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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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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也为眼前的战局深感震惊。
一军团过去应付过无数困难的局面和包围,但总能先敌自主决定自己的意志,取得支配战局的主动地位。现在眼见军团部队处于敌人迂回包抄之中,还需要像钉子一样坚守阵地,自己的野战机动性全部失去。如此窘境,林彪头一次遇到。
长征路上林彪有两次最为紧张。第一次就是掩护中央纵队强渡湘江。
几天来,前后方的来往电报都标明“火急”、“十万火急”;但后方对催促前进的回答却总是“中央纵队向湘江前进”、“中央纵队接近湘江”,仍然携带着几十个人才抬得动的山炮、制造枪弹的机床、出版刊物的印刷机、成包成捆的图书文件、整挑整挑的苏区钞票……还在以每天20公里的速度前进。
11月30日深夜,在觉山铺的军团长林彪、军团政委聂荣臻、军团参谋长左权彻夜未眠,对着摇曳的马灯反复思虑了几个小时,给中革军委拍发了一封火急电报:
朱主席:
我军如向城步前进,则必须经大埠头,此去大埠头,须经白沙铺或经咸水圩。由觉山铺到白沙铺只二十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的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发扬,正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天继续抗敌。
这就是那封著名的“星夜兼程过河”电报。之所以著名,因为局面已到千钧一发之际。向来披坚执锐的红一军团,对自己的战斗能力还能支撑多久已经发生动摇。
这封电报给中革军委带来极大震惊。行军过程中前后左右不问断的枪炮声,使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的人们已经明白局面的险恶。但未料想险恶到如此程度。
接到一军团火急电报,12月1日凌晨一时半,朱德给全方面军下达紧急作战令,其中命令“一军团全部在原地域有消灭全州之敌由朱塘铺沿公路向西南前进部队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以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
两小时后3时30分,为保证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命令不折不扣地执行,中革军委副主席、三人团中的组织者周恩来以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名义起草电报: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中央军
军 委
总 征
局面极其严峻。以最高权力机关联合名义发报,且电报语气之沉重,措辞之严厉,为历来所罕见。
不能仅仅是宣告胜利的电报可以载入史册。林彪“星夜兼程过河”电报和周恩来“向着火线上去”电报,更叠现出我军那部既光辉灿烂又千曲百折的战史。
艰难奋战不再是一个抽象概念,在这里,它融化在了字里行间。
面对红一军团历史上空前的严峻情况,林彪在天亮之前给各部队下达命令,按照军委要求,12时前决不准敌人突过白沙铺!聂荣臻组织政工人员全部到连队,提出战斗口号:生死存亡在此一战!
林、聂光想着白沙铺了,未想到差点儿让李觉麾下的湘军端了一军团的军团部。
12月1日凌晨,敌军再次对觉山铺一线发起猛烈进攻。国民党《陆军第十六师于全县觉山沙子包一带剿匪各役战斗详报》记载:
本日拂晓,我李代司令率补充各团附炮兵,沿公路向朱兰铺、白沙铺攻剿。本师(十六师)第四十八旅附第九十三团,向刘家、严家之匪攻剿。师长率第四十六旅沿公路跟进策应。自晨至午,战斗极烈。我军在飞机炮火掩护之下,勇猛冲击,前仆后继……
