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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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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时候，毛泽东却在下班的图书馆内打扫房间、整理书架，归拢报纸期刊。
毛泽东对每一位在登记本上签名的读者都仔细辨认过。那些来去匆匆的读者，却几乎无一人在脑海中留下这个管期刊的临时工的姓名和面容。
他后来对斯诺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张国焘也是无时间与这个期刊管理员交谈的人之一。他对毛泽东最早的记忆不是来自身边的北大图书馆，而是来自后来长沙那份全国出名的《湘江评论》。
这份刊物是毛泽东从北京回去后主编的，在南方影响很大。政治上极其敏锐的张国焘虽然立即感觉到了几千里外一个叫毛泽东的人所显示的能量，却错过了在北大与毛泽东的会面与交谈。
毛泽东与张国焘的第二次相遇是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
张国焘同样具有很大优势。“南陈北李”都没有来，张国焘成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主持人。他回忆说“我被推为会议主席，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我向大会说明关于草拟党纲政纲草案的经过情形”；“我建议大会，由各代表先行报告各地区工作状况”；“经过几天的讨论，后来由我归纳到会者的意见，提出几点结论”等等。4个“我”字，把他在中共一大上的风头写得神气十足。
毛泽东在中共一大上担任会议记录。他原来就在北大图书馆一个一个记下读者姓名。现在又一个一个记下每人的发言。
张国焘在那里指手画脚。
后来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张国焘。下设北方、湖南、武汉、广东、山东共五个分部。毛泽东在湖南分部当主任。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张国焘长期居于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
1921年7月中共一大，他是中共中央局三成员之一。
1922年7月中共二大，他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五名委员之一。
1923年6月中共三大，他因为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失去中执委资格。
1925年1月中共四大，他又再当选为中执委，并成为中央局五人成员之一。
1927年5月中共五大，他当选为政治局七委员、政治局常委三委员之一。
1928年7月中共六大，他当选政治局七委员之一。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后，他是政治局三位常委之一。
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他是政治局十二位委员之一。
如此比较，毛泽东就差多了。他仅仅在张国焘失去中执委资格的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执委。这段时间也很短。一年半以后召开中共四大，张国焘复又当选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则落选，失去中执委资格。
1927年5月中共五大后，张国焘与陈独秀、蔡和森成为政治局三名常委，毛泽东仅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毛泽东1956年9月10日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回顾说：
我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我这个人也是犯错误不少，但是当时他们又不讲我的错误在哪个地方，只让当个候补代表。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我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广州开的）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会到了，当候补代表，也很好，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只有在1927年8月“八七”紧急会议上，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地位才算拉平了一些。张国焘因八一南昌起义的牵连，被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则因筹划秋收起义，被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平衡维持的时间极短。秋收起义队伍没有攻打长沙而上了井冈山，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那兹提议：开除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中共中央实际负责人、毛泽东的好友和支持者瞿秋白只有同意。消息传到井冈山，传成毛泽东被开除了党籍。
毛泽东后来说：“井冈山时期一个误传消息来了，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后头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说的就是这一次事件。
短暂的平衡又迅速失去了。毛泽东被开除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张国焘则在中共六大上，又当选为政治局七委员之一。
这是一个在中共党内资格极老的人物。项英因斯大林赠送一支小手枪自豪不已，把手枪别在腰上随身不离；张国焘则面对面地与列宁谈过话，亲耳聆听过列宁的教诲。其资格1927年以前只有陈独秀能与之相比；1927年以后则只有周恩来能与之相比。
