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文历史-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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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总爱说故纸堆是枯燥的，其实，在寻访中，翻阅它们能带来新鲜生动的感觉。至少，当我坐在档案馆的桌子前，翻阅泛黄的报纸，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与陈旧的事件、地名在眼前接连不断地蹦出来，历史顿时就活了。一切，印证着黄永玉念兹在兹的赣州记忆。这一种念兹在兹，与蒋经国回忆赣州时所说到的“情感和精神”，有着相通之处。
　　三十几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黄永玉曾受邀画一幅画转赠蒋经国。一幅《江南图》，一片水田，远景为一条河，近景为白墙黑瓦的南方老房子。他在画上题写王安石的名句：“三十六陂春水，白头相见江南。”他听说，这幅画后来真的送到了台北蒋经国面前。
　　很想知道，看到黄永玉的这幅《江南图》，令蒋经国想到的是故乡奉化，还是“第二故乡”赣州？远景的那条河，他想象的是溪口故居门口的小溪，还是赣州旧居城墙外的章水，或者章贡合流的赣江？
　　许多人的故事，恐怕只能如此这般随水而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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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离家的“北方蒙娜丽莎”

作者：周冉　字数：3514

　　如果你此生不去荷兰，可能再没机会看到那幅《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画中的少女“踯躅于明暗之间，仿佛此去即与我们永别。”
　　2014年6月，名画《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结束长达两年的世界巡展，和其他馆藏名作一起回到装饰一新的海牙莫瑞斯皇家博物馆。馆方表示，画作将永远不再出借展览。《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成为继巴黎卢浮宫的《蒙娜丽莎》、乌菲齐画廊的《维纳斯的诞生》、索菲亚皇后博物馆的《格尔尼卡》之后，又一幅永不离家的名作。
　　这幅绘制于17世纪的肖像画作品，是荷兰黄金时代艺术的代表之作，作者约翰内斯·维米尔被誉为继哈尔斯和伦勃朗之后最杰出的荷兰美术大师，但在画家辞世后的一百多年里，没有人认识他是谁。

　　家乡没有一幅作品
　　17世纪是荷兰绘画的繁荣时代，经历过1609年的尼德兰革命，荷兰摆脱西班牙统治，成为欧洲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当时欧洲最富强先进的国家。荷兰美术开始摆脱宗教和宫廷的束缚，将笔端对准普通民众，同时新兴资产阶级开始大量订购油画作品，作为彰显自己身份和财富的标志。那些描绘日常生活的小幅作品成为他们的最爱，有不少画家专门从事这样的绘画，德尔夫特的约翰内斯·维米尔就是其中一员。
　　荷兰的德尔夫特是个只有23000人口的小城，无法和阿姆斯特丹那种人文主义荟萃的大都市相提并论，但经济富足，生活舒适同样催生了油画定制产业。1632年，约翰内斯·维米尔出生在这里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经营着米什兰客栈，也兼做卖画生意。
　　由于史料缺乏，维米尔的从艺经历一直是个谜，1654年，德尔夫特曾发生过一件著名的火药库爆炸事件，画家雷尔·法布里蒂乌斯被炸死，这位伦勃朗最有才华的学生当时已十分有名望。他的朋友、印刷商人阿诺尔德·邦为他写下一首悼念的四行诗：“……归天的法布里蒂乌斯正在光荣的顶端，幸而维米尔追随他的足迹奋力向前……”因为这首诗的存在，人们相信维米尔应该是法布里蒂乌斯的学生，也就是伦勃朗高徒的学生。
　　维米尔20岁时继承了父亲的旅馆生意，有了殷实的经济基础，他开始专心作画，后来娶了自己的模特卡特琳娜。1653年，维米尔加入圣路加公会，成为正式的画师。我们今天看到的关于维米尔生活的遗物，基本都是举债和贷款的字据，虽然继承了父亲的生意，维米尔生活却一直十分拮据，很可能生前没有卖出过什么作品。1672年，他不得不卖掉父亲的旅店，同时搬出老房子，维米尔的很多画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1675年，维米尔去世，他一生没有离开德尔夫特，死后留下大笔债务。
　　在1696年5月16日阿姆斯特丹的一次拍卖会上，出现维米尔的21幅画作，其中的《德尔夫特风景》卖价最高，为200荷兰盾。画家的36幅作品在他死后纷纷被出售或拍卖，源源不断运送到世界各地，这些作品分散在从曼哈顿到柏林的17家画廊，有三幅在距离德尔夫特最近的海牙莫瑞斯皇家博物馆，《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是其中之一。德尔夫特没有存放任何维米尔作品。

