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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巢-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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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尔决定把家安在杰克逊维尔，因为坦帕和圣彼得斯堡太沉闷，迈阿密太喧嚣，而棕榈滩是富贵人扎堆的地方，住在这里会传送错误信息。此外，他不想在新居住地碰到华尔街和商业圈里的老同事。西格尔喜欢杰克逊维尔浓厚的商业气氛。他想，一旦渡过这场劫难，他可以在这里开创一份事业，——但愿有这么一天。而且，西格尔在杰克逊维尔看上了一所漂亮的房子。那是一幢高高的现代风格的小楼，就坐落在庞特维德拉海滩上。这所房子共有三层，一、二层住人，室内装有壁炉，第三层是一个角楼，在主人卧室上面，视野很好，可以改建成一个完美的家用办公室。房子一侧有一个可停放三辆车的车库，车库顶上可以建几间儿童房，给孩子们用。西格尔还买下了与房子毗邻的那部分海滨地的产权。这所房子、土地和改建扩建共花了西格尔350万美元。
西格尔原有的两处房产没怎么费事就出手了，康涅狄格的房子卖了350万美元，纽约的公寓卖了150万美元。曼哈顿的房地产市场仍然很红火，西格尔的那套公寓中意者很多，最后的买主是第一个看房者。几乎所有的卖房所得都用在了杰克逊维尔的新家购置、缴纳税款和支付律师费上。没有人知道西格尔夫妇将要搬到佛罗里达去，但他们卖房的消息不可避免地传了出去。邻居们马上得出结论说，西格尔和简·戴要闹离婚。更让西格尔恼火的是，一个邻居给他打电话，急切地问他的喷气式快艇是不是也要卖。
1987年1月中旬，简·戴、多丽丝、杰西卡和双胞胎儿女驱车搬往佛罗里达的新家。西格尔则留在纽约，尽力表现出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他想在家人们到达新家那天赶过去与他们团聚，但一场大雪阻止了他。搬到新家前六个月，每当一家人开车从外面回家，双胞胎之一斯科蒂总是问：“看门的在哪儿？”
西格尔很寂寞地呆在纽约，但他想方设法表现出正常的样子，该上班就去上班，该回电话就回电话。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没有追逼他做更多的解释。该公司雇佣的卡希尔、戈登和雷恩德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经常给拉考夫打电话，不断询问西格尔是不是真地对德莱克赛尔的不当活动一无所知，并试图套问更多关于西格尔处境的消息，而后者是其主要目的。拉考夫只是说西格尔的事都是有关他来德莱克赛尔以前的工作，但他拒绝详细说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尽力不疏远西格尔。1月，西格尔拿到了他的300万美元奖金，把它上缴了证交会。
了解西格尔的人都发现他的表现很反常。他精力不再，热情顿消，活力殆尽，公司的管理委员会会议也不参加了，而且也没有再做成任何新交易。美国检察官办事处指示西格尔和拉考夫，为了掩护西格尔的秘密身份，必要时要不惜撒谎，但这种时候很少。
“我听说你在配合。”一天，约瑟夫随意地问道。西格尔只是耸了耸肩，约瑟夫也就不再追问。
有一次，《纽约时报》记者约翰·克鲁德尔给西格尔打电话，问他是不是遇到了麻烦。
“没有。”西格尔说。
一开始，西格尔不愿配合政府做秘密调查工作，但检察官办事处坚持要他这么做。他们想通过西格尔窃听德农齐奥和塔伯尔，以获取他们的罪证。他们还告诉西格尔不要与弗里曼有任何联系。
杜南对他说：“我们不要你以任何方式接触弗里曼。”他们要谨慎行事，观察西格尔的表现，并评判他联系的那些人的反应。他们不想冒险惊动弗里曼。
检察官办事处计划在西格尔身上装上窃听器，让他与拉尔夫·德农齐奥见面。见面时，西格尔要把话题引到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以前利用弗里曼的内幕消息做套利业务的事上。根据西格尔的揭发，德农齐奥对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做内幕交易的事是知道的，通过这种方法可以确证西格尔的话，从而获得德农齐奥有罪的证据。由于德农齐奥本人没有具体进行交易，检察官办事处人员需要更多关于他的证据，他们不想只凭西格尔的证词指控德农齐奥。但是，因为西格尔不愿意这样做，他认为他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处境困难时离开它而去了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现在再与德农齐奥见面似乎于情于理都不通。
