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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食者协会(那多)-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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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节车厢砸到了地上，几乎是贴着我擦过，绝不到半米。而我则被拍了回去，在往上升，与车厢交错而过，这感觉真是奇妙。
这时我只剩了思维还在活动，完全失去了身体的控制力。我看着自己向上升向上升，开始有飞向天空的错觉。地底的爆炸声在这时追上了我，一瞬间我被淹没，失去了意识。
如你所知，我没有死，否则也不会坐在这里写出我的故事。
我在黑暗里待了很久。时间像是凝固了，又似是不存在。其间我醒过几次，但都在努力睁开眼睛的过程中重归于寂。
大约是第三次，或是第四次，我把眼睛睁开来。
我以为会看见一片白色，实际上，也是白色没错，但并不是病房里天花板的雪白，而是带点米色，有许多污渍，还有一溜日光灯，以及耳畔不算喧闹但也绝不算安静的人声——那是由许多低低的哀号组成的。两条腿在我旁边走过，走得远了些我才瞧见她的上半身。那是个护士，而我正在医院的走廊上。我并没有躺在病床上，走廊上有很多病床，但我没占着，只是睡在一排座椅上。
让一让，让一让。伴随着这样的声音，一辆平板车推过。我看不见车上的人，只看见垂下来的白布。
我这才回忆起让我昏迷的那场巨大灾难。眼前的景象，到底是死了多少人？
我翻身坐起来，感觉了一下自己的状态，好像没断胳膊腿儿，真是奇迹。一眼看过去，走廊里放了五六张病床，但病人远不止这些，有像我一样躺在长椅上的，还有直接铺张白被单睡地上的，一个挨着一个，竟塞了二十多人。几乎人人身上都染了血，衣服破碎，简直有哀鸿遍野的感觉，彷佛进了一个战场上的前线野战医院。
我刚站起来，一股晕眩就让我又坐了回去。一个护士瞧见了我的动静，赶过来让我赶快躺好。我说我感觉还好，她说我头部受创，严重脑震荡，本来还不知道能不能醒过来呢。
她这么一说，我也感觉后脑勺疼，手一摸，头发硬硬地板结了一块，出的血已经凝固。
我问颅骨有没有事，护士说没有，我说那就好，我觉得没事了，我得赶紧离开，有急事。
说到这里，我心里却想，对啊，我有很急的事情，但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护士很决绝地说不行，不能离开，要再观察一阵子。我争辩了几句，她最后说，外面有武警，把医院封锁了，要等领导来视察。
我呆了一下，这才猛然意识到什么。
这一次的事故有多严重，瞧瞧这满走廊的伤残和几分钟前被退走的死者就知道。我所在的那节车厢是满坐的，那是倒数第二节，我昏迷前的记忆，最后一节车厢被撞烂了，倒数第二三节被拱起来又坠到地上，再加上爆炸，这几节车厢的乘客，能活下来一半吗？当地政府再开明，也会把现场和医院严格控制起来，以防被记者抢先曝出来。
护士也没时间再和我多说什么，我追着问了一句厕所在哪儿，她给我指了一个方向。
作为这场大事故的亲历者，又是一名记者，我有控制不住的报道欲望。但我总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真奇怪，有什么比写这篇稿子还重要的呢？这么惨烈的事故，死了这么多人，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
我的脑袋又开始晕起来，该死的脑震荡。
反正，总得先想法子出去再说。
我再次试着站起来，这下有了准备，总算是站稳了，摇摇晃晃往厕所走。躺着的时候不觉得，一走起来，全身上下的酸痛就开始泛出来，特别是腰，肯定是摔下来的时候伤到了，步子稍微大一点就痛得不行，走到厕所时，汗都出来了。