　　老房子里的光影大师
　　维米尔的画作总是透露出一股清新恬静的气质，多以女性为蓝本，所有的肖像画中共出现了40位女性和13位男性，每一幅画作都有透明的颜色，严谨的结构和对光影的巧妙运用。
　　他作画非常细致，不论是画面构图，人物比例还是光影效果都与照片一样逼真，他的每一幅画作都要修改很长时间，通常需要两三年，但每幅都是精品。也因为这样，有评论者甚至认为这不是艺术，而是一种技艺，维米尔至多算是位杰出的工匠。
　　现代英国画家大卫·霍克尔提出一种观点：“1402年起，西方油画突然变得精密细致起来，它具有完美的构图，无可挑剔的透视画法和神奇的光影效果，这些是借助透镜和投影仪进行观察和描摹的绘画过程。透镜的传播最先可能是在比利时，然后流入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然后是意大利的其他地区，然后是更广泛的地区。”在他看来，画家能够做到丝毫不差地捕捉现实画面，除了高超技艺，还要感谢现代科技。在维米尔所处的十七世纪，使用针孔投影仪作画成为画坛公开的秘密。当然霍克尔的观点也遭到不少人的质疑，还处在一种假说阶段。
　　世界美术史中，把约翰内斯·维米尔和其他三位同时代画家称为“荷兰小画派”。小画派尺幅小，题材小，多半描写荷兰本土的人物风貌，画家主要服务于市民阶层，以描绘静物、风俗、人物为主，对生活细节的描绘细致入微，很适合悬挂在居室或客厅。
　　约翰内斯·维米尔留存至今被鉴定为真迹的36幅，只有《德尔夫特风景》和《小巷》两幅风景画，其余如《倒牛奶的女仆》、《花边女工》、《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等都是描绘普通市井女性，人物神情安闲自在，衣着朴素，画面多使用蓝色和橙黄等暖色调，画面中常有一扇开着的窗户，阳光洒进房间，轻柔和煦，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维米尔画中的室内景物始终是那些：“米什兰”老屋及新居的房间；左侧的窗扇；土耳其桌毯、蓝天鹅绒靠背的椅子、镌刻着“音乐是欢乐的伙伴、是医治忧伤的良药”一语的那架古钢琴及其他几件乐器、墙上挂着的荷兰地图，以及不同质地的日用器皿……但每幅画的光线都不一样，都有晨昏昼夕和强弱明暗的变化。
　　作品中的常见结构是，纵向透视的窗子，从画面左侧的窗子投射下自然光，近景比远景暗淡。在《画室》中，维米尔用暗色调的帘子作为前景，画面更有纵深的张力，被帘子遮挡的一角在视觉上也给人神秘感。
　　维米尔所有画作对光的描绘形式都不尽相同，有时还会将高光藏在暗处，作品中多使用白色、灰色、褐色和柠檬黄等，这些色彩都由画家本人亲自调配。

