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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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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围长征这个第五次反“围剿”的结局,在广昌已经奠定。

红军在广昌的确战败了。因为失败,出现了一些不准确的说法。例如说在战前就提出了口号:“为着保卫广昌而战,这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亡”。其实这些口号是4月28日《战斗报》发布的。发布之日,红军已经退出了广昌。

又有文章说:“博古和李德害怕敌人突破所谓根据地的门户广昌,荒谬地提出要‘把广昌变成马德里!’‘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广昌!’”这就偏离当时的事实更远了。西班牙内战发生在两年之后。没有人能够用1936年底发生的保卫马德里战斗,来形容1934年4月的广昌保卫战。

李德的作战指挥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巨大,事实已经铁一般地摆在了那里。脱离了事实的感情升华和添油加醋,只能使想真正总结出经验教训的人们,陷入另外一种迷雾。

李德的翻译之一王智涛说:“他是由上海那个真正军事顾问派来打前站的。”

如果来苏区的不是假顾问李德,而是真顾问弗雷德,中国革命的运气是否能够稍微好一些呢?

正式顾问弗雷德1933年春天来华。他在中国时间虽短,却于6月13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给中央苏区一封著名的“长电”,指示红军今后作战方针。他反对集中使用兵力,主张两个拳头打人,要求红军以主力组成东方军,打通福建出海口,获取苏联可能的武器支援。

连国际代表尤尔特和还未出发去苏区的李德都认为他的想法不切实际。

即使如此,弗雷德对提出异议的苏区中央局还去电严厉申斥:“必须时时记着:我们不能允许以讨论或含糊的步骤来浪费我们的任何时间。”

有个正式头衔,说话口气便不知比李德强硬出多少倍。

为了弗雷德不切实际的空想,红一方面军只有按照其意由一、五军团组成中央军,留守原地,以三军团为基干组成东方军东出福建。

幸亏弗雷德来华时间不长。否则“长电”之上再加几封“长电”,李德之上再多个弗雷德,中国工农红军的命运便真要雪上加霜了。

弗雷德来去匆匆,1934年春天便离开中国。

他后来成名于西班牙战场。真正的“保卫马德里”去了。看来他在那里更有成绩,人们称他克勒贝尔将军。

欧洲更适合于他。

李德也是如此。

李德的身影中,人们总看见博古。博古的错误里,最大的又是李德。

李德的另一个翻译伍修权回忆说:“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而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国同志本身。”

国际只允许他有建议权。但他最后有了指示权、决定权。那不是共产国际的决定,而是中共中央的决定。

有人说,博古当时抓住李德,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话说得刻薄了一些。不懂军事向别人请教,无可非议,哪怕被请教者是个外国人。如果仅仅如此,也许中国革命史和博古、李德的个人历史,会有另外一种写法。

起初的确局限于请教。但后来则想把自己的某些东西塞到里面。借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招牌、借共产国际的身份帮助自己压台,压人。于是李德变成了钟馗,用他来“打鬼”——威吓那些在革命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坚持红军独特战法的人。

首当其冲者自然是毛泽东。

当时的左倾中央,无一人想起要向苏区中自己的同志请教。

1929年,李德刚刚成为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一名学员,彭德怀、林彪等人已经完成了他们那段最艰难困苦的战争实践;

1932年春天,李德从军事学院毕业,江西革命根据地已经完成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毛泽东军事路线已经完全形成。

为什么不信任自己的将领、自己的理论,偏要请来一个李德呢?

从地理气候上说,中国经常是东南暖湿气流与西北干寒气流的交汇地点。1931年这两股气流在上海碰撞得分外猛烈:新加坡生成的热带台风卷走了牛兰夫妇,西伯利亚南下的强劲气流却把奥托?布劳恩送到了中国。

历史链条的某些环节,总由一些既五光十色又啼笑皆非的怪圈组成。没有那个倒霉的共产国际信使在新加坡被捕,本已曲折艰难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又何用再添上一位李德。

要说命运的话,这是李德的命运,也是中共的命运。

二、彭德怀?蔡廷锴?宋美龄

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三遇其险。

一遇于彭德怀。

二遇于蔡廷锴。

三遇于宋美龄。

当时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邓文仪回忆:

在福建叛变行动才发生的时候,江西的共匪,以彭德怀为指挥,发动了一次空前的大兵团钻隙远袭,围攻蒋委员长在江西临川的前进指挥所的冒险的战争。当时剿匪的部队,都分散在赣西南及赣东北,与匪军对峙,时有或大或小的战斗,在赣中临川(抚州)委员长前进指挥所附近,几乎没有成团的军队防守,只有不到一营或二营的警卫部队。因为是南昌委员长行营的中心地带,一般认为是安全的军事区域,想不到共匪竟能实行这样一次的奇袭作战,当时的情况,危急万分,如果共匪奇袭成功,整个大局就将面目全非,而两场战争都将无法进行、同时失败了。

……彭德怀以其指挥的第一集团军,加上第三、第五集团军的大部,在很短时间内,绕道山岭昼伏夜行,衔枚疾走,一支十万人以上的匪军,竟在不知不觉中,出人意料之外,到达了江西中部的临川附近。他以一部部署在赣东北黎川方面,阻击我汤恩伯兵团救援。而以主力包围攻击临川委员长前进指挥所。指挥所设在临川第八中学,委员长这时正在那里指挥前线作战。有一天晚上,临川附近发生枪声,经过短期的侦察,便知道了共匪有很大的部队到达赣东北与赣中,抚州空虚,危急万状,南昌后方没有军队可以增援。幸赖蒋委员长指挥若定。沉着应战,一面命令赣东北的汤恩伯兵团攻击当面匪军主力,同时要他迅速派兵,到抚州附近增援解围。这时冷欣指挥的第四师、宋希濂指挥的第三十六师等约5个师兵力,都是能征惯战部队。他们接到命令,听到委员长指挥所被围的消息,都是英勇奋进,冒一切恶战苦斗的行动,以劣势的兵力和共匪作战,幸赖将士用命,他们竟把彭德怀的主力囊括住了,而且节节胜利。……经过不到一周之恶战苦斗,彭德怀部脱离战场,逃逸无踪,来如洪水猛兽,去若流水落花,这场战争,可谓有惊无险,胜得很轻松。

邓文仪所讲的是红军的浒湾、八角亭战斗。当时一定极为惊慌的邓文仪,连着搞错了几件事。红军进攻发生的时间并不在福建事变中,而在事变之前。彭德怀的兵力也不是十万,而是不足两万。蒋军以九十八师防守临川,以第四师、三十六师、八十五师参加战斗,兵力不但不处于“劣势”,且两倍于红军。

但邓文仪也说出一些真情。当年幸存下来的浒湾战斗参加者,也不知道后来被指责为李德式硬拼仗的浒湾战斗,竟然差点儿端掉了蒋介石的老巢。如果他们知道当年长途奔袭的红军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中,竟然挺进到距蒋介石设在临川第八中学的前进指挥所仅30公里的地段,那颗已经衰弱的心脏,也要突然间像年轻人一样怦然跳动几下的。

对红军来说,奔袭浒湾,确实是一个大胆的战役行动。但行动的目的不像邓文仪所述“围攻蒋委员长在江西临川的前进指挥所”。红军并不知道蒋介石在临川指挥作战。中革军委的设想是以红七军团深入抚州地区活动,牵动围攻苏区的南进之敌回援,然后运用主力一、三军团与回援之敌在运动中决战。

11月11日,红七军团发起浒湾战斗,攻击未能奏效,敌向浒湾方向紧急增援。12日,红三军团投入战斗,攻击也未能奏效。13日凌晨发动总攻,攻击动作也不一致,天明以后敌机12架前来支援地面部队,低空猛烈轰炸扫射。

当时任红七军团参谋长兼二十师师长的粟裕回忆说:

这是一场恶战,这次作战从战役指挥到战术、技术上都有教训。战役指挥中通信联络差,军团之间未能协同配合,当三军团迂回到敌后,向敌人猛攻时,我们不知道;而当敌人向我们这边猛攻时,三军团又不知道,所以未能配合上,打成了消耗战。从战术上看,敌人在向我发起反击时,派飞机、装甲车协同步兵作战,这是红七军团未曾经历过的。五十八团团长是一位打游击出身的干部,人称“游击健将”,打仗很勇敢,但从来没有见到过飞机轰炸的场面。敌机集中投弹,他叫喊:“不得了啦,不得了啦!”其实他不是胆小怕敌,而是没有经过敌人空袭的场面。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这次敌人以两辆装甲车为前导冲击他们的阵地,部队一见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

