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风-第1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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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如此紧张的宋辽关系会因为宋朝在对手的家门口大肆扩军而使局势恶化，这不仅仅是司马光所担心的，河北系官员比司马光更着急——他们的产业可都在河北，战事一起先不要说是胜负，自己家族上百年来的积累将会很快化为乌有！

“代州由于契丹人的时常骚扰，荒芜的土地本来就多，实乃厢军屯田的最佳选择，代州厢军不过是在短时间内应急来恐吓契丹人，最终还是要回到厢军屯田的编制中来，而以后陆续招收的厢军也是如此。朝廷财政在现在看来虽然比较紧张，但要养活这些新扩招的厢军是没有问题的，等到来自契丹的威胁一过，他们的屯田初见效应，朝廷从中获利要远远大于现在索要付出的！”

“就地招收厢军，那河北的粮食储备还是依旧，招收这么多的厢军并不能够对赈灾有什么影响，甚至还会使河北的粮食价格短期内偏高。”司马光说道。

“河北的粮价不会涨幅的很快，只需要在河北诸路之地推广市易法，哪里还敢有人来靠囤积居奇？”王安石终于把他心中的想法说了出来。

第三百零三章　纵横

前一段时间有个叫魏继宗在《梅雪》和《大宋明镜报》上发表文章，文章中指出：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富人大姓得以操纵取利。他建议设置常平市易司，管理市场，物价贱则增价收购，贵则减价出售，说可以使“商旅以通”，“国用以足”。

当时等到王静辉知道魏继宗所发表文章的内容后，才意识到历史上正是因为这家伙的上书才启发了王安石制定市易法，不过这个魏继宗不用上书，而改成在报纸上刊登文章便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了，这让他有些哭笑不得。魏继宗的文章并不是问题，事实上王安石早就制定了市易法，并且在王静辉的干预下放到西北王韶那里去执行了。由于有王静辉的商人资本在支持王韶在本路陇州古渭城设置市易司，管理商货，借官钱为本，每年获利在五六十万贯以上，而不是历史上区区的一二十万贯。

天下财货尽汇于京师重地，这样的弊病早就为宋朝有识之士所认知，魏继宗不过是把事实说了出来，但这却引动了王安石的神经——他所设计的市易法一个是依据市场情况，由市易务评定价格，向商人收购或出售货物；另外商人向市易务贷款，以产业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纳年息二分。商人向市易务赊购货物，也取年息二分。两项办法原来都是由大商人操纵取利，市易法把这两项大利从大商人手里收归朝廷，和青苗法收夺大地主的利益相似。

西北王韶所推行的市易法在王安石的眼中，其舞台实在是太小了，根本不能够满足他的需要，最重要的是连熙河那样的地方每年市易法所盈利都能够在五六十万贯，若是放在大宋其他地方又该如何？全国若是真的能够顺利推行市易法，那朝廷每年因此而盈利的数值将会是一个天文数字！

对于王安石心中对市易法的期望，王静辉再了解不过了，市易法的初衷如同前面所推行过的青苗法一般，其出发点都是好的，对付的都不是平头老百姓，而是针对那些存心趁着灾荒囤积居奇发黑心财的大商人，但同样也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市易法将会给大宋的经济带来怎样的灾难。王安石的均输法已经够让人头痛的了，王静辉早就在下面运作来阻挡均输法的进一步推行，甚至在寻找机会把均输法废除，此时要是把市易法给放出来，那对大宋的经济实在不是一件好事。

司马光厌恶新法是因为他认为新法的实行必然会产生一个新的受惠阶层，看看王安石启动新法的班子便可以知道这个阶层主要都是年轻的官员构成，通晓政治的他清楚的认识到这些年轻的官员热情是有了，但面对权力，他们的免疫力实在是有限的很，时间一长，王安石的新法条例难免成为底层官员敛财的工具来祸害百姓。王静辉想到的不仅是底层官员会借着新法来祸害百姓，更要命的是这些新法条例虽然反映出了非常先进的经济思想，但放在这个时代却是不切合实际的——先进的事物一定要放在合适的环境中才会起到促进作用，否则所起到的效果恰恰是适得其反。

