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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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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田铁山只来得及跳起身来,躲过第一刀。没有等他冲到门口,相泽的第二刀已经砍在他的背上,鲜血涌流。乘新见大佐想阻止相泽的同时,他用力去开门,还想夺路而逃,无奈已经双膝瘫软,身不由己。相泽的第三刀从跪在地上的永田后背穿过,直透前胸。他胸口的鲜血就像那面旭日旗上的旭日。不同的是一把闪着寒光的钢刀从中穿过。曾是天皇亲信中亲信的永田铁山,像一个用旧了而被抛掉的弃物,几分钟内一命呜呼。
当侍从长本庄繁向天皇报告永田遇刺时,裕仁眼睛看着别处,首先表示非常遗憾,接着说:“我今天照常游泳,你说行吗?”
作为天皇,裕仁从来不在意他的工具。
1933年下半年,曾任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侍从长向裕仁诉说,宫中没有建立一块纪念碑,以表彰在满洲的阵亡者;士兵们觉得陛下午后不理国事,乘船到相模湾采集海洋生物标本,是一种冷漠行为。裕仁心平气和地把本庄带到一艘旧游艇上解释:从爱国角度讲,没有钱建造毫无意义的纪念碑。倘若没有天皇本人日积月累的观测,海军水文局就不可能修正海图,将来某一天,日本的战舰就会弄错相模湾的深度。
1934年11月,裕仁去视察长野县两所学校。为皇家车队带路的保安警察不小心走错了路,将天皇带到了另一所学校。结果文部大臣没有在场。学校的教职员也没有作好准备。场面尴尬。几分钟后,那个带路的警察自杀了。明显不高兴的天皇说,他并不在意,不过倒是打扰了学校。
“多么宽宏大量呀!”天皇的侍从武官长本庄在日记中写道。
那个倒霉的警察,不过是一只蚂蚁。
相泽三郎不知道这些。知道了,也许就不做刺客了。
他的刺杀行为受到天皇两个长辈的鼓动。朝香宫曾私下觐见天皇,弄清楚了行动完将会平安无事。所以胸有成竹的相泽杀完人以后,并不急于逃跑,而是首先到医务室包扎流血的手指。完后他说必须立刻返回驻福山的部队,以执行被他杀死的永田铁山的命令,收拾行装前往台湾。
使他大感意外的是,秘密警察迅速将他扣押。
“三羽乌”是弃物,刺客就不是了吗?
无怪天皇那个最善于玩弄阴谋的叔辈东久迩宫对相泽的评价是:这是一个思想简单的人。
所谓昭和维新,不过是让复杂的人做复杂的工具,简单的人做简单的工具而已。
永田铁山被刺杀的表面原因是天皇及其小集团同三月事件有牵连的证据被泄漏。更深一层的原因,则是永田铁山已经显露一些迹象,在对华战争问题上同天皇分道扬镳。他到底主张什么样的政策,却来不及说出了。
永田铁山先是天皇的敲门砖,后来便成为了绊脚石。
敲门砖敲开了门后,就是绊脚石。
在永田铁山的葬礼仪式中,皇族、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元帅送来悼文,称颂永田是一个具有超凡天才的人,堪称表率。
优质工具的表率。
14年前在巴登巴登浴室给永田点烟的东条英机,从驻扎南方九州岛的第二十四旅团司令部特地请假前来东京吊唁。从此以后直到1948年他被绞死为止,他每月给永田的遗孀小额津贴。
陆相林铣十郎被迫辞职。天皇裕仁训戒新陆相的第一句话就是:“陆军必须是天皇的陆军。”然后是:“天皇本人意欲亲自监督一切外交事务及军事工作,因此,在作一切决定之前先要向他禀奏。”
只有人为日本战车加速、再也无人敢为它减速了。
三、开裂的坚冰
1935年8月是一个多事之月。华北危机爆发。法肯豪森为蒋介石草拟《应付时局对策》。永田铁山被刺身亡。王明代表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日本法西斯、德国法西斯在迫使世界发生改变。
共产国际和苏联在变。
蒋介石的国民党在变。
力量在重新趋向联合,利益在重新开始交换。
外界发生的这一切,唯独仍然苦行于雪山草地的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毫不知晓。准备开始长征的红二、六军团也不知晓。
蒋介石要红军做“石达开第二”、红军17勇士抢渡安顺场、22勇士夺占泸定桥的时候,王明正在苏联基斯洛沃德斯克疗养。
除了看到少量的外电报道,知道那些红色火种依然在顽强燃烧之外,他根本不知道红军的准确位置在哪里。在即将召开的国际七大上,中共代表团的“苏区代表”是一直待在莫斯科的周和生(即高自立)。周和生的发言由王明、康生领导炮制,说“今天苏区占有土地有二百多万平方公里,人口有5600万”,“现时的红军有50万人,此外还有一百多万人加入了游击队。红军击退了帝国主义者、军阀和国民党的六次‘围剿’,挫败了法西斯将军冯?塞克特领导下精心制订的计划,进军3000公里,英勇地完成了捍卫苏维埃的任务”。除夸大其词外,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
