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风-第2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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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得到王雱面授机宜的推行官在丈量王静辉土地的时候并不是没有查出出入的地方，但是这种出入是来自他更不能够得罪的人——大宋皇帝赵顼！王静辉在这两地的土地都是皇帝赵顼为了表彰王静辉的功绩而公开赏赐的，王静辉在楚州、杭州等地不是没有购买土地，但是所购买的土地都是商业用地和港口，这些土地交易凭证非常清白，让人无从查起，并且这也不是农田，他们也无法进行丈量核实。

朝廷赏赐给王静辉的土地的规模最低都是三四万亩开始，最高的曾经一次性赏赐十万亩之多，这中间自然有很大的水分，都是当时朝廷派出的官员在丈量土地的时候得到了皇帝赵顼甚至是太上皇赵曙的授意，放宽了赏赐土地的尺码，每次赏赐都会多出一千多亩土地，这多出来的土地是被新法推行官查出来了，但是他们却不敢按照王雱的意思上报，毕竟皇家的面子在哪里摆着，谁敢触皇帝的霉头，这明摆着就是皇家给王静辉额外的好处！王雱在得知具体情况后也不禁暗骂驸马的狡诈，但是却无可奈何的咽下了这口恶气。

淮南东路和两浙路的土地丈量进度非常快，在入冬之前便已经全部结束，这也是得益于两路土地产权归属非常分明，由于两路工商业发达，在农业上就是连当地的大地主都不是很上心——与其把心思用在兼并土地上，还不如多开设几个作坊来钱更快一些！

第四百二十七章　廉政

新旧两党在土地问题上都不是很干净，有了一个月的缓冲期则给了他们一个共同的机会。即便如此，在河北诸路推行方田均税法的时候还是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新党一直就很关注河北诸路的豪族隐田，这也是他们反击旧党的一个重要话题，所以在河北诸路丈量清所有土地的时候，尽管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来供这里的豪族做手脚，来漂白自己的田产，但是有些人是因为期间的手续繁琐，有些人是心存侥幸，结果新党诸官员组成的推行官果然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隐田。

按照方田均税法的条例，一旦被查出隐田，这些田产必须充公，并且还要补交一定的税款。地方豪族自然是不愿意吃这个亏的，这种矛盾必然直接反映到朝堂中形成新旧两党的再次对立。在这个时候大宋统计局和皇城司便以裁判者的身份介入，因为两者直接对皇帝负责，所以手中拥有的特权极大，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惹得起的，这种强力机关的介入使得两派纷争的声音立刻小了许多，形成的最后的札子将会由皇帝本人来评判过失，这就让所有的问题都摆在了外面。面对新党的攻击，旧党自然不甘就范，王雱等新党官员在江南西路的屁股还没有擦干净，自然也有旧账重提的时候。

此时的王静辉除了将大宋统计局的事务交给得力手下去办之外，自己则不愿意卷进方田均税法所引起的政治漩涡当中，现在的大宋官员在操守上已经比十年前要好的多，不过不可否认贪官无时无处不在，就是政治再清明的时代，也总会有贪官污吏的出现，更不要说在这监管制度并不完善，官员操守大部分还要看个人自律的时代了。

“政治斗争对朝廷没有好处，不过要看放在什么时候，政治斗争双方交锋的激烈程度是否危及朝廷稳定。想要消除政治斗争不过是个妄想而已，与其压制不如寻找通道进行疏解，并且在疏解的同时，对不守自律道德的官员进行清洗！”王静辉暗暗的想到。

王静辉借助方田均税法所刮起的廉政风暴直接造成了大批贪官的下马，尽管新旧两党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不过大宋统计局所展示的证据让司马光和王安石等政治领袖心中都产生了这些人该杀的念头，而大宋皇帝赵顼则是怒不可遏。

大宋官职改革只是在大体上完成了框架部分的变动，这一次大量的官员因为说不清楚自己的经济问题而被大宋统计局查处，很大一部分官员都纷纷落马，而皇帝赵顼等人看似也下了很大的决心，要严惩贪污官员，所以在汴都大量闲置的官员纷纷奔赴各地去补空缺，这倒是一时缓解了大宋“待业官员”的窘状。大宋自太祖太宗皇帝的优待读书人的政策，在科举考试上的录取率远远高于历代王朝，不过大宋的统治疆域却远比历代王朝要小得多，所以在闲置官员数量上也远比其他王朝要严重的多。

