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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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直接接触。牛兰到上海最初一年多时间，不是到中国其他城市旅行，就是往来于上海和欧洲疏通贸易渠道。后来夫妇二人搞了三家贸易公司，其中最大的“大都会贸易公司”资金雄厚，信誉也好，在上海商圈里口碑颇佳。如果不是远在天边的那个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如果不是约瑟夫违反规定在文件中存下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政信箱，牛兰夫妇在上海不会暴露。

牛兰夫妇被捕和机构被破坏，使共产国际支援东方革命的信息、人员、资金转运通道被切断。

而且还祸不单行。

本来由于牛兰夫妇坚守秘密工作制度，纵然通信密码和资金账簿被缴获，但由于身份无法查实，工作性质也无法查实，租界当局几乎无可奈何。上海本身就是“冒险家的乐园”，全世界各种投机者在此地使用各种合法、非法、地上、地下手段淘金的人比比皆是，遍及租界内外，早已见怪不怪了。谁知道这对夫妇在为谁工作？是哪路人？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官员私下说：这个案子很棘手，若查无实据，也只好放人。

此时中国共产党方面却出了大问题：中共中央特委负责人之一顾顺章被捕叛变。

顾顺章化名张华、黎明，江苏宝山县人，原为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大革命时期任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副总指挥，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局委员，六大后任中央委员。192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以保障各种革命组织的存在和发展”——领导全国隐蔽战线工作。特委三名领导人，一是中共六大选出的总书记向忠发，二是当时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周恩来，第三便是顾顺章。此人所处地位之重要与关键，也可见一斑。

顾顺章对中共中央的所有秘密，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的叛变使中共中央面临严重危险。幸亏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在顾叛变的第二天便获此情报，立即从南京奔赴上海向特委负责人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当机立断，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协助下，连夜布置中央机关和人员的转移撤离。聂荣臻后来回忆说：“这两三天里真是紧张极了，恩来和我们都没有合眼，终于抢在敌人前面，完成了任务。”当国民党军警按照顾的口供冲进那些秘密据点和居所时，都已是人去屋空。

据说国民党“中统”负责人陈立夫当时仰天长叹：活捉周恩来只差了5分钟。

周恩来则在以后多次对人说过：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反动派的手里。

顾顺章的叛变导致中共中央大转移，直接促使周恩来于1931年12月上旬前往中央苏区。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虽然努力将顾顺章叛变的影响减到最低，但损失还是难以避免。外面的人容易走脱，已被关在国民党监狱的，危险就接踵而至了。

最典型的就是恽代英。恽代英1930年4月在公共租界被捕。他当时机智地抓破脸皮，化名王某，在监狱中未暴露身份。在周恩来指挥下，中央特委的营救工作颇为有效：老闸巡捕房的探长被塞上一笔厚礼“打招呼”，使恽得以从轻发落转押苏州陆军监狱；江苏高等法院的法官也被疏通了关节，准备将恽提前释放。周恩来已经派人到苏州去给将出狱的恽代英送路费了，恰在此关节顾顺章叛变，直接指认即将释放的苏州陆军监狱“王某”是中共重要领导人物恽代英，导致恽代英最终遇害。

顾顺章指认的另一对人物，即牛兰夫妇。

顾顺章与牛兰夫妇打过交道。1931年初，共产国际派遣两名军事人员到上海，准备去中央苏区做军事顾问，牛兰夫妇将此两人装扮成传教士，中国共产党方面则由顾顺章安排两人潜入瑞金。但行动未能成功，两人返回上海后牛兰夫妇迅速将二人送上外轮离境。顾顺章叛变后，立即指认了此事。但由于牛兰夫妇行事谨慎，不直接与中共地下工作者接触，也包括顾顺章本人。顾顺章倾其脑袋瓜的所有，也只能供出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洋人俱乐部”，负责人是个绰号叫“牛轧糖”的德国人——牛兰（Noulens）的发音与德文牛轧糖（Nougat）相近。当时国民党方面正苦恼跑掉了周恩来这条大鱼，一听有共产国际的“洋人俱乐部”，马上高度兴奋起来，迅速认定在上海租界被捕、操德语、国籍得不到确认的牛兰夫妇，就是顾顺章所说的“牛轧糖”——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洋人俱乐部”负责人。