我在洗手池前的镜子里瞧见了自己的模样，真是够狼狈的，脸是花的，洗干净了才发现左脸颊有道伤口，辣辣地疼。衣服裤子全都破了，牛仔裤倒也算了，多个洞别人也不知道是不是设计的，外套左袖管扯出的一尺来长的口子可就没法装了，这件衣服算是彻底废了。
我把自己关在隔间，脱了外套扔在地上。既然想要混出去，就不能让人一眼看出我是伤员，最好的办法无疑是扮医生。我指望着能等到个医生来上厕所，脱了白大褂往隔间门上一搭，到时候我一把顺走，穿在身上就可以大模大样地走出医院大门了。
我等了足有二十分钟，都不见一个医生进隔间上厕所。这个计划果然是太想当然了，我从隔间走出，在镜子前整理好仪容，挺起腰板忍着疼，快步走了出去。
怕被认得的护士看见，我特意绕开了先前那条走廊，往另一个方向去。一路上与好几个面色凝重的医生错身而过，面色如常却提心吊胆，终于有一个人停下来看着我问道：“你是？”
眼见躲不过，我从口袋里摸出名片夹，抽出名片递给他。
“你好我是上海晨星报记者那多，请问……”
他明显吓了一跳：“上海的报纸，晨星报？没怎么听过。”
然后他反应过来：“记者？你怎么跑进来的，外面不是看得很紧的吗？”
“那就是我的本事啦，请问一下这次……”
“别别别。”他连连摇手，“别问我，我回答你的话饭碗就没啦，你还是快点离开吧，会有正式发布会的，我们不能私下接受采访。”
“就一句，现在已经死了多少人？”
他快步走开，边走边说：“你快点出去吧，再这样我叫保安了，你别影响我们的抢救工作。”
“哦，好的。”我长出一口气，转身离开。
“喂，你在往哪里走，出医院该走那边！”
“哦，谢谢。”
走出急诊楼的时候，我觉得腰都要断了。一路经过医生办公室时，我都注意往里瞄，可惜没看到一件白大褂。刚才那个医生好打发，守在门口的那些门神可不好过。倒不是说我亮出记者身份他们会怀疑，我本来就是记者，再货真价实不过，可是他们绝对不会把一个混进医院不知采访了多少真相的记者就这么放走，肯定得请去喝喝茶做做客，变相限制一段时间的自由，免得出现一篇“失控”的稿件。那样对我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因为我有万分紧急的事情要去办，虽然我还是没能想起来，那是件什么事……
急诊楼的出口在医院大门的斜对角，我一眼就能看见守在大门口的那些便衣。好在他们的注意力都在外面，没人往里看。我猫着腰，尽挑他们的观察死角走，绕到了院墙下边。我抬头观察墙的高度，直接就愣住了。墙高两米多，以我这正痛着的腰伤，根本不可能翻得过去。但我不是因为这个楞，而是太阳。我一抬头，正瞧见了太阳。太阳的位置，意味着现在是……上午。
我摸了摸下巴上的胡子茬，原来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
我有种不太妙的感觉。
先不去管那么多，想法子出去再说。我的确翻不出去，这没关系，我只要能“翻过来”就行。
我挨着墙根偷偷摸摸潜行到离大门足够近的地方，大约二三十米的样子，用力往上一跳，下来的时候头朝里面往下一扑，“哎哟”叫了一声。
门口的那些“守卫”立刻被惊动了，但等他们转过头来的时候，看见的是一个好像刚从墙上跳下来的男人，从地上爬起来以后，正一瘸一拐地往急诊大楼跑。
毫无疑问，我立刻就被拦住，在被护送出去的途中，我还一直挣扎着大喊，我要找我老婆，我老婆就在医院里，我要知道我老婆有没有事这类的话。
被架出去之后，许多等着的记者围上来，被便衣们拦开。然后我被带到一边，有一个中年人跑来做我的思想工作，问我的情况。我说老婆坐在出事动车的最后一节车厢里，生死不明。他很是安慰了我一通，希望我配合。我自然配合，他高度赞美了我的通情达理，请我不要随便接受记者的采访，我连连说明白。其实我只是想赶紧结束这一切，好给郭警官打电话。
没错，我终于想起来了，就在那人要我留电话的时候。我把电话号码写给他，心里情不自禁地想，我的手机还在不，又或者在撞击中损坏了，我都一直没有检查过。然后，我就顺理成章地想起了出事前我在打的那通电话。想起了郑剑锋，想起了刘朝华，想起了D岛。