　　成名走了两百年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创作于1665年，是一幅只有46厘米×40厘米的小画。一位少女头部裹着蓝色头巾，似乎在向画面深处走去时回眸一瞥，双唇微张，露出些许皓齿，耳垂的珍珠耳环散发着光泽，你会觉得她似乎想跟你说点什么。整幅作品采用黑色背景，一束暖光从画面左侧射进来。珍珠耳环轮廓并不清晰，连形状都难以识别，但就是这一点亮色格外璀璨夺目，画家对光的娴熟运用可见一斑。
　　很多评论家认为，画中少女顾盼的眼神和含蓄的双唇唯有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能与之媲美，荷兰的艺术评论家格史叶德将其誉为“北方的蒙娜丽莎”。
　　而创作此画的1665年，30多岁的维米尔刚刚被选为画家公会的会长，还没有沉重的家庭负担（11个孩子），生活充满明媚的光彩。没人知道这位少女的真实身份，女作家崔西·雪佛兰把她想象成一位家境贫困却极富艺术天分的女仆葛丽叶，她是维米尔在孤寂压抑生活中的情感知音，也是画家的灵感缪斯。在小说中，为了完成这幅画像并顺利出售，维米尔的岳母偷偷拿出女儿的珍珠耳环借给葛丽叶作为画中的重要道具。嫉妒心极强的维米尔妻子怒不可遏，险些毁掉这幅名作。最后，葛丽叶离开维米尔家嫁给屠夫的儿子，女仆与画家的这段隐隐情愫戛然而止。
　　当然这个故事只是作家一厢情愿的猜想。崔西·雪佛兰1962年出生于美国华盛顿，1984年迁居英格兰，1994年获得英国安哥拉大学创意写作硕士学位，她的第一本小说《纯蓝》获得1997年史密斯年度新人奖。她看过维米尔的大多数作品，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遍他的36幅画作，1999年，雪佛兰看到了这幅《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触发强烈的创作灵感，同名小说随之诞生。
　　英国导演皮特·韦伯看完小说立刻决定投拍电影，他寻访了小说中描写的维米尔家乡德尔夫特，在维米尔老宅中寻找灵感。摄影师埃德瓦多·塞拉精心复制了维米尔标志性的用光。电影贯穿使用了维米尔钟爱的柠檬黄色调，连室内戏都不使用灯光。每一个镜头的设计都如油画一般细致，充分展现了17世纪荷兰的社会风貌、画家的工作环境和创作细节。2004年电影获得奥斯卡多项提名。
　　由于成为奥斯卡热门电影，《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这幅17世纪的大师绘画一跃为全球最受欢迎的作品。2012年它在日本东京“荷兰古代大师绘展”亮相时，平均每天有1。05万人前去观摩。
　　如果你来到今天的德尔夫特，可以在老教堂找到一块墓碑，上面写着：约翰内斯·维米尔，1632—1675，这是画家在小镇的最后留存。1921年教堂经历大火，所有墓碑都被重新安放，现在墓碑下都没有任何尸骨。18世纪的传记作家们没有记录下这位了不起的光影大师，19世纪开始陆续有人注意到他，20世纪时维米尔的名字已经大放异彩。从籍籍无名到荷兰小画派的一员，再到与伦勃朗、哈尔斯并列成为荷兰三大绘画大师，维米尔用了两个世纪。

詹姆斯。考克斯的精妙钟表世界

作者：陈茫　字数：4090

　　英国制表的五百年历史，沧海桑田之间，钟表从庄重巍峨的教堂塔钟一直演变为口袋、腕上精巧绝奇的手工精品。我在前两篇文章里概括性地回顾了这段历史，英国钟表制造自16世纪发端，之后三百多年的发展历程，直到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英国借助国力之盛，将钟表从遥远的英格兰岛屿，运送到了中国明清宫廷的皇家庭院。而在这样宏大的历史背景里，选取一个代表性的制表具象，也是我乐意呈现给大家的，便是英国著名制表师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x　1723…1800）。