不过面对以往自己应该反对的市易法，王静辉有些犹豫了——为国家正确的做法当然是将市易法继续关在笼子里面，但是把它放出来扔到北方去推行，无疑会进一步的削弱河北系官员的实力，尽管在政治上王静辉和河北系官员处于盟友的状态，但河北系官员的保守和趋利同样让他感到无奈甚至有些恼怒——河北系官员也是一个著名的贪官群体，若是他们手脚干净，哪里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聚集如此庞大的财富？借着王安石的手来对这些富得流油的河北土豪进行打击，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市易法在西北执行的效果非常好，每年可收的五六十万贯市易钱，若是将均输法和市易法在河北实行，则能够保证河北的物价不会上涨，朝廷也可以以一个非常低廉的成本将粮食等救灾物资运送进河北最主要的灾区，同样也可以降低赈灾的成本！”王安石继续说道。

“市易法和均输法都是扰民之法，是与民争利！均输法起源于汉代桑弘羊，虽说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足，然而法术不正。现在此论复兴，众口纷然，朝廷破坏规矩，唯利是嗜，害处说不完！”司马光义正词严的说道。

“均输法将笼诸路杂货，渔夺商人毫末之利，实为不可取也！”曾公亮躬身说道。他是河北系官员的大佬，当然清楚均输法和市易法若是真的在河北两法并行那将会意味着什么，这个时候他不能不站出来说话，否则一旦通过，那对河北系官员是非常不利的。

去年春天的时候，在淮、浙、江、湖六路，颁行均输法。条例司上疏，指出当时税收制度的流弊，大意说：今天下财用窘急，官员拘于弊法，内外不相知，盈虚不相补。各路上供，岁有定额，丰年不敢多取，歉年不敢不足。三司、发运使按簿书征收，无所增损。遇到军国郊祀的大费，又遣使去刬刷，几乎没有余藏。各路藏匿财富不实说，又以‘支移’‘折变’的名目加倍收税。朝廷需用的物品，多不按照产地和时令，富商大贾得以乘公私之急，从中擅轻重敛散的权，财政官员上下内外不相知，只是照帐本办事，因循守旧，不顾年岁的丰歉，产地的远近，结果是民间纳税加多，朝廷还是财用窘急，富商大贾却得以从中取利。

为此条例司提出的均输法，设发运使官，总管东南六路赋入，有权周知六路财赋情况。凡籴买、税敛、上供物品，都可“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发运使并有权了解京都库藏支存定数，需要供办的物品，可以“从便变易蓄买”，存储备用。说这样就会“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做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神宗随即批准均输法，以薛向为发运使主管其事，朝廷给内藏钱五百万贯、米三百万石充用——当然这三百万石米是走常平仓的账目，而广惠仓的因为王静辉的缘故而被严格的保护起来了。

均输法显然是从增加宋王朝的“国用”出发，改革也是很有限的，但它多少改变了因循的旧制，适当扩大了财政官员的权力，并且明显地侵犯了“富商大贾”轻重敛散的利益。均输法一出，一些朝官，从大商贾利益出发，纷起反对。反对派提出的均输的“害处”，主要都是对商贾不利，代表大商人说话的立场很鲜明，反对的理由却很薄弱。神宗当然不为所动，继续用薛向推行新法。

现在司马光和曾公亮又老调重弹，皇帝赵顼的脸上自然不会好看，王静辉对此也是不屑一顾。均输法是好的办法，不过就是执行它的官员心太黑了些，主持此事的官员叫薛向，这和他的老搭挡薛向之仅有一字之差，但是其操守实在是让人无法恭维，王静辉没有费多少功夫，手上便掌握了一大堆这家伙贪赃枉法的证据，薛向的老家田产在最近的半年里面暴涨了三四倍，靠他的俸禄就是再过十年他也买不起。

其实不仅是均输法，王安石所提出的各种新法如果能够在清廉官吏的运作下，成功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即使失败波及的范围也不会太广，根本不可能会出现民怨沸腾的情况，唯一的解释便是执行新法的人有问题。突然他的心中倒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让执行新法的贪官去找河北那些黑心的土豪的麻烦，那该是一个怎样的场面？！

“平心而论，新法是良法，可惜无得力之人支持，薛向小人！假以货钱，任其变易，纵有所入，其数额亦非常可疑！”赵忭不管王安石和司马光愿听不愿意听，他也没有王静辉这么多的顾忌——赵忭在朝中的地位非常玄妙，他一手促成了皇帝赵顼在前任英宗赵曙没有病故的情况下登基继位，这中间涉及到了另外一个政治传统。

