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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文历史-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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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
20世纪60年代以降，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大力推介，聂华苓、金介甫相继为其作传，以及一系列相关博士论文的发表，让海外一度掀起了“沈从文热”。
1980年，傅汉思、张充和夫妇邀请沈从文夫妇来美。在美国的3个半月，他访亲会友，其乐融融，到15所大学做了23场演讲，远超预期。沈从文知道有些听众期待听到他关于过往岁月的“受难证词”，但他却没有迎合，讲文学，更喜讲文物。
他在圣若望大学演讲时诚恳地说道：“许多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觉得惋惜，事实上并不值得惋惜……社会变动是必然的现象。在中国近30年的剧烈变动情况中，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很快乐地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作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退隐。”金介甫描述道，“他的语调既表现出中国伟大的传统学者所特有的那种无我的谦逊，又流露出一种欢欢喜喜的精神”，有听众说他活像一尊“弥勒佛”。
晚年沈从文接受英国电视台采访中说，“我的一生的经验和信心就是，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
此后不久，年过八旬的沈从文重返故乡凤凰。黄永玉在《这些忧郁的碎屑》中记录了归乡中种种动人的片段。他对表叔说：“三月间杏花开了，下点毛毛雨，白天晚上，远近都是杜鹃叫，哪儿都不想去了……我总想邀一些好朋友远远地来看杏花，听杜鹃叫。有点小题大做……”“懂得的就值得！”沈从文闭着眼睛、躺在竹椅上说。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会见黄庐隐女儿时心脏病突发，他握着张兆和的手，留下最后的话：“三姐，我对不起你。”
沈从文去世后，国内的新闻一时奇异地没有发声。巴金在家里一连几天翻看京沪报纸，直到18日，新华社才发了简单的报道。瑞典的马悦然从台湾记者处得知消息，打电话向中国大使馆求证，文化参赞竟答从未听说此人，让他震惊不已。马悦然后来透露，如果1988年沈从文没有去世，他确信当年学院将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沈从文。
张新颖希望这本传记“能够思考一个人和他身处的时代、社会可能构成的关系”。沈从文昭显了一种生命形态的可能性，个人的力量虽然渺小，但历经社会风暴的摇撼，“弱小的个人却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而“重新发现”沈从文的工作，仍将继续。
（参考资料：《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人有病天知否》、凌宇著《沈从文传》，金介甫著《沈从文传》等）
安思远 一生痴迷中国艺术
作者：解宏乾 字数：4172
有“中国古董教父”之称的美国著名收藏家安思远（Robert Hatfield Ellsworth），8月6日凌晨在纽约去世，享年85岁。之所以被称为“教父”，原因在于他对中国古董的收藏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是很多现当代国内收藏家都无法相比的。安思远一生钟情于中国艺术，收藏门类丰富，涵盖铜像、碑帖、家具、书画等，曾有幸拜访他家的人无不赞叹那里简直是“一座小型的博物馆”。他对中国艺术品的研究也是具有前瞻性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即开始有意识地收藏研究明清硬木家具，并于1971年出版了《中国家具——明代与清早期的硬木实例》一书。因为在明式家具收藏研究上的建树，安思远被称为“明朝之王”。
