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经典美文-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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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平凹因《废都》而名声大噪，勾来若干追星族，据说愣是有痴心的女子千里迢迢跑上门，一见面就做激情拥抱状，吓得贾“叶公”抱头鼠窜，落荒而逃。哈哈，幸亏我不是他，幸亏！
　　二月河因《落霞》三部曲而一飞冲天，成了新闻媒体爆炒的对象，有消息说他“在一个月内接待过四百多名记者”，真正是门庭若市。我的天！长此以往，他还怎么写作？他要是再也写不出好文章，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岂不都是大大地折本？哇噻！幸亏我不是他二月河，幸亏！
　　张爱玲天才横溢，孤芳自赏，十七岁就发出宣言：“最恨——　一个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结了婚。”我不是天才，我的柔情正好和她相反，我希望普天下的才女都能找到她梦中的白马王子。
　　上帝给了戴望舒一首传世的《雨巷》，巷中有“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同时也搭配给他“终生丁香一样的忧愁”。幸亏，上帝没有给我一首传世的《雨巷》，因而也就没有罚我没完没了地“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
　　冯友兰说：“人必须先说很多话，才能保持静默。”从来就没有一个机会，让我尽情说上很多话，因此，我永远也不必保持静默。
　　徐志摩额头长得如何如何，眼睛长得如何如何，鼻子、嘴巴长得又如何如何，腰部、腿部长得又如何如何……唉，人都死了多半个世纪了，至今还被人推来搡去，吆五喝六，评头论足。谢天谢地，我的长相只与卧室的镜子有关，出了门，谁也不会注意我的嘴脸。
　　亚里士多德说：“忧郁是人类最有创造性的气质，是天才的同义词。”我也忧郁，但我不是亚里士多德，不必为此承担创造的大任。
　　卡夫卡梦见自己变成甲虫，他也真的被研究者当成了甲虫。我也常做怪梦，梦里摇身一变为恐龙，为帝王，为外星人，为美女……但我没有义务告诉别人，我私下里偷着乐……
　　稿子写作途中，电话铃轮番呼唤，有朋友的，也有听过我讲座的可爱的大学生的，我都是亲自去接，幸亏我还没有阔到让客人听家属或秘书的恶声恶气。最后一个电话，是儿子的，小两口在商场买东西，钞票没带足，急急如令，要老子立马送上。我二话没说，当即中断写得半半拉拉的文章，带钱出门。
　　开车经过十字路口，一不小心就闯了红灯，交警挥手将我拦下，恍惚中，我想象我是名震天下的卞大才子，如媒体经常渲染的某某某、某某某，那位年轻的交警见了我赶忙一个劲地赔笑，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随后敬礼放行。——唉！这当口，交警他敬礼倒是向我敬礼了，跟着却拿右手两根指头轻轻一勾，示意我下车接受处理。我这才霍然而醒，明白了自己究竟是张三还是李四，然后迅速离座，恭恭敬敬地交出驾驶证，听凭处罚。
　　选自《散文百家》2003年第15期