资格如此之老却又比毛泽东年轻4岁，内心的优越感即使不说出来，也是巨大的。
其实在两河口握手拥抱以前，张国焘与毛泽东等人的分歧已经出现。
6月16日毛泽东致电张国焘，提出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目前则在岷江以东，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
第二天张国焘回电，同意向川陕甘发展，但不同意“目前计划”。认为中央来电提的岷、嘉两江之间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眼前暂时利于向南进攻。
毛泽东要向北，张国焘要向南。还未会面，分歧就显露出来了。
有分歧是正常的。一方长途跋涉。一方长期据守，各自对形势的判断、对本身的估量都不一样，出现分歧可以理解，通过进一步讨论和反复比较也不难解决，问题是不能加入其他因素。后来有人说张国焘不愿北上，提出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并不合事实。首先提出远征新疆的不是张国焘，而是毛泽东。但张国焘第一个把实力因素加入到争论中来，问题便不能不被大大复杂化、严重化和激烈化了。
最初大家面对争论，还是按照党内通常的方法去寻求解决。
张国焘与毛泽东等人会面第二天，政治局在两河口一个喇嘛庙里召开扩大会议。以三天时间，专门讨论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
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
选择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此时最合适不过。1927年7月12日陈独秀下台后，周恩来进入中共中央核心。1928年六大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周恩来实际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除他外，没有任何人的资格能够压住张国焘。
周恩来抓住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都脱离了原有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方向问题，便成为在什么地方创造新苏区的问题。
他提出未来苏区应具备的三个条件：一、地域宽大，便于机动；二、人口较多，便于扩红；三、经济条件。
周恩来的结论是，四方面军控制的懋、松、理地区地域虽大，却没有后两个条件；陷于此地区就没有前途。回头向南更不可能。东过岷江，敌人在东岸有130个团。向西北，是一片广漠的草原。可走的路只有一条，就是北向甘肃，去川陕甘。那里道路多，人口多，山少。必定会遇到敌人，但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
周恩来作报告后，毛泽东、张国焘、朱德、博古、张闻天等13人相继发言。
张国焘在会议上也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作结论。提出口号：赤化川甘陕。
会议记录在最后写道：“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
会后，周恩来根据两河口会议决定，立即制订《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一举击败胡宗南，控制松潘地区作为北上通道。
同意北进的张国焘却很快改变了。
6月25日会师大会后，张国焘似乎并不特别经意地问周恩来，一方面军有多少人。周恩来坦率地告诉他，遵义会议时有三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
1972年6月周恩来回忆这一幕时，依然印象深刻。他说，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张国焘太懂得数字里面的含义了。这就意味着两个方面军会合后总兵力十万人内，80％以上都是四方面军的人。
实力开始潜移默化地进入刚刚开始的关于前进方向的争论。张国焘开始思考如何把这个比例带进中革军委，然后再带入政治局。
他的个人野心就这样膨胀了起来。
中央红军的实力在一、三军团。林彪、彭德怀成了张国焘工作的重点对象。
他派秘书黄超看望彭德怀。送去几斤牛肉和几升大米，还有二三百块银洋。坐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况。还对彭德怀说：张主席很知道你。
对林彪，估计也送去了同样的东西，说了同样的话。聂荣臻回忆，一次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吃完饭，陈昌浩说林彪同志可以先走，聂荣臻留下来谈一谈。一谈就是对遵义会议的态度，对会理会议的态度。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不同意这个会议，实质是不承认毛泽东有比他高的党内地位。
会理会议批评了林彪和彭德怀。张国焘不同意这个会议，实质是拉拢林、彭，对毛泽东釜底抽薪。
表面一致下，张国焘的工作暗中开始了。
毛泽东是照顾到会合后四方面军的强大实力的。6月29日，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军委委员。同日，根据两河口会议决定，中革军委下达北进的《松潘战役计划》。
6月30日，中共中央派李富春、刘伯承、林伯渠、李维汉等组成中央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驻地杂谷脑慰问。慰问团7月3日到达杂谷脑。
张国焘在杂谷脑向李富春表示对中央的不满，要求“充实红军总司令部”。李富春鉴于事情重大，于7月6日致电中央报告张国焘的要求，请中央考虑。
7月8日，张国焘在杂谷脑召开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抓住《前进报》批评“西北联邦政府”这件事，攻击中共中央。
此前的5月30日两军会合之前，张国焘在茂县宣布成立“西北联邦政府”，认为从此“树立了西北革命的中心，统一了西北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从此南取成都、重庆，北定陕、甘，西通青、新，进一步与中央红军西征大军打成一片”。
