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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与最小-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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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痛苦。
这日，周恩来却请了尧明、孔祥熙、阎锡山、邓小平等，商议筹集军粮、疏散难民等大事。军政分家的好处立即体现出来了，蒋介石在前方忙军事，周恩来在后方帮助人民，稳定国家。
孔祥熙是现任财政部长，周恩来当代理总理后，却将农业部长的职务让给了阎锡山。阎锡山在山西抓“村本制”，治理农村还是有一套方法的。邓小平目前主要抓的，是开放经济和国际合作。
彭德怀却从山西发来了急电，说数十万大军驻扎在山西，出现粮食短缺。根据国民党的惯例，军队都拥有地方管理权，在当地自筹粮食。这种方式虽然减弱了对中央财政的依赖，也正是形成肆虐一方的军阀体系的根源。
解决办法看起来简单，粮饷都由中央发。孔祥熙这个山西富商出生的财政部长当得并不好，国税收不上来，要么粮饷发不下去，要么国库透支，就很可能出现通货膨胀。
当时中国资本主义正处在最为罪恶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这个阶段的资本家的特色是极端自私，缺乏道德，赚取人民的血汗钱，发国难财成风。山西其实不缺粮食，但一下子增加了部队数量，又增加了各种建设工程，粮食需求在增加。商人们就趁机放大这种需求，造成恐慌心理，以谋取暴利。
阎锡山是商家出生，孔祥熙也是山西富商出生，两人在一起，其实是很容易针对商人，找到对策的。偏偏孔祥熙私心太重，有些事情涉及自身利益，而阎锡山则过于中庸，深怕太出头，得罪他人。
尧明当即采取了激将法：“对付山西商人，却是山西商人心里最清楚。只要我们的财政部长和农业部长能超越自我，在短期内，拿个临时方案出来，对付山西富商并不难。难的是制定一系列实用的长远制度，以国家宏观调控和国家局部参与的方式，让国家具有对粮食交易控制的能力。”
大家对尧明的建议中的后一项感到惊讶，就向他询问其具体内容。尧明道：“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利有弊，设置任何政策，不仅要考虑可行性，还有考虑副作用，考虑制约副作用的机制。在战乱时，最简单实用的，可以称为快打斩乱麻的方法，是国家对粮食统一购销。”
尧明又道：“这种方法的弊端也很大，一刀切后，没有了差异，会打击农民的积极性。人都有自私的罪性。不管是商人，还是农民，由于少了教化，自私性很强。必须承认这个现实。”
尧明又叹息道：“基督教讲究赎罪，讲究对神的信靠顺服，也尊重国家政权。其实可以帮助国家管理。若信教的人比例大，我们制定政策时，鼓励因素可以多一些，防范因素可以少一些。”
“宏观调控，则是对粮食价格波动范围进行指导。局部参与则是在某一些地区，由国家进行一些短期的购销，帮助消除流通中的堵塞。最关键的，是粮食的流通。我只想建议一些原则，具体方案嘛，不论是阎锡山先生，还是孔祥熙先生，都知道富商们是怎样钻漏洞的，也更知道如何才能堵住这些漏洞。难的却是为天下办大事，要损伤自身利益。”
阎锡山红着脸说道：“尧兄的一生何求之言，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既然想求影响天下之大权势，那鸡毛蒜皮的中庸之道，早就该放下了。我只是恶习难改而已。”，他又对周恩来说道：“总理放心，这件事情，我回去就认真地想一个方案。到时候还请孔部长指教。”