杜南和帕斯查尔的安排是，让西格尔与他的好朋友彼得·古德森打电话，古德森现在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兼并收购部主管。西格尔要向古德森谎称想回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理由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受到了布斯基丑闻的牵连。他要让古德森安排他与德农齐奥见个面，到时候他身上带着窃听器参加。西格尔对这个计划很不乐意，因为古德森是他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时最好的朋友，他还是古德森女儿的教父。但是，杜南和帕斯查尔坚决要他这么做，他别无选择。
于是，西格尔给古德森往家里打电话，杜南在他旁边站着。西格尔打了三次才找到古德森。古德森好像对西格尔的话深信不疑，说他会努力安排西格尔与德农齐奥见面。然而，最后，该项计划无果而终。古德森回告说德农齐奥拒绝见西格尔，显然仍然对西格尔的背叛行为耿耿于怀。德农齐奥给西格尔的口信是：“你这是自作自受。”
检察官办事处对威格顿不大有兴趣，因为他与西格尔基本没有共同点，关系一般，很难找到让西格尔给他打电话的合理化理由。塔伯尔（即威格顿以前做套利时的搭档）情况则不一样，杜南马上把他锁定为潜在目标。
塔伯尔在西格尔离开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后不久也离开了这里。他成功地假借他的那些套利“经验”到别的公司谋得了头衔和高薪。他先去了化工银行，在那里被任命为套利主管。他准备在化工银行建立新的套利业务部，但这个计划宣布后引发了对该银行不利的舆论，客户们对化工银行打算从恶意兼并中谋利感到不快。于是化工银行告诉塔伯尔说，他做套利业务不能介入恶意兼并交易。这个限制有些荒谬，有哪个真正的套利人不做恶意兼并交易的？结果，塔伯尔离开了化工银行，去美林公司当套利人。
美国检察官办事处相信，塔伯尔对起诉的威胁会特别害怕。利文被捕的消息公布后，塔伯尔就曾给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西格尔打电话。“我们没事吧？”他问西格尔，说明他知道西格尔对他是个威胁。西格尔向他保证说他与利文没有关系。有一次，塔伯尔在美林公司又给西格尔打电话，当时西格尔正在帮助哈夫特家族收购塞夫威（Ｓａｆｅｗａｙ）公司，这起收购案又是德莱克赛尔融资支持的。美林公司在这起收购中是做被收购公司的代理。塔伯尔在电话中谈起美林公司关于如何应对收购的考虑，他称之为“美林公司的思路”，其中包括有关董事会会议日程的机密信息。塔伯尔所谈近乎内幕消息，西格尔认为他是希望建立起一种关系，但西格尔始终没理他的茬儿。
按照杜南和帕斯查尔的安排，西格尔给塔伯尔打电话。在电话中，西格尔建议与塔伯尔聚一聚，“叙叙旧”，聊聊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时的事。塔伯尔似乎有所困惑，推托了。西格尔又试另外一种方法，他借故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受到布斯基丑闻的牵连，说想离开这里。“或许我们可以自立门户，一起干。”他说。这种方法也没有结果。于是，西格尔又打电话，对塔伯尔说：“或许我可以跟你谈谈我去美林公司的事。”
塔伯尔一定对西格尔突然极力想与他“聚聚”感到纳闷儿，他们同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工作时都很少相聚。西格尔给塔伯尔打的这些电话杜南都在监听，通常是通过他办公室里的一个分机监听的。
1987年2月11日是个星期三，这天下午4点半左右，杜南和帕斯查尔来到西格尔的公寓。这套公寓虽已出售，但过户手续还没有办完，所以西格尔还在这里住着。那天下午，塔伯尔被美林公司解雇了，这可能会削弱他对西格尔邀请见面的抗拒，从而增加与政府合作的可能性。杜南和帕斯查尔对西格尔在配合调查方面缺乏效果感到沮丧，并越来越不耐烦。同时，最近《纽约邮报》漫谈专栏提到西格尔可能因布斯基一案陷入麻烦，这也使他们感到紧张，他们知道这种报道会加强人们对西格尔的怀疑。时间越来越紧迫。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杜南严厉地对西格尔说，“找塔伯尔，拉他见面。”西格尔拿起电话，打给在家里的塔伯尔。西格尔先是对塔伯尔被解雇表示同情，继而再次提起与他一起建立套利公司的事，建议就此事的可能性进行面谈。这次塔伯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说他“太忙”。