这种不实事求是似乎已经成为王明的一种理念。他费力地要用这种虚假的东西去粉饰什么,去掩盖什么,去获取什么。
有些时候变本加厉到令人作呕的地步。
1937年底王明回国前,与王稼祥等人一起去见斯大林。王稼祥回忆说:“当我进入斯大林办公室时,我被介绍说,这是不久才从陕北来到莫斯科的。斯大林就问红军有多少人?我说,在陕北约3万人。王明就插上来说是30万。因为俄文中没有‘万’字,而是说30千或300千。斯大林就说,重要的是红军每个战士都是真正的战斗员,而不是吃粮的。”
斯大林晚年犯有严重错误。人们说他被捧得太高了。是否也被骗得太深了呢?周围有多少个王明,在拼命夸大每一分成绩,拼命掩盖每一个缺陷?
也不能说王明一件好事没办。
他办的最出名的好事,就是疗养回来后写的这份《八一宣言》。
受两个因素促动,一是国际政策的转变,一是中国的华北危机。
1934年2月27日,以“国会纵火案”在莱比锡审判中获得巨大国际声誉的季米特洛夫,获释后抵苏联。季米特洛夫对希特勒法西斯的残暴有切身体会。他从斗争实践中得出结论:迫切的任务是联合所有力量,结成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他成为共产国际新的主要领导人后,便立即把这一想法付诸实施。
新的领导很快带来了新的变化。共产国际的主要工作由反对社会民主党转变为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些当然对王明产生了很大影响。
再加上华北危机。吴玉章回忆,“1935年6月在莫京(莫斯科)听到何梅协定及平津日寇屠杀我爱国人民及上海新生事件等难忍的消息,我们急电王明同志共商对策,出了展开革命新局面的《八一宣言》。”
从疗养地回来的王明写了3天。其妻孟庆树说,每天都工作到深夜3点。
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又进行了认真讨论和集体修改。
宣言的核心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做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8月1日,中共代表团制定的《八一宣言》经共产国际审阅通过,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一宣言,是对季米特洛夫提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个具体配合。
9月中旬,中共代表团写信给在美国的中共党组织,寄去《八一宣言》。指示他们铅印3万到5万份,设法巧妙地寄给中国包括南京政府在内的各个政府、军队、机关、党派、报馆及社会团体等;还要他们寄给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军政要人。
不久,《八一宣言》通过法国、美国和中国香港等多种途径传到中国国内。
两个关键人物都看到了这个宣言:蒋介石、张学良。
蒋介石是10月份看到宣言的。他立即要宋子文、陈立夫、曾养甫等人设法“打通共产党关系”。
把蒋介石这些举动都归于一纸《八一宣言》,便太轻看了这个人物。《八一宣言》掌握了一个恰好的时机。蒋介石正在感受华北面临的重大危机。耳边正在回响日军华北驻军参谋长酒井隆叫他下台的吼叫。也在回响德国总顾问法肯豪森劝他坚决抵抗的言辞。追击长征中的红军整整一年,也未能将红军消灭。这时候看到“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他不能不发生极大兴趣。
他开始考虑是否可借此达到从政治上解决共产党的目的。
10月18日,蒋介石在孔祥熙官邸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提出希望同苏联签订“真正能促成中苏间的真诚关系和能够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鲍格莫洛夫得出结论,蒋介石“指的是秘密军事协定而言”。
鲍格莫洛夫大使写信向莫斯科报告说:“他们一再暗示,最好订立一项互助条约。”
11月,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据蒋介石的意旨向鲍格莫洛夫大使询问:如果中国政府被迫武装抗日,通过海路无法获得军需物资,能否经新疆从苏联方面得到军需品?