粟裕是我军著名的常胜将军,常胜将军却爱如数家珍一般回忆曾经历过的失败,尤其是重大失败。“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决不能说是光荣记录。

但记录历史,不是只记录光荣。

正是这样,我们这些后人才更加懂得,胜利从何而来。

浒湾、八角亭战斗历时3天,毙伤敌人520多人,红军伤亡和失踪合计1095人,伤亡重大。

蒋介石却受刺激重大。

邓文仪回忆:

当前面战争紧急的时候,委员长除了紧急指挥前线军队作战之外,内心也很焦急。因为抚州空虚,增援部队不能迅速到达,万一匪军主力急攻抚州,实在无法以空城计对付彭德怀。曾想令南昌行营派来水上飞机,迎接统帅回南昌去。某天下午,委员长带卫士二三人与我散步到抚河畔,侦察水上飞机起落场所,行进途中委员长对我说:剿匪部队师劳无功,作战不力,危急战况,竟在抚州附近发生,证见我们的剿匪部队,已无能力战胜共匪,说罢连连慨叹。

这一几乎击中国民党军神经中枢之举,令蒋介石沮丧不已。

更令他沮丧的事情来了:“闽变。”

对第五次“围剿”准备极为精心、极为充分的蒋介石,几乎将一切都考虑到了,就是没有考虑到彭德怀奔袭浒湾,没有考虑到“闽变”——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发动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

十九路军本来是“围剿”的东路力量,负责扼守闽西及闽西北地区,阻止红军向东发展。东部防线的突然崩塌,精心策划的第五次“围剿”几乎全盘泡汤。

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回忆,蒋介石在抚州得知“闽变”消息,神色异常紧张,深恐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好几次与晏道刚同坐汽车时,忽而自言自语,忽而挥拳舞掌。一个人坐在房子里时,便不时掏出自己写的“剿匪手本”,翻到后面的军歌,竟独自高声歌唱起来。

蒋介石刺耳的歌声一起,侍卫长宣铁吾就跑去找晏道刚,说老头子又发神经了。

据蒋介石身边人回忆,蒋失去控制一个人唱歌,在中原大战结束后有过一次。那是打垮冯玉祥、阎锡山后得胜而归,靠在车子里不停地哼小曲,还随手向沿途士兵、难民撒钱慰劳,欣喜之状,殊非一般。哼又哼不成调,惹得周围人欲笑不敢。

这回因蒋光鼐、蔡廷锴,他又唱起歌来,但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他的阵脚乱了。

其实对福建事变中新成立的“生产人民党”、“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上红下蓝中间嵌一黄色五星的“国旗”,甚至新颁发的对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的通缉令。蒋介石并不多作看中。

他看中的是蔡廷锴指挥的那5万军队。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蒋介石早掌握得十分深透。

如果这5万军队与江西10万红军合股,第五次“围剿”计划将破产不说,闽赣结为一体后凭借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系,加上十九路军掌握控制的福建出海诸口,外来援助直接进入,后果不堪设想。

蒋介石深知出海口与外援的关系。当初若不是靠广州出海口源源不断得到苏联军火的接济,黄埔建军、北伐准备皆无从谈起。

他必须转过头来,首先收拾蔡廷锴。

谈“闽变”,必须谈蔡廷锴。

人类最大的恐惧也许就是面对死亡。所以尽管帷幄中决胜千里与沙场上冲锋陷阵皆可谓军人之勇,但再没有比“敢死队”这个词,将军人之勇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所以无人不知工农红军中那个多次出任敢死队长的许世友。

国民革命军中,也有一个多次出任敢死队长的蔡廷锴。

1922年5月,孙中山在韶关督师北伐,分兵三路进入江西。攻赣州城十日不克,北伐军伤亡很大。粤军第一师挑出身材高大、作战勇猛的四团三营十一连上尉连长蔡廷锴担任敢死队长。蔡率领敢死队员一百余人,凌晨4时向守军方本仁部防守薄弱处发起冲击,7时将敌阵冲破。