每年科举考试所录取的士子们，如果没有门路，即便是考上了也是闲置在汴都开封，得一散官名号，每月拿着朝廷所给的俸禄度日，这种状况已经延续了数十年。尽管当初太祖太宗皇帝的这项政策是想让收买天下士子的人心，帮助赵宋王朝来稳定他们的统治，在开始的时候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不过百年下来，这样高的科举通过率所造成的直接弊病就是“待业官员”大大增加，这样一来隐隐就造成了很大的矛盾。

这些“待业官员”所领取的俸禄不能算少，但是在物价腾贵的汴都开封，显然是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活的——这不仅是吃喝拉撒的问题，待业官员为了寻找朝廷的实缺必然要迎来送往，以便讨好朝中实力派官员，在有实缺的时候能够放他们赴任，这笔费用足以让一些没有雄厚财力支撑的“待业官员”望而生畏。

本来在最近十年当中，通过发展海外贸易大宋建立了众多与之相关的诸如市舶司等机构，还有通过对西夏和辽国的战争和诸如建立巡回法庭等措施，使得大量的闲置官员得以赴任。这些都很有效的缓解了大宋闲置官员的数量，不过相对于每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这几年当中至少又造就了一千多名进士，再加上朝廷的恩遇、萌补等措施，闲置官员数量并没有下降多少，这个递增速度是极为恐怖的。

大宋统计局所搜罗来的各地官员罪证，使得大宋统治高层对大宋基层官员的品行操守有了清醒的认识，尽管这些都是由方田均税法的推行，新旧两党互相揭短而暴露的，不过就犯规官员的出身来说，新旧两党都有不少的人被卷了进来，在这个时候谁也别想把自己给摘干净。这样的现状反而使得新旧两党都恢复了一些理智，不约而同的停止了对对方官员的一些攻击，可惜现在大宋统计局已经介入了方田均税法的推行，一些官员的违法事件随着土地丈量清理工作的进行，早早的便被暴露出来，而王安石本家亲戚也有几个牵扯在内，但是为了顾忌王安石个人威信问题，这些都被王静辉给压制了。

大宋统计局在这个时候更像后世的廉政公署一样，搜罗的证据直接被送往大理寺或是刑部，当然一些品级颇高的官员罪证是要直接呈送给皇帝来审阅的。对于这些官员的惩处罢官等惩罚措施是由大理寺或是刑部根据大宋律法来判断，若是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官员自然还要在皇帝赵顼的关注下受到惩处。不过在这些之前，大宋统计局会彻底清算这些年官员贪污财物的数量，然后对其家产进行剥离，这一条是放在处理官员首位上，就算皇帝赵顼有意维护这个官员，至少在把自己贪墨的财物吐出来之前，大宋统计局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对于大宋统计局，大宋的官员们对此都是颇为顾忌的，统计局就像在暗处躲藏的猛兽，平常的时候基本上看不到它的身影，不过一旦被它给咬住了，那真是让那些贪官有着生不如死的感觉——大宋统计局只有查案的权力，但是却可以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首先来接管被调查人的财产管理权力。这样一来掉脑袋是不会发生，但是看着自己的财产被大宋统计局的人给搬空，这比杀了他们还难受，最要命的是那个该死的“牵连”政策，使得贪官无法将自己贪墨的财物进行转移，一旦发现贪官的财产不能偿还的话，那就直接按照其血缘关系亲近来在他的亲族中没收财产以偿还贪墨财物，这一手更是让贪官们骂娘的政策。

为了配合廉政行动，大宋三大报纸上都开辟了专门的廉政专栏，专门来报道各地被查处贪官的消息，这在舆论上给予了大宋统计局很大的帮助。尽管王静辉和他的大宋统计局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但是王静辉这次是铁了心的想借着这个机会来整顿大宋吏治，毕竟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尤其是在新旧两党牵扯不清的情况下，他们受到的阻力也会小得多，而且贪官的来源也比较方便，这完全是打着政治斗争的幌子来进行廉政清理，以后想要找这样的机会就很困难了。

这次廉政行动也让王静辉认识到，清官也不是这么好当的，首要因素不是拥有一颗正义的心，更重要的是有足够强悍的后台老板。王静辉正是拥有了做清官的必要因素，所以才能够在廉政建设上取得了非常卓著的效果，在大宋谁能够放言威胁到王静辉，以现在他所受到的皇帝眷顾，只要不是干的非常过分，皇帝赵顼对他都是非常纵容的。而且王静辉所提供的证据都是铁证如山，根本让人无从辩驳，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宋统计局和皇城司强悍的情报收集能力。在这个时代各国脆弱的情报收集机构面前，大宋的情报机构是极为强势的，在大宋的国内没有人是他们的对手，这样一来将这种优势转换到对国内吏治整顿上来，其效果非常明显，被查处的官员甚至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的情况下，直接被大宋统计局一纸命令接管了其财产的使用权力，使得他们连串供作假的机会都没有。

