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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风-第1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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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改之认为限制皇权是正确的了？”司马光也不执著于报纸的问题，干脆放下来，用一种对待学术问题的心态来和王静辉说话。
“准确的说是限制皇权的滥用！一味的限制皇权并非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现在大宋正处于中兴关键阶段的时候。唐宗若是权力受到限制，未必能够达成大唐盛世的景象；而汉武的权力若是得到限制，在其五十年的统治时期内也就不会有四十多年的时间在战争！皇权是应该得到限制和控制，不过即便是韩国公在这个问题上也是非常无奈的——‘天命’的借口与现实状况相比，未免有些太过脆弱了些！不过王安石的为皇权松绑，在现在看来是符合其政治目的的，但这种状况就连王安石自己也不愿意看到，待到他心目中的变法达到预期效果后，他的头等大事便是想着如何限制皇权了！”王静辉冷冷的笑道。
就史实来说，王静辉所知道的封建时代皇权与相权的变化大致可分为同向消长与逆向消长两种形态。此强彼弱即逆向消长不仅并非唯一形态，并且不是封建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形态，而是其变态。
逆向消长又分为两种状态。一种是皇权加强、相权削弱，如汉武帝后期。当时，“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丞相空有其名，“无能有所匡言”。其原因在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信任由其亲属和亲信组成的名叫尚书的内朝，并用内朝分割以宰相为首的外朝的权力。这不应视为常态，除了与君相一体的原则不符而外，还有三个缘故：第一，汉武帝末年，决策失误明显增多；第二，汉武帝死后，随着皇帝个人对国家政权控制能力的降低，皇权旁落于外戚之手；第三，更重要的是这只不过是中央最高行政权力转换的过渡阶段，尚书台到东汉初年便正式成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另一种状况是相权加强、皇权削弱，如东汉末年。这显然属变态。一是由于当时相权已由“佐天子”蜕变为“挟天子”，丞相曹操大权在握，汉献帝傀儡而已；二是因为后来到曹操的儿子曹丕时，便取汉献帝而代之。可见，相权强皇权弱往往只不过是改朝换代的前奏。
同向消长亦分为两种状态，一种是皇权与相权都弱，如唐朝末年。宋人尽管有“唐末帝王，专委臣下，致多阙失”之说，可是当时藩镇割据，“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皇权固然弱，相权也不可能强。这虽然与君相一体的原则基本相符，但它无非是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序幕，不能看作封建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状态，自不待言。不过宋代却开了一代先河——皇权和相权都是十分强的，皇权和相权在终宋一代很难说有谁盖过了谁，但是也有例外的地方，那便是王静辉所处的时代，历史上皇帝赵顼为了推进变法，在熙宁初年的时候动用了庞大的皇权为王安石开路，将宋朝统治高层来了一次大换血。
司马光不知道王静辉对汉武帝的评价完全是脱胎于他的《资治通鉴》的观点，心中非常赞同，因为很少有人在汉武帝巨大的光环下面所隐藏的危机——汉武帝几乎就是秦始皇的翻版，将秦始皇所干过的坏事又重新干了一遍，不同的是汉武帝在其统治后期也看到他施政不当所引发的社会危机，不仅自己做了深刻的反思会忏悔，更是在朝中选拔了得力的官员，为自己的子孙找好了帮手，所以才让汉朝又延续了下去——司马光知道王静辉对汉武帝的历史功绩有着独特不同于寻常人的见解，这种态度甚至间接的影响到了皇帝赵顼，现在的皇帝已经不再以汉武帝为榜样了！正是这种见解却深合司马光的心意，也由此让司马光对王静辉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
