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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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里所指出，“中国政治家的生活和国事文件，好像卢梭的忏悔一样，充满着最崇高的情感和最卑鄙的行为。他杀了一万个人，然后引述盂子的一段话，讲人的生命是神圣的。他把修河堤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结果使全省惨遭洪水之害，然后他再悲叹耕者失其田”。

作为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人性剖析最深刻的人士之一，明恩溥的批评，同样可以作为一种外来信息加入到对中国传统的改造。

【传统的发明】

谈到传统的改造，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个经典的“寓言”。

实验人员把五只猴子关进一个笼子里。笼子上面挂着一串香蕉和一个自动喷水装置，只要有猴子拿香蕉，马上会有水喷向笼子，将五只猴子淋湿。每次尝试都失败后，最后猴子们达成共识：不要碰香蕉，否则水会喷出来。

后来，实验人员把其中一只猴子换掉，换进一只新猴（A猴）。“A猴”看到香蕉，立刻去拿，结果被另外四只猴子暴打一顿。因为那四只猴子认为“A猴”的行为会让它们淋水，因此齐心协力制止“A猴”碰香蕉。当“A猴”的每次尝试都会引来一阵暴打，它便很快接受了香蕉屁股摸不得的所谓“猴子共识”。

用相同的步骤，实验人员陆续换掉了所有旧猴。当新来的“B猴”想拿香蒸时也遭到其他猴子的慕打。有意思的是，维持秩序者同样也包括“A猴”。当禁忌变成了一种传统，“A猴”变成了传统的忠实捍卫者。就这样，当笼中猴子都被换成新猴子，也没有哪只猴子敢动笼子顶上的香蕉。它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原因香蕉成为禁忌。即使实验人员早已经挪走了喷水装置，猴群仍会通过他律与自律来维护它们的“猴子共识”。这便是“传统”的由来。

当然，这里的传统是一种消极的传统。就像房龙在《宽容》里写的一样，第一个走出山谷的人，回来后注定要被乱棍打死。套用哈维尔关于人权与主权的叙述，这个故事同样告诉我们，“人是上帝的造物，传统是人的造物”。传统只有不断地被发明，被改造，真正以人为本，传统才会有价值。

关于传统如何被发明，在霍布斯鲍姆主编的《传统的发明》一书中有详细叙述：“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作者通过对威尔士的民族服装、苏格兰的典籍再造、英国皇家仪式变迁、英国统治下印度庆典礼仪的变化、非洲民族对英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模仿以及1870至1914年英、法、德三国民族节日和大众文化方面的变化等不同的个案来详尽地论证“传统是被发明”这一似乎违背常识的看法。在这里，传统不再是不变的、恒定的历史连续性叙述的神话，而是源于晚近历史的“发明”和“生产”。

在中国，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汉人的头发。清军人关时，为了保住所谓“头可断，发决不可剃也”的传统，因此有了“江阴十日”，清军屠城，死17万人；至清廷势去，民国初立，过去“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头令又变成了“留辫不留头，留头不留辫”。而时至今日，中国男人的长发传统与辫子传统早已双双绝迹。

就像汉语被发明并成为中国人的母语一样，一切文化、制度和思想一样，也都是人之造物，都是被人发明出来的。人类文明的杰作，就是通过人力一点一滴地努力，终于聚沙成塔、滴水穿石，在有意无意中创造出来的。

【传统无国界】

德国外长费舍尔谈到德国与欧盟的关系时意味深长地说：“德国是我们的家乡，欧洲是我们的未来。”当然，我们可以放宽过去与未来的视界，将这种文化观念应用到人类全部的历史。

必须承认，“传统”语义的模糊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偏见。有人刻板地以为“传统”就是“传而统之”，就是坚守本土文化，于是倾向于将自己的文化走向海外视为对传统的弘扬，而将外来传统的引入视为文化殖民或侵略。