忧伤的国歌

作者：房向东　字数：2075

　　那天，我们先是去了格林尼治天文台，回来路上，弯到一家叫“金筷子”的中餐馆吃午饭。
　　一路上我们都是在中餐馆用饭，都是五菜一汤。这是导游安排的结果。虽然人在欧洲，仿佛依然吃在福建。中餐馆的老板大多和我们在国内见到的餐馆老板并无二样，脸上油腻，身子肥肥的。我们还碰到一个福建长乐的老乡，为了表示对我们的欢迎，他不加菜，却加了若干“黄段子”，逗得我们喷饭。
　　“金筷子”是一个女老板，三十五六岁模样，齐耳短发，头发柔柔的，仿佛有点黄；脸不大，眼睛却特别大，那眼睛弥漫着伦敦的雾，有点儿迷惘，有点儿忧伤，有点儿像国内很出名的那张“希望工程”宣传画中、那个渴求读书的女孩的大眼睛。她穿着黑长裙，白汗衫，素素的。和平常用餐没有什么两样，她先是为我们上了茶，接着上饭上菜了。
　　边吃饭边聊天。三句不离本行，我们聊起了写《哈利·波特》的伦敦女作家J。K。罗琳。这时，女老板凑过来问了：“你们几个，是什么团呀？”我们告诉她，我们是出版方面的。她“哦”了一声，分别为我们面前的小碗盛了汤，说：“罗琳先前也常到这里吃饭。她本来也没有什么钱，为了带好小孩，动了给孩子写故事的念头，一写就成功，现在名声大了。”我说：“她也常到这儿来吃饭？”她肯定地点了点头。她似乎对我们是搞出版的来了兴致，话稍多了几句，淡淡地说：“我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院里长大……”我说：“那你父母在出版社工作？”她依然用平和的语调说：“我的继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美编。他叫李某某。”我说：“是他呀，还是一个名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很多书都是他设计的。常买人文版图书的人，肯定知道李先生。”这似乎有点出乎她的意料：“是吗，他还这么有名呀！”很显然，她还真不知道李先生的名气。这时，我仔细瞧了她一眼，说不上漂亮，然而有一种气质在，是那种有一定文化层次的未婚大龄女性所特有的气质，有点冷，有点无奈，仿佛还有点渴求。
　　这时，突然响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声。我们几个全都抬起了头，先是对视一眼，接着就寻找声音发自何处。在伦敦，还能听到我们的国歌？！原来，是从女老板的口袋里发出的声音——是她的手机响了。她将手机铃声设置为我们的国歌声！
　　她到一旁接电话了。
　　在国内，每天看新闻联播，每天听这支歌，可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具有如此特殊的震撼力。这音乐，强烈地撞击着我的心灵。一时间，我们几个都沉默不语了。哦，国歌，“金筷子”餐馆里从手机中发出的这么柔弱的声音，却那么的强有力！
　　接完电话，她过来又为我们每人加了一小碗汤。我们问，你的手机中怎么会有国歌呢？她说：“想家。特地灌进去的。”我说：“在英国，手机可以设置自己喜欢的音乐？”她说：“可以的，就是麻烦一点。”
　　我们似乎也没有太多的话说。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我在心中品味着她的“想家”二字。我还品味着“金筷子”这个店名，筷子，是中国才有的，“筷子”却是“金”的！中国的筷子，在她心中有多大的分量啊！
　　过了会儿，我问：“最近有没有回到国内看看？”她说：“在伦敦的时候想着北京，回到北京又想着伦敦……去年春节回北京了。我什么人也没有找，在宾馆住了三天，这三天都打着车在街上转……”她的声音很低。听她的声调，我被她的伤感所感染，“……后来，就到日本办事了。”
　　她说了，她想家。北京，是她长大的地方，有同学，有亲人，至少，有熟人，她却谁也没有见。她有一个继父，她母亲还在吗？她与母亲说不上话？或者母亲待她不好，所以她出国了？也许，她的爱遗失在北京的某个公园，遗失在依然涓涓而流的水中？无家可归？还是有家不想回？她在北京转了三天，她在寻找感觉还是寻找梦？哦，我实在理不出头绪。萍水相逢，我们也不好多问什么。总之，我觉得她瘦弱的身躯里装了很多心事，很多理不清的情感。
　　接着，我们又无话可说了。还是她打破了沉默：“我给你们加一道菜吧。”我们谁也没说客气话。一会儿，她送来了一盘青菜。后来，在回国的飞机上，我的脑子在“过电影”，这还真是我们欧行路上唯一的一次加菜，虽然只是一盘青菜。
　　我们走了。女老板把我们送到门外，神情恋恋的，又把我们送到了停车场。起风了。我们要上车了，请她回去。她说：“一路上要多小心啊，过马路要小心啊。英国的方向盘在右边，和国内的不一样，过马路要先往右边看，不是像国内那样朝左边看啊！”她的语气，像母亲送孩子上学，像妻子送爱人远行……她是一个多么善良的人啊，她的心中怀有多少的善意啊。我们点着头，却什么也没说。我们用眼神和笑容向她告别。我们上车了。这时，她的手机又响了，她右手接着电话，左手上举着，晃动着，目送着我们远去，远去……所有的中国人都远去了，只有她留在这伦敦的风中。这时，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她那手机里发出的国歌声，有那么点儿忧伤……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她远在异国他乡，她是孤独的。愿她手机中的音乐陪伴她走过一天又一天，愿她平平安安。
　　摘自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喝自己的血》