司马光听后点点头，他能够理解王静辉话中的意思，自古以来皇权强弱之间的转换明显的应对了一个王朝盛衰的变换，皇权强弱与王朝盛衰有着直接的关联，但这中间的关系又有着其极为复杂的关系，并非是绝对遵循一个规则而运行的。即便是他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只是有个模糊的认识，而王静辉能够对此做出如此判断已经实属难得，这与驸马的年龄和阅历有着极为不相称的对比，不禁让司马光对驸马的评价有高了几分。
“以改之之见，韩国公的做法莫非是最好的办法？”
王静辉摇摇头对司马光苦笑的说道：“先生这么说难道也认为魏国公的‘天主人君’是最好的方法吗？先生心中自然是对此法也心存疑虑吧！”
司马光听后也是微笑了一下说道：“的确如此，不过某也拿不出比韩国公更好的办法！”
“这也未必！在下前来和先生商议朝廷出版报纸事宜也许便是一条比较好的通路，只是这么做前途也是不明罢了，但绝对要好过韩国公的办法！”
“哦？！愿闻其详！”
“先生难道忘记本朝赵普赵相公了么？！”王静辉微微一笑的反问道。
司马光听后顿时明朗——一次，宋太祖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回答道：“道理最大。”不过随即司马光又摇摇头，对于不是皇上最大而是道理最大这个说法，宋太祖“屡称善”。不过道理毕竟不是一种权力，何况它具有不确定性，约束力又不强，司马光对与这样的说法虽然是内心上赞同，但是他并不是一个书呆子，常年沉浮于宦海当然清楚这“道理”究竟有多大。
其实王静辉也不相信“道理最大”，在他看来按照宋朝的政治传统，有两样东西能够跟皇权一角长短，一个是富弼在熙宁初年的时候提出：“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去乱亡无几矣。”因此，士大夫常常以己意为天意，并以此约束皇帝。然而就连富弼也明知“灾异皆天数，非人事得失所致者”，上天虚无缥缈，并不存在；另外一个便是赵普的“道理最大”了。
但是与其说让王静辉相信“道理最大”，他宁可选择富弼的“天主人君”。不过是因为王静辉在后世长大、生活，对于以报纸和其他传媒手段维持的舆论监督力量比较信服，所以这才选择了赵普的“道理最大”。不过赵普的观点只是适用于一小部分朝廷官员，这个时候的“道理”未必是最大的，面对强悍的皇权，赵普们也是束手无策，但是通过相对比较发达的传媒手段，让赵普的圈子放大再放大，将朝堂上少数几个赵普扩张成千千万万个赵普，那个时候的“道理”说不定就能够和皇权相抗衡，这其中的关键便在于报纸！
“报纸可以让全天下的人都可以变成赵普！”王静辉翻开了自己的底牌，来给司马光打气：“先生或许是认为在下有些幼稚，不过皇权的限制绝对不可以依赖于‘天命’，古往今来‘天命’有多少次被心怀叵测者所用，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危害，想必先生对此明白的很！”
“这虽然也是前途未卜，不过却也总好过‘乱命’！”司马光苦笑的说道。
“先生也不用对此太过悲观，其实我朝政治体制和前代历朝历代均有不同，为了防止皇权滥用，我朝在观念和制度上都有着很严格的限制，不过是一般人很难看得出来便是了，其实若是加以利用，促使皇权不被过当的滥用还是非常稳妥的！”
“观念和制度？”司马光反问道。
“不错，在观念上其实除去赵普和富弼的两种论调之外，还有许多观念都是为限制滥用皇权而设的，‘王者无私’、‘人君有过’、‘君道无为’等等这些都是限制皇权滥用的良好观念，还有现在的一些典章制度也是有着类似的作用，这些制度和观念在平时人们或许会忽略它们的存在，但事实上加以贯彻确实能够成为万世之法！”王静辉淡淡的说道。
司马光在心中快速的盘算着，王静辉所说的这些确实是他所未有想过的，准确的说是他所从来没有注意到过的，先不说那些观念，就是朝廷的典章制度，他也从来没有深究过其中的内涵，王静辉能够从这些细微之处中看得这么深远透彻，这确实是出乎他意料之外。
蔡戡讲：“惟人君者，要当以天下为公。”一旦皇帝偏袒皇亲国戚，外朝官员往往上奏叫喊：“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立。”如果皇帝一意孤行，士大夫常常上疏指责：“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这便是“王者无私”，对于这类言论，皇帝在原则上一般表示赞同。
范祖禹说：“人主不患有过，患不能改过也”；刘黻讲：“大凡人主，不能无过。”这正是以“人君有过”观念为基础，当时人强调：“宰相以正君为职”，“士大夫以面折廷争为职”。皇帝在头脑清醒的时候，也并不自以为一贯正确。宋太祖为“偶有误失，史必书之”而发愁；宋太宗告诫宰相：“朕若有过，卿勿面从”；宋真宗要求宰相充分发挥作用，力争做到决策“无失”；宋仁宗担心自己“所虑未中于理，而有司奉行，则其害已加于人。”至于素有南宋英主之称的宋孝宗，更是不时反省自己，他多次叹息：“功业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如汉文、景。”在王静辉看来仁宗皇帝的这种叹息前半句是毫无疑问的正确，但后半句，仁宗皇帝在休养生息和发展经济上所做的可比文、景两个皇帝要好多了。
