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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文历史-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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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产品品种单一，和平时期“保军转民”调整产品结构困难；部分工厂进山太深，工厂布局过于分散，交通运输和厂际间的协作非常困难，产品成本高，经济效益差；部分工厂建在远离小城镇的山区，生产、生活、职工子女升学、就业非常困难，职工不安心工作。建设标准过低，生活福利设施未配套建设，投产后遗留问题较多等问题。但小三线在共和国的建设和发展中留下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回顾和借鉴。
皖南山沟里的上海人
作者：徐有威 崔海霞 吴静 字数：9346
上海小三线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紧张的国际形势下，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和毛泽东关于加强备战、巩固国防的战略部署，在安徽南部和浙江西部山区建设起来的以反坦克武器和生产高射武器为主的综合配套的后方工业基地。从1965年选点筹建开始，到1988年调整返回上海期间，上海小三线发展成为全国各省区市小三线中门类最全、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一个以军工生产为主的综合性的后方工业基地。
上海小三线81家企事业单位，拥有职工和家属达七万余人，固定资产原值7。5亿元（净值5。1亿元），国家拨流动资金1亿多元，占地面积245万平方米，其中生产占用面积106万平方米。到1987年，累计创造工业总产值54亿元，上缴利税6。8亿元，约占收回投资的106％。
上海小三线建设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从1965年5月到1971年底是基本建设时期第一时期。从1972年至1978年，上海小三线进入军工生产大发展时期，即第二时期。在军品生产发展时期，上海小三线较好地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军品计划任务，为国家常规兵器的生产和国防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从1979年到1984年7月，是第三时期，也就是军转民，实行军品民品生产相结合时期。从1984年8月到1988年，是调整交接时期的第四时期即最后的一个时期。
1984年8月，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国家计委和国防科工委召开了全国小三线工作会议。会议对上海小三线调整方案表示同意。 1985年1月24日，时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的上海政府代表团抵达合肥市，与时任安徽省省长王郁昭的安徽代表团商谈上海在皖南小三线调整事宜，4天后签订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上海在皖南小三线调整和交接的商定协议》 并上报国务院。3个月后得到国务院办公厅的批复同意。时至1988年4月，上海小三线在皖南80家企事业单位全部移交给安徽。
上海小三线干部员工除少数留皖和去外省市安置外，五万多干部职工及其家属撤回上海。在上海市政府的精心组织和安排下，他们绝大部分回到原来的系统，工作和生活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上海小三线的调整得以圆满完成。
在前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总计有七万余名上海的职工及其家属背井离乡，远赴皖南深山中开山炸石、架桥修路，硬是在皖南建出了一方天地。而在这一如今看来光辉无比的工程背后，却是小三线职工面临的艰辛的生活条件和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且这一画面随着历史年轮的不断前进而愈加清晰。