后继部队迅速跟进,古有“铁城”之称的赣州遂被北伐军占领。

1923年5月,粤军第一师与友军合攻肇庆。守敌沈鸿英部坚守顽强,血战五六天,仍攻城不破。蔡廷锴再被挑出担任敢死队长。次日凌晨,地雷队将东城城墙炸开一个缺口,蔡立即身先士卒,带领敢死队向缺口猛扑,与敌展开肉搏战。后继部队在敢死队引导下涌入城池,全歼守敌,克复肇庆城。

蔡廷锴从军多年,除本人多次担任敢死队长外,所部在行军作战中,也多为先锋。他官至团长师长在战斗中还亲率预备队冲锋,是粤军中著名的猛将。

谁能想到这位猛将13岁学的是耕田,14岁学的是缝衣,15岁学的是兽医。他在家乡最早的名声不是打仗,而是医牛。凡经他医治的病牛,十有九愈。

不是那个时代,广东罗定县龙岩乡不过多了一个贫苦兽医而已。蔡廷锴耳边响彻的就是牲口的嗥叫,不会是弹雨呼啸了。

那是一个到处都有激情像干柴一样燃烧的时代。每一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都是一次对历史的颠倒,也是一次对人们原本位置的颠倒。这种现象尤其多见:出身富家的加入了共产党,为穷人争天下;出身贫苦者却加入国民党,为富人保江山。

蔡廷锴就属于后者。

1927年8月1日,他被迫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虽然担任了南下部队左翼总指挥,但他是不情愿的。部队至进贤县,他便乘混乱之机清理掉队伍里的共产党员,脱离了起义军。

蔡廷锴的突然叛离,使起义队伍的南下计划受到严重挫折。

出身贫苦的蔡廷锴在和贫苦人组成的工农红军作战中,极其顽强。

第三次“围剿”中,蒋介石因粤变实行总退却。转入追歼的红军选定蒋鼎文的第九师和蔡廷锴的六十师、六十一师作为打击目标。

蒋鼎文师为蒋军嫡系,红军未集中主力便歼他一个旅,俘两千人枪;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军主力彭德怀之三军团、林彪之红四军及方面军直属红三十五军打非嫡系的蔡廷锴,未料到竟打成了一场持续数日的血战。

战场在距离兴国40里的高兴圩。从白天到黑夜再到白天再到黑夜,红军反复发起冲击,双方数十次用刺刀拼刺。

放牛娃出身的红军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驱策战马,挥舞战刀,身先士卒率队奋身冲击;

医牛出身的蒋军一军团代总指挥蔡廷锴手持双枪,声嘶力竭,亲率指挥部人员压在第一线督战。

红军乘连战连胜之威,蔡军倚从未败北之势,双方都拼了老命。

激战中蔡军几番全线动摇。其六十师师长沈光汉擅自向兴国方向逃去十余里,军团部人员和蔡的随员都有人逃跑;无线电不再发出战斗命令,而是拼命向周围部队紧急呼救。蔡廷锴几番想拔枪自杀,但一转念“横竖一死,未到红军俘我之时,先死殊不值”,又纠集残兵拼杀下去。

高兴圩血战,成为红军第三次反“围剿”中持续时间最长、战况最烈的一次战斗。特别在徒涉高兴圩以西河流时,红军伤亡重大。红三军团四师师长邹平、红四军十一师师长曾士峨均不幸阵亡。

毛泽东1956年在八大二次会议讲话坦承指挥过四次败仗,第一个就在高兴圩。

国民党政府战史汇编在《关于第三次赣南“围剿”之经过情形》的作战总结中,更称高兴圩战役“实为剿匪以来最胜利最激烈之血战”。

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军主动退出战斗。蔡军也因伤亡过大,未加追击。

红军低估了蔡军的战斗力,低估了蔡廷锴的作战意志与决心。

红军领导人不知道,与蒋介石不同的是,蔡廷锴在日本人面前照样很硬。

高兴圩血战后一周,“九一八”事变爆发。蔡廷锴在赣州率部誓师,要求抗日,反对内战。率十九路军驻防上海后,日本海军陆战队大量增兵。1932年1月22日,日本领事村井提出要十九路军后撤30公里,蔡坚决不允。1月24日,军政部长何应钦来沪与蔡面谈。

何说,现在国力未充,敌方提出要我后撤,政府本应拒绝,但为保存国力起见,只有不得已忍辱负重。十九路军可后撤,政府拟以外交途径解决。

蔡说,驻地是我国领土,撤退殊无理由;政府要撤,请不限于敌方要求,调我全军离开京沪路,我当绝对服从。

何应钦碰了钉子,张静江便出马,约蔡廷锴在杜月笙家面谈。张说,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望体念中央意旨,避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