孔祥熙却是一直以姓“孔”而自豪的。中庸之道，原是孔孟之道的精髓，听阎锡山如此唾弃之，不由得脸色阴阴。尧明顺便提醒，不管经营哪一个行业的商人，不仅要受管制，还要有一本营业执照，才能取得这一行业中的经营权。那些囤积粮食的富商，干脆靠法律手段，禁止其粮食经营，把这股风气先压下来。
如何安置难民又是另外一个大事情。尧明强调最基本的原则是“国家爱人民，人民才能爱国家”。原时空中国的灾荒年中，逃难的夫妻装扮成兄妹，让妻子再出去嫁人，丈夫帮人打工，变相地为了糊口而卖身为奴隶的例子真的不少。尧明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惨剧。
尧明想起了在中世纪时，法国教士让法国人种植红薯，为圣女贞德筹集军粮的故事。就建议在南方农村广泛种植红薯等经济粮食作物。邓小平则敏锐地意识到这种粮食作物不方便运输，必然出现让产粮地的农民吃红薯，却将大米等往外调的“逆经济”局面。中国农民的自私性是很强的，要实现这样的步骤，必须靠政府行政命令和强制。尧明则补充建议，让国家拨一部分经费普及教育，也吸引慈善和宗教机构普及教育，却从小孩开始，教导他们爱国爱民。以这种方式，帮助农民理解国家的“逆经济”政策，疏导农民的心态。
同时，尧明建议推行“粮票”以及相应的配给制度，靠粮票控制粮食消费，保证有粮票的人，都能吃饱饭。并靠粮票的流通，引导粮食运输。当然，这种配给制度也有弊端，那就是若搞得太公平了，就很容易出现“吃大锅饭”的局面，弄不好，反而搞出了乌克兰式的灾荒。中国农民的自私性是很强的，政策制定不能理想化，必须考虑人的罪性。
尧明建议采取与德国类似的措施，领粮票的男人要参加义务劳动，包括修路等。其实中国正面临一个经济发展时期，只要政府组织得好，劳动力不是富裕，而是缺乏。针对中国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情形，尧明则建议不按家庭，而按人头，将妇女和小孩的救济粮票直接发给妇女。妇女领取粮票和救济，则需要参加义务教育，学习文化，并教育子女。
中国人常说：“不能治家，何以治国。”，然而那个年代中国人的治家，先将女人变成生育子女、发泄性欲，甚至发泄心中积怨的工具。对孩子则是打骂由心，蛮不讲理，要求小孩对大人盲从。如果说中国人不寻求上帝，那就大错特错了。旧中国，在家里男人是上帝。在外面有权有势的人是上帝。在地方军阀是上帝。在国家独裁者是上帝。在二十一世纪嘛，独生子女是上帝。
带着相同的思维治国，可以想像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解放妇女，让妇女有真正的独立的社会经济地位，却是解放中国人思想的一大根本。保护儿童权利，教育儿童，也是改变中国社会的关键。
孔祥熙面露难色，这一些政策若施行起来，自然都很好，但国家税收不到位，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便说道：“中国的难民，最好不要太迁就。难民往往也是刁民。要是刁民都吃饱饭了，其他人就会不平衡，不想干活了。”
尧明一声长叹，说道：“西方人手上，有本《圣经》。根据《圣经》的教义，神是这样一个牧羊人，若神有一百只羊，其中一只迷失了，神会暂时不管那九十九只羊，却专门去寻找那丢失的一只。我一开始也很不理解这一点。”
“后来一个牧师讲道，讲联合（United）。他举了一个交响乐的例子。说交响乐在一开始调音的时候，却是以最难调的乐器定基调。让所有的乐器，都将音调调到与那最难调的乐器相同的音调上。因为那最难调的都调好了，其他的乐器自然容易跟上。”