供应时代的物质“享受”
上海的小三线企业远离上海，即使是在皖南当地，也是远离城镇，交通条件很不方便，生活用品更是严重缺乏，这些客观条件从职工到达的那一天就随之而来了。厂里的小卖部成为当时唯一能够获取日用品的场所，凭票供应的时代特征即使是在远离闹市的小三线企业也不能例外。
上海的小三线建在安徽的土地上，行政区划归属安徽，但职工的生活方式却完全是海派的，从全国的经济中心城市来到皖南山区，落差自然是少不了的，职工对生活不便的反映也较为强烈。为了解决后方职工的日常生活，安定人心，上海源源不断地将肥皂、火柴、香烟、草纸、毛巾、手帕、民用线、电筒、电池、牙刷、牙膏、肥皂粉、香药皂、胶鞋、塑料鞋、面盆、铝锅、口杯、热水瓶、针、纽扣、铅笔、铱金笔、练习本、信纸、信封、纸张、糖果、食糖、盐汽水等几十种生活物资不远千里运往小三线，而对于卡其布、的确良等紧俏物资也优先供应小三线职工。而这些供应的物资在小三线职工的手里，还具有了其他的功能，那就是与当地村民进行以物换物的交易，实现各取所需，小三线本来是不需要化肥的，但一些企业还是向前方提出了申请，化肥拿到后就去跟当地人换鸡蛋、大闸蟹等，当时最为吃香的就是肥皂票，因为上海供应的肥皂比安徽的要好很多，据说安徽的肥皂用半块之后就搓不出泡沫了，而小三线职工一张1。9元的肥皂票，就可以换到十几二十个鸡蛋。
日常所用基本能够解决之后，吃又面临了难题，蔬菜供应难以保证，肉类更是不常有，本想通过当地农村种植的蔬菜满足职工之需，但却发现当地蔬菜种类极少，且多是一些黄叶多、质量不好的菜，出现了虽有蔬菜供应职工却不买账的现象，于是，小三线企业和职工便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寻找食品的自给自足。在当地人看来根本不可能摆上餐桌的东西却成了上海职工嘴里的美味佳肴，螃蟹、黄鳝、甲鱼等被当地民众视为“异类”的海鲜类农副产品，很快便成了后方职工改善生活的首选，节假日、周末便成为职工们打牙祭的日子，时间一长，当地人也开始加入了下地捉“美味”的行列中，有点头脑的村民更是由此和上海人做起了买卖。鸡蛋八分钱一斤，大闸蟹两块钱一斤，没有锅就用铜壶放进去蒸、煮，八个、十个地吃，仿佛又回到了上海一样，而山区出产的芝麻、山核桃、花生等土特产类食品则成为小三线职工返沪探亲的首选，每逢过年过节，上海定量供应的一些东西，在皖南却可以从老乡家里无限量地购买，大包小包带回上海的都是这些在上海也难以保证足量供应的物产。如此的消费潜力，皖南当地人已嗅到了商机，抬高菜价成为不二的选择，到当地人手里买菜，卖给上海人比卖给当地人要贵。职工们在发现这一现象后，去买菜的时候，就开始讲当地的话，菜也自然就能够便宜买到了。就是在这简单的买卖过程中，还时而有趣事发生，据说八五钢厂68届的学生到城里去买菜，问农民‘大闸蟹多少钱一斤’？农民答‘八毛’，学生又问‘那蟹身卖5毛，蟹脚卖3毛，卖不卖’？农民说‘卖’，于是就把蟹脚拔下来，蟹身称5毛一斤，蟹脚3毛一斤卖给了这几个学生。
除依靠职工自身的努力外，小三线各个工厂也想尽办法解决食堂蔬菜供应不足的问题，养猪、种菜这些原本与工业生产无关的农活此时却成为改善伙食的灵丹妙药。利用厂前屋后开地种菜，利用食堂的泔水养猪，支持职工将所种蔬菜上交食堂，改善企业蔬菜供应成为了一剂良药。在红星木材厂，职工利用厂边的荒山，依靠厂内职工有近1/3来自农村、有自己动手搞农副业生产的现实条件，很快就在荒山上开出了20亩土地，当年就收获蔬菜、杂粮一万余斤，还养了11头猪。后来规模更是逐年扩大，耕种土地达到31亩，收获蔬菜22万多斤，职工人均261斤；养猪313头，平均每人每月可以吃上一斤多肉，还养鱼、养鹅、培育蘑菇，忙得是不亦乐乎。
自给自足的精神“食粮”
上海，近代中国的娱乐消费之都，即使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它也依然扮演着其引领时尚，引领消费的角色。已经习惯了压马路、逛公园等“白相”方式的上海职工忽然之间进入皖南山区，所有的业余生活瞬间消失，如何在艰难的条件下寻求精神的支柱，考验着职工的创造力。
在小三线的多数职工看来，企业当时的生产任务并不算重，工作之余如何在山区自我创造出消磨时光的业余娱乐方式，小三线职工可谓是不遗余力。电影放映队这一在当时农村具有标志性的娱乐方式也在小三线企业异常盛行，放映队每周定期到各工厂轮流放映，在上海一流电影院上映的影片也会在第一时间到达小三线。《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铁道游击队》、《追捕》、《冷酷的心》、《佐罗》等中外经典影片成了大家的最爱。本来在食堂放，但根本无法容纳多少人，没办法就在野外拉一块幕布当作露天电影院。职工下班后不是先吃饭，而是背一把竹椅子冲到广场上，把椅子放好再去吃饭，吃好饭以后就坐着等天黑，看电影就像是盛大节日。夏天看一场电影，浑身被蚊子咬，冬天穿着棉大衣戴着帽子哆哆嗦嗦地坐在那里看，一场电影下来人都冻僵了却依然乐此不疲。