不仅林彪会打穿插迂回,李觉的穿插迂回更加凶猛。湘军一部从一军团一师与二师的接合部切入,以浓密的树林作掩护,向右翼迂回到一师三团背后,包围该团两个营。左翼敌人也向红军侧后迂回。一、二团被分割截击,情势危急。
战至中午,敌人竟然迂回到了觉山铺南面隐蔽山坡上的军团指挥所。参谋长左权正在吃饭,警卫员邱文熙突然报告:“敌人爬上来了!”聂荣臻不信,以为是自己部队在调动,到前面一看,黑压压一片敌人端着刺刀,已经快到跟前了。
林彪拔出手枪。聂荣臻拔出手枪。左权丢下饭碗操起枪去指挥警卫部队。军团指挥所瞬间成了战斗最前沿。军团指挥员眨眼变成了普通战斗员。
红一军团部曾几次遇险。
第四次反“围剿”在草台岗围歼陈诚的十一师,一颗炸弹落到指挥位置,强大的气浪把正在写作战命令的林彪一下子抛到山坡下。林彪爬起来一看没有受伤,拍掉身上的土,继续书写战斗命令。
第五次反“围剿”一军团从大雄关向西南转移,在军峰山堡垒地带遭毛炳文第八师袭击,敌人冲到军团部前。林、聂带领身边的警卫员、炊事员和机关直属队人员投入战斗,一直顶到增援部队上来。
但最险的还是湘江这一次。
1942年5月,左权牺牲在抗日前线。林彪写了一篇声情并茂的《悼左权同志》:
多少次险恶的战斗,只差一点我们就要同归于尽。好多次我们的司令部投入了混战的旋涡,不但在我们的前方是敌人,在我们的左右后方也发现了敌人,我们曾各亲自拔出手枪向敌人连放,拦阻溃乱的队伍向敌人反扑。子弹、炮弹、炸弹,在我们前后左右纵横乱落,杀声震彻着山谷和原野,炮弹、炸弹的尘土时常在你我的身上,我们屡次从尘土中浓烟里滚了出来。
文章落笔时,他眼前一定出现了湘江畔那场血战。
活生生的、摒弃一切夸张、形容、粉饰的战争。
林彪一生没有留下什么像样的军事专著。他更不会似哈姆雷特那般在空寂幽暗的舞台上就自己的经历感受大段独白。从始至终他沉默寡言。在家乡林家大湾上学时,他曾给小学女同学林春芳写过一副对联:读书处处有个我在,行事桩桩少对人言。这两句话成为贯穿他一生的格言。只有在很少的场合、很少的文字之中,他才略微表露出自己的真情与心迹,《悼左权同志》是其中之一。
四、蒋介石仰天长叹:“这真是外国的军队了!”
中央纵队在12月1日中午以前渡过湘江并越过桂黄公路。
一、三军团在两侧硬顶,五军团在后卫硬堵,红军主力部队硬是用热血浇出一条愈见狭窄的通道。湘江江面,殷红的鲜血伴随着撕碎的文件、丢弃的书籍、散落的钞票,汩汩流淌。
彭德怀晚年回忆这一段时说:“一、三军团像两个轿夫,抬起中央纵队这顶轿子,总算是在12月抬到了贵州之遵义城。”
当时彭德怀已在“文化大革命”中身陷囹圄,回顾这一幕,仍如释重负。
湘军刘建绪给红一军团予拦截;桂军白崇禧给红三军团、红八军团、红九军团予侧击;中央军周浑元予红五军团以尾击,造成红军的重大伤亡。
五军团三十四师、三军团六师十八团被隔断在河东。
八军团二十一师完全垮掉。二十三师严重减员。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冒着弹雨蹚过湘江时,身边只剩一个扛油印机的油印员。整个军团损失三分之二,剩下不到2000人。十几天后,八军团建制撤销。
江西苏区著名的少共国际师也基本失去了战斗力。
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86000余人,至此损失过半。
在通过湘南郴州、宜章间第三道封锁线时,彭德怀曾建议三军团迅速北上,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迫敌改变部署;同时中央红军其他部队进占湘西,在溆浦、辰溪、沅陵一带建立根据地,创造新战场,“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红军到底还是进入了西延山脉。三十多年后,彭德怀还在感叹未采纳他的方案。
并非所有失误都可归入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薛岳率领的中央军九个师就在北面并行追击;曾经失守长沙的何键更是将主力云集衡阳,严防红军北上进入湖南腹地。历史如果能够再走一遍,那么从湘南北上,前途只会更加凶险。
黄克诚回忆说:“桂系军队不仅战斗力强,而且战术灵活。他们不是从正面,也不是从背后攻击我军,而是从侧面拦腰打。广西道路狭窄,山高沟深林密,桂军利用其熟悉地形的优越条件,隐蔽地进入红军侧翼以后,突然发起攻击,往往很容易得手。而我军既不熟悉地形,又缺乏群众基础,所以吃了大亏。”