他离世的消息一经传出，国内外文博和收藏界的人士纷纷表示哀悼和惋惜，原苏富比教育学院中国区首席代表、资深艺术品市场顾问、收藏家梁晓新甚至称：“西方收藏中国艺术的时代也宣告行将结束”。与此同时，关于中国文物回流的话题也再次被人们提起。安思远老人没有妻子儿女，去世后他的众多藏品何去何从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不过，当我们为那些流失海外的中国古董而惋惜的时候，也应该承认如果没有安思远这样倾尽一生对中国古董及艺术品的研究和收藏，更多的艺术精品早已随着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而灰飞烟灭了。
“教父”称号名副其实
收藏家西畴如此描述造访安思远家的情景：“在二十多个房间连通起来的庞大空间里，目之所及，无不是精彩绝伦的东方艺术品。墙上悬挂着的，有明代文徵明的书法条幅、齐白石的《李铁拐炼丹图》、傅抱石气势磅礴的山水、石鲁孤傲的寒梅和苍劲的书法，几案上摆着商周青铜器、唐代的金银器和三彩陶器，中国石雕和古印度石雕依墙而立，多宝阁中的南宋龙泉窑青瓷和明清单色釉官窑瓷器错落有致，几件宋、金时期的瓷枕随意地放在窗台上，踩着清末从宫廷中流传出来的地毯，你可随意选择一件明代红木椅坐下，而书案上十几件古玉，则可随时把玩……置身其中实际上就是徜徉在一个藏品丰厚的东方艺术博物馆，历史的厚重与人类艺术的精华都凝结在这片空间之中。”
安思远收藏的中国古董所涉及门类之多、时间跨度之大、藏品的珍贵及稀有，即使在全世界能与其比肩的收藏家也着实不多。青铜器、陶器、石雕造像、唐俑宋瓷、写经碑拓、壁画地毯、玉器象牙、明清官窑、名家字画，凡精彩的古代、现代艺术品，无不尽收。
安思远所藏的古家具、中国书画、碑帖、文房等艺术品均属馆藏级文物。他对中国近现代书画也情有独钟，1993年，纽约苏富比就曾为他收藏的近现代书画举办专场拍卖，其中不乏齐白石、傅抱石、徐悲鸿、张大千、潘天寿等人之作。在碑帖藏品中有《宋拓晋唐小楷》十一种（传“越州石氏本”）、《淳化阁帖》最善本四卷、宋拓《怀仁〈圣教序〉》、宋拓《怀素草书〈千字文〉》、水拓本《瘗鹤铭》、明拓《天发神谶碑》、明拓《礼器碑》、未断本《曹全碑》、旧拓《石鼓文》等。文物出版社1996年曾出版过《安思远藏善本碑帖选》，他一生收藏的碑帖精品多收入其中。
虽然安思远一直以古董商人、收藏家的身份示人，但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极其深入。在很多中国人还没有注意到明清家具中的艺术价值时，他已被其精美的设计和工艺所震惊，20世纪中期便开始潜心研究且大量购入，即使受到当时西方收藏界同行的嘲笑。1971年，厚积已久的安思远出版了他的著作《中国家具——明代与清早期的硬木实例》。尽管在此之前曾有西方学者出版过关于中国家具的专著，但是安思远的这本著作才真正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大大推动了国内外对于明清家具的认知，让古董家具在中国从实用器上升为艺术品，甚至直接引发了一股收藏热潮。此后，他还相继出版了《夏威夷收藏的中国硬木家具》（1982年）、《风格的实质：晚明与清早期中国家具》（1998年）、《洪氏收藏中国家具》（2005年）。
而在国内，直到“文革”后，王世襄先生才历尽波折，相继出版了《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锦灰堆》等著作。两个人，一中一西，一内一外，将明清家具的鉴赏与收藏推向了高峰，以至于带动了中国仿制古旧家具产业的兴盛。同时，中国贵重木材的需求和进口大增，导致越南、缅甸、印度等国木材出口法规的修订。
与中国艺术结缘
因其对中国古董收藏的成就，加之“安思远”这个地地道道的中文名，常常有人误以为他是一位华侨。殊不知，安思远出生在一个犹太望族家庭，是美国宪法的首席执笔奥利弗·埃尔斯沃斯的嫡传后裔，他的父亲是一名牙医，母亲是一名歌剧演员。〖TXT小说下载：。。〗
儿时，他就表现出对艺术的强烈兴趣和犹太人天生的经营头脑。未及高中毕业，安思远便辗转于纽约的旧货店，凭借自己与生俱来的天分选购包括中国艺术品在内的古董，然后转手卖给古玩商店，以此获利。之后他进入纽约富兰克林艺术专业学校学习建筑，因研习画画，常常缺课，曾尝试以卖画为生。