杜南用另一个电话监听西格尔与塔伯尔的通话，他听到西格尔把电话挂了，然后听到塔伯尔挂断电话的咔哒声。但之后线路并没有断，他听到塔伯尔那边有另一个男子的声音，那个声音问：“我现在该挂电话了吗？”杜南很窝火，马上意识到塔伯尔安排人监听了西格尔打给他的电话。塔伯尔有所觉察。
“我们现在只有按我们的方法做了。”杜南在他与帕斯查尔走出西格尔公寓时说道。
西格尔意识到“我们的方法”所可能意味着什么。他现在知道杜南能力非凡。西格尔接受问讯后几个星期，有一天接到杜南打给他的电话，这是杜南第一次在电话里跟他说话。在电话中，杜南的声音听起来有一种可怕的熟悉。突然，西格尔倒吸了一口凉气。他记起来了，他回想起那个秋日的夜晚，他走到卧室里，望着窗外的游乐场，这时电话响了，他拿起听筒。
“是马蒂·西格尔吗？”一个声音问，“你收到我的信了吗？”就是这个声音毁了他的生活。
杜南就是“比尔”。
布斯基被调查的消息公布后约两个星期，米尔肯又找吉姆·达尔。达尔仍然不明白米尔肯的葫芦里究竟是卖什么药。他所知道的只是，在他上次与米尔肯在洗手间里面谈后，米尔肯大部分时间都与他弟弟洛厄尔呆在一起。
“你需要找个律师。”米尔肯小声对达尔说。达尔没有接到传唤，但鉴于他在高收益证券领域的重要身份，并鉴于他直接与布斯基进行交易，他接受传唤可能只是迟早的事。米尔肯极力敦促达尔雇用爱德华·贝内特·威廉斯，他是华盛顿特区威廉斯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的著名刑事律师。达尔不用担心律师费问题，他的律师费会由公司支付，就像米尔肯的一样。米尔肯解释说，他自己已经聘请了威廉斯，向达尔保证说不用担心。“他们只想要我。”他对达尔说。
达尔不明白为什么让他和米尔肯雇用同一个律师。不会米尔肯的利益先行吧？第二个星期威廉斯和一个名叫罗伯特·利特的年轻律师来贝弗利山时，达尔仍在琢磨这些事。这两个律师来贝弗利山分部会见一些潜在证人。
对威廉斯的鼎鼎大名，达尔早有所闻。威廉斯是律师行内老将，性格倔强，替人打过许多引人注目的官司。他是美国最有名的刑事辩护律师之一，是华盛顿律师界的翘楚，在政治性刑事案件中无与伦比。他曾做过许多著名人物的辩护律师，包括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提姆斯特（Teamster）公司的老板吉米·霍法、林登·约翰逊的门生博比·贝克、金融家罗伯特·维斯科、前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和前国会议员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威廉斯是巴尔的摩奥里奥勒斯（Orioles）棒球队的所有人，而且以前曾与别人共同拥有华盛顿“红人队”，所以他懂商业。另外，他正患癌症。
“听我说，吉姆，一切都会过去。”威廉斯沙哑着声音说，“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团结一致，共同战斗。那些政府律师不是我们的对手。”威廉斯继续鼓动达尔，言语中夹杂着粗话。威廉斯和利特向达尔保证他不是主要人物，不是政府调查的目标，他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可能伤害米尔肯的潜在证人。“我们会战胜这些狗娘养的。”威廉斯说，“但我们必须呆在同一个帐篷里向外撒尿。”
米尔肯控制住那些潜在证人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佐证，布斯基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说谎者和罪犯，单凭他的证言是永远不能证明米尔肯有罪的。米尔肯和他的律师们对这一点很清楚，检察官们亦然。然而，米尔肯内部如果有人背叛，对米尔肯的伤害会是致命的。决不能允许发生这种事。
米尔肯自己决不会去作证。他从没有考虑过要认罪、坦白或与政府合作。不像布斯基和利文，他没有更重要的人物可检举了，没有东西可向政府提供以换取宽大处理。他是塔顶人物，是这场犯罪活动中的魁首，没有比他再大的“鱼”了。而且，不像西格尔，他显然没有懊悔感。他过去多次成功击退证交会的问询，这次似乎也胜券在握。