宋太宗不止一次地说：“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这便是宋朝的“君道无为”，当然，宋真宗自称：“朕未尝专断。”他完全赞成这样的主张：“陛下除礼乐征伐大事之外，其余细务，责成左右。”宋仁宗表示，政令“不欲自朕出”，而要“付之公议”。于是，在君主专制前提下，形成了分权格局：“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皇帝越俎代庖，士大夫往往反对：“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奈何侵之乎？”如果妨碍宰相履行职责，反响更加强烈：“天子而侵宰相之权，则公道已矣。”
司马光明白，这些观念未必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不过宋代的皇帝在这些观念的约束下，大多比较尊重外朝官员尤其是宰相的权力。如宋真宗对王旦“所言无不听”，“事无大小，非公所言不决。”其实像王旦这样权力较大的宰相不胜其举，不过王旦本来有机会成为宋朝一代名相，但是在宋真宗“天书事件”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不光彩的角色，所以较之他的同行在人格操守上要差了许多，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物。
司马光叹了口气说道：“改之这次你需要某做什么？尽管道来！”他说完这句话，就心神疲惫的靠在椅子上，和驸马进行这样的谈话，所耗费的精力实在是太大了，并且这个话题在严格意义上来说还是属于禁忌范畴内的，不过即便是皇帝知道有如何？宋朝政治环境要宽松的多，这根本就构不成什么罪名。
“朝廷发行报纸是肯定的，但我希望相公能够明白，仅仅靠这么一两份报纸是很难的，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报纸，这就是在下希望先生来力荐圣上能够放开对报纸的管制，并且能够鼓励民间也来创建报纸。当然，朝廷放开报纸管制并不是放任不管，对朝廷的一些军机大事还是要采取必要的保密规则的。”王静辉说道。
司马光点点头说道：“其实报纸之作用，某这几年也看在眼中，虽然在一些地方报纸的处理方式并不妥当，但平心而论，这确实如改之当初所言——天下平添千百御史，一般不肖官员也是诚惶诚恐，深受天下士人所称赞！至于改之所说之事，某自当会权衡，改之尽可放心！”
王静辉听后点点头，这也是他所能够期待的最好效果了，若是按照原有的历史轨迹，王安石变法派一家独大的话，相信司马光是绝对不会有所阻拦的，但现在变法派和保守派的内部矛盾一直为他所压制、分化、化解，保守派和变法派在朝中的力量对比上虽然也是弱势一方，但远远没有达到历史上那种严峻的态势，司马光不肯做最后的表态也是情理之中。
不过王静辉现在还是愿意同保守派进行合作，而不是把报纸这件利器交给变法派——变法派在历史上的作为他可是非常清楚，底下的官员为了往上爬，可没有少拍王安石新法的马匹，邓绾等人便是凭此发迹的，王静辉自然是不愿意变法派变得更加强大——变法派的强大便标志着帝国内政官员体系出现了极大的隐患。
这一章大量的论述采用了引用，资料来自于网上、我所看过的一些参考书、还有一些散乱的资料，在通常状况下戒念是不愿意引用这种资料的，毕竟大家都是在花钱看书，看这些资料没有什么意思，不过若缺乏这些资料，王静辉和司马光之间的对话就显得非常干燥，所有的人读起来非常困难，即便是读者预先阅读了资料篇也是无济于事，因为戒念曾对着这些资料埋头了好几天，原始资料是极为枯燥不堪的。读完这一章后，读者将会对宋朝时期高级政治原生态有一个初步的概念，有些东西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但都能够找到其存在的理由，舆论在宋朝威力的大小实在是让人难以预料，当然戒念会选择更加有利于主角的方向来进展。
“强弱”指的便是皇权和相权，在戒念看来，想要在主角生存的年代用几十年建立初级资本主义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个人倾向上，戒念更倾向于在此基础上形成君主立宪制，主角所做的便是为此打好基础。暴力革命是绝对不可能出现在本书当中的，主角的出现肯定会加快社会制度的发展，但完成社会的转变是一项及其复杂的工程，主角就是当了皇帝也未必能够完成，这就要看主角的后继者们来如何选择书写历史了，所以在此方面有些幻想的读者就免谈了。