1948年，年仅19岁的安思远进入到纽约重量级古董商爱丽丝·庞耐开办的古董店工作。这让他迎来了自己人生中重要的转折，也从此与中国艺术结下不解之缘。20世纪初，纽约艺术界对中国艺术知之甚少，而庞耐与其丈夫在纽约开设了第一家经营中国艺术品的画廊——Jan Kleykamp，为美国打开了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大门，曾有人评价，“因为庞耐的出现，美国才能以不到50年的时间，了解到中国艺术品的价值。”在古董店里打工期间，安思远得到庞耐的赏识，学会了鉴别中国古陶瓷、书画、家具等的最实用的方法。庞耐还将安思远引荐给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远东艺术部的馆长艾伦·普里斯特，他是西方研究亚洲艺术的领衔人物之一。
同年，安思远还参加了王方宇在耶鲁大学开设的汉语学习班。他从王方宇教授那里学习了汉语和中国古代绘画的理论知识，同时也得到了后来广为人知的中文名字——安思远。
跟随庞耐和王方宇，使安思远不仅了解了更多有关中国传统艺术的知识和为人为商之道，也开拓了他的收藏思路。1950年安思远应征入伍在夏威夷服役，同时他依然不断深入地痴迷于中国艺术品之中，四处造访、学习。退伍以后，安思远利用多年来磨炼出来的眼力，投身艺术品经营。1960年，安思远终于在曼哈顿拥有了一间自己的画廊。凭着过人的判断力和胆识，安思远的生意越做越好，他的客户名单中，不仅有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克利夫兰美术馆等重量级的收藏单位，也有如克利斯蒂安·修曼和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这样的大银行家和实业家。
1981年修曼辞世，安思远大胆地以1200万美元购入了修曼的1600件以印度和东南亚艺术品为主的“泛亚”古代艺术品，其中的半数很快售出。1982年和1990年安思远又委托佳士得和苏富比举办专场拍卖会售出了一部分，而他仅保留了少量最为钟爱的中国及东亚艺术品。此时，安思远已经完全确立了他国际权威的亚洲艺术品鉴赏家和经销商的地位。
“中国艺术品给了我一切”
安思远曾说：“中国艺术品给了我一切，我愿为中国做一些事。”20世纪90年代，安思远在香港成立了抢救安徽古民居的基金会，并带头捐款，使得在之后的几年里，多座濒临倒塌的古民居得以修葺；2000年，他发现自己在港澳地区购买的五代王处直墓汉白玉彩绘浮雕武士石板是被盗文物后，主动与中国政府取得联系，并无偿捐赠，这尊石雕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2002年，安思远又将一件西周青铜器“归父敦”送还中国，亦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最为轰动的当属2003年，安思远将所藏的宋拓《淳化阁帖》四卷以450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给上海博物馆。早在1996年，启功先生听说有三卷宋拓《淳化阁帖》被一位美国人收藏了，便委托时任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立梅，去美国参加“中华文明五千年文化艺术展”谈判时顺便拜访。同年，安思远携四卷北宋拓《淳化阁帖》到北京，在故宫博物院进行展览。启功先生盛赞这四卷《淳化阁帖》是“彩陶般的魏晋至唐法书的原始留影”，而促成“阁帖”回归祖国，也成了启功先生晚年最大的心愿。
《淳化阁帖》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帝王、臣子和著名书法家等103人的420篇作品，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丛帖始祖”。其中，第一卷收录汉章帝至唐19位帝王的书法，包括东晋明帝司马绍《墓次帖》、康帝司马岳《陆女郎帖》、哀帝司马丕《中书帖》等。20世纪八十年代，安思远通过著名收藏家吴尔鹿购藏的一本《旧拓晋唐小楷》了解到旧拓碑帖的珍贵，开始这一门类收藏。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已经收集到很多重要拓本，如宋拓《黄庭经》、《怀仁集王圣教序》、《怀素千字文》、明拓《天发神谶碑》、《礼器碑》等，而其中最为珍稀的，则是北宋拓最善本《淳化阁帖》第四、六、七、八卷。
为了满足启功先生的心愿，安思远同意割爱，提出用北京故宫所藏的一些仅有经济价值、无甚文物价值的物品来交换。但因多重原因，没能达成交易，之后多方希望购买，也都未能成交。7年的时间，王立梅与安思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直至2003年，上海博物馆委托王立梅以450万美元买下这四卷宋拓本《淳化阁帖》。对于最终选择上海博物馆，安思远曾表示，“我只希望《淳化阁帖》回到中国，所以我对日本人的开价是1100万美元，对其他中国人的开价是600万美元。”