威廉斯与皮特和拉考夫不一样，他不试图向米尔肯询问事实真相，第一次见面时没有问，后来也从没有问。他不想知道。威廉斯经常说他有一个基本规则：如果有问题你不知道答案，就不要问。
11月14日布斯基接受调查的消息宣布后，米尔肯马上就雇用威廉斯做他的律师。他好像把威廉斯视为权威人士，对他有一种敬畏，这是他对介入调查的其他人所没有的。米尔肯是通过丹佛石油商马文·戴维斯认识威廉斯的。戴维斯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客户，借助于米尔肯的垃圾债券，他成为好莱坞大亨，买下了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威廉斯长期担任戴维斯和米尔肯另一重要客户维克托·波斯纳的私人律师。
当米尔肯雇用威廉斯及其搭档利特时，利特吃了一惊。利特以前在曼哈顿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工作，认识卡伯里。布斯基的消息星期五下午公布后，利特曾打电话给卡伯里，向捉到布斯基这条大鱼表示祝贺。第二天，即星期六，威廉斯给利特打电话，声音粗哑地告诉他：“我们要做米尔肯的辩护律师。”于是，利特又给卡伯里打电话，对前一天的电话表示道歉，说他不知道威廉斯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会介入进来。
就在同一个周末，米尔肯还雇用了亚瑟·利曼和马丁·弗鲁曼鲍姆，他们是保罗、威斯、里夫坎德、沃顿和加里森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一起做过丹尼斯·利文的代理。尽管代理过利文案，利曼作为经济律师的名气要大于刑事辩护律师。他在佩恩索亚公司战胜德克萨科公司一案中做过佩恩索亚公司的代理，这起案子对佩恩索亚公司来说是一场具有纪念意义的大捷。利曼还在参议院的伊朗－康特拉丑闻问题调查中做过法律顾问。
米尔肯也认识利曼，他的客户有很多选择保罗、威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当法律顾问，如三角工业公司的纳尔逊·佩尔兹和收购里夫隆公司的罗纳德·佩雷尔曼。米尔肯认识到，利曼懂证券法和恶意兼并业务，对垃圾债券业务也熟悉。
威廉斯坚持由他担任首席律师，米尔肯同意了。利曼和弗鲁曼鲍姆会密切参与。利曼在自尊上牺牲了许多，他和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的工作量更大，而说话的权力却小。保罗、威斯律师事务所将贡献出大量人力应付证交会方面的事，这件工作量大、费时，而且常常令人乏味。威廉斯从开始时就说：“我不把证交会往眼里夹。”他只从威廉斯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要来很少几个人处理与证交会的事。这是他的风格。
保罗、威斯律师事务所的风格是人海战。该事务所是全国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它以焦土战术闻名，能组织庞大的律师队伍与政府对抗。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也有许多律师。该公司雇用的律师来自卡希尔、戈登和雷恩德尔律师事务所，这是纽约又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德莱克赛尔一直习惯从这里寻求法律服务。同时，德莱克赛尔还雇用了彼得·弗莱明。弗莱明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刑事律师，在一起著名的政府诉讼案中做过日立公司的代理。
然而，在米尔肯的辩护队伍中，惟一最重要的律师可能是最不出名的一个律师，那就是理查德·桑德勒，他是洛厄尔·米尔肯儿时的朋友，现在成为米尔肯的家庭律师。桑德勒一直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贝弗利山分部的办公楼里上班。尽管他与洛厄尔关系更近，但似乎一直很崇拜迈克尔·米尔肯，他的业务和生计都依赖于米尔肯。他对米尔肯的热情超出了经济关系，仿佛他与米尔肯融在了一起。