双鱼

作者：三毛　字数：658

　　深夜的街道斜斜地往上通，她的摊子有一支蜡烛在风里晃。天冷，地势海拔四千米，总是冷的，尤其在夜里。我停下来买一条煎鱼，鱼是煎好的，放在报纸下面，印第安女人很自然地要将鱼放回油锅里再热给我。看到地上纸盒里还睡着一个娃娃，不忍她为了我一点小生意再麻烦，再说玻利维亚的首都拉巴斯当时是要戒严的，我催着她要付钱，说冷鱼也很好吃，快卖了给我收收摊子回去吧！那个女人仍然要给我煎，一面下锅一面问我几点了，我告诉她，她起身紧了一紧披风，急着收摊子背娃娃，就在那时候，我发现她的身上、胸口，晃动着两只银色的鱼，是晃动的，好似在游着一般闪闪发光。我忍不住伸手摸了一摸。“你卖不卖这对鱼？”问着自己先脸红了。那女人愣了一下，怕我反悔似的急急地的：“卖的，卖！”唉，我是个讨厌的人，利用了别人小小的贫穷。我们双方都说不出这双银鱼该付多少钱才好，对着微笑，都很不好意思。最后我说了价，问她够不够，她急忙点头怕我要反悔，急着将银鱼从自己身上拿下来，鱼下来了，夜风一吹，吹掉了她没有别针的披风。
　　“我还有老东西。”她说，要我第二天去街上找她，我去了。第二天晚上，她给了我照片下面的两副红石头的耳环，也是我出的价，她猛点头。拿下了她的家当，又好一阵心里不平安，将耳环用手帕包了又解，解了又包。好几年来，这个女人的身影和她的摊子，还有那个婴儿，一直在我的心里掺杂着一份内疚不能退去。我想，再过几年如果回去拉巴斯，我要将这几样东西送回那个女人，毕竟，这是她心爱的。
　　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我的宝贝》

门缝中的童年

作者：林彦　字数：6482

　　河流到秋天总要弯弯瘦去

　　水瘦了，栖镇也褪了姹紫嫣红，和秋水一样清清奇奇的瘦。
　　这是我十岁前对故乡最深的印象。水一消瘦，栖镇沿河的石埠也深沉起来，下河提水或到船头搬粳米要走十四级石阶，春天只走八级就够了。江北的小城栖镇好像蛰伏在水墨的色调里，水是无色的白，将小镇的街织成网。街檐下小船穿梭，船篷和屋檐一律是墨迹淋漓的黑。黑白之间横着灰暗的单孔石桥，是路的过渡也是颜色的过渡。下雨天青石街道上印着成串光润的脚印，如意楼茶馆里像悬浮着一层烟，说不清白或者绿。茶馆与满街木楼的表情都是百年孤寂的，到处嵌满苔痕，苔痕上密布着时间的字样。童年时代我每天从夹在石桥木楼之间的小街上走来走去，把时光年复一年地走掉。
　　事实上，我很少怀想童年。童年时代我总是坐在门槛上心事重重地咬手指甲，我父亲远在省城，每周回栖镇度周末，把在外面积攒的郁闷和烦恼加倍地挥霍掉。母亲独自在栖镇阴暗的老屋里照看我和妹妹，忙着到缫丝厂做工或者熬药，偶尔也忙着和父亲争吵。她年轻时光洁的脸不到四十岁就终日浮肿着，可以想见当时的日子是怎样黯淡无光。
　　比较快乐的时候是在每天下午四点左右，母亲带我和妹妹去罗汉桥边的梅先生诊所。妹妹打针，我瞅准机会玩。诊所是很好玩的，那么多药瓶像装着无数的秘密，幽蓝的酒精灯，煮着一盒闪亮的针头，刀子镊子钳子也是亮闪闪的，比玩具精致。我老想摸摸梅先生漂亮的针管，一点也不害怕，我是不生热疖头的。生热疖头的家伙在我面前一向是威风极了，可是一进诊所就哇哇乱叫，不可避免地挨上一刀。梅先生忙不过来时，也支使我取药棉和纱布，满口夸我伶俐。有一回趁梅先生给妹妹打针，我偷偷拿了她的刀子，溜到挣扎哭嚎的木生背后，他一心提防梅先生，没提防我手心痒，朝他脖根栗子大的疖头捅了一下。梅先生骇得孩子一样叫起来，把脓血飞溅的木生吓得怔怔的。
　　类似的错误我没少犯。我不活泼，可是闯的祸一点都不少，例如拆了家里的闹钟组装玩具手枪，在茶馆捡香烟盒子碰碎茶碗，让母亲骂成缩头缩尾的猫。如果撞上父亲就更惨，他竖起眉，直接把我拎起来丢到门外，罚我一餐不吃饭。这种时候我习惯蜷在一个门角，怯怯地往门缝里瞅。家庭就依赖这道缝，拴着一个孤独的影子，直到黄昏巷子里响起母亲细长哀切的呼唤。