第三百二十一章 经济评论
半个月后，《大宋新华报》开始正式登上了舞台，它的编辑成员自然是大宋精英阶层中的精英，为首的主编居然是又是一个王静辉耳熟能详的人物——加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的范纯仁，范仲淹的儿子！
王静辉对范纯仁的历史并不陌生，但也称不上十分熟悉，之所以能够注意到他，还是因为他的老子范仲淹太过有名，想不知道都很难，此时的范纯仁已经四十三岁了，他的兄长范纯佑已经过世。这个范纯仁也是历史上“熙宁变法”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不过他和司马光是同属于保守派的，司马光在前，范纯仁在后，由于个人的操守和才能再加上他老子范仲淹留下的深厚人脉，范纯仁在司马光死后便成了保守派的中坚人物，这到和变法派中的王安石和吕惠卿的继承关系有些相似。
说起《大宋新华报》，本来有人提议使用《中央报》这样的称呼的，不过被王静辉立刻否决了——这让他想起后世民国时期那份专门以吹牛为著称的《中央日报》，这可不是一个什么好兆头，所以干脆把《中央日报》的对头《新华日报》给搬了出来。他心中对此也是好笑的很，也不知道是谁想得要用“中央”做报纸的名称，别人可能不知道，但王静辉对这个词可是敏感的很，“新华”对于一个后世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个特别的词，本来这还是准备留着给自己的商行所用，不过想想“新华”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用的了的，干脆拿出来给朝廷的报纸更加实际一些。
王静辉虽然在报纸的问题上和司马光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不过他也没有想着全靠司马光。在《大宋新华报》创刊半个月后，楚州和杭州的商人群体在王静辉的示意下联合起来推出了《大宋商报》；杭州西湖学院和汴都华英书院各自都推出了自己的书院学报。一时间大宋有了三家最重要的报纸，还有两份一南一北两份学报，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无论在刊印、发行还是运输渠道上都是由商务印书馆来完成的，除却两份学报所面向的对象比较狭小之外，其它三份报纸都是通过商务印书馆的行销渠道直接面向全国发行。王静辉苦心经营《大宋明镜报》这么多年，所积累下来的深厚功底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否则想要把报纸面向全国发行也不是这么一件容易的事情，至少在这个时代，就是朝廷想要发行一份全国性的报纸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有《大宋明镜报》用了几年时间探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渠道才有今天的场面。
这还不算完，王静辉已经分别给河北的韩琦和陕西的富弼，询问是否可以在这两个地方设立一个地方性的报纸，用以覆盖北方和西北地区。虽然还没有收到这两个人的回信，但王静辉可以预见的是他们绝对不会放弃报纸这样有力的武器，若是在四五年前报纸才刚刚开始创刊的时候，没有人嫩够意识到舆论的威力，但这几年王静辉用手中的《大宋明镜报》为依托，向士林、官僚、工商等各个阶层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所达到的政治效果是所有知情人都明白的。
在王静辉的构想中，全国性的报纸只需要有这么三四份便足够了，太多的全国性报纸以现在的市场肯定容纳不下，最后还是会被打回原型，而《大宋明镜报》是大宋第一份报纸，市场开拓有着足够的功力，不仅在流通渠道上是无人能及，而且还大力投资教育，在这四五年间的投入使得同期大宋所能够培养出来识字的人更多，这些人都是报纸的潜在客户——在大宋的有些大城市中的酒楼茶肆之中，已经出现了专门以读报为生的“读报人”，规模稍大些的酒楼中，都会专门雇佣这些人来为客人读报以招揽客源。
开办的时间早，有着丰富的办报经验是《大宋明镜报》的优势，而且也是全国第一份全国性报纸。不过《大宋新华报》的背景是官方，是代表大宋的行政力量，这就注定《大宋新华报》自开刊刻印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全国行报纸了，发行上也是两条主线——朝廷的个个行政单位会按照距离汴都远近得到这份报纸，而民间发行则是以《大宋明镜报》这几年来建立的发行网络。不单单是《大宋新华报》是用《大宋明镜报》已经非常完善成熟的发行网络，《大宋商报》也是如此，华英书院和西湖书院的两份学报因为其学术性比较强，用户范围也比较狭窄，不过透过这个发行网络，只要想看这两份学报的人前来预先订购，在大宋交通比较发达的地方也是可以非常及时的得到最新的报纸。
