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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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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有朝一日能成为著名律师的对手，那些律师发表一点意见就能得到一百个金币，远方的贡比涅的国王召见时还坐四轮马车去。
可是这些梦想从未实现，约翰·加尔文没有干过法律工作。
他又回到自己的第一爱好，卖掉了法律汇集和法典，专心收集神学著作，一丝不苟地开始了使他成为二十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历史人物的工作。
不过那几年学的罗马法典为他以后的活动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再让他用感情看问题是根本不可能了。他对事物很有感受，而且入木三分。请读一读他写给追随者的信吧，这些人后来落入天主教会手里，被判处用做火活活烤死。在无望的痛苦中，他们依然把他的信视为世间最优美的佳作，信中表达了对人的心理的入微理解，致使那些可怜的受害者在临死前还在为一个人祝福，而正是这个人的教诲使他们陷入危境。
不，加尔文不象他的许多敌人所说的，是个铁石心肠的人。但是生活对他是神圣的职责。
他竭尽全力对上帝和对自己诚实，因而他必须把每一个问题化简为基础的原则和教义，再把它交付人类感情的试金石检验。≮我们备用网址：。。≯
教皇庇护四世得知他的死讯时说：“这个异教徒的力量在于他对金钱的冷漠。”如果教皇是在称颂他的死敌毫不考虑个人的私利，那么他说对了。加尔文一生一直很穷，并拒绝接受最后的一笔季薪，因为“疾病已经使他不能再象从前那样挣钱了。”
但是他的力量却表现在另一方面。
他只怀有一个信念，一生只有一个强大的推动力：认清《圣经》中体现的真正的上帝，当他最后得出的结论在他看来已经能够经得起所有的争辩和反对时，他就把它纳入到自己的生活准则中。从此他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完全无视自己的决定会引起的后果，成为不可战胜、不可阻挡的人。
然而这个品质直到许多年后才表露出来。在转变信念后的前十年，他不得不竭尽全力对付一个平庸的问题：谋生。
“新学”在巴黎大学获得的短暂胜利，关于希腊文词尾变化、希伯莱文的不规财动词和其它受禁的知识的几次授课，全部引起了反响。连坐在著名的博学宝座上的教区长也受了有害的日耳曼新教义的污染，于是人们采取措施，清洗那些现代医学会称为“思想传播者”的人。据说加尔文曾经把几篇最会引起异议的讲演稿交给教区长，于是他的名字出现在嫌疑犯名单的前列。他的房间被搜查，文章被没收，还签署了逮捕他的命令。
他闻讯藏到了朋友家里。
诚然，小小学院里的风浪不会持久，但在罗马教会里供职已经不可能了。到了做出明确决断的时刻。
一五三四年，加尔文与旧信仰绝裂了。几乎与此同时，在俯瞰法国首都的蒙特马特山上，罗耀拉和他的几个学生也庄严起皙，誓言后来纳入了耶稣会法规。
接着，他们都离开了巴黎。
罗耀拉往东而去，但一想到他第一次攻击圣地的不幸结局，又原路返回了，来到罗马。他在那儿开始的工作使他的英名（也许是臭名）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约翰却不同。他的上帝王国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他四处漫游，希望能找到一席安静之地，用余下的时间阅读、思索和平静地宣讲他的道理。