电影放映在满足企业职工需求的同时也吸引了大批的当地村民，为了看《红楼梦》，露天电影院可谓人山人海，晚上放映，中午已经有村民人拿板凳占好了最有利的位置，地面已经没有立足之地的农民，则纷纷站上山头观看。1957年出生的安徽东至县的王金中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的情景时还津津有味：“我们小时候想看一场电影，前几天晚上就睡不着觉了啊。”此时的观众早已不分上海人、本地人，更遑论城里人、农村人，共同的精神文化需求暂时替代了文化、生活习惯的地域差异。
据1983年4月1日的上海《劳动报》披露，1982年中新建立起来的工厂放映队的出现，使得有7000多人的八五钢厂，平均每5天可以看到一部新的电影。
与看电影相比，上海职工对于海派特色的文艺形式似乎更为情有独钟，评弹、滑稽戏、沪剧等艺术形式都成为小三线职工热切期盼的精神食粮。上海市人民评弹团、上海县沪剧团、徐汇区前卫曲艺团等单位纷纷不定期组织到小三线开展巡回演出，每到一处均盛况空前。1982年4月，上海人民滑稽剧团赴地处安徽旌德的上海电子器材三厂为职工演出，消息一出顿时轰动四方，14日晚上，接运剧团的汽车一到，车门前就密密麻麻围满了人。附近的工厂听说上海来了剧团，纷纷打电话希望器材厂替他们说说情，让剧团去为他们厂演一场。1982年4月24日李伦新、萧丁以在上海的《解放日报》上以《把笑声洒向山谷》为题，报道了这一盛事，“第二天晚上演出，头一天就有人在剧场上放了许多木条、竹条，像上海的老妈妈买小菜用砖头、破篮排队一样，抢好了位置。第二天一早，那些竹条、木头又变成了竹椅和条凳。演员们走到哪里，哪里的人就说‘我们难得看戏，你们一定要多演几个！’这天晚上，一千五六百人，坐的坐，站的站，被独角戏的表演逗得一个个前俯后仰，笑声盈谷。”这些精彩的演出，对于当时处于文化生活贫乏的小三线职工来说真可谓是雪中送炭。
进入20世纪80年代，现代的娱乐方式开始兴起，其标志就是电视机开始进入普通寻常百姓家中。对于小三线职工来说，对新兴娱乐方式的追求也同样热切，但由于地处山区，电视接收信号差成为困扰大家的最大难题。为了解决这个老大难，小三线职工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当时黄山顶上设有接收台，于是单位组织几个人，晚上带着手电筒、干电池、9英寸的电视机，下午五六点天还没黑的时候就上山开始找地方接收信号，如此反复的工作往往要经过大半个月的努力，才能找到合适一个点安装差转机，向厂区发送信号以保证大家看到清晰的画面。如果碰到差转机受外力影响无法正常工作的话，电视机画面不是模模糊糊，就是出现闪烁不停的“多瑙河之波”，或者干脆来个“看不见的战线”——漆黑一片，常常使得热情的观众为之沮丧。
介绍来的“爱情”
在小三线建设及投产过程中，职工中的男女比例失衡情况日益暴露，青年男职工找不到对象的问题日益严重，由此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也开始凸显。一些年龄在25—30岁之间的单身男职工由于无法解决个人问题而经常无事生非，到附近村镇买条蛇，将蛇皮缠在手臂上，到女职工宿舍取闹；几个男职工为某一个女职工而打架斗殴，以此来发泄自己内心的苦闷等等事件时有发生。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包括上海市府，共青团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总工会等在内的机关，以及小三线各企事业单位的工会和团委纷纷开动脑筋，为解决青年职工的实际问题而奔波忙碌。他们首先想到的解决办法是在小三线企业周边建立以女职工为主的纺织厂，但最终因谈判未果而搁置；后来又想到利用前方妇女组织通过与小三线企业职工的联谊活动创造男女双方认识的机会，但也收效甚微，难度较大。这该怎么办呢？此时，一份报纸上刊登的一则启事引起了八五钢厂这一未婚男职工最多的工厂团委的注意，启事刊登的是海运局为常年在海上漂泊的海员征婚的消息，大家顿时茅塞顿开——通过报纸征婚解决青年职工的个人问题。