蔡廷锴一听这话,脖子一挺说,上海是中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帝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张先生也是中国人,请接纳此意,向蒋总司令报告。

有蒋介石老师之称的张静江,平素在国民党圈子内颇具权威,却在这个敢死队出身的蔡廷锴面前闹了个大红脸。

“九一八”事变留给中国人的是屈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词曲悲切,事实却更悲切:19万东北军面对19000关东军,不战而退。丢了东三省,张学良向全国老百姓交代的,仅凭手中一纸蒋介石的不抵抗电报。

“一?二八”事变却让日本人看到了抗争。日本人面前不再是张学良,是敢死的蔡廷锴。

日军先以舰队司令盐泽幸一为攻击总指挥,连攻不克;一周以后撤盐泽幸一,换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又不克,主力久留米混成师团还受到重创;再撤海军的野村,换陆军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接任;植田的总攻计划再被粉碎,日本政府不得不改派在田中内阁任陆军大臣的白川义则大将亲往上海接任指挥。

白川义则最后又被朝鲜人尹奉吉扬手一颗炸弹,炸死于上海。

“一?二八”事变令日本人损失惨重。张学良如果也有蔡廷锴那样令日军走马灯一般撤换指挥官的纪录,对白山黑水的东北乡亲不是更好交代一些?

遵令撤退的张学良。不得不在国人一片指责声中,出国“考察”。

违令抗战的蔡廷锴,蒋介石却不得不在他胸前挂上一枚青天白日勋章。

“一?二八”抗战后,十九路军被调防福建。

这样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在第五次“围剿”中打出抗日反蒋旗帜,给红军打破“围剿”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如此有利条件,是前几次反“围剿”中没有的。

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最紧张的,就是这次事变。对苏区的“围剿”几乎全部中断。“围剿”主力北路军不得不抽出九个师,加上宁沪杭地区抽调的两个师共计十一个师,由蒋鼎文指挥分别从江西和浙江进入福建,进攻十九路军。

蒋介石真正把家底子都拿上来了。苏浙皖赣地区再无多少兵力可调。

毛泽东1936年12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说红军当时“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就是依据福建事变后出现蒋管区防务空虚的情况。

蒋介石不担心他压不垮蔡廷锴,担心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每天晚餐后,他都要找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和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林蔚。问题就一个:是否有红军与十九路军联系的情报。他叮嘱晏、林二人,要密切注意双方动向,每日派飞机空中侦察。

一直未发现红军与十九路军联系的征候,蒋这才慢慢放下心来,决定亲自飞往建瓯,指挥收拾十九路军。

未想到还没走便发生了第三次危机。

没有考虑到彭德怀奔袭浒湾、没有考虑到蔡廷锴发动“闽变”的蒋介石,也没有考虑到宋美龄在临川发现了他的腌菜罐。

跟普通人毫无二致,蒋介石爱吃家乡的风味小吃。每年其原配夫人毛福梅都要送些亲手制作的家乡菜到南京,如腌雪里蕻、豆腐乳、臭冬瓜、腌笋片等。蒋一吃到这些可口的家乡菜肴,便明白毛福梅又打发人送东西来了。

宋美龄却是位生活西化的人物,吃西点、西菜、早餐酸奶或牛奶、烤鸡、猪排、白脱面包、色拉之类,与蒋介石吃不到一块儿。有时蒋也陪吃西菜,但吃不几天,就又重新用中餐和吃家乡菜。

蒋介石不喜欢宋美龄的西餐,宋美龄虽然也不喜欢蒋那些心爱的家乡风味,但对腌菜,如精心制作一番,倒也吃些。但那些霉变菜品如臭冬瓜之类,无论如何也不行。因此每当蒋、宋同餐时,毛氏制作的臭冬瓜之类,便绝对不能摆上餐桌。