尧明又说道：“我们儒家讲人之初，性本善。孔祥熙先生，你心中的自私心，我也不说了。但你心中的自大，我却要说。你对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民有多少了解，凭什么说他们是刁民？”
孔祥熙却仗着是宋霭龄的丈夫。宋霭龄原是宋家的“家主”。孔祥熙又曾经捐献资助过孙中山的革命。连孙中山都要卖他的帐，当下就拉下脸来，说道：“中国的税收这么少，根本收不上来。中央财政如此困难，这些中国的内政，你这个德国人懂得太少，最好不要横加干涉。”
尧明被这话说得一愣，正在习惯性地检讨自己，是不是太理想化了。邓小平却拍起了桌子。“内政？中华民国有内政吗？在尧先生帮我们铲除军阀势力前，你孔祥熙能从几个省拿到税收？咱们有明确的法律吗？就算有，咱们的立法能在几个省执行？咱们的部队的军饷是怎么发的？是中央发的还是地方自己征收的？地方的豪强欺男霸女，作威作福，无法无天咱们管得了吗？国民党内越来越严重的派系对立咱们能制止吗？政府官员的腐败越来越严重咱们能杜绝吗？官商勾结，欺压平民的现象还少了吗？如果你不想他人过问，你先说出一套让天下的人都心服口服的治国方针来。”
周恩来看见气氛不好，嘴巴动了动想劝解。邓小平倔脾气来了，竟然一伸手就把他挡了回去。“这不是讨论个人尊严，甚至不是讨论国家尊严的时候。中国不改变现状就要亡国。今天借这个机会，我真的想听一听孔祥熙财长有什么办法？”
“目前国家税收年养活现役的200万军队都困难，就这么简单。现在很多地方还在继续让军队就地征集粮食。”，孔祥熙气呼呼地说道。
“这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不收拢地方军队，就没有可能解决税收问题。我这个财长有多大的权力？”，看见大家神色都不好，孔祥熙又开始装委屈。
“德国可以贷款帮助，国家也可以先贴钱收拢地方军队。我还可以想办法从美国进口一批粮食。但我的问题是，如果国家已经贴了半年的军饷，你还是收不到地方的税收呢？”尧明问道。
“那也有可能，地方的豪绅可能不配合。”，孔祥熙推卸道。
“你是一个不合格的财长！”，邓小平再次忍不住了，斩钉截铁地骂了起来：“在回答税收问题前，心里要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想清楚。否则你今天来一个地方军队，明天来一个地方豪绅，一百年过去了，税收问题还是不能解决。”
阎锡山看见气氛不对，中庸之道的老毛病又犯了，向邓小平劝解道：“孔财长情有可原，他没有权力解决地方军阀问题。”
邓小平却说道：“不论面临什么问题，我们都要有一个态度：那就是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力，就是要我们去解决问题。我看不惯孔祥熙，是因为他的态度。不收拢军队就解决不了地方税收，我没有权力收拢军队，所以我无能为力。听起来合情合理。如果他每天都在所有场合叫喊收拢军队，那么他算部分尽职了。现在他一声不吭就完全错了。否则等待中国灭亡了，大家一总结才想起来税收问题，那就太晚了。”
邓小平气呼呼地继续说道：“他对自己的职责根本没有用心思考，碰到一个问题就停住了，而不是全面地把所有问题都想清楚了，一次性解决。照他这样当行财长，今天是收拢军队问题，等国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军队问题解决了，他又会说土豪劣绅问题，土豪劣绅问题解决了，他又会说立法执法问题，接着还会告诉大家税收合理性和比例问题，农民抗租问题，小商贩偷漏税问题，税务部门腐化问题，最后还有孔二小姐要生孩子，孩子要上学，长大了要娶老婆问题等等。”