1980年，时任八五钢厂团委书记的史志定与上海的《青年报》取得了联系，八五钢厂以支付120元广告费的形式购买《青年报》版面，登载本厂征婚启事，宣传企业的优厚待遇和生活条件，吸引女青年的关注，凡是上海市区、郊区或其他省市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的女青年（须城镇户口，吃商品粮的），如果与八五厂男青年恋爱成功，结婚后还可以调到厂里工作。这一招果然收到了奇效，在八五钢厂的征婚启事见报十天的时间里，厂团委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来信470封，厂党委见此形势，为了提高男女配对的成功率，还专门举办了“六个第一次”的专题讲座，教男青年第一次如何通信、第一次如何见面、第一次如何上门、第一次外出约会应注意的问题等，如第一封信字迹要端正，字句要通顺；第一次约会要准时赴约，不能失信用；第一句话谈吐要温雅，讲话要礼貌；第一次见面衣着要整洁，朴素又大方；第一次登门要量力而行事，不卑也不亢；第一顿饭要谦逊又礼让，尊老又爱幼。看到八五厂的征婚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万里锻压厂、红星木材厂、后方瑞金医院、胜利水泥厂等也纷纷效仿，刊登征婚广告的报纸范围也迅速扩大，《解放日报》、《文汇报》和《新民晚报》等上海的报刊上都出现了小三线企业为青年男职工征婚的信息。从1980年到1984年短短四年时间里，南到广东、云南，北至黑龙江、内蒙古，东到上海、浙江，西至青海、新疆的女青年纷至沓来，她们中有干部、科学院翻译、演员、医务人员、技术员、工人、财会人员、大学生、教师、农场职工、公安人员、营业员等，三千多名小三线企业男青年通过征婚在皖南组建了家庭。用八五厂领导的话来说，“通过为青年解决个人问题，职工中出现了三多三少：即学技术的多了，热爱集体的多了，争取入党、入团的多了；热衷酗酒的少了，赌博闹事的少了，随便缺勤回上海的少了。”但是从整体上讲，要彻底根本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单单依靠这个办法，还是有局限性的。
当三线工厂归于生意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上海小三线建设日益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
首先，中央认识到以“备战”作为主要战略目标的小三线的建设已不符合国际发展的客观环境。其次，受制于小三线的自身局限性，上海小三线生产出现困境。1980年，国务院财政投入上开始大幅度压缩国防费用 ，1980年比1979年下降44。5％，1981年又比1980年下降21。2％。这一政策调整使以生产单一军工类产品的小三线企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军工产品需求的减少，造成了小三线企业大量产品囤积而无处销售的尴尬处境，占总数的59％，后方工厂不得不停工或半停工。
1979年后，后方基地党委面对困境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并且积极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稳定巩固、统筹安排、军民结合、整顿提高”的工作方针，果断实行“军转民”，最终后方只保留12个厂的军工厂建制，其余军工厂都调整为完全生产民品或军品民品相结合的生产格局。
面对生产任务不足的困难，小三线企业不得不广开门路，“找米下锅”。如1981年1月—8月，上海小三线八五钢厂累计亏损229万元。面对严峻的局面，八五钢厂一方面派人外出四处奔走，求援原燃料；另一方面该厂实行钢材价格下浮、运费补贴、送货上门等优惠措施。至年末该厂的亏损额比上半年稍有减少，并且比原上海市冶金局下达的计划亏损额800万元少373万元。但即便如此，八五钢厂仍是处于亏损状态。
后方小三线由于品种多、生产不专业化、生产销售没有实行“一条龙”，而且没有规划性，因此对小三线企业只是从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方面进行调整，是远不能解决问题的。
后方小三线企业经济发展不起来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地理位置的劣势。上海小三线在选址时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这表示小三线单位都地处偏僻，交通极为不便，运输成本高，与外界的联系也较为困难。军工厂建在偏僻的山坳中，布局分散，生产点孤立，远离原料产地和工业城市，成本大，能耗高，转产民品也无竞争能力，利少弊多。当时在各个单位之间只有一条公路通着，正如一位当事人观察到的：“现在想想，公路一被炸掉，这些厂也就死掉了，炮弹运不出来，粮食运不进去，在里面生活的人生活就难过了”。