本来还要吃更大的亏。
中央红军冲过湘江后,进入西延山脉。桂军依仗道路熟悉,当红军还在龙胜以东时,桂军第七军二十四师已抄到前头,先期赶到龙胜。该师参谋覃琦建议:迅速攻占入黔通道马堤北坳,截断红军去路,将其包围于马堤凹地歼灭之。
马堤地区是由南向北的狭长隘路,东西两侧重山叠嶂,无路可攀。北路若被先期赶到的第七军二十四师截断,南路又有夏威十五军部队追击,红军既无攻坚兵器,又难寻到粮食,困于狭长谷地,局面可想而知。
但二十四师师长覃联芳不用此案。他说:“总部(白崇禧)的作战计划是放开入黔去路,使红军迅速离开桂境,堵塞中央军入桂剿共借口。本军进出义宁、龙胜,主要任务是防止红军向三江方面侵入。依你的意见,纵能将红军围困于一时,他这样大的兵力,岂能立即歼灭?倘逼考虑跳墙回头同我硬碰,造成鹬蚌相持,给中央军入桂之机,获渔人之利,这与总部的作战计划相违背,断不能行。”
覃联芳师没有采取积极行动。其以防守态势监视红军大队通过后,才攻占马堤北坳,截击红军后尾四百余人。
桂军确实给红军造成很大的损害。但从实质上看,中央红军通过桂境时,桂军的攻击仅属于尾击和侧击。少部分想推动红军早日离境,多部分则是为了应付蒋介石。其让开防堵正面,放开红军西进通道才是关键和实质。
作为对11月28日蒋介石指责桂军让路电报的回答,白崇禧12月1日给蒋介石拍发了一封颇不客气的电报:
“钧座手握百万之众,保持重点于新宁、东安,不趁其疲敝未及喘息之际,一举而围歼于宁远、道县之间,反迟迟不前,抑又何意?得毋以桂为壑耶?”
同一天,桂军第七军覃联芳师与从清水关进入广西的中央军周浑元部万耀煌师发生冲突。这次覃联芳的攻击精神极强。部下通过衣服颜色已经辨明是中央军,覃联芳仍说:“即使是中央军,也不能放过”,派出一营兵力攻击前进。万耀煌师不意之间遭覃师两面突袭,急向关外撤退,但先头部队一个连还是被桂军包围,就地缴械。
虽然最后双方皆以误会互相致歉,桂军发还所缴枪械了事。但周浑元从此不敢再入桂境,只有率队绕个大弯,从湘境的东安追击红军。
桂军一俟红军主力通过后,立即以主力由龙虎关突至灌阳的新圩,俘获红军的一些掉队人员、伤病号及挑夫,还雇用一些平民化装成“俘虏”,拍成“七千俘虏”的影片,既送南京给蒋介石看,又送各地放映,宣传桂军之战绩。
蒋介石毫无办法,后来只得严饬桂军向贵州尾追,不得稍纵。白崇禧令第七军廖磊依中央军之前例,与红军保持两日行程。于是廖磊便在红军后卫董振堂红五军团之后徐徐跟进,而且到独山都匀后,便全军停止,不再前进。蒋介石坐镇贵阳,急电廖磊星夜兼程,廖复电曰:“容请示白副总司令允许,才能前进。”
蒋仰天长叹:“这真是外国的军队了。”
他忘记了亲自对薛岳交代的话:“此次中央军西进,一面敉平匪患,一面结束军阀割据”;这就是王建平告白崇禧的“一举除三害”之计。
允许自己的两面,不允许别人的两面?
他们的目光主要集中在陈济棠、白崇禧和何键三人身上。粤、桂、湘军阀为维护割据地位,在红军不深入其腹地的前提下,故意为红军让开西进通道,以免中央军渗透其势力范围。
陈济棠一心想尽快送红军出粤,事前就与红军有秘密协议;
白崇禧一心想尽快送红军出桂,在红军主力逼近时突然闪身让出通道;
何键之湘系虽与中央军通力合作,追剿奔走最力、部队行动最积极,但军事部署也一直是前轻后重。愈入桂境兵力愈薄,愈入湘境兵力愈厚,随时准备将锋头缩回来,防止红军进入湘境。他防范的重点一直是湖南段湘江,而非广西段湘江。他大军云集湘境,只是垒金字塔一般向桂北全州探出一个塔尖。
何键也是一心想尽快送红军出湘。
陈、白、何三人同床异梦,却又异曲同工。
即使担任追击的中央军的薛岳部,也在用一种不远不近、不紧不慢的方式和红军保持两天路程,耐心等待红军尽可能多地与粤军、桂军、湘军相拼,以收渔翁之效。
蒋介石的高级幕僚们把这称作“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即追堵部队中谁也不愿意猛追强堵。
这就不是一般意义上军人所能够理解的战争运作了。
很少有作战计划像蒋介石精心炮制的湘江追堵计划这样周密完备,但也很少有作战计划像这个计划那样,从一开始便注定要失败。