我的手机不见了。大概是在拼命飞奔时随手甩到什么地方了。我找了个路边杂货店打固定电话，背不出郭警官的号，辗转通过查号台打到上海公安局的总机，转特事科，留下我的名字和电话，请郭警官赶快回电。
十几分钟后，电话铃响起。拿起来，耳边响起郭警官急吼吼的声音。
“那多你还活着真是太好了。我查到你在那趟动车上，还以为你出事了呢。”
“脑震荡，刚醒过来，行李啊手机啊都没了。我昨天电话里和你说的事情，你通报给浙江警方了吧，现在郑剑锋应该被抓住了吧？”
“啊……”
我一听他这口气就急了：“什么情况，难道你没和浙江警方说，还是那边不相信？”
“你先别急，是这么个情况。昨天你电话断了以后，我就直接和那边联系了，把你的情报都说了。那边也说会立刻就布置下去。不过毕竟这消息源不算很铁，我也没法说得更清楚，所以在执行过程中，出了点小问题。”
“小问题？”
“就是出警的警局没有执行严格的保密，因为涉及的范围较大，警力较多，有点怨言，人多嘴杂……结果有个户籍警想起他的表弟渔民好像说起过这两天有人要雇船出海，就随手打了个电话问了一下。他表弟贪钱，没有直接报警，唉。”
“他带着郑剑锋他们出海了？”
“他倒还没这个胆子明知故犯，对警察说船早就租出去了，他自己没上船。警察今天一早查到他家的时候，船已经出海八个小时了。”
我不禁骂了句脏话：“那谁开的船啊。”
“不知道，总有一个会开的。船上一共三个人，郑剑锋和刘朝华之外，还有一个叫黄河的。船主说刘朝华对船的情况比较熟悉，像是会开，那个黄河做过几年海员，有海上经验，也可能会开。”
“那水上警察去追了没有，现在还没追上是吧？”
“追是追了，但船开出去这么久，那是在海上，很难。”
“调直升机呀，卫星定位呀。”
“他们保持无线电静默。船不主动报方位的话，基本不太可能找得到。”
“什么不可能找到，是不愿意动用那么大资源吧。”
那头苦笑一声，说：“用卫星去茫茫大海上找一条船，这不是愿不愿意动用资源的问题，民用的根本做不到，军用的能不能找到还是两说。”
我心头一急，忍不住就要不顾后果，告诉他郑剑锋身上有原子弹的事。
“但你也别急。”郭警官安慰我说，“他们是到不了日本的。”
“你怎么能确定？”
“船主说了，船上没有足够的油。本来前一天就要开船的，就是因为柴油不足，等着船主去买油，才拖了一天。船主说了警方会拉网排查，那三个人就急匆匆开船走了，但船上的油，连去D岛都只够单程，更别提去日本了。等到没油了船在海上漂着，他们就只能打开无线电呼救。”
“可是他们是在明知油不足的情况下选择提前出发，他们肯定有应对方案。”
“无非是在海上向其他的渔船借油。警方已经发出通告，不会有船借他们油的，而且一发现他们的船，立刻就要向警方报告。你就放心吧。”
郭警官安慰了我几句，让我等消息。此时此刻我也没有其他法子，只好接受他的安慰，但心里七上八下，总是不安稳。
真的没有其他方式搞到柴油吗？
通向“放弃 D岛”的反应链，已经被我成功切断了吗？
虽然我逃过了托盘的两次追杀，但心里对托盘的戒惧却越来越强。那种每一步都被算死的感觉实在太糟糕，让我轻易不敢言胜。
但无论如何，现如今渔船已经在茫茫大海上，我又能做什么呢，无非坐等消息罢了。好消息，或者，坏消息。
这样的无力感一生，所有的疲惫与伤痛顿时从每个毛孔冒出来。我想，我的脑震荡应该还没好全，整个大脑就像老牛拉破车，稍微一动就嘎嘎响，歇一下吧，从内到外地放松，等待最终结果。
我去买了个手机，补了张卡，然后打算去火车站买回上海的车票。开机之后，来了七条短短信，除开移动的地方欢迎短信，天气预告之类，还有四通来电提醒。其中三通来自同一个人——王美芬。
她又出来活动了？她的危险解除了？
说心里话我真想暂时什么都不理。但是不行，她打了我三个电话，肯定是有非常要紧的事。
我叹了口气，回拨过去。
“总算和你联系上了。”她劈头就说。
“我又逃过一劫，只丢个手机算好的了。”其实我的行李也都丢了，但好在钱夹还在。
“我知道，你居然能连续逃过托盘的算计两次，这简直称得上是奇迹了。”
“过一过二不过三，说实话要是托盘再来一次，我真没有信心能逃过去。”
