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文历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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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基地的警卫部队并毁坏核设施，但要完全彻底地摧毁它则很困难。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此进行了讨论。9月15日，中国的核试验已经迫在眉睫，约翰逊和腊斯克、麦克纳马拉、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国家安全顾问邦迪举行了聚会，最后的看法是：在中国爆炸原子弹，与美国对中国采取不宣而战的打击之间，还是后者更有风险。对中国核设施的攻击，应该在“军事敌对”发生时才可以。于是，试图伸向战争按钮的手终于缩了回来。
　　那么，中国领导人当时是否了解到美国的这些绝密计划？如果不了解，三线建设决策未必就是有的放矢。笔者看到的档案证明：1964年9月16、17日，也就是美国最后讨论对中国核基地进行袭击的时候，周恩来主持了由军委和国务院负责人组成的第九次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研究是否按时爆炸原子弹。有人提出推迟到1970年在三线地区建设好第二个核基地以后再进行核爆炸，以免提前遭受袭击；也有人认为早晚都有压力，还是按计划10月爆炸。9月21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去特急信，附上罗瑞卿起草的请示报告，提出三种方案：一、“今年爆炸”；二、“明年4、5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三、“推迟爆炸”，到西南的第二批核试验基地建好以后。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研究后指出：原子弹是吓唬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批示“即办”，按原计划10月爆炸。
　　1969年三线建设的第二次高潮，也是在苏联的核打击威胁之下掀起的。
　　1969年3月，中苏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这时，苏联领导人企图使用核武器打击中国，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曾多次进行了研究。苏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竭力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核进攻计划。还有一个意见，即有限地对中国实施“核外科手术”，主要是摧毁中国的核设施。苏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反对这样做，认为太冒险，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一两颗原子弹难以消灭其抵抗，反而会使苏联陷入没完没了的战争。1978年叛逃美国的苏联人舍甫琴科（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回忆说：“在轰炸中国的问题上意见分歧使政治局陷入僵局。他们有几个月不能就这个问题做出决定。”最后的决定是，“在边境全线派驻大量装备有核武器的部队来显示苏联的实力。”
　　三线建设的两次高潮，都是面临美国、苏联袭击的危险之下进行的，并非无的放矢。但是不是反应过度？档案证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时也是有战争打和打不起来两种考虑的。问题不在于哪种可能性大，而在于没有后方基地的中国，无疑是在拿国家命运赌博。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即使得出入侵战争的可能性较小的分析，也不能不考虑到对方违背理性的行动。准备的后果可能是浪费，不准备的后果则可能是灭亡。由此看来，进行三线建设，建立后方基地是一种必要的选择。

　　三线建设是否算一种浪费？
　　回答这个问题，经济效益是一个关键。由于“靠山、分散、进洞”的原则，企业选址不少选在不利生产的地区，加上缺乏论证，上马过急，产品过分为军工服务等问题，造成了严重的浪费，许多企业经济效益低下，是个不争的事实。但这种问题是普遍的还是部分的？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整体数据下定论。否定和肯定三线建设者，都是抽样举例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否定者举出甘肃、陕西、贵州等偏僻山区很多企业难以生存、被迫关闭搬迁的事实；肯定者则举出攀枝花钢铁集团、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昆铁路等发挥巨大作用的成功案例。
　　从1983年开始的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战略，经过半年多的调查，基本摸清了状况：三线地区共有大中型企业和科研设计院所1945个。符合战略要求，产品方向正确，有发展前途，经济效益好，对国家贡献大，建设是成功的，占48％；建设基本是成功的，但由于受交通、能源、设备、管理水平等条件的限制，生产能力没有充分发挥，特别是产品方向变化后，经济效益不够好的，占45％；选址有严重问题，生产科研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有的至今产品方向不明，没有发展前途的，占7％。由此可见，三线建设从经济效益上来讲，基本上是发挥了作用的。
　　有严重问题的小部分三线企业，包括三种情况：1、企业所在地自然灾害频发、生活条件恶劣，危及生产和职工生命安全。2、选址过于分散，或是远离原料产地，不适合行业特点3、因国家改变战略或资金困难，长期停建缓建，靠国家补贴度日。
　　1984年，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开始，对有问题的企业分别关、停、并、转、迁。原则是：向原料产地、产品市场、有利于发挥本身技术优势和加工协作的地区、有利于技术和市场信息交流的大中城市搬迁。解决“脱险搬迁”问题的三线企业有201个，于2005年底全部完成调整搬迁。
　　也有人要问，如果当时不把大批企业建设在西部山区，是不是能免除后来的调整改造，效益会更好？这样看，三线建设还是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上看，在无法判断战争是否会爆发的情况下，只能立足于最坏的结果来考虑。这是为国家安全必须付出的代价。

