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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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诚的大主教徒指责他内心里与真正的异教徒一样坏。这听来未免荒诞无稽，但却是事实。在十五世纪，体面的基督徒绝不会梦想学会这门禁用的语言。会一点希腊文会使人陷入无数困境。它会诱惑人拿福音书的原文与译文做比较，而这些译文早已得到保证，说它是原文的忠实再现。这才是个开头。不久他便会到犹太区去，学会希伯莱文法，差一点就要公开反叛教会的权威了。在很长时间里，一本画得希奇古怪歪歪扭扭的文字书，便可以成为秘密革命倾向的物证。

长老会的首领时常闯入屋子搜查违禁品。一些拜占庭难民为了谋生私下教一点本国语言，便常常被赶出借以避难的城市。

伊拉斯谟克服了这些障碍，学会了希腊文。他在编辑塞浦路斯和其它教会神父的书时加入了一些注释，里面巧妙地藏匿了许多对时事的评论，这些话如果做为一本小册子的主题，是断不会给印出来的。

但是，注释的顽皮精灵在伊拉斯谟创造的另一种全然不同的文学形式中出现了，我是指大家都知道的他的希腊和拉丁文成语收藏。他把成语归到一起，以便使当时的孩童都能学会古文，变得高雅。这些所谓的“矛板”中充满了聪智的评论，在保守派看来这肯定不是出于教皇之友的手笔。

最后，他写了一本书，可以算是时代精灵所孕育的最怪异小书中的一本。这种书其实是为了几个朋友一笑而作的。却在古典文学史中占据了一席，连作者本人也没有想到。这本书叫《对傻瓜的奖励》，我们正好知道了它是怎样写成的。

一五一五年，一本小册子哄动了世界。这本书写得非常巧妙，简直弄不清它是在攻击僧侣，还是在保卫修道生活。封面上没有姓名，但对作者有些了解的人认了出来，它出自一个有些古怪的人之手：乌尔里克·冯·赫顿。他们猜得对，因为这个有才干的年轻人、桂冠诗人、奇怪的城市游民在这本大作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写了有用的滑稽部分，他自己也颇为之自豪。他听说连英国新学领袖托马斯。莫尔都称赞了他的书，便写信给伊拉斯谟，请教他一些细节。

伊拉斯漠对冯·赫顿没什么好感。他的头脑有条有理（表现在他生活的有条理），厌恶邋里邋遢的条顿人，这些人在上午和下午都为启蒙事业疯狂地挥舞笔和剑，然后便逛到附近的小酒馆里，忘却时间的流逝，无休止大杯大杯地灌酸啤酒。

不过，冯·赫顿有自己的路子，的确是个才干，伊拉斯谟的回信也彬彬有礼。在写信的过程中，冯．赫顿逐渐称赞起伦敦朋友的美德，还描绘了一幅美满家庭的迷人图景，觉得托马斯爵士的家庭永远是别的家庭的出色楷模。在这封信里，他提到莫尔这个作用非凡的幽默家怎样赋与了他写《对傻瓜的奖励》的最初灵感，很可能正是莫尔创立的善意的闹剧（一个真正的挪亚方舟，有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鸟、狗、私人动物园、私人业余演出和业余小提琴乐队），启发他写出了使人兴奋的并使他一举成名的作品。

这使我隐约想起了英国木偶剧《庞奇和朱迪》，在好几个世纪里，它是荷兰儿童唯一的开心娱乐。《庞奇和朱迪》木偶剧中有大量粗俗的对话，却又保持了一种格调严肃高雅的气息。用空洞嗓音说话的“死神”出现在舞台上。演员们一个挨一个来到这位衣着褴褛的主角面前，自我介绍一番。小观众们总觉得开心的是，他们又一个接一个被人用大帮敲了脑袋，再被扔进假想的垃圾堆里。