真正的败因却正在蒋介石。他那种图以湘、粤、桂地方势力消耗歼灭红军主力,而中央军作壁上观的一箭双雕、两败俱伤的精心算计,最终害及其身。就是派去长追的中央军薛岳部也并非蒋介石真正的嫡系,不过是嫡系中的杂牌而已。真正起家的本钱,他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动用了。1934年10月被追出了中央苏区的红军,如同1927年4月12日被追出了城市的共产党人一样,他认为不再是他的主要对手。
所以很少有作战计划像蒋介石精心炮制的追剿计划那样周密完备。但也很少有作战计划像这个计划那样,从一开始便注定要失败。
他又一次犯了一个与1927年一模一样的错误:轻视了他的掘墓人。
1938年10月,武汉保卫战失败,白崇禧由鄂西去长沙。途中所乘汽车故障,下车在路边等待。恰逢周恩来也过此地,两人不期而遇。
周恩来与白崇禧早就相识。1927年他们两人一个是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总指挥,一个是“四一二”政变中缴工人纠察队枪支、向示威人群开枪的上海戒严司令;1934年一个是指挥强渡湘江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兼中央红军总政委;一个是指挥防堵湘江的桂军总指挥,早就是不打不相识。
周恩来邀请白崇禧上他的车。日军先头部队离此已经不远。
白犹豫再三,方才上车。
两人一路上谈了很多,包括湘江之战。
白说:“你们未到广西,我很感激!”
周答:“你们广西的做法,像民众组织,苦干穷干精神,都是我们同意的,所以我们用不着进去。”
湘江,不管是为它浴血奋战也好,还是以它谈笑风生也好,即使浴血奋战的人和谈笑风生的人都不在了,它也仍然在汩汩流淌。
五、军人与政治
与白崇禧对待中央军的蛮横态度相比,何键带领刘建绪、李觉等湘军悍将便配合得多了。即使如此,湘军在蒋介石那里也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南昌行营的智囊亲信们对湘军战报不屑一顾,认为何键、刘建绪作战一贯耍滑头,现在不过是逃避湘江失守之责。
对何、刘来说,不冤也冤,冤也不冤。
何键先对红军主攻方向判断失误,把主力集中在黄沙河;后又不愿前出全州过远,填补桂军空隙,也起到了给红军保留通道的作用。李觉后来回忆说,“我们对堵截红军是谁也没有信心的。湖南方面的想法,只是如何能使红军迅速通过,不要在湖南省境内停留下来,就是万幸”,也有一定道理。
何键在抗战期间被解除兵权,闲住重庆。有人看他寂寞,推荐一本《延安一月》。他看过后沉默良久,最后说:“共产党组织民众,唤起民众是扎实的,毛泽东真有一套理论和办法。”
他忘记了当年在宁远清乡时说过的话:“不要放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如遇紧急情况,当杀就杀;若照法定手续办事,上面就不好批了,共产党的祸根就永远不能消灭。”也忘记了当年派人挖毛泽东的祖坟。
从1929出任“湘赣两省剿共代总指挥”起,到1930年组织“平浏绥靖处”、公布“十大杀令”进攻苏区,1932年纠集三省部队组织“湘粤赣会剿”,1933年第五次“围剿”中任西路军总司令,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后任“追剿军”总司令,1935年初出任湘鄂川黔边区“剿总”军第一路军总司令,何键一生不知出任了多少个“剿共”职务,可谓双手沾满共产党人的鲜血。
红军长征,他任追剿军总司令内,还分电各军“除南昌行营原定拿获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各赏十万元外,如在湘境长追拿获者,另增赏五万元。”
他把未能付出去的赏钱,买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书。
在重庆闲居无事,何键居然穿着上将军装、坐小轿车去了一趟七里岗新华书店,买回二十多本马克思、列宁的书和毛泽东的书,想仔细研读一番。
戴笠得知,一个电话打来。何键心慌意乱,急忙把书塞进了火炉。
何键当年在湖北陆军第三中学学习期间,一次考几何,他勉强做完试题后,在试卷空白处大加发挥,写上“春秋几何?人寿几何?几何而求贫贱耶?几何而大富贵耶?”阅卷的几何老师当着众学员的面问:“何键在《几何学》考卷上写了几多‘几何’?”从此成为学员中常常谈起的笑料。
他终生信命,晚年终于想问自己一句:反共到几何?
