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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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政治上看，如此穷凶极恶地阻挡代表中国未来的红色铁流前进，就属于开历史倒车的反动透顶的反动派了。

在中国，政治高于一切。

所以李觉即使参加湖南起义当上了政协委员、即使粉碎了“四人帮”落实了政策、即使到1987年临终去世，也不敢承认他年轻气盛时在湘江那次趾高气昂的作战。

他参加湖南起义，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雷霆万钧般南下的压力下的明智抉择。当年粤军师长李汉魂不知道林彪曾经是他手下的连长；率领四野摧枯拉朽的林彪，也不知道在他面前起义的湖南将领中，有个在湘江几乎抄了他军团部的李觉。

冲过湘江，红军脱离了迫在眉睫的危险。

前面是新的漫漫之途。

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作《十六字令》三首。因行军作战匆忙，只标明1934…1935年，无具体日期了。从心情看，从实情看，词中的“山”，描写的很可能就是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后，进入西延山脉的心情：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第九章　烈火真金

造就大英雄的时代，即是产生大叛徒的时代。有多少至死不渝的忠诚，就有多少鲜廉寡耻的叛卖。将领与将领的思想交锋中，王耀武不是胜者。陈毅向真理低头，却从不向困难低头。孔荷宠没有龚楚幸运，却幸运地早早结束了吞噬灵魂的痛苦。

一、嬗变（二）

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7000万党员。新发展一名新党员，要经过严格的手续和复杂的程序。本人申请，组织核准为发展对象，然后检验申请人平时表现，入党动机，申请人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纲领、路线的认识；对党员的基本条件、权利和义务的理解；然后是上级组织发公函对家庭情况外调，支部大会审议，介绍人谈被介绍人基本情况和培养过程，支部大会讨论，举手表决，形成决议报上级党委审批，预备期从支部大会通过之日算起……为了让各级党组织严格履行组织手续，把好关，组织部门编写了一本又一本发展新党员的说明。

国防大学副教育长谭恩晋谈起来感慨万千：“我1947年在北平入党时，就是一个晚上被叫到城墙根底下，只问了我一句：‘咱不怕死？’我说：‘不怕！’负责发展党员的那位同志说：‘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那个年代令听者，说者，都很感慨。

当时的回答没有今天这么复杂。只须：怕，或是：不怕。

虽很简单，却很严酷。确是一句顶一万句。

这是面临十字路口的抉择，把生命和热血留给自己还是交给党的抉择。

生命只有一次。生活多么美好。还有什么比生死考验更大的考验呢？

共产党人的队伍曾经出现过两次大的动摇与叛变。

一次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一次就是1934年红军长征。

“四一二”“清党”，“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共产党人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肖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陈乔年、张太雷等多名领导人相继遇害。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彷徨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共产党再次面临着这样的局面。

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红十军团长刘畴西、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人，被敌人捕获枪杀。中华苏维埃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等人，在战场上牺牲。

新中国同龄人都记得这三部作品：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刘伯坚的《带镣行》，都是他们在铁窗中对中国命运的思索。

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一腔热血。

国民党南昌行营有如下记载：

“截止本月底（注：1935年3月底），江西清剿军先后在于都、会昌俘红军六千余人，步枪手枪两千余支，机关枪五十余挺。在瑞金俘红军三千余人，掘出埋藏步枪身八千支，机关枪二百余挺，炮身十余门，迫击炮十余门，图书三十余箱，铜锡两百余担。”

比牺牲更加严重的是叛变。

最先是被蒋介石称为“红军瓦解先声”的孔荷宠叛变。

孔荷宠是湖南平江人，参加过湘军，1926年入党，先是搞农民运动，后组织农民武装，任游击队大队长、湘赣边游击纵队司令。参加平江起义后任红五军第一纵队队长，红军独立第一师师长、红十六军军长，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革军委委员，出任湘鄂赣边区总指挥兼红十六军军长。1932年因犯盲动主义错误受到朱德批评，被撤销职务，入红军大学学习。1933年调中央动员部工作。1934年7月利用去外地巡视工作之机叛逃。