随着新旧两党在方田均税法的问题上都摄于大宋统计局的破坏力而慢慢平息的时候，王静辉也将大宋统计局查处贪官的力度降低了不少，尽管心中有些很无奈，不过这个时代的政治游戏规则就是这样，能够有这么一次机会来清楚大批贪官，并且让大宋统治高层意识到大宋底层官员的吏治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这个目的算是达到了，至于以后还要等待机会来慢慢营建一个可以信赖的廉政监察系统。

不管愿不愿意，方田均税法引起的麻烦太大，王安石和司马光也都是非常对立，尽管王安石不愿意后退，但是此时的状况却让他不得不想着考虑退后一步来缓解现在非常紧张的政治气氛。不过王静辉却不这么想，他不想直接废除方田均税法，毕竟一个国家的可耕种的农业土地面积数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弄清楚了也有利于大宋日后的发展规划。但是这些都需要时间，他主动建议王安石将方田均税法的实施时间再延长五年，王安石对此也并未多言——说实在的，就是王安石自己对能否保证十五年之后方田均税法尽全功之时自己还在不在相位都没有把握，毕竟大宋立朝百年来，做宰相能够超过十年的已经实属不易，自己已经做了大宋五六年的宰相，可以预计今后这个时间不会太长了，而且就算皇帝对他非常重视，但他自己的身体状况也未必能够撑到这么长的时间。

方田均税法可以说是大宋有史以来第一个执政者制订的计划实施时间超过自己执政范围的法案，这种图谋后世利益的事情基本上是没有人会去做的，毕竟谁也不知道自己在离开现在的位置后，其继任者还能否保留前任的施政方针继续将这个法案继续执行下去，这种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王安石在这个时候没有想到的是前几个月还有些反对他实施方田均税法的王静辉，在内心中却有着坚定将这项法案进行到底的决心，毕竟从千年以后的后世来到这个时空，王静辉对一些数字是非常敏感的，他更加习惯精确的数字，就像他千方百计的重新制定新的度量衡系统一样。

通过这次方田均税法事件，王静辉最大的收获便是确立了大宋统计局在廉政查案的过程中享有对贪官财产的优先控制权，并且还确定了连作控制权。这样一来贪官们的生存空间将会大大的被压缩，一旦被大宋统计局盯上了，并且被他们搜集到证明自己曾经贪污的罪证，那直接的后果便是失去了对自己的财产支配的权力。

贪官最爱的是金钱，王静辉对贪官的惩处就是让他们失去金钱财产，这无疑是让贪官们最为心痛的，并且依据条例，统计局有权根据自己的血缘关系远近从自己亲属那里征用财物，来弥补自己的亏空，这样一来也就杜绝了贪官们想把自己财产转移的想法。尽管这样的连坐法案在王静辉看来是不合理的，不过在这个时代还有比这个更不讲理的法案——诛灭九族都存在，相比之下大宋统计局的连坐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通过这次廉政风暴，王静辉也陆续向朝廷进言献策，打算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这次廉政风暴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构建大宋的廉政监察系统，毕竟在他看来大宋统计局这样的强势机构若是没有自己来领导的话，那后果难以预料，与其确立一个打不死的怪物，还不如建立一整套小的系统来取代这样的强势机构——像国家情报机构这样的强势国家机器若是所托非人，那将会对国家的稳定性造成很大的影响，像后世的锦衣卫、东西两厂等可以说明朝的颠覆和这些强力的情报机构被掌握在一些有野心人手中有着很大的关系。

大宋本来就经济十分发达，再加上王静辉这十几年来不断刺激经济发展的手段实施的非常顺利，大宋的经济状况到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得贪官牟利的视线得到了转移——以往的贪官更多注重的是农田，所造成的危害往往是促使土地兼并进一步恶化，但是现在贪官们则把视线放在了工商业上，从简单的勒索金钱甚至发展到了利用参股等手段来通过控制商号为自己谋利。