宋美龄在战事正紧之时来到了抚州前进指挥部,本想慰问蒋一番,却意外发现蒋的床下隐藏着原配老婆的宁波小菜罐坛,臭冬瓜自然绝对少不了,脾气便火山一般爆发了。

宋美龄平时修养极好,从不摔盘子砸碗,更不颐指气使。尤其公开场合,特别给其夫面子,这回是实实在在忍不住了。蒋一口一个生死之战,你死我活,“围剿”发起以前还亲写有两幅手书,其一是:“一、要对得起已死的将士;二、要对得起总理的灵魂;三、要对得起生我的父母;四、要对得起痛苦的民众。”其二是:“一、对主义尽忠了么;二、对党国负责了么;三、对统帅信仰了么;四、对上官服从了么;五、对部下信任了么;六、对本身信仰了么。”

词句之间,对自己坚定自信,令部下百折不回,颇有生死不计、百战不辞之感,却又在指挥作战的床铺下埋伏了好几罐前妻的腌菜。真该在第一幅手书后面添上“要对得起毛福梅的腌菜”;第二幅手书后面添上“腌菜罐子藏好了么”。

腌菜罐子没有藏好,被宋美龄从床下一个一个拖出来,统统砸碎。

宋美龄也开了杀戒。蒋介石的情绪跌入谷底。

红军却错过了利用福建事变的大好时机。

本来倒是作好了利用这个机会的准备。10月26日,由周恩来主持,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与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在瑞金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张闻天、毛泽东、朱德也会见了徐名鸿和陪同前来的十九路军参议陈公培,博古虽未见十九路军代表,但与李德一样,都对这一合作表示支持。

10月30日,中共中央给福州市委和福建全体同志发出一封指示信,说:

党在福建的总方针之一应该是尽可能造成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南京政府,而不要简单地提出与反对南京政府和蒋介石一样的口号来反对当时正采取着左的策略的福建统治阶级与其他派别。要不调和地、不容情地反对那种关门主义的、不估计客观事实与脱离当时群众的、不愿意去建立革命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左倾思潮。

这个颇为清醒的指示,与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博古关系不小。

但11月18日又发出一封指示信:

十九路军中的若干领袖和政客正在蓄意开始一个大的武断宣传的阴谋,企图集合更多的力量来树立较坚强的障碍阻止革命的怒潮;这些“左”的民族改良主义政党的力量的任何增加是在中国革命的进步上放了新而非常可怕的障碍物;必须彻底明了十九路军领袖们政治阴谋的特征,必须在下层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上竭力同这些政党斗争,来争取现在仍然附和他们的劳苦群众及士兵。

10月30日信的正确观点被统统推倒。

十几天时间,换成另一种观点、另一种态度,甚至是另一种不同风格的语言。

发出不同指示的却是同一个中共中央。

11月18日大转向的指示信发出两天之后,福建事变发生。

机会还未抓住,便已经错过了。

博古等人态度剧变的理由,来自共产国际。11月18日指示信,完全是根据国际指示电拟就的。当时苏联已同蒋介石南京政府改善了关系。苏联的态度决定着共产国际的态度,国际便不支持红军同十九路军联合反蒋。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文件说:“福建政府宣布的一系列激进口号,是十九路军高级将的权宜之计和左倾词句”;“是军阀和政客为了保证自己的成功而提出的蛊惑人心的诺言”;“蒋介石集团和国民党所有派系都是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代理人和工具”。

共产国际的态度又决定了一系列态度。

11月22日,宋庆龄在上海发表声明,未预闻福州之事。

11月28日,莫斯科《消息报》称福建政府与真正革命运动毫无关联。《真理报》说福建事变将引起日英美在中国斗争,暗示蔡廷锴背后有帝国主义支持。

国际派来的正式军事顾问弗雷德向苏区提出计划:一旦蒋蔡开战,红军就在西北一线突破敌阵地,越过赣江,从敌人背后向南昌挺进。

认为蔡廷锴等人是“一些不可靠的家伙”的,还不仅仅是上海的弗雷德。不少红军领导干部对南昌起义中叛变、在高兴圩与红军血战的蔡廷锴怀疑很大,好感不多。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称福建政府“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维持这一统治,为了要阻止全中国民众的革命化与他们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

这已经不再是模仿共产国际的语言,完全是自己的语言了。

甚至还有所创造发展。

“告全民书”号召福建人民起来,要求刚刚成立且困难重重的抗日反蒋政府武装他们,并开展罢工、抗租抗税、没收资本家企业与财产、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要求福建政府立刻收回日租界与关税,逮捕卖国贼及汉奸,与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决战;“告全民书”还在最后警告,只有两条道路,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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