在《对傻瓜的奖励》中，整个时代的社会面纱被仔细地剥去，《傻瓜》如同受到启迪的验尸官，用它的评论和广大公众站在一边，赞扬他们。各种人物尽汇文中，整个“中世纪主要街道”里的合适形象被搜集一空。当然，当时的野心家，絮絮叨叨大谈拯救世界的僧侣，连同他们伪装虔诚的游说和闭塞无知哗众取宠的词句，全被写入书中遭到鞭答，这是不会被忘记的，也不会被饶恕。

教皇、红衣主教和主教这些与加里利的贫苦渔民和木匠南辕北辙的后裔，也出现在人物表里，占据了好几章的篇幅。

不过，伊拉斯谟撰写的《傻爪》比玩具画式的幽默文学更有坚实的人性。在整本小书中（其实在他所写的一应文字中），他都在宣扬自己的一套哲理，人们不妨称它为“宽容的哲学”。

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的道理，对神圣教规的实质而不是对神圣教规文本中逗号和分号的重视、只把宗教作为伦理学而不是作为某种统治形式来接受，正是这些才使头脑固执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痛斥伊拉斯谟是“不信上帝的骗子”，是所有真正宗教的敌人，“污蔑了基督”。但他们只字不提这本小册子中有趣的词句后面的本意。

攻击（一直持续到伊拉斯谟去世）没有起任何作用。这个尖鼻子的矮个子一直活到七十岁，而那时有谁想从官方既定的文字里增加或减少一个字都会导致绞刑。他对风靡一时的英雄毫无兴趣，也公开这样讲。他从不希望从剑和火绳枪里得到任何东西，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如果神学上的一点争执便导致世界范围的宗教战争，那么世界将要冒多么大的危险。

于是，他象个巨大的海狸，日夜不停地筑造理智和常识的堤坝，惨淡地希望能挡住不断上涨的无知和偏执的洪水。

他当然是失败了。要挡住从日耳曼山峰和阿尔卑斯山上冲来的邪恶意图和仇恨的洪水根本不可能。他死后没几年，他的书也全部被冲走了。

不过，由于他的杰出努力，许许多多沉船的骸骨又冲到了后代人的岸边，成为永远无法制服的乐观主义者们的好材料，他们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建起长堤，切实挡住洪水。

伊拉斯谟于一五三六年六月与世长辞了。

他的幽默感一直陪伴着他。他死在他的出版商家里。

正文　十四　拉伯雷

社会的动荡制造出了奇怪的伙伴。

伊拉斯谟的名字可以印在令人起敬的书中，供全家阅读，但在大庭广众之下谈及拉伯雷却是有失大雅。的确，这家伙挺危险，我国还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天真的儿童触及他的邪恶著作，在很多国家里，他的书只能从胆量更高一层的书贩那儿得到。

当然，这只是骗人的官僚用恐怖统治强加于我们许多荒唐事情中的一件。

首先，拉伯雷的书对二十世纪平民来说，就象《汤姆·琼斯》和《七面山墙的房舍》一样枯燥无味。很少有人能读完冗长不堪的第一章。

其次，他的言词并没有意图清楚的启发性。拉伯雷用的词汇在当时很通俗，如今却不常用了。不过，在那一片碧蓝的田园年代，百分之九十的人与土地有不解之缘，因此铁锹还是铁锹，母狗也下会被误解为“贵夫人的狗”。

不，目前对这位出色的外科大夫的著作的反对意见，不仅仅限于反对他所用的丰富但有些过于直率的用词，而是深刻得多。这起源于这样的情况：许多优秀人物对凡是属于生活打击的人感到都无比厌恶。

据我的分析，人类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对生活说“是”，另一种说“不”。前一种人接受生活，并有勇气尽量利用廉价的命运对他们的赐赋。

后一种人也接受生活（他们何以自拔呢？），但看不起赐赋，还为之烦恼，就如同小孩本想要木偶或小火车，却得到了一个小弟弟。

“是”派的快乐弟兄们很乐意相信郁闷不乐的邻居对自己的评价，注意忍让他们，即使“不”派在大地上撒满悲伤、在失望中堆起可怖的高山，也不去阻拦。不过，“不”派的伙伴却极少向第一种人献殷勤。