王静辉也是在趁着方田均税法事件查处贪官的时候才发现贪官们的新阵地的，面对这样的变化，他自己也有些哭笑不得——看来古往今来的贪官们都是无师自通，现在的贪官和后世的贪官真是不恐多让，要不是在这个时代大宋一家独大，还没有逃离本国到别国避难这一说，搞不好真的会上演逃亡辽国等这些后世贪官常用的戏码。

也正是为了清理这些社会的蛀虫，王静辉上书得到了准许，成立了大宋经济犯罪调查局，专门来负责在经济领域中来调查有关官员贪污或是其他犯罪行为。虽然这个机构还比较简陋，但是总归算是有了一个雏形，在这个时候官员在经济领域犯罪的花招还远不能和后世相比这么花团锦簇，有了这个机构也可以与时俱进摸索前进来预防官员在经济领域的犯罪，积累经验为后面铺平道路。

官员贪赃枉法乃是中国古代王朝更替之中甚为要害的原因之一，若不是官逼民反，很难想象百姓会不要脑袋的来造反推翻旧王朝，这全都是因为活不下去的缘故。王静辉也明白官员贪污腐败是根本不可能铲除的，反腐败和腐败同样有着古老的历史，他只希望能够在官员头顶上悬个绳套，以示警示之用，另外也是反腐败和腐败之间有个制衡，不要差的太远。凡事有个制衡，不求完美无缺，但求各方能够相互平衡稳定，只有这样大宋才可以快速发展，以便应对今后的挑战。

辽国虽然垮了对大宋不可能再造成危害，但是这个环境的大体趋势就是这样，北方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必然会使得时代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部落想办法南下入侵以求得继续延续发展，契丹人倒下了并不意味着游牧民族会停止南侵，还会有其他的游牧民族来抗起契丹人没有完成的旗帜来找大宋的麻烦。

第四百二十八章　安内

大宋熙宁十年五月，距离第一次熙宁北伐刚刚过去不过四年，在这四年当中，大宋已经在新占领的长城以南地区建立了一道稳固的防线——从山海关到大同府一线长城已经修整完毕，这使得大宋在北方对抗游牧民族南侵的时候有了一道可靠的防线。

长城修整完毕并不是终点，在修整长城的时候，大宋同时投入了上千万贯将北方的主要干道也重新修整一遍，依托两条用水泥修建的北方主干道，将大宋西北、北部同大宋中心连接了起来，以往十五天的路程若是乘坐马车在水泥路上通行的话，可以节省五天的时间。不要小看这节省出来的三分之一的时间，这大大改善了北方道路交通水平，从而使得大宋对北方和西北的控制力度大大增强。

这两大工程在进行了四年之后，大宋总共向其中投入了三千多万贯才完成，这已经是比原计划节省了近一千万贯，最重要的原因是大宋朝廷采用了更加灵活的运作方式来进行这项工作。大宋在着四年当中进行这两项工程就足足投入了三十万奴隶，这才使得工程进度进展飞速，比原计划快了一年左右完成任务。

修整长城和在北方构建水泥路主干道大大改善了大宋北部疆域的防御能力，尽管耗费了大量的金钱，但是相对于其巨大的军事作用而言，这笔钱花的非常值得。尤其是这几年大宋北方是少有的没有战争的时期，北方和西北都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从治平三年开始的厢军屯田政策到现在在北方基本上已经告一段落。北方和西北的厢军屯田终止一方面是因为北方可供分配土地已经开始显得有些紧张，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宋厢军数量已经降至了不足二十万人，就连正规禁军数量也下降到了六十余万，这样的军队规模已经是自仁宗时代以来的最低点。

在西北和北方的厢军屯田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在南方的厢军屯田却没有结束，不过相对于北方和西北而言，南方的厢军屯田速度非常缓慢——自治平三年开始大宋在大顺城第一次大规模获得了西夏的战俘充作奴隶开始，奴隶的主要使用方向就在南方，他们不断的在南方开辟修筑道路、桥梁，而且还有计划的沿着这些开辟出来的道路进行屯垦，等奴隶将屯垦的土地变成熟地的时候，他们再继续向前，而此时厢军屯田才在这个基础上开始。

这样一来厢军在南方的屯田速度自然是非常缓慢，不过与北方厢军屯田主要是以粮食、棉花和油料作物相比，在南方的厢军屯田农业只是占了一半，最主要的还是以种植甘蔗、酿酒、造纸、制糖等手工业为主。