1931年8月，牛兰夫妇被“引渡”，在大批全副武装的宪兵押解下从上海解往南京。国民党方面力图以此为突破，一举切断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联络渠道，瘫痪共产国际的远东联络体系。

在此严重情况下，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被迫作出反应，开始组织营救牛兰夫妇。

营救工作的具体组织，交给了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局的上海工作站。

上海工作站负责人，就是当时默默无闻、后来大名鼎鼎的理查德？佐尔格。

佐尔格与牛兰有很多相似之处。

一是两人年龄相仿。牛兰生于1894年，佐尔格生于1895年。

二是两人出生地相近，牛兰出生于乌克兰，佐尔格出生在高加索。

三是两人的工作语言都是德语。牛兰是因为在欧洲活动和在比利时、瑞士等国工作的需要，夫人又是通晓多门外语的语言天才；佐尔格的条件则更优越一些：父亲是巴库油田的德国技师，母亲是俄国人，佐尔格3岁时就随父母迁往德国柏林定居。

四是两人参加革命的经历也十分相似：首先两人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表现英勇；牛兰因此进入圣彼得堡军事学校学习，佐尔格则在战场上两度受伤，获得德国政府颁发的二级铁十字勋章；其次两人都因战争而走向革命：牛兰在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中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中率队攻打冬宫；佐尔格则在此期间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并于1925年3月秘密取得苏联国籍同时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现在两人都在上海，都从事秘密工作。虽然从属不同：牛兰负责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联络站，佐尔格负责苏军总参谋部在上海的工作站；虽然牛兰已成国民党的阶下囚，佐尔格依然是租界的座上客，但作为秘密工作者都深知工作的危险，更知救援的珍贵。

佐尔格的公开身份，是德国报纸《法兰克福新闻》驻上海记者，主要研究中国农业问题。苏军总参谋部派佐尔格来中国，主要针对日本。当时日本昭和军阀集团已经崛起，其咄咄逼人的扩张野心，对苏联东部的安全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开展针对日本的情报工作变得迫在眉睫，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价值。但日本又是世界上公认最难开展情报工作的地方。精明的佐尔格把他打入日本的跳板选在了上海。他一面在上海滩为《法兰克福新闻》撰写枯燥乏味的农业评论，一面精心构筑上海工作站，作进入日本的各方面准备。该工作站后来被人们广泛称为“佐尔格小组”。很快还发展了两个日本人，这两人成为佐尔格后来去东京开展情报工作的重要帮手。收到苏军总参谋部的指示，佐尔格便全力投入对牛兰夫妇的营救工作。

中共中央也派出中央特科情报科长潘汉年，协助佐尔格开展营救工作。营救计划由佐尔格和潘汉年共同制订。当时上海的英国、法国和日本巡捕已经开始跟踪佐尔格。但他镇静自若、毫不畏惧；一面不动声色继续写他的农业问题文章，一面与潘汉年一道，从公开和秘密两个渠道展开营救工作。

公开渠道由宋庆龄、史沫特莱、斯诺、伊罗生等人出面活动，要求释放牛兰夫妇。秘密渠道则是从租界和国民党内部打开缺口。潘汉年告诉佐尔格，国民党办案人员有收受贿赂的习惯。1929年9月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任弼时在上海被捕，中央特科得悉后用现洋买通公共租界探长，再高价请律师辩护，多管齐下，使任弼时安然获释；恽代英被捕也是同样，已经打通了各种关节，如果不是最后顾顺章叛变指认，恽代英已经出狱。