　　睿智的艺术家
　　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x）生前有着多种身份，并享有盛名。他既是一名充满创意的企业家，也是著名的身体力行的钟表制作者，而他自己则乐意自称为珠宝匠。旺盛的精力、广泛的兴趣和相当出众的才华，加上深谙宣传之道，这位200多年前的创业与手工机械奇才，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探寻的故事。今日关于他生平的记载多是些大事件，他生活和工作的许多细节仍然不为人知。通过查阅许多资料，我对这位可称是“睿智的艺术家”的英国制表大师生平，有了一定了解。
　　詹姆斯·考克斯于1723年左右出生于伦敦。他的父亲亨利·考克斯（Henry　Cox）是一位裁缝，并以自由雇员的身份就职于伦敦Girdlers　公司。1738年1月，考克斯开始了在Haberdashers公司的七年学徒生涯，师从“金匠”汉弗莱·普格（Humphry　Pugh）。普格实际上是一名“纺银工人”（即银线制造者），也从事玩具商的业务。所以比起学到金匠手艺，考克斯在这里学到的可能更多的是玩具商的零售技巧。考克斯于1745年出师后，就立即在伦敦弗利特街拉齐特场设立了自己的店铺，但最终于1756年夏天以失败告终。
　　1756年后不久，考克斯便在金匠协会注册成一名金匠手艺人。但在此后的职业生涯中，考克斯却往往自称为珠宝匠，这也是一个他掌握了可观技能的领域。1767年与考克斯相识的朋友塞勒斯·纳威尔（Sylas　Neville）就表示，“仅凭借他罕见的天赋，考克斯已拥有对宝石的大量渊博知识”。
　　在这段时间里，考克斯开始了自己的钟表与自动机械玩偶之类产品的制造生涯。我没有找到更确切的史料，以显示他在机械手工制造与钟表制造上的学习过程，而他似乎一出手便不凡，考克斯在1760年代初的钟表制造事业发展得非常顺利。他并不仅仅自己生产，后来还代理了瑞士日内瓦著名制表师雅克德罗等人的钟表产品。也正是在这个时代，他开始大力开拓自己的产品市场，将钟表与自动机械玩具出口到了印度和中国以及其他远东地区。
　　当时的远东贸易必须通过东印度公司。这段时间的许多细节在我查阅的许多资料里都语焉不详。但可以确定的一个细节是，考克斯在1766年与东印度公司签订了一项合同，承造了两只献给清朝乾隆皇帝的自动机械玩偶钟。目前仅剩一只，就是这尊“中国人推行金马车”自动机械钟，其上镶嵌钻石、珍珠及其他珠宝，钟的表盘为白色珐琅瓷，黄铜机芯，部分镀金。钟高25。4厘米，设计巧妙，工艺精美。尤其人偶还设计成清朝中国人的形象与装扮，巧思令人赞叹。这可以说明当时考克斯的工艺风格已经极受中国皇家的欢迎。据记载，1772年乾隆皇帝曾驳回了一位商人远洋运来的货物船，转而一次买下标记有“James　Cox”制造的一整船的英国货物。1773年的一项记载显示，考克斯在这个时期向国外出口了超过50万英镑的钟表及自动机械玩偶产品。

　　考克斯的钟表与机械玩偶
　　18世纪60年代，考克斯向远东出口的产品包含钟表、活动玩偶、机械鸣叫鸟、音乐管风琴等等。考克斯当时出品的大部分产品均是出口贸易中的常见货品，这样的成品通常采用后期洛可可风格，包括黄金或镀金音乐钟、镶嵌玛瑙的小匣子，以及采用“摩卡石头”或“苔藓玛瑙”制成的鼻烟壶或表壳等等。若不是表盘上的标识，很多产品很难与其他制造商的产品区分开来。同样，考克斯的自动音乐时钟也与知名钟表出口商厄德利·诺顿（Eardley　Norton）的产品类似。但考克斯产品里最为著名的，其实是那些结合了大型自动机械，或者饰以精致珠宝的大型钟表产品，这些风格极为繁复精致的钟表往往才最能凸显他的个性。比如现存于圣彼得堡埃尔米塔日博物馆的大型孔雀活动人偶钟，造型富丽堂皇，到正点的时候孔雀会开屏转一圈，公鸡打鸣，猫头鹰眨眼。
　　在产品大量出口的同时，考克斯的自动音乐盒以及其他装饰华丽的“艺术品”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便为世人所熟知。在精致程度上，考克斯将这些大型的机械玩偶与钟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就目前存世的考克斯作品来看，他们都结合了当时的多种工艺技术，无疑也融合了考克斯本人的审美品位。在生产程序上，考克斯与他的助手很可能是自己提供作品思路，先形成详细的产品设计图纸，继而投入生产。为了实施他的想法，并提供更加规范的产品，考克斯雇用了一支由工匠和供应商组成的“小型军队”。这一时期，他的雇用工人竟达到了800至1000人的规模。