湖广地区在后世虽然是有名的产量地区，不过在这个时候显然还不适合建设成大宋的粮仓，环境的恶劣加上落后的耕作方式恐怕会使得大宋朝廷会失去耐心来等待开发南方。为了使厢军屯田南方效果见得更快一些，王静辉当初在屯田南方的时候就偏重于发展手工业，至于农业方面可以慢慢发展，只要能够满足当地的农业需要就足够了，时间长了加上这里的环境慢慢改善，大规模种植业发展起来那是必然的事情。

与后世不同，王静辉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正是人口爆炸的时代，中国是通过种种行政手段来抑制人口增长，但是在现在大宋所处的时代，人口很可能过亿，但是与其国土面积相比还是非常稀疏。开发一个地区首先要看人口数量能不能达到一个标准，显然在这上面大宋是不够格的——它的人口分布极为不均衡，在西北和西南与中原地区人口比例严重失衡，比之后世的东西部人口分布状况还要严重。

王静辉甚至人口数量和国家资源之间的关系，现在大宋也没有后世的计划生育政策，更没有优生优育的概念。在这个时代提出计划生育显然是不合时宜的，甚至优生优育的提出都会受到世人的质疑和嘲笑，他只是在自己的书院中传授医科时提出了优生优育的概念，只要自己的书院一天不关门，受到影响的人终究会一天比一天多，这完全是水磨石的功夫，丝毫不能着急。

厢军屯田政策的提出在本意上也是有着想通过这一行政手段来达到平衡人口分布的目的，在熙宁十年的今天已经进行了十一、二年之久，现在看起来效果还不错。至少厢军屯田使得大宋四十余万厢军和他们的家属有计划的移民到了西北和西南地区，迁移人口数量达到了一百余万人，这其中也是因为一家之中父子皆是厢军所致，否则迁移的人口数量会更多。可以说在这个时代用十余年的时间来完成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是很难想象的，这也是当初王静辉和大宋统治高层所完全没有预想过的，不过好在各项厢军屯田政策非常宽厚，而且各项准备工作和实行时间长，这才没有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时至今日，就是王静辉想到这些心中都不禁涌起一阵后怕的感觉，百万大移民可以说是一大创举，这简直就是在走钢丝，一个不好便是关系到王朝更易的大事，不过王静辉和大宋非常幸运的渡过了这一关。人口大迁移给大宋带来的好处是十分长远的，大宋的土地开发经过这一次大规模厢军屯田之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大大缓解了大宋中央地区可耕种土地和人口之间的矛盾。最现实的便是使大宋摆脱了沉重的厢军包袱，从而实现朝廷财政收入每年都以百万贯级数的增加，而且随着厢军屯田实施日久，屯田的效益也开始慢慢显现，大宋每年都会平添五百万亩土地的农业税收，尽管大宋税收的支柱早已经变成了商业税收，但是新增添的农业税收使得大宋的国库更加充实，重要的是粮食和经济作物不会有匮乏之忧，有力的保障了经济的发展。

大宋这三四年间虽然没有主动向外发动战争，但是军队却并没有闲着，在这一和平时期，大宋统治高层终于在解决了厢军的包袱之后轻松的完成了对军队的变革，除了重新编制了军事单位之外，还完善了军事人才培养的制度，重新恢复了武举考试。尽管在大宋重文轻武的统治指导下，成为武将远没有文臣这么有前途，但是武举科考出现使得武人也有机会通过武举科考来在短时间内步入从军仕途，这倒是不大不小的刺激了大宋百姓的观念。

不过大宋最重要的军事制度变革还是在武器上，在这四年当中，大宋凭借着其雄厚的实力做后盾，成功的训练装备了十余万热兵器军队。按照大宋强干弱枝的军事策略，除了满足京畿重地，还在北方和西北各布置了两支编制在近三万人的热兵器部队，而且还破天荒的在京兆府和大名府各设立了两个火器制造作坊。尽管这两个设立在京畿路之外的火器制作作坊产量非常有限，但是至少也表明了大宋统治高层的自信心，而且这两个火器制造作坊的产量也大大缓解了西北和北方对火器的需求，使得前线供应火器得到了大大的缓解，更适应了未来战争的需要。