恰在此前后毛泽东也提出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国共双方都将注意力移向了新疆,这个最可能从苏联获得援助的方向。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雅科夫于11月19日通知鲍格莫洛夫:“苏联政府同意卖给中国军用品”,请他就此通知中国政府。
12月2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议决对日国策时蒋介石提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对日本的侵略“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求各友邦的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的原则,谋求各友邦之经济协作,否则国民党下最后之决心”。
蒋日矛盾尖锐了。
这股潜在的暗流中,又加入了一个张学良。
张学良11月从杜重远那里了解到《八一宣言》。他当即表示同意与红军联合抗日,要杜重远帮助他寻找与共产党联系的线索。
一年之后西安事变的基础,已在悄悄建立。
此前张学良与蒋介石合作、与个人野心妥协,吃了大亏。
1930年,蒋、冯、阎大战。两派都争着拉张学良入伙。双方都把全部力量投上去了,东北军成为全国仅存的最大一支军事力量。这块砝码放到哪一边,天平就会向哪一边倾斜。
沈阳城说客如云。张学良见了哪一派人物、谈了多长时间,立即会产生种种猜测。4月间,沈阳举行追悼东北边防军阵亡将士大会,蒋、冯、阎代表都参加致祭。6月3日张学良30岁生日,蒋介石派50岁的李石曾前往沈阳祝寿。6月21日,蒋介石又派张群带着委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命令到沈阳。张学良到葫芦岛,说客们跟到葫芦岛。张学良到北戴河,说客们追到北戴河。个个锲而不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那真是张学良一生中最为风光的时候。他静观风向达半年之久。最后,从东北军事集团的利益出发,他站到了蒋介石一边。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出兵华北通电。
静观了半年,就观出这么一个结果。一个将他自己、将整个东北拖入灾难深渊的结果。后人多只知道张学良1931年那个悲伤的“九一八”,却不知道在此一年前,他还有一个更加悲伤、更加令他追悔的“九一八”。
在某种程度上说,恰恰是前者导致了后者。
张学良发表出兵通电之后,从9月21日晨起,东北军每隔3小时即发一列车运兵南下。9月21日占领天津。22日进驻北平。仅用十多天时间就完成了对华北、平津的占领。
东北军占领华北的速度,与一年后关东军占领东北的速度一样。
可惜这是内战。
张学良在内战中踌躇满志。出兵通电中他言辞恳切:“良委身党国,素以爱护民众维持统一为怀,不忍见各地同胞再罹惨劫。”实际从张作霖开始,奉系就一直觊觎华北,后来干脆把华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把奉系赶出华北的就是蒋介石。现在,他从上海给张学良汇来500万元,作为东北军的开拔经费,又拨1000万元公债款资助东北军,不但把东北军又请了回来,还把河北、平津、青岛的行政管辖权都交给张学良。
这些实惠确确实实打动了野心勃勃的少帅。
10月9日,张学良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北京成立副总司令行营。虚岁30的少帅将东北、华北尽握在手,地位仅次于蒋,好不风光。
应了中国那句老话:露多大脸,现多大眼。
他犯了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带东北军主力入主华北,久居北平,还不断抽调部队入关,使东北防务日益空虚,造成危险局面而不自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晚,张学良正携妻带妾在广和剧场看梅兰芳的“宇宙锋”。戏来唱完,得讯事变爆发,沈阳危急。他急忙回协和医院召集东北军将领会议。虽然8月16日有过蒋介石的密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但此电毕竟发在事变之前。事变进行中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召开的会议决定是:
赞成抗战,但要依靠全国,东北军不能单独行动。为避免冲突扩大,不予抵抗,一切等待速报南京请示办法。
如此决议,能说不抵抗的仅仅是蒋介石一人吗?蒋介石在事变前提出的不抵抗政策有罪,张学良在事变进行中作出的不抵抗决议就无罪吗?军人在战争爆发关头连自己的防区都弃之不顾,突然间想起“依靠全国”、“不能单独行动”,全国老百姓勒紧裤带养如此多之兵又何苦来呢?