叛逃后他供出了湘鄂赣边区中共、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组织情况，帮助国民党军制订“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计划，特别是他提供的中央机关在瑞金驻地，为国民党空军轰炸提供了准确情报。后来他被委为“特别招抚专员”。1935…1937年间，组织便衣别动队，专门袭击红军游击队。

孔荷宠的叛变没有成为红军瓦解的先声，但的确成为了一连串投敌叛变的先声。

中央红军长征后，苏区先后出现闽北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瑞金红军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叛变，闽赣分区司令员宋清泉叛变，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分区政委陈洪时叛变，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分区司令员曾洪易叛变，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祜叛变，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叛变。

这些叛徒在叛变前，虽各有各的方式和嘴脸，但往往都很“左”。

孔荷宠对让他去红大学习非常不满，他说谁还不会打仗，用几挺机关枪就能坚持到底，什么正规训练和战略战术，都是一派胡言。

向湘林则常对周围人说：“中央苏区失败了，我们在这山里打埋伏可耻，不如出去拼个痛快，拼掉他几个算几个。”他在游击区还搞正规化，恢复分区司令部和各科室，搞沙盘作业，每天早上吹号集合出操，晚上吹号集合点名。这一套马上引起敌人注意，派来重兵清剿，弄得部队天天转移。陈毅找他谈话，他还振振有词：“红军主力说不定明天就会打回来，我们应该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决一死战。”

敌人真的来了，他没有决一死战。

很左的人一瞬间突然变得很右，中国革命中至今不乏此例。

所有叛变中，最为严重的还是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的叛变。

龚楚是广东乐昌人，1924年在广州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比孔荷宠资格更老。

龚楚还可以与彭湃、毛泽东相比，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25年6月他就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赴省农民协会从事农运工作，后来又回到自己的家乡乐昌，1926年5月任共青团乐昌特支书记。因龚楚进过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任过粤军连长，有军事工作经验，又成为乐昌县农民自卫军的指挥者。1927年2月中共乐昌支部成立，龚楚理所当然地担任了书记，成为在该地区有重要影响的共产党人。1927年底到1928年初，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辗转于粤北想进入湖南，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就是龚楚。

朱德回忆说：“我们脱离范部，从韶关北上，计划去湘南找一块根据地。这时龚楚已来到我们部队，便由他引路带我们到了宜章县的杨家寨子。”

井冈山斗争时期，又有军民运动经验、又有军事工作经验的龚楚，成为红四军前委委员、二十九团党代表，其威望和地位在红军中也算屈指可数。1928年6月，湖南省委致信红四军军委：“前敌委员会，省委指定下列同志组织之：泽东、朱德、陈毅、龚楚、乔生及士兵同志一人、湘南农民同志一人组织之。前委书记由泽东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人组织：泽东、朱德、龚楚。”

这就是龚楚当时的地位。有一段时期，中央和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信都是称“朱毛龚”的。

龚楚在井冈山时期与毛泽东、朱德建立了很深的关系，百色起义时又与邓小平建立了很深的关系。

1929年5月龚楚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前委委员，1929年12月参加广西百色起义。起义后即宣布成立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斌——即邓小平，参谋长龚鹤村——即龚楚。红七军辖十九、二十、二十一三个师，十九师战斗力最强，龚楚兼任师长，邓小平兼任政委。由于龚楚是从井冈山过来的，熟知红军的建军经验及政治工作制度，给红七军的建设的确带来不小帮助。龚楚后来担任的职务也闪闪放光：继李明瑞之后任红七军军长，然后是粤赣军区司令员、红军总部代总参谋长、赣南军区司令员。红军主力长征后，陈毅起初连个明确的职务都没有，龚楚却出任了中央军区参谋长。

这样一个人物的叛变，对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留守力量的严重影响也可想而知。龚楚的叛变出现得很突然。1935年2月，他奉命率一部分红军去湘南开展游击战争。5月在湖南郴县黄茅地区遭到粤军袭击，就叛变投敌。陈济棠给他一个少将“剿共游击司令”，调一支四十多人的卫队归他指挥，要他到赣粤边去诱捕项英、陈毅。