“不会有第三次了。”
“怎么可能？喂食者协会打算放过我了？”
“当然不会放过你。我是说，你已经连续逃过两次托盘的算计，协会把你看作一个变数，决定不再仅仅依靠托盘，而是回归土办法。”
“土办法？你是说……”
“一个延续百年的秘密组织，不知经历过多少的变故，在托盘出现之前，你以为协会是用什么方式解决一些特殊问题的？”
“你是说拇指？”
“啊，对了，我和你说过的，就是拇指。最有力的，握刀的拇指。虽然拇指现在大多数时候的任务，只是涂黑公交站牌这类毫无难度的托盘指令，但是当碰上你这样的变数时，重拾老本行对他们来说也毫无难度。据我得到的消息，对你的灭口令，已经下达到拇指了。”
“灭口令？”
“是的，听上去毛骨悚然吧。拇指里面，可有的是专业的杀手。这和托盘的谋杀指令不一样，那个虽然难以防备，但因为太过精密，只要你的反应超出了托盘的预估，就能逃脱。可面对杀手，那就真正是不死不休了。”
“听上去，像是文的不成，就来武的。”
“你倒不担心？”
“担心有用吗？老实说，我宁可是活生生的人来杀我，也不要随时走在路上都担心天上会掉块石头把我砸死。那么你有更详细的情报吗，比如来杀我的有几个人，是男是女，都长什么模样？”
“我只知道针对你的行动已经开始了，你随时都可能遇袭。我现在还是不能用托盘的后门，没办法给你更多的帮助。现在我这边还是比较敏感，可能还需要几天，大概一周吧，一周后我会试着再进入托盘，到那时就可以给你帮助，在那之前，你可一定要挺住。”
“对了，D岛的事情，你查的怎么样了，有进展吗？”
“喂？”
“你怎么不说话，难不成是怕了吗？你先前不是自己说，宁可面对拇指，都不愿面对托盘。但是托盘出手两次你都活下来了，我对你有信心。”
“我要挂电话了。”我说。
“什么？”
“我想，拇指已经来了。”
十二、另一种方式
我站在乐清火车站售票大厅的一角和王美芬打电话。
我所站的位置，足以把整个开放式入口的情况一览无余。视野算不错，但我在打电话的时候，并没有分心，如果不是那个小小的变故，我根本不会警觉。
在售票大厅入口处，一直有两个男子在徘徊。看他们目光游离的样子，就知道是黄牛。进大厅购票的旅客，只要表现出一点迟疑不决，他们就会上去问一声去哪里，要不要票。
拇指的人后来据我观察一共有四个，都着便装，其中一个年纪颇大，四五十岁的样子，估计是头儿。我并没看见黄牛是怎么找上他们的，估计是他们在找我的时候，被黄牛误会了。于是黄牛就上去问要不要票，拇指们当然不要票，理都没理黄牛，这下子被无视的黄牛不高兴了，可能说了些不好听的话，然后拿手去拍中年人的胸口，被他旁边的年轻人一下子推开了。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注意到了这一幕。同时那中年人也看见了我。他指着我招呼同伴，我立刻就明白了他们的身份，这种时候，会出现在这里找我的陌生人，除了来杀我的拇指，还能有谁？
于是我马上结束了王美芬的通话。
两个气势汹汹的黄牛不知为何忽然蔫了下来，退开几步，原本我还指望着他们起更大的冲突，好趁机逃脱，现在只好另想法子了。
这里是人流极大的火车站，公共场合，拇指不会有胆子在这儿动手吧？
我和中年人的目光交错只是一瞬间的事，彼此都不能确定对方知道自己被发现了。
我收了电话，向他们走去。
中年人盯着我，那三个年轻人已经站好方位，把我的去路拦住。但我却并不看他，而是望向了那两个已经准备离开的黄牛。
“喂，有去上海的票吗？”隔了好几步我就出声问他们。
“有，有。一等座要不要，过会儿就开车了。”黄牛来了精神，其他那几个反倒愣住了。原本板着脸要迎我的也止住了脚步，都以为误会了。
“给我看看票，别是假的。”我凑到黄牛跟前说。
“怎么能是假的呢，别在这儿，我们出去说。”那黄牛瞧了那几个人一眼，压低声音说。
正合我意，我跟着黄牛往外走，经过一个“拇指”的时候，眼角余光瞥见他皱了皱眉。
“喂。”他和我打了声招呼，伸出一脚挡住我。
他想在这样的公共场合杀我吗，真出什么事能跑得了吗？我心里猜测着他们下一步的行动，脸上作茫然状望着他。
“你是……”