后来说蒋介石不准他抗日。少帅忘记了自己不准自己抗日的时候了?
前一个“九一八”占尽的所有便宜,后一个“九一八”不但丧失殆尽,还把老本都赔了进去:仅东北兵工厂即损失步枪95000支,各种机枪2500挺,大炮650门,迫击炮2300门,飞机260架,沟帮子的铁甲车队全部被毁。东三省的银号、中国交通银行均遭洗劫,资金流失不计其数。其他物资的损失更加无从计算。
“不能单独行动”,就可“避免冲突扩大”、保平安了吗?
将祖坟家业丧失殆尽后张学良方才明白:倾巢之下,安得完卵!
蒋介石把他涮惨了。个人野心也把他涮惨了。所以他后来要和中国共产党合作。
可以想象,当这位少帅发动西安事变时,内心那灼热的灵魂,怎不能一瞬间变成冲破地壳的岩浆?!
1935年11月,共产国际为了传达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让久已失去联系的中国共产党了解和执行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个新方针,同时恢复和中共中央的联系,决定由中共代表团派人回国。
这种任务就是风险。首先需要的就是勇气。国际七大上,中共代表团发言宣称:苏区占有土地200多万平方公里,5600万人口,50万红军,100万游击队。事到临头要派人去找这200多万平方公里苏区和50万红军了,代表团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红军和苏区到底在哪里。
王明、康生决不会承担这个任务。这不是在灯火辉煌的会议大厅大吹大擂那些激起一阵又一阵热烈掌声和纵情欢呼的随意炮制的数字,而是要回到阴冷的、黑暗的、白色恐怖的、到处悬挂着共产党人头的世界中去,寻找自己写在纸面上那些辉煌的数字和代表这些数字的仍在舍身奋斗者,派谁去为好呢?
“经过慎重考虑”,他们选定了张浩。
张浩又名林育英,林彪的堂兄,1922年2月加入共产党,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来莫斯科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之前,在东北坐了一年多日本人的监狱。狱中受尽严刑拷打,始终不屈,在党内有“钢人”之称。相较之下,王明在上海一次被捕,为赶紧找人营救自己,不惜暴露党内同志的地址,一出狱就挨了党内警告处分。与“钢人”相比,泥人而已。
如此任务,非“钢人”莫属。
张浩领受任务后,装扮成从蒙古回来的商人,跨越沙漠经由内蒙古,于11月到达陕甘边区的边缘地区——定边。这时长征的红军已经到达陕北。从定边开始,边区赤卫队一直把张浩送到了根据地瓦窑堡。
在瓦窑堡见到张闻天、邓发、李维汉,张浩才知道出了两个党中央:
一个是瓦窑堡的中共中央。
一个是张国焘在卓木碉成立的伪中央。
工农红军分裂了。
第十四章 福兮祸所倚
工农红军战史中最兴奋的会师,却演化为最严重的分裂。毛泽东一生中,三个9月9日深深嵌入生命。阎锡山的讲话成了陕北有块根据地的通知。陕北根据地也搞起了肃反。历史最无情。历史也最有情,徐海东、刘志丹都对中国革命立下大功。
一、“张国焘是个实力派”
1935年6月2日,中革军委给夺占泸定桥的廖大珠等人授奖的同一天,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来电:已派李先念率红四方面军一部进占懋功,与中央联系。
从江西苏区出发以来,中央红军8个月时间英勇奋战,先期望与二、六军团会合而不可得,遵义会议后将与四方面军会合作为战略目标,用了近5个月的时间,终使这一目标得以实现。中央红军上上下下心情之振奋是可以想见的。
6月8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开展新局面的战略任务的指示》。提出今后的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的直接会合,开展新局面。
两个“一切”,将迫切之情溢于言表。6月12日,博古在《前进报》第一期发表《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连标题都能感觉到那颗兴奋搏动的心。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长期在各自根据地的战场作战,互相之间有电报联系,但主要指挥人员之间基本没有见过面。就是在四方面军干部战士中名字也如雷贯耳的朱德总司令,见过他的四方面军干部也不多。像中央红军干部团团长陈赓这样在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中都任过高级职务的指挥员,实在是寥寥无几。
没见过面,不曾相识,并不妨碍红军阶级兄弟之间火热的感情。他们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向来自远方的阶级兄弟表达他们千言万语的亲情。