“是”派要想走自己的路，“不”派便会立即把他们清除干净。

这可不易做到，于是“不”派为了满足嫉妒心，便无休止地迫害那些认为世界属于活人而不属于死者的人。

拉伯雷大夫属于第一种人，他的病人，或称他的思想，从未向往过墓地。当时这无疑是件憾事，似人们也不能都去做挖墓人。必须有一些乐观派，世界上如果到处都是哈姆雷特，那住起来才吓人哩。

至于拉伯雷的生活，倒也没有什么神秘的。由他的朋友撰写的关于他生平的书里有少量情节被遗漏了，但可以在他敌人撰写的书里找到，固而可以相当准确地了解他的一生。

拉伯雷是紧接伊拉斯谟的一代，但他降生的世界仍被僧人、修女、执事和无数托钵僧所把持。他生于芝侬，父亲不是药商就是酒贩（十五世纪这两种职业并不相同），挺富裕，有钱供儿子在好学校念书。年青的弗朗西斯在那儿结识了杜贝拉－兰格家族的后裔。那个家族在当地颇有些名气，男孩子象父亲，略有天资，能写，偶尔也能打仗。他们老于世故——“世故”这个词常被曲解，我这里是褒意。他们是国王的忠诚侍从，担任无数公职，而仅一个头衔便可以把他们打入众多责任和义务、但极缺乏乐趣的生活。他们成为主教、红衣主教和大使，翻译古文，编辑炮兵步兵训练材料，出色完成了贵族应做的许多有用劳务。

杜贝拉家族后来对拉伯雷的友谊表明，拉伯雷并不只是一个阶他们饮酒作乐的有趣的食客。他的一生有许多坎坷，但总能依靠老同学的帮助和支持。他一同上司产生矛盾，杜贝拉家族古堡的大门便向他敞开；偶尔在法国出现了对这个年轻倔犟的道德主义者不利的情况，便总有杜贝拉家族的一个人正好奉命去国外，急需一个秘书，要求不但懂点医学，还是个有造诣的拉丁文学者。

这里不琐碎细说了。不只一次，我们这位有学问的大夫的生涯似乎就要突然在不幸中完结了，而老朋友的势力又把他从巴黎大学神学院的愤怒或加尔文主义者的怒火中解救出来。加尔文主义者本来把他看做是他们的同伙，但他却在大庭广众之下无情地嘲讽了加尔文派大师的偏见十足的热情，就象他在枫蒂南和马耶萨斯讽刺老同事似的。

·文】两个敌人中，巴黎大学神学院当然最危险。加尔文可以随心所欲地大声疾呼，但一出小小的瑞土州疆界，他的闪电就象爆竹一样丧失了意义。

·人】相反，巴黎大学神学院，再加上牛津大学，则坚决支持正统派和“旧学”，他们的权威一遇挑战，他们便毫不留情，并总与法兰西国王和绞刑吏有会心的合作。

·书】哎呀，拉伯雷一离开学校，就成了引人注目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爱喝好酒、爱讲同伴僧人的有趣故事。他所干的还要糟。他屈从了邪恶的希腊文的诱惑。

·屋】他所在的修道院的院长一听到传闻，便决定搜查他住的地窖。他们发现了成堆的文字违禁品、一本《荷马史诗》、一本《新约》和一本希罗多得的书。

这个发现实在可怕，他那些有势力的朋友多方活动，才使他解脱了困境。

在教会发展史里，这是个奇妙的阶段。

起初，正如我前面所讲的，修道院是文明的先行者，僧侣和修女在提高教会利益上做出了难以估价的努力。不过，不只一个教皇预见到，修道院体制发展得太强大会十分危险。但是一如既往，正因为大家都知道应该对修道院采取某些措施，才迟迟不见有所行动。