两军会合后，凯丰在《前进报》上发表《列宁论联邦》，批评张国焘成立“西北联邦政府”。凯丰与张国焘同是江西萍乡同乡，不同的是他资格甚浅。大革命失败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底回国才转为中共党员。这是一个脾气性格都很冲动的人。遵义会议上坚决不承认错误，遵义会议后鼓动博古不要交权。但他又很年轻，当时刚刚29岁。斗争起来热情极高，缺乏策略。《前进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从时机看不好，从效果看更不好。张国焘以此为口实，一下子就挑起了四方面军干部与中央的对立情绪。
张国焘讲话很注意时机，很注意效果，很注意他的听众。在这方面他有基础，更有经验。
他在北大上学时就担任讲演部部长。五四运动中一次街头演讲，听众一百多人，张国焘和同学喊得声嘶力竭、满头大汗。有位老牧师站在一旁一直耐心地听到最后，约他们去其住处传授演讲技术。他单刀直入地告诉这些疲惫不堪的学生，他们的讲词不够通俗，没有从大众的切身问题说起，也没有将人民受痛苦的根源和爱国运动连在一起，因此卖力不小，听众却不一定完全领悟。
老牧师的话不顺耳，却耐听，令人长久回想。此前张国焘耳边一直是鼓掌声和欢呼声。就是这位老牧师使张国焘第一次明白，演讲不仅要靠激情，还要靠技巧。他深深记住了老牧师讲过的话，受益匪浅。
他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对付所谓的“留苏帮”。
凯丰以《列宁论联邦》来反驳张国焘，大段引用革命导师冗长难懂的话语。张国焘一句“他们是洋鬼子，修洋头，穿西装，戴眼镜，提着菜盒子，看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老土’，不想要我们”，就在土生土长的四方面军中把他们孤立了。这方面，张国焘确实是老手。用莫斯科学到的理论与张国焘斗争，从张闻天、博古到凯丰，便都显得太幼嫩。
敢于把自己归于“老土”一类，张国焘是颇有几分手腕与自信的。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眼前是否晃动过那个老牧师的身影？
能压住他这一套的，只有毛泽东。
党内任职资格无法与张国焘相比的毛泽东，在工农武装割据、开辟红色根据地方面，党内也无可匹敌。张国焘1931年进入鄂豫皖苏区的时候，毛泽东军事思想已经在中央苏区四年多的辗转斗争中成熟了。
但毛泽东此时正在后退。
自7月6日李富春转报张国焘“充实红军总司令部”的要求后，7月9日，张国焘控制的川陕省委又向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人员名单，要陈昌浩出任总政委，敦促政治局“速决速行”。
7月10日，毛、周、朱致电张国焘，切盼红四方面军各部速调速进，分路迅速北上，“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并望他速到芦花集中指挥。同日张国焘电中共中央，亲自提出“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
一方急着北进，一方毫不着急，“张顾左右而言他”。
情况越来越紧急。
7月16日，中央红军攻下毛儿盖。张国焘不仅不执行计划，按兵不动，还提议由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
7月18日，陈昌浩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由张国焘任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不这样“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顺利灭敌”。
这段时间毛泽东很少说话，很少表态，分外谨慎。当时在中央队担任秘书长的刘英，1986年这样回忆那段非常时期：
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又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儿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
周恩来再一次负重。既然四方面军人多枪多，既然张国焘说不做人事调整便无法顺利灭敌，无法北进，为顾全大局，首先提出北上陕甘战略方针的周恩来让出红军总政委。
7月18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解决组织问题。张闻天主持会议，代表中央提出人事安排意见：
“军委设总司令，国焘同志担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4人，现增为5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还是国焘同志。恩来同志调到中央常委工作，但国焘同志尚未熟悉前，恩来暂帮助之。这是军委的分工。”
让步是很大的。遵义会议后、鲁班场战斗前成立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即毛、周、王三人团至此终结。
张国焘在会上表情严肃。“国焘同志担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实力正在发挥作用。他在会上提出要提拔新干部，中央委员会还要增加新人。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在中央，下面也需要人，他便不再坚持自己的要求。
他不用坚持。他相信实力继续会发生作用。
对实力的依赖，会把他带向哪里呢？
二、毛泽东的三个9月9
两大主力红军刚刚会师的时候，红军总兵力达十余万，士气高昂。四方面军主力正位于岷江两岸，可随时向东向北出动。而敌人主力，薛岳部尚在川西，北面的胡宗南也尚未完成全部集结。川军屡遭损失，也士气低落。