安思远热衷于公益事业，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大多数中国藏品皆由他捐赠。1985年他捐赠给弗利尔美术馆260件中国近现代书法。他还曾捐赠部分珍藏给耶鲁大学博物馆，以答谢恩师爱丽丝·庞耐。因此，他荣任美国国家税务局艺术品捐赠审核委员会的五名顾问之一（其他四位皆为各大博物馆的专家或馆长）。
他没有妻子和子女，在最后的日子里，陪伴他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自己构筑的中国珍宝世界。他的去世不但让我们感到怀念和惋惜，而且应该借此反思，在如今国内火热的收藏界，有多少如安思远一样对中国古代艺术如此痴迷且研究深入的藏家。安思远之所以能够成为全世界泰斗级的中国古代艺术品收藏家，不仅因为他具有敏锐的商业头脑和独特的眼力，更因为他将中国艺术推向世界，为其赢得了应有的地位和尊重。
去赣州听蒋经国往事
作者：李辉 字数：5145
登上赣州城内八境台，才明白赣江为何叫“赣”。
八境台，耸立于赣州古城墙东北角之上。登上楼阁，俯瞰台下，两条河，一左一右，在不远处汇合。左为“章水”，源自南岭；右为“贡水”，源自武夷山。放眼望去，八境台前的两条水，渐渐靠近，其间的陆地也越来越窄，最后，如同一个楔子插进一片宽阔的水面。章、贡由此汇成一条大河。“章”、“贡”二字，合并为“赣”，于是，这条大河有了新的名称——赣江。以这种合流姿态，章、贡二水告别八境台，再以赣江之势，滔滔流淌北去，奔向南昌……
漫步赣州古城墙上，不见滔滔江水，毕竟让人遗憾。苏东坡笔下的赣州水——“涛头寂寞打城还，章贡台前暮霭寒”；“山为翠浪涌，水作玉虹流”；“赣石三百里，寒江尺五流”……辛弃疾笔下的赣州水——“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如今，读这些诗句，只能引发思古幽情，却难有情景交融的古今共鸣了。
蒋经国的“第二故乡”
在蒋经国先生的日记里，我读到了与赣州相关的这段文字：在灵堂前与技工邱旭明谈话，知其为退伍士兵，去年结婚，赣州城内人，闻之甚感亲切，盖赣州乃余之第二故乡，余对其一草一木、一房一桥，无不熟稔，了如指掌。尤其对该地淳朴之亲爱民众，未曾稍忘于怀也。日记时间：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记录地点：台北。
写日记之时，蒋经国正为父亲蒋介石守灵。一位赣州籍技工的出现，让正处丧父之痛中的他，多了另一重思乡之情。在海峡的另一岸，他的思绪飞越千里，飘落在赣州。抗战期间，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大约五年。一生行程中，这段时间并不算长。但是，时隔三十年后，蒋经国选择了“第二故乡”这一特别表述，足见在其情感与心目之中，赣州分量之重，位置之重。
蒋经国在赣州的旧居，就在八境台与郁孤台之间。走下八境台，溯章水上行约千米，即可见城墙内一处民国建筑。“蒋经国故居”铭牌的介绍，简明扼要：
旧居原为赣州州府衙门所在地，平面为凸字形，系一砖木结构的欧式平房，它西临章江，南向郁孤台，1940年至1945年蒋经国偕夫人蒋方良，子女蒋孝文、蒋孝章一直居住于此。
故居铭牌介绍，似有商榷之处。抗战爆发后，滞留苏联多年的蒋经国，获斯大林允许，携白俄罗斯夫人芬娜（中文名：蒋方良）归国。1939年，蒋经国来到赣州，出任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兼赣县县长，管辖赣南十一个县。旧居这一建筑，当年并非老建筑，而是由蒋经国本人于1940年设计修建。因此，铭牌介绍首句容易产生歧义，写为“旧居由蒋经国1940年亲自设计，在原赣州州府衙门旧址上修建”，则更为准确，也有历史亲切感。
蒋经国在赣州的生活时间，旧居说明乃至其他相关书籍上，其截止时间均写为1945年。当我读到蒋经国文章《东望章贡合流》时，一句话却让人顿生疑窦。蒋经国写道：“我离开赣州以来，事实上正有二年之久。”这篇文章写于1945年冬天的贵阳，以此推算，他离开赣州的时间，应该至少在1944年的年初。