自从烧了书之后,他便不再关心世事,一心钻研佛学,修行坐道。
双手沾满鲜血的何键放下屠刀后,也颇想“立地成佛”了。
1956年4月25日,何键因脑溢血死在台北。
何键想成佛,刘建绪则想投共。
1949年8月13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向全国进军的时候,从福建省主席退下来的刘建绪与黄绍竑、贺耀祖、龙云、刘斐等44位在香港的国民党立法委员和中央委员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宣布脱离蒋介石政权,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声明中说:“中山先生的遗产竟给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所劫持。由于他们谬误的领导,致使中国国民党晚近的措施,与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及其政策愈趋愈远。他们投靠于帝国主义的怀抱,而高唱民族独立;他们走向法西斯的暴力独裁,而高唱民主自由;他们集中全力于发展官僚资本,而高唱民生改善。这是何等的讽刺,何等的荒谬!”
刘建绪还不想被时代抛弃,所以他不得不在其上签字。但这份别人起草的声明每个字飘过他眼前时,也将他与共产党作战的历史带到了眼前。
1929年1月,他兼湘赣两省“剿匪”总司令部第五路司令,曾以优势兵力对脱离井冈山的朱毛红军进行长程追击,那正是朱毛红军最为困难的时期;
1930年10月,任“平浏绥靖处”处长,率十五、十六、三十一师进攻苏区,并颁布“十大杀令”,对苏区人民实行血腥屠杀;
1933年7月,兼赣粤闽湘鄂“剿匪”军西路第一纵队司令,参加第五次“围剿”;
1934年冬,兼任“追剿”军第一路司令,在湘江给中央红军造成重大损失;
1935年春,改任“剿匪”第一路第五纵队司令官……
声明中的这句话最叫刘建绪心痛:“无疑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新民主主义已经变成人民大众所接受的建国指针。”作为一个跟随蒋介石“围剿”红军多年的战将,他对自身又何尝不感到“何等的讽刺,何等的荒谬”!
声明发表后,中共方面电邀诸委员北上参加人民政协工作。签了字的刘建绪却未去,用同样未去的李默庵的话说就是:与共军作战多年,国内主要战斗均皆参加,如今投向人民,并无微功实绩可以自赎,仅凭一两次声明,迹近投诚,混迹其间,有何意味。
那份声明说:“我们应当彻底觉悟,我们应该立刻与反动的党权政权决绝,从新团结起来,凝成一个新的革命动力,坚决地明显地向人民靠拢,遵照中山先生的遗教,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合作,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发展而继续奋斗,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
但刘建绪留在了香港,没有回大陆。
不久,哪怕过着闭门不出的隐居生活,香港也留不住了。他们被李宗仁的广州政府开除了党籍,又遭台湾的蒋介石通缉。9月19日,担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多年的杨杰在香港寓所被国民党特务枪杀。刘建绪等大受震动,一月数惊,惶惶不安。港方通知难以保证他们的安全,最好离港,免遭不测。
香港待不下去了,但仍然不去大陆。
黄埔一期,最先占领红都瑞金的李默庵去了阿根廷。
保定三期,在湘江几陷红军于绝境的刘建绪则去了巴西。
离港之前,他向台湾国民党政府申请出国护照,台湾方面要他更正列名通电之事,他照办了,声明:“将信奉三民主义终生,反共到底!”