他在去斯特拉斯堡的路上时，查理五世和弗朗西斯一位交战了，这迫使他绕道瑞士西部。在日内瓦他受到吉勒莫·法里尔的欢迎，他是法国宗教改革中的海燕，是从长老会和宗教法庭的牢笼里逃出来的杰出人物。法里尔张开双臂迎接了他，告诉他在小小的瑞士公园里可以完成的业绩，并请他留下。加尔文要求有时间考虑，然后他留下了。
为了躲避战争，新天国应该建立在阿尔卑斯山脚下。
那是个奇怪的世界。
哥伦布出发寻找印度，偶然发现了新大陆。
加尔文寻找一席静地，以便以研究和思索圣教度过余生。他漫步来到一个三等的瑞士小镇，把它做为精神首都，人们很快把天主教王国的领地变成了庞大的基督教帝国。
读历史既然能达到包罗万象的目的，为什么还要读小说？
我不知道加尔文的家庭圣经是否仍被保存着。如果有，人们会发现，载有丹尼尔的书的第六章磨损得特别厉害。这个法国改革家是个有节制的人，但他常常要从一个坚定不移的上帝仆从的故事里获取安慰，那个人被扔进狮穴，后来他的清白救了他，使他没有悲惨地过早死去。
日内瓦不是巴比伦。它是个令人起敬的小城，居住着体面的瑞士裁缝。他们严肃地对待生活，却比不上这位新宗教领袖，他象圣彼得一样在讲坛上滔滔不绝地布道。
况且，有一个叫内布查尼萨的，是撒沃依的公爵。凯撒的后裔正是在与撒沃依家族的无休止的争吵中决定和瑞士的其他地区联合起来，加入宗教改革运动。日内瓦和维登堡的联合犹如相互利用的婚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而不是相互爱慕基础上的结合。
但是，日内瓦改奉新教的消息一传开，所有热衷于各种新的千奇百怪的教义的传教士——它们不下五十个——都涌到了莱芒湖边。他们干劲十足，开始宣讲迄今活人所能想出的最怪诞的教义。
加尔文从心里憎恶这些业余预言家。他深知他们只会对自己所标榜的事业带来危险，他们是热情的战士，但走错了路。他休息了几个月后，做的头一件事便是尽可能准确、简练地写下他希望新教民能够掌握的对与错的界线。这样，谁也不能挪用老掉牙的借口：“我不知道呀。”他和朋友德里尔亲自把日内瓦人分为十人一组进行检查，只有宣誓效忠这个奇怪的宗教法才能享有全部公民权力。
接着，他为年轻人编写了一本庞大的教义问答手册。
他又说服了市议会，把所有仍然坚持错误的旧观点的人赶出城去。
为下一步行动清扫了道路之后，他按照《出埃及》和《申命记》中政治经济学家制定的规范，开始建立一个公国。加尔文象其它许多大改革者一样，不是现代基督徒，倒更多象个古典犹太人。他嘴上崇拜上帝耶稣，但心里却向往摩西的耶和华。
当然，在感情压力很大的时候常会出现这种现象。卑贱的拿撒勒木匠对仇恨和斗争的看法明确无误，以至于在他的见解和暴力办法之间不可能找到折衷物。两千年来，各个民族、每一个人都想以暴力达到目的。
所以战争一爆发，所有有关的人便都默许了；人们暂时合上福音书，在血泊和雷鸣中兴高彩烈地打滚，沉迷于《旧约》的以眼还眼哲学之中。
宗教改革的确是场战争，而且很凶残。没人乞求生命保障，也没有饶恕，加尔文的公国实际上是个军营，任何个性自由的表现都逐一被压制了。
当然，这一切的取得并非没有阻力。一五三八年，组织中比较开朗的份子的出现对加尔文形成很大的威胁，他被迫离开了城市。但到了一五四一年，他的支持者又一次掌权。在一片钟声和教土们响亮的赞美声中，乔安尼斯行政长官又回到了罗呐河的城堡。从此他成为日内瓦没有王冠的国王，在以后的二十三年中致力于建立和完善神权形式的政府，这自从伊齐基尔和埃兹拉的年代以来还没人见过。
