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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巢-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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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证据，这是不奇怪的。当查到那笔530万美元的款子时，有许多证人证明这笔钱是布斯基付给德莱克赛尔的咨询费。这些证人中包括大卫·凯，他作证说德莱克赛尔确实为布斯基做过咨询和研究。
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管理层急切地接受了这笔钱是咨询费的说法。麻烦的是，德莱克赛尔一般不给客户开咨询费用的账单。3月21日（即付款日期）的事也很不符合公司的传统。无论德莱克赛尔为布斯基做过多少咨询和研究，它在哈德森融资交易中从布斯基那里得到的这笔费用非常大，说这笔钱是布斯基付给德莱克赛尔的研究咨询费，那德莱克赛尔获得的这种报酬就太丰厚了，会引起争论。虽然如此，德莱克赛尔的律师们认为，无论此事多么令人生疑，未必能说这笔款子是黑钱。
德莱克赛尔的管理层和律师们把希望寄托在米尔肯的律师给他们看的一份材料上。这是瑟内尔手写的记录，所署日期为“86－3－21”，据称是与布斯基股份公司停业同时做的记录。上面写着：
公司金融部：180万美元
资产净值研究部（纽约）：200万美元
高收益证券部研究处：100万美元
这些据称是这笔咨询费中的大部分款额在为布斯基做过研究工作的部门中的分配情况。米尔肯的律师们坚持称，这“证明”这530万美元确实是咨询费，正如布斯基股份公司停业时提供的一封由洛厄尔和唐纳德·巴尔萨署名的信函中所说明的。这些记录是这笔费用在德莱克赛尔不同部门的分配情况，用于奖金额的计算。
柯宁觉得该与证交会联系了。他计划在感恩节那个星期与证交会的斯特克进行面谈，并提出在接下去的星期六让约瑟夫与证交会人员会面。柯宁希望能很快与证交会达成一项令人满意的协议，他不想让这场调查拖得太久。他曾在赫顿银行的支票诈骗案中做过该银行的代理，该银行被这场搅得满城风雨的案子弄得声名狼藉，所以他深切体会到，即使是一家声誉良好的证券公司也经不起不利宣传的折腾。
在华盛顿，林奇也希望快点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和米尔肯达成决议。在布斯基协议上受到媒体负面报道的不断猛击之后，他急切地想拿出一些布斯基协议产生的成果来。如果米尔肯和德莱克赛尔现在赶来合作，他感到证交会可以真正揭开证券业界的惊人黑幕。林奇认为米尔肯会受到很大压力。他期望德莱克赛尔起码让米尔肯停职休假，从而开始积极的合作。他看不出该公司有多少选择余地。
证交会的期望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期望相去甚远，这种证交会与其管辖的一个证券公司之间期望如此偏离的情况是很少见的。柯宁一提出说那530万美元是一笔清白款子，讨论就谈崩了。柯宁的这种说法激怒了斯特克。的确，任何听过布斯基坦白的人都会觉得这种说法荒谬无比，布斯基对这笔钱的解释更有说服力。
柯宁想知道证交会的“忧虑”是什么。如果德莱克赛尔准备拒绝合作，斯特克就没有兴趣再帮它，所以他冷冷地回答柯宁：“证交会的忧虑还不想与你分享。”然后，柯宁提出证交会要德莱克赛尔出示的文件过多，要求“划分重次急缓”，被斯特克拒绝了。接着，柯宁再次提出让约瑟夫到证交会来一趟，也被断然回绝。斯特克认为很清楚的是，尽管德莱克赛尔声称要合作，但实际上它根本就不想合作。对柯宁来说，有一点他困惑不解：证交会怎么对德莱克赛尔关于那530万美元的解释那么恼火。