拿到护照的刘建绪,内心那种无绪与失衡,恐怕是局外人永远难以会意的。
他在巴西自办了一个小农庄,除读书看报纸外,也干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晚年常抒发思乡之情,托人打听家乡的音讯。
1978年3月,当新中国开始一个新时期之时,这位不得归的湘军宿将病逝于外域。
刘建绪最后留有遗嘱,望其子女有一日能将其遗骨移葬醴陵。
那是当初他跟着何键游击起家的故乡。
相较之下,唐生智的得意门生、何键的长门女婿、刘建绪的得力干将李觉最为幸运。他参加了湖南起义,解放后在湖南省人民政府任职,后调全国政协工作。粉碎“四人帮”后,李觉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晚年与其夫人何玫过着安静舒适的生活。
但他也有埋藏在内心的苦衷,而且所埋甚深。
为文史资料写回忆文章,李觉从来不提及湘江战斗。实在回避不过了,便说当时部队“士气不高,行动缓慢。当我率领第十九师到达永州时,中央红军已通过广西全州向湘黔边境前进”。
永州距全州二百余里。李觉说他是在二百多里外眼看红军突过湘江防线的。后来薛岳率中央军过河猛追,“湖南方面可说是松了一口气”。
写到这里,他本人肯定也松了一口气。
李觉利用了他的十九师留在何键身边,未赶到全州前线这一空当。十九师未上前线,师长李觉却上了前线这一事实,他始终不愿坦白出来。
因为李觉这样写,一些政协委员们便都采用了他的说法。当年薛岳司令部的上校参谋李以劻也说:“李觉的第十九师和陶广的第六十二师尚在零陵至全州黄沙河途中,未及赶到”,于是李觉任师长的十九师未及赶到就成了李觉本人未及赶到,指挥全州觉山战斗的便成了十六师师长章亮基,李觉悄悄地从那场打得天昏地暗的血战中脱身出来,未参加湘江战斗的说法几成定论。
不是不可以理解。有些实话,特别是对红军主力一军团造成那样大的伤害,以他一个起义将领的身份要全讲出来,也委实太难。
让李觉露出马脚的,还是国民党。
据国民党《陆军第十六师于全县觉山沙子包一带剿匪各役战斗详报》记载,全州堵截战的具体部署是:
本路(追剿军第一路)军,以李代保安司令觉指挥第十六师全部、补充总队4个团,陈子贤旅(欠1团)及山炮1门,步兵炮2门,除以1团固守寨墟相机出剿外,余由全县附近及飞鸾桥、小水洞一带,沿全兴公路西进,向匪攻剿。
11月29日记载:
本师奉李代保安司令命令:除以一团仍固守寨墟相机出击外,其余附山炮一门、步兵炮两门,于29日晨,分由飞鸾桥、小水洞出发,向全兴公路攻剿前进。李代保安司令率补充各团及陈旅(欠一团),在本师后跟进策应。
11月30日记载:
师长(章亮基)指挥第四十六旅附山炮一门,步兵炮两门,沿全兴公路向沙子包、觉山一带攻剿。我李代司令仍率补充团沿公路跟进策应,并令陈子贤旅(欠一团)向漓水公路间地区搜剿前进,掩护我左侧安全。……我各部与匪相互冲锋肉搏,战斗至为惨烈。正激战间,李代司令率补充团赶到,遂派兵一部向匪右侧急袭,我空军同时向匪轰炸。迨至酉刻,我各部官兵虽伤亡甚众,而战益奋勇。
12月1日记载:
本日拂晓,我李代司令率补充各团附炮兵,沿公路向朱兰铺、白沙铺攻剿。
……
还有什么可说的?李觉不仅全过程参加,而且全过程指挥了湘江战斗。不是“士气不高,行动缓慢”,而是士气颇高,行动颇速。
被国民党资料披露的这些事实,其实仍然鲜有人知道。这些资料夹在当年若干个战斗报告之中,翻出来也像大海捞针。而且语言枯燥又公式化,还多是国民党方面的军事术语,描述的更是今人完全陌生的事情。所以出版社把这些国民党的资料凑在一起也不为赚钱,用很差的纸张印刷、很小的印数出版就完成任务了;不指望个人购买,只拿去做图书馆的收藏。
正因如此,今天在这里讲的,其实仍然是李觉的秘密。
我们在小范围内揭开这个秘密,不是想让已经在另一个世界的李觉不得安宁,而是想说明矛盾的两个方面。从这两个方面入手,相信李觉对真情的隐瞒可以获得后人的理解。
单纯从军事上讲,李觉率领的湘军十六师、补充总队一、二、三、四团等部11个团向红一军团5个团进攻,兵力优势不是很大;其中4个补充团皆是湘军的地方团队,装备、训练也并非很好。指挥这样一支部队,对红军主力一军团的正面攻击如此凶猛顽强、两翼穿插如此大胆果断,造成一军团这支红军头等主力部队前所未有的窘境。今天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当年想用烧热的老姜烫出胡须的学生官,表现出了很高的军事造诣。而对擅长野战、擅长在运动变化中灭敌的林彪来说,搞要点固守,恰恰正为其短。
但从政治上看,如此穷凶极恶地阻挡代表中国未来的红色铁流前进,就属于开历史倒车的反动透顶的反动派了。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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