　　三线建设究竟有何价值？
　　如果从改变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看，三线建设也有着重要的经济效益。
　　1949年新中国成立，面对的是旧中国留下的沿海和内地极不平衡的经济布局。据1952年统计，沿海七省三市的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的73％。重工业中钢铁工业80％以上的生产能力在沿海地区，而资源丰富的西北、西南、中南地区几乎没有什么钢铁工业。轻工业中纺织工业80％的纱锭和90％的布机分布在沿海，内地广大产棉区的纺织工业却很少。其他工业的分布情况也大多如此。到1963年，西部七省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例甚至低于1949年。这种情况，通过三线建设得到了初步改变。
　　首先，在西部地区建成了一大批工业交通基础设施，新增了一大批科技力量，提高了西部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西部地区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使三线地区的铁路占全国的比重，由1964年的19。2％提高到34。7％。西部地区建成了一大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重点企业和基地。贵州六盘水煤炭还可以支援外省，初步改变了江南无煤炭调出省的状况。三线地区共建成钢铁企业984个，工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4。5倍。三线地区工业固定资产原值1980年比1964年增长了4倍。
　　其次，在西部建成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带动了西部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初步繁荣。随着大批资金、科技人员和工业设施的投入，铁路、公路、邮电的开通，矿产资源的开发，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内迁，给西部荒芜的落后地区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在荒山僻野中拔地而起，如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过去都是山沟野岭，现在成为世界著名的钢城、煤都、汽车城、镍都。几十个古老的历史县乡城镇被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为现代化工业科技都市和交通枢纽，如四川的绵阳、德阳、自贡、乐山、泸州、广元，贵州的遵义、都匀、凯里、安顺，云南的曲靖，陕西的宝鸡、汉中、铜川，甘肃的天水，河南的平顶山、南阳，湖北的襄樊、宜昌，山西的侯马，青海的格尔木等等。
　　可以说，如果没有三线建设缩小了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那么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要实施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大战略，将会遇到原材料、动力供应等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三线建设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安全保障和物质条件。以四川为例：三线建设以前，四川工业较发达地区主要限于重庆、成都两个城市周边。而川西地区是中国乃至世界矿产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综合利用价值极高。金沙江、鸦砻江的水力发电资源也是我国最丰富的。川西平原、西昌地区，农业自然条件很好，盛产粮食和经济作物。但是，由于交通不便，缺少工业基础，川西经济得不到发展，远远落后于川东地区。
　　毛泽东决定把三线建设重点放在四川后，1965年邓小平视察川西地区，确定了“两点一线”的西南三线建设布局。即以攀枝花为中心，通过成昆铁路线，向重庆和六盘水两点做钟摆式辐射。这个“两点一线”的布局现在发挥了巨大作用。成昆铁路沿线辐射范围13。6万平方公里，包括四川、云南的7个地、市和所属50个县、市。如今铁路支线和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企业和科研机构星罗棋布，崛起了西昌、绵阳、雅安、乐山等新型工业城市。攀枝花集团主产高铁钢轨、无缝钢管、特殊钢、钒钛钢铁的企业，延伸到凉山州、成都市、绵阳市及重庆市、广西北海市等地建厂。当年的点线分布，已经扩展为生机勃勃的新经济区。　“两点一线”带动了川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和经济水平的提高，相当于跨越了50年。
　　如果把评价三线建设和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下的西部大开发联系起来，思路就会更加开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了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的出口产品基地。2004年，中国GDP对外贸的依存度高达67％。中国经济必须开创新的市场和对外通道。三线建设时兴建的内（江）昆（明）铁路，到21世纪初全面通车，成为连接东南亚经济圈的重要国际通道。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在三线建设的基础上，又新建了大批高速公路和机场，向西打开了对外开放与合作的新路。形成西北部由新疆、内蒙古至俄罗斯、中亚五国、蒙古，西部由新疆、西藏至巴基斯坦，西南部由云南、广西至东南亚国家的国际通道后，不仅有利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东部海域冲突。
　　在这个视角下，我们对被长期诟病的三线选址方针“靠山，分散，隐蔽”，还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这个方针本是针对核工业提出的，但在三线建设中片面强调战备的影响下，被当作企业普遍选址的要求，造成了很大浪费。如重庆涪陵的816工程，是历时五年挖成的世界第一大人工山洞。由于潮湿和没有采光，80年代被废弃，2010年开放为旅游基地。
　　进入21世纪后，西部的交通和抗御灾害条件有了很大变化，“靠山、分散”等不利因素基本得到改变。如重庆南川山区，渝湘高速公路穿过其中，沿线公路四通八达。过去到重庆需要一天以上时间，现在只要一个多小时。就在被废弃的三线企业遗址旁边，崛起了现代企业重庆铝业集团。高速公路开凿了众多隧道，则是现代版“进洞”的一个体现，有节省交通时间、不占耕地和保护地表等优点。因此，时隔50年后，对“靠山、分散、进洞”口号，也有必要重新考量。如四川省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93％，平原和可耕地十分稀缺。“靠山”，尽可能不占用平地，不能不成为今后发展工业的一个必然要求。由于大城市人口密集，工业污染比较严重，不宜再建设集中的工业城市，“分散”也是今后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进洞”在未来解决了潮湿和采光、通风问题后，如地下铁道、地下商城一样，“洞中工厂”也会有发展的前景。总之，评价三线建设的价值，我们一是要立足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思考，二是要与未来的发展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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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的启动和调整改造