面对这种局面，《红星报》以《伟大的会合》发表社论，称这次会合“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件，是决定中国苏维埃运动今后发展的事件”，“是五次战役以来最大的胜利”，“是中国苏维埃运动新的大开展的基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联名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中国苏维埃运动两大主力的会合，创造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新纪录，展开了中国革命新的阶段，使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惊惶战栗。”
谁能想到前面等待他们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分裂局面呢？
外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王明在莫斯科为中共代表团草拟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法肯豪森在南京为蒋介石草拟抵抗日本的《应付时局对策》。和外界失去一切联系的工农红军，仍然在以相当一部分精力清算过去。
7月21日至22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开会，讨论对红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通南巴根据地问题的看法。
毛泽东说，在鄂豫皖几次没有打退敌人，因为没有准备，那时退出是正确的。但通南巴是打退了刘湘，在胜利后进攻中放弃的，是不对的。
周恩来则认为撤出鄂豫皖不对，撤出通南巴是为了迎接中央中央红军，是正确的。
张闻天说第四次反“围剿”鄂豫皖开始有“左”的倾向，后来又保守；通南巴打了胜仗还是放弃，反映出对根据地的重要性了解不够；撤出通南巴后又缺乏明确的战略方针；对西北联邦也未弄清怎样才算“联邦”。
最后博古作结论说：同意总的估计，国焘执行了四次“围剿”后党的路线。
从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出，当时党内民主讨论的气氛是浓的，不同意见在会议上可自由发表；会议总目的是团结张国焘。毛泽东说：从鄂豫皖到现在，国焘领导是没有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其他个别问题不正确。充分肯定了四方面军的功绩。
但会议的视野过于偏向了过去。说中央红军放弃中央苏区正确、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苏区或放弃通南巴就不正确，澄清这些复杂的问题还需要时日。从今天来看，当时中共中央很多领导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并不是很清楚。毛泽东在遵义会议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先解决燃眉之急的军事问题，不急于对历史作总的清算。芦花政治局会议过于拘泥于这些问题，过于单方面用一些理论和原则去关照对方，容易伤害四方面军同志的感情。
两支主力红军都失去了自己原来的根据地，被蒋介石压向川西北一隅，也都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当大家都不知晓外界变化、集中于评判过去谁是谁非的时候，某些原本不必要的纷争就变得非常必要起来。
张国焘钻了这个空子。否则仅仅一个张国焘，纵有再大野心而无人响应，能给中共中央造成后来那样大的危机吗？
暴风雨到来之前是平静的。表面看起来，北上的问题好像解决了。
7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中央红军第一、三、五、九军团番号依次改为第一、第三、第五、第三十二军。四方面军番号不变，仍是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军。
同日，中革军委下达《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将红军混编为五个纵队北上。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委聂荣臻，率第一军两个师及第三十军两个师共12个团；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树声，率第三十一军一部、第四军一部、第九军一部共8个团；第三纵队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率第三军和第三十军一部、第四军一部共9个团；第四纵队司令员倪志亮。政委周纯全，率第五军、第三十二军、第九军一部共9个团；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詹才芳，率第三十三军及第三十一军一部，共6个团。另以第四军4个团编为右支队，许世友为司令员，王建安为政委。
大军刚到毛儿盖，张国焘就拿出了他对政治局芦花会议的不满。
他召集紧急干部会议。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将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同时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不达目的不进兵。
矛盾空前尖锐化，张国焘想摊牌了。
为应付这一局面，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以南40里的沙窝召开会议。毛泽东再次决定退让。通过了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其中陈昌浩、周纯全二人为政治局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总政治部副主任。
张国焘还是不满意，说：“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提几个人嘛！”毛泽东说：“四方面军中有很多好的干部，我们现在提出这六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这样做的。”
周恩来在会上发言：现在我们最高的原则是作战胜利，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一致，所以我们要将问题尽量提到最高原则上来解决。