王静辉非常明白，若想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整个社会有非常明显的提高，就必须将教育摆在第一位发展，当然这是在国家没有外患或者没有重大威胁的前提下，不过他环顾大宋四周这些国家，历史上如臭虫一般不死坚持到蒙古人出现的西夏，现在已经被彻底打成残废，就算大宋不去攻击它，没有个十来年休想恢复元气，但大宋能够给它这个复原的机会吗？若不是因为大宋财政才刚刚脱离危险边缘，王静辉早就怂恿皇帝赵顼先扫平西夏了。至于辽国，按照历史应该不会有什么作为了，至少在三四十年内，大宋即便不主动向外发动战争，周边也绝对不会有危及大宋的武装力量存在。
平夏战争自然会有人去做，这用不着王静辉去操心，局势走到现在这一步，是他该退居幕后的时候了，只要在战争后勤上做好准备，帮助朝廷的军队在西北有足够发动战争的储备，那其他的事情就和他无关了。
现在王静辉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更好的引导整个大宋，改善它不合理的结构，提高其教育水平，若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单单对大宋统治高层进行影响还是不够的，换句比较有名的一个口号是：“让这个社会更多的人觉醒！”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报纸是这个时代最方便，威力最大的舆论武器。
《大宋商报》，这是完全出于为大宋商人而服务的报纸，上面除去有对朝廷有关经济方面的法律解析之外，还有内容非常丰富的商业信息。其实在宋朝的时候早就有广告了，而王静辉几年前创办《大宋明镜报》的时候，第一次将商家的广告搬上了报纸——之前大宋商家所谓的广告都是区域性质的，在街头巷尾所粘贴，倒是有些类似后世铺天盖地的小广告一般，高明一些的商家会邀请一些戏班或是杂耍团来表演，以吸引百姓购物，但却没有像后世那样“XX公司友情赞助”的字样。
《大宋商报》的出现使一些像楚州和杭州这样有实力的商家向外扩充的专业广告宣传，购买的人主要是商家，但是这样并不足以扩大《大宋商报》的影响力，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便有抑商的传统，更有歧视商人或是侵占商人财产的事情发生，商人本身的社会地位也很低，更让王静辉感到有些头痛的是，大宋虽然并不采取抑商的政策，但是大宋却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最为繁盛的时期，儒家思想的盛行就肯定会阻碍商业的发展，至少如果让这个社会的上流来认同你，你肯定不是一个商人——当然小王驸马是最个别的例外。
《大宋商报》和其他两份全国性的报纸有着很大的不同，虽然这份报纸和王静辉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份报纸并不像其他两份报纸那样得到了王静辉在资金上的全力支持，这份报纸的营运都是由楚州和杭州两家商会所支持，资金来源除去报纸上的广告之外，所不够的地方也都是由商会会员来平摊，也就是它的发行量和价格的多少，完全是由商人们自己来衡量。若是放在从前，商人么肯定不会干亏本儿的买卖，但是广告的效力已经从《大宋明镜报》上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况且王静辉也送给两地商会一句话：“商人的社会形象和地位完全是靠自己来改变的！”
王静辉在楚州和杭州有着非常高的声望，商人们更是对他非常信服，最主要的是小王驸马在他们眼中和财神没有什么区别，伴随小王驸马的永远是财富，而且和小王驸马合作绝对没有什么后顾之忧，除了不会侵吞他们的财产之外，只要能够和小王驸马挂上关系的生意，就是官府也要给三分薄面，这就相当于给他们的财产买了一份保险，让商人们安心的很。其实和王静辉接触的时间越深，商人们可以感受到王静辉心中的一些想法——改变商人的地位，通过各种善事来提高商人在人们眼中的评价——这也是王静辉所能够想到唯一提高商人地位的办法，因为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保护商人的社会习惯，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管子才这么做过，对他而言最有利的一点便是孔圣人将管子排在周公之后，这在儒家的地位当中是非常高的了。