作者：于锡涛　字数：4592

　　上世纪60年代，由于当时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工业生产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在中国西南和西北广袤的大地上，展开了一场以备战和对付可能发生的外敌入侵、保卫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进行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三线建设”。

　　毛泽东：三线建设不好，睡不好觉
　　三线建设的决策，是1964年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当时我国存在着外敌入侵的严重威胁。1964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做出了“集中力量、争取时间建设三线，防备外敌入侵”的战略决策。要求：一线要搬家，三线、二线要加强，以改善我国的工业布局。在对战争的准备上，迟打还是早打，我们准备它早打；小打还是大打，我们准备它大打；打不打核战争，我们准备它打核战争；敌人在一个方向入侵还是他们相互勾结从多个方向入侵，我们准备它从多个方向入侵。总之，我们的准备快一点、好一点，战争就可能推迟。我们要准备它来，争取它不来。毛泽东多次说：“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线建设不好，睡不好觉，要认真研究苏联在卫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斯大林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这是教训。”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对全党、全国进行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起到了紧急动员的作用。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外敌入侵的危险，我们的方针是积极备战。中央认为，战争有它自身的规律，我们不能心存侥幸，要做到有备无患。毛泽东和党中央正是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工业布局的现状，才做出了建设三线的决策。
　　1949年之前我国的工业布局，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城市，国防工业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和中南地区。据1952年统计，我国沿海各省市的工业产值，占全国的70％，钢铁工业占到80％。这种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是旧中国半殖民地经济造成的，新中国成立后必须改变。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又说：“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战备。”
　　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重视工业布局，加强了内地建设。新建了成渝、天兰、兰青、宝成、黔桂、包兰、兰新、石太等铁路干线，改善了交通条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全国新建的156个重点工业建设项目，有三分之一建在三线地区。到1964年我国大规模开展三线建设的前夕，三线地区交通闭塞的状况已经有了初步改变，工业有了一定的基础，为三线建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幅员辽阔的一些国家，都把国防经济的重要目标尽量配置在国家战略纵深地区。如：德国把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基本上分布在远离边境的中部地区；苏联从1941年开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把国防经济从靠近前沿的西部地区向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搬迁；美国根据防空能力，以距离海岸300公里作为国防安全地带，部署国防工业。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央做出调整工业布局和加强战略纵深即三线建设的决定后，工业的战略布局就开始由沿海和边疆向内地、由东向西逐步展开。