桑德勒不讨人喜欢但精力充沛，贝弗利山分部的交易员和营销员们都瞧不起他，称他为“真正的房地产律师”。但是，桑德勒突然成为米尔肯圈子里最重要的人物。他是这起调查案的信息控制中心，不断与可能证人和其他律师联系。他埋头搜集案件证据——准确地说是有利于米尔肯脱罪的证据。他与米尔肯几乎形影不离，米尔肯去哪儿，他也跟着去哪儿。桑德勒的会议室似乎成为米尔肯的第二“交易台”，米尔肯不在交易台坐着的时候就到这里来，呆在这里的时间越来越多。桑德勒还监督建造贝弗利山分部办公楼二楼的一个会议室，这个会议室有个绰号，叫“寂静的圆锥”，房间是隔音的，而且每周都进行大检查，以防有人安放窃听装置。这个特别会议室用于米尔肯和律师们进行策略讨论。
米尔肯的律师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律师同意共同合作，并签订了一个正式的联合辩护协议。这种做法不让人感到惊奇。协议要求所有律师遵守律师－受托人保密规定，并要求在律师成员间实行全面的信息共享。然而，尽管有这个协议，米尔肯的律师却不向德莱克赛尔的律师提供任何他们所掌握的信息。从一开始，威廉斯就告诉米尔肯及其律师们，德莱克赛尔最后会向政府投降。
威廉斯预言，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作为一个证券公司，不可能从旷日持久的刑事调查和证交会调查中挺过去，它会成为米尔肯的敌人，在调查过程中可能把它从米尔肯那里搜集到的一切都提供给政府。所以，米尔肯的律师们所掌握的东西当然一点都不向德莱克赛尔的管理人员或其律师透露。
米尔肯和律师们对德莱克赛尔的律师鲜有尊重。有一次，大家都在彼得·弗莱明的律师事务所开会，德莱克赛尔的首席律师托马斯·柯宁在主持一场讨论，这时迟到的利曼来了。利曼一进门就开始高谈阔论，打断了柯宁，专横地要求由他来主持。柯宁憋了一肚子火，也不好说什么。
米尔肯的律师团有时似乎也不咬弦。尽管按照协议威廉斯担任首席律师，但保罗、威斯律师事务所却与威廉斯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争夺主导权。在他们合作早期，有一次，威廉斯得知弗鲁曼鲍姆给卡伯里打了个电话讨论一件传唤的事，暴跳如雷。其实，弗鲁曼鲍姆打这个电话无伤大雅，但是，威廉斯认为与美国检察官办事处联系是他的事，他有一个与检察官办事处沟通的具体计划。于是，威廉斯给桑德勒打电话，大叫道：“如果那个臭胖小子再越雷池一步，我要像捏虫子一样捏死他。如果他在我的事务所，会被炒鱿鱼的。”非保罗、威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认为弗鲁曼鲍姆态度傲慢，对他很不悦，开始称他为“FLS”。
要使本阵营里每个人都“呆在同一个帐篷里向外撒尿”，最容易的方法是让尽可能多的潜在证人找米尔肯的律师团成员做代理。但是，律师《职业责任守则》警告这种做法，要求律师不要既做被告的代理，又做证人的代理，除非向每位受托人详细解释这样做的所有可能影响。威廉斯对达尔的怂恿就过了这个线，因为达尔很可能会被要求作证。但是，达尔当时事实上没有收到传票，所以威廉斯可以随意那样做，而且他的话起了作用。达尔敬畏威廉斯，急切地雇用他和威廉斯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作自己的律师。沃伦·特莱普和贝弗利山分部另一个人也这样做了。
然而，威廉斯认识到，他不能做已接到传票的雇员的代理，这些雇员包括洛厄尔、莫塔斯克、瑟内尔和阿克曼。但是，威廉斯要确保这些证人——有的是潜在目标——由“友好的”律师做代理。米尔肯的律师团仔细筛选律师名单，寻找可以向洛厄尔等人推荐的律师。在筛选过程中，候选律师的技能和声誉当然是要考虑的一个因素，虽然这项因素几乎不能花费大量时间来讨论。更重要的因素是候选律师在政府诉讼案中的执业纪录，威廉斯和律师团要寻找那些爱与政府对抗而不与政府合作的律师。
还有一个因素发挥重要作用，那就是候选律师与现律师团的关系。也就是说，要寻找那些与米尔肯和德莱克赛尔律师团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有依赖和义务关系的律师。在最后确定的律师中，有一些曾从威廉斯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保罗、威斯律师事务所或卡希尔、戈登和雷恩德尔律师事务所接过很多业务，他们在分享信息方面是可以依靠的，而且在职业责任范围内可以与米尔肯和德莱克赛尔的律师团合作。例如，为米尔肯一个助手做辩护人的马克·波莫兰兹与利特一起在最高法院工作过，代理米尔肯另一位证人的杰克 ·奥斯佩兹曾在保罗、威斯律师事务所当过合伙人，做瑟内尔代理的西摩 ·格兰泽尔经常接手利曼介绍的业务。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最后，所有候选律师都由桑德勒亲自面试。桑德勒对米尔肯的赤胆忠心进一步确保这些律师们可能与政府对抗，而不寻求与政府合作。