邓小平直率地说道：“要想改变我们的政治军事弊端。必须先改变我们的思维习惯，那就是：老娘把我们生下来，作为男人，是让我们去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要提前想清楚。想好了就要像个男人的样子去做。没有条件就得去创造条件。需要支持就得向个男人一样喊出来。如果喊出来了没有人理会，就得像个男人一样去骂街，骂孙中山，骂蒋介石，骂周恩来，骂所有有权力却又不做事情的人。做事情要干净利落。要像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那样清正廉洁，为国为民。总之，就是要为人民作事情，排除一切困难做事情，把事情做好，做干净利落。”
邓小平这番话，把所有人都数落了一通。他还回过头来，气哼哼地盯着尧明，心说：“你这个老外，华而不实的东西说那么多干什么。把经济搞好了，中国人自己知道怎么搞精神文明。”
尧明却第一个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对邓小平鞠了一躬。
邓小平一愣，跳起身来，然后爽直地笑道：“你这个高个子，向我这个矮个子鞠躬干什么？老子常常说：天塌下来了，都有高个子顶着。你向我鞠躬，是不是想向我甩包袱？”。
宋家王朝
这日蒋介石来找尧明，却剃了一个光头前来。其实也不是光头，却还有一层薄薄的短发。尧明知道原时空，蒋介石有一个“蒋光头”的绰号，就笑着询问原因。
出乎尧明的意料，他说的不是因为得了某种很不雅的疾病，因而脱发。他说是为了支持夫人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要求国民全民皆兵，学习日本军校的训练方式，剃光头，洗冷水脸，强身健体。
当时日本在全世界污蔑中国人是东亚病房。蒋介石这番作为，提倡国民强健身体，却也是一件好事情。只是他提到日本军校，原来是为了彰显一下自己曾经在日本受训的经历，有点小小私心。
战场上士兵剃光头，主要是为了方便头部受伤时的救护，也易于在恶劣的战场环境下保持头部清洁。
当下尧明笑道：“你就不要再提那日本军校四个字了。日本军校那一套奴化训练方式，训练出来的军官脑筋死板，只知道盲目服从，却缺乏主动寻找战机的能力。这些军官大多都受日本帝国主义影响，参与军阀混战的不少。蒋兄还是与日本军校拉开距离为好。”
尧明又说道：“你看最近打仗打得好的中国将军。刘伯承、粟裕、彭德怀、林伯虎、傅作义、卫立煌、孙立人等，哪一个有日本军校的背景？这样的人，反而对日军没有恐惧心理，在用兵时很放得开。最近日军连吃败仗，日本军校本身就不是一个好招牌了。”
尧明说这一席话，原是要帮助蒋介石改变一下思路，也顺便为自己在军中拉出这一批新干将找个借口。
蒋介石仔细一想，点头称是。尧明就建议道：“既然蒋兄要表示一番抗日的决心，我倒有个好主意，却是将头发染成绿颜色。日军一日不离开中国，就不去除这染发。”，这招在美国企业里，有一些中级管理层喜欢运用，用来鼓舞员工，按进度完成项目。蒋介石听完后，兴高采烈地去了。
不料宋美龄却怒气冲冲地找了回来，说道：“尧，我一番尊敬你的心，你却咒我是个不贞洁之人。”
尧明大吃一惊，说道：“哪有此言？”。
宋美龄眼圈红红的，说道：“你让蒋介石戴个绿帽子，不是咒我吗？”。
尧明这才恍然大悟。他确实有捉弄蒋介石的心，但此刻见宋美龄如此说来，深知自己太过分了。在原时空，尧明听信传言，说宋美龄有红杏出墙之举。但此刻看她神态，却实在不像。
尧明只好装糊涂，连声道歉，对宋美龄解释说不知道中国文化，绿色代表这样的含义。并说绿色在国际上一直代表和平，他原来是想让蒋介石扮一个追求和平的军事领袖。
宋美龄心情稍微好一点，就幽幽地说道：“今天大姐（宋霭龄）从美国打电报来，向我诉苦，说那个邓小平将孔祥熙平白羞辱了一番，你却在一旁对邓小平大鞠躬。现在你又想给介石戴绿帽子，我们还算一家人吗？”