如前所述，“传统即信息”，传统一经发明，就不可能像国家机密一样被死守，或像祖传秘方一样代代单传。开放与传播是信息的属性，传统一经发明，其所面对的注定是全世界。真正的文明会让人类相通，任何先行者都不会独享自己的文明。尽管传统的发展，有强弱先后，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任何国家或民族的传统，都从属于人类这个大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只是历史风云际会，各自发展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形式。人类不过是徘徊在理智与情感之间的钟摆，它决定了不同的传统同样具有某种同一性。

有人曾经得出结论，认为直觉是东方的传统，理性是西方的传统。譬如说，古往今来，中国的学说，包括政治、社会与人生，多是语录体的结论，而没有推理的过程。然而，我们不能就此论定中国没有理性思维的传统，那些理性思维的传统只不过是被历史的烟尘所掩盖，失去了往日的光辉罢了。

有位法国老人曾经问过我一个简单的问题，当我转述给中国学生，无一答错。然而，我的一位法国校友却被难住了。

“本雅明有三个姐姐，每个姐姐都有一个弟弟，本雅明家有多少兄弟姐妹？”相信读者立刻就能得出答案。大概过了两三分钟，这个法国学生算出来了，答案是七个。本雅明，加上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再加上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再加上一个姐姐，一个弟弟。我说，答案不对。他仍不信，继续在纸上画三条线在求证。直到我和他讲每个弟弟都是本雅明本人，他才恍然大悟，说自己笨。

讲这个故事，并非要证明法国人笨。法国是世界上鲜有的具有创造性的民族，它不但为世界进步贡献了笛卡尔、帕斯卡、居里夫人、雨果、托克维尔，同样贡献了奥运会与世界杯，甚至欧盟。然而，人类的思维却是那样奇特无比，“理性”有时也会让我们绕弯路。倘使我们不能意识到自己理性的有限性，难免执迷不悟，将半吊子理性视为真理。不可否认，启蒙运动以来出现的一系列乌托邦悲剧，正是与此有关。

当然，东方人鼓吹的直觉同样面临问题。黄仁宇曾在《万历十五年》中批判中国“以德治国”和没有数目字管理。在我看来，孔孟之学便是一种源于直觉的学问，而专制中国所建立的统治，同祥是一种疑神疑鬼的直觉统治。得天下者终日疑心他人谋反，于是“从直觉中来，到幻觉中去”，把整个国家变成一座上至皇帝老儿、下至黎民百姓都无法脱逃的监狱。而“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式文字狱案的发生，更见证了这种疑神疑鬼的直觉统治走到了极致。

今天，我们可以批评中国古代的注经学问没有发展成诠释学，批评巴金没有达到索尔仁尼琴的高度。然而，中国并非没有抽象思维的传统。

举例说，庄子便是一个很好的逻辑大师。事实上，庄子在欧洲的普及程度，并不逊于孔子。庄子因“化蝶”“子非鱼”等著名思辨收获的美名，甚至超过了孔子。同样，《墨子》的思想也有很强的思辨性。

两汉时期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不能说它没有思辨性，而魏晋玄学更是“中华民族抽象思维的空前发展”（冯友兰语）历史上没有哪个时代能像魏晋那样沉迷于抽象思维。《世说新语》里便有这样一个故事：某户人家在婚宴之后安排了一个辩论会。当时人们谈论的问题主要是有与无、共相与殊相、一般和特殊等的关系，因此被称为“玄学”。其时盛况，不禁让人想起流行于十八九世纪英国的咖啡馆与法国的沙龙。

《晋书》里有一个“看杀卫玠”的典故。据《卫玠传》载：“京师人士闻其姿容，观者如堵。玠劳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时年二十七，时人谓玠被看杀。”意思是卫玠玉树临风，活活被京城里色胆迷人的粉丝团给看死了。

不过，《世说新语》认为卫玠之死另有原因：卫玠渡江后，去拜见王大将军（王敦），晚上坐着闲聊，大将军就召来了谢幼舆（谢鲲）。卫玠见到谢鲲很高兴，都不顾和王敦说话了，就一起谈论玄理，直到天明，王敦也没插上话。卫玠身体向来不好，母亲不允许他应酬太多。由于当晚疲惫过度，卫玠从此一卧不起，一命呜呼。

