了“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最有风情的题壁当属郁达夫。1931年，在游桐庐严子陵钓台时，这位忧郁的才子乘着酒兴在祠堂高墙上题了一首名为《钓台题壁》的诗，其中两句“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早已广为人知。
有人感慨，中国是个“口号国家”。无论城里，还是乡下，今天人们见到最多的政治宣传就是标语口号。诸如“谁放火，谁坐牢”“宁可血流成河，不许超生一个”等等，这些烙有这个时代鲜明特征的宣传也算是“组织博客”或“官方博客”的重要内容了。
类似的博客形式还有很多。黑板报，就是这样一个博客。有一年，我回到阔别多年的中学，站在学校的黑板报前看了许久，感觉自己像在读博客。读到其中一句话，也颇有一些感慨——“时间不会流逝，流逝的是我们。”其实，人生最大的不幸或无奈还在于，在他的有生之年，看到“旧制度不会流逝，流逝的是我们”。我有位朋友在MSN上签名：“我能想到最痛苦的事，就是和这个制度一起慢慢变老。”
【让博客口述历史】
最早接触“口述历史”（Oral History）一词是在几年前读唐德刚的时候。
唐德刚有本书叫《胡适口述自传》，它为我从此打开了胡适之门，同时让我对口述历史有了深刻的印象。唐德刚是胡适晚年的入室弟子，多年坚持口述历史，最具影响的就是《胡适口述自传》。
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口述历史一直是西方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1948年，美国史学家A。 内文斯（Allan Nevins）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近代中国的许多历史名人的口述传记，如《顾维钧回忆录》《何廉回忆录》《蒋廷黻回忆录》等便是由这家机构组织完成的。
按照唐德刚的说法，自古以来，中国便存在口述历史。而“口述历史”的历史至少可以推到“荆轲刺秦王”。司马迁的《史记》，很多章节便是依靠古人的口述写就。
什么是口述历史？美国作家唐诺·里齐（Donald A。 Ritchie）在《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一书中给了一个学理上的定义：“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汇集传记者谈自己关于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的一些个人观点。口述历史访谈就是一个准备完备的访问者对受访者提出�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