　　螺蛳弓的“牵绊”

　　栖镇木楼的门除了沿街铺面，大多数沉默地关着，人和蚂蚁都在门后的世界里忙碌。推一道门缝，一个浓缩的世界也随之敞开。我喜欢去东街玻璃店看人用吹管吹出一个通红透亮的玻璃泡，看澡堂里姜麻子挥刀把人的脚茧削得雪花飘扬，还有小天工木器店里车工做木碗，他们的动作都像游戏，还能赚钱。
　　小天工接近端午最热闹。栖镇的端午节，白鱼黄酒咸蛋青粽，风俗和江南差不多，稍稍独特的地方大概是满街吃螺蛳河蚌。河蚌炖汤，加咸菜豆腐，浓白的汤汁里透点咸腥，不难吃也不好吃。螺蛳用黄酒红醋炒过，佐以葱白姜末，盛在青青的粗瓷盘里色彩夺目，用皂荚刺挑着吃，味道也比河蚌鲜美。小孩边吃边玩，螺肉一掏尽，马上把螺壳套在螺蛳弓上射出去。
　　螺蛳弓就是小天工制作的，楠竹弯成弓形，弦上扣一支小箭，空螺壳套上箭头，男孩们挽弓如满月，朝天空啪地射出一片欢乐。清明过后，小天工墙上挂满了各色各式的螺蛳弓，用橙红的桐油漆得琳琅满目，精巧玲珑，逗得我们挨挨挤挤的，唧唧喳喳，两眼直放光。
　　一到端午节，栖镇楼顶上噼噼啪啪雨点般落着螺蛳壳。只有我照例孤独着，直勾勾望着别人玩得上蹿下跳，我父亲对螺蛳弓深恶痛绝，据说小时候被螺蛳壳射中眼睛，险些看不到这大千世界。他既不给我买，也绝不允许我在那玩意儿上纠缠。他偶尔心情舒畅宁肯给我买比较高级的象棋，结果，镇上只有我两手空空守着冰冷的象棋。我还是羡慕螺蛳弓，好多次凑近邹姨妈家门口，盼望阿晴能记起她的承诺。
　　邹姨妈不是我姨妈，镇上人都叫她邹姨妈，她的丈夫患慢性黄疸病成天在家躺着。邹姨妈养了一大群绍兴鸭子，这群鸭子和它们的主人一样肯吃苦耐劳，也肯生蛋。邹姨妈就靠鸭毛鸭蛋维持全家的生活，还要供女儿阿晴上学。她做的咸蛋很好吃，鸭子吃不上谷米就专捉螺蛳泥鳅，蛋黄红彤彤的特别出油。这么好的蛋还得绕远路到邬桥去卖，很多栖镇人不理睬她的鸭蛋，怕传染黄疸病。
　　邹姨妈的女儿阿晴比我大四岁，很像邹姨妈，宽宽的脸表情总闷着，成天埋头用功。她表现积极，在学校扫地扯草满头大汗地一马当先，但老师总有足够的理由不喜欢她，不喜欢她莫名其妙的笨，一篇课文抄三遍还背诵不了，攒那么大的劲跟个蜗牛似的进步有限；不喜欢她左手有六个指头，穿的衣服似乎同样散发着病态的气味；更不喜欢她课后目光呆滞地卖鸭蛋，让校长皱眉又不好直接批评。
　　有一回年关将近，家中来客，母亲忙着下厨，打发我上街买一块钱咸蛋。出门刚好撞见阿晴，她拎一篮咸蛋从邬桥回来，冻了一下午的寒风没有卖掉多少。我把一块钱递给她，看她慌慌张张把鸭蛋抓到我兜里，像要哭出来的样子。