我猜他想问“你是哪多吗”，但我没给他机会。心里决定一下，伸腿就蹬在他脚踝上。
脚踝是最脆弱的地方，我用上了六七分力，没下死力的原因是怕用力过头动作收回得慢了耽误自己逃跑，但已经足够让他“嗷”一声痛叫着蹲下去。我飞快地从缺口逃走，两个黄牛都看呆了。剩下几个“拇指”倒反应很快，没人管那名伤者，都追着我跑。
我冲出售票大厅，冲出火车站，跑到广场上。没工夫回头，只看见周围人的眼神，我就知道后面的尾巴跟得很紧。心里惊叹于他们的胆子，这样的不管不顾，是觉得出了什么事情，都可以让托盘来擦屁股吗？
火车站总是治安最混乱的地方，所以也是警察照顾最多的地方。我跑到广场上，一眼就瞧见前面路边停了一辆警车。虽然我看不清楚车里有没有人，但还是往那儿跑去，希望能吓阻追我的家伙。
飞奔到警车前，驾驶位上坐着个警察，头仰着在睡觉。我回头见那三个人压根儿不减速狂奔而来，连忙猛敲车窗。
警察睁开眼睛，皱着眉头，把窗户降下来。在这短短的三秒钟里我有两次想继续逃跑，面对喂食者协会的庞大压力，警察也显得有点不开靠谱起来。就在这犹豫间，窗户降到了底，后面奔跑脚步声也已经清晰可闻。
“救命，后面的人想杀我。”我冲他大叫。
警察像是还没有完全清醒，有些茫然地看着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有人要杀我！”我嗓门大得周围的人都听见了，纷纷闪开，给追过来的三个人留出一条通路。
“怎么回事？”这警察说了句没用处的废话。
这种反应当什么警察啊！我在心里狠狠吐槽，后面追得最急的那个，已经伸出手抓我的肩膀，我矮身出腿，一下把他扫翻在地。
什么杀手，普普通通嘛。
才这样想着，后面那个合身一扑，把我压倒在地上，手肘卡在我脖子上，膝盖顶着我的胸口。
“停下，你们干什么！”警察从车里钻出来。
“警察！”压着我的那个大叫起来，随即被我扫翻那个也叫着爬了起来。
这反应也太迟钝了吧，那么大一辆警车停在眼前，才看见？我趁他分心，一拳揍在他下巴上，总算把我的脖子解脱出来。
“警察！”另一个吼着也扑了上来。
有些什么地方不对，等等，这意思是……
捂着下巴的那人从口袋里掏出警官证，冲着警车里下来的警官晃了晃。
我明白自己一定是误会了，放弃抵抗，立刻就被脸朝下摁在了地上。
“误会，误会了。”我歪着脸口齿不清地说。
这些警察应该是为了郑剑峰的事情来找我的吧，郭警官对他们说了消息源吗？可是他们干什么不好好穿上警服，结果让我误会了他们是拇指。
我被飞快地上了拷，这时落在后面的中年人才跑到，气喘吁吁地说“我就说他有暴力倾向吧。”
“通缉犯？”穿制服的警察好奇地问。
“你见过敲警车玻璃的通缉犯吗？”我没好气地说。
“那可说不准，还有上个月就有个通缉犯跑进派出所补办身份证被逮住呢。”他说。
“我是上海晨星报的记者。”
那警察本来还笑呵呵的，听我这么说，皱了皱眉，不再和我搭话。
便衣警察抓记者，他有太多种不想介入的理由，没人想给自己惹麻烦。
我和他说话的功夫，便衣就用步话机呼叫来一辆依维柯警车，专门关犯人的那种，我被推进去，两个便衣坐在我对面。
“老实点。”年纪轻的那个警告我，然后车开了。
我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因为这警车来得太快了，像是就停在不远处候着。但如果我没有袭警的话，难道这些警察也打算用这辆车来载我吗？对待一个和上海警方有交情的消息人，怎么都不该是这阵仗呀。
或者是恰巧附近有这辆囚车？不太可能吧。
我憋了一会儿，忍不住开口说：“把拷给我解开吧，刚才那是误会呀。”
没人理我，除了那个中年警察，其他两个瞧都不瞧我一眼。
“我这儿给你们道歉啦，对不起。”
还是没反应。
“我们这是去哪儿，派出所，要录口供吗，袭警？要不让我打个电话？”
这回有反应了，一个人凑过来，恶狠狠对我说：“别找不自在，听得懂我的话吗，闭嘴！”
“真不用这样吧。”我拷着的双手刚举了举，见那人把警棍抽了出来，连忙把手放下。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他重新坐正，翻着眼瞪我，极不友善，没有一点要和我说话的意思。