与政府的诉讼大战开始了。证人们（包括达尔）一开始在证交会和大陪审团面前有些慌乱。多数人只是引用《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问题。起初达尔抵制这种想法，觉得他没什么可隐瞒的。他想，援引《第五修正案》会让政府更加怀疑。但在利特的坚持下，他行使了保持沉默的权利。
另一位证人沃伦·特莱普对威廉斯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与米尔肯关系太近感到关切，担心他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威廉斯安排威廉·亨德利做特莱普的代理。威廉斯多年来一直向亨德利介绍业务。特莱普的反叛一开始在米尔肯阵营里造成了影响，但在亨德利做特莱普的代理后，特莱普向同事们保证他决不会与米尔肯反目，此后这种影响逐渐消失了。在华盛顿棕榈餐厅吃饭时，特莱普告诉亨德利他决不会说不利于公司客户或同事的话。他说：“我不是那种告密的人。”亨德利回答说：“我也没有‘告密者律师’的名声。”
不过几个星期时间，米尔肯的律师团组成了，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身价最高的律师团之一，辩护方针也制定好了，一般情况下决不改变。从此以后，米尔肯被塑造成卑鄙布斯基的无辜受害者。他被描绘成一个天才，一个瑰宝，一个美国经济的拯救者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然而，威廉斯私下里提醒他的一些同僚说，随着案情事实的揭示，这种姿态可能需要重新考虑。
现在，米尔肯实际上被各种各样的专家包围了，但他与其他人的距离却更远了。弗雷德·约瑟夫被媒体上连篇累牍的报道弄得心烦意乱，特别是《华尔街日报》11月17日有一篇文章，说米尔肯被政府传唤的事。约瑟夫想亲自弄清事情的原委，要让米尔肯个人使他消除顾虑。然而，托马斯·柯宁和彼得·弗莱明对约瑟夫说，他们可以代表他面审米尔肯。当他们到达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贝弗利山分部时，米尔肯的律师们已经在那里了。尽管口头上说合作，但米尔肯的律师拒绝让德莱克赛尔的律师单独询问米尔肯。
米尔肯的律师对柯宁和弗莱明说，不允许公司与一位可能成为调查目标的员工会谈是刑事调查中的“常见”做法。他们同时向柯宁和弗莱明保证，德莱克赛尔不用担心什么。柯宁等人把这些话对约瑟夫说了。约瑟夫没有认识到，他作为公司领导，这时如何决策是非常关键的。当米尔肯的律师坚称不让米尔肯接受公司询问是“常见”做法的时候，他们是在以偏概全。与此相反，在这种时候，许多公司会坚持立即对员工的被控非法行为进行彻底调查，如果该员工拒绝接受询问，或回答问题不令人满意，就会被公司解雇。米尔肯的律师对这些是清楚的，他们在拒绝让米尔肯接受约瑟夫或德莱克赛尔的律师的面谈时，知道是在冒险。但是，他们清楚米尔肯对公司的重要性。当米尔肯说他无罪时，约瑟夫相信了他。同时，约瑟夫还要与忠于米尔肯的公司其他高层人员争斗。如果停米尔肯的职或开除米尔肯，会在公司引起内乱。
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11月14日接到证交会的传票，接着在12月接到大陪审团的传票。从这些传票中清楚地看出，米尔肯与布斯基的关系是调查的中心。这些传票涉及内容繁多，非常详尽，而且带有厚厚的附件。布斯基与米尔肯之间的几乎所有交易都提到了，包括费斯克拜奇公司、太平洋木材公司和维克斯公司等交易，那笔530万美元的款项更是引人注目。传票要求出具大量文件资料，但只给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30天准备时间。
布斯基出事的消息公布后，卡希尔、戈登和雷恩德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立即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发起了一次内部调查，在11月15日和16日询问了与布斯基交易有关系或涉入问题交易的德莱克赛尔人员。由于没有接触布斯基或米尔肯，律师们没能找到非法行为的直接证据，这是不奇怪的。当查到那笔530万美元的款子时，有许多证人证明这笔钱是布斯基付给德莱克赛尔的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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