龚楚将自己的叛变隐蔽得很巧。10月中旬，他把卫队扮成红军游击队，在北山龙西石地区和粤军余汉谋一支部队假打一阵，“击溃”了“敌人”，在龙西石出了名。贺子珍的哥哥、北山游击大队大队长贺敏学原来是中央军区司令部的科长，听说老首长龚楚参谋长拉起了游击队伍，便赶紧派人去联系。

龚楚说，他需要马上见到项英、陈毅，接他们去湘南加强领导。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等人热情帮忙，建议龚楚写一封信给项、陈。信写好后，何长林也在上面签了名。特委秘密交通员很快把信送到了项英、陈毅手里。

项英看过信后非常高兴。他不太了解龚楚，但这是第一次和其他游击区取得联系，有足够的理由感到振奋。陈毅却没有那么乐观。他对龚楚是非常了解的。龚楚自恃资格老，井冈山斗争时期骄傲自大，除了毛泽东、彭德怀，便目中无人。毛泽东在苏区的威望无人可比。彭德怀在第三次反“围剿”中，因龚楚不执行命令曾经撤了他的职。今天，他怎么变得谦虚起来，要项英、陈毅去“加强领导”呢？

陈毅告诉项英，斗争残酷，人心难测，还是过一段时间再去见龚楚。

就是这“过一段时间”，使龚楚现了原形。只见信走不见人来，他害怕夜长梦多，决意先下手为强，把北山地区游击队一网打尽。

又是那位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帮忙，召集游击队员和干部在龙西石开会，贺敏学等重要干部都参加。待他们发觉情况不妙时，龚楚的伏兵已经将会场包围，这位中央军区参谋长开始撕下脸面，赤裸裸地劝他原先的部属们投降了。

贺敏学第一个跳起来，举枪边打边往外冲。他身中三弹，硬是翻滚下山，冲出包围。其余的只有八九个人带伤冲出会场。五十多名游击队员和干部当场牺牲。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也是个软骨头，一看大势不好，未及走脱被捕，马上叛变。

这就是长征留下来的部队突围到赣粤边后，损失最大、性质最严重的“北山事件”。

龚楚没有抓到项英、陈毅不甘心。他熟悉红军活动的规律，布置军队日夜搜查，通往各地的大小道路都被严密封锁，连在一些大山和羊肠小道上也设置了暗哨、密探。何长林则把与游击队发生过关系的群众统统指出来，很多人被敌人杀害。

1935年10月，龚楚引导国民党三个师向湘南游击区发动进攻，使湘粤赣游击支队受到严重损失，方维夏壮烈牺牲，蔡会文重伤被俘，壮烈牺牲。中共湘粤赣特委书记陈山负伤被俘。

就是这个“朱毛龚”的“龚”，虽然在红军队伍中作出过一些贡献，一旦叛变这支队伍，竟然对敌人作出了更大“贡献”。所以人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共产党人最恨叛徒。从“四一二”反革命屠杀中过来的人们，深知在危难时刻叛变现象的不可避免和巨大危害。预见到这一刻的来临，他们便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起最后往往伤及自身的铁腕：肃反。

1934年5月17日，苏区《斗争》杂志第61期发表董必武的文章：《把检举运动更广大地开展起来》：“检举运动的火焰已到处燃烧起来了……这一运动尤其要与肃反工作密切联系着，经由政治保卫局的系统可以暴露埋伏在地方机关中的反革命分子和那些对反革命容忍的人。”