　　开设春天花园博物馆
　　18世纪70年代初期，英国政府发出了针对中国的出口禁令，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考克斯开始了他的另一项大计划。为了提高自己的钟表与自动机产品知名度，当然也有在英国本土的商业目的，考克斯于1772年2月在伦敦Charing　Cross　开设了“春天花园”博物馆（Spring　Gardens　Museum），在这里他展出了精心挑选的自己最好的装置作品与首饰，主要展品有22件，它们立即成为伦敦一景，成功吸引了上流社会和文化名宿的参观和认可。他的博物馆展品强调艺术性和教育性，并面向学校开放。现在我们已无法确知当时展览的盛况与具体细节，但在记载中，丰厚的门票收入足以说明其吸引人的程度。3年后他以“博彩”的方式出售了一些展品，通过这样的展品传播，考克斯的盛名在英国本土和欧洲也达到了巅峰。
　　而在此后不久的1778年，他也终因政府的出口禁令及出口贸易的资金困难而再度破产。尽管如此，考克斯仍然着迷于远东地区的发展机遇，继而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更加密切起来。

　　考克斯的中国市场钟表
　　在18世纪的欧洲，表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而在当时的中国，远渡重洋而来的西方钟表除去代表财富与地位，它的稀缺性与奇巧技术也更为皇家所钟爱。中国这块大市场的出现，也给当时的英国制表业开启了一块新“版图”。而在博得中国皇家喜爱，占领中国市场方面，考克斯无疑是当时最为成功的西方制表师之一。1933年故宫博物院出版了由故宫印刷的史密斯的英文专著《故宫收藏钟表目录》，其中记载，仅18世纪的英国钟表就有约70件，它们出自于约30位钟表匠师之手。而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詹姆斯·考克斯。
　　事实上，据史料记载，考克斯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业务，大部分都与印度有关。尽管在考克斯刚开始建立生产网时这种机械钟表及自动机械玩偶仍被禁止向广州私人出口，但禁令在1764年10月解除，面对这块市场，考克斯准备了一些非同寻常的货品，其中最早的便包括东印度公司赠送给乾隆皇帝的两只新奇钟。1766年12月出版的《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对此还做了描述，将其归结为“英国艺术家”之作。现在其中一只钟幸运地留存了下来，表盘上清晰地显示了詹姆斯·考克斯的签名。这些应当也是考克斯首批以华丽的珠光宝气而著称的自动机械钟。
　　1780年代初，考克斯派遣儿子约翰·亨利·考克斯（John　Henry　Cox）前往广州，在那里建立了商铺，向中国市场启动了生产和销售，这也是考克斯在18世纪下半叶成为中国市场上销售钟表最多的英国制表商的重要原因。由此，考克斯最终在中国市场上也赢得了很大的知名度。
　　在钟表的造型品位上，就怀表而言，中国人欣赏的英国风格大多是纯金外壳，镶嵌珍珠、黄金和次等宝石，并绘有精细的瓷釉画。钟表内部拥有复杂的机械系统，可以报时或者模仿鸟儿的叫声。除此之外，各类音乐盒和自动装置也很受欢迎。而将钟表置于日常用品中的做法也深受中国人喜爱。考克斯可以说是敏锐地抓住了中国市场的这一喜好。他在1765年制作了一把扇子，扇面打开后一面展示希腊神话场景，一面则是乡村田园风光。扇骨由金、银和象牙制成，并嵌有红宝石和绿宝石装饰。扇子的轴心镶有一块很小的金表。这把扇子后来作为礼物送给了中国皇室。这些迎合中国品位的钟表一般要比销往欧美的手表华丽得多，这也使得制表的工艺复杂性大大增加。制表师必须利用许多不同的技术，与瓷釉画师、金匠、银匠和宝石匠分工协作。想来，这也是考克斯的工坊雇员众多的原因。另外，约翰·亨利·考克斯在广州同样经销雅克德罗的产品，但往往产品上仍会打上“James　Cox，London”的标记，因而，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落款考克斯的钟表及自动玩偶古董，很可能并不是来自英国的考克斯制品，而是瑞士产品。
　　如今，考克斯仅有少量最具个性的创作存世，比如博斯博物馆中的天鹅自动钟，还有收藏于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的孔雀钟，及2001年在德国Dr。Crott拍卖行以60万马克拍出的太平象音乐自动钟等等，这些精美的机械钟表艺术品，不但代表了英国钟表与自动玩偶的设计审美精髓，在今天也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智慧结晶与财富。
　　考克斯的一生，以卓越的经商头脑和远见，在18世纪欧亚贸易的领域内创造了自己的品牌和独具特色的钟表、自动机械玩偶产品。他以自己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与设计能力，在钟表、自动玩偶与珠宝首饰等领域的辉煌成就，与他在欧亚贸易上的成就同样令后人瞩目。作为一个18世纪远东市场上“宏伟机械和珠宝”的制造商，他在去世200多年之后，还因为那些散落于全球各地的精美钟表为人们所铭记。
　　（感谢德国Dr。Crott拍卖行、大英博物馆、英国博斯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俄罗斯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对本文在图片资料搜集上提供的帮助。）