新教徒中似乎有一种看法，天主教会是个稳定的组织。由一小撮目中无人的贵族无声无息、自然而然地把持着，内部从未有过动乱，而其它所有由普通平民组成的组织则必然与内讧形影不离。

世间万物，唯有真理离我们最远。

也许一如前因，这个看法是由于错误地理解了一个字。

充满民主理想的世界一听说有“一贯正确的人”便会大吃一惊。

人们说：“一个大组织只要有一个人说了算，而其他所有人都跪下喊阿门，服从他，那么管理起来还不是易若反掌。”

在新教徒国家长大的人要对这个错误复杂的问题有一个正确全面的了解，那真是难上加难。不过，如果我没有搞错，教皇“一贯正确”的言论就象美国的宪法修定案一样历历可数。

况且，重要决策总要经过充分讨论，而最后做出决定之前的争论常常会动摇教会的稳定。这样产生的宣言是“一贯正确”的，正如同我们的宪法修定案也一贯正确一样，因为它们是“最后”的，一经明确地并入最高法律，任何争持都到此结束。

谁要是说管理美国很容易，因为人们在紧急时刻都会站在宪法的一边，那就大错特错了，就象是说天主教徒既然在重大的信仰问题上承认教皇的绝对权威，那么，他们一定是一群驯良的羔羊，把拥有自己独特想法的权力都放弃了。

假如真是这样，那么住在拉特兰和梵蒂冈宫殿里的人倒是有好日子过了。但是，只要肤浅地研究一下一千五百年来的历史，就会发现事情恰恰相反。那些主张信仰改革的人在著书立说时，似乎以为罗马当权者全然不知道路德、加尔文和茨温利满怀仇恨谴责的那些罪恶，其实他们才是真正不知事情的真相，或者说不能处埋好他们对美好事业的热情。

象艾德里安六世和克莱芒七世这样的人完全了解教会有重大弊病。不过，指出丹麦王国里有些腐败现象是一回事，而改正弊病则是另一回事，就连可怜的哈姆雷特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那个不幸的王子是最后一个美好幻觉的受害者，他以为靠一个诚实的人以无私的努力便能在一夜间纠正几百年的错误统治。

许多聪明的俄国人知道统治帝国的旧式官僚结构已经腐败，丧失效率，是民族安全的威胁。

他们做出了暴风雨般的努力，却失败了。

有多少同胞在经过思考之后仍然看不清民主式的而不是代表式的政府（正如共和国的创立者们所向往的那样）最终会导致一系列混乱啊！

而他们又能怎么办？

这些问题自从引起人们关注以后，一直非常复杂，除非经历一场社会大动乱，不然是很难得到解决的。然而这种社会大动乱极为可怕，它使许多人望而生畏。这些人宁愿不走向极端，而是修补一下陈旧的和衰老的机器，同时祈祷机器再开动时能出现奇迹。

靠教会建立和维持的专横的宗教社会专制制度，是中世纪末期最臭名昭著的罪恶。

在历史的许多世纪中，军队总是最后随总司令一起逃跑。说得明自一点，形势完全超出了教皇的控制。教皇能做的只能是稳住脚跟，改善自己的组织，同时安抚那些惹起他们共同的敌人——行乞修道士不满的人。

伊拉斯谟常常受到教皇的保护。不管是卢万刮起狂风暴雨还是多明我会暴跳如雷，罗马总是拒不让步，指着这个无视命令的人悲哀地表示：“由这老头去吧！”

经过上述介绍，我们对下述情况便不会感到惊讶：头脑敏捷但桀骛不驯的拉伯雷在上司要惩处他时常常得到罗马教廷的支持，当他的研究工作接连不断受到干扰使生活忍无可忍时，他能顺利地得到准许，离开修道院。

他松了一口气，掸去脚上的尘土，来到蒙彼利埃和里昂学医。

他的才能的确不几。不到两年时间，这个独身的僧人成为里昂市医院的主要内科大夫。不过他一取得新的荣誉，不安定的灵魂便开始寻找新的乐园。他没有扔下药粉和药片，但是除去学习解剖学外（这是同希腊文一样危险的新学科），他还操起了文学。