佐尔格得知此讯后，急电莫斯科，要求立即派专人送两万美元到上海，用于打通关节，完成营救。

苏军总参谋部马上采取行动。送款路线跨越西伯利亚后，要穿过中国东北。当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该地区全部被日本人控制。考虑到德国与日本关系不错，于是苏军总参谋部决定选派德共党员执行这项使命。为保险起见选用两人，每人各携带两万美元，分别走不同的路线。两人都不知道还有另外一人在完成与自己完全相同的任务。

最后，两位送钱的德共党员都完成了这项颇具风险的任务，先后穿越中国东北抵达上海，将钱送到了佐尔格手里。

两人都是具有十年以上党龄的德共党员。一个叫赫尔曼？西伯勒尔，晚年撰写文章时还激动地回忆安全到达上海后，和佐尔格拥抱的兴奋情景。

另一个叫奥托？布劳恩。晚年写文章却板起面孔，一个字也不提当年的秘密使命，也一个字不提佐尔格。只是含糊地说“1930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诺伦斯？鲁格被捕，他办公室里的许多文件也被查出，只是当时对腐化的中国法官进行了贿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处决”；不但说错了被捕时间和人数，而且对自己与此事件的关系守口如瓶。

奥托，布劳恩就是那个后来被称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

他比佐尔格小4岁，却比佐尔格早一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奥托？布劳恩出生在德国慕尼黑，是工人起义中的积极分子，曾经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英勇战斗。此期间他两次被捕，第二次被捕后越狱成功，逃往苏联。1929年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当共产国际的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国警方发现牛兰夫妇的地址时，奥托？布劳恩还是一名学员，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内规规矩矩地听课。其后对他来说便都是闪电式的了。刚刚毕业就分配到苏军总参谋部；刚刚分配到苏军总参谋部就被派遣来华。

奥托？布劳恩与理查德？佐尔格同一系统。区别仅为后者已是苏军总参谋部内担负重大使命的情报工作者了，前者还是个刚刚报到的送款员，担任交通员一类的角色，到上海后便自然受佐尔格领导。

给佐尔格送款，是奥托？布劳恩在苏军总参谋部领受的第一个任务，也是最后一个。没有人想到这位交通员一去不归，在中国做起了“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

其之来华，并非自己所述，受共产国际指派。

从20年代中期起，共产国际就对中国革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先后有不少著名人物被派来中国，指导革命。

维经斯基来华，在“南陈北李”之间穿针引线，推动了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

马林参加了中共一大，并在会场出现意外情况后，首先提出转移，以其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避免了中共在成立初期便可能遭受的一次重大损失。马林还是国共合作的主要倡导者。与他接触过的人，都对他的学识和经验留下深刻印象。当时俄共（布）远东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对中国采取的是只重实力的北联吴佩孚、南联陈炯明而疏远孙中山的政策，直到马林来华，才拨正航向。

鲍罗廷在华5年，大革命时期在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影响深远，被称为“广州的列宁”。

米夫是布尔什维克党内著名的“中国通”，1926年底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提出“米夫提纲”，认为应该立即在中国农村成立农民苏维埃；斯大林后来发表的《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演说，虽然认为成立农民苏维埃为时过早，但认为米夫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的提法完全正确；米夫提纲中提出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问题，是个贡献。

罗明纳兹为中共八七会议起草《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并作政治报告，主张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对中共中央转变总方针起了重要作用。

以上这些人，可以说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老资格的革命者。

老资格的革命者又都在中国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罗明纳兹以后，驻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只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不再享有决定权。共产国际再未派遣所谓“全权代表”来中国。

为什么突然又出现这样一个未受过共产国际特别训练、甚至对东方革命没有一个粗浅了解的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在毕业当年就来中国、担任所谓的“军事顾问”呢？连共产国际常驻中国的正式代表都不再具有“决定权”了，又是从哪儿冒出来这么一个能够直接、全权指挥苏区红军的顾问呢？

问题是在哪儿弄糟的？

还是糟在中国人自己身上。

帮助奥托？布劳恩完成身份转换的，不是共产国际，也不是苏军总参谋部，而是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