　　战争爆发时能做到“省自为战”
　　1964年10月，国务院批准下达1965年国民经济计划，其指导思想是：争取时间，大力建设战略后方基地，防备外敌发动侵略战争。1965年11月，国务院批准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提出：加快三线建设特别是国防工业建设，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核心；要全面考虑备战、备荒、为人民三个因素，统筹安排，突出重点，集中力量，把西南和西北部分省区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的战略大后方。这样，四川省就是重点，继而是贵州、陕西、鄂西、湘西、豫西。最早开工的建设项目有：攀枝花钢铁基地、成昆铁路、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贵州六盘水地区的煤田基地以及江汉、南阳两大油田等。
　　中央做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后，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立即召开工作会议研究贯彻。1964年9月，由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赵尔陆带队，组织核、航空、航天、兵器、电子、船舶等国防工业部的领导同志，组成工作组，分别到四川、贵州、滇东北、陕西、甘南、宁夏、鄂西、湘西以及广西西江上游等地区进行踏勘，初步拟定了国防工业三线建设布局方案，并向中央做出关于国防工业三线建设的布局、厂址选择、工程设计和施工问题的三个报告，得到了中央的批准。〖TXT小说下载：。。〗
　　在建设全国三线战略后方基地的同时，1964年10月，广东省从战备出发，也在省内规划建设自己的后方基地，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他号召全国一、二线各省市也讨论一下自己的三线问题，认为这个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及。随即，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组织编制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小三线建设规划，并得到中央和国务院批准（西南、西北地区俗称“大三线”，各省份自己靠近内地的腹地简称“小三线”）。按照这个规划，在1965…1967三年时间内，国家投资21亿元，建设202个地方军工厂、168个配套工业项目、364个交通通讯建设项目，作为省、市、区的战略后方基地。规划建设的地方军工厂，主要生产半自动步枪、枪弹、手榴弹、地雷、迫击炮、迫击炮弹、硝铵炸药、火工品等，用来装备地方部队和民兵。按照人民战争的思想，一旦战争爆发，交通被切断，也能做到省自为战。

　　好人好马上三线
　　三线建设在1964年经中央决策后，1965年开始全面规划并逐步展开，其行动之快、动员之广、投资之多、影响之大都是空前的。经过“三五”、“四五”、“五五”三个五年计划集中力量的建设，到1980年，国家累计投资2052亿元，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39％。经过三线建设，我国生产力布局不合理的状况有了较大改变。
　　“一线要搬家”，是毛泽东的指示，也是加快三线建设、改善工业布局的有效措施。工交系统安排在1964、1965年两年时间内迁建一线地区的工厂109个。上海浦陵机器厂搬迁到重庆，40天完成土建，18天完成设备安装，总共只用了两个月就完成搬迁并投入生产，成为三线建设中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成功典型。
　　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在规划安排三线建设时，对一线工业进行调整，有计划地从一线地区搬迁一部分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到三线地区，动员和组织一线地区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各个方面大力支援三线建设。国家建委多次召开搬迁工作会议和基本建设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从一线往三线搬迁工厂，不仅是一项备战措施，也是一线支援三线的一种重要形式。要突出备战，加强国防建设。重要的军工厂和必要的协作配套厂，要首先搬迁；三线短缺产品的重要工厂，要优先搬迁；基础工业的骨干工厂及其配套协作厂，要尽可能搬迁。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在三线建设中，要采取老基地带新基地、老厂矿带新厂矿、老工人带新工人的“三老带三新”的办法，以加快三线新厂矿的建设速度。
　　据统计，从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在西南、西北扩建、续建和新建大中型项目约300余项。其中钢铁14项、有色金属18项、石油工业2项、化学工业14项、化肥10项、铁道工程26项，以及交通、民航、水利、森工、纺织、轻工、建材等关键项目。其中攀枝花钢铁联合企业和成昆铁路是三线建设中最重要的两大项目。
　　国防科技工业是三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线老厂承担支援三线的任务特别繁重。为了新厂尽快建成投产，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线老厂对口包建三线新厂的形式，领导班子、技术和管理干部、技术工人，都由老厂建制配备，重要设备也由老厂分迁，而且都要求把最好的资源配备到新厂去。产品图纸资料，试生产需要的工具、模具，以及关键的原材料、半成品，都由承担包建任务的老厂成套提供。国防科技工业采取的这种一线支援三线的办法，保证了三线建设的顺利进行。
　　国防科技工业，包括核、航空、航天、兵器、船舶、电子六个行业，从1964年开始到1980年，国家累计投资193亿元，初步建成了具有相当规模、门类基本齐全、科研生产教育相结合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战略武器的科研、生产和试验设施，大部分都建在了三线地区，常规武器的生产能力占到全国的一半以上。
　　国防工业科研生产所必需的大型试验设施和卫星发射中心，也是三线建设的重要内容。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始建于1965年，累计投资2。43亿元，建有低速、高速、超高速等各种用途的风洞，试验设备比较配套，研究手段比较齐全，技术力量比较雄厚，可为飞机、导弹、卫星等飞行器的科研设计提供空气动力试验数据。在四川西昌建设的卫星发射中心，建有技术中心、发射场、指挥控制中心、跟踪测量等系统，主要承担通信卫星、广播卫星、气象卫星的试验发射和应用发射任务。