按照《牛津大辞典》的解释，“纪律”一词意为：“使受控制，训练服从和执行。”它最好地表达了加尔文梦想中的整个政治宗教结构的实质。
路德的本性和大部分日耳曼人的一样，是感伤主义者。在他看来，只有上帝的话才足以向人们指出通向永恒世界的道路。
这大不确切了，不适合法国改革家的口味。上帝的话可以是希望的灯塔，但是道路漫长黑暗，还有能使人忘记自己目的的各种诱惑。
然而这个新教牧师却不会走弯路，他是个例外。他知道所有陷阱，也不会被收买。如果偶尔要走出正道，每周的教士例会就很快能使他认清自己的责任，在会上，所有名符其实的正人君子都可以自由地相互批评。因此他是所有真切追求拯救的人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我们爬过山的人都知道，职业导游偶尔可能成为不折不扣的暴君。他们知道一堆岩石的险处，了解一块看来很平坦的雪地的危险，他们对自己所照顾的旅行者有完全的命令权，哪个傻爪胆敢不听命令，强言厉语便会劈头盖脸泼下来。
加尔文的理想公国中的教士也有同样的责任感。对那些跌倒了、要求别人扶起来的人，他们高兴地伸出援助之手。但是，一意孤行的人只要想离开已经开辟好的道路，离开大学，那只手便抽回来变成了拳头，击出又快又可怕的惩罚。
在其它许多宗教组织里，教士也喜欢使用同样的权力。但是地方长官嫉妒他们的特权，极少允许教士与法庭和行刑官并驾抗衡。加尔文知道这些，在他的管辖区，他建立了一种教会纪律，实际上超过了法律。
大战之后出现了许多怪异的错误历史概念，坯流传甚广，但其中最令人吃惊的是说法国人（与条顿人相比）是热爱自由的民族，憎恨所有的管辖。数世纪以来，法国一直在官僚体制统治之下，很庞杂，却比战前普鲁土政府的效率低很多。官员们上班迟到早退，领子也系得不周正，还抽着劣等纸烟。要不然他们就乱搞一顿，引起人们反感，象东欧的政府官员一样，而公众却很温顺地接受官员们的粗鲁，这对于一个醉心于反叛的民族来说真是使人惊讶。
加尔文钟爱集权，是个理想的法国人。他在某些细节上已经接近了拿破仑成功的诀窍。但他不象那个伟大的皇帝。缺乏个人的雄心大志，他的胃口很差，也没有幽默感，只是个严肃得可怕的家伙。
他为了寻找适应于他那个耶和华的词句，翻遍了《旧约》，然后让日内瓦人接受他对犹太历史的解释，把它做为上帝意愿的直接体现。一夜之间，罗呐河的这座迷人城市变成了悲哀的罪人云集之地。由六个教士和十二个长者组成的城市宗教法庭日夜监听着市民的私下议论。谁被怀疑有“受禁的异教观点”的倾向，便被传讯到长老会法庭，检查他的所有论点，解释从哪里、怎样得到那些向他灌输有害思想使他迷失路径的书的。被告如果有悔过表示，使可免刑，判处他到主日学校旁听。如果他固执已见，便要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城市，不许再在日内瓦联邦管辖区内露面。
但是与所谓的“教议会上院”发生矛盾，并不只是因为缺乏一点正统感。下午在邻村玩一玩滚木球，如果被控告（常常会这样），便有理由被狠狠责骂一番。玩笑，不管有用没用，都被认为是最坏的形式。婚礼上搞一些智力题目就足够啷铛入狱了。
渐渐地，新天国里充满了法律、法令、规则、命令和政令，生活变得无比复杂，失去了昔日的风采。
不许跳舞、不许唱歌、不许玩扑克牌，当然也不许赌博。不许举办生日宴会，不许举办乡间市场，不允许有丝绸和所有外表华丽的装饰品。允许的只是去教堂，去学校，因为加尔文是个思想主张鲜明的人。