5天后的5月22日，张闻天为《红色中华》193期撰写社论：《对于我们的阶级敌人，只有仇恨，没有宽恕！》：“敌人愈是向我们基本苏区逼进，前线上的革命战争愈是紧张，在苏区内部的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也愈是积极”；“赤色恐怖应该是我们对于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回答！特别在战区边区，我们对于任何反革命的活动必须立刻采取最迅速的处置。凡属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豪绅地主、富农、商人、资本家、老板、流氓，必须立即捉起，除个别最重要的分子须严究同党外，其余无须评审，无须解县，一概就地枪决”；“一切对于反革命的宽容与放任，一切‘讲究手续’与‘法律观念’，一切犹豫不决与迟缓，在目前同阶级敌人决一死战的时候，客观上都是反革命的助手和帮凶”。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董必武以宽厚著称，张闻天以冷静闻名。这些个性在斗争的非常时期，也被外界巨大的压力压迫得无踪无影。

1934年9月主力红军出发前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边区战区工作给省县苏维埃的指示信》：“在直接战争的环境下，我们要特别注意工作的迅速与决断，每一临时的问题，必须最迅速地实际解决，不能有丝毫的等待”，捉到反革命便应立即“在当地解决”。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便是张闻天。

根据这个指示，宁都起义领导人季振同、黄中岳等人，长征前夕被秘密处决。

这方面最矛盾最典型的人物是项英。

项英是最先在苏区反对肃反扩大化的人。1931年初他刚到苏区任中央局代理书记，就反对对富田事变的处理。

对富田事变，毛泽东在《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很肯定地说：“此次红军中破获AB团4400以上，AB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5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设不严厉捕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

项英却持不同看法。1931年1月16日中央局成立的第二天，他以中央局第二号通告下发《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虽然不得不讲“打AB团取消派是十二分的正确”，但不认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而只在“客观上”是反党的反革命行动。它批评了反AB团之错误所在：“第一，是非群众的路线”；“第二，赤色恐怖不是群众造成的去恐怖反动派，而是机关造成的反恐怖了群众”。

今天的党史工作者说，这是第一个对富田事变说了公道话的文件。

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样讲，确需有面对复杂形势的清醒冷静头脑和相当的勇气。当时不论毛泽东写的总前委的报告、答辩信，还是苏区中央局的决议、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布告，或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曾山的宣言，以及陈正人等的信，都一致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是“罪恶滔天”、“破坏阶级决战”的“反革命活动”。对持不同意见者，当时是一律视为“AB团”、“取消派”、“改组派”的。

就因为项英对总前委抓AB团、处理富田事变的批评和抵制，从1931年1月中央局成立到4月中央代表团到江西苏区这三个多月里，赣西南的肃反扩大化得到抑制。这是项英一个重要的历史功绩。他为此受到中央代表团严厉批评，宣布“项英因解决富田事变完全错误”，被解除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

这样一位对肃反保持清醒头脑的人，红军长征以后也失去了清醒，大刀阔斧地搞起肃反扩大化来。项英说，地主、富农、反革命，我们不杀他，他就会杀我们。宁都起义的一部分五军团干部，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分局机关和各单位工作。项英觉得这些人在国民党军队干过，不保险。他对登贤县委书记陈梦松和县苏维埃主席钟家瑶说：“这些人靠不住，要解决他们。”

怎么解决呢？钟家瑶后来回忆说：

“项英紧接着就以开会为名，派通信员将五军团的十几人，一个一个地通知他们前来开会。他们来了以后，随同前来的通信员则被留在楼下。五军团的人上楼后，项英就说他们犯了错误，随后不由分说便将他们一个个捆起来，当晚就把他们杀掉了。”

第二天，部分被杀害人的家属来询问亲人下落，回答是调其他地方工作了。

面对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手段。

但越是非常时期，不是越需要分清敌友吗？

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泽东还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准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两段话都非常深刻。都在不同的时期、为不同的目的、被不同的人们反复引用。造反时，多引用前者，平反时，又多强调后者。一个个历史轮回中，反复发现冤屈了那么多本不该冤屈的好人。

毫不留情地解决“靠不住”分子的项英，其革命坚定性是无可置疑的，所以能在极其艰难条件下坚持三年游击斗争，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但要总结出这些血的经验教训、真正准确判断出谁“靠得住”谁“靠不住”，项英已经没有时间了。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他本已突围脱险，却在睡梦中死于叛徒的子弹。