里昂座落于罗呐河谷的中心，对致力于纯文学的人是理想的城市。意大利是毗邻。轻快地走上几天使能来到普罗旺斯。特鲁巴杜尔的古代乐园虽然在宗教法庭手中化为狼藉，但壮观的古老文学传统却没有完全丧失。况且，里昂的印刷厂很出名，产品优美、还藏有最新的出版物。

一个叫塞巴斯蒂安·格里弗斯的人是主要印刷商之一，他要找人编辑他的中世纪古收藏品，自然想起了这个人称学者的新医生。他雇用了拉伯雷，让他开始工作，卡朗和希波克拉蒂教派的论文出手后，紧接着又是历书和注释。正是从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开端中产生出了那个奇特的大卷本，它使作者跨入当时名作家的行列。

追求新奇事物的天资不但使拉伯雷成为著名的开业医生，还成为成功的小说家。他做了前人不敢问津的事：开始用普通大众的语言写作。他打破了千年的旧传统，那就是，有学之士写书必须用粗俗的平民看不懂的文字。他用的是法语，并采用一五三二年的地方话，不加任何修饰。

至于拉伯雷何时、何地、如何发现他的两个心爱主人公，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我很愿意留给文学教授们去研究，说不定这两人是异教的上帝，凭借本性，熬过了一千五百年来基督教的迫害和鄙视。

或许拉伯雷是在一阵狂欢中发现他们的。不管怎样。拉伯雷对民族的欢乐有很大贡献，人们称赞他为人类的笑声增添了色彩，任何作家都得不到如此高的赞誉。不过，他的书与现代的可怕字眼“趣味书”不能苟同，它有严肃的一面，是通过对人物的描写为宽容事业打出的大胆一击。书中的人物是对教会恐怖统治者的讽刺性的写照，而正是这种恐怖统治造成了十六世纪上半叶的无以数计的痛苦。

拉伯雷是训练有素的神学家，他成功地避开了会招惹麻烦的直接评论。他把握住的原则是：监狱外面一个活泼的幽默家，胜过铁窗里面一打子脸色阴沉的改革者；因而他避免过份表露他的极不正统的观点。

但是敌人清楚地知道他的意图。巴黎大学神学院分毫不差地斥责了他的书，巴黎的国会也把他的书上了黑名单。没收和焚烧所管辖范围内能找到的所有文本。不过，尽管绞刑吏猖撅（当时的绞刑吏也被官方派出去毁书），《巨人传》仍然是畅销的古典作品。差不多四世纪以来，它一直启发着能够从誊意的笑声和妙趣的智慧的合成品中汲取乐趣的人们。有些人认为真理女神嘴边一旦挂出一丝微笑，就不再是个好女人，因而《巨人传》总是让他们烦恼不安。

至于作者本人，他在过去和现在都被看作是“一本书而闻名天下”的人。他的朋友杜贝拉家族一直对他忠心耿耿。不过拉伯雷一生很谨慎，他虽然是由于得到了大人物的“特别照顾”才得以发表了自己恶毒的著作，却对他们敬而远之。