在贵阳撰文的蒋经国，人虽离开，赣州却常在思念中。在这篇以章、贡两水入题的散文中，蒋经国反复倾诉对赣州的情怀。文章开篇即说：“这次我在贵阳的时候，是住在城西的黔灵山麓：此地有高山小溪，古树鲜花，行坐其间，处处觉得清静幽雅，使得自己的心境，格外得到无上的安定和愉快。而今黔灵山的风景，固然幽美，但我总觉得比不上赣南的山水。至于赣南的山水，到底好在何处，我亦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后面，蒋经国再次强调他对赣州的爱，并道出了“所以然”：“走过许多地方，山水固然各有其特异之点，动人之处，但我内心始终在热爱赣南，夸张赣南。因为赣南山水的价值，在我的心目之中，已不止是其山容水色，而亦是在情感和精神了。”蒋经国为何对赣州如此难忘？他所说的情感与精神，又该如何来读？
“思用之于来日”
于公于私，于情于理，蒋经国都有充分理由留恋赣州。蒋经国旧居的墙上，悬挂着一位赣州姑娘的照片，她是章亚若——蒋经国来到赣州之后一次婚外恋的主角。1942年1月，被送往桂林的章亚若，为蒋经国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七个月后突然去世。或说死于急病，或说死于暗杀，至今仍为历史之谜。六十年后，双胞胎之兄蒋孝严访问赣州，曾挥毫题词：“千丝万缕情，海枯石烂坚。二○○三年十月十一日，赣州忆母。”这一情景，这一幅题词，不妨说是儿子替父亲蒋经国写下的赣州渊源的最后一页。
晚年蒋经国将赣南称作“第二故乡”，这份深沉情感中，当然包含着他与章亚若的爱情，他在这块土地上有过的快乐。不过，就一个政治家的从政道路而言，他的这种“第二故乡”的情感，恐怕在更大程度上需要另一角度的解读。
严格计算的话，蒋经国在赣州主政不到五年，但这却是他迈出的从政第一步。前往苏联留学时，他只有十五岁，离国十二载，一直生活在一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国度。抗战爆发后，二十七岁的蒋经国一回到中国，就被蒋介石送回到故乡奉化，让他读《孟子》，读曾国藩家书，读孙中山全集，读《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父亲要重新塑造儿子，用传统的书、新的理念，给儿子“洗脑”，让他完全摆脱曾经接受的教育。两年后，蒋经国被派到了赣州。于是，赣州真的如同一个摇篮，让一个年轻人有了在政治舞台一试身手，脱颖而出的机会。
1984年，曾发生过一件轰动海峡两岸乃至整个华人世界的大事——旅美华人作家江南（刘宜良），刚刚出版《蒋经国传》一书，即在美国被暗杀，后查明，系台湾军事情报部门指使台湾黑帮所为，起因或为江南书中对蒋经国和蒋家颇为不敬。即便如此，江南谈及蒋经国归国后的最初从政经历时，仍多有褒扬。江南说，蒋经国在赴赣州之前担任江西“新兵督练处”处长时间虽短，“却留下令人刮目相看的名声——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和士兵们生活在一起，同住宿、同起床，共同吃大锅饭，官兵一体，亲如家人。”显然，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与其他国民党官员大大不同的新形象。
1943年，前来赣州采访的美国记者福尔曼（Harrison Forman），目睹了蒋经国参加群众集会的场景，看到他如何用类似于列宁、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喜欢采用的演讲方式，来鼓动民众。福尔曼在当年美国《柯里尔》（Collier’s）杂志七月号发表的报道中，有如下描述：
蒋经国也有能力让大批群众情绪激昂。有一天夜里，赣南童子军营火大会在赣州大操场举行，他站在讲台上率领数千名群众高呼口号：“中国万岁！打倒日本鬼子！”接下来，小蒋问：“我们应该怎么对付叛徒汪精卫？”群众高声喊叫：“烧死他！烧死他！”“我们就这么办！”汪精卫的胸像被推到操场上，点上火。小蒋敲起大锣，群众高呼：“杀！杀！杀！”同时，数千名年轻人赤膊上阵，在三座营火火光闪烁中，舞出一条长蛇阵。小蒋由讲台跳下，跟着长蛇尾巴舞动起来，他沙哑的呼喊已被群众的喝彩声所淹没。
相似的方式与场面，几年后，当蒋经国在上海负责“打虎”、惩治经济犯罪时，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美国《时代》周刊报道说：上个星期，他让上海的大腹便便的商人们害怕了。他对青年军们发表演讲时说：“猪肉和香水从市场上消失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民众不饿死，哪怕高级商店和大饭店都关门也不要紧……我们的新经济政策是一次社会革命运动。”