王静辉记得曾经在读宋朝历史的时候，在绍熙五年（1194）六月，枢密使赵汝愚逼宋光宗退位。此事史称“绍熙内禅”，事件的起因是宋光宗患精神病，无法处理朝政并长期不去看望做了太上皇的父亲宋孝宗。尤其是宋孝宗去世时，宋光宗拒不出面主持丧礼，以致“中外讹言，靡所不至。”以赵汝愚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逼宋光宗退位，目的是为了稳定政局，维护赵氏一家一姓的统治。但是中间却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孟子·万章》篇称：异姓之卿，“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同姓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宰相留正作为异姓之卿，见势不妙，立即逃出临安城去。赵汝愚作为同姓之卿，则不能一走了之，只得“易位”即另立他人为帝。

虽然皇帝赵顼在赵曙病重无法处理国事的情况下登基继位在现在人眼中没有什么大不了，属于正常情况，但在这个时代却不这么看——只要赵曙还有一口气，他依然是这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至少名义上是这样，可是帝国已经弊政丛生，如果连皇帝都不能亲自理政，那岂不是离亡国不远了？！为了能够让活着的皇帝将皇位传递给下一任，就必须有人站出来让皇帝退位，这个任务就必须由一个赵姓大臣来完成了——赵忭正是这样一个角色，这和历史上赵汝愚的角色一样的，虽然严格上说赵忭在名气和实权上与当时的韩琦、富弼相差的很远，但这种事情必须是有“同姓之卿”来完成的，和权力无关，所以赵忭这个“同姓之卿”在朝堂上的存在是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的！

赵忭素有贤名，他的特殊地位使得他不用顾忌很多，赵曙在位的时候，赵忭去益州当知州，随身携带的不过是一把琴和两个仆役而已，而且为人洒脱颇有能力，在治蜀的时候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以此官居参知政事，而以前能够挂参知政事衔的赵槩因为太过贪心，并且没有什么政治作为，被赵曙赐了闲职去养老了。

理论上像赵忭这样的赵姓大臣是不可能在朝中待上过久的时间，可以想一想如果韩琦姓赵的话，皇帝还会把一个拥有巨大声望和能够“废立”的权臣放在身边来收拾自己吗？！赵忭敢当着王安石的面里职责主持均输法的薛向贪墨，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命运不会比赵槩好到哪里去，自己已经在汴都开封待了三四年，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以后等待自己的不是挪窝到地方上去任职，就是和赵槩一般回家养老，左右都是一个“走”字，索性便放开了颜面指斥变法派中的重要人物借着变法之际行祸害百姓之举。

赵忭的话确实非常有杀伤力，他不是为大商人说话，而是实事求是的承认了均输法在一定情况下是一个良法，但执行的人却是大大的有问题，致使良法变成祸害百姓的条例，新法在这些官员手中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不过像赵忭这样能够撕开脸皮在这么多朝中重量级大臣面前直说某人贪墨的情况非常少见，赵顼的脸色更加难看了——这一次他不是因为大臣反对新法而恼怒，而是因为他委于重任的大臣居然是个大贪官，这如何不让他气愤，他将目光转向了王静辉，仿佛是在求证一般。

虽然王静辉非常痛恨贪官，像薛向这样的人是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但这个时候是讨论是否要扩大招收厢军，而不是成为保守派与变法派互相扯皮辩论的场所，时机不当，他也只好压下心中的想法，躬身说道：“圣上，臣以为新法条例总体上出于公心是好的，不过在实施的过程中有不当之处也应该矫正，至于王相建议在河北实施均属法和市易法，臣却不敢苟同——河北诸路现在正在遭受罕见的旱灾和蝗灾，这个时候正是人心不稳，新法条例纵然是好事，但中间的问题却是不容回避的，最好还是不要在这个时候把还有缺失的新法条例放到河北灾区实行，恐会引发一些难以预料的事情！”

不管王安石出于什么样的目的站在自己这一边来支持厢军扩招计划，王静辉还是必须要看重的，毕竟在这个时候多一份助力便多一份把握，况且王安石不同于一般人，他是大宋两个领军人物之一，也唯有他的声望能够抗衡司马光。

皇帝赵顼听后点点头，而赵忭则是有些不屑，王静辉的举动在他看来是十分不解的，传言驸马最恨贪官，看来到了这种境地为了能够让朝廷通过自己的策略，而不惜搞这种政治平衡，驸马也不过如此！