最后，柯宁说服林奇在华盛顿见见约瑟夫。如果说这次会见与柯宁和斯特克的会见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这次会见结果更遭。林奇告诉约瑟夫，米尔肯的非法活动是“不可辩驳的”，证交会有支持布斯基证词的人证、物证，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立即开始合作”。林奇觉得他把事情的利害关系讲得够清楚了。但是，约瑟夫似乎感到愤愤不平，他说：“我们自己做过调查，你的指控根本不是真的。布斯基是个说谎者，是个罪犯。”林奇对德莱克赛尔自己做的所谓调查感到不齿。约瑟夫承认他或德莱克赛尔的律师没有盘问米尔肯。这也叫调查？接着，约瑟夫重申了关于那530万美元的看法，这更让林奇生气了。“你说这笔钱是非法的，那给我们拿证据出来。”约瑟夫坚持道，“我们正想知道我们哪儿做错了。”
林奇认为，约瑟夫这样说显然是企图从证交会套取信息而不向证交会提供情况。林奇平常是个镇定自若的人，一般不轻易激动，但这时他坚持不住了，发起火来。他对约瑟夫说：“你知道你们哪儿做错了。”于是，会谈在互相反诘中不欢而散。
约瑟夫走后，林奇对斯特克说：“真想不到他们会这样做。他们的意思很清楚：‘我们要保护米尔肯。’”斯特克点了点头，疑惑地表示同意。他们知道米尔肯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是实权人物，但没想到其影响大到如此程度。
鉴于布斯基所供述情况的重要性，同时鉴于德莱克赛尔或米尔肯不准备与证交会合作，林奇和斯特克得出结论说，证交会可能要面对一场诉讼大战，这起诉讼案在规模上堪与曾导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分拆的政府反托拉斯案相提并论。因此，他们很快加强了这起案子上的人力，把律师人数从六人增至二十人。该证交会为诉讼大战秣马厉兵了。
在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卡伯里正在运筹帷幄，确保对德莱克赛尔的指控不只建立在布斯基的证词上。他安排两名年轻有为的助理检察官约翰·卡洛尔和杰斯·法德拉加入这起案子。卡洛尔31岁，毕业于纽约大学法学院，当过纽约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欧文的法务秘书；法德拉35岁，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生，曾在波士顿罗普斯和格雷律师事务所做过合伙人。
自从第一次审讯布斯基，卡伯里就发现，这起案子的许多情况有必要进一步从侧面证实。布斯基和米尔肯对他们的交易很注意保密，只限于他们自己知道，但他们依靠下属做那些他们认为平凡的工作，并做业务记录。卡伯里圈定了与布斯基违法活动有牵连的几个布斯基的雇员，特别是交易主管戴维多夫和主管会计穆拉迪安。
布斯基的那几个雇员很快就范了，其中级别最高的是戴维多夫。他同意与政府合作，并承认一项逃避净额资本管理规定的罪名。他向检察官们提供了许多布斯基与穆赫伦交易的证据：寄存交易，回报计划，以及他直接与穆赫伦联系的详情。戴维多夫的供词使政府发起了对穆赫伦的调查。（穆赫伦不是布斯基案价值预估中提及的五个目标人物之一。布斯基对他供述的有关穆赫伦的信息一直很低调。如果说布斯基在华尔街上有真正朋友的话，穆赫伦是与他最铁的。）戴维多夫在布斯基与米尔肯非法活动的取证上没有多大价值，因为他对他所负责交易以外的布斯基的秘密活动一无所知。
而另一方面，穆拉迪安却很有价值。布斯基出事的消息宣布之后的那个星期一，他像往常一样到百老汇大街11号去上班。办公室里来了许多证交会的调查人员，他们把布斯基公司的文件从柜子里拿出来，装到硬纸箱里，并盖上章，贴上封条。穆拉迪安对公司的命运本来还抱有一丝希望，觉得公司会躲过这场劫难，但现在看到公司要彻底完蛋了。他对同事说：“我们要成为历史了。”