但他冒险去了罗马，没有遇到困难，相反却受到友好的欢迎。一五五○年他回到法国，住在默顿，三年后逝世。

要准确衡量这样一个人的正面影响当然是不可能的，他毕竟是个人，不是电流，也不是一桶汽油。

有人说他仅仅是在摧毁。

也许是这样。

可是在他从事这项工作的年代里，正是人们大声疾呼迫切需要有一支能摧毁社会的队伍的时候，领头的也正是要伊拉斯谟和拉伯雷这样的人。

谁也未能预见到，他们要建立的许多新大厦中的许多东西，还会象旧房子一样龌龊难看。

不管怎样，那是下一代人的过错。

下一代人是我们该责备的。

他们本来有机会重起炉灶，极少有人能遇到这样的良机。

他们却忽视了这个机去；还是让上帝宽恕他们吧。

正文　十五　旧时代的新招牌

现代诗人中的最伟大者把世界看做一片大海，有着许多船只在航行。每当一只船撞上另一只，便产生“美妙的音乐”，人们称它为历史。

我愿意借用海涅的大海，不过只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和比喻。我们在孩提的时候喜欢向水池里扔石子，觉得好玩。石子溅起美丽的水花，漂亮的涟漪引起不断扩大的圆圈，很好看。如果手边有砖头（有时正好有），还能用核桃壳和火柴做成“无敌舰队”，让它陷于壮观的人为风暴之中。沉重的投掷物可别让人失去平衡，不然会把离水太近的小孩摔下去，弄得他事后躺在床上，连晚饭都吃不了。

在专门为成人保留的世界里，同样的消遣并不是无人知晓，但结局却远为惨痛。

一切都平静安然，阳光明媚，滑冰者欢快地摇摆着。突然，一个胆大的坏孩子抱着块大石头来了（天晓得他是从哪儿找来的），别人还没来得及拦住他，他已经用力把石头扔在池塘中间，接着是一场大乱。大家问是谁干的，该怎样揍他的屁股。有人说：“放他走吧。”其它人嫉妒这孩子，因为他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就也拾起周围的旧东西扔进水洼，大家都溅了一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结局往往是一场群殴，几百万人打破了脑袋。

亚力山大就是这样一个胆大的坏孩子。

特洛伊的海伦美丽动人，是个胆大的坏女人。这些人充斥了历史。

但从古至今，最坏的肇事者是那些卑鄙的小人，他们怀有自己的目的，把人们一潭死水般的思想上的冷漠态度作为用武之地。头脑正常的人对他们恨之入骨，一旦抓住他们，就非科以重罚不可，我对这一点毫不奇怪。

想一想近四百年他们造成的灾难吧。

他们是复辟旧世界的首领。中世纪的雄伟城壕反映这样一个社会的影子：它在颜色和结构上都很谐调。它并非完美无缺，但人民喜欢它，爱看自己小宅院的红砖墙与昏灰色的天主教堂溶为一体，教堂塔楼居高临下，望着他们的灵魂。

文艺复兴可怕地飞溅而起，隔夜间天翻地覆。不过这仅仅是开始。可怜的自由民刚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吓人的日耳曼僧人又出现了。他们带来整整一车特意准备的砖头，扔进教皇的环礁湖中心。这的确太过份了，难怪世界花了三个世纪才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研究这段历史的老历史学家常犯一个小错误。他们看到动乱，下定论说涟漪是由一个共同原因引起的，并轮换称它是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

如今我们了解得清楚多了。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两项运动，都宣称追求同一个目的。不过它们为达到最终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却截然不同，以致人文主义者和新教徒双方经常互怀敌意。

双方都信仰人应享有最高的权利。在中世纪，个人淹没于集体之中。这不象约翰·多伊。约翰·多伊是个聪明人，随意来去，任意做买卖，十几个教堂中他想去哪个便去哪个（也许哪个都不去，这要看他的嗜好和偏见）。他一辈子从生到死都遵循经济和精神礼节的僵板小册子行事，这小册子教导他说，身体是从自然之母哪儿随便借来的次品衣服，除用来暂时寄托灵魂外毫无价值。

这种训练使他相信，这个世界只不过是通往未来美好位界的中继站，对它应持鄙视态度，就象去纽约旅行的人鄙视昆斯敦和哈利法克斯一样。

约翰很安于这个世界，幸福地生活着（因为他只知道这个世界）。这时来了两个神仙教母：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她们说：“高贵的公民，起来吧，从今住后你自由啦。”

约翰问道：“自由去干什么？”她们回答不一。

“自由去追求美的东西”，文艺复兴回答。

“自由去探求真理”，宗教改革告诫他。

“自由去探索过去，那时的世界是真正属于人类的。自由去实现诗人、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曾一心一意追求的理想。自由去把整个宇宙囊括在你的永恒的实验室里，使你知道它的一切奥秘，”文艺复兴许诺道。〖TXT小说下载：。。〗