不管怎么样，所有保守派官员在听到王静辉出言阻止新法在河北诸路实行，心中总算是松了口气，对于他们来说显然新法比扩军更加可怕，尤其是河北之地，那是保守派势力所把持最为顽固的地区，在那里坐镇的韩琦和洛阳的富弼遥相呼应，一个青苗法便已经让河北鸡飞狗跳的了，若是均输法和市易法再放到河北去执行，那还不知道将会惹出什么样的乱子。一些保守派大臣虽然比较固执于党争，但也不愿意看到本已经遭受大灾的河北诸路再被新法浇上一勺油，使得局势陡然变得不可收拾，那对谁都没有好处。

“圣上，除去初期的五万厢兵是最主要的目的是防御辽国的军事威胁之外，剩下根据需要而扩招的厢军将会根据情况转化成屯垦兵和建设兵。臣已经通过楚州兴国银行和杭州工商银行调集了大笔资金，用以向河北诸路的百姓收购土地，实际上是变相向百姓借贷资金以渡过难关，百姓以土地作为抵押，进行借贷以防止因为灾害土地过渡兼并造成无地者骤然增多而造成的社会不稳的局面。这些百姓每户只抽取一两人临时入军籍，用以修筑河北诸路的交通、疏浚运河、修建水利设施，这样每户两人的收入足以养活全家，而河北诸路的各项设施也可以用较低的成本来完成。”王静辉说道。

“修筑农田水利设施、疏浚运河、修整道路这些都是要花钱的，朝廷却拿不出这么多钱，难道驸马要白掏吗？临时入军籍，到何时才可转化为平民？是否要发放武器进行操练？！”吴奎问道，他是三司使，对于要花钱的地方自然是要问的清楚一些才好。

第三百零四章　交换

“河北诸路有很多的荒地没有人种植，这多是由于其北方辽国骚扰或是由于连年灾荒本地人逃荒所致，如果可以的话，圣上可以将这些荒地为抵押来向银行借贷，将来这些田地被开发出来后，五年间免除税收如何？”王静辉开出了自己的价码，说白了这个条件极为宽松，五年免税和荒地抵押虽然看起来是不少了，但实际上和王静辉所要付出的还是相差的很远，说不上是白送，也差不了多远。

王静辉能够开出这样的价码是自己的主意，涅心的建议是采用十年长期分期付款偿还——这是李管事的主意，利息可以再低一些，但需要用兴国银行在河北诸路有特殊政策倾斜才可以交换。王静辉觉得李管事的这个价码实在是有些高，并且十年分期偿还债务中间也有很多变数，还不如亏本儿一些换来土地和五年免税的政策，这样他在河北的势力就可以一次到位——皇帝每次赏赐给他的土地没有少于一万亩的时候，这一次保守估计也会有万顷左右，虽不见得都是良田，但用来种植棉花是足够了，北方的纺织中心有了自己固定的棉花产地，相信以后和楚州商人群体谈生意的时候可以轻松占据上风——大宋已经对各地棉花种植面积有了严格的规定，这已经不同于几年前还只是有些个别地方上的规定，而是全国性的硬性统一规定。

“爱卿不是有十二万党项战俘，为何还要雇佣河北百姓筑路呢？”皇帝赵顼心中非常满意这样的价码，他并没有提是否接受，而是对这个“修路狂”放着便宜的党项战俘不用，还要花钱用河北灾民。

“党项战俘还有其他重要用途，况且长期把这些党项战俘放在北方也是一个危险，臣打算将这些党项战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乘船出海前往麻逸，在那里他们将会担负起开发南洋的先期工程，诸如修建码头、开垦荒地、修建道路、开凿矿山等等，这都需要很多人手，预计今年内至少会有两万党项战俘被运送到麻逸来承担这些工作；另外一部分便是南下，到江南去修路、开凿运河、垦荒！”王静辉淡淡的说道。

福宁殿中所有人对这样的回答都是一阵愕然，驸马在大宋可谓是一大异数，在他身上曾经发生过很多让人不解的事情，“修路狂”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驸马对修路、开凿疏通运河有着异乎寻常的狂热。虽然手里面掌握着十几万的党项俘虏，这些俘虏只需要供给他们的食粮便可以，用不着出薪金，但老是这么修路，其中所投进去的资金也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别人或可不知，朝中几个重要人物焉能不知？仅仅是大略初步计算，便可以知道王静辉最近这三年来投在修路、疏浚运河、淤田上面的金钱可以达到一千五六百万贯的数字，虽然朝廷也对此略作补偿，但放在任何一个正常人、一个正常的商人身上，这都是一件极为亏本儿的买卖，偏偏驸马还乐此不疲，这实在是让人费解的很。