当时顾顺章的被捕叛变使中共中央面临严重的困难。牛兰夫妇被捕后不到一周，又有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特委三位领导人竟然有两人被捕叛变，中共中央在此双重打击下，受到极大的损害。剩下的一位特委领导者周恩来也只有被迫隐蔽，于年底奔赴江西苏区。当时在上海并没有明显危险的王明则找出种种借口，先周恩来一步于1931年10月份去了莫斯科。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远不足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王明和周恩来离开之前，驻上海的中共中央改为临时中央，何人出任临时中央负责人，中共中央自行决定。

决定临时中央负责人的会议，一说是在一家酒店开的，一说是在博古家里开的。

博古年轻气盛，热情奔放，并不把眼前的白色恐怖放在眼里。他又极富口才，善于作充满激情的演讲；六届四中全会后出任团中央书记，因组织和鼓动的才能受到少共国际的表扬。在决定中共临时中央人选的会议上，王明提议博古负总责，他一句：好，我来就我来！毫无顾虑。

这一年他24岁。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当时中共中央发给国际的报告和接受国际的指示，都要通过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博古作为临时中央负责人，便成为远东局的常客。佐尔格小组虽然隶属苏军总参谋部，也以共产国际派出人员的身份活动，小组人员也常来远东局交换情况。结果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苏军总参谋部上海工作站负责人佐尔格三人之间，来往密切。

牛兰夫妇被捕事件发生后，又从苏联远道来了一个送款员奥托？布劳恩。尤尔特、佐尔格和奥托？布劳恩三人虽然代表不同方面，但都是德国人，这真是个“老乡见老乡”的历史巧合。布劳恩之所以没有同另一名送款员赫尔曼？西伯勒尔那样完成任务便迅速回国，因为他在这里一下就遇见了两个熟人。

布劳恩与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是老相识。在德国时两人就一起做过党的工作。尤尔特当时在德共党内地位颇高，但与德共领导人台尔曼意见不合，被共产国际调出德共，远离其同胞，分配到中国工作。

第二个便是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在苏联时布劳恩是伏龙芝军事学院学生，博古则是中山大学学生，学校都在莫斯科，当时两人就认识。

三个老相识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相遇，虽身份各异，但都担负重大使命。既十分兴奋，又分外亲热。

奥托？布劳恩来华前，博古刚刚出任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职务不久，白区工作已经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中共的主要任务不再是组织示威游行和飞行集会了，也不再是发动城市武装暴动。全国各个苏区，正在如火如茶开展武装斗争。苏区工作已经上升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工作。军事问题正在成为革命斗争中首要的、迫切的和关键的问题。组织一场真正的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最新考验。

结论异常简单。不懂军事，无法把舵。

面对这个结论最不利的人，就是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作为一个出家门进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门、出中山大学校门即进中共中央机关门的领导者，他搞过学运，搞过工运，却没有搞过农运，更没有搞过兵运，没有接触过武装斗争。自感最为欠缺的，就是军事这一课。

恰恰这时来了个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奥托？布劳恩。

博古把他的这个熟人留了下来，权充作自己那条并不稳固的船上的水手长。

这一年奥托？布劳恩31岁，长博古7岁。

从1932年初到1933年初，博古与奥托？布劳恩在上海整整相处一年。一年之中，两人就中国革命问题交换了些什么看法？怎样评估苏区的武装斗争？如何使这一斗争再进一步发展？现在已经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了。此后的事实说明，这段时间使博古对奥托？布劳恩建立了绝对的信任。

很快临时中央在上海也待不住了。1933年春，博古去中央苏区。他动身前提出要奥托？布劳恩一同去。布劳恩并不缺乏去苏区的勇气，但他有自己的考虑。作为一个曾多次从危险中脱身的国际革命者，他并不害怕前方可能出现的艰险。况且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简称弗雷德）正在来上海途中，博古走后他在上海将很快无事可做。这些都是他愿意跟博古去苏区的理由。

不能去的理由只有一个：他是苏军总参谋部的人，不是共产国际的人。所以当尤尔特代表远东局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