也就是说，卫玠是狂热于辩论而累死的。

中国的传统充满悖论。一方面，要格物致知；另一方面，又要经世致用。显然，过于强调经世致用，格物致知便会受影响。对于卫玠而言，空谈只是误了自己的身体。然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空谈则被理解为“误国”。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反思中国为什么没有西方社会系统的政治学理论时曾做过如此分析：

“汉代兵制是全国皆兵的。在西方，直到近代普鲁士王国在俾斯麦为相时历经了不得已的压迫才发明了这样的制度的，而我们在汉代也就早已实行了……近代的中国人，往往藐视自己以往的政治传统，又说中国没有成套的政治理论，没有大的政治思想家。当然，在中国以往的著作里，很少有专讲政治理论的书，也很少专以政治思想成名的人物。这并不是中国人对政冶无理论，无思想，只因中国的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论和思想，早就在实际政治中表现了。用不着凭空着书，脱离现实，来完成他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

钱穆先生此言未必完全正确，却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思路，即中国之所以没有诞生一套完整的政治理论，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空谈的人太少，知识分子多为“经世致用”的五斗米折腰去了。因此，中国的政治理论基本上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郎中理论。所以，中国没有发明“三权分立”，却发明了“三从四德”。

有理由相信，从知识培育的角度上说，“空谈”不但不“误国”，反而可能成为一个民族集体理性成长的关键。事实上，西方哲学与政治学理论，很多便是从几何式的空谈出发，一点点积累为经世致用的科学的。

2005年，笔者曾在中国驻法大使馆教育处遇到一位职员，这位先生和我谈到中国交响乐之所以没发展起来，就是因为齐宣王的儿子打压了“滥竽充数”。这个说法似乎有些荒诞。然而，我们从中也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附庸风雅、装腔作势，未必全然是坏事。启蒙时代，法国沙龙文化之所以蔚然成风，正是因为许多附庸风雅的贵妇人参与其中，无意中担当了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角色。她们和南郭一样起着“维持形式”的作用。有形式，然后才有内容，在此意义上，我们更能理解正是历史的风云际会造就了传统。

【一个人的传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随着民族主义的抬头，中国“尊孔运动”热闹非凡。近几年更是如火如荼，出了“读经运动”“汉服秀”“文化保守主义”，从文化生态上来说，这一切本无可厚非。让我忧虑的是，那些锦衣玉食的才子佳人，何苦非要在中国选出个“文化黄帝”来惟其独尊。

“天下苦秦久矣”，此苦自在专制主义。众所周知，自始皇帝以后，中国大一统思想盛行。在此背景下，中国历史上的所谓传统，都在不同程度上践行着“成王败寇”的宿命。秦始皇和若干年后活跃于柏林的希特勒一样，抛投书本搞“篝火晚会”，或将人种到庄稼地里去，无非是想形成一种新的独一无二的传统。

汉武帝之后，董仲舒搞“罢黜百家、独尊懦术”，儒家文化虽然从此得到尊重，但也未必迎来了好光景。从此前被始皇帝视做魔鬼，到后来又被汉武帝当做天神，归根到底，侨家文化所受的都是“非人的待遇”。当中原儒文化大行其道，在春秋战国时代生龙活虎的吴楚文化开始气息奄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了中国的传统。五四运动时期，孔子本以为从此可投生凡胎，谁想到黑云电火之下，又被激进的知识分子当成鬼魅推进了臭水沟。

关于孔子及其学说的是是非非，直到今日，似乎仍未脱离大一统的思想枷锁。即使几位曾经与我论战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挟孔子以令诸侯”，又何尝不是想有朝一日在学术上一统江湖。