　　当和平与发展成为潮流
　　应当肯定，在当时的形势下三线建设的决策是正确的，成绩是很大的。但是，三线建设的出发点是为了准备打仗，所建项目要求“靠山、分散、隐蔽”。再加上三线建设基本上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进行，建设规模过大，战线过长，要求过急，所以遗留下不少问题。比如：少数企业和科研单位选址不当、钻山太深、布局过散；注意了主体工程，忽视了水、电、气等辅助设施；注意了生产，忽视了生活；只考虑战时的需要，没有考虑平时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国民经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三线的国防工业企业面临比其他国有企业更大的困难。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使这些企业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制约着这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1983年11月，国务院决定，对三线企业进行调整改造，使其继续发挥作用。
　　1983年12月，国务院成立了“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简称“国务院三线办”。规划办公室的任务是提出三线企业的调整技术改造方案，经国务院批准后，对规划实施进行检查和督促。
　　1993年，国务院进行机构调整，“国务院三线办公室”改为“国家计委三线办公室”，并成立了新的三线建设调整领导小组。三线调整工作继续按原定计划进行。1995年9月，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领导小组召开了第一次领导成员会议，对1983年以来三线建设调整工作进行了总结。一致认为，十年来三线调整工作在国务院领导和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下，经过各方面的积极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一是三线布局调整从根本上改变了搬迁企业的生产经营条件和生活环境，稳定了职工队伍，为三线企业调整结构、步入市场创造了较好的外部条件；二是三线布局调整同技术改造紧密结合，促进了产品结构的变化，加快了军工企业军转民的步伐，为民品上批量、上水平创造了条件；三是三线布局调整救活了一批濒临倒闭的亏损企业，推动了生产经营，经济效益明显回升；四是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地区生产力布局的合理化。
　　三线的调整改造也应当包括在三线建设历史研究范围内，可以视为三线建设的第二阶段。将三线建设战略纳入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更大战略中，将是中华崛起的大手笔。
　　（作者系国务院原三线办公室秘书长、原国防科工委三线办公室副主作）

鲜为人知的小三线

作者：徐有威　字数：1199

　　小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地方军工为主体的省区市后方基地建设。
　　为了应付美苏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1964年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三线建设进行了统一的部署，建设地方军事工业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以及之后，毛泽东对地方军工建设问题作了多次重要讲话，大致内容为：要准备打仗。打仗，还是寄希望搞步兵。以大区或省为单位搞点军事工业，准备游击战争有根据地。“最基本的是每省要搞一个兵工厂”；“准备游击战争有根据地，有了那个东西，我就放心了”；“先搞修理，再搞制造”。沿海各省要搞些手榴弹、炸药厂、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有事不能靠中央，不要靠几百万解放军。各省自己管自己，那时中央顾不了。
　　根据毛泽东多次有关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内地，在人力、财力、物力上给予保证。1964年底，解放军总参提出一、二线地区的21块地区为小三线地区　（　简称小三线　）。建设的地方军工厂及其配套服务项目，为小三线后方基地。
　　按照中央的部署，小三线建设在行业管理方面由国务院第五机械工业部　（　简称五机部，后改为兵器工业部　）　业务归口。其主要任务是生产团以下的轻型武器和弹药，装备民兵和地方部队，战时配合野战部队。
　　小三线建设与发展，经历了第一批规划项目建设，补充项目建设，调整与改革三个阶段。时至1985年末，小三线企业事业单位为229家，职工总数为25。65万人，固定资产原值为31。5亿元。1985年的工业总产值为17。2亿元，其中民品产值为11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64％。主要军品共104种，累计生产各种火炮10。2万门，各种枪械843。9万支（挺），以及相应的弹药；生产的主要民品包括电子设备、民用机械、纺织机械、矿山机械、农业机械、汽车、轻工产品、化工产品、民用爆破器材……
　　小三线建设改善了兵器工业的生产布局；为野战军、地方部队和民兵提供了大量的轻武器装备；为发展地方工业，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改变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面貌，支援地方经济建设，发展商品经济，均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于当时受　“左”的思想影响和缺乏山区建设经验，小三线建设也有失误和挫折。在确定产品方案时，只考虑战争时期军品的需要，而忽视了和平时期生产民品和工厂的发展。产品品种单一，和平时期“保军转民”调整产品结构困难；部分工厂进山太深，工厂布局过于分散，交通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