他要凭借这个指示，完成自己的身份转换。

事情并非奥托？布劳恩想象的那么简单顺利。他后来回忆说，“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了几封电报。”到底是几封，他也说不清。

隔了一段时间，直到博古临离开上海前，才收到共产国际正式且含混的答复：

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共产国际似乎是要通过这个指示让远东局、中共临时中央和奥托？布劳恩明白两点：

其一，作为顾问奥托？布劳恩“没有指示权力”，仅仅具有建议权；

其二，作为顾问奥托？布劳恩并不受托于共产国际，只受托于中共中央。

显然，共产国际没有帮助李德完成身份转换。只是要求中共临时中央对自己选定的顾问负责。布劳恩后来说，“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共产国际从来不直接对他发出任何指示电报。他与共产国际也从来没有建立直接联系。真正由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弗雷德从上海给李德发电报，也只是把他当做一个帮助了解情况的临时助手而已。

一直到进入苏区，布劳恩也知道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微妙。在苏区的军事会议上起初他一再说明，他的职务只是一个顾问，没有下达指示的权力；但博古不容他这样讲下去。在介绍他的第一个欢迎会上，热情洋溢的博古便展开了他的演说才能：

“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召开一个特别会议，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同志。”“为了保密和顾问同志的安全，会后对他的称呼一律用中文的‘李德’，不得泄露他的身份和原名。”“李德同志是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他来到中国，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的深切关怀与巨大支援，也体现了这位老革命家和军事家国际主义精神和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

博古给予了他“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这把尚方宝剑。还给他戴上一连串“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老革命家和军事家”等光彩照人的帽子，还亲自给他起了个中国名：李德。

从此，奥托？布劳恩以“李德”这个名字，进入中国革命史册。

作为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的人，博古进一步说明，李德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身份列席中央及军委会议，参与党和红军各项方针决策的研究和制定，特别对军事战略、战役和战术，负有指导和监督的重任。

奥托？布劳恩从军校毕业时间并不长，开始还不适应“李德”这个名字，不适应“太上皇”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见每一个人似乎都认为他这个顾问具有极大的权力，而且他在日记中写道：“博古也许还有意识地容忍这种误解，因为他以为，这样可以加强他自己的威望。”

他说对了。年轻的博古需要旁边有个钟馗，以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权威——尤其是对他一窍不通的军事工作的权威。李德就扮演了这样的钟馗。

当时的工作程序是，前方来的电报，都要先送到李德住处，查明电报所述地点的确切方位并完成翻译后，绘成简图由李德批阅。批阅完毕提出相应的处理意见，再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周恩来根据来电的重要程度，一般问题自己处理，重大问题则提交军委或政治局讨论。

奥托？布劳恩逐渐熟悉了李德这个名字，也逐渐习惯了自己的地位和角色，真的做起太上皇来了。

他与博古商量以后，在10月中旬中革军委一次会议上说，游击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该收起来了，现在一定要摆脱过去一套过时的东西，建立一套新原则。

“游击主义的黄金时代”和“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明显是博古的语言，借李德之口说出而已；新原则基本就是李德自己的东西了：用鲜血保卫苏维埃，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不让敌人蹂躏一寸土地，不被敌人的气势汹汹吓倒，消灭敌人于阵地之前。

这都是李德从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一套老战法。

这些新的原则被通过、付诸实施了。

11月11日，寻淮洲率新成立的红七军团进攻浒湾，遭敌夹击，彭德怀率三军团赴援。陈诚以部分兵力牵制我三军团，以主力向七军团猛攻。七军团阵地被突破，寻淮洲率部仓忙后撤。彭德怀的三军团也在多次向敌阵地冲击过程中，遭密集火力杀伤和低空飞机扫射，伤亡重大；两个军团伤亡1100余人。

11月15日，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一部从敌人堡垒间隙北出，配合三军团作战。17日，陈诚以10个师兵力从侧面出击，企图断我归路；另以5个师向我发动正面攻击。云盖山、大雄关一带，一军团、九军团蒙受重大伤亡，被迫放弃阵地。