打死他的贴身警卫刘厚总，恰恰是他认为最靠得住的人。

这是项英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肃反手段与方式的悲剧。

二、残兵？火种

红军主力突围西征后，中央苏区周围最大的部队，便是红十军团。

1934年10月，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寻淮洲红七军团到达赣东北根据地，与方志敏的红十军汇合。11月上旬，中革军委发来命令，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刘畴西任军团长。辖三个师，原七军团部队编为十九师，原红十军部队编为二十、二十一师，全军团共一万余人。

这支相当可观的力量，从1934年11月中旬到1935年1月底，仅仅存在了两个多月。朱德后来心痛地概括成八个字：不编不散，一编就散。

军团编成后，首战谭家桥。

当时的考虑是，其他敌军距离尚远，唯尾随之敌补充第一旅显得孤立突出。敌人共三个团，装备比较好。红十军团是三个师，兵力和敌人差不多，但地形却十分有利。乌泥关至谭家桥两侧皆是山地及森林，地形险要，利于隐蔽埋伏。当时红军的弹药等物资极感缺乏，消灭补充第一旅，不但能获得人员和物资的补充，且能打掉追敌的气焰。

军团长刘畴西决定在这里打一仗，大家都无异议。

应该说这是一场立意积极的战斗，地形选择也不错，但作战对象的选择却不是太好。补充第一旅1933年冬由保定编练处的三个补充团改编，旅长王耀武，山东泰安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是蒋军中一员悍将。该旅装备好，干部多是军校毕业生，训练有素；士兵以北方人为多，战斗力相当强。

这是一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完全不似“补充”两字给人以二流部队的感觉。

但刘畴西没有把王耀武放在眼里。他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时，王耀武还是上海马玉山糖果公司站柜台卖饼干的小伙计。刘畴西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颇富传奇色彩：参加过五四运动，担任过孙中山的警卫，第一次东征在棉湖战斗中失去左臂，照样参加了南昌起义，随后去苏联，进了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

黄埔一期的资格，加上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历，在红军指挥员中除了左权，无人可与刘畴西相比。这一切使他充满了一种不可抑制的自信。担任红十军团长兼二十师师长后，想立刻打一仗扭转局面，是他的迫切要求。

但他小看了当年曾经卖过饼干的那个对手。

刘畴西不知道，当年他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参加堵截的，就有第一军补充团的少校营长王耀武。刘畴西担任红二十一军军长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时，率部坚守苏区战略要地宜黄24天未被红军攻破、被蒋介石称为“奇迹”的，也是王耀武。带兵与作战，是王耀武两大擅长。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七十四军，即后来整编第七十四师，就是王耀武一手带出来的部队。

刘畴西对王耀武的补充旅基本情况掌握不清楚，王耀武对刘畴西的红十军团却一点不糊涂。他对手下的三个团长说：“共军第十军团政治委员会的主席是方志敏，军团长是刘畴西，副军团长是寻淮洲。该军团辖三个师：十九师师长由寻淮洲兼，二十师师长王如痴，二十一师师长胡天桃。军团长和师长的意志很坚强，作战经验丰富，尤以寻淮洲的作战指挥能力为最强。”王耀武只讲错了两处：方志敏任主席的是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不是“政治委员会”；二十师师长由刘畴西兼，不是王如痴。对黄埔前辈学长刘畴西，王耀武的评价不是太高，相反却对没有进过军校、红军中土生土长的将领寻淮洲作出很高评价。

谭家桥伏击战是红十军团第一仗，关系军团能否在皖南立足之胜败存亡。刘畴西以二十、二十一师在伏击地域右侧担任正面攻击；置十九师于左侧，待正面打响后，截敌归路。

十九师未放在主攻位置上。原红七军团军团长、现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和十军团参谋长粟裕均执异议。认为十九师野战经验丰富，战斗作风顽强；而二十、二十一师组建才一年多，缺乏野战经验，担任主攻存在问题。