两位开路先锋——中央红军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王开湘和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用枪声和号声开始了他们的联络;两位总指挥——中央红军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和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用石块和箩筐完成了他们的相识。
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一军团二师四团翻越夹金山。快下到山脚,突然响起枪声。团长王开湘从望远镜中发现前面村庄周围有部队。试着用号音联络,对方回答了,但仍然听不出敌我,王开湘命令部队以战斗姿态向前推进。
四团政委杨成武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忽然,山风前来了一阵很微弱的呼声,我们屏息细听,还是听不清楚字句,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渐渐地,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的是红军?我正在半信半疑,一个侦察员飞奔回来,他边跑边喊:‘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呀!’‘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来了呀!’”
8个月征战,万余里行程,中央红军前面不是险峻的高山大河,就是重重堵击的敌人。这回终于在前面出现了自己人!两支部队发出山谷共鸣的欢呼,加上这些钢铁汉子夺眶而出的热泪,其中所含意之切,情之深,非我们今天所能想象。
那位当年飞奔报信的侦察员早已不在了,发自肺腑的真诚呼喊却被岁月像年轮一样铭刻下来。当你翻到1961年版的《星火燎原》第三集第165页之时,那声音仍是山谷间永不消逝的共鸣,一波一波在你心头震荡。
一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二师四团则是主力中的主力。三十军也是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八十八师也是主力中的主力。工农红军的两支头等主力部队热情相聚!四团团长王开湘与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王开湘34岁,是中央红军中一员猛将。遵义会议前后接替耿飚为四团团长,一路先锋一路烈火,以行动快速和决心果断为特点,使红四团威上加威。
熊厚发刚刚21岁,也是四方面军中的一员猛将。他17岁任营长,19岁当团长,20岁就是主力师的师长了。四方面军中的历次主要战斗无役不与,年纪轻轻就成为四方面军中的著名将领。
晚上会师部队联欢,篝火映红了天空。战士们互相拉着对方的手就不想松开,四川民歌与兴国山歌响在一起。
这一夜环境的舒适对中央红军来说是长征以来从未有过的。躺在四方面军战友准备的床铺上,王开湘失眠了。他与政委杨成武谈了一夜。谈走过来的千难万险,谈将来的美好远景……
王开湘没能看到将来。4个月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他突患伤寒。11月上旬在罗汉川红军医院,因不堪忍受病痛,这位长征先锋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熊厚发也没能看到。1937年3月在西路军最后的战斗中,他负伤被俘,被马步芳用大炮轰死在青海西宁。
王开湘与熊厚发是两支红军部队的一线战将,彭德怀与徐向前则是这两支红军部队的主要指挥。7月6日,徐向前率十余个团沿黑水河岸蜿蜒前进。途中接到彭德怀的一份电报,说三军团已进抵黑水迎接四方面军。徐向前异常高兴,立即发报约彭德怀到维古河渡口会面。
维古河宽约二三十米,是岷江的支流之一,水深流急,水寒刺骨,虽7月也难以徒涉。平素人来人往,就靠铁索桥。
徐向前走到渡口才知道,铁索桥已被破坏。要渡河比登天还难。
1991年11月出版的《徐向前传》,详细描写了两位红军指挥员难忘的会见:
这时河对岸出现了一支蜿蜒而来的小队伍。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人体魄健壮,中等身材,穿一身灰布军装,戴一顶斗笠,走到岸边后直向徐向前等人挥手呼喊;徐向前也挥动八角帽答话,但因水声太大,谁也听不清对方说什么。彭德怀的名字,徐向前早就听说过。徐向前的名字,彭德怀也不陌生,但两人从未见过面,所以谁也不敢断定对方就是自己要会见的人。过了一会儿,徐向前见对岸戴斗笠的人朝他打了打手势,接着扔过一块小石头来。石头上用小绳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带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彭德怀。”徐向前高兴极了,马上从记事本上撕下一页纸,正正规规地写上:“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您!”也拴在石头上甩过河去。彭德怀得知是徐向前在对岸,高兴地挥动大斗笠,频频向他亲切致意。