不必把我看成文化符号

作者：任姗姗　字数：6021

　　广州，绵绵细雨的午后，《国家人文历史》特约记者对面坐着的，是香港电影新浪潮的代表人物、著名导演许鞍华。
　　这位四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两次获得台湾电影金马奖以及亚洲电影大奖终身成就奖的女导演，好像永远都是那个样子——冬菇头是几十年保持不变的发型，一副眼镜，白底蓝印花的中式衬衫，牛仔裤，运动鞋以及谈及会心处爽朗的大笑。
　　许鞍华，祖籍辽宁鞍山，父亲是国民党文书，母亲是日本人。香港人习惯叫她“阿Ann”。还在香港大学英文系读书时，Ann就是个活跃分子，当学生剧团的同学们还老老实实用美术字印刷宣传单时，她已经用美女俊男的图片来拼贴海报。学校兴起嬉皮风，她反其道行之，穿上扎染的印度式长衫。和同学们谈到未来，又很担心60岁时的穿衣，想到不能穿牛仔裤和运动鞋就觉得郁闷。现在，67岁的她仍然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她笑说：“我的生活很简单啊！”
　　我们见面是因为一部叫作《黄金时代》的电影。差不多20岁的时候，她就想拍萧红，但那时没有资金支持，只好等一等。到了57岁，她认识了编剧李樯，二人一拍即合为萧红做传，但她拿着剧本在香港找了一圈，大大小小的公司都不愿意投，只好又等了8年。开拍时，她已经65岁。一般人看来，这已经很难称得上是创作的“黄金时代”。可是，Ann的骨子里有种“逆”的性格，如同萧红一般。
　　《疯劫》是许鞍华在做胡金铨助手之后的出师之作，也是她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一时引领香港新浪潮的风气之先。就此，她走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香港资深影评人列孚写过：1984年，许鞍华如日中天，比今日的王家卫更红。其实不论境遇如何，迄今35年从影路，她始终没有离开，20多部电影足以见证她的坚持和勤奋。对过去历史的执迷、对漂泊人间的关怀怜惜、对个人与城市变迁的审视，使她的作品成为香港影坛罕见的能平衡个人表达与类型取向的示范。而女性导演、关注女性命运、香港本土叙事、聚焦边缘人物，诸多的符号也被集中在她的身上。我去向她求证，她笑笑说：“我拍电影第一是凭感觉，不喜欢我是不会去拍的。”
　　不论早期的合作者关锦鹏、黄碧云，还是这一次的李樯、汤唯、冯绍峰，在他们眼中，Ann始终是个行动派，凡事事必躬亲，总是将很多担子独立挑起来。看景她是不放心交给美术指导的，要自己看过才安心。这次，在零下35摄氏度的东北，她冷得有些恍惚。拍摄的后半期，她的身体也有些支撑不下去了。她说：“我习惯一个人拼命很多年了，但现在没有精力再去那么拼命。以后再拍大型作品，必须把自己的工作分配出来。”顿一顿，她接着说：“必须信任别人。”