那天临近中午时，穆拉迪安接到皮特一个电话。皮特问他：“你找律师了吗？”皮特这样的人物给他打电话使他感到心烦意乱，问这个问题也让他很不悦。对他来说，这些都意味着坏消息。
“没有。”穆拉迪安回答，“我为什么要找律师？我什么都不知道。”
早些时候，皮特跟罗伯特·罗曼诺联系过。罗曼诺是美林公司的律师，曾参与处理来自加拉加斯的那封匿名信。在那之后，他离开了美林公司，进行私人执业。皮特对罗曼诺说要推荐他当穆拉迪安的律师。皮特认为布斯基有四名雇员需要找律师，穆拉迪安是其中之一。
“你最好找个律师。”皮特对穆拉迪安说，并向他推荐了罗曼诺，建议他给罗曼诺打个电话。穆拉迪安照皮特的话做了，接着给他妻子打电话说了这事。
“这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可以完。”他预言道，“我对内幕交易的事一无所知。”
那天下午，罗曼诺来到穆拉迪安的办公室。“你认为政府会向你谈什么？”罗曼诺问。穆拉迪安尽管声称对布斯基的事一无所知，却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你可能知道，我以前出过事。”穆拉迪安开始道，解释说他以前受过证交会的处罚。他接着说：“我卷入了布斯基与德莱克赛尔的事。”他叙述了他为布斯基保存交易记录、冲兑账目和贝弗利山之行的情况。他把那530万美元支付款一情也都详细地对罗曼诺说了，包括3月21日那天发生的事，当时布斯基劈头盖脸地臭骂他，说他差点毁了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给布斯基公司的融资。穆拉迪安还说到布斯基后来命令他销毁用于计算那笔款子的文件。
“你把它们销毁了吗？”罗曼诺问。
“是的。”穆拉迪安说。罗曼诺看到一个很好的佐证布斯基与米尔肯非法关系的机会消失了。
第二天，罗曼诺找卡伯里面谈。卡伯里像以往那样直奔主题，指出穆拉迪安在篡改布斯基与米尔肯非法活动记录一事上被牵连。罗曼诺发现自己没有新东西可提供，穆拉迪安前一天告诉他的那些情况大部分卡伯里已经从布斯基那里知道了。“穆拉迪安怎样能对你有用？”罗曼诺问。
卡伯里写了个名单：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西里格曼·哈里斯（布斯基的伦敦经纪人）和穆赫伦。
罗曼诺返回穆拉迪安的办公室，他们要尽最大努力找到对政府有用的东西。穆拉迪安绞尽脑汁地回忆，记起了布斯基如何命令他销毁文件的细节。他们仔细在穆拉迪安的文件夹中搜寻，穆拉迪安给罗曼诺看他按布斯基指示重做的与德莱克赛尔交易的对账表。但是，对于卡伯里开列的其他目标，穆拉迪安没什么可提供的。
当穆拉迪安与卡伯里见面时，穆拉迪安说他是两手空空而来。卡伯里告诉他，检察官办事处想要他承认一项重罪。穆拉迪安听到这话十分恼怒。
“我不是重罪犯。”他激辩道，“我没有在这上面拿过钱。”他认为，自己只是执行布斯基的命令，他所做的每件事在华尔街上都是常规事务。
穆拉迪安不想做他所谓的“告密者”。但是，罗曼诺与卡伯里达成了一项协议，大意是，美国检察官办事处把对穆拉迪安的指控或抗辩要求推迟到他与政府合作之后，这样他们可以评估他在合作中的表现，如果届时仍然觉得他该受重罪处罚，那时再让他接受这项罪名。
穆拉迪安作为合作证人第一次接受卡伯里和其他政府律师的问讯时很紧张。一开始，他随意地称卡伯里为“查利”，卡伯里打断了他。“我们在这里要用姓称呼，穆拉迪安先生。”卡伯里说。这次问讯会的阵容对穆拉迪安来说比较大：美国检察官办事处来了五位律师，证交会来了八位律师。然而，渐渐地，穆拉迪安对配合工作产生了兴趣，向这些律师们讲述了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协议以及他在里面的角色。当讲到3月21日那天的事时，他支吾着不愿说，接着，当被问到在他因揭出那530万美元一事而差点毁了与德莱克赛尔的交易后布斯基对他说了什么时，他完全停了下来。