周恩来讲这番话的时候，清楚地知道因为芦花政治局会议上他讲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苏区不对，张国焘的主要矛头便对准了他。一定要他退出军委工作。
精神压力是巨大的。沙窝会议后中央决定恢复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红军改称为红一方面军。
但周恩来刚刚执掌一方面军大印，就病倒了。
由于时间的耽搁，胡宗南部主力已集结松潘，堡垒封锁基本完成。中共中央被迫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决定改经草地北上。据此，红军总部制订了《夏洮战役计划》：以集中在卓克基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第五、第三十二军编为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北出阿坝，争取先机进占夏河洮河流域；以集中在毛儿盖地区的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编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北出班佑、阿西。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8月10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下达《右路军行动计划》，规定右路军分三个梯队蝉联北进，掩护左路军主力北上。13日，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将这一计划电告张国焘。但张国焘按兵不动。
这时国民党军薛岳部由雅安进至文县、平武，同胡宗南部靠拢；川军已进占懋功、绥靖等地及岷江东岸地区。各路敌人正在逐步合围过来，企图把红军歼灭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
此时张国焘又想北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又想南击抚边、理番，举棋不定。
8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疾进”，“目前应专力向北，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否则军粮“难乎为继”。
张国焘接电后终于从卓克基出发。20日，先头部队占领阿坝。
8月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严厉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号召全体党员、指战员团结在中央的路线之下，为实现赤化川陕甘，为苏维埃中国而战。
8月21日，右路军开始过草地。
周恩来的身体基本上垮了。开始以为患的是痢疾，后来才发现是肝脓肿。当时的条件根本不能开刀或穿刺，只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和警卫战士从60里外的高山上取冰块在肝区上方冷敷。但过草地怎么办呢？
彭德怀咬牙一句“抬！”决定从迫击炮连抽人组成担架队，宁可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重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人抬出草地！这真正是空前艰巨的任务。高山大川，磨烂鞋底，磨破脚掌，因为地面的坚硬。草地却是湿软的地表、弥漫的水雾、无底的沼泽。无向导带路，便很容易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更何况还要抬人！
陈赓站出来担任担架队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也站出来给周恩来抬担架，别人怎么劝也劝不住。人人都经过了长途跋涉，人人都缺吃少穿，冻饿交加，抬担架的人，比睡担架的人已经强不了太多。杨立三和战士们一起抬着担架，迈过脚下的野草、泥沼和腐臭的黑色污水，任风吹在身上，雨淋在身上，雪落在身上，冰雹砸在身上，硬是把周恩来等人抬出了草地。
过草地欠下的情谊周恩来终生难忘。
1954年杨立三去世。担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无论如何要亲自给他抬棺送葬，也是别人怎么劝也劝不住。
1974年彭德怀去世。戴着“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帽子，骨灰被送到成都。存放前，传来周恩来的指示：要精心保管，时常检查，不准换盒，也不准转移地方，以免查找时弄错。
当时已身患癌症且处境险恶的周恩来，没有忘记雪山草地之恩。他用心良苦！
1978年彭德怀平反，中央军委指示查找彭德怀同志的骨灰。骨灰顺利找到了。似乎预感到将来而提出“以免查找弄错”的周恩来，已经去世近三年。
1935年8月29日，右路军第三十军和第四军一部，向包座地区之敌发起进攻。经三天激战，毙伤俘敌第四十九师五千余人。包座之战显示四方面军确实具有坚强的战斗力。四十九师是胡宗南的主力，被刚刚走过草地的程世才、李先念指挥三十军一下打垮，北上之门由此完全打开。
跟随右路军前进的中共中央，站在敞开的门边焦急地等待左路军的张国焘。
9月1日，张国焘率左路军一部从阿坝出发，向中央所在的班佑、巴西地区开进。
9月2日，张国焘到达噶曲河附近，致电中共中央“噶曲河水涨大，上下三十里均无徒涉点”，停止东进。
9月3日，张国焘电称“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以待毙”；公开反对北上方针，要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同时令左路军先头部队三日内全部返回阿坝。
危机到了爆发时刻。
大多数人都有过这种体验：越到关键时刻，各种相关回忆越呈现一片互相矛盾的混乱。就像那些记录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镜头，观众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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