倒是旁边那个中年警察笑眯眯地瞧着我。我冲他笑笑，琢磨着该怎么从他身上找突破口，他却开口说话了。
“还认识我吗？”
我仔细地打量他，迟疑地摇了摇头。
真没印象。
“我们可是老朋友了。”
“您……怎么称呼？”
“冯征。想起来了吗？”
“好像在哪儿听到过似的。”
冯征摇了摇头，脸上的表情有些奇怪。
“冯医生，这个称呼，让你想起来了吗？”
“冯医生？”我有点糊涂了，“您是法医？”
他再次摇头，这一次我读懂了他的表情，那是遗憾和惋惜。
“我们一共见过六次。”
“这绝不可能。”我大声叫起来。
一个见过六次的人，我怎么可能认不出来。我可还没到老年痴呆的年纪。
“你是不是最近都没有服药？”冯征问我。
“什么药？”我莫名其妙。
他叹了口气，不再说话了。
我心中的忧虑越来越重，事情似乎在往我无法预料的地方滑去。
警车开到了目的地，驶入大门的时候，我瞥到一眼，这根本不是什么派出所，而是一家精神病院。因为精神病这个词的刺激，我一下子记起了冯征的身份，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但听说归听说，我在之前的的确确没有和他见过面啊。
我被推下车，坐在副驾的便衣说，冯老师你和我一起去医院办公室，把他病情和这里的医生交待下。
我正被推搡着往里走，这句话一入耳，就猛地一个激灵。
这是把我当精神病给抓起来了！
全明白了。
所谓灭口，原来有另一种办法，虽然暂时留了我一条命，但这灭口的效果，却要比肉体毁灭来得更有效。
我不知道这个冯征是不是拇指的人，但他必定是喂食者协会的一员无疑。国内首屈一指的心理学家，这符合喂食者协会吸收会员的标准。
一个顶尖的心理学家认定一个人是精神病，是不是非常权威？
我在过往的采访经历中，碰到过许多例因为各种原因，被误当成精神病，强制关进精神病院的案子。哪怕精神再正常的人，一进精神病院，都不可能短时期被放出来，通常得几年，甚至十几年。因为你所有的抗争、申辩，都会被视作精神病发作，没有人听你说话，被护士觉得狂躁了，就是一针镇定剂下去。越是觉得委屈，越是要和医生说个清楚，就越是会被当作精神病，且病情严重。什么时候认命了，不吵不闹了，配合治疗了，什么时候才可能出院。
所以只要冯征认定，我头上这顶精神病帽子就摘不掉了。回想在车上和他的对话，我明白拇指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不会给我一点活路。什么叫做和冯征见过六次？显然拇指杜撰出了我的精神病史，更虚构出我在冯征处做过六次心理治疗！我打赌连病历卡治疗记录之类的东西都已经备齐了，时间上也必然严丝合缝，选的一定是我提不出不在场证明的时间段。
那么拇指为什么要把我钉死成一个精神病患者？不得不承认，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法子。一般来说，灭口和杀人等义，所谓杀人灭口是也。但其实这种肉体毁灭方式，在“灭口”这个意义上说，并不十分稳妥。即便真的杀死了目标，也可能因为遗书、录音等等手段，而暴露了想要隐藏的秘密，更不用提杀不死目标的后果了。
但如果我成为一个精神病，那么不管我再说什么，全都不管用了，因为那就是一个精神病人的痴语，根本不足采信。尤其喂食者协会这个秘密本身，就离奇得很，我要是现在四处宣扬，反倒坐实了我的精神病。
好一招绝户计。
只是拇指也太小看了我的目标。他们没有想到，我为的不是把喂食者协会的秘密公之于众，而是要彻底摧毁这个组织。言语的力量总归要比行为苍白得多，我原就不打算四处乱说。不对我肉体毁灭，或者把杀我作为第二步计划，实际上给了我喘息之机。
但不论如何，我不能被关在这个精神病院里。
想明白这些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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