当时后方瑞金医院可以建造在公路旁，并且可以做到隐蔽，但是根据选址原则，还得把山的四分之一炸掉，最后建在绕过这座山的蛤蟆坑。但是军转民后，正是这种隐蔽，却严重影响了各个厂的发展。假使说上海和皖南山区同时有两家工厂生产相同的产品，产品的生产成本、产品质量等是相同的，但是皖南工厂所需要的运输成本要远高于上海的，采购方当然只会购买上海工厂的产品。倘若无法打开销路，生产的产品无人购买，那么三线厂自然无法扭转亏损的形势。同时，地理位置的劣势也给小三线员工带来了较大的烦恼，他们每次回家都要花费较长的时间，甚至有一次，部分员工乘坐回上海的班车时，车子坠入悬崖，仅一人幸存。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上海小三线企业中，每个厂员工的数量多则几千人，少则亦有数百人。军工厂的性质使得绝大部分的小三线厂与周遭环境和社会隔离，每一个厂自成社会，而这种“小社会”自然有其弊端。厂里的干部，不仅是工厂企业的领导者。他们要组织军工产品的生产，而且还要承担许多城市工厂不需要承担的社会职能，包括办中小学、幼儿园、派出所、居委会、婚姻介绍所、商店、菜场、老虎灶（即开水供应站）、殡仪丧葬以及处理厂社、农工等各种矛盾。最终使干部精力分散，穷于应付；使企业开支增加，成本上升。如此一来，小三线建设中各种问题也显现出来。
首先是员工子女教育问题日益严重。1978年后方基地党委给市委的报告指出：“后方小三线现有中小学共48所，教职员工和学生共6000余人。目前突出的问题是教育质量低劣，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特别是教育机构不健全，业务领导渠道不通。后方教育事业，安徽省教育部门明确不予领导。对小三线职工子女就学、升学等问题不解决好，对稳定三线职工情绪十分不利。”“学生人数不多，读一年级、读二年级没有像现在小学这样很整齐一批人一批人这样，比较乱”，即指各个年级的学生都混在同一个班中学习。师资力量方面，瑞金医院、后方仪电公司等企事业单位当时均有下属学校，不过这些学校的老师都是单位里的员工，属于“业余”教师。师资薄弱的现象在后方普遍存在。
为了能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很多小三线职工不得不把孩子留在上海学习、生活。然而，从小与父母聚少离多，这些孩子缺少应有的关爱与管教，便有甚者走上歧途。譬如原后方前进厂一对夫妇，出于不让孩子跟着他们吃苦的考虑，他们把3个幼子留在上海独立生活，每年双方见面的时间只有1个月。后来，这三个孩子中有两个因犯罪进入监狱。因此，在后方广为流传“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说法，无不流露出员工们消极、失落的心情。三线职工对现状的不满、对未来的忧虑，使得后方不安定因素日益滋长。
其次，是未婚青年比例失调而导致的婚姻问题。军工厂的性质促成了小三线工厂里男多女少的局面，刚迁往小三线时，他们还是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小伙。又鉴于军工厂为保密单位，职工常年住在山里，与外面世界接触甚少。因此这些年轻小伙到了适婚年龄时，便出现了找对象难的问题。在与原后方仪电公司工会副主席贺兴根先生的聊天中，他提到曾为公司里的男青年刊登过征婚广告。无独有偶，在1981年的《文汇报》上，后方22个企业集体刊登招收未婚女青年的广告；1980年11月，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团委成立了24个婚姻介绍所，并在上海《青年报》上刊登招收女职工启事，“把婚姻的大门向全国各地打开”。一年多后，整个后方已有569对青年领取了结婚证，其中126对已调到后方基地工厂，还有833对男女青年建立了恋爱关系。
当时在后方有个有趣的现象，小三线的男员工到医院看病时，“都是活蹦乱跳地过来的，用一辆大巴士或大卡车，一车一车地运来，厂里女的很少，小伙子很多，他们把到东方红医院（后方瑞金医院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叫东方红医院）来看病，当作是一种透气，一种来开眼界来玩一样的感觉，都很开心，我们里面有不少的护士都通过牵线搭桥等方式和他们结婚了。”
可是，刊登征婚广告成就婚姻的毕竟在少数，尤其来应征的都是市郊女农民以及在农场工作的女青年；医院的护士在小三线所有员工中也只是占一小部分。后方男多女少的局面使得众多男员工的婚姻问题始终无法解决。