胡乱的禁止可以免除罪孽，但不能强迫人热爱美德，美德来源于内心的启迪。于是建立了优秀的学校和第一流大学，鼓励一切治学活动。还建立了有趣的集体生活，以吸引大家的剩余精力，使人忘记苦难和限制。加尔文的制度如果完全不考虑人的情趣，就不能存在下去，也就不会在近三百年历史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不过，所有这些要归功于一本论述政治思想发展的书。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日内瓦为宽容事业做了些什么，结论是，新教徒的罗马一点不比天主教的罗马强。
我在前面几页历数了可以减轻罪孽的情况。那个时代有诸如圣巴陀洛梅大屠杀和铲除许多荷兰城市的野蛮行径，困此期望一方（弱的一方）实现等于坐以待毙的美德完全是荒谬无稽的。
但这并不能开脱加尔文煽动法庭杀害格鲁艾和塞维图斯的罪责。
在第一个人的案件中，加尔文尚且可以说，雅克·格鲁艾有重大嫌疑煽动市民暴动，是图谋推翻加尔文主义的政党。但是，塞维图斯很难说是对社会安全，也就是对日内瓦构成任何威胁。
按用现代护照的规则，他只是“过境者”，再过二十四小时就离境，但他误了船，为此丧了命。这是个耸人听闻的故事。
麦格尔·塞维图斯是西班牙人，父亲是受尊敬的公证人（这在欧洲有半法律的地位，不只是拿着盖章机看人家签了字使索取两毛五的年轻人）。麦格尔也准备从事法律工作，被送到土鲁兹大学。那些日子很快洁，所有教学都用拉丁文，学习范围广及各业，整个世界的智慧对所有人都敞张，只要学会五个词尾变化和几个不规则的动词就行。
塞维图斯在法国大学里认识了胡安·德·金塔那。金塔那不久成为查理五世皇帝的忏悔教父。
中世纪的皇帝加冕很象现代的国际展览会。一五三○年查理在波罗那加冕时，金塔那把麦格尔带去做秘书。这个聪明的年轻西班牙人看到了所有的一切，他象当时的许多人，有永远满足不了的好奇心，在以后的十年里接触了各种各样的学科，有医学、天文学。占星术、希伯莱文、希腊文、还有最要命的神学。他是个很有潜力的医生，在研究神学时产生了血液循环的想法。这可以在他的反对三位一体教义的第一本书第十五章中找到，检查过塞维图斯著作的人竟没有看出他做出了这样一项最伟大的发现，这充分说明十六世纪神学思想的偏执。
塞维图斯要是坚持医学研究该有多好啊！他可以活到老年平安死去。
但他简直不能避开那时被激烈争论的紧要问题。他认识了里昂的印刷厂，便开始对形形色色的题目发表自己的看法。
如今一个慷慨的百万富翁可以说服一所学院把“三位一体学院”改成一种流行烟草的商标，而且还安然无事。宣传机器说，“丁古斯先生如此大方解囊，难道不好吗？”大家便说：“阿门！”
今日的世界似乎已经不再对亵渎神明这种事情感到震惊，因而要想描绘过去的情况——在那时，仅仅怀疑一个市民对三位一体说了些不敬之言，便足以使整个社会陷入惊恐——这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们要是不充分体会这些，就不能理解十六世纪上半叶塞维图斯在善良的基督徒心目中所造成的恐怖。
他根本不是激进派。
他是我们现在所称的自由派。
他抵制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承认的三位一体旧信仰。由于他坚信自己的看法正确，使给加尔文写信，建议到日内瓦和他进行私人会晤，彻底讨论整个问题。他写信是犯了极大的错误。
他没有被邀请。
其实他也不可能接受邀请，里昂的宗教法庭大法官已插手此事，塞维图斯人狱了。法官早已风闻这个年轻人的亵渎行为，因为他秘密收到了受加尔文指使的日内瓦人送来的一封信。