尧明一愣，心知“宋家王朝”的事情，终需了结。就说道：“宋霭龄、孔祥熙与中国革命的瓜葛，我一直不清楚。你能给我讲一下吗？”。
宋美龄叹道：“在宋家，我大姐最疼我了。我却知道她的心事多一些。她嫁孔先生前，曾经是孙中山先生的秘书。1913年到1914年间，孙中山先生因为二次革命失败，流难日本。当时他的处境很不妙。在两年前，经过多年的革命奋斗，他终于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为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统。”
“记得辛亥革命成功时，我家是美国华侨。我记得父亲摆酒相庆，大宴宾客。与教会里的一些朋友提起中华民国，分外激动，只夸她是世界上最新的共和国，却取代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封建帝制。那番神情，似乎中国人民的光明前景就在眼前。我父亲身为孙中山先生的挚友，一直支持孙中山先生革命。”
“但不到一年功夫，这个刚诞生的共和国就被封建官僚袁世凯所颠覆和篡夺。”，宋美龄恨恨地说道，“从此中国陷入军阀格局的混乱之中。”
“是的，袁世凯是中国第一个由大英帝国和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和独裁者。”，尧明也恨恨地说道。
宋美龄接着解释道：“为了民族大义，孙中山先生把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作为回报，袁誓言忠于新式政府。孙中山先生希望这样可以避免一场内战。但阴险残暴的袁世凯很快就撕毁了《临时约法》，开始清除革命党人，并暗杀了当时深获民众声望的宋教仁先生，最后图谋复辟称帝，恢复封建统治。”
“1913年，孙中山先生被迫发动了‘二次革命’，但因为大英帝国支持袁世凯，革命遭到失败。他既被袁世凯那个篡权者宣布为叛国者，又被正在称颂和资助袁世凯的各国政府所抛弃，既无地位、又无钱财，但他还是坚持要重新开始，组织第三次革命。虽然正处在命运的最低潮，他仍坚持不懈。一些坚定的追随者仍同他站在一起，许多颗热烈的心仍在为他而跳动。其中就有我的两个姐姐。”
“当时大姐（宋蔼龄）是孙中山先生的秘书，一直支持着他的革命事业。在革命活动中大姐已经深爱着孙中山。当她向父亲提起这个想法的时候，我父亲却坚决反对。一来孙中山已经有妻子和一儿两女，年龄又比大姐大22岁。二来孙中山先生发妻尚在，我父亲信奉基督教，无论如何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犯下亵渎圣灵的破坏家庭的罪过。”
“当时孙中山急缺革命经费，眼见爱郎忧心国事，日渐憔悴，又兼自己的心愿被家人一口否定。大姐不由得怀着一种对孙中山先生的深深爱意，毅然决定下嫁正在追求她的，刚刚丧偶的富裕商人孔祥熙。并通过孔祥熙的商务势力为孙中山筹集经费。大姐性格含蓄，尽管为孙中山作出了这么大的牺牲，却一直把柔情深藏在心底，从来没有对他表露过一丝一毫。为了继续支持孙中山先生的工作，她还推荐了二姐（宋庆龄）继续担任他的英文秘书。”
“万万想不到的是，二姐对孙中山先生竟然一见钟情。二姐性格是家中最倔强的，她竟然毫不犹豫地向孙中山表示了爱情，两人陷入爱河之中。我和二姐的关系也一直不错，打心眼里羡慕他们。”
“孙中山先生比二姐年长26岁，他们的恋爱遭到了家人更大的反对。当时我还在美国读书，少女情怀。宋家只有我支持二姐。”