笔者真正关心的是接下来的问题：今日中国能否建立一种不关乎神鬼，而是关乎芸芸众生的“人的传统”？中国洋洋洒洒几千年历史，难道只有孔子这个千疮百孔的传统？难道孔子生前死后的中国人都枉度了他们的一生，以致中国传统“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当后现代主义者鼓吹一切宏大叙事都已经寿终正寝时，我坚信有个东西却是与人类同在的，这就是人类追求幸福与自由的最大传统。如果今日中国人能够心怀高远，学着打开视界，就不难发现，中国的传统不过是人类大传统中的一个小传统而已。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争自己的传统，就是争国家的传统，争国家的自由。

传统如文化，无远弗届。今日中国人谈宪政、谈人权，往往要先跑到欧洲去找哈维尔先生帮忙。然而，早在一千多年前，中国的孟子就说过“民为贵，社禝次之，君为轻”。短短十个字，便道出了“人权高于主权，主权高于政权（君权）”的真谛，把一个立宪国家的价值取向讲得清清楚楚。

什么是一个国家的传统？在我看来，人人皆有自己的传统，一个国家的传统应该具体到每个人身上。中国人说自己是“炎黄子孙”，其实这里讲的炎黄并非炎帝与黄帝本人，而是一个符号，而炎黄子孙亦更不是炎帝和黄帝的子孙后代，而是炎黄那一代人的子孙后代（当然也包括其他许多外域融入的血统），也就是说，所谓“炎黄”是指一个时代的生息，而非一个家族的血脉。

从血缘上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先；从传统继承上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血缘（或传统血缘），比如我读胡适，胡适的思想便是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进入我的思想；我读董时进，董时进为我研究农民问题加入历史感；我读英人卡尔·波普尔，波普尔同样会成为我在文化上的思想来源。这些思想相互辉映，加上我自己习得的经验与日常的思考，久而久之，会在我身上形成一种既属于我自己，同时又可能影响他人的传统。换言之，传统离不开具体的人，且因人而异，因此传统是有个性的，是可能变化的，而不是大一统、人人可以如法炮制的。

每时每刻都在成为历史，并且形成新的传统。没有哪个时代是属于一个人的。历史也不会为了一个人，或一种思想书写。所以我说，人类有一个大的传统，中国有一个相对大的传统，每个人有自己的小传统。由于每个人成长的环境、经历的世故、接受的教育不同，这个小传统自然也不同。正是这些甚至可能大异其趣的传统，组成了中国的大传统。它们有些被历史淹没，有些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甚至成为流行物。

鉴于有许多比金子还珍贵的传统被王权淹没或被历史遗忘，所以我坚持弘扬传统的最好方式，不是给皇帝老儿迎驾一样让某个曾经称王的传统或学说再次称王，而是逐步恢复历史的记忆，让所有的传统、智慧在知识的图景下复活。我相信凡此种种努力终有回报，就像我们下围棋，一颗貌似死去的棋子，在新的时势下会恢复生机，甚至于无声处翻盘，就像那瓦霍语那样建功立业。二战时期，正是那瓦霍人使用的已经类死的语言，在被编成密码用语后，让日本人很快输了太平洋战争。

在《争自己的传统，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一文中我谈到：我虽然已经离开乡村很多年，却依稀记得老家的坟山上时常有人哭错坟头的情景。想来一个国家的传统就像是一大片坟地，理论上人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祖先，属于自己的传统。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或遇到风暴雷雨，或有人搬走了墓碑，拿去捣衣或做猪场，祖坟因此并不十分清晰可辨。于是来了几个貌似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站在高地之上，指称某个巍峨的土包就是你们所有人的所有祖先的坟，仿佛其他的那周遭的坟头都是兔子逃生时刨出来的。然而，在这个渐次开放，崇尚知识而非真理的时代，谁还会去相信那些鬼话？！谁愿出那哭错坟头的洋相？