“布斯基对你说什么了？”一个律师问他。穆拉迪安心有顾虑地看看房间里的两位女律师。
“他说‘球’了吗？”那个律师继续问道。
“你们真地想知道吗？”穆拉迪安不安地问，生怕他说出来冒犯别人。
“他说：‘你这个傻球！’说了一遍又一遍。”穆拉迪安陈述道。
穆拉迪安按照布斯基的命令销毁了有关那笔530万美元款子的详细对账表，这份材料正在成为这起调查中惟一最重要的文件。但是，他继续努力把那些底账重新做出来，当布斯基改变主意后这项工作就开始了，是与玛丽亚·特迈因一起做的。穆拉迪安结合特迈因保留的一些资料和他在文件夹中找到的零碎记录，设法把原账表复原。
穆拉迪安很快成了本案律师们的非正式顾问。这些律师大多数对金融市场和证券运作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甚至连最基础的买空卖空或选择权和购买权这些名词都不懂，更不用说布斯基和米尔肯在非法活动中采用的深奥、复杂的策略了。这些律师对会计工作也知之甚少。穆拉迪安用几个小时向他们讲授这些知识，然后仔细研究交易记录，这些记录显示出数据是如何与各种策略相吻合的。他在这些律师们中间成了一个极受欢迎的人，很讲求实际，极力取悦别人。穆拉迪安自己逐渐明白并理解了布斯基为什么做出合作的决定。他认识到，当你自己处于危险时，你对合作会有与众不同的看法。他发现，如果布斯基不与政府合作，不老实坦白，那是没有作用的，因为有太多的其他可能证人（包括穆拉迪安）知道真相。
在穆拉迪安供述的作用下，政府不久获得了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会计查尔斯·瑟内尔和普通职员唐纳德·巴尔萨的合作。这两个人的辩护律师是西摩 ·格兰泽尔，格兰泽尔是华盛顿的一位刑事律师，由彼得·弗莱明和亚瑟·利曼推荐担任瑟内尔和巴尔萨的代理。一开始，格兰泽尔指示他的当事人，如果被讯问，就引用《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
瑟内尔是一个受到专门培训的会计，可能因在米尔肯非法活动中的作用面临指控。然而，他对政府更有价值，因为他与米尔肯没有私人情结，对米尔肯无所谓忠诚不忠诚，他可以对布斯基的供词提供印证。瑟内尔在工作中只是执行米尔肯的命令。巴尔萨对米尔肯活动的参与是最小的，他不过是一个旁观者。当时，米尔肯授意洛厄尔起草一封声称那530万美元是咨询费的信函，洛厄尔起草完毕后，强行拉当时碰巧在旁边的巴尔萨一起在这封信上签了个名。
卡伯里觉得可以给瑟内尔和巴尔萨豁免。他必须想办法让他们开口，给予他们豁免就要求他们诚实回答问题。既然他们的供述不会被用来起诉他们，他们就不会再引用《第五修正案》闭口不语。
不过，把这个过程称为合作是言过其实。格兰泽尔在与米尔肯的律师团交流时强调一个事实，即瑟内尔和巴尔萨的作证是被政府强迫的，他们不会主动牵连任何人。与穆拉迪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瑟内尔很少自愿提供情况。像布斯基一样，米尔肯很多事情都瞒着下属。米尔肯从没有告诉过瑟内尔让他做这做那的原因，所以在确定米尔肯的动机和心态方面瑟内尔几乎没有作用。有一次，瑟内尔作证说，米尔肯甚至没有要求他保存那些账表。另一次，他说米尔肯称那些账表是“满纸废物”。
瑟内尔小心翼翼地行事，虽然不撒谎，但尽可能少说。有好几次，检察官们不得不威胁他说，如果他不彻底交待，将以伪证罪指控他。桑德勒不断与格兰泽尔联系，格兰泽尔夸口说瑟内尔没有给政府任何帮助。