商人的社会地位就决定了《大宋商报》的命运，不过王静辉可不是这么容易认命的人——《大宋明镜报》当初就是靠一些《封神演义》、《西游记》这样的“通俗文学”白话文学来打开了销路，扩大了其影响力，王静辉为了不让《大宋商报》成为鸡肋，便开始在《大宋商报》上连续发表文章——这些文章都是经济理论方面的，《经济学》是后世大学中每个学生必修的课程，王静辉虽然对后世的经济学并不精通，但来到这个时空后经商起家，使用商业手段来影响大宋高层，上呈给大宋统治高层的许多策论中都有经济学的影子，他对这个时代的商业运行状况是十分清楚的。
王静辉在《大宋商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便是《论国家调控手段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影响》，这完全是针对王安石变法所发表的一篇经济理论方面的文章，尽管在后世经济学家的眼中，这么粗糙的文章有些惨不忍睹，但在这个时代其轰动效应却是毫不亚于一场学术界的地震，当这个时代的大儒、士子们在《大宋商报》上面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其内心的情绪是非常复杂的，这些人当中也包括了王安石、司马光、文彦博等朝廷重量级人物。
由于这篇文章所阐述的内容正是王安石变法的理论依据，所以引起的反响是巨大的，一时间《大宋商报》成为众矢之的，各种评论纷至沓来，王静辉也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大宋商报》的经营权虽然不在王静辉的手中，但是编辑和办报思想都是来源于他，所以《大宋商报》对于这些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评论，精选出来刊登，当然这场论辩的主力依然是王静辉。
不过当第二期的《大宋商报》出版后，人们都是一阵愕然——《论自由经济和管制经济的优劣》，作者依然是那个引起广泛争议的小王驸马。争论依然在进行，但随着每一期的《大宋商报》，王静辉每次都会有新的经济理论文章在上面刊登，这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这些经济理论给大宋所有的有识之士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人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眼中一钱不值的经济原来和国家民生关系的这么紧密。王静辉的文字依然采用白话文，所有的人只要会识字都能够看明白，但却仅仅有少数人能够明白其中的深意——这些少数人当中既有拥护者也有反对者。
王静辉对此并不以为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从来就不缺乏拥护者，更不缺乏反对者，一个新的观点诞生总会伴随产生争议，若是没有人来争论才是他的失败，况且他也秉承着“真理越辩越明”的观点，有了这些争论正是人们关注这些经济理论的表现。只要有人能够看得进去，看得明白，他的任务就完成了——总有一天这些拥护者也好，反对者也罢，在碰到问题的时候都会学着用另外一种视角来看待处理问题，他的任务便是给人们提供更多的选择，开启这些人思考的动力。
王静辉不知道，已经有很多有心人将这些刊载他的经济理论的《大宋商报》收集、整理起来，多年以后有人将他在《大宋商报》上连续发表的一百三十多篇各种经济评论都誊抄成册，私下传阅，后来商务印书馆的曾掌柜得知后便干脆将之收集整理出版。当曾掌柜将整理好的书稿交给王静辉，想让其专门为此书起一个名字后，王静辉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这可是宋朝版本的《国富论》啊！”他心中默默的说道。
王静辉发表这些经济评论当初固然有想普及最原始的经济学以影响这个时代的士人以更加科学谨慎的态度来看待社会经济运行，但没有想到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居然是《国富论》的翻版——当然这与后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内容上有很大的区别，就其学术水平和引起的重视程度上来看远远超越了《国富论》。
虽然两者有很大的区别，但王静辉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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