不久，又有一些手稿证实了对塞维图斯的控告，也是加尔文秘密提供的。看来加尔文并不在乎谁绞死这个可怜家伙，只要他被绞死就行。可是宗教法官玩忽了圣职，塞维图斯跑掉了。
他首先想穿越西班牙边境，但他的名字人所共知，长途旅行穿过法国南部很危险，于是他决定绕道日内瓦、米兰、那不勒斯和地中海。
一五五三年八月一个星期六的黄昏，他来到日内瓦。他本想搭船到湖对岸去，可是在安息日将近的时候是不开船的，要等到星期一。
第二天是星期日，当地人和陌生人都不许逃避宗教礼拜式，否则便是不端行为。塞维图斯也去教堂了。他被人认出来，遭到逮捕。塞维图斯是西班牙国民，没有被指控违反日内瓦的任何法律。但他在教旨上是自由派，不敬神明，胆敢对三位一体发表异端言论。这种人要想得到法律的保护才是荒唐哩。罪犯或许可以，但异教者却不行！他不由分说被锁进肮脏潮湿的小洞，钱财及一切个人物品全被没收。两天后，他被带上法庭，要求回答问题单上的三十八个不同问题。
审判延续了两个月零十二天。
最后，他被控有“坚持反对基督教基础的异端邪说”罪。在谈到他的观点时，他的回答使法官暴跳如雷。对这类案件的一般判处，尤其是对外国人，是永远赶出日内瓦城，而塞维图斯的案子却是例外。他被判处活活烧死。
与此同时，法国法庭也重新开庭审理这个逃亡者的案子，与新教徒达成同样结论，判处塞维图斯死刑，并派出司法长官到日内瓦，要求把罪犯交给他带回法国。
要求被回绝了。
加尔文也能执行火刑。
走向刑场的路程确实很艰难，一队牧师跟着这异教者走完最后的旅程，嘴里还喋喋不休地进行说服。极度的痛苦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直到人们出于对可怜牺牲者的同情向火焰里扔出一把刚采集的柴枝为止。对于喜欢这类事情的人来说，这读起来倒是有意思，不过还是略过不谈为好。死刑多一个或少一个，在宗教狂热放肆无忌的年代又有什么区别呢？
可是塞维图斯案件不会事过境迁，它的后果实在可怕。业已赤裸裸地表明，那些新教徒虽然口口声声地叫嚷“保留已见的权利”，实际上不过是伪装的天主教徒，心胸狭窄，对待不同己见者象对敌人一样残酷；他们只是等待时机，建立他们自己的恐怖统治。
这个指控是严肃的，不能只耸耸肩膀说“咳，你还能期望什么”便一了百了。
我们有关于这次审判的大量材料，也详细知道外界是怎样看待这次判决的，读起来的确令人痛心。加尔文曾经出于一时的慷慨，倒也建议过不烧死塞维图斯，改为砍头。塞维图斯感谢他的仁慈，却要求另一种解决方法。他要求获释自由。他坚持认为（道理全在他这一方）法庭对他没有裁判权，他只是探求真理的正人君子，因此有权利在大庭广众之下与对手加尔文大夫辩论。
但加尔文不要听这些。
他已经起过誓，这个异教徒一旦落入手中就决不让他活着逃走，他要信守誓言。他要给塞维图斯判罪，就必须得到头号大敌——宗教法庭的合作，但这无关紧要，如果教皇有可以进一步给那个不幸的西班牙人加罪的文件，他甚至也可以与教皇携手。
还有更糟的事情。
塞维图斯临死的那天早上求见加尔文，加尔文便来到又黑又脏的牢房。
此时此刻，他应该大度一点，也要有点人性。
他全都没有。
他站在这个两个小时后就要去见上帝的人的面前，争辩着，唾星四溅，脸色铁青，大发雷霆，却没有一句怜悯仁慈的话，一个字都没有。有的只是恶毒和仇恨：“活该，顽固的流氓。烧死你这该死的！”
这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事。
塞维图斯死了。
所有的塑像和纪念碑都不能使他重生。
加尔文死了。
上千卷咒骂他的书也触及不到他那不为人知的坟墓。