先前将党项俘虏卖给驸马名义上因为是商业性质的交易以堵住西夏使者责难和索要俘虏的嘴巴，但后来将战争中所产生的俘虏交给驸马处理几乎成为一个定式，就是劫虏来的党项百姓也是从中挑选精壮者被当作俘虏交到王静辉手中听用，当然这种名义上的买卖后来因为王静辉向朝廷索要太少而被免除所有的费用。

王静辉看到所有人脸上都有些疑惑便说道：“北方交通网络因为地处我中华文明腹心地带，所以长久以来开发比较完善，基础建设比较好，纵有所缺失只要在原有的基础上稍加修整即可，这种工作不会有太大的危险；而南方不同，南方的交通网络基础远没有北方好，穷山恶水，瘴疠横行不说，还有南夷骚扰，但是南方各种资源却是我大宋不可或缺的，大宋对南方的控制力远不如北方，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那里交通状况不好，从而控制不力，要改变这种状况，最简单的办法便是修路，这么危险的事情还是交给俘虏去做更好，这样也不会因为征用百姓而闹出祸端，使得民怨沸腾！”

王静辉虽然来自后世深受“人人平等”的教育，在他眼中并没有种族歧视这种偏激的思想，而是在来到这个时空后，联想到历史上元蒙给中国带来的巨大伤害，所以才对游牧民族的政策极为苛刻——只有自身强大了，才可以获得别人的“平等”。在后世根本就没有什么党项、契丹之分，这些种族都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无从寻找了，中华民族每一次遭到巨大创伤之后都要开始一次各民族的融合，像党项契丹这样的民族多半是被汉族给同化了，谁又能够保证他王静辉没有别的民族的血统？不过在这个时代看得多了，大宋的主要敌人就是游牧民族，在文明的角逐过程中，对他们实行高压政策则是必然。

在这个时代有着太多的地带没有开发或者是开发程度非常落后，王静辉印象中后世中国的主要产粮区湖广地区在这个时代人的眼中还是非常可怕的穷山恶水，要想对其开发就必须先要解决这些区域的交通问题，与其让大宋人去干这些危险的工作，还不如让异族俘虏去做，这中间的花费和对农时与社会的干扰也少了许多。

“南方修路、通河的费用该如何计算？”吴奎问道。

“在下还没有想好这中间的具体运作，不过也有个大致的章程——在南方修路的同时也要开垦荒地，等路修好了，荒地变为熟地则配以相应的厢军来继续开发，这荒地的地权臣需要一半，也是十年之内免税，剩下交给厢军继续开发的一半则是等同于朝廷现在正在进行的厢军屯田计划，将地权作价，分十年以不同比例的分成来偿还，这部分钱是属于朝廷财政，当然除去修路还有疏通河道甚至是开凿运河，这中间产生的淤田也是如此分配，不过鉴于开发难度希望能够有十年的免税权力。如此以来在下调集党项俘虏开发南方，朝廷不用付出一文钱便可垂手而得已经开发成熟的大片南方土地，并且通过完善的交通网络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王静辉说道。

开发湖广地区是他早就想过很多遍的，不过开始计划的时候便被彦生和涅心所阻止——开发的费用实在是太过高昂，王静辉的家产虽多但也起不到什么作用，而朝廷也会被巨额的开发费用和庞大的移民规模所吓倒。后来他接收了在宋夏战争中的党项俘虏，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更加急需这些俘虏在北方完善交通网络，所以才耽搁下来。眼下王静辉的工程越做越大，不过西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给他带来了数目巨大的党项俘虏，当然他是不会白养这十二万俘虏的，最佳的解决办法便是投入新的工程项目——开发南洋，重点便是麻逸岛的铜矿和在南洋大面积种植水稻；其次便是大宋的南方，重点便是湖广地区，他要实现“湖广熟，天下足”的局面，到那个时候，大宋就可以彻底摆脱粮食对国家发展的制肘，也可以使得大宋失去土地的百姓比例大为减少，厢军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裁汰。如果成功的话，厢军数量可以轻而易举的控制在八十万人之内，相应的朝廷的军费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缩减。