“1915年6月，孙中山先生与发妻卢慕贞协议离婚，并同二姐谈婚论嫁。二姐回到上海征求父母同意她的婚姻，但却被父母软禁在上海家中。她性格坚毅，竟然从窗口悄悄逃出，奔赴日本，与孙中山先生于1915年10月在东京结婚。我父亲赶到日本，但未能及时阻止婚礼。愤怒之下，我父亲断然和孙中山绝交，并和二姐断绝了父女关系。可怜我父亲，因为身患肝癌早逝，一直到临终都没有能再见二姐一面。”
“大姐当时也被嫉妒和仇恨蒙蔽着，跟随父母，强烈地反对二姐的婚事。她说她恨他们。她强颜欢笑嫁到孔家，一个人苦苦周旋为他敛财，他们却在一旁柔情蜜意，双宿双飞。”，宋美龄说到此处，眼睛中竟然有隐约泪光。
“至于我自己。”，她羞涩地一笑，说道：“却是大姐为了支持孙先生，刻意安排嫁给介石的。当时二姐却对蒋先生有很多看法，并不支持我。”
尧明听她娓娓道来，却暗暗心惊。这宋霭龄若再与孙中山先生有感情瓜葛，要扳倒孔祥熙就更困难了。
于是他小心翼翼地问道：“宋霭龄嫁到孔家后，过得开心吗？”。
宋美龄一愣，说道：“孔祥熙对大姐很不错。我们三姐妹的婚姻中，就她的婚礼排场最大了，在孔家办了好大的宴席。我父母最喜欢的女婿，还是孔祥熙。”
尧明不由得吸了一口凉气，只觉得这宋霭龄好深的心机。就算她以前爱孙中山，也早就被孔祥熙的金钱腐蚀了。况且她那样现实势利的人，这种爱情又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呢？在原时空，他可从来没有听说宋霭龄爱孙中山。只怕这份“爱情”，却是因为孙中山先生一直活到现在，并牢牢地坐着总统的宝座，才特地产生出来的。
宋美龄又说道：“我因为怀孕小产，没有生育。特别喜欢我大姐的儿子孔令侃和女儿孔令伟，我待他们就像我自己的儿女一样。”，果然，她这句话中，隐隐约约有为孔祥熙说情的意思。
当时孔令侃刚刚结束了他的花花公子的大学生活，被孔祥熙安排为财政部的特务秘书。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完全为了私利而安排的职务。孔令侃正飞扬跋扈，准备筹建杨子公司。尧明本想从此入手，逼孔祥熙辞职的。孔令伟则是那喜欢男扮女装，在外面闯出许多故事的孔二小姐。
孔祥熙的贪婪，对中国造成的危害非常大。在原时空抗战胜利后，美国终于有空闲追究战争中，资助各国的军费是怎么花销的。却发现孔家在美国大肆炒房地产，杨子公司带了数亿美金到美国。传说当时杜鲁门总统大骂：“他们全都是贼，没有一个不是贼……他们从我们送给蒋介石的38亿美元中偷了7。5亿美元。他们偷了这些钱，把它投资在圣保罗的房地产中，有些就投资在纽约这里！”
想到这里，尧明心生一计，就说道：“我听说孔家将很多财产转移到了美国，国家处于抗战的艰难时代，处处缺钱。我们身在高位，却将财产往外转移，且不是让国民寒心吗？”。
果然宋美龄皱着眉头，说道：“宋依华这小妮子，这种事情，怎么能告诉你呢？”。
尧明笑了，说道：“还不是看在我吃破饺子的份上。”。
宋美龄说道：“其实姐夫（孔祥熙）说，打点美国的关系，要花很多钱。美国政客都不干净，我们孔家也是为了国事。”，她这“我们孔家”四个字一出，尧明心中一凛，深知宋美龄内心里，对宋霭龄以及孔家子女的依恋过深。
尧明当下说道：“我们都是基督徒。曾经有人问我，是怎么信教的。我有很多原因，却只挑了其中一条说。小时候，就像所有其他小孩那样，我喜欢吃糖果。当时家里很穷，我就偷吃家里的糖果。”
“我母亲学过儿童心理学。”，尧明说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她没有责怪我，反而装着没有发现，夸奖我，说我很乖，从来不偷吃糖果。”
“说也奇怪，我从此以后，就再也不偷吃糖果了。原来世上有两样东西，一种是物质上的，是糖果的甜。一种是精神上的，是我母亲那个‘乖’字。人必须在这中间得到取舍和平衡，还要相信有神在天上观察我们，不可昧心。”，尧明说道。