狂热的宗教改革者在审判时浑身战栗，生怕亵渎的流氓逃掉；教会的坚定支持者在行刑后赞美欢呼，相互写信道：“日内瓦万岁！采取行动啦。”
他们全都死了，也许最好也被人们遗忘。
我们只需要留心一件事。
宽容就如同自由。
只是乞求是得不到的。只有永远保持警惕才能保住它。
为了子孙中的新的塞维图斯，让我们记住这一点吧。
正文 十六 再洗礼教徒
每一代都有自己的怪物。
我们有“赤党”。
父辈有社会主义者。
祖辈有莫利·马圭尔。
曾祖辈有雅各宾派。
三百年前的祖先不比现在好。
他们有再洗礼教徒。
十六世纪最流行的《世界史纲》是一本“世界之书”或编年表，作者塞巴斯蒂安是个肥皂匠，禁酒主义者，住在乌尔姆城；这本书是在一五三四年出版的。
塞巴斯蒂安了解再洗礼教徒。他和一个再洗礼教徒家庭的女儿结了婚姻。他与他们的信念不同，因为他是个坚定的自由思想者。但是关于他们，他写道：“他们只教授爱、信仰和十字架杀身，在任何苦难里都能保持耐心和谦卑，彼此真诚相助，互称兄弟，还认为大家可以分享一切。”
应该不苟言词地夸赞他们，但一百年来他们却象野兽一样被猎取，最血腥年代中的最残忍处罚加在了他们身上。这却是怪事。
但是有一个原因，要理解它，必须记往宗教改革中的一些事。
宗教改革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解决。
宗教改革给世界带来了两个监狱而不是一个，制造了一本一贯正确的书，用来取代某一个一贯正确人，建立了（不如说是试图建立）黑袍教士的统治以代替白袍教士。
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和牺牲，只获得这样贫乏的成果，这的确使千百万人心灰意冷。他们本来盼望尔后能有一千年的社会和宗教安定，根本没有准备对付迫害和经济奴役。
改革者本来准备做一次大冒险，却发生了一件事。他们掉进码头和船的空隙里，不得不拼命挣扎，尽量露出水面。
他们处在了可怕的境地，他们已离开旧教会，良知又不准他们加入新信仰。在官方眼里他们已经不存在，可是他们还活着，还在呼吸，既然继续活着和呼吸是他们的责任，他们便想把邪恶的世界从愚昧中解救出来。
最后他们活下来了，不过请不要问是怎样活的。
他们被剥夺了旧的关系，就必须结成一个新组织，找到新领袖。
但神经正常的人怎么会去管这群可怜的疯子呢？
结果，有预见力的鞋匠以及充满幻觉和歇斯底里的助产婆担当了预言家的角色。他们乞求、祷告、胡言乱语，开会用的小黑屋的椽木都在虔诚信徒的赞美声中颤抖，直到村里的法警不得不来察看这不体面的干扰时寸罢休。
接着，好几个男女被捕入狱，村镇议员们开始进行所谓的“调查”。
这些人既不去天主教堂，也不敬新教徒的苏格兰教会。因此要请他们说明自己是什么人、信仰什么教。
说实在的，那些可怜的议员们的处境委实尴尬困难，因为囚犯是所有异教徒中最不幸的，对宗教信仰一丝不苟。许多最受敬重的改革者颇为世故，只要能过舒适体面的生活，做一点妥协也未尝不可。
但真正的再洗礼教徒却是另一种人，他厌恶所有不彻底的措施。耶稣曾告诉过追随者，遭敌人打时，要把另半边脸也转过去让他打，持剑者必死于剑下。对再洗礼教徒来说，这意味着绝对的命令，不许使用暴力。他们慢条斯理无休止地小声说什么环境会使情况改变，他们当然反对战争，但这场战争不同往常，扔几颗炸弹，偶尔使用一下，只此一回，上帝是不会介意的。
圣令毕竟是圣令，不过如此。
他们拒绝应征，拒绝扛枪。当他们因为主张和平主义而被捕时（他们的敌人正是这样称呼这种实用基督徒的），他们总是心甘情愿地接受命运，背诵《马太福音》第三十一章第五十二节，直到以死亡结束他们的苦难。