大宋虽然在这几年中没有主动向外发动战争，但是对内战争却没有停下来——对于吞并西夏和辽国的领土内的反抗者不停的进行打击，这些地区虽然被大宋占领多年，尤其是西夏的西部地区还是有很多残余势力不肯屈服于大宋，在得到吐蕃诸部的支持后来和大宋作对。对于吐蕃诸部对河西走廊的野心，大宋朝廷心中是非常清楚的，灭亡西夏七年来，大宋一直没有放弃对这里的高压统治，尤其是在其骑兵与热兵器作战部队慢慢成熟起来之后，更是处于强势的一方。尽管这些“土著”借助了熟悉当地地势的优势和大宋作对，但是大宋的强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横，到了后期的时候甚至主动出击进入吐蕃诸部传统控制区域对反抗者进行清缴，而吐蕃诸部对于这样上不来台面的事情也不敢过于声张，只有打掉牙齿和血吞。

通过一系列小规模的战争，大宋成功的击败了吐蕃诸部的阿柴部和黄头回纥的草头达靼部，完成了对河西走廊的完全占领，争取到了足够的生存空间和战略缓冲空间。吐蕃诸部的阿柴部还好一些，但是黄头回纥所受到的打击却是非常致命的——在黄头回纥的草头达靼部被击退后只能够向西南方向迁移以避过大宋军队的掠夺，不过他们的西南方向却是生存环境更为恶劣的沙漠地区。大宋在河西走廊的强势压迫使得迁移后的黄头回纥在数年之后终于产生了严重的后遗症，黄头回纥开始分裂，其中一部投奔大宋后，剩下的分成两部，一部投奔了吐蕃诸部，另外一部分则是归于西州回鹘，黄头回纥作为中亚的一支重要力量终于不复存在。

大宋在西北的强势军事行动不禁彻底绝了党项残余的野心，也铲除了西北其余各族对河西走廊的野心，大宋彻底巩固了占领西夏的地位，同时也促使了陆路丝绸之路的畅通。丝绸之路的稳定畅通反而促使了中亚地区的和平和繁荣，尤其是西州回鹘在放弃和大宋的敌对并且转向和大宋积极合作称臣之后，更是在丝绸之路上获得了绝大的好处。

大宋除了在西北用兵之外，还在西南频繁对西南夷用兵，以前大宋在外在压力下，对于南方厢军屯田一直都是采取缓进政策的，但是在连续击败了西夏和辽国等宿敌之后，回头南顾大大加强了对南方的统治，并且利用战俘奴隶加快了开发南方的脚步。大宋在南方的种种政策必然侵犯到了西南夷的利益，众多南方少数民族和奴隶拓荒者之间发生的冲突越来越多。

大宋在军事上的强势使得大宋朝廷根本不会考虑继续以前的委曲求全的缓进政策，而且大宋的特种兵部队已经训练成军快万人左右的规模，其中五成以上都是针对南方作战而精心训练的，在这个时候放出去就是为了看看这些专门经过南方作战训练的特种部队效果如何。

西南夷的叛乱也有着吐蕃诸部的身影，尽管在这个时候吐蕃诸部还是一个比较松散的部落联盟，但是他们对大宋的野心却从来没有削弱过，毕竟在唐代的时候吐蕃就在中原唐王朝身上谋取了众多好处，五代十国时期更是刮足了油水。唐朝强盛时期吐蕃的野心有效的被中原王朝所抑制，但是在唐朝开始崩溃之后，吐蕃的势力在西北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尽管后期吐蕃内部也出现了重大的分裂，但是其势力蔓延建立了传统势力圈已经开始定型，后来党项崛起在西北抑制了吐蕃诸部对河套平原的窥伺，不得不转向和大宋合作来对付西夏，西夏被大宋所灭，在河套平原的利益促使其越来越走向大宋的对立面。

与窥伺河套平原的阿柴部不同，大宋西南面和吐蕃诸部接壤的脱思麻部和乌敢部，这两部与大宋的利州路和秦凤路相接壤。王韶在十余年前开熙河的时候就曾与脱思麻部产生过一定的冲突，不过在抵抗西夏侵入的这杆大旗之下，脱思麻部对王韶军还是非常配合的，后来也摄于大宋在灵州那一战中用火器焚城的威胁而明智的选择了后退。不过在大宋平复西南夷的后期时候，脱思麻部和乌敢部在利州路边境地区接连挑衅大宋的权威，而且这种冲突的背后也是有着深厚的宗教信仰背景——大宋派去的和尚在佛教传承上和吐蕃信仰的密宗有着很大的冲突。

王静辉对大宋平复西南夷后期时和吐蕃诸部所产生的冲突看法是非常明显的倾向于进攻，他对宗教没有任何好感——宗教是把双刃剑，看看后世的中东冲突使他干脆认定宗教是极为危险的东西，任何对大宋统治产生威胁的因素都是他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