　　Ann对于电影票房的贡献是零敲碎打，但她在香港影坛的位置却是有目共睹。香港电影导演协会会长、香港电影金像奖主席陈嘉上说，“香港电影之所以能够撑着，是因为我们幸运，因为我们还有王家卫，还有许鞍华，而不是因为有我和王晶。”
　　与她两度合作过的编剧李樯说：她不但是个导演，也是自己一生的导演。她不断在调整，调整自己人生的故事，越来越炉火纯青，越来越接近电影的本性。在香港，她出门依然习惯搭地铁，在内地，她极不习惯被路人认出来。平平淡淡，安之若素，最好。她说自己不是女权主义导演，但承认自己电影里的女性角色要比男性有光彩。显然，独身主义的她读不懂男性。
　　关锦鹏首次独立拍摄电影时，Ann对他讲：选择拍电影这条路，就回不了头。在残酷薄凉的电影工业中默默苦战30多年，电影就是Ann的人生关怀，一切因此的辛苦，她都坦然面对。也许因了这一切，才成就了她坚韧却低调达观的人生。
　　在电影《天水围的日与夜》中，有这样一幕：贵姐的母亲感叹道：做人真是难啊。贵姐却答：有多难呀？
　　是的，读懂了许鞍华的电影，也便会读懂她。文人小说下载
　　国家人文历史（以下简称国历）：您从12岁开始读鲁迅、老舍，后来又将张爱玲的《半生缘》《倾城之恋》改编拍摄成电影。作为一个香港人，为什么会对这段历史这些作家感兴趣？
　　许鞍华：最开始的时候，我对这段历史并不是特别有感觉。我们一直在香港念书的人会觉得中国现代文学的正宗是鲁迅、巴金、老舍、冰心，他们的一些文章是被收入教科书的。因为在课本上读过《呐喊》、《彷徨》、《四世同堂》的节录，所以在小学六年级的暑假，我去图书馆读了许多五四作家的作品。那时，我很有兴趣去读他们的文章，但实际上并不能懂得他们所讲的那个时代。七八十年代，我还在上学的时候又读到了张爱玲，她笔下的香港非常灵动，她所写的香港就是我所知道的香港，很让我触动，所以陆续拍了两部电影。这一次拍摄《黄金时代》，因为牵涉到很多人物、历史和地点，所以又读了一些作家的作品和回忆文章，算不上了解很深，只是比较认识而已。
　　国历：您讲到因为很喜欢张爱玲，于是改编了她的作品。那么，萧红如何吸引您为她拍摄一部传记片，不光讲她的文学，也讲她的人生？
　　许鞍华：萧红是文学与人生合一的作家。电影导演其实也是某一种作家吧，同为创作者的我很想知道她面对生活、面对创作的心态。
　　我自己认为，她是一个一流的作家，她的作品文学水准非常高，写作的方式也是超前的。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