然而，政府方面对瑟内尔的证词有不同的理解。瑟内尔可能是一个不情愿的证人，但他承认他毁掉了用于计算那530万美元款子的电脑磁盘。虽然他没说他这样做是米尔肯直接命令的结果，但他清楚地表示，他事先得到了米尔肯发出的要他这样做的意旨。他证实了与穆拉迪安一起对账的事。重要的是，瑟内尔作证说，那份530万美元“咨询费”分配表是在米尔肯个人控制下划定的。（米尔肯的律师们就是拿这份材料说服约瑟夫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律师，声称米尔肯关于这笔款子的说法是正确的。）所以，瑟内尔不能根据自己的了解说这种分配确切反映了这笔钱的目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可能影响约瑟夫和德莱克赛尔的律师对这份材料的看法。但是，当柯宁找瑟内尔了解他都跟政府说了什么时，格兰泽尔授意瑟内尔对柯宁的多数问题都不要回答。柯宁离开时，米尔肯的律师团向他保证说，瑟内尔没有做对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有害的事。
米尔肯的律师团要求瑟内尔避免与政府真正合作，瑟内尔所受的压力很大，有一句玩笑可以强调这一点。瑟内尔可能向政府坦白的消息一传出，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便流传一句玩笑：“谁是德莱克赛尔薪酬最高的人？瑟内尔的食物品尝员。”
尽管瑟内尔的作证好像没有对米尔肯或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产生伤害，但贝弗利山分部人员的持续沉默开始让柯宁感到不安，他们对政府在传票中列明调查的那些事项直接知情。接着，4月28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那笔530万美元款子的文章。文中非常详细地描述了这笔钱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并报道说：“这笔钱的发票是在已经付款后匆忙开出的，而且是在布斯基先生的审计员质疑这笔大额款项缺少单据时才开出的。”柯宁和约瑟夫被这篇报道弄得很不痛快，看来在这件事上记者知道的情况比他们知道的还多。他们担心，这篇文章说的可能是正确的。
米尔肯阵营没有这种怀疑，他们在德莱克赛尔内部和在关心此事的其他人面前对这篇报道表示不屑一顾。威廉斯不断提醒他们谨慎，而正当这时候，他对此案的控制开始变弱了。1987年年初，威廉斯做了癌症手术，这使他明显衰弱。威廉斯没有觉得这起案子到了应该考虑与政府进行任何种类谈判的地步，而且他知道米尔肯不会接受这种可能性。但是他知道，与检察官办事处保持联系是明智的。正如他私下给利特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在这起案子上可能会越来越占上风，而不是相反。
威廉斯做完手术后不久，在纽约与检察官办事处的卡伯里安排了一次会谈，办事处方面的参加者还有刑事处主任霍华德·威尔逊和参与这起案子另一位检察官。威廉斯独自与他们会见，没有带米尔肯律师团的其他人。他们讨论了这起案子取得的有限进展。卡伯里一再表示，调查还处于开始阶段，他不愿说的太多。最后，威廉斯问道：“这个案子要多长时间？”
卡伯里估计在正式起诉前需要两年。威廉斯沉吟片刻，看上去很伤感。“到那时我都死了。”他说，“你们不能快点吗？”
1987年2月11日（星期三）下午离开西格尔的公寓后，杜南赶紧回到圣安德鲁斯广场与卡伯里和尼尔·卡图西耶罗开了一个会。卡图西耶罗是助理检察官，受卡伯里之命参与处理西格尔调查案派生出来的案子。由于塔伯尔显然注意到自己被秘密调查，时间所剩不多了。杜南想在第二天就对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采取行动，并要西格尔在那个星期的星期五进行法庭答辩。卡伯里同意了。
卡伯里认为，这三个嫌疑犯应该被逮捕，而不应该像西格尔和布斯基那样被传讯或等他们来自首。前些时在对布斯基进行调查中已对弗里曼进行过传讯，他没有一点愿意合作的意思，不过卡伯里从一个律师那里听说，弗里曼现在已经“紧张得不成人样了”。塔伯尔刚被美林公司解雇，好像也容易就范。卡伯里认为，实施公开逮捕会使这些人产生压力，从而可能使他们中的一个人或更多人投降和坦白。他断定，华尔街上的人犯罪感不强，他们对自己的面子关心太多。