但是反对好战主义只是他们怪僻行径中的一小部分。耶稣教导说，上帝的王国和凯撒的王国大相径庭，彼此不能也不应该溶合。很好，说得一清二楚。据此，所有的好的再洗礼教徒都小心地避开了国家的公职，拒绝当官，把别人浪费在政治上的时间用来研究《圣经》。
耶稣告诫他的信徒不要丧失体面去争吵，再洗礼教徒便宁可丧失财产所有权，也不向法庭提出异议。还有其它几点使这些怪人与世界隔开了，但是这几个怪僻行为的例子却引起过着享受生活的肥胖邻人的疑心和厌恶，他们总是把“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的宜人教旨和虔诚混为一谈。
即使是这样，如果再洗礼教徒有能力保护自己不被朋友伤害，也可以象洗礼徒及其他许多观点不同的人一样，找到和官方调解的方法。
然而作为一个教派，他们被怀疑有许多奇怪的罪责，而同有根有据。首先，他们一丝不苟地读《圣经》。这当然不是罪责，但让我把话说完。再洗礼教徒研究《圣经》时不带任何偏见，但谁要是特别喜欢《天启录》，那可是很危险的。
直到十五世纪，这本怪书仍然因为有点“虚伪”而遭抵制，但是对易于感情冲动的人来说，这本书很受欢迎，流放中的帕特莫斯说的语言，这些被猎捕的可怜虫完全可以理解。当虚弱的怒火使他浸沉于现代巴比伦的歇斯底里预言时，所有再洗札教徒就齐声高呼“阿门”，祈祷新天国新大地快些到来。
软弱的头脑屈从于高度狂热的压力，这并不是头一次。对再洗礼教徒的每一次迫害几乎都伴随着宗教疯狂的爆发。男人女人赤条条地冲上大街，宣布世界的未日，竭力想在怪诞的牺牲中平息上帝的怒火。老巫婆闪入其它教派正在举行的仪式，打断会议，刺耳地嚎叫着，胡言乱语，说魔鬼就要来了。
这类苦恼（程度轻一些）当然总是和我们形影不离。读一读日报，你会看到在俄亥俄州、衣阿华州或佛罗里达州的偏僻小村里，有一个女人用切肉刀把丈夫大卸八块，因为天使的声音“让她如此”；或是头脑清醒的父亲预见到七支号角的声音，便杀死了妻子和八个孩子。不过，这是绝无仅有的例外。他们很容易被当地警察抓住，也不会给国家的生活和安全带来影响。
但是一五三四年在美丽的小城蒙斯特发生的事却不同往常，严格按照再洗礼教徒的理论讲，新天国确在那里宣布建立了。
所有北欧人一想起那恐怖的冬春就浑身打战。
这件事中的恶根是个漂亮的裁缝，叫简·比克斯宗。史书上称他是莱顿的约翰，因为约翰是那个勤奋小城的人氏，在脏乱不堪的莱茵河畔度过了童年。他象当年所有的学徒一样，东游西转，南奔北跑学习他那行当的秘诀。
他读和写的本事只够偶尔玩一玩的，没有受过正规教育。许多人明白自己社会地位的卑贱和知识的缺乏，有一股自卑感，但他没有。他年轻漂亮，脸皮厚，酷爱虚荣。
他离开英国和德国很久之后，又回到了故乡，做起长袍和礼服的生意。同时他加入宗教，开始了不寻常的生涯，成为托马斯·芒泽尔的信徒。
这个芒泽尔以做面包为业，是个著名人物。一五二一年，有三个再洗礼预言家突然出现在维腾贝格，要向路德指出通往拯救的真正道路，芒泽尔便是其中之一。他的本意虽好，却不受赏识，被赶出了新教徒城堡，永远不许在撒克森尼公爵的管辖范围内露面。
到了一五三四年，再洗礼教徒已经历了许多失败，于是他们孤注一掷，把一切押在一次大胆的大规模行动上。
他们选中威斯特法伦的蒙斯特做为最后的尝试点，这倒不使人惊讶。该城的公爵主教弗朗兹·范·沃尔德克是个鲁莽的醉汉，长年和六个女人公开姘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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