“臣以为驸马之策可行！”王安石说道，尽管王静辉阻止他新法进入河北，但这次却得到了驸马开发南方的策略，虽然实施时间比较长，在短时间之内还很难看到利益，但任谁也可以看到其中对大宋的巨大利益，在“为政者无私心”的想法下，他还是非常赞同驸马的。更深层次的便是无论驸马开发南方或者南洋，都是党项俘虏去打头镇，大宋在民意上便先占了上风，等到开发成熟和基础建设完成后，将会是由大宋人来接收最后的成果，那些保守派也不会因为“害民”来反对，自己抢先站出来，将来政治分红便是在变法派这一边！

“整个计划朝廷可不用出一文钱，付出的也只有免税的特殊政策，得到的利益却是非常大的，眼前便有一半左右的熟田可供朝廷使用，过后虽然有五到十年的免税期，但却可以得到一个开发成熟的地区，交通上也不用朝廷出钱。这虽然只是一个大致的章程，中间可能还会有些变动，纵然在免税期上有所损失，但无论如何朝廷从中获取的利益是十分巨大！”王静辉说道。

“与其放均输法和市易法进河北，不如让驸马进来，纵然有所损失，总比新法放在河北来实行的好！”曾公亮心中暗暗想到，便上前躬身说道：“此处添厢军，彼处削厢军，臣以为驸马之策实乃良策，况且旱灾过后河北的厢军也还会再次裁减，朝廷为此支出不过是临时性的而已，对国家财政的拖累不是很大！”

皇帝赵顼听后非常高兴的问道：“众位爱卿以为如何？”

王静辉偷眼看看周围君臣的反应，看来他的说辞效果还是不错，就算有几个还是紧皱眉头，但大多数人他的想法还是非常乐观的，心中不禁松了口气，这以“南方换北方”的策略还是瞒成功的，在这个时候适时抛出南方开发计划也有助于分散朝中反对势力对自己在北方扩张厢军的视线。自己建议朝廷在北方扩张厢军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厢军——这些厢军只是临时应旱灾而扩招，手背和额头上是不会刺字的，等待危机过后第一个被裁汰的将会是这些厢军，有耕地就回去继续耕地，没有耕地将会为朝廷厢军屯田或是成为王静辉农田中的农户，再不济也会成为他马上投资在河北所建的各种作坊中的雇工——这是涅心和李管事早就盘算好的事情。

“开发南方是为朝廷之良策，不过南方蛮夷众多，不服朝廷教化者众多，如此大张旗鼓的开发南方，会使得南方诸夷惊惧，难免会给朝廷造成一定的麻烦，还需慎重！”司马光说道。

司马光虽然现在站在王静辉的对立面上，但两人对河北招收厢军的想法是相同的，其分歧便是在于招收多少的问题，司马光考虑问题的方式是先保证现有局面的平稳，然后再考虑从事情上大宋会获得什么样的好处，好处的多寡并不能够影响他的判断，只要是被他认为是破坏现有平稳局面的事情，毫无疑问将会直接面对来自这位名望最重的参知政事的压力——尽管他比王安石官级小了点，但这样的压力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撑的住的！

“朝廷开发南方与南方异族起冲突那是必然的，就如同现在这些异族不肯接受大宋统治一样！自太祖皇帝平定江南以来，少则一年，多则几年，南方蛮夷总是会发生叛乱行为，虽然这些叛乱规模并不大，从来没有出过一路的范围，朝廷每次进剿都会平定，但朝廷花在这方面的军费合计起来也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目。臣以为南方蛮夷之所以如此频繁爆发叛乱事件，除去一些地方官员横征暴敛所引发之外，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这些地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政令难以通达之故。”

“君实相公所说的华夷冲突，其解决的办法便是派遣更多的军队来保障这件事的实行，这些军队除去要严密监视党项俘虏修路、屯田之外，便是要预防和当地蛮夷部落之间冲突，唯有如此才能够保证南方开发的顺利执行。”

“南方瘴疠横行，士兵对这种环境下作战很不适应，尚未交战，十亭便因为疾病、水土不服去了三亭，如此损耗实在太大，圣上还要三思！”司马光说道。

皇帝赵顼听后眉头一皱，看看王静辉说道：“爱卿以为如何？！”司马光的话确实起到了作用，但相比开发南方给大宋带来的巨大利益，他还是不忍心放下这块肥肉，更何况这是驸马来掏钱，大宋朝廷基本上除去一些空头支票便就等着坐收开发南方的好处了，任谁也不会轻易放弃。

王静辉沉声说道：“世间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任何事情都是要付出一定代价才能够得来，只要获得的利益远远大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