卡伯里和卡图西耶罗到楼上与吉尤利安尼和威尔逊开会研究此事。卡伯里相信，弗里曼参与了直接的非法内幕信息交换。他不仅个人进行内幕交易，还进行内幕信息交换，这种违法行为对市场公正造成的破坏更大。至于威格顿和塔伯尔，西格尔没有说他们对他与弗里曼的内幕交易关系知情。但是，西格尔至少有一次向他们提到弗里曼是消息来源者奇＋shu网收集整理，因而卡伯里相信他们应该知道西格尔在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有消息人。这一点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套利部的交易模式中是显而易见的。
“让我们逮捕他们。”卡伯里说。吉尤利安尼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们没有讨论这样做可能引起的公众反应。逮捕嫌疑人是正常的。他们从帕斯查尔所做的西格尔的供词记录中整理出一份宣誓书，由杜南在上面签名，然后据此得到了所需的逮捕证。接着，杜南急忙前往塔伯尔所住的上东区公寓。
事情几乎从一开头就开始出差错。塔伯尔在他所住的公寓楼大厅里被戴上手铐和搜身，并经允许回到他的房子里拿上衣，然后当天晚上被关在大都市教养中心。检察官们希望塔伯尔会坦白和合作，但他拒不就范。卡伯里可能错误地判断了华尔街上许多人的心态和效忠。布斯基和西格尔愿意坦白和合作，他们在这些人中算得上是例外，而不具有规律性。华尔街仍然是一个狭小的、封闭的世界，在这里，支撑人们行为的是金钱、互惠和强烈的效忠。另外，也可能塔伯尔从来就不知道西格尔与弗里曼的关系，没什么可坦白的。塔伯尔在大都市教养中心关了一晚上后，与政府的对抗性好像比前一天更强了。
第二天上午，天上下起了雪，纷纷扬扬的雪花掠过金融区林立的高楼落到灰色的地面上。杜南和两个邮政巡查员来到位于布劳德大街的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总部大楼。“我们要逮捕罗伯特·弗里曼，这是逮捕证。”杜南对大楼门卫说。惊恐的门卫顺从地把他们带到楼上。
弗里曼的办公室在二十九层，四周围着玻璃，与公司交易大厅不远。当杜南等人走进弗里曼的办公室时，弗里曼站了起来，有些吃惊。他正在忙着清理手头上一些未完的事务，原计划那天下午出去度总统节的大周末，与家人一起去洛基山脉滑雪。
“这是联邦逮捕证。”杜南对弗里曼说，“我现在要逮捕你。”弗里曼按照杜南的命令向前探下身子，把双手放在桌子上。杜南对他进行搜身，把他口袋里的东西都掏了出来。弗里曼什么也没说。这种动静在交易大厅引起了一阵混乱，交易员们纷纷伸长脖子观看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弗里曼请求用电话叫公司的一位内部律师，律师急忙赶来。接着，这位内部律师给劳伦斯·佩多威兹打电话。自从弗里曼因布斯基案被传唤后，佩多威兹被雇担任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代理。
佩多威兹以前在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与杜南共事过。杜南向佩多威兹解释了对弗里曼的指控。杜南说他有搜查证，要对弗里曼的办公室和周围进行搜查。然后，两位邮政巡查员押着弗里曼去电梯。他们一到大楼前厅，就给弗里曼戴上了手铐。杜南留下来，在弗里曼的办公室周围用绳子围出一大片区域，开始在办公桌抽屉和文件柜里仔细检查，并把有关文件摞放在纸箱里。
当两法邮政巡查员把弗里曼押出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总部时，另一队联邦执法人员来到了位于汉诺威广场的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办公楼。理查德·威格顿的办公室在十八层，他正在办公桌前忙着，抬头看到公司一位女接待员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口。“有一位莫兰诺先生要见你。”她说。