　　一块钱四个咸蛋，她给了我五个。从此她对我特别亲近，上学愿意和我这小萝卜头一起行动，把早点赤豆米糕也省一半给我，清脆地喊我阿弟。她不怎么好看，可声音好听极了——“阿弟哎……”如一串圆溜溜滚动的水珠。
　　最让我兴奋的是她居然送了我一把螺蛳弓，是她爸爸躺在床上给她削的，比小天工的粗糙，但纤细的竹箭照样能射翻草丛中的蚱蜢。可惜我劲使过了头，把麻绳绞的弓弦扯断了。
　　我一溜烟跑到阿晴家门口，想求她爸爸修一修，却听到邹姨妈拍桌子的声音：“书包呢？你的书包呢？念书连书包都念丢了，不如不要念了！”
　　我凑近门缝，看见阿晴低头抱着散乱的课本，地上一条孤单的影子在微微颤动。我记得放学时她就这样抱着课本站在学校的垃圾桶边，我喊她，她也没有反应。上午，学校号召给河南灾区的失学儿童捐献爱心，我找母亲要了五角钱交给班长。听说她没有钱，把自己唯一不算旧的书包捐了出去，放学后却发现书包已经被人甩进了垃圾桶，爬满了油渍和苍蝇。
　　大约两个星期后学期结束，她就此辍学到四十里外的朱雀镇果园做小工。她乘船走的时候，我跑到桥埠下挥动断弦的螺蛳弓送她，听到圆溜溜水珠滚动的声音哽咽着消失，依稀是说赚了钱再送我一套弓箭。
　　等到我小学毕业这一年，阿晴的父亲去世，她才回来。两年工夫让她出落得比较窈窕，目光机灵，与人周旋像给果木剪枝一样干净利落。她卖掉鸭群，帮邹姨妈做水果生意。朱雀镇的姑父按时送半船时令水果来，春季有香水杏、黄桃、赛过珊瑚玛瑙的红白樱桃，夏天卖枇杷、香瓜和莲蓬，入秋是葡萄、水晶梨还有金橘。
　　这些水果她精心筛选一遍，新鲜匀称的高价送到镇上十几家大宅院里，歪瓜裂枣全剔下来批发给别的果贩。她看见我还是满脸笑容，然而不再喊阿弟，用对待所有顾客一视同仁的声调叫我的名字，清脆依旧，再没有当初的圆润。面对她招徕顾客热情的笑脸，我始终张不开嘴喊她阿姐，提起那张她承诺过的螺蛳弓。
　　她也一定是搞不明白我为什么老围着她转，只好请我尝蜜桃，条件也很优惠，一块钱买三个的可以给我四个。我愤恨地瞪着她的蜜桃，搞不明白为什么一切都不对了，那只无情地扔掉她书包的手一定还同时扔掉了什么，包括她的笨，她扯草扫地的满头大汗，她分给我的半块米糕，也扔掉了她叫阿弟时水珠般圆溜溜滚动的声音。
　　我不再靠近她，只有一次无意经过邹姨妈门口，听到邹姨妈难堪地数落她的生意做得跟姑父一样滑。她正忙着往木盆里的青菱泼什么东西，清水淋漓的菱角顿时变成鲜艳的胭脂色，一变成红菱的价钱就贵多了。她往门后暗沟里泼水，发觉我的窥视，狠狠给了我一个充满警告的白眼。
　　从此，我莫名其妙就有些怕她，远远地在小巷里绕开她的吆喝声。时间长了，谢光荣都发现了我的习惯，奇怪地问，你躲什么？又不是撞上于太婆。
　　他的意思是只有撞见于太婆才值得我们撒腿就跑。

　　于太婆的“坚持”