【“我们是欧洲的先人”】

言及“中华文明”，人们多随之以“源远流长”。由此可见，文明永远“在河床”“在路上”，处于不断地交汇与形成之中。文明没有定型，只有转型。

如上所述，真正伟大的传统，是人的传统，是具有开放精神的传统。人类千百年来的努力，不过是建立一种关乎人类幸福与自由的人的传统。因此，我们既要敢于面对过去、不遗余力地打捞历史记忆，又要敢于面向未来、倾情打造一个生龙活虎的社会。而不是以“成王败寇”的庸俗与短视来钦定本国“大一统”的传统，或在“子为父隐”的历史观里耗尽青春岁月。

每个民族都有伟大的传统和卑劣的传统，如今领先于世界的文明，不过是伟大的传统压倒了卑劣的传统。西方国家并非自古就尊重人权，上世纪的美国，仍然在废奴运动的旋涡里挣扎；而法国妇女取得选举权，也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事。

在巴黎，我曾遇到一位到欧洲旅行的中国官员。他的心态和中国这个充满活气的国家一样同时充满了悖论。一方面，他为“没落的欧洲”没有北京、上海那样用高楼大厦装点的现代化而不知所以；另一方面，又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中国文化的自卑之情。有一次，他甚至直截了当地问一个德国人：“你们歧视我们中国人吗？”

显然，较之于欧洲，尤其在如何维护人的权利等方面，中国仍是个发展中国家。但是，任何积极推动中国文化与社会改造的人都没有理由自卑。作为历史的迟到者，当代中国人更像是欧洲的先人一样肩负时代命运。今天的法国知识分子不能嘲笑那些致力于国家转型的异乡人，正如他们不能隔着时代嘲笑雨果、大仲马及其笔底走向宽恕的冉阿让和基督山伯爵。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渐渐恢复了信心。笔者以为，弘扬中华传统的最好方式莫过于恢复人们关于过往知识和历史的记忆。只有真心寻找失落的记忆，我们才有可能立足过去再造伟大的传统与文明。当记忆留存，伟大的传统不会死去，即使睡去也会在夜半觉醒；而卑劣的传统，无论如何改头换面、招摇过市，终究会被人们识破与抛弃。

托克维尔说：“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时，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影片《满洲候选人》同样见证人之存在决定于自己的真实记忆与自主块择。当记忆被淘空与置换，当思想被控制与操纵，我们便不再是我们自己。正因为此，我认为这个时代的希望就在于可以不知疲倦地寻找那些供散于历史旷野中的或强或弱的声音，寻找那些我们百倍珍视的信念与价值，共同建设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的伟大的传统。

整理国故：从墨子到胡适

伴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成长，中国同时迎来了传统文化热。众所周知，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从一个曾经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的大国，沦落到在西方的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巨大的反差，使中国知识界在思考这个问题时，纷纷将矛头指向了本国的传统文化，认为它是导致中国落后与受辱的根源。同样，迫于革命形势的需要，扶正革命理想的合法性与优越性，传统文化也被彻底否定。

而当中国渐渐走出意识形态的桎梏，走出“不破不立”“推倒重来”的革命思维，开始诚恳地对待周边国家与地区，尤其是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的发展，人们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并非完全一无是处，而重拾传统文化也被视为中国人恢复民族自信心的一个象征。

当然，在此背后，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如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推动，填补后政治全能主义信仰真空的民族主义的回潮，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认同，社会诚信与商业伦理的缺失，以及政治层面以德治国、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等诉求的推波助澜。正是这些因素所造成的天时、地利、人和，在商业媒体的包裹下，成就了以“孔子热”为代表的“国学热”，以“学术超女”于丹为代表的“读经热”。

【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为了更好地理解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命运，让我们重新审视上一世纪的极端年代。在革命思维下，“整理国故”运动一直被视为一股反动的文化逆流，颇遭物议。论者一方面批评它在政治思想上诱导青年脱离现实政治，另一方面又指责它在文化思想上背离新文化运动的方向。

事实并非如此，胡适并没有脱离中国现实的国情。在揭蘖整理国故运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强调“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所对应的便是当下的问题。而且，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人生切要的问题”，是“关切人生”的“逼人的活问题”，亦即正视社会现实的政治问题与人生问题，而非仅局限于学术问题。虽然中国后来有启蒙与救亡之争，但胡适的意义与远见却是无人可以低估的。