威格顿瞟了一眼桌上的日程表，看到2月12日上午没有约会。现在交易正忙，他不想离开岗位。“我这会儿没时间。”他对接待员说，“他没有预约。”威格顿怀疑又是找工作的人找他，如今大学毕业生都想到金融公司找工作，有的在华尔街上挨公司敲门。于是，威格顿继续工作。
几分钟后，那个接待员又过来了。她看上去很紧张。“他们现在就要见你。”她说，“他们说此事是无条件的。”威格顿认为这太无礼了，而且极其反常，但他决定过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大步来到电梯旁边的大厅里，接待员站在他身后，离他几步远。那两个执法人员正在等他。突然，他们拿出公文，亮明他们美国邮政巡查员的身份，接着说：“你被捕了。”威格顿就地被抓。这是开玩笑吗？那两个人中有一个抓住威格顿的胳臂，把他身子扭过去，然后猛推到墙上。他们很快对他搜身，接着将他双手反剪，咔嚓一声戴上手铐。
然后，两位执法人员带着威格顿回到他的办公室，在公司员工的众目睽睽之下穿过交易大厅。目睹此事过程的一位交易员马上给公司总裁约翰·罗切打电话，罗切立即赶到威格顿的办公室。“我是本公司总裁。”罗切有些愤怒地说，“这发生什么事了？”执法人员解释道，他们刚刚以证券欺诈指控逮捕了威格顿。威格顿仍处于惊恐中，感到不明就里。“等一下。”罗切对执法人员说，接着拿起电话打给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在苏里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法律顾问马文·施瓦茨。“我们会给你找最好的刑事律师。”罗切向威格顿保证说。
执法人员把威格顿的手铐取下来，让他穿上上衣和大衣。威格顿给妻子辛西娅打了个电话，告诉她他发生的事。
“你能回家吃晚饭吗？”她担心地问。
“我说不好。”他沉重地回答。然后，两位执法人员又把手铐给威格顿戴上。
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交易员们这会儿大多都放下手里的电话，看威格顿办公室里发生的变故，为看得更清楚，有的人还站了起来。不一会儿，两位执法人员再次带着威格顿走过交易大厅。他们在威格顿两侧一边一个，押着他向电梯走去。这时，威格顿开始掉下泪来。（奇*书*网^。^整*理*提*供）由于双手被铐，他无法擦拭，泪水顺着面颊簌簌而下。
威格顿和弗里曼在曼哈顿南部的邮政巡查员办事处（西格尔曾在这里接受过讯问）呆了约一个小时后，被分别带到联邦法院准备接受审问。在那里，他们与塔伯尔会面了。塔伯尔看上去蓬头垢面，穿着一件白色开领马球衬衫和卡其布裤子，脚上穿着一双旅游鞋。
这是他们三人第一次呆在一起。弗里曼是套利界的名人，威格顿给他打电话他从来没有给回过。
“你好。”威格顿说。
“你好。”弗里曼回答。他们好像都一时找不出话来。
这三个人的律师倾向要他们与政府对抗。布斯基丑闻公布后不久，由于担心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被卷入其中，该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苏里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聘请了一位名叫斯坦利·阿金的刑事律师。阿金是一位著名刑事律师，该事务所有刑事案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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