　　谢光荣和我同班，表情有点流里流气，所以经常被班主任于太婆修理。事实上他只是比较表面地痞一下，在我们眼里老鹰才算是一个角色。老鹰十五岁，他是个心灵手巧又老谋深算的家伙，会用木板轴承做滑轮车，用铁丝和牛皮筋做火炮枪，许多只配扔进垃圾堆的东西，一到老鹰的手里立刻创作得像模像样，然后卖给我们或者让我们拿家里的香烟来换。他喜欢叼根烟屁股在继父面前大摇大摆地吐烟圈。几年前他还不停挨揍，等成长到一定的高度，他会弄钱会打架，手腕多了一个鹰头的刺青，继父对他竟然客气起来。
　　有一阵，谢光荣迷上了街头打汽枪靶，输得晕头转向，怂恿我和豆丁一起找老鹰学习赚钱。老鹰课余在小天工贴纸盒标签，零票子数得唰唰响，把老谢馋死了。
　　但老鹰说挣这种小钱没意思，他准备挖一笔油水大的，要我们入伙。他的计划有点野心勃勃，居然打算上船摆栅敲竹杠。按江北的婚嫁习俗，迎新娘是一律要开娶亲船的，由新郎雇上一队披绸挂彩的木船，一路锣鼓喧天开往新娘所在的小镇。从镇口港汊到新娘门前的石埠，无论男女老幼随便伸支竹篙往迎亲船头一点，就算摆栅设卡，借此表达娘家乡亲对新娘的眷恋和挽留。船队也乖乖停往和摆栅人讨价还价，一般总得留点买路的糖果香烟甚至钞票才能通行。这游戏我们以前也凑热闹玩过，最多讨一把裹了红纸的软糖，不敢像老鹰计划中那样玩真的。
　　日子一到，我和豆丁听到锣鼓声就慌不择路，赶紧开溜。老鹰果真率领谢光荣上船设卡，他胸有成竹往迎亲船头前一挡，伴郎错把他当小孩打发，扔过两个糖果红包，他斜眼一瞥，红包扑通落入水里。对方吃了一记瘪，堆起笑又递过一整包两公斤的奶糖，照样睬都不睬，主家讪笑着请他开条件。
　　老鹰巴掌一晃，两岸哗然，他要钱，五十。
　　照规矩小孩摆栅是不能要钱的，但老鹰开创了历史——当然胜利肯定是属于他的，他有一夫当关的勇气，新郎却不敢耽误迎亲的时辰。
　　谢光荣凯旋归来骂我们胆小鬼，他分到十块钱，嘴都乐歪了，第二天却一头撞到于太婆手上。我和豆丁一边幸灾乐祸，一边打飞眼怕火烧到自己头上。学校没人不怕于太婆，校长都怕，校长也曾经是于太婆的学生。这老太婆瘦瘦的，精神百倍，一辈子不成家，六十多岁还舍不得离开学校。她喜欢喝茶抽烟，下课没茶喝爱乱发脾气，班长林东常常主动泡好一大杯浓茶，让她眉开眼笑，简直慈祥极了。不过她一旦训起学生，乖乖，不得了，那可是暴风骤雨呼啸而来。
　　“谢光荣，我警告你，你不会有好下场！抬起头来抬起头来你抬起头来！小小年纪就往钱眼里钻，害不害臊？对不对得起父母和人格……”
　　事后，老鹰哼了一声，未必她不往钱眼里钻？说这话的时候在西街他家的阁楼里，谢光荣抱怨老鹰害自己写了三份检讨，一份比一份深刻还无法过关。
　　我们非常肯定地摇头，于太婆不会钻钱眼，要不她早退休了，她老弟在上海开公司，一直要接她去安度晚年。
　　我偏不信邪！老鹰说。
　　星期天早晨，雨丝迷茫。老鹰带我们三个守在西街酒酿铺后门，他说经过观察，于太婆时常走这段路到板桥商场买菜，活该要在这里买一个教训。
　　他把整得谢光荣惨兮兮的那十块钱扎个针眼，穿一根钓鱼的透明丝线，隔着虚掩的门缝抛在光溜溜的鹅卵石路上，线头拽在手里。
　　我们躲在门后又紧张又好奇，不知她会怎么对付这张阴险的钞票。如果她弯腰去捡呢？老鹰冲谢光荣坏坏地一笑，那你的检讨就不用写了。街上很静，远远听到急匆匆的脚步声，是她。都屏住呼吸，看到一把雨伞和雾气迷茫的黑框眼镜在门缝里闪现。她拎着菜篮，忽然倒退一脚发现诱饵，以为是路人遗失的，果真不假思索弯腰去捡。她的指尖刚沾上钞票，钱却嗖地脱手飞走。她还以为是风捣乱，赶上两步继续弯下腰，猛地听到一声嘹亮的口哨。
　　门推开了，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表情，她的表情足足有一分钟的空白，仿佛才意识到这张会跑的钞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我看到她的手指和嘴唇褪为苍白，在一分钟里迅速衰老，迅速地战栗。
　　“你们！你们这些……”
　　她捂着脸跌跌撞撞转身跑了，伞和菜篮丢在雨里，剩下我们三个面面相觑，像一齐失手摔碎了热水瓶，空气中也仿佛有爆炸的余音。只有老鹰故作轻松说我知道的，逃不出我的掌心，他的脸上有一丝痉挛的紧张和快意，让我们害怕。
　　第二天，我们提心吊胆进了教室，于太婆却没有来，代课的丁老师说班主任休了病假。不久她坚持要退休，离开栖镇去了上海，任谁也留不住。听说她带走了一纸箱学生的成绩册和照片，大概也包括我们三个。她走的那天，很多学生都哭了。
　　那天放学后我们围着沙坑打了一架。我和豆丁把谢光荣摁到沙子里，老谢拼命挣扎，突然毫无前奏趴在沙上哇哇大哭，似乎某个疼痛的开关被我们不经意地摁到，鼻涕眼泪溅出点点滴滴伤心的坑。
　　操场上落了很多黄黄的叶子，如果我记得不错，那一天正好是霜降。