另一方面，“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又是一个在时间上打通过去与未来的先行者与协调者。当时的中国，正陷于两种极端力量之间，保守者极度恋古，而革命者又秉持“不破不立”的思维，认为但要有个好的未来，就必须推倒重来，完全否定过去。如陈独秀所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新青年》6卷1号10页，转引自胡适《新思潮的意义》）

相较而言，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则是介乎其中又超乎其上的一股力量。他们中和、理性，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主张立足“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出中西文明的有机结合点。

胡适认为，“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缪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比如谈到墨家时，胡适说：“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如果能仔细研究，定可以寻出那种学说有许多前因，有许多后果。”胡适又说：“要不懂他的前因，便不懂得他的真意义。要不懂他的后果，便不能明白他在历史上的位置。”他钯墨家思想学说看做先秦诸子思想学说中一部分来研究，考察墨家与其他各家的关系。

至于“整理国故”的目的，就是“再造文明”。据胡适的理解，“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地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地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一点一滴的改造”。

在被称为“全盘”“彻底”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的诸多思想先进中，胡适首先提出要“整理国故”。就像波普尔在晚年主张要有“媒体审查”一样的确有些出人意外。为什么在新文化运动达到顶点、“新思潮”势如破竹的1919年，胡适突然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提出要“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主张？此论既出，立即引起不小争论。

一方面，在胡适的倡导下，从二十年代初起“整理国故”开始流行起来。胡适也身体力行，不遗余力。另一方面，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更有不少人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种整理事业的评价我们尤不可估之过高。整理的事业，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评，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重新创造，它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的进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郭沫若，《整理国故的评价》）回顾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走过的弯路，笔者以为，胡适整理国故的意义与贡献，首先并不在于它是否达到整理的目的。毕竟，整理国故不是一个人，甚至也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而在于他对中国历史所抱持的态度。

在否定历史的革命到来之前，胡适提倡“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主张“一点一滴的改造”，自然有其先知的一面。不过，胡适的这种思想，放在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下，也并非超前。他所要求的，不过是和爱德蒙·柏克所理解的那样，不要全盘否定本国的历史与文化，不要一代代白手起家，做“没有本钱的生意”。

【下跪救不了国学】

“国学”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由于中国文化出现认同危机，人们杜撰出了“国学”这个概念并试图加以拯救。然而，国学的内涵与外延也并不确定。和“关系”一样，“国学”是个中国特色十足的词汇。要想翻译得准确，大概只能直接译成“guoxue”，然后加上各种注解了。

不乐见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当文化保守主义者要求将儒学上升为“国教”时，这些人又将本应体现在“国学”上的“温情与敬意”（钱穆语）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对“国学”的迷信。

比如在2007年，为弘扬国学，郑州市晋唐书画学校把自己印制的十万本《弟子规》无偿赠送给市内小学，作为学生自律和书法选修课。赠书第一天，赠书方的张森校长面对要赠出的5000本书，虔诚跪下。面对众人惊异，张校长称自己是“对国学的下跪”，目的是希望国人从孩子开始振兴国学，与异域优秀文化百家争鸣。

据说这位校长坚持推广国学十余年，由于历史上的“批林批孔”，国学一度沉沦，而一些外来文化以及近利文化则“抢滩”国人思想，致使真正的国学一度没落。现在很多国人都认识到了国学的好处。“越是民族的越是国际的，我对国学下跪，是我要推广国学的决心和诚心。振兴国学必须从孩子们抓起，这正是我免费缯书的缘由。”

本书作者并不怀疑该校长对于“国学”所具有的某种“虔敬”之心，以及匡扶国学的诚恳。显然，张校长跪在尚未成年的孩子们面前不仅仅是一种“抒情方式”，既然“国学从娃娃抓起”，这里的下跪自然也是一种“讲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