“自由去研究上帝的言词，你会得到灵魂的拯救和对罪孽的饶恕”，宗教改革警告道。

她们转身走了，留下可怜的约翰·多伊享有新的自由。但是，新自由比昔日的束缚更令人难受。

不管是万幸还是不幸，文艺复兴很快与既定的秩序携手和好了。菲狄亚斯和贺瑞斯的后裔发现，对上帝的信仰和表面上对教会法规的顺从大相径庭，只要小心称呼了赫尔克里斯神、施法者约翰·赫拉和圣母玛丽亚，便可以极不圣洁地画异教图画，谱写异教协奏曲。

这就象去印度的旅行音，只要遵守一些无关重要的法律，便能进入庙宇，还可以自由自在地旅行，惹不了麻烦。

但在路德的真诚追随者眼里，最小的细节也会成为无比重大的事。《旧约全书》中错了一个逗号便意味着流放。要是在《启示录》里用错了一个句号，就会立即处死。

这种人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宗教信仰，在他们看来。文艺复兴的轻松的折衷精神是懦夫的行为。

结果，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分手了，再也没有联合。

于是宗教改革单独抵挡整个世界，穿上“正确”的铠甲，准备保卫它最神圣的财产。

开始时，反叛的军队几乎全是日耳曼人。他们战斗，受难，英勇无比。但是，相互嫉妒是灾祸之根，北方各国间的争吵很快抵消了他们的努力，最后被迫接受停战。导致最后胜利的策略是由一个完全不同的天才提出来的。路德让位给了加尔文。

早该如此。

在伊拉斯谟度过许多不愉快时日的同一个法国学院里，有一个瘸腿（高卢人子弹的结果）黑胡子的西班牙年轻人，他梦想一天能率领上帝的一支新军队，扫清世上所有异教徒。

需要由一个狂热者打败另一个狂热者。

只有象加尔文这样坚韧不拔的人，才能打败罗耀拉的计划。

我很高兴没有生活在十六世纪的日内瓦。不过同时，我也深感庆幸十六世纪有日内瓦存在。

没有它，二十世纪的世界会更为糟糕，我这样的人很可能会啷入狱。

这场光荣之战的英雄，著名的约翰·加尔文，比路德年小几岁。出生日：一五○九年六月十日。出生地：法国北部诺扬城。出身：法国中产阶级。父亲：低级的圣职人员。母亲：酒馆老板之女。家庭成员：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少年受教育的特点：敏捷、单纯、做事有秩序、不吝啬、细致、有效率。

约翰是二儿子，家里本打算让他当教士。父亲有一些有势力的朋友，可以把他安排在好教区。他没满十三岁就在城里的教堂做事，有一小笔固定收入，这笔钱被用来送他在巴黎的好学校读书。这孩子很出众，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说：“留神这个小伙子！”

十六世纪的法国教育制度能够培养这样的孩子，尽量发挥他的才能。十九岁时，约翰被批准布道，他做一个称职的副主祭的前程似乎注定了。

但是家中有五儿两女，教堂的晋升又很缓慢，而法律却能提供更好的机会。况且那正是宗教动乱之时，前途难测。一个叫彼尔·奥利维坦的远亲刚刚把《圣经》译成法文。约翰在巴黎时经常与他在一起。一个家庭里有两个异教徒就无法相处，于是约翰便打起行李被送往奥尔良，拜一个老律师为师，以便学会辩护、争论和起草辩护状的业务。

在巴黎发生的事在这里也发生了。到了年底，这个学生变成了老师，教那些不够刻苦的同学法学概要。他很快掌握了所需要的一切，可以理案。他的父亲高兴地希望儿子有朝一日能成为著名律师的对手，那些律师发表一点意见就能得到一百个金币，远方的贡比涅的国王召见时还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