“基督教的因信称义，只要你真心地相信上帝，向上帝祈祷，你就真的能够得救，却是这个道理。”，尧明笑道。
“当然，我的母亲以后都很注意，定期地，哪怕日子再艰难，都买糖给我吃。实在买不起，也给我解释。上帝也是这样，会把我们应得的，以合法合理的方式赐给我们。在这个世上，像孔祥熙的家世，其实要想谋一份合理合法的产业，是很容易的。”，尧明继续道。
他说这个故事，原来是想让宋美龄自重。宋家已经得了“国母”之名，得了义字。就不应该再求不义之财了。
宋美龄很精明，也是大度之人，只是很少有人直接这样规劝她罢了。她其实并没有像孔家那样贪财，就好奇地问道：“那我们在美国的关系就不用打了吗？”
尧明说起“糖果”的故事，原来还有一层意思，就笑道：“你在美国呆过，自然知道美国的文化。我们中国人很热情，经常见到小孩子，就给人家糖吃。但对方却不领情，怕把小孩子娇惯了。我们常常很尴尬地被拒绝。因为美国小孩子会说：‘对不起，我的父母不让我们吃陌生人的东西’。”
宋美龄当时就瞪大眼睛，看着尧明，说道：“你是德国人，怎么对中国人在美国遇到的事情这么清楚。说来也奇怪，美国人确实有这样的习惯。只不过我虽然在美国长大，你若不明说，我却感觉不出来。”
她叹了一口气，说道：“一定是依华告诉你的。她也算观察得够仔细的了。”。
她幽幽地叹道：“我明白你的心意了，你是说若我们去贿赂美国的政府官员，就像那胡乱给别人家小孩糖果的中国人，自以为是，却违背了上帝的心意。”
尧明正色道：“若我们相信美国是上帝保佑的国家，就要相信这一点。我们靠行贿受贿，最多结识一些这个国家的坏孩子，得到一些短期好处。却于长远合作有很大的危害。”，国民党政府在1946年后的中国内战中，于关键时刻失去了美国援助。其实祸根在1936年，10年前杨子公司就种下了。
宋美龄幽幽地说道：“你既然这么说了，我也无法分辨。只是二姐和二姐夫（孙中山）都欠了孔家的情，恐怕孔祥熙的事情很难办。”
尧明心里也没有底，一时陷入沉思。宋美龄突然说道：“我挽一挽你的胳膊好吗？”。
尧明很奇怪，就让她挽住了胳膊。两人站在客厅的镜子前，倒像一对中年壁人。宋美龄温柔地笑了，眼里流露出一种幸福期盼的神光，说道：“要是当初在婚礼中，这样挽着我的胳膊的人是你就好了。”
那种幸福的神光一闪而逝。她说道：“《圣经》说过，在我身边的，就是上帝赐予我的最好的礼物。切忌不可因为贪婪而丢失了。我原是要十分珍惜介石的。”。然后她轻轻地放开了尧明的手臂，很含蓄庄重地坐了下来。
尧明先被她那番表情吓了一跳，听她这么说，才放下心来。心中却对她好感大增。不管宋美龄这个基督徒，是个真的虔诚的，还是个跟自己一样，半瓶子醋，但她既然对上帝敬畏，就不会过于胡作非为。
宋美龄离开后，尧明还是不放心。人都是有罪性的，就连基督教里的牧师，天主教里的教父，跌倒在罪里面，冠冕堂皇是人，背地里却是鬼的也不少。
尧明就去找宋依华，希望她有空多陪一陪宋美龄。宋美龄对孔家子女依赖太大，却不是国家之福。宋美龄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为了帮助蒋介石外交，在外面付出了许多感情。这种人回到家中，最需要一个帮她充电的人，蒋介石却不能做到这一点。而孔家则乘虚而入。
其实孔家的子女，先要小心伺候宋美龄，让宋美龄升起一些虚荣骄妄之心，这样才会对他们护短。他们则得以在外面招摇横行，营私舞弊。若他们不需要那样伺候宋美龄了，或许靠他们自身的商业头脑，以及大家族的人脉，在这个机会多多的世界，也不难有一番作为。上帝其实是给了人直行的路的，很多人却因为种种原因，甚至是中国传统的亲情，选择了当爬行动物。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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