　　小姨的“爱情”

　　最后一次凑近门缝已经到了初一年级暑假，我随父亲来到省城。父亲出差的时候，我住在洞庭街小姨家里。小姨在商业局做会计，住房宽敞，没有结婚。她那时眼角已经挂了岁月的痕迹，却不肯回头地守着一位姓唐的医生。我刚搬到她身边，感觉如同走在一个目光交织的网里。她经过的地方，总有些挤眉弄眼和嘀嘀咕咕，议论她和被她插足的那个家庭。
　　我还记得她在家里边织毛衣边心神不宁地等候，蓦地门铃一响，小姨漾出微笑，却又矜持起来，让我去开门。唐医生就拿着紫罗兰香水或者舞厅券热情洋溢地站在门外，每次都不忘记郑重地和一个小孩握手，风度和涵养恰到好处。
　　小姨陪他去跳舞，走时兴冲冲的，回来愤愤然把拖鞋踢飞到鱼缸里，把金鱼溅到地上直喘气。隔天雨过天晴又一切依旧，她继续心神不宁地织毛衣。漫长的一个星期，她没有等到任何结果，熬了乌梅汤连同一封信，叮嘱我送往协和医院。
　　我端起汤盆上了去医院的公交车。车窗外阳光炽烈，道路树木和广告牌都在蒸腾中哆嗦。我忍不住悄悄地喝了一口乌梅汤，不甜，含在嘴里进退两难的酸。
　　下班的人流淹着我，我逆流走到五楼神经科办公室，把门推个缝……
　　室内空空荡荡，有吊扇低沉的咳嗽。我看到唐医生独自翻着报纸，忙向他悄悄地挥动那封信。他瞥见我，夹夹眼角暗示我赶紧退出去。晚了，我这才发现，他对面办公桌边还居高临下站着一个严厉的女人，大概就是传闻中他既神经兮兮又令人同情的妻子。
　　“这孩子是谁？”女人敏感地问，“送信给谁？”
　　“不清楚，可能是找肖大夫，”他熟练地换上陌生的表情，瞟我一眼示意我进一步配合，“两点钟后再来吧，肖大夫不在……”
　　我猛把乌梅汤一股脑泼在他脚下，撒腿就跑。听见女人摔门骂我赤佬，也听到那个人有涵养的劝解。
　　回家把空汤盆还给小姨，我告诉她：“唐医生很高兴。”
　　她抿嘴一笑，甜甜的羞涩花也比不上。这差不多是我童年编得最绚丽的谎言，也只给小姨编织了一夜的幸福。其实她的信还揣在我裤兜里，被汗浸成惨白的一团。
　　两天后，有敲门声。我把门拉开一道缝，唐医生张望着候在门外。我很自然很坚硬地把门关紧。
　　背后门铃一声声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