刘畴西却很自信。二十师、二十一师都是他的老部队，他认为战斗力强于十九师。他坚持原来部署。

12月14日，补充旅出发，以第二团为前卫，其余按直属部队、第三团、第一团的秩序，经乌泥关、谭家桥向太平追击前进。

红十军团隐蔽得非常好。王耀武的前卫第二团经过乌泥关、潭家桥时，路旁百姓有的在砍柴，有的在种地，有的在公路上行走，如平常一样。前卫团长周志道以为没有可疑情况，也未派部队严密搜索，部队浩浩荡荡继续前进。

机会很好，但开火却提前了。敌人团指挥部还未进入伏击地域，二十师、二十一师部分干部战士过分紧张，提前开火。敌人立即警觉，马上开始抢占路边高地，整个伏击战斗被迫提前。否则待敌团指挥部进入伏击范围后，首先打掉指挥机关，那么整个战局就会大不一样了。

王耀武、周志道等人，事后想起来惊出一身汗的，就是基于此种设想。

野战经验不足、特别是打硬仗经验和思想准备皆不足的二十师、二十一师连续向敌前卫团发起猛冲，企图一举将敌人压垮。攻势很猛，几次开展肉搏，敌前卫团团长周志道都被打伤。但两个师动作不一致，连冲4次也攻不下来。未放在主攻位置的十九师在山峡里一时又出不来，局势很快由伏击的主动变成被敌反击的被动。王耀武一面命令部队不许后退，一面调加强营和第三团的三营增加到第二团的正面作战，同时令第三团团长李天霞率该团主力向红十军团的左侧背猛烈反击，令第一团团长刘保定立派一部占领乌泥关，并坚决守住。

补充旅本来曾经是寻淮洲指挥的十九师的手下败将，此番红军三个师伏击它，最初它被打得措手不及，最后红十军团反被它打得措手不及。

乌泥关制高点的争夺战成为胜败的关键。十九师终于抽出来发动为时已晚的攻击。寻淮洲亲自领头奋勇冲锋。王耀武后来回忆这场战斗说：“红军三次冲锋虽都受到挫折，但斗志仍盛，其打败补充第一旅的决心并未动摇，又发起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冲锋。这次红军出动了七八百人，分三路冲过来，一路针对加强营，两路对着第二团中伤亡较重的第一、第二两个营。大有一鼓作气击溃补充第一旅之势，情况紧张、危急。”

王耀武亲到第一线督战，令各部集中迫击炮、机关枪的火力，向冲过来的红军猛烈射击，战斗极为激烈。他回忆说：“据第二团团长周志道报称，在敌人第四次冲锋中，发现红军有十几个人冒着炮火的危险去抢救一个人，抬着向后方走去，看样子，被抬走的这个人可能是敌人的高级军官。”

被抢救下来的，是在猛烈的冲击中身负重伤的寻淮洲。

人们都以为25岁当军团长的林彪是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其实寻淮洲1933年出任红七军团军团长时，还不满22周岁。寻淮洲是湖南浏阳的青年学生，参加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后，与陈伯钧、王良同为红四军三十一团三个有名的青年知识分子连长。三人当中陈伯钧、王良都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算黄埔六期，唯有寻淮洲没有进过军校。但他一直是红四军战将、黄埔四期生伍中豪的下级。从这位与林彪齐名的红军将领身上，寻淮洲学到了很多东西，进步极快。他19岁当师长，20岁当军长，1933年2月在第四次反“围剿”的黄陂战斗中，率红二十一军直插敌后截断蒋军第五十二师归路，为全歼该敌创造了条件，获二等红星奖章，受到中革军委的特别嘉奖。

粟裕回忆说：寻淮洲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青年军事指挥员；他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作战勇敢，机智灵活。

粟裕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中极有造诣的一员青年战将，当时尚年长寻淮洲5岁。

寻淮洲曾经5次负伤，谭家桥成为最后一次，因伤过重，在转移途中牺牲。

方志敏后来在囚室中写《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这样评价寻淮洲：“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同志，因伤重牺牲了！他是红军中一个很好的指挥员，他指挥七军团，在两年时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缴获敌枪6000余支，并缴到大炮几十门。他还只有24岁。”一位优秀将领，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