当天,通信部队在河面拉起一条电话线,徐向前和彭德怀第一次通了话,互相问候,约定次日在维古河上游一个叫亦念的地点相见。次日,徐向前带人翻过两座大山,到达亦念时已近正午;彭德怀也同时到达,但令人失望的是,这里的铁索桥也遭破坏,双方仍然是隔河相望。徐向前的随从人员在一段河面上找到了另一种渡河工具——溜索。一条绳索横贯河岸,上面悬着个用竹条编的筐子,里面坐着一个老乡,正向对岸滑来。徐向前因急于同彭德怀会面,等那老乡过河来,自己也像老乡那样坐进筐子,用脚向岩石上猛力一蹬,借劲向对岸滑去。等他到达终点跳出筐子,彭德怀快步迎上,两双手紧握在一起。彭德怀风趣地说:“徐总指挥,还不知道你有这种本领呢!”徐向前说:“我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逗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这两位威震敌胆的红军将领,用石块和箩筐完成了情真意切的首次会面。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这两支主力红军的会师,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会见,还是毛泽东与张国焘的会见。
为两军会合,毛泽东亲自为一军团定了三条标语:
一、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
二、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三、欢迎张主席!
毛主席欢迎张主席,张主席也给毛主席发来热情洋溢的电报:“懋功会合的捷电传来,全军欢跃。你们胜利地转战千余里,横扫西南,为反帝的苏维埃运动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历尽艰苦卓绝的长期奋斗,造成了今日主力红军的会合,定下了赤化西北的最有利的基础的条件。我们与你们今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下,共同去争取西北革命的胜利,直到苏维埃新中国胜利。”
毛泽东、张国焘,都是著名的红军领导人,都在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要人名单里名列前列。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中享有无可置疑的权威,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也享有无可置疑的权威。对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两人都敢于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性,都是具有领袖才能的人物。
1935年6月25日,张国焘从茂县经汶川、理番到达两河口。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几十人赶到三里路外的欢迎会场远迎。张国焘回忆说:“在离抚边约三里路的地方,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们。”
有回忆说那天还下着雨。那么毛泽东和政治局诸委员就都是立在雨中等候了。
迎候在四方面军中享有最高权威的张主席。
这是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袖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出如此之远,去欢迎党内另一位领导人物。
张国焘好不风光。与中央红军领导人坐担架的习惯不同,他骑着一匹白色高头大马,在十余名骑兵卫士的簇拥下,由远而近疾驰而来。
见政治局全体站在路边肃立迎候,他立即下马,跑上前去拥抱握手。“久经患难,至此重逢,情绪之欢欣是难以形容的。毛泽东站到预先布置好的一张桌子上,向我致欢迎词,接着我致答词,向中共致敬,并对一方面军的艰苦奋斗,表示深切的慰问。”他回忆说。
他还说:“我以兴奋的心情由茂县赶往懋功,与久别的毛泽东等同志会晤。”
他与毛泽东早就相识。
1918年8月,毛泽东首次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给李大钊,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基本是个临时工的角色。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还遇见了现任苏维埃副主席的张国焘。”
这种相遇并不是平等的。毛泽东当时正在争取旁听生的地位,而张国焘不但是北大理工预科三年级学生,而且是学生中的风云人物,正在发起组织“国民杂志社”。每天晚上,他的房间都是激进同学的聚集中心。
这种时候,毛泽东却在下班的图书馆内打扫房间、整理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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