这里提到的青年军，正是蒋经国主政赣南期间所组建的一支队伍，他们是他的从政本钱。青年军在抗战胜利后解散并复员，此时，蒋经国奉命“上海打虎”，便重新召集旧日部下来到上海，使之成为自己得心应手的队伍。他再次以自己在赣州运用过的类似于苏维埃革命的方式，点燃这批青年军人的“打虎”热情。
如此看来，蒋经国后来的从政理念、风格、经验等，无不源自赣州最初的尝试。他将这种留恋，旋而转化为另一层面之上的思索。显然，赣州经历让他有了从政的自信，也有了更倾心的从政情结。在《东望章贡合流》中，他写下这些反思：“再以亲自接见民众来说，这种办法不能说对于政治之修明，没有相当的贡献，但是一切事情倘使都由自己直接处理，则一定会破坏制度，造成人人可以不负责的现象。我们要知道，凡是一时见效的药方，并不一定最好，同时倘使只有求好的心愿，而没有稳重的步骤和正确的办法，那么无论你的存心怎样慈悲，而事业的结果，一定是落空的，而你自己最多不过是一个口念阿弥陀佛的老婆婆而已！……我在赣南期间，是抱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态度，而从事于行政工作的。今天并不否认，自己在赣南，得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经验，但是有许多经验，就是一种人民受苦的代价。因此，一面自感有过，而觉时时不安；同时亦因此而更将尊重此种经验，并思用之于来日，庶几在将来服务期间，方可减少错误，并使得人民能够得到真正的利益。”
可以说，有意无意中，蒋经国已将赣州五年主政经历的反思，变成了自己走向未来的另一种资本，“思用之于来日”。他称赣州为“第二故乡”，其意义大概正在于此。
“白头相见江南”
蒋经国的一些赣州故事，最早还是从黄永玉先生那里听到的。赣州也是黄永玉念念在兹的地方。抗战爆发后，赣南与闽西、浙西等地一起，形成抗战时期南方地区的一个“小后方”。大量文化人从上海等沦陷区流浪而来，使这一“小后方”地区的文化艺术得以滋生、交融与发展。1943年，19岁的黄永玉从福建漂泊来此，在这里度过了具有人生转折意义的三年时光。
刚到赣州，凭着福建朋友的一封推荐信，黄永玉成了“教育部戏剧教育二队”的见习队员。蒋方良喜爱戏剧，是演剧队的常客，她曾邀请这些年轻队员到家里去，与蒋经国一起包饺子，有了一次愉快而难忘的家宴。
黄永玉印象中的蒋经国，朴实，平易近人。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日，身着便装的蒋经国走在江堤上，忽听有人落水高声呼救，他一边跑，一边脱掉外套，跳入江水，将人救起，不等获救者言谢，他穿上外套匆匆离去。
黄永玉的赣州三年，除在赣州城逗留短暂几个月之外，主要分别在信丰、上犹两个县度过。抗战胜利前，在信丰县民众教育馆工作；抗战胜利后，在上犹县编辑《凯报》副刊。七十年过去，无论信丰还是上犹，县城面貌早已改变，欲说寻访，恐怕只能借助于想象了。
旧景虽难寻，当年信丰的《干报》和上犹的《凯报》，却为我提供了感受赣州抗战文化的机会。在当地的档案馆里能找到这些报纸，颇让人兴奋。特别是信丰县档案馆，抗战期间的《干报》几乎完整地收藏一套，一个县级档案馆能够做到这一点，殊为不易。有意思的是，两份报纸的“副刊”名称，居然与我还有了意想不到的关联。《干报》副刊名称——“收获”，我这些年经常为之写作的杂志叫《收获》；《凯报》副刊名称“大地”——我供职二十多年的《人民日报》副刊也叫“大地”。这种巧合，为寻访平添了另一种快乐。
读《干报》，读《凯报》，我感受着“小后方”赣州的文化氛围。两张报纸均为八开，我没想到当年赣州的县级报纸，居然办得如此大气活泼，版式美观，内容丰富，从国际新闻到国内动态，应有尽有。尤其是副刊，具有很高的文化品位和开阔视野，坦率地说，无论从作者队伍到作品，这两份县级报纸副刊的水准，一点儿也不亚于当今许多报纸。据档案馆介绍，像《干报》的发行量居然达到六七千份，由此也可见当年流亡于此的各界人士之多，报纸影响之广泛。1943年10月10日的《干报》副刊，通栏标题为：“中华全国双十木刻展览会（赣南区）”，以一整版篇幅刊发了这次展览的部分作品，另有关于举办展览的说明：“中国木刻研究会应县府邀请主办。”
人总爱说故纸堆是枯燥的，其实，在寻访中，翻阅它们能带来新鲜生动的感觉。至少，当我坐在档案馆的桌子前，翻阅泛黄的报纸，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与陈旧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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