如果说这些仗都是李德在那里指挥，也不完全是事实。但同样是事实的是，此时李德已经拥有了决定性发言权，红军各级指战员不得不执行他的原则方针。

中革军委11月20日致师以上首长及司令部的一封信，已带有鲜明的李德印记：“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

军人不能拒绝战斗。更何况是革命军人。

于是革命军人不能拒绝进攻堡垒。

红军开始了一场与敌人硬碰硬的决战。

历次反“围剿”中机动灵活能征善战的红一军团，由于陷入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从1933年10月到1934年4月共打了黎川、云盖山、大雄关、丁毛山、凤翔峰、三岬幛、乾昌桥和广昌战斗，除了凤翔峰、三岬幛战斗苦守阵地而取得小胜外，其余都打了败仗，损失严重。1933年12月丁毛山战斗，一军团一师三团9个连队，竟然阵亡了13个连级干部。

历次反“围剿”猛打猛冲能啃硬骨头的红三军团，1933年11月的浒湾战斗伤亡重大，12月的德胜关战斗伤亡重大，1934年3月的驻马寨战斗伤亡重大。

下一个，便是李德亲自出马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几乎将红军主力拼光、导致中央红军不得不突围长征的广昌战斗。

4月10日，国民党北路军陈诚指挥十一个师进攻广昌。面对敌军的严重攻势，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调集红军主力一、三、九军团共九个师坚守广昌。博古、李德赴前线组织野战司令部直接指挥。司令员在名义上是朱德，实际上是李德，博古担任政治委员。周恩来被放在远离前线的瑞金留守。

4月中旬，保卫广昌的政治命令下达。命令签署者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博古、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代总政治部主任顾作霖：

“我们的战斗任务，是在以全力保卫广昌。为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一切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应有最大限度的紧张与努力，我们的坚定的坚决的顽强的英勇的战斗，非但能够保卫赤色广昌且可能消灭大量的敌人及最后的粉碎五次‘围剿’。”

“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他们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兵力。”

“我突击力量应该努力隐蔽地接近（爬行跑步利用死角等），以便避免在敌火下之不必要的伤亡而进行出于敌人意外的突然的攻击，在攻击时应不顾一切火力奋勇前进坚决无情地消灭敌人。”

从这些令很多指挥员费解的西化语言中，人们活脱脱看见的是李德。

陈诚以10个师构成5公里宽的攻击正面。5个师为河西纵队，5个师为河东纵队，一个师为预备队。以河东受阻则河西推进、河西受阻则河东推进战法，夹抚河两岸交替筑碉，向广昌推进。

红军9个师，敌军11个师。这是一场以主力拼主力、以堡垒对堡垒、以阵地对阵地的搏斗。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被压缩到了广昌一隅。

陈诚的主力在河西。其起家部队十一师、十四师都在那里；河东部队相对较弱。李德抓住这点，计划以九军团和红二十三师在西岸牵制敌主力；以主力一、三军团和五军团十三师集中在抚河以东大罗山、延福嶂地区，对河东之敌实施短促突击，给其以歼灭性打击。

结果弱敌不弱。我主力一、三军团还未突击，敌河东纵队就向大罗山、延福嶂地区发起猛攻。河西纵队也乘红军主力集中东岸作战之机，4月14日突破九军团阵地，占领甘竹。

河东红军主力也未顶住敌河东纵队，于19日丢掉了大罗山、延福嶂阵地。

计划好以我弱旅吸敌主力，以我主力歼敌弱旅，反被敌以弱旅胶着我主力，以主力突破我防线。

敌人似换了一个人。

我们也似换了一个人。

4月27日，陈诚指挥河西河东两岸敌军同时向广昌发起总攻。

当晚，红军被迫撤出广昌保卫战。

广昌保卫战是李德战略战术发展的顶点，红军损失巨大。战斗持续18天，红军伤亡5500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1/5。中央苏区不得不被放弃、中央红军不得不突围长征这个第五次反“围剿”的结局，在广昌已经奠定。

红军在广昌的确战败了。因为失败，出现了一些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