第三，后方生活不便，且单调乏味。在就医方面，后方虽先后建造四所医院，却远不能解决后方将近十万名员工及家属的看病难的问题。由于医院与小三线厂之间距离远，交通不便，因此很多厂的员工每周仅有一次前往后方医院看病机会。在饮食方面，由于上海与皖南相隔四百多公里，小三线用的原材料，甚至连职工吃的酱油、萝卜干，都要靠上海运去。这种畸形的工厂从开始建设就成了上海沉重的包袱。
尤其到了上海小三线建设后期，大部分工厂军工任务下降，民用产品无法大规模生产，员工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在封闭的环境下，员工又处于较为空闲的状态，使他们更加感到生活单调、乏味。“小三线职工的文化娱乐活动不够活跃，特别是单身职工普遍感到业余生活枯燥。”
第四，户口问题和工资问题。从1972年以来，后方小三线职工新生小孩户口申报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这些孩子的户口，安徽不给报，理由是母亲户口在沪；上海又不给报，理由是父母或母亲已去三线工作，小孩户口不能报，户口问题关系到员工子女的升学问题、员工的工资问题等，影响着员工的切身利益问题。原后方683运输车队员工谈先生从小跟随父母去在后方协作厂生活、读书，户口也迁到了后方。虽学习成绩优异，却因为户口在当地，只能考当地高中。面对这种情况，他最终放弃了上高中就学的机会。我们采访过的一位倪先生原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教师，被调到上海小三线后户口问题迟迟未能解决，因此他只能拿山东的53元的工资，而上海的工资则是59元。他和另外一位被采访者吕先生的情况相同，两者均在小三线待了8年，两人的工资却始终没有涨过。这从一个侧面滋生了后方员工的不满情绪，使得后方的矛盾日益尖锐。
最后值得提出的是，小三线职工的优秀才学在后方得不到发挥。1978年恢复高考后，不少有志青年觉得再在小三线待下去是浪费时间、浪费青春，他们纷纷为自己的未来寻找新的路子。比如，在后方瑞金医院搬到皖南时，要求有30名高级医师（相当于现在的主任医师）一起迁往内地，其中唐振铎和魏珂等医生无论是在后方还是回上海后，其医术都是赫赫有名的。但他们若一直留在安徽，没有先进的设备来做实验、没有完整的图书馆翻阅资料，则其精湛的医术得不到提高，甚至退化。
上海小三线建设的起始与终结都与时代紧密相连。小三线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生成，在完成其历史赋予的使命后，却随着时代的变迁，滞后于时代的洪流，其退出历史舞台是必然的。1988年，上海市政府决定让这些小三线厂与上海郊区的一些厂进行联营，上海的员工全部迁回到上海、分配到上海各个与三线厂联营的厂中，而在后方的所有固定资产全部无偿移交给安徽。
本文部分资料来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著、徐有威主编的《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年6月第2版）
锦江厂，一个三线企业的传说
作者：倪同正 字数：7193
当战争的阴霾逼近时，重新构建中国的经济布局，把军事工业向西部转移成为当时国家建设的大方向。在那个年代，有国家意志的贯彻执行，有人民群众大无畏的精神，三线建设在“文革”动乱之中照常推进。在千军万马建三线的洪流中，从上海来到成都平原西部丹景山麓的锦江油泵油嘴厂，从蓬勃兴起到苍凉落幕，仅仅用了37年。
选址折腾了三年
1966年3月，八机部办公室主任刘昂，基建司司长邢安民来川和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的程子华、阎秀峰共同研究为“三江厂”选定厂址，当时由刘、邢率领上柴、锡柴、杭齿和八机部洛阳设计院的代表，驱车深入成都市北部的彭县（今彭州市）白水河地区考察，根据当时中央提出的“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选定了“三江厂”的厂址。
为什么要把这些农业机械企业安排到这样的地方呢？据说二战时期德军专门搜寻轰炸苏联的轴承厂和油泵油嘴厂，把这类工厂破坏掉，就能以较小的代价使得对方飞机、坦克、各种战车难以动弹，收到最大的效果。“三江厂”到了战时就是军工厂，因此要找个特别隐秘的、可靠的地方。
最初的方案是锦江厂在最外边，靠近白水河镇，地形、位置算最好，令其他两个兄弟厂的同志羡慕不已。